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经济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王松，谢富胜.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的三个维度——基于数智时代生产过程变革的分析[J].经济纵横，2026（6）：12-23.
摘要：场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组成，场景兴起深刻反映了创新范式的发展与演变。场景是一个具有系统集成性的新概念，在创新、转化、生产、市场等环节分别通过创新触发机制、技术验证机制、产业培育机制、需求牵引机制发挥作用。场景开发和应用在我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创新布局中起着重要的“发生器”作用，但也存在有效场景供给不足、资源整合难度大、中小企业参与不足、场景治理体系滞后等问题。更好地促进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需要在加强顶层引领与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强化多元化高质量场景供给、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生态、优化场景治理监管等方面创新施策。
关键词：场景；创新触发；市场开发；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一、引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数智时代，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一趋势正在引发社会生产的系统性变革，内在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进步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自科学技术创新和应用。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近现代以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经历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促进生产力发生质态革命，孕育产生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时代。数智技术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并非简单的信息化、网联化，而是对社会结构和价值创造的深层重塑。基于网络平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进一步拓展，要求生产组织具备响应个性化需求的能力。网络、数据、算法为传统生产要素赋能增效，一方面，使劳动者逐渐摆脱直接生产过程，呈现劳动工具去物化、劳动过程去人化、劳动产品去实化的特征。在劳动者极大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涌现出数字劳动、智能劳动和情感劳动等多种形态的劳动方式。另一方面，劳动者日益个体化、原子化、去技能化，更易受到全景监控与平台规训，使传统劳资关系趋于隐性化。这不仅重塑了商业模式和价值链，也意味着社会价值创造的逻辑随之发生变化。劳动方式、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将引发传统工商业社会的更新，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正在孕育。这种数智经济新形态是以数智技术为支撑、数据要素为劳动资料、生产组织和劳动方式双重变革为核心特征的新型社会有机体。因此，要深入分析这一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结构和相互关系，在适应和引领技术创新的同时，推进与之适配的组织变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数智技术，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国家数据局报告显示，到2024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备案超300款，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企业数量超45万家，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数超900万，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超26亿户，网上零售额超15.5万亿元，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超5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GDP占比达10%左右。由此孕育兴起平台经济、数字经济，覆盖零售、出行、餐饮、医疗、文旅、金融和政务等众多领域，并日益向工业领域渗透，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生产和流通过程。面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强调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围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强调加快数智技术创新，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
适应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快形成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已有研究围绕科技创新、社会再生产各环节、推进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探讨了生产关系调整的意义、作用和原则。进一步研究需要深入考察数智时代的生产过程变革，分析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变化，探讨如何优化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应立足于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数智技术作用下企业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组织创新，以及其引起的社会分工和生产条件变化，探究如何从中生成不同层面的生产关系，并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因此，本文从“劳动过程—社会分工—生产条件”三个维度的动态转化，探讨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推进深层次改革探寻着力点。
二、从三个维度看数智时代的生产过程变革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普遍熟知的基本原理，想要更好理解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能仅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而是要深入直接生产过程的现实运动，分析二者互动的中介机制。在这一运动中，生产力作用于企业劳动过程，改变技术基础和组织形式，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发生变化，进而塑造劳动关系；技术和组织变革带来企业内分工变化，使一些环节转化为社会分工，造就企业关系；社会分工的不同部门为企业提供生产资料、自然条件等物质要素，构成企业的生产条件，其中一些基础性、战略性的物质供给和制度条件还需政府提供，从而形成政企关系。可以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实际是通过“劳动过程—社会分工—生产条件”三个维度的动态转化，相应生成不同层面的生产关系，而适宜的生产关系将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力进步。
（一）劳动过程维度
劳动过程“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进入数智时代，劳动过程势必发生新变化。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具有的劳动技能、材质性能、设备技术等直接体现了生产力水平，需要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形式加以配置组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生产力效能。在数字化、智能化掀起的新技术浪潮中，劳动过程三要素发生了深刻变化，重塑着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组织条件，推动微观层面的企业形态及其内部分工发生变化。
在技术条件上，数智技术率先在流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塑造了淘宝、京东、滴滴、美团、抖音、小红书等一批互联网平台，推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2024年，我国有23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市值超百亿美元，总规模达1.8万亿美元以上。各类电商平台深度整合上下游产业和线上线下消费，给生产制造业带来深远影响。在生产领域，传统的机器设备正被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劳动资料所替换。目前，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国民经济60个行业大类、168个行业中类。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覆盖49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普及率超过30%。AI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渗透率达25%，企业未来对AI的投资意愿高达46%。数智技术设备能通过实时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和机器学习驱动劳动过程变革、塑造智能工厂。基础级、先进级和卓越级智能工厂数量分别达30000、1200、230家以上。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数据成为新的劳动对象。2024年，我国数据生产量达41.06泽字节（ZB），特别是金融、网络、通信、工业等行业的数据产量增加迅速。企业可以根据生产和流通中产生的实时数据，优化产品设计、制造标准和产品功能，特别是利用数字技术对产品进行建模分析和模块化拆解，进而根据个性化需求改善提升和重新组合核心部件、功能组件，促进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在组织条件上，数智技术为企业提供了数据分析和精细化管理的平台系统，推动企业组织变革。为快速响应需求变化，知识高效流动与信息共享变得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打通自下而上、横向沟通的信息通道，提升企业的灵活反应能力。企业通过应用ERP（企业资源计划）、OA（办公自动化）、MES（制造执行系统）、WMS（仓库管理系统）、OMS（订单管理系统）、TMS（运输管理系统）、CRM（客户关系管理）等平台，整合自身及上下游资源，促进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和资源配置实现精准运行，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数据显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集中于研发设计、经营管理环节，其数字化率均达到80%左右。在生产方面，主要是对关键工序进行数控化改造，整体水平已超过66%。数据要素的充分利用带来模块化生产技术、即时化通信手段、扁平化管理模式，推动企业组织形态向平台化、网络化转变。企业基于数字平台的算法统筹，能够调动企业生产和个体劳动的即时供给能力，塑造“平台+个人”的开放式企业组织形态。劳动者个人可以从平台获取信息、技术、资金和团队等资源支持，及时响应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表达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促进供需对接和产消合一。这能更加精准地识别和满足个性化需求，形成个性化定制、按需生产的弹性劳动过程。平台组织在更大范围调动和使用劳动力，使劳动者个体的劳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以及分工协作形成的集体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二）社会分工维度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一单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劳动过程的技术应用和组织变革重塑着企业内部分工，其中一些环节单独成为一道工序，甚至需要专门的工具。企业内分工和工具的专门化使部分环节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社会分工部门。这将在中观层面推动不同企业之间的产业分工和空间分工发生变化，重塑产业关系、区域关系。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应用，企业组织形态实现进一步优化，推动企业内分工向社会分工转化，促进产业模式变革，并在生产过程的迂回延伸和动态调整中不断推动生产力进步。
在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下，数智技术重塑着企业内部分工，促进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转化为各种独立的行业。”近年来，企业在设计、生产、管理、销售等环节越来越多地使用数智技术，一些属于企业内部、非核心的或未被精细划分的细微阶段，逐渐发展成为新的行业部门。例如，从新产品设计、测试和优化中，细分出数字孪生的虚拟仿真服务业；从生产线上实时运行状态数据的采集、监控和分析中，细分出工业互联网平台行业；从客户关系管理和营销中，细分出用户画像、个性化营销和流量投送等精细化运营行业。这促进了相关环节的效率提升，放大了潜在的市场价值，孕育了众多新模式和新业态。同时，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日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促进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截至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已达457.41万家，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兴业务收入达4348亿元，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超3.2万亿元，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超5万亿元。
作为生产过程的延展，社会分工细化带来了产业模式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的生产力质态，使企业可以利用数智技术重构生产和流通过程，推动劳动过程向社会分工延展，使企业之间形成分布式、网络状产业分工。在这一过程中，最先出现的是水平扩散的分工模式，主要是互联网平台将多样化需求整合集中起来，从而逐渐控制流通领域，通过个性化需求分包和快速响应的物流，与数字劳动者、生产厂商共同形成包买型分工网络。随着数智技术向生产领域的渗透，出现了纵向裂变的分工模式，即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通过产品设计和生产外包，嵌入更大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中，利用分工关系调动各类资源、补足自身能力，与处于网络外围的互补型企业形成协同型分工网络。目前，我国企业利用数智技术对内部生产设备和系统进行网络化管控集成的比例为27.4%，对外部其他企业在产品开发、制造与管理上进行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的比例达32.1%，促进了企业之间实现实时的产品和服务交换，增强了产业链各类企业的协同生产能力，有效支撑了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等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两种分工模式都能加强供给体系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和对个性化需求的响应能力，提升整体效率并降低成本，促进信息、知识、先进技术的扩散，并推动分工格局和产业生态重塑。不同地区则可根据自身的创新资源要素禀赋，因地制宜嵌入分工网络，主攻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某一分工环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村地区可以发挥物价、电价、房价较低和自然环境良好的优势，吸引人才和产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和创新空间等，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会实现产业生态的空间复现，以相互协调的产业关系、空间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三）生产条件维度
社会分工使企业之间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企业经营依赖的生产条件，如设备、原料、交通、电力、通信等，需要从其他部门获取。生产条件可以分为一般生产条件和特殊生产条件。其中，一般生产条件是指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一些物质资料、科学技术、空间条件、自然条件等成为社会分工中的基础性、战略性部门，为全部社会成员共用，从而形成了社会的生产条件。特殊生产条件是指企业在劳动过程中应用的技术设备、资源要素、厂房园区等，形成企业自身的生产条件。企业应用新质生产力重塑竞争优势，取决于自身生产条件和社会生产条件的质效提升。这在宏观层面意味着，国家需要加强战略规划和物质技术供给，为社会生产的数智化发展提供一般生产条件。
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需要建设一般生产条件。马克思强调，“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方面，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效能，需要社会生产条件提级升挡。近年来，我国大力建设数字算力、通信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港口、管道、水网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智化改造升级。据统计，我国已建5G基站数量超425万个，实现乡乡通5G，行政村覆盖率达90%。在“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下，算力总规模达到280EFLOPS。同时，加速建设数据目录标识、交换网络、隐私保护、可信计算环境等数据流通利用设施。另一方面，社会生产条件再造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了投资市场和应用场景。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有效促进了数据的生产和开发。目前，我国工业制造、金融服务、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12个领域的公共数据平均使用率达65%以上。企业可以更好地挖掘利用数据等新型劳动资料，并衍生出车联网、远程操控、机器视觉质检、智慧家居、无人巡检等众多新场景新业态，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应用不断取得突破。
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社会生产力进步，也体现在各类企业自身生产条件的整体提升。马克思指出，“如果满足通常的需求的，是按平均价值，也就是按两端之间的大量商品的中等价值来供给的商品，那么，其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就会实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也就是说，市场价值通常由平均生产条件调节，具备优等生产条件的企业则能获得超额利润。就整个市场来看，随着具有优等生产条件的企业越来越多，其生产的商品逐渐占据市场总供给的主导地位，此时社会的平均生产条件就会提高，从而整体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利用数智技术和平台组织能够促进企业精细化管理、提升供求对接效率，由此提高企业自身的生产条件，改善盈利水平。波士顿咨询的研究指出，成功的数字化转型能使企业利润提升21%。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企业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投入。按国资委部署，国有企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行动、“AI+”专项行动，2024年中央企业对设备更新、数智化改造的投资超8000亿元。民营企业500强中，超过60%的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随着企业自身生产条件的普遍提升，将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迁。
三、数智时代生产过程变革对生产关系调整的内在要求
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系统革新，势必引发“劳动过程—社会分工—生产条件”的连锁反应。这内在要求相应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效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生质变。
（一）劳动过程新变化要求改善劳动关系
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企业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改变企业内部分工关系，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因此，应当根据劳动过程的新变化改善劳动关系。
在就业结构方面，灵活自由的新就业形态规模扩大。在生产环节，数智技术逐渐取代繁杂的直接劳动，使生产所需的劳动者数量减少，产生就业替代效应。与此同时，企业内部按照新技术的客观要求，重新对生产流程和环节进行分解与重组，使劳动过程的分工协作发生变化。其中，一些环节从传统生产流程中独立出来，形成新工种、新岗位、新职业。2025年，国家发布的新增职业类型包括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电力聚合运营员等17个新职业，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员、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42个新工种。特别是处在流通环节的互联网平台能为用户搭建需求发布、自我展示的窗口，支持分包、众包模式，催生了创客、极客、自媒体、网红博主等数字游民，以及零工、网约车、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平台就业人员。这些群体构成的新就业形态有效发挥了就业补偿效应。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新就业群体规模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可见，新就业形态一方面成为结构性失业者的缓冲带，另一方面也成为知识型年轻人的集聚地，有转化为长期就业形态的趋势。
在劳动技能方面，除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外，劳动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传统的重复性劳动、经验性劳动将被大量替代，劳动者的技能结构需要转变。以AI为例，大模型能够深度学习和理解大量既往知识，使传统工作的技能生命周期被极大压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范围受到AI技术冲击的就业岗位占比约40%。随着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机器、平台组织将为劳动能力的延伸提供更多支持，这客观要求劳动者具备与智能系统协同工作的能力。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报告显示，我国每1万名员工配备470个机器人。而且，在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下，人们愈益通过文化符号、身份标签、情感共鸣建立信任机制和交往方式。这将深刻影响消费兴趣点，使商品生产和销售更加依赖数字社区的交流互动，进而塑造产消合一的劳动者行为。因此，劳动者不仅要熟练使用数字工具、深度掌握专业知识，还要能够依托平台组织，灵活运用数智技术，通过组建自由联合的学习小组、创新团队和运营网络社群，从事多任务、跨部门工作。这对劳动者的沟通交流、同理体悟、情绪管理、创意表达等情感互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劳动者地位方面，工作方式和技能结构的重塑促进了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增强。数字技术提升了社会生产的协同性与共享性，也增强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作为供需对接的关键一环，数字劳动者可以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组织完成多元化任务。特别是数字游民中网络红人的意见表达、窗口展示，具有较强示范意义和信任背书作用。而且，随着劳动时间更加自由灵活、工作内容直面消费群体，需要劳动者自觉进行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和情感劳动，通过自我展示、情感交流、情绪价值提供、信任建构推动劳动过程的进行和资本积累。此外，年轻一代更加追求个性自由，在工作薪酬与闲暇、劳动强度与悦己的权衡中更倾向于后者。调查显示，超过60%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自主性更高的自由灵活就业形式。
以上变化使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布雷弗曼认为，控制和效率是资本管理劳动过程的关键，而这都基于劳动关系展开，目的在于充分使用劳动力和实现资本增值。在平台组织形态下，劳资双方不再完全依从传统的雇佣关系，而是可以通过签署用户条款、合作协议、劳务派遣等方式规避正式合同。而且，数智技术提供了更精细、更隐蔽的监控手段。即时通信、远程控制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数据搜集、算法控制可能侵害隐私权、损害公平性。但是，个体劳动的自主性、灵活性得到增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注重身份认同、生活体验。布诺威指出，控制应关注劳动者主体性，需通过“制造同意”引导劳动者行为符合控制要求。所以，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强制与同意的结合，这样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劳资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在数智时代，企业“制造同意”必须考量劳动者的主体性，通过改善劳动关系，激发劳动者创新创造的自主性和内驱力。
（二）社会分工新变化要求重构企业关系
新质生产力作用于企业劳动过程，推动企业组织形态平台化、网络化，使企业内部分工进一步细化为新的社会分工。生产迂回过程的延长塑造了分布式、网络状的产业模式，衍生出包买型和协同型两类“中心—外围”式分工网络。这些新变化要求重构企业关系，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
随着新质生产力对社会分工的重塑，将形成合作更密切、竞争也更激烈的企业间关系。在包买型分工网络中，位居中心的平台企业能够利用数智技术促进供需精准对接，为大量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提供销售渠道，促进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但这也提高了外围企业对数字平台的依存度，平台通过出售用户画像数据、产品推广、收入提成、提现手续费等方式，从企业利润中提取租金，导致二者在推广竞价、利润分成等环节的竞争加剧。在协同型分工网络中，核心企业对产品进行数字化建模和模块化拆解，自身专注于关键部件研发和产品设计，通过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产业链其他企业，整合吸纳上下游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形成相互嵌套的产业链协作关系。但作为关键部件供货商或主机厂的核心企业往往利用订单配额、技术标准、资格认证等方式，对外围企业进行压价，导致双方竞争范围扩大、竞争强度加大。
在数智革命背景下，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和市场竞争强度极大提升，加之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两类分工网络存在负向传导倾向。这是由于互联网平台、产业链龙头等中心企业在生产流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与外围企业竞争时相对强势。如果平台企业过度提取数字租金，势必导致制造业企业利润率下降。而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拖欠账款、强制降价等行为，也会加重外围企业的生存压力。尤其是一些中心企业，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大打价格战，并将竞争压力转嫁给外围企业，以此维持自身的利润水平。这将导致全行业陷入“内卷式”竞争，使整体利润率下滑。此外，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交易中介，汇集了大量外围企业的账户资金，能够迅速实现资本集中。一些平台企业以此为资金池，涉足小额信贷、周转拆借、证券理财等金融业务，有的甚至出现金融化趋向。如果放任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可能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经济的“脱实向虚”还会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抑制制造业企业增产和创新的积极性。
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以制造业为根基，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构建良性互动的“中心—外围”分工网络。一方面，随着数智技术的加速扩散、国际科技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心企业要掌握基础算法、关键部件、接口标准等核心技术的知识和原理，特别是突破“卡脖子”难题。同时，消费结构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行业“脉动速度”加快，企业竞争优势转瞬即逝，这要求中心企业通过优化供应链设计，以灵活的组织结构和能力开发提升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迂回过程延长和竞争强度加剧也使产业链的一些关键环节呈现高速变动、高度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中，部分投入规模较小、市场较灵活的环节需要支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嵌入创新网络，促使其在竞争压力和盈利激励下，主动对接核心技术标准，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因此，要将位于网络中心的制造业企业打造成为数智化、扁平化的平台组织，使其专注于核心技术研发，并吸纳外围企业的市场响应优势，形成精益化、弹性化供给体系，同时通过提供技术辅导、市场机会，引导和带动外围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要在“中心—外围”企业的良性互动中，有效整合两类分工网络，促进生产流通一体化，塑造新的产业生态。这将进一步优化产业模式，引发行业规则、分工结构和商业模式重塑，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更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三）生产条件新变化要求再造政企关系
新质生产力在促进社会分工细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发了生产条件的新变化，特别是由科学装置、技术装备、基础设施等战略性、基础性部门构成的社会生产条件。马克思指出，“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或国家出资兴办。”在数智时代，这些投入规模大、周转时间长的基础性投入也有必要发挥政府作用，加大投资和协调力度，同时引导各类企业参与，而这内在要求再造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适应乃至引领数智时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关键要推进企业转型升级。随着各个企业自身生产条件的整体提升，将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并且进一步生成创新、质优、先进的新质生产力。但企业数智化转型的前期投入大，特别是应用数智技术对生产环节进行改造升级，意味着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并且相关投入具有长期性，转型成功率也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大部分企业主要在设计、流程、管理等环节应用平台和数智技术，生产环节的渗透率还比较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规模以上企业中应用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占比达97.2%，而应用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占比分别为37.6%、27.3%、26.5%、16.4%。从行业分布看，数字化水平最高的主要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应用比例高达99%，而制造业、物流仓储、批发零售和餐饮住宿等行业的企业数字化水平仍然不高。这里的限制性因素就在于技术研发端的攻关难度大、投入规模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缺乏相关高素质人才，而应用端的数据质量和算力支持不足，需要成规模的数据中心、算力网络及其配套设施的支撑。
支持和引导企业转型升级，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其提供社会生产条件。从科技创新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更加依赖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带来的技术变革。其中一些环节，如基础原材料提质、科学装置建设、竞争前共用技术研发、初代技术市场创设、新型人才和劳动者培养等，是各个企业都要面对而又无力独立解决的问题，因而企业之间产生竞争依存性，需要相互合作。但各自为战的短视行为难以形成有效合作，这就需要国家干预，通过发挥“企业家型国家”作用，长期资助创新投入，创造应用市场，支持技术扩散，促进最有前景的技术信息分享，进而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加速推动科技攻关。从产业创新角度看，需要政府部门在网络、算力、应用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大投入力度，纵深推进数字基建，扩大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覆盖面，提升信息传输的稳定性。同时，推进新基建全国一体化建设，打通各地分散建设的“数据孤岛”，统一运营、交易、安全和治理标准。营造良好环境，鼓励和吸纳社会资本、民营企业参与建设和运维，扩大商业化应用规模，提高新基建利用率。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建设和充分利用，将提供更多高质量科技供给和物质供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从而帮助企业节省研发成本、改造费用，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投资市场和应用场景，驱动技术不断改良和更新迭代，更好应对创新周期和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四、优化生产关系要推进深层次改革
在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下，劳动过程重塑要求改善劳动关系，社会分工深化要求重构企业关系，生产条件转化要求再造政企关系。这三个维度也指明了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的方向，为推进深层次改革提供了着力点。
（一）倡导和谐劳动关系要求深化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数智时代的生产过程变革促使就业结构、劳动技能和劳动者地位发生变化，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劳动强度和主体意识随之改变。只有将资本控制与劳动者努力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更多价值，使双方受益。因此，要激发劳动者的活力和创造力，应倡导各类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深化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第一，加强劳动权益保护制度建设。基于数字技术和平台组织，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从场所集中化、操作标准化转向空间分散化、活动个性化，劳动技能从固定岗位的单一经验转向灵活机动的复合能力，劳动者要付出更多创造性劳动、情感劳动，这使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但是，数智技术也使企业有条件加强劳动过程控制、提高劳动强度，这给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要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需要企业优化控制方法和激励机制。要坚持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相结合，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在算法编写、数据隐私等方面做到合情合法，更加注重为劳动者提供自身成长、职业发展等支持，促进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加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职业安全等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建设，维护劳动者在工资报酬、休息休假、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同时，劳动者也要树立法治观念，合理表达诉求，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使劳动关系从雇佣关系转向非正式合同关系，劳动者的流动性强、工作时间不固定、就业不稳定等特征也带来新的社会保障问题。调查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为50%左右，参保率远低于正式合同职工。实践中的难点在于，难以界定平台零工、劳务派遣等就业方式的雇佣关系。对此，可根据劳动者行为是否服从企业控制、订单数量、工作时长等指标对劳动关系作出界定。同时，完善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职业培训、工伤、住房、医疗、婚育、养老等制度。针对低技能人员、失业人员，完善职业转换、社会帮扶等机制，帮助劳动者适应就业环境变化，提升自身的技能和认知能力。要通过制度建设筑牢社会安全网，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第三，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就要相应构建共享型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鼓励企业加大绩效提成和奖励力度、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等，使劳动者能够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形成劳动报酬与企业利润的协同增长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劳动者。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构建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与正常增长机制。倡导和支持民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劳资两利，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引导劳动者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报酬份额，促进效率与公平相统一。
（二）增进协同竞争关系需要健全制造业企业创新支持机制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培育和发展，行业“脉动速度”加快，竞争优势转瞬即逝，客观要求企业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汲取能力。因此，需要推动制造业企业组织向创新型组织转型，主攻核心业务的关键技术、原创技术，实现企业组织形态的平台化、网络化，更好整合包买型、协同型分工网络，并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建“中心—外围”网络化产业生态。要以市场联系为纽带，形成企业之间的协同竞争关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资源支持和转化渠道。
第一，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平台经济的价值根本在于提升供需适配度和运行效率，但也容易带来平台垄断、数据安全、权益保护等问题，因此，需要促进平台经济的创新和健康发展。在技术方面，平台企业应聚焦基础软件、芯片、大模型、服务器等核心技术及其底层原理创新，增强自主可控能力，并通过开源促进技术扩散。在组织方面，支持平台企业通过构建云平台深度赋能制造业企业，共建平台化创新型组织，促进生产流通一体化，并以数据要素赋能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全链条，推动制造业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在监管方面，以鼓励平台创新、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用户权益为原则完善监管细则，规范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数据使用、算法歧视、智能监控、抽成比例、投资并购等行为，使平台与商家、零工者、开发者、创作者等企业或个人结成共生关系，推动平台经济从控制流通的利润分享转向赋能生产的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
第二，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机制。一方面，推动中央企业、地方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的组织瘦身。通过剥离或外包非核心模块，为其他企业创造新的市场机会，重塑企业之间的生产网络、创新网络，构建平台化、网络化的动态协同机制。同时，加快推动大型企业成长为产业链“链长”，以自身为平台引领带动外围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模式变革。中心企业应加大对外围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要素支持、技术指导、场景开放、投资持股等方式加强协同合作，促进企业间的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共建概念验证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帮助和支持互补型企业的创新创造，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将拓展企业之间的合作空间和利润空间，使企业摆脱价格“内卷式”竞争，转向技术竞争、标准竞争、品质竞争，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产学研协同，贯通“科学—技术—产业”转化渠道，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企业要想增强专业领域的创新能力，必须掌握关键部件、核心功能的技术原理。这就要求加强企业与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职业技术学校等科教主体的协同对接，由企业做“出题人”，根据生产实践总结和提炼问题，由科研机构等做“答题人”，投入前沿基础研究，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创新教学科研机制，培养科学家、工程师、大国工匠等创新型人才和新型劳动者。教育、科技等管理部门需要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健全职称晋升、课题立项等激励机制，从而畅通校企对接渠道，促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营造有利于开展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让企业真正成为组织创新、支持创新和应用创新的核心主体。
（三）营造良好政企关系应当加强战略支持和优化市场环境
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依赖社会分工为企业提供资源和能力支持，其中一些基础性、前沿性、先导性的分工环节，如基础设施建设、前沿科技研发等，需要转化为社会生产条件。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统筹、维护公平竞争，吸纳各类企业参与建设和获取相应物质技术支持，由此促进企业生产条件的普遍提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质变跃升。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物质和制度供给，营造良好的政企关系，促进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共同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一，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新质生产力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系统性变革，客观要求社会生产条件的更新再造。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推进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建设，包括信息通信网络、交通运输体系、新型能源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及与之匹配的电力网，以及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物质技术支持。同时，要促进基础设施集约高效利用。完善基础设施改造和新基建的运管机制，将采购、运营、维护等环节中不涉及国家安全、具有竞争性特点的领域向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使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长效机制，促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和运营降本增效。
第二，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国家层面，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基础性、共用性、战略性研发环节加大投入和协调力度。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枢纽作用，以市场关系为纽带，与上下游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整合国家实验室、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等资源，探寻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可行路线，重构企业技术创新、获取和应用机制，推进技术攻关、知识扩散和转化应用。在地方层面，立足各地的禀赋实际，科学编制发展规划，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加大自主创新产品采购力度，为新技术新产品的更新迭代创设验证平台和市场空间。推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促进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知识溢出。在不同地区合理布局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算力中心等，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以市场机制带动各类企业转型和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成熟和传统产业数智化改造升级。
第三，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社会生产条件，目的在于支持企业提升自身生产条件，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因此，要优化市场环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一方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加强对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扶持。针对企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困难、技术瓶颈、产品销路不畅等困境，政府部门应主动对接和解决问题。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为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战略投资、创新孵化等服务，使企业坚定创新信念。此外，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紧跟世界科技前沿，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和参与标准制定，不断开拓世界市场和加强国际合作，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6年第6期，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