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钱芃希、杨小柳：《建构“美好生活”：县-市家庭的钟摆式流动及其形态维系》，《社会科学研究》2026年第3期，第129—139页。

【作者简介】钱芃希（1999—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小柳 （1980—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摘 要 ：“流动的人”始终是当代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最终着力点，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紧密相伴的是当代中国家庭形态的转变。房地产市场的勃兴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将市区优质资源的可及性赋予县城民众，进市买房成为县城家庭建构“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县-市迁移的首要目的在于为晚辈发展获取优越的教育环境，这一抉择也嵌套着家庭生活重心向更高层级城市移动的期望。在职业难以变动的情况下，部分家庭成员围绕晚辈的教育过程进行“钟摆式流动”从而形成“钟摆式家庭”的特殊形态。晚辈的教育发展是支撑家庭成员县-市迁移的根本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则是维系“钟摆式家庭”的外部纽带。县-市家庭的“美好生活”构想以“未来”而非“当下”作为底色，这一逻辑虽带来家庭成员在地理空间层面的分离，却使整个家庭在观念与行动层面始终维持着团结。

关键词 ：县-市迁移；美好生活；流动人口；家文化；基础设施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松动意味着大规模的、自发的人口迁移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事实，“流动的人”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最终着力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伴随着当代中国家庭形态的转变。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与集体化时期的“单位制社会”，民众的生计所托和居住空间紧密相嵌且家庭生活围绕着父辈的需要而构建。然而，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1 、“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 2 的结构形态转变中，流动人口的生产所在与生活所在明显脱嵌，并形成“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3 随着近年户籍制度与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的调整，城市外来人口的迁移端点由“就业地-原籍地”的二维演化为“就业地-购房地-原籍地”的三角 4 ，即“拆分型住房模式”。“拆分型住房模式”的形成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采取的“土地城镇化”道路密切相关——借助土地的征用、开发和出让，推动城市的商业繁荣和地产勃兴进而获取地方财政收入 5 ，“土地城镇化”的社会基础是普通民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无论是农村中小学校撤并的刚性举措抑或是学区房政策的软性诱导 6 ，目的都在于实现人口向城镇转移。然而，绝大部分中西部城市的产业基础难以承载劳动者稳定就业的需求，外出务工仍然是农民“养家糊口”的抉择。部分家庭成员依循农事节律、文化习俗或是家庭阶段目标的需要 7 在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循环移动，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这种钟摆式流动既是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 8 作用的结果，也是经济理性、故土眷恋和亲属联结交织 9 的产物。上述分析更多聚焦于农村家庭的迁移抉择及其模式，未能将城市家庭的迁移抉择及伴随而来的家庭形态变化纳入考量之中。2024年，笔者在云南爨市 10 围绕县域教育与城镇化进行调研期间，细致了解了阿兰一家的家庭发展历程。其经历与上述学者描摹的钟摆式流动具有“相似性”。自2004年起，阿兰夫妇开始每周往返于富县与爨市之间；2007年，阿兰丈夫阿永调动至爨市工作，阿兰保持着县-市之间的钟摆式流动。经过交流得知，这种情形在富县及爨市的双职工家庭中极为普遍。本文以阿兰一家的家庭史作为基点，以此观察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形态——县-市迁移，并剖析县-市迁移的动力机制及迁移带来的家庭形态变化，最终拓展“钟摆理论”的关切视野。具体问题包括：在以阿兰一家为典型的县-市迁移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地方社会脉络（context），这种迁移行为又寄托着家庭成员的何种目标？如此长时段“分而不散”的家庭形态缘何得以维系？而县-市迁移又显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哪些特征？

二 文献回顾与案例介绍

 （一）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被视作现代性的表征并带有明显的性别化色彩。即使经历“五四”以来个体化进程的冲击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塑，以父权制作为基底的农村家庭依旧钳制着女性在教育、家庭分工、婚姻等方面的选择。年轻的未婚女性既对母亲在婚姻中的遭遇深感恐惧，也不愿继续待在乡村忍耐辛苦乏味的生活，为规避父母意志主导下的婚约，外出务工成为其争取个体自由的能动抉择。 11 年轻女性对乡村生活的逃离既指向反叛父权制文化，也包含着她们对城市生活方式和宽裕物质条件的向往。 12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个体化变迁，其重要特征在于“个人欲望的合法化”。 13 同时，建基于市场和发展主义的“素质”被国家、大众媒体与知识精英建构为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在城乡发展差异持续扩大和物质欲望不断强化的当下，民众亟待通过“自我发展”成为现代性主体，外出打工是提升个人素质并成为城市化主体的方式。 14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将家庭作为人口迁移中的基本行动单元 15 ，家庭既为人口迁移提供关系网络和兜底保障，更是流动人口外出的精神动力与意义来源。 16 农业生产仅能作为家庭生活的底线保障，但无法化解消费性负担增长带来的压力，外出务工嵌入在家庭整体的发展策略之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构成农民家庭的主要生计模式 17 ——当（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时，家庭成员中的女性和老人维系着传统的小农经济从而为家庭带来货币性收入与降低生活开支的实物。同时，“发展逻辑”正逐渐取代“生存逻辑” 18 成为农民乡-城迁移的动力机制，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的最终目的在于在城市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非单纯获取城市户籍。 19 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户籍制度固着的身份差异、社会-经济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动摇着流动人口落脚城市的决心，他们更倾向多次往返于城乡之间寻求城市化机遇，在长期性的过程中以代际接力的方式实现城市化。 20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秉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将户籍制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点，在现行户籍制度中居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家庭成为被关切的对象。这样的思考逻辑忽略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更多面向 21 ，尤其是就各省内部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来说，新移民的来源既包含从乡到城的农民，也包含由其他同级城市或下属县区迁移而至的城市户籍人口。后者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与农村人口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其迁移动机及家庭形态变化亟待更为细致的考察，而“县-市迁移”却长久以来被学界忽视。

 （二） 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形态与策略

人口迁移、住房条件改善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共同形塑了当代中国城市家庭小型化与核心化的显著特征。 22 然而，有学者指出这种思路是以家户统计作为判断标准，无法揭示当代中国城市家庭运作的实际形态。民众观念中家庭的边界并不取决于居住距离的远近，是以血缘亲疏和感情深浅作为衡量依据；家户作为行政体制的界定，也未能精准捕捉到人口迁移背景下户口和居住分离的现状。 23 成员的分散化、网络化居住恰是家庭延续传统功能的策略 24 ，这样的策略亦是回应生计模式转变和再生产需求的结果，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特殊之处实则在于形态的多变与灵活。 25 置身社会转型的中国城市家庭受到个体化浪潮的冲击，家庭关系的主线由父子轴过渡至夫妻轴或倒置的父子轴（the inverted hierarchy） 26 ，但以孝道作为核心的传统家文化仍然形塑着大多数家庭成员的行动逻辑。个体性与集体性、工具性与情感性、核心化与网络化等多重特征杂糅的状态，意味着应当从“流动性” 27 的框架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纵使家庭在社会变革之中不断被改造，它依然是各个历史时期个体在应对儿童照料、老年照护、疾病治疗等常规事项及“不确定性”（uncertainty）时依靠的资源。 28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转型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对家庭再生产功能的强调 29 ，城市人口再生产的成本由国家部分转移至市场与家庭。在照护资源的代际竞争间，“儿童优先”成为城市家庭的普遍选择。 30 对于同时面临生计负担与家庭照料的城市女性 31 而言，子代的教育成就是她们衡量自我价值与接受社会评价的重要维度。 32 为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达成目标，城市家庭中的母职实践呈现出“经纪人化”的趋势，即母亲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扮演着统筹全局的角色 33 ，甚至一日之内穿梭于两个城市的自然时空和两个社会的制度-文化时空。 34 子代的教育过程也转化为家庭成员间的团队协作 35 ，子女教育成长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由母亲主导，而日常照料等工作则“外包”至祖辈。 36 这一家庭策略催生出“老漂母亲” 37 的特殊群体，她们一方面承受着身体劳累与情感负担，另一方面则在既有育儿经验与现行教育话语间手足无措。在对当代中国城市家庭形态与策略的考察中，鲜有学者留意到家庭策略施展的多重地理尺度。实际上对部分家庭来说，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写就的是“双城记”的故事——成员依托特定的基础设施在双城之间往返迁移从而实现家庭目标，家庭撑开在两个城市之间，维系这种家庭形态的基础设施条件需要被充分考量。同时，学界对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思考都将“家庭成员的团聚”作为家庭运作的应有之态或家庭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成员之间的“分离”成为“问题化”的现象。学者或将矛头指向特定治理术及其治理目标，或将现象归咎至个体化浪潮下成员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等等，“分离”与“团聚”之间复杂暧昧的意涵被上述思考取向忽略了。

 （三） 案例介绍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基于对云南爨市富县阿兰一家家庭史的深度调查。富县位于云南东部，毗邻贵州省，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20年间，因煤炭资源的开采红火一时。以煤炭为核心的生产交易使得富县产生了一批俗称“煤老板”的新富群体，这一群体在当地民众的观念中形象不佳。此外，煤炭经济的发展也一度造成地方生态环境的污染，县城周遭大大小小的煤炭加工厂使得城区路面布满泥灰且空气污染指数较高。2010年前后，随着国家能源政策的宏观转向以及对煤炭产业管控的加强 38 ，富县一批矿井被整合或直接关闭。政策调整给经济发展过分倚重单一产业的富县带来巨大冲击，人口大量外流成为其显著特征。爨市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优质的基础教育一直是其城市吸引力的核心构成要素，爨市一中的高考成绩多年位于全省前二。富县与爨市之间有高速公路连接，富县县城距离爨市市中心仅需约1小时车程。对于富县的民众来说，爨市的气候条件、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人居环境以及同富县之间的交通通达度等要素意味着这座城市是理想的外迁地。阿兰与阿永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在富县，大学毕业后回到富县工作并在1998年正式结为夫妻。两人皆在政府部门工作，双方父母也都为单位退休职工，每月享有养老金。从社会经济状况来看，阿兰一家属于典型的县城中产阶层家庭。选择阿兰一家的家庭史作为研究主线的原因有二：一是阿兰一家的经历在富县的县城家庭中较为典型，其家庭历程映射出爨市地方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人口流动的多重面向；二是阿兰及其家人与作者相识多年，作者得以长时段地观察阿兰与家人的迁移抉择并获知其中细节。阿兰一家家庭发展整体历程的关键事件呈现如图1。图1   阿兰一家家庭重要事件

三 由县到市：迁移抉择中的“美好生活”愿景

对幸福、安康与尊严的本能渴望，既构成迁移抉择的原动力，亦是支撑人们长久忍耐迁徙艰辛、离愁与劳苦的稳固基石，作为“浮动能指”（a floating signifier）的美好生活 39 被处在不同际遇的人们赋予多元化的意义。而“未来”始终是当下现实的对照，建构、组织和维系着流动家庭独特的生活形态，并转介（mediate） 40 着当代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社会阶层分化和家庭性别-代际分工。

 （一） 入市购房：“举全家之力”

阿兰一家是在2003年从富县到爨市购置商品房，当时有意愿、有能力在爨市购置房产的富县家庭并不算多，他们家甚至算得上是富县在爨市购房的第一批人。21世纪初中国房地产市场刚放开不久 41 ，对于云南这样的西部省份来说，可供选择的商品房楼盘实在有限。阿兰回忆道：“在爨市的第一套房离市中心特别远，二十年前爨市才有多大，坐公交要半个小时才能到城里。当时小区四周还是农田，买菜买东西都不方便。房子在六楼，也没有电梯，爬上爬下真是不容易。”即使现在对当年购置的房产存在诸多不满，但这是“举全家之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买到这套房子，因为当时还在富县工作，没车没条件经常来爨市购房选房，而且选择也很有限。是偶然和亲戚谈起这件事，才从亲戚的亲戚手里买下这套房。那时候我们工资不高，两个人都把原先各自和单位买的房子退了，加上两边父母给的钱，又贷款才买下来”。家庭之于个体的意义仍在延续，以“家本位”作为核心特征的文化脉络框定着大多数家庭成员的行动逻辑，当住房作为家庭绵延的重要根基，获取“好的住房”成为实现家庭发展的途径，购房目标的最终实现也离不开家庭代际经济协助和亲友互惠经济网络。 4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铺开的住房制度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住房的“商品”属性，既为有条件的家庭获取“好的住房”开辟更多机会空间，又带来安家成本的抬升。虽然阿兰一家20多年前经济条件已处在地区中上水平，但1000元/㎡的价格绝对不算小数目，当时爨市年人均GDP不过是6025元。对于阿兰一家而言，这样的购房抉择绝非刚需，因为阿兰和阿永的父母 43 皆享有单位分配的福利房，这对新婚夫妇也分别在婚后两年通过单位政策购置了相对廉价且优质的住房。从中可见，“好的住房”其意涵在住房市场化的浪潮中经历再制，不仅包括房屋本身的质量、位置、设计等要素，更指向房屋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以及通过购房能够享受到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条件。

 （二） 教育期望：“向榜样学习”

在谈及到爨市买房的历程时，阿兰半开玩笑半显遗憾地说，“当时为了筹钱，我把和单位买那套房子给退了。如果那套房子还在，现在已经划成学区房，按市价能卖到60万，小伟以后买房的首付能多好些。”但当追问阿兰是否对曾经的决策懊悔时，阿兰却坚定地回答道，“不后悔，主要就是为小伟能在爨市上学，这个目的达到也就够了”。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带来的价格高涨意味着房产的购置和交易成为家庭经济投资的手段，另一方面，阿兰一家到爨市购房的首要目的就在于为子女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一愿景既要放置到阿兰一家家庭发展的历时性脉络中进行考察，也得充分洞察区域之间尤其是县城与市区在教育资源供给条件上的差异。计划生育政策意图通过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独生子女作为家庭“唯一的希望”享受到父母更为集中的投资。 44 父母将生活意义寄托到子女教育成就之中，希望获得足够的收入以支撑子女完成学业，并愿意忍受长时间的劳作和与子女的暂时分离。这种“牺牲”是子女达成教育成就的必要之举，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愿景和家庭延续自身的欲望在教育体系中被衔接在一起。 45 其中，爨市一中作为云南乃至西南地区的名校，高考成绩常年位于全省前列并培养出多名全省高考状元。在爨市的民众间，一直流传着诸多考入爨市一中，继而考上国内名校，最后实现阶层跃升的传奇故事，这些“跃过龙门”的叙事在地方社会形成典范效应。阿永妹妹云芬的人生经历，正是当地社会有关阶层跃升的诸多传奇故事之一。云芬当年作为富县中考第一名入读爨市一中，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考入北京某校并相继完成硕博学业，最终留在一线城市的高校担任教师。云芬与丈夫相识在大学校园，云芬丈夫也是通过类似途径改变原有命运轨迹。如此切近的榜样是阿兰一家强烈教育欲望的成因之一，自阿兰长子小伟出生起，阿兰一家就将云芬夫妇的人生轨迹设定为小伟理想的发展道路：

“希望他能像他姑妈那样通过读书走出云南，毕竟我们这里是边疆地方，经济和观念都比较落后。小伟姑妈当年靠自己一路读书才留在P市，我们不可能为他（小伟）铺好各个阶段的人生道路，他想要过好的生活，实现个人的价值，只能靠自己努力。父母能做的只有给他提供好的教育条件，其余的要他自己去奋斗。”（阿兰）

云芬夫妇的具体事例以及爨市民间流传的典范叙事，共同形塑了阿兰一家的教育愿景与教育抉择，这些故事都以考入爨市一中作为起点，就读名校作为核心过程，阶层跃升作为最终结果。阿兰夫妇在“教育改变命运”这点上深信不疑。他们不希望小伟未来回到爨市甚至云南生活，而是通过教育最终去往“发达”地区。在阿兰一家的“美好生活”构想中，家庭成员的“团聚”绝非终极目的。同时，他们认为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习环境的优劣和教育质量的高低，环环相扣的教育竞争意味着每一步都应该走好，在子女教育攀升的路途上，父母能做的就是尽力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阿兰夫妇决定，最迟在小学阶段就让小伟到爨市上学，到爨市上学的前提是有固定的居所，因此，阿兰一家做出买房的决策。

 （三） 教育抉择：追求“素质教育”

在“教育改变命运”的漫长征途中，进城购房只是第一步。小伟的户籍由富县刚迁移至爨市时，没落在阿兰一家所买的房子，而是落在阿兰的舅舅家，由阿兰的舅舅作为户主。阿兰解释道，她舅舅家曾被划入附小所在的学区，这样做是为了让小伟入读附小。然而，小伟幼儿园毕业那年，附小的学区经历大范围的重划，云芬舅舅家被划至另一所小学所在的片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阿兰夫妇使尽浑身解数，最后又付大笔“片外费”才将小伟送入附小。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在爨市民众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小学读附小，初中读麒中，高中读一中”，将子女送入这三所学校就读是爨市中产阶层家庭极为常见的教育抉择。在“就近入学”管理尚不严格的情况下，缴纳“片外费”入学的渠道同时满足学校创收和民众择校的双重需求。甚至阿兰的哥哥和姐姐也是通过缴纳“片外费”的方式让子女就读附小。截至2025年，爨市市区的某楼盘因处在附小和麒中的双学区卖到12000元/㎡，而爨市市区楼盘的均价为6500元/㎡。在楼市遇冷的整体性背景下，该楼盘仍能卖到如此高价足以折射出附小和麒中对市民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平行以提升人口质量的另一项工程是“素质教育”的推广。即使“素质教育”的话语遍布教育场域内外，但究竟指向什么实际上并无统一标准，且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也经历了具体意涵的翻转。在阿兰夫妇看来，附小的教育模式就是“素质教育”的典型：

“当时我们觉得附小好就是它的作业少、寒暑假长，每年有春游。人们原来的教育理念和现在真是不太一样，现在的父母从幼儿园就开始‘鸡娃’开始‘卷’。我和他爸觉得小学还是应该轻松一点，当然也要学好，但不希望每天只有做作业。同事和邻居的小孩里有的留在富县一小读书，听说经常做作业到深更半夜，甚至写到哭。我和他爹觉得太恐怖了，自己的孩子一定不要过这种生活。”（阿兰）

同事和邻居的育儿经历加剧了阿兰夫妇的教育焦虑。他们认为，附小教师主要通过精巧的课堂设计与高效的教学过程传授知识，而无需像县城学校老师那般布置大量作业，附小学生在小升初考试中仍能名列全市前茅，这样的教育模式能让孩子拥有更快乐的童年。同时，富县家长普遍认为“煤老板”习惯“砸钱办事”，“炫富”行为会让未成年人产生错误的金钱观念；其子女在学校中霸凌同学、抽烟、考试打小抄等等，老师迫于家长的权势却视而不见。这样一些“耳闻却未必眼见”的叙事构成富县家长教育决策的社会氛围，对于有条件“出走”县城的家长而言，将子女送到相距不远但环境截然不同的爨市就读是极为明智的做法。

 （四） 社会流动：家庭生活空间上移

有学者注意到，“接力式进城”是当代中国农民家庭实现城市化的主要方式。 46 对于已经扎根县城且从事非农职业的中产阶层家庭而言，他们同样在采取“接力式进城”的方式改善生活环境，这种愿景既同每个家庭的发展轨迹息息相关，也是区域间生活环境差距衍生的产物。阿兰夫妇各自的父亲年幼时生活在富县农村，皆是入伍后转业至地方才在县城扎根，阿兰夫妇各自的母亲则是作为军属安置到地方。对于阿兰一家而言，代际流动不仅指向所属阶层的跃升，而且意味着生活城市层级的跨越。在阿兰父辈实现“由村到县”的迁移后，阿兰夫妇将“由县到市”作为家庭发展的又一目标：

“我们这代因为父辈的情况已经在县城扎下根来，所以希望自己的小孩能上到爨市去读书，离开这个县城到市区里生活。年轻那时候想了很多办法试着把工作调动到爨市去，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后面就说那先买个房子，让小孩和他爷爷奶奶先上去，他爷爷奶奶那时候年轻，身体也好，能帮着我们照看他。我们两口子就先两地跑，等等看，慢慢再找机会调上去。”（阿永）

让子代获取好的教育和家庭生活城市的层级上移这两点目标相互嵌套。但阿兰和阿永都是体制内工作人员，从县到市的跨区域调动并非易事，既讲求机缘更需要“关系”，这为家庭生活地域的转换增添了不确定性。既然目标短期内难以达成，那就将其拆解为不同的步骤，先满足子代的教育需求，再寻求父辈的职业发展。这一决策逻辑既得益于代际间在经济与生活方面的相互支持，更是“下行式家庭主义” 47 的生动体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前，小伟的出生对阿兰一家来说是家庭“唯一的延续”，夫妻俩加上双方家长三位老人都将无限关爱投注到小伟身上。尤其是小伟还是一名男性，阿兰始终认为，公公婆婆愿意放下手中生意全心全意照顾小伟，就和小伟是他们的孙子而非孙女有着很大的关系。阿永和阿兰虽在县城生活多年，但并不认可富县的人居环境，认为富县污染严重、生活单调、规划落后等，愈发倾向于将家庭生活的重心上移至爨市。在谈及对富县的生活感受时，二人摇头感慨，认为在经历过21世纪初煤炭经济的火红后，富县许多方面仍然表现得像“大农村”并欠缺“城市性”：

“一到周末或放假，整个县城空了大半，有条件的都到爨市去买房了，其中的一大部分人是为小孩上学去买的，但是有一部分是为退休后养老做准备。富县很多方面落后，教育是典型，其他的包括像城市规划，整个城市一点绿化都没有，前些年晚上散步都没地方去。更往前的时候，来来往往拉煤的大货车都会往县城过，路上脏兮兮的。县城周围还有几个焦化厂，大烟囱一直冒烟，空气质量特别差。”（阿永）

在阿永的规划中，到爨市买房除了能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外，还可以让父母享受更宜人的居住环境。受乌蒙山脉地形影响，富县多山地地形，且处在云贵准静止锋冷锋一侧，冬季气候较为湿冷。爨市市区的地形则属于云南典型的“坝子”，地形平坦又位于暖锋一侧，气候更为暖和，这点有利于老人保持身体康健。或许迁移抉择最初更多基于追求优质教育，但在书写“双城记”的过程中，二人逐渐衍生出更细致完整的构想，家庭生活城市层级上移的信念也越发笃定。对于关系网络重叠度极高的县城而言，到爨市买房并逐步定居显然也能够使家庭在地方的社会性比较中处于优势，提高家庭的社会声望。

四 从县城到“县-市”：“钟摆型家庭”的形成与维系

当县-市迁移的一端指向追求“美好生活”愿景时，另一端则标示家庭成员间的分离。对于阿兰家而言，自小伟从富县转学至爨市上学后，分隔两地的家庭生活便就此开启，县城家庭延展为县-市家庭。“钟摆式家庭”的形成正是其追求家庭整体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在家庭成员难以同时在爨市栖居的情况下，“分离”成为家庭的能动性策略。这种“钟摆型家庭”的维系，既取决于家庭成员对发展目标的认同，又以一定的地理空间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依托。

 （一） “像鸟儿一样飞来飞去”

阿兰谈及自己的家庭生活时，有两个主题会反复出现——一是这些年两地奔波经历带来的疲惫，二是对未能更多参与儿子小伟成长经历的歉疚。如前所述，阿兰夫妇都曾在县级体制内单位工作，跨区域调动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所以选择先买房满足子代的求学需求，由老人陪读而后再寻求外迁的做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阿兰夫妇都只能在周末见到孩子，随即又要分开。2004年至2007年这一期间是家庭发展的第二阶段。阿永此时尚在富县工作，通常情况下阿兰夫妇在周五下班后乘坐阿永单位同事的车由富县到爨市，到周日傍晚或周一清晨再由爨市返回富县。虽然每周往返两地并非易事，但得益于二人的好人缘，往返两地并不算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夫妻俩尚未进入“两地分居”的状态，在生活节奏上具有一致性，所以无论是夫妻感情的维系或各自同孩子的亲情建立都不构成问题，“钟摆”保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阿永在2007年如愿以偿调动至爨市，阿兰却一直未能获得调动机会，留在富县工作至今，原本的“平衡钟摆”被打破。阿兰每周独自往返县与市，有时搭乘亲朋好友的便车，有时乘坐县-市间的客运车。如果说路途疲累尚能化解，但单独钟摆的状态给家庭生活投下的阴影却难以回避，其中最为显著的矛盾就是代际冲突的激化。阿兰未调动至爨市的原因，一方面是缺乏愿意帮忙的“关系”，以至于有调动机会也无法去到合适的岗位，另一方面则是阿兰母亲身体状况较差，需要人照顾，可阿兰母亲不信任保姆。虽在爨市购买的房产足以安顿包括阿兰母亲在内的一家人，但考虑到双方父母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性格爱好等方面并不一致，同住可能会引发家庭矛盾，所以阿兰宁愿自己多辛苦一些也要维持家庭和谐。在阿兰公公婆婆看来，这却成了阿兰只顾自己的母亲，不愿意想办法调动至爨市照顾自己的孩子与丈夫，以至于他们“被迫”承担起照顾小伟的重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是多年来家庭矛盾爆发的导火索。阿兰尽管未能长期陪伴在小伟身旁，但仍竭尽全力履行母亲的职责。例如，爨市的房屋刚完成装修，阿兰就安置座机以便与小伟联系，通过“虚拟在场” 48 的形式，围绕小伟的学习成绩和行为习惯进行教育并提供情感支持。自小伟小学起，阿兰与其各阶段的任课老师都保持密切沟通，希望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中的日常表现，从而避免其成长偏离正轨。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小伟高考结束。每到周末，阿兰会带小伟到爨市各个餐厅和游乐场放松休息，而到长假则会安排外出旅行，以此弥补工作日“远程母职”所带来的缺失。在回忆过去这20年县-市迁移的经历时，阿兰忍不住感慨：

“有时候回想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些年真是每周上上下下地跑，周五一下班就往爨市走，周一早上大清八早又得回去上班，如果不是为孩子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坚持得下来。感觉这辈子就像只鸟一样飞来飞去，也不知道哪天才可以不那么奔波。我这还只是周末跑，有的家庭是跑早晚 49 ，每天三个小时就这么耗在路上，光是来来回回的路费和油钱都是好大一笔账。”

2018年，小伟如愿以偿通过高考升入某名校，家庭多年以来的发展目标按期达成，阿兰的“钟摆”生活也暂时告一段落。两年后，新的生命降临在阿兰一家，次子的出生标志着家庭新一轮发展过程的开启。当问及阿兰夫妇今后如何选择次子的上学地点，阿兰夫妇思虑良久后还是回答了“爨市”二字。可此时阿永的父母已经年迈，夫妻二人也未到退休年龄，次子的照护任务落在谁的肩上尚且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阿兰的“双城记”故事还将继续，两地往返的征途只有等到退休那天才能结束。

 （二） 作为“家庭共识”的发展目标

如阿兰家这般的“钟摆式家庭”，之所以得以保持“分而不散”状态，得益于各家庭成员对发展目标的认同——晚辈教育成就的获得与家庭生活区域的上移。二者作为家庭成员间的共识，构成其行动策略和道德展演的底色。阿兰的公公婆婆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单位退休后，在富县的商城做起家具生意。当时在富县这样的西部县城，家具市场的竞争并不激烈，因而阿兰公公婆婆的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小伟的出生却“中断”了他们的事业。阿兰夫妇在县域层级的行政单位工作，迎检、下乡、加班等都是常态，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需要承担更多任务，所以阿兰夫妇的下班时间并无定数。阿兰的父亲在二人结婚前就已经去世，且在小伟出生时，阿兰的母亲还未办理退休，缺乏担任长期照护者的条件。再加上当地文化“内外有别”观念的影响，照顾新生儿的任务落在了阿兰公公婆婆的身上。无论是小伟行为习惯的养成纠正还是衣食起居这些日常事项的统筹，十几年来一直由两位老人具体负责，小伟与爷爷奶奶生活共处的时间远远超过同父母共处的时间。在富县的几年间，两位老人对居住空间较为熟悉且接送小孩的通勤距离不远，阿兰夫妇在每日下班回家后也能够分担一些照护任务，两位老人的生活节奏还算闲适，搬到爨市后意味着“困难”的真正开始。因为阿兰夫妇所购置的住房并不在小伟所读小学的学区之内，所以每天从家到学校是段不小的通勤距离。小伟奶奶回忆了刚到爨市时的生活体验：

“小伟是在市中心读书，我们又是住在东边。一二年级不敢让他自己上下学，一直是我和他爷爷接送。原来的公交车没有现在方便，开的线路少，走的路线绕。他们早上要求7点40分到教室，我们6点多就得起床赶公交，从家里过去需要四五十分钟。中午11点40分放学，回来吃个午饭，休息一会儿，又要出门赶车上学。而且上下学公交又很挤，经常站一路到家。我们刚来对爨市也不算熟悉，公交线路、买菜地点、医院位置等等都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你想想有多难。”

在阿伟小学阶段，阿兰公公婆婆面临的“麻烦”包括每日长时段的通勤和对陌生居住空间的适应。照护任务的运转离不开老两口的协作分工，一人买菜做饭一人就要负责接送小孩。最困难的时期是在初中到高中的六年间。爨市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全省皆有耳闻，普高升学率一度只有50%，爨市一中历年高考成绩的惹眼更是催生出区域内的教育竞标赛，这就导致学生学习时间的过度延长。在初中阶段，虽然没有晚自习，但家庭作业要到23点才能完成，而且家长需在各科作业上签字。到高中阶段，晚自习最早得到22点30分才结束。即使初高中阶段阿兰一家在学校附近租房，可两位老人因为要适应小伟的学习节奏，实际上也是过着晚睡早起的生活。这种牺牲诚然隐含着对阿兰夫妇今后践行孝道的期待，例如2022年阿兰的公公婆婆要求阿兰夫妇在爨市另购一套商品房供其单独居住，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兰的公公婆婆为小伟的成长投入大量心血，这种对晚辈长时段的爱与关怀并不能完全用经济理性的逻辑解释。同时，阿兰夫妇与阿兰的公公婆婆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都存在较大差异，这十几年间大大小小的争吵不胜枚举。阿兰的公公婆婆始终觉得阿兰没有完全尽到身为母亲的责任，周末带小伟外出就餐的行为是溺爱。而阿兰则认为公公婆婆行事作风霸道蛮横，未能充分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感受。纵使彼此心存不满，阿兰一家仍共同走过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维系着这个家的正是家庭成员在根本目标上的一致性。

 （三） 作为“家庭纽带”的基础设施

像阿兰家这样的“钟摆式家庭”在富县并非少数，但凡经济条件足以在爨市买房或有亲属愿意到爨市帮忙照顾小孩的家庭，通常都会将小孩送到爨市求学，只是每家的“钟摆”频率有所不同。这首先取决于子女在求学阶段的现实需要。例如，阿兰选择的是“每周跑”的模式，而阿兰姐姐多年来坚持“每日跑”。无论是“每周跑”还是“每日跑”，二者的共同前提是爨市与富县之间的相对距离并不算远，而且有高速路网沟通两地。2002年，爨市与富县之间的高速公路正式通车。爨富公路的成功修建大大缩短爨市到富县之间的交通时间，富县到爨市的距离大约有70公里路程，如果是自行驾车且在路上没有遇到拥堵、肇事、封路等情况的话，一个小时左右就能从富县抵达爨市的家中。阿永回忆道，在爨富公路建成之前，富县到爨市只能走老国道，但云南的山地地形意味着老国道的路线绕且路面环境复杂，驾车提不起速度，至少需要两个钟头才能从富县抵达爨市。而且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普通轿车的车轮会陷在泥浆当中难以通行。所以，富县到爨市的购房潮是在2002年两地高速公路通车之后才出现的事情。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无疑重塑当代中国的城乡结构，“交通革命”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时空距离”被极大地压缩 50 ，而且催生出普通民众有关“美好生活”的新愿景。与高速路网修建紧密相关的另一现象则是家用轿车的普及。在十多年前，爨市到富县的城际公交并不方便。一是公交收车时间较早，如果没能赶上末班车就只能乘坐第二天上午的车次。二是运营公司为提高载客量，会在爨市到富县的途中经停朗县，这就延长路途所需时间。搭乘便车虽然能够节省经济成本，但是增加人情负担。另外，搭乘便车也得提前联系亲朋好友，大家的出行时间未必匹配得上。基于以上考虑，在阿永调动至爨市的第二年，阿兰家就购置汽车以方便阿兰在两地间的往返需求。当家庭住房逐渐与工作单位脱钩，人们安家的考量因素囊括学区位置等情况时，原先“工作-家庭”的通勤模式随之重构并要求制定新的时间-空间管理策略，汽车成为满足新情况的便捷手段。 51 诚然驾车有诸多便利，阿兰还是倾向于搭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这就涉及决定“钟摆”频率的另一要件——各家各户对交通成本的计算考量。从富县到爨市，单程的驾车成本超过100元，但城际交通的单程车票仅30元。随着近年网约车平台竞争的加剧，两地之间的通勤方式选择不断丰富，公共交通的便利性大大提升。对于习惯精打细算的普通民众而言，现在乘坐公交显然是比“每日开车跑”更明智的做法。

五 结语：在“钟摆式流动”中建构美好生活

本研究基于阿兰一家的家庭史，充分考察县城中产阶层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迁移抉择及其家庭形态变化。通过对已有经验材料的分析，本文发现：首先，房地产市场的勃兴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构成县城家庭到市区购房的前提。一方面，住房制度的改革与私有住房产权的出现，意味着差异化城市居住体系 52 的形成，住房不仅指向刚性的基本需求，而且是彰显家庭社会地位与满足家庭发展目标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由县到市的时间成本得益于“速度革命”大大缩短时，市区更为优越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人居环境等要素将“美好生活”的新图景呈现给县城民众。对于具备经济条件和代际协作条件的家庭而言，原本遥不可及的市区资源此刻有了可及性，进市区买房构成其建构“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高速路网的修建、家用轿车的普及，以及近年来依托互联网技术而不断涌现的网约车平台，既是县城家庭做出购房抉择的物质性背景，也是维系“撑开在县-市之间的家庭”这一形态的基础设施。其次，其购房抉择的首要目的在于为子代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一家一孩”的情状驱使父母将家庭发展的希望投射到子女身上。一方面，“跃过龙门”的典范叙事使普通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意义深信不疑，愈发激烈的社会竞争不断放大市区名校的光环效应，县域学校却被贴上教学落后、观念保守等标签。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名校就读经历为教育策略的制定指明“正确的”方向。出于对成功案例的模仿和追随，中产阶层家庭竭尽全力将子女送入地方名校，为此甘愿忍受长途迁移和亲子分离，高考结果所暗含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却被家长有意无意地忽略。进城买房的抉择也关乎家庭生活城市的层级上移。当以县域作为城镇化重心的构想在政策文件与大众话语愈发可见时，阿兰家的经历却正好呈现出另一条城镇化道路——更高层级的城市被作为家庭发展规划的最终目的地。 53 此类迁移抉择从根本上折射出不同地域在公共服务供给和人居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水平差距。尤其是像爨市与富县这般依托高速路网紧密联系的地区，即使富县大力发展地方产业、提升教育质量并改善生态环境，爨市对富县的“虹吸效应”也无法在短期内予以消除。况且爨市与富县两地的生活成本并无太大差异，富县农民也更倾向于到爨市而非本地购房。富县人口外流与两地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异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值得思考的是其他类似富县的县城，未来的路究竟在何方。最后，跨越县城与市区的家庭形态其动力支撑是家庭成员对发展目标的认同。当家庭成员受困于职业而难以转换居住地域时，县城家庭将入市目标灵活拆分为多个阶段——先满足子女上学，再逐步实现其他。无论是单个家庭成员的双城往返还是整个家庭的分工协作，都表明“晚辈学业成就的获得”“家庭生活城市的层级上移”支配着所有家庭成员的行为和观念。不同家庭成员即使存在利益分歧，但还是尽可能相互忍让、牺牲自我以最终达成目标，“家文化”的强大力量及其内在张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同时，县城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未来”而非“当下”作为底色，家庭成员间的团聚更不是其发展目标中的核心诉求，相反“分离”的意义正是在于产生新的“分离”。农民家庭和县城中产阶层家庭之间的对比表明，农民家庭和县城中产家庭的城镇化道路虽都以成员的钟摆式流动为依托，二者形似却实异。对于前者而言，原籍地的亲属联结与承包土地是难以抛却的重要资源，现行户籍制度与城市生活成本也制约着他们的迁移抉择。家庭成员的钟摆式流动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移动，落脚城市的目标需要通过代际接力的方式实现。对于后者来说，县城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居住环境恰恰是亟待摆脱的对象，真正制约其迁移抉择的是家庭成员的职业特征。家庭成员的钟摆式流动带有单向度的特征，且落脚城市的目标在代内即可实现。与既有的“钟摆理论”相比，本文的拓展性意义就在于超越先前研究仅聚焦“乡-城迁移”的局限，将“县-市迁移”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更为立体和多层次地呈现出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图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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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涉及地名和人名皆经过技术性处理，且文中呈现的访谈内容经过当事人同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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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Zhang Li， “Afterword： What Good Life， and Why Now？”Positions， vol.32， no.1， 2024， pp.209-216.

40. 胡嘉明、张劼颖：《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3页。

41. 《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2003年8月12日，https：//www.gov.cn/zwgk/2005-08/13/content_22259.htm，2025年7月25日。

42. 许弘智：《城镇家庭住房保有中的责任伦理与经济实践》，《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

43. 阿兰的父亲在20世纪90年代初，二人结婚前就已经因病去世。

44. 冯文：《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常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45. Andrew Kipnis，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ing of Child-centered Relatedness，” in Susanne Brandtstadter and Goncalo D. Santos ，eds.， Chinese Kinship：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214.

46. 王德福：《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朱战辉：《接力式城市化：一种选择路径》，《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47. 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48. 彭铟旎、黄何明雄：《信息沟通技术与母职：一项关于香港菲佣的实证研究（英文）》，《社会》2012年第2期。

49. 指当日在爨市和富县之间往返，下班后由富县到爨市，第二天早上则从爨市返回富县上班。

50. 周大鸣、廖越：《聚落与交通：“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51. Zhang Jun， Driving Toward Modernity： Cars and the Live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50-51.

52. Zhang Li，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79.

53. 阿兰夫妇“退回”向单位购买的房产后，在富县的居所是各自父母单位分配的福利房，而后更是未曾考虑再在富县购置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