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4期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展开。这一论断从空间、时间、价值等维度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全面指引：既要有立足本土的根基和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又要有开放的胸怀与视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融通古今中外，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这为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处理好本土路径与域外经验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知识范式之困与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这段讲话不仅精准揭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也从战略高度指明了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的确，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总结学术研究时常常感叹中国学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受西方影响过多，自近现代以来难以形成独特的建树。笔者多年前曾撰文谈到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即使是泰斗级学人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也常常处于边缘化境地，“很久以来知识界就形成了西方知识帝国主义局面，非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范式有着较为严重的依赖倾向。”尽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被动挨打和被迫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学术乃至整个社会都经历了转型的痛苦，但发展至今，中外文化与学术交流仍存在严重不对等现象。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始终在“冲击—反应”的被动格局中展开，从学科分类到研究方法，从概念范畴到理论框架，都深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如中国经验常常被纳入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国问题也常被置于西方概念的解释系统，中国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西方理论的“应用者”而非自身理论的“生产者”，大量研究停留在“以西释中”的层面，没有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概念体系与理论范式。其实，西方知识体系不仅有着自身的边界和阐释限度，更难以克服其自我中心的局限，并形成其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将世界分成“西方”和“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造成其视野难以投射到“欧洲路灯以外的世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批评这种局限时所说：“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随着中国实践的深入发展，这种范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有些本土的问题和经验无法被既有西方理论、概念充分表达或阐述。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特性，在融入全球体系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这些问题对既有话语范式提出了深刻挑战。

“5·17”重要讲话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刻回应。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主体性”是衡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尺度，“原创性”则是其立足的根本。“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这段话从根本上揭示了知识依附的危害，一套脱离本土实践的知识体系，即使逻辑再严密、概念再精致，也难以切中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5·17”重要讲话的深刻启示在于，应该将中国从西方理论的“研究对象”转变为知识生产的“主体”，从“被解释者”转变为“自我解释者”。这种转变的实质，是知识生产权力的重新配置。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本土路径

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中展开的。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必须深深扎根中华文明沃土，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滋养。这种双重根基赋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独特的理论品格：它既不是对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简单模仿，也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翻版，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深度融合中生成的新的知识范式。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知识不是先验理性的自我展开，也不是纯粹意识的静观对象，而是植根于社会实践的历史性生成。一切知识体系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都会打上特定社会存在的烙印。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17”重要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深层哲学依据正在于此。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体，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本质的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的哲学基础，不在于它提供了某种现成的结论，而在于它开辟了一条从实践出发理解知识的道路。

二是立足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与实践。任何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都是对该时代“总问题”的理论把握，构成了时代知识生产的深层结构。对于当代中国面临的“总问题”，“5·17”重要讲话中给出了明确回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大主题，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问题”。一切学科、一切领域的研究，最终都要聚焦到对这一总问题的深入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否真正切中这一总问题，能否从不同维度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阐释。

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为知识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基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不是理论创造了实践，而是实践孕育了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正在为人类贡献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曾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当代中国对理论创新的迫切需求，正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独特性质。当代中国实践的核心特质，在于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一个在保持自身文明连续性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一实践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它所蕴含的特殊矛盾和独特经验，本身就构成了理论创新的富矿。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空间。从现象学的视角看，中国实践是一种“活的经验”，它蕴含着的丰富意义有待理论阐释。我们需要悬置各种外来理论的既有预设，让中国经验在自身脉络中显现其独特意义。正如“5·17”重要讲话所强调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知识体系的本土建构不仅涉及对当代实践的把握，还有对文明传统的开掘、转化和发展。一个社会的知识体系不可能脱离其文明母体而孤立存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赓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这些文化基因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深层密码。我们需要对这一维度予以高度重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不应是全盘继承，也不应是简单否定，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辩证的态度既区别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也有别于文化激进主义的断裂取向，体现了对文化连续性与变革性相统一的深刻把握。

传统不应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过去”，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仅存在于历史文献中的抽象观念，而是持续影响着当代人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以及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已内化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传统作为一种“隐性的知识”，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最深厚的学理基础。对传统的开掘不是走向封闭，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参与人类文明的对话。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域外经验

在探讨本土路径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域外经验对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同时不陷入知识依附，这需要我们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哲学层面的“祛魅”。

知识体系的形成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内在蕴含着特定的立场和视角。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它内在地反映了欧洲社会的历史经验、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因此，当它被运用于非西方社会时，难免存在解释盲区，那些无法被纳入其框架的现象，往往被忽视甚至误读。“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真正的借鉴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失去自我、随声附和。对域外经验的借鉴，不妨从知识生产规范与机制、研究方法与工具、话语传播方式等方面加以考量。

其一，将域外知识生产的规范与机制转化为适配中国语境的本土化体系。对域外学术规范和建设机制的借鉴，应遵循“先解构、再适配、后重构”的逻辑进路，使其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养分，而非主导性要素。遵循这样的逻辑，域外经验的借鉴边界便得以划定，那就是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需求为根本标尺。所谓“解构”，即区分域外知识体系中反映人类知识生产普遍规律的共性内容，与源于西方特定历史经验的特殊内容，剥离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预设与意识形态偏见；所谓“适配”，即筛选那些契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向、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的有益成果，如学术诚信准则、逻辑论证方法；所谓“重构”，即结合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传统和研究实际，对域外建设机制进行本土化改造，如吸收域外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底层逻辑和成熟经验，构建以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纽带的跨学科协同研究机制，让域外经验在本土化重构中真正融入中国知识生产的肌理。

其二，对域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融贯中西的创新与转化。研究方法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广泛吸收人类社会积累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时结合中国实践与文化传统，实现守正创新。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的实证分析、计量建模、田野调查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建模等现代化研究手段，作为超越地域与学科的普遍性学术工具，为提升知识生产的科学性与精准度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借鉴并非简单套用，而是要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将域外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深度融贯，将那些有用、能用、好用的学术工具吸纳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实现以我为主、择善而用的视域融合。

其三，让域外传播方式成为桥梁，把握以中国叙事为核心的国际话语传播主动权。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走向世界，既不能照搬西方叙事，也不能止步于文字翻译，而应在坚守中国话语内核的基础上，主动吸收域外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有效叙事方式与传播路径。因为，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话语影响世界，需要让中国的故事和本土的理论被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吸收域外有效的叙事方式和传播方式，如可借鉴并创新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建设、国际化的传播平台运营、跨文化融媒体传播等方式，整合国内学术、媒体资源，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平台，实现中国话语的世界传播和对话交流，最终掌握国际话语传播的主动权，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域外经验的借鉴，需坚持一种批判性审视的态度，善于辨识反映人类共同发展规律与认知逻辑的普遍性知识和源于西方特定经验的特殊性知识，厘清值得吸收借鉴的有益成果与需要警惕摒弃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辨识能力正是主体性与自主性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看，借鉴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带着由本土实践所生发的问题意识、自身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取向去理解和运用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在与外来资源的对话中深化对自身问题的理解，规避外来理论的局限，从而实现双向的超越。

与此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要创造一种与人类文明隔绝的特殊知识，而是要将中国经验所蕴含的普遍可能性充分揭示出来，为人类知识宝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不是要退出人类知识共同体，而是要更深入地参与其中。它的最终目标，也不是创造一种与西方知识体系对立的“另类知识”，而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丰富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正如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贡献了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将为人类贡献新的思想资源。中国学者不应再满足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扮演地方性知识的“提供者”，而要力争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的“创造者”，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任重道远。我们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更加自觉的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历史分析与逻辑建构统一起来，在深刻理解中国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炼理论范畴，在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建构真正体现中国智慧的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