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天主教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发表其首道通谕《光辉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之一。这份文件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当机器开始进入知识创造、价值生成乃至社会治理领域，人类当如何维护自身主体地位？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或许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人工智能革命首先挑战的并不是人类是否比机器聪明，而是当能力差异被技术无限放大之后，是否所有人仍然能够保持主体地位。过去两百多年间，现代政治文明始终建立在人类个体作为基本单位的基础之上，个体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作为平等社会主体的地位。

然而，当脑机接口、认知增强和人工智能技术持续突破，个体之间的能力差异可能被放大到过去难以想象的程度。如果日益强大的智能能力越来越掌握在少数国家和少数个体手中，如果智能红利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技术和资本主体，如果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越来越由少数掌握先进智能能力的人决定，而多数人越来越失去参与定义未来、决定未来和塑造未来的能力，那么问题将不再只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人类作为有史以来天然主体的地位，是否会因为智能赋能差异而走向分裂。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革命不仅挑战了人的能力边界，也挑战了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哲学。

智能时代需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谁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答案不应是最强大的通用智能，不应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少数群体，也不应是拥有认知增强能力的精英阶层，而只应当是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应当成为智能时代的伦理起点、价值起点和逻辑起点，防止主体分裂、发展分裂、安全分裂和治理分裂。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正是智能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内涵，也是解决智能时代基本问题的总钥匙。

共同定义：人民应当共同定义未来

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政治文明不断扩大主体的范围。从贵族到平民，从男性到女性，从少数人到绝大多数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质上也是主体不断扩展的过程。《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等重要历史文件，都在不断确认更多个体作为政治主体和权利主体的资格，让每个人类个体生而平等，成为牢不可破的文明共识。

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使这一问题重新回到历史前台。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鼓吹在智能辅助下实现寿命超长、外接智脑的超级人类，谁拥有更强的智能，谁拥有更高的效率，谁能够创造更多财富，谁就应当拥有更大的决策权。这种观点看似符合效率原则，却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力成为主体资格的依据，那么人工智能将优于增强人类，增强人类将优于普通人，少数技术精英将优于多数社会成员。主体资格将随着能力差异不断集中，最终导致新的社会等级结构。

因此，智能时代需要重新确认一个基本原则：主体资格不能建立在能力差异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人民主体地位基础之上。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应由最先进的模型决定，不应由最强大的企业决定，也不应由掌握先进技术的少数群体决定，而应由人民共同决定。

共同定义，不仅是共同定义什么是人，定义什么是人工智能，而是共同定义未来，定义什么是进步，定义什么样的未来值得追求。人民，不仅应当是智能时代发展的受益者，更应当是未来方向的定义者。

共同发展：让智能红利回归人民

如果说共同定义回答的是“谁来决定未来”，那么共同发展回答的则是“为谁而发展”。

1891年，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天主教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新事》通谕，试图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当机器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当资本不断积累财富，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尊严与发展权利。

今天，人工智能正在把这一问题推向新的历史高度。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是一种可能引发生产方式整体重构的新型力量，通过外化一般智力、重塑劳动过程和集中化关键生产资料，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财富形成机制本身。在生产力层面，社会新增财富越来越可能由算法、算力、数据以及自动化系统创造，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投入。一般性、可形式化的认知活动逐步被人工智能承担，一般人类劳动在传统分配结构中的支柱地位可能迅速边缘化，让位于技术和资本要素。

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制度需要完成从“按要素分配”为主向“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为底座的范式转型。通过税收与再分配、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公共资产收益回流等机制，将技术红利转化为普遍保障与发展机会，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制度安排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因技术进步而被结构性排除在有尊严生活之外。

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创造更先进的机器，而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不是让智能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让人民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机会。

共同安全：智能时代的安全必须是全球共同安全

如果说共同发展回答的是“谁能共享未来”，那么共同安全回答的则是“怎样保障未来”。

人工智能既是新质生产力，也正在成为新的安全能力。

一些国家发展，一些国家不发展；一些国家有能力，一些国家没有能力，这种情况可能成为智能时代最大的全球不平等之一。未来，无论是网络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攻击、自动化漏洞挖掘，还是军事智能化带来的战略风险，许多国家都可能缺乏足够能力进行有效防御。如果只有少数国家掌握先进人工智能能力，而大量国家长期缺乏基本安全保障能力，那么全球安全体系本身将越来越脆弱。

与处心积虑地考虑防止技术扩散相比，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让少数国家更安全，而是如何让所有国家都具备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能力。全球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人工智能安全工具开放合作、中小国家能力建设、国际风险预警机制以及跨国协同防御体系，都应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

从根本上说，智能时代的安全不能是零和安全，而是共同安全。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脱离世界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体系。

共同治理：让世界人民共同决定未来秩序

共同治理回答的是最后一个问题：谁来塑造未来秩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改变生产方式，也正在改变权力结构。

未来，如果人工智能能力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少数企业和少数技术群体，那么治理规则也可能越来越由少数主体制定。

共同治理的核心，不仅是治理人工智能风险，更是治理由人工智能带来的权力集中趋势，是在新时代确立人民决定秩序的制度化保障和敏捷治理框架。

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打破技术决定论、大国决定论、阵营决定论，实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相统一、技术治理与人民治理相统一的共同治理。它需要大国承担责任，需要国际组织发挥协调作用，也需要法律、经济、伦理、智能、安全、战略研究与公共政策的专家形成跨学科共同体。本质上，这是一项“以人为本、伦理先行”的全球治理工程。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规则最终应当由世界人民共同制定，未来最终应当由世界人民共同决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国际延伸，在智能时代更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为智能时代最大的挑战或许并非机器是否超越人类，而是人类能否继续作为一个共同体共同面对未来。越是在能力差异可能被无限放大的时代，越需要坚持人民作为历史主体；越是在智能能力可能高度集中的时代，越需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越是在风险全球化的时代，越需要坚持全人类共同安全。人类文明的前景，应当也只应当掌握在世界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