内容提要：由余评价秦人工程“使人为之，亦苦民矣”，战国时人言“秦人好兴事”。秦统一之后兴建的著名工程，则有长城、阿房宫、骊山以及驰道、直道等。后世史论、政论或认为，秦工程规模之大，致使人力资源的扼杀式消耗、社会民生的摧毁性损伤、经济秩序的全面化破坏，是引发秦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迹象表明，秦大型工程是以军事化形式组织和管理，显示出极高的效率。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尤其是民众的生命成本，则体现出惊人的残酷。汉初营建非常重要的营造项目亦多注意工程规划的合理与人力动员的收敛，对秦政相关内容取“拨乱反正”的态度，体现出历史走向进步的趋势。

关键词：秦朝/ “秦人好兴事”/ 工程/ 效率/ 生命成本/ 

作者简介：王子今，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25年第1期 第1-10页

标题注释：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兰台学术计划”)“中华文明起源与历史文化研究专题”委托项目“中华文化基因的渊源与演进”(20＠WTC004)；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秦汉社会下层劳动生活研究——以出土文献为中心”(G1924)。

*本文写作得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焦南峰及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教授张德芳、李迎春的帮助，谨此致谢。 秦人有喜好发起大型工程的传统。秦统一之后大型工程的兴建与实施，以长城、阿房宫、骊山以及驰道、直道等最为著名。当时执政阶层中已有人认识到，社会反抗的激烈与此相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①秦工程的宏大规模和密集频度，致使人力资源的扼杀式消耗、社会民生的摧毁性损伤、经济秩序的全面化破坏，后世史论家与政论家或以为是引发秦王朝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有诸多历史迹象表明，秦大型工程很可能是以军事化形式组织和管理，显示出非常高的效率。但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主要是承负堪称“事苦”的“作”的普通民众的生命成本，体现出惊人的残酷。汉初营建非常重要的营造项目亦开始注意工程规划的合理与人力调用的限度，尽力减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对秦政严酷导致“天下多事”“百姓困穷”“残虐以促期”的情形②，取“拨乱反正”的态度③，体现出历史的进步。 一、“劳神”“苦民”：秦工程的重要特点 戎王使节由余访问秦国，秦穆公安排其参观秦工程建设成就。对此，《史记·秦本纪》记载：“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④当时“戎王”“使由余观秦”，有考察秦国情与国力之意。“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表明由余应当能与秦人正常对话。⑤所谓“示以宫室、积聚”，即宣示其富足。“宫室”“壮丽”可以“重威”。⑥而“宫室、积聚”，实乃秦大型工程建设的营造成就。 由余“劳神”“苦民”的感叹，既是对“宫室、积聚”规模与等级的赞赏，言语间似乎也潜含着对“使人为之”致其“苦民矣”的婉转批评。 秦穆公向戎王使臣由余炫耀秦工程成就，对方考虑到人力成本，不免发出“苦民”的感叹。其实，“苦民”与“劳民”彼此接近，故在《史记》中都是作为重要主题予以关注和说明的。⑦司马迁记述，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宣布：“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⑧可知先秦以来君主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形态，乃是排斥或摒弃“劳民”政策的。所谓“民不劳苦”，与行“苦民”“劳民”之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劳民”应有其一定的合理的历史品量。至于是否“劳民”，以及在怎样的情形下可以有限度地“劳民”，而尽力使得“民忘其劳”，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有效消减因“劳民”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及影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这样的书写：“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劳之。《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⑨以“先之，劳之”，即“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劳之”的策略方式努力做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当然是体现出政治智慧的比较高明的执政手段。而更高等级的行政方式，是所谓“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这里所说的“教”，相比于所谓“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而言，也就是“悦以使民”要更为高超。 对秦史多有深刻理解的司马迁，对于“劳民”现象，每每多有反思。汉武帝致力进取扩张的时代，曾经用心经营西南夷，用政峻急，于是导致巴蜀地方的民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了“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进言发表的如下意见：“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⑩所谓“士卒劳倦，万民不赡”，“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当然就是典型的“劳民”。后来，汉武帝及时醒悟，有所纠正，对已有政策予以适度调整。司马迁曾以“郎”的身份受命往西南夷地方考察，他保留的这些文字，有实地观摩和亲身体验的感觉基础。(11)相关认识，体现出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民本原则。其亲民的情感倾向，也体现在对秦史的记述中。究其原由，不能忽略他早年参与劳动生产、生活的实践。(12) 所谓“士卒劳倦，万民不赡”“百姓力屈”的负面民生记录，其中“劳倦”的“倦”，可以与司马迁肯定成功政治的“使民不倦”“使人不倦”形成对比。《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13)《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4) 《史记·乐书》阐发有关“乐”的文化理念，就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艺术与民生、音乐与世情等方面的关系发表了如下论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考察音乐的政治学效应，可以区分“治世之音”“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音，与政治情势和社会秩序有关。《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所以，司马迁直接引用《礼记·乐记》之语：“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对于所谓“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张守节《正义》曰：“角音乱，其声忧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乱，其声哀苦，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劳也。”“羽音乱，其声倾危，由君赋重，其民贫乏故也。”(15)所谓“其民怨”“其事勤”“其财匮”皆由自于“其君骄”“其臣坏”。这里，一旦出现“五者皆乱，迭相陵”，势必将导致生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此政治史的演进路径即将逼近“国之灭亡”了。而所谓“其事勤”，即“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劳”，当然就是“劳民”。(16)

秦政“苦民”之倾向，与立足儒学民本原则的德政主张是明显对立的。儒家基本理念对“役”的过度征发秉持批判态度。从维护正常的农耕经济秩序的角度来看，所谓“民患上力役”(17)，是儒学社会文化观的共识。而“劳民兴役”(18)，“妄兴繇役以夺民时”(19)，则被看作是严重危害社会的情形，坚持儒家观点的史论家和政论家亦认为如此会使生态失常，导致灾变。如《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即说：“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20) 二、“秦人好兴事”之传统 战国时人所谓“秦人好兴事”之语，是对秦工程追求与工程效率的评价，且其说关涉秦文化之传统。 郑国渠，是秦地关中兴修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史记·六国年表》记述了“作郑国渠”事。(21)《史记·河渠书》记载：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22)，并北山东注洛(23)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24)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25)，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26) 韩国面对秦东进攻势，所谓“欲罢之，毋令东伐”，裴骃《集解》引如淳曰：“欲罢劳之，息秦伐韩之计。”郑国的“水工”身份，裴骃《集解》引录韦昭的解释：“郑国能治水，故曰‘水工’。”(27)《汉书·沟洫志》沿袭《史记·河渠书》的记载，而文句略有不同：“……其后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对于所谓“欲罢之，无令东伐”，颜师古注：“如淳曰：‘息秦灭韩之计也。’师古曰：‘罢读曰疲，令其疲劳不能出兵。’”对于所谓“中作而觉”，颜师古注：“中作，谓用功中道，事未竟也。”对于“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锺”，颜师古注：“注，引也。阏读与淤同，音于据反。填阏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咸卤之田，更令肥美，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28)所谓“欲罢之”“欲罢劳之”，也就是试图使秦民“罢”“罢劳”。

《史记·李斯列传》也说到郑国渠工程所导致的政情变化，因“韩人郑国来间秦”，于是“逐客”：“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于是，“斯乃上书曰：……”遂有千古名文《谏逐客书》面世。关于“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事，张守节《正义》写道：“郑国渠首起雍州云阳县西南二十五里，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傍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以溉田。又曰韩苦秦兵，而使水工郑国间秦作注溉渠，令费人工，不东伐也。”(29) 郑国渠工程的成功对于秦国农耕水准的提升、经济实力的扩展、军事强势的增益，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秦的统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秦实现统一，技术条件方面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30)而所谓“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所谓“使水工郑国间秦作注溉渠，令费人工，不东伐也”，都说明了郑国渠作为秦地宏大工程的历史事实。郑国渠工程的完成，既体现了秦政的效率，所谓“费人工”，也必然对秦国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形成深刻影响。 韩人设想“欲罢之”“欲罢劳之”的目的应当是实现了。不过，“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31)。而秦人对工程的总体评价，大约看重“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以及“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的经济实力。对于民众“罢之”“罢劳之”的代价，似乎并不以为不合理，于是有“因命曰郑国渠”的决策。(32) 三、秦始皇陵工程营造效率的计量史学考察与劳役人员墓地发现 关于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史家表述不一。通过秦陵封土的文献记载与现存规模测定，可推知大致的土方量。由《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秦始皇入葬时间“九月，葬始皇郦山”，及秦二世言“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于是“复作阿房宫”(33)，以此可以推知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的工期。参考《九章算术》关于掘土、运土、夯土的“程”即工程人员的劳动定额，可以推知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大致在70万人左右。(34) 秦陵工役人员在秦末政治危机严重时，因章邯建议“授兵”，得以迅速组织成强大的军团，击退入关反秦军之后，又在定陶之战中击败楚军，遂使名将项梁战死，又围攻赵军。由“骊山徒”仓促集结组成的部队表现出甚强的战斗力，说明秦工程的组织取军事化方式。(35)

所发现19人的瓦文墓志，其中计有标志刑徒籍贯的地名14个，分别属于原三晋、齐、鲁和楚国故地。在现场进行勘查、清理的考古工作者指出：“瓦文与记载相互参证，说明修建始皇陵的大批刑徒，都从原山东六国诏调而来。”(36)不过，陕西临潼赵背户村所发现的秦陵劳役人员墓地，瓦文墓志显示死者有“居赀”身份，应当并非简单的“徒”。高炜在《秦始皇陵的勘察与发掘》中指出：“瓦文所载十九个死者中，有十人系服居赀劳役，其中有爵位的九人，包括公士三人、上造一人、不更五人，分别属于秦爵中的一等爵、二等爵和四等爵。未注明服役性质的九人中，有上造、不更各一人。”据分析，“‘居赀’劳役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服劳役的形式去偿付赀赎的款项(罚款)或赎免所犯的过错；一是用服劳役来抵偿所欠官府的债务。严格地说，‘居赀’服役者并不等同于刑徒。但是，这批墓葬中埋有相当多的‘居赀’服役者，他们同样被输往骊山筑陵，除了在是否带刑具等待遇上可能与刑徒存在某种差别外，实际上与刑徒的命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笼统地称之为刑徒，并无不可”。章邯在暴动武装进入关中形势严重时说：“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37)即统称之为“郦山徒”。“秦始皇兼并六国以后，曾经动用数十万刑徒修筑骊山，在筑陵工程中被迫致死的决不在少数。”已发掘的墓葬形式均为长方形土圹，“一个土圹一般埋二三人，也有埋一人或多至十数人，三十二座墓共埋一百人”。“仅见瓦棺一具，此外都没有葬具和随葬品，在部分尸骨上覆盖着当时的板瓦、筒瓦残片。”(38)埋葬方式之简陋，体现出其等级之低下。而以秦人通行葬俗屈肢葬入葬，说明其本身的文化传统已经被强制割断。古代风俗中传统最为明朗，延续最为长久的莫过于葬俗。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劳役人员墓葬的葬式大多与秦人墓葬东西方向的传统相一致，出土骨架100具，仅有4具为仰身直肢葬，绝大多数为蜷曲特甚的屈肢葬，与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屈肢葬的蜷曲情况相同。这种现象，应该理解为来自关东地区的役人在专制制度下生前备极劳苦，死后仍被迫以秦人风俗就葬。(39)“经初步鉴定，死者大都是男性青壮年，另外有个别的妇女和小孩。其中六具尸骨可明显看出是杀戮后掩埋的。”(40)这种“杀戮”，或许表现出工程施工强制性管理的残厉。 《博物志·地理考》：“始皇陵在骊山之北，高数十丈，周回六七里。今在阴盘县界。此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其功力或隐不见。如骊山水泉本北流]，障使东西流。又此山名运取大石于渭北渚。故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金陵余石大如塸。’[今陵余石，大如覆]土屋。其销功力皆如此类。”(41)《太平御览》卷559引潘岳《关中记》曰：“秦始皇陵上骊山之北，高数十丈，周回六七里，今在阴盘界。此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也。其用功力，或隐而不见者，骊山泉本北流者，皆陂障使西流。又此无大石，运取于渭北诸山。故其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42)

张华《博物志》及潘岳《关中记》均著成于西晋，或真实地保留了秦史的相关信息。所谓“千人唱，万人钩”，“千人一唱，万人相钩”，记述了群体劳作时以劳动号子协调动作的情形。在运输途中的石材有所发现，如西安阎良发现的秦代石材建筑构件。有研究者认为，相关遗物“应是在今富平北山开采石料后，按照工程所需，提前规划好不同构件所使用的位置，在开采地修整成形，而后直接运送至陵园建设地”。并指出：“此石刻对工匠、尺寸、输纳方位的记述，显示了秦始皇帝陵建设具有完备的工程规划和标准化的程序管理。”(43) 秦始皇陵“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以及“其功力或隐不见”，或言“其用功力，或隐而不见”的说法，当符合历史事实。所谓“如[骊山水泉本北流]，障使东西流”，或说“骊山泉本北流者，皆陂障使西流”，都已经得到考古研究证实。秦代石材建筑构件的发现与说明，也符合秦始皇陵物探考察所得地宫为石室结构的认识。(44) 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的记载，1981年已被考古学者和地质学者用新的地球化学探矿方法——汞量测量技术测定地下汞含量的结论所证实。(45)2003年，秦始皇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再次验证了地宫中存放着大量水银”，“再次验证了历史文献上关于地宫存在高汞的记载”。考察收获告知我们：“汞异常的范围基本上围限在上述重力异常推断的地宫开挖范围之内，即只在地宫的范围内观测到明显的汞异常，这对推断汞异常来自地宫增添了依据。”“本次测量同样是封土堆中心的东部和南部异常强，北西侧最弱。”该报告还提示我们，“再注意一下汞异常的强弱变化——北西侧基本无异常显示，北东侧最强，南侧次强，与我国水系分布的多寡有对应关系”(46)。《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对于“地宫中存在高汞”作了这样的说明：“2003年与1981年测量的成果一致，封土堆中部发现了明显的高汞异常现象，这与《史记》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的记载一致，表明地宫内存在大量的水银。”考古报告注意到，“此次勘测封土堆东南部汞异常强，北西侧异常弱。并进行了壤中气汞测量，还测试了土壤汞的热释谱。土壤汞量测量反映的是自建陵至今土壤累积吸附的结果，气汞测量反映的是当前土壤中气体的含汞量。壤中气汞测量和封土堆土壤中的汞热释谱表明，汞主要是吸附态低温汞——即来自地宫深部的外来汞，而非封土中本身的汞，有可能地宫中以汞造就的‘江河、大海’还没有干涸”(47)。从地宫汞异常的分布方位看，“东部和南部异常强”的情形，正与中国海洋的空间方位大致对应。(48)

秦始皇陵营造的神秘理念和复杂形制，也都可以证实秦始皇陵“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以及“其功力或隐不见”，或言“其用功力，或隐而不见”之说，是真确无疑的。 四、“筑长城”“通直道”与“恬罪固当死矣” 秦始皇时代进行的大型工程，包括宫室建筑和帝陵建筑的“营作”。《史记·秦始皇本纪》多以所谓“作”保留了工程史的记忆。例如，“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焉作信宫渭南”，“作甘泉前殿”，“作琅邪台”，“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作宫阿房”，“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复作阿房宫”，“作宫室以章得意”，“更始作阿房宫”，“郦山未毕，复作阿房”。(49)其实，虽未称“作”却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大型工程，还有长城工程和直道工程。 秦名将蒙恬曾经主持北边抗击匈奴的长城工程与将长城防线与国家政治军事指挥中枢联系起来的直道工程，可以推知其组织形式当具备军事化特征。贾谊《过秦论》言：“(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50)《史记·六国年表》：“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51)《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52)《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53)蒙恬“筑长城”“通直道”，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 不过，蒙恬虽负责完成了宏大工程，最终却被冤死。《史记·蒙恬列传》记载，杀害蒙毅之后，“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蒙恬自辩无效，“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名将蒙恬的英雄生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点：“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54)蒙恬感叹他主持的国防军事建设工程“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以为此乃自己之罪，“固当死矣”。由此可见，“绝地脉”被看作是非常严重的罪愆。 司马迁除前引以为“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的评论之外，还说道：“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55)这就明确指出，蒙恬之“罪”不在“地脉”，而在“人文”(56)，在“天下人心”。

对于蒙恬“绝地脉”事，后人有诗作从另外的角度评判：“长城三十万人夫，版筑罢劳骨已枯。万里尝忧绝地脉，丁夫命绝亦知无?”(57)此语言明蒙恬本人和感叹蒙恬英雄悲剧的人们多谈论“地脉”之“绝”，却往往忽略了“丁夫命绝”的惨痛的历史事实。(58)司马迁所谓“天下人心”，表现在“长城三十万人夫”之“版筑罢劳”乃至“命绝”的沉重苦难。对于蒙恬不能“振百姓之急”而“阿意兴功”，修建“长城”“直道”工程的罪愆，司马迁甚至以为“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显然表达了相当严厉的历史批判和道德谴责。(59) 五、生命：秦工程的社会成本 言及秦始皇时代所兴建的大型工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60)《资治通鉴》卷7“秦始皇三十五年”记载“写蜀、荆地材”，胡三省注：“康曰：写，四夜切；舍车解马为写。或作‘卸’。余谓此非舍车解马之‘卸’，即前写放宫室之‘写’。读如字。”(61)关于“北山石椁”，《资治通鉴》卷14“汉文帝前三年”：“以北山石为椁。”胡三省注：“师古曰：美石出京师北山，今宜州石是。”(62) 秦始皇陵工程劳役人员墓地除赵背户村遗址以外，还有其他发现。死者均掩埋草率，葬式简陋。这些历史迹象都表明，秦大型工程导致民力伤耗十分严重。 关于秦始皇陵工程，《史记·秦始皇本纪》还有如下记述：“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63)对于为了防止盗掘，担心“臧皆知之”的劳役人员泄露地宫形制和随葬品信息，甚至残杀“工匠”。严格说来，这样的生命牺牲虽非直接的工程营造成本，却是符合在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下严厉控制“知”与“泄”的要求的。(64) 《汉书·匈奴传下》载严尤谏王莽曰：“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65)《汉书·武五子传》赞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卢(颅)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由是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秦将吏外畔，贼臣内发，乱作萧墙，祸成二世。”(66)这里都说到“筑长城”与“祸成二世”“以丧社稷”的关系。而所谓“中国内竭”，所谓“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卢(颅)相属于道”，无不突出说明秦长城工程修筑与普通民众死难有直接关联。秦长城，是秦代社会承担苦役，以致“中国内竭”“死人”“暴骨”的最具代表性的宏大工程。其历史记忆之深刻，以致民间出现了传播久远的孟姜女故事。顾颉刚曾指出：“孟姜女的故事”“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三国时陈琳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已经以夫妇之情诉说“悲苦”：“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所谓“长城下”的死者，或是戍卒。然而，“唐代王翰作此曲”则写道：“回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顾颉刚写道：“谁人是逞了自己的野心而造长城的?大家知道是秦始皇。谁人是为了丈夫惨死的悲哀而哭倒长城的?大家知道是杞梁之妻。”于是，“这两件故事由联想而并合”。正如“唐末诗僧贯休的《杞梁妻》”所述：“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67)

主父偃说：“(秦)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68)，从而指出长城防务致使“死者不可胜数”。伍被言，秦时“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69)，其所论兵役与工役“常数十万”共同承担营造“东西数千里”“筑长城”事，也指出了造成“死者不可胜数”的生命牺牲——“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 六、汉初对秦政的反思与工程方式的“拨乱反正” 汉初之人大多经历了秦汉王朝交替，体验过秦颠覆的历史巨变，往往对秦政之得失有所思考。秦“作阿房之宫”以及“治直道、驰道”的工程，甚至直接导致了秦王朝统治的危局。据《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时代，“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傜无已。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70)。阿房宫和直道、驰道等大型工程的连续兴建，致使正常的农耕生产秩序被扰乱，“赋敛”日益沉重，“戍徭”持久无期，终于导致天下“叛秦”。贾谊《过秦论》说，秦二世即位，没有把握好调整行政方向的历史机会，“而重之以无道”，“更始作阿房宫”，“吏治刻深”，尤其是“赋敛无度”，导致政治危机更为严重，于是“天下苦之”，“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此系直接将秦大型工程营造视为引发秦末社会严重危机的起因之一。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大段引录贾谊的话，又赞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71)显然，他对“贾生”有关“作阿房宫”等工程与“天下苦之”“天下响应”的历史逻辑的“推言”，是高度赞同的。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录伍被语言明秦政的教训：“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72)《汉书·食货志上》亦对秦覆亡的历史有所总结：“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73)这里特别指出了“内兴功作”与秦王朝衰亡、“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的关系。此外，《汉书·刘向传》还有更为直接的说法，即“天下苦其役而反之”(74)。毋庸多言，诸如以上认识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记取秦王朝短促而亡的教训是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形成的共同政治理念，“拨乱反正”则成为汉初对秦政批判与反思之后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通行用语。《史记·高祖本纪》：“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75)《史记·三王世家》：“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76)《汉书·武帝纪》：“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77)《汉书·礼乐志》：“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78)《后汉书·荀悦传》：“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79)也说汉初“拨乱反正”，建国创业的功绩。 不过，也有只言“拨乱”的语例。例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80)《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81)《汉书·刑法志》：“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82) 此外，还有使用“拨乱世反之正”语例者。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83)此系司马迁将之作为儒学文化指向。《韩诗外传》卷八：“申伯、仲山甫可谓救世矣。辅相宣王，拨乱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庙复兴。”(84)此系追述前世的政治功绩。 汉人基于对秦政的反思，在工程方式方面的“拨乱反正”，于汉初即有明朗清晰的历史表现。 萧何营建长安宫室，因形制“壮甚”“过度”曾激怒刘邦，遭到严厉斥责：“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5)汉并天下之后，大一统王朝都城长安城墙的修筑，以及工程的组织形式和施行节奏，都与秦时完全不同。《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孝惠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初作长安城。”(86)工程启动并不急促，工役组织也取缓和的方式。《汉书·惠帝纪》：“(元年)春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87)在此四则工程史记录中，所“发”即以行政方式调用工程劳作者身份比较明确者，可见第二则“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第三则“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第四则“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均未出现“卒”的身份。(88)其所谓“男女”的征调，说明组织方式应当是比较松弛的。工期多在“春”季，且“三十日罢”，显然有所节制，应系考虑到工程施行不宜影响农时，兼顾农作。对劳作人员的数量，也有所控制。《稽古录》卷十二：“(惠帝三年)春，大发民城长安。”“(五年)春，发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秋，城成。”(89)相比于“发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只超过一千人，“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即言“大发”，语嫌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对于“发男女”“城长安”的工役员额的征调是比较慎重的。而皆言“三十日罢”，役期显然也有所限定。宋人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九“汉孝惠帝五年”：“九月，长安城成。”“《解题》曰：今年正月，再发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复城其半，则城既成矣。书于九月者，至是余功始毕也。但书城成，不书有所调举者，余功至微，有司之所能具，役不及民也。”(90)长安“城既成”，“余功始毕”，竟然无所“调举”，“役不及民”。

以上既是由汉初政治风格“休息乎无为”(91)“务省繇费以便民”(92)及“省繇赋”(93)等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也堪称对秦王朝工程施行方式的“拨乱反正”。而汉文帝“露台”工程计划的放弃即所谓“露台罢营”(94)，更是典型例证。“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其陵墓营造，也务求俭省，“治霸陵”，“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95)，也与秦始皇陵工程所谓“骊山之作”致使“天下苦其役而反之”(96)，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汉武帝时代虽有一系列重大工程启动，如建章宫工程、昆明池工程、漕渠工程、褒河漕运工程等，但都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机的历史记录。汉长城也随着疆域扩张有新的大规模建设。当时的朔方以北，曾修筑多道长城。(97)《汉书·匈奴传上》：“句黎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98)河西则“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99)，而且又向西延伸。以甘肃境内为例，秦长城“全长409千米”，汉长城“全长1457.5千米”(100)，河西四郡的长城工程，在短时期内完成，建设了相对完备的城防系统，实现了隔绝北胡南羌，同时护卫东西通道的军事作用。(101)然而，河西长城的短期筑成，以及军备系统的全面完善，似乎并未出现或造成秦“筑长城”所引致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差异，或许显示了汉王朝在行政控制和军事管理方面的历史进步。 秦汉工程规划与实施的比较研究，是一项很有必要作深入考察和研判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1页。

 ②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4、292页。

 ③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页。

④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第192页。

⑤参见王子今：《古晋语“天开之”索解──兼论秦晋交通的早期发展》，《史志研究》1998年第2期。

⑥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5页。

⑦参见王子今：《〈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河北学刊》2023年第4期。

⑧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22页。

⑨司马迁：《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第2191页。

⑩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9页。

(11)王子今：《秦汉史学家的边政实践与边疆学认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

(12)王子今：《童年司马迁的“耕牧”生活》，《人民日报》2018年6月27日。

(13)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42页。

(14)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94页。

(15)司马迁：《史记》卷24《乐书》，第1181页。

(16)王子今：《〈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

(17)班固：《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第1434页。

(18)班固：《汉书》卷27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386页。

(19)班固：《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第1319页。

(20)班固：《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47页。

(21)司马迁：《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751页。

(22)司马贞《索隐》：“小颜云：‘中音仲，即今九嵕山之东仲山是也。邸，至也。’瓠口即谷口，乃《郊祀志》所谓‘寒门谷口’是也。与池阳相近，故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也。”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中山一名仲山，在雍州云阳县西十五里。又云焦获薮，亦名瓠，在泾阳北城外也。’邸，至也。至渠首起云阳县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

(23)裴骃《集解》：“徐广曰：‘出冯翊怀德县。’”

(24)司马贞《索隐》：“《沟洫志》郑国云‘臣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代之功’是也。”

(25)司马贞《索隐》：“溉音古代反。泽，一作‘舄’，音昔，又并音尺。本或作‘斥’，则如字读之。”

(26)司马迁：《史记》卷29《河渠书》，第1408页。

(27)司马迁：《史记》卷29《河渠书》，第1408页。

(28)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第1678页。

(29)司马迁：《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41页。

(30)参见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31)司马迁：《史记》卷29《河渠书》，第1408页。

(32)王子今、郭诗梦：《秦“郑国渠”命名的意义》，《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3)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5、269页。

(34)王子今：《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论证》，《文博》1987年第1期。

(35)王子今：《论“郦山徒”“授兵”：秦大型工程的军事化营作》，《秦汉研究》第17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

(36)始皇陵秦佣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

(37)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70页。

(38)高炜：《秦始皇陵的勘察与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四章《秦汉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89页。

(39)王子今：《秦王朝关东政策的失败与秦的覆亡》，《史林》1986年第2期。

(40)高炜：《秦始皇陵的勘察与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四章《秦汉时代》，第389页。

(41)张华：《博物志》卷6《地理考》，唐子恒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71-72页。

(42)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28页。

(43)孙伟刚：《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9年第1期。

(44)参见刘士毅主编：《秦始皇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年。

(45)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第7期。

(46)刘士毅主编：《秦始皇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第26-29、58页。

(4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48)王子今：《论秦始皇陵“水银为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49)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9、241、244、256、269、271、284、292页。

(50)贾谊：《过秦论》，《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0页。《史记》卷48《陈涉史家》“弯弓”作“贯弓”，第1458页。

(51)司马迁：《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757页。

(52)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53)司马迁：《史记》卷88《蒙恬列传》，第2566-2567、2570页。有关秦人开通的另一条道路的记述，也出现“堑山堙谷”字样：“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县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无由入，乃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以遗蜀。蜀侯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堑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寻道伐之，因号曰石牛道。’”《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39页。

(54)司马迁：《史记》卷88《蒙恬列传》，第2570页。

(55)司马迁：《史记》卷88《蒙恬列传》，第2569-2570页。

(56)言蒙恬故事，以“地脉”和“人文”对应者，有元人陆文圭《赠笔生林君实》诗“将军绝地脉，乃解开人文”句(《墙东类稿》卷15，清光绪二十一至三十三年武进盛氏思惠斋刻宣统间汇印《常州先哲遗书》本，第453页)。此“人文”，指发明“蒙恬笔”传说。

(57)叶朱：《古筑城曲二解》之二，《新安文献志》卷50，明弘治十年祁司员刻本，第1412页。

(58)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9)王子今：《〈史记〉书写的秦工程史》，《月读》2020年第8期。

(60)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61)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5页。

(6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460页。

(63)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5页。

(64)参见王子今：《论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内在封闭性》，《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秋季卷。

(65)班固：《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24页。

(66)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第2771页。

(67)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顾颉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0、373-374、372页。

(68)司马迁：《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4页。

(69)司马迁：《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第3085页。

(70)司马迁：《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3页。

(71)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76页。

(72)司马迁：《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第3085页。

(73)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26页。

(74)班固：《汉书》卷36《刘向传》，第1954页。

(75)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92页。

(76)司马迁：《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09页。

(77)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第212页。

(78)班固：《汉书》卷22《礼乐志》，第1030页。

(79)范晔：《后汉书》卷62《荀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02页。

(80)司马迁：《史记》卷16《秦楚之际月表》，第759页。

(81)班固：《汉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第677页。

(82)班固：《汉书》卷23《刑法志》，第1108页。

(83)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84)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670页。

(85)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5页。

(86)司马迁：《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22页。

(87)班固：《汉书》卷2《惠帝纪》，第88-90页。

(88)王子今：《秦汉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区交通工程考古略说》，《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

(89)司马光：《稽古录》，清嘉庆十年虞山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第170页；《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第52页。

(90)吕祖谦：《大事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71页。

(91)司马迁：《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412页。

(92)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22页。

(93)班固：《汉书》卷5《景帝纪》，第151页。

(94)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述赞》，第439页。

(95)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33页。

(96)班固：《汉书》卷36《刘向传》，第1954页。

(97)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在“秦汉长城”以北又有“汉外长城南线”和“汉外长城北线”。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59页“内蒙古自治区秦、汉遗存图”，第64-65页“内蒙古自治区战国、秦、汉、北魏长城遗存图”。

(98)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6页。

(99)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2页。班固《汉书》卷61《张骞传》：“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第2695页。《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第3876页。

(100)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文物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53页。

(101)王子今：《“隔绝羌胡”与“通货羌胡”：丝绸之路河西段的民族关系》，《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