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初，驻守蓟镇石门寨吴惟忠之旧部浙兵，闻知明廷准备裁撤沿海海防兵，担心被遣回家，遂以“索饷”为名，发生哗变。半年前，他们从朝鲜回到石门寨驻守。在朝鲜战场上，他们作战英勇，平壤战役中，尤为突出，受到朝鲜君臣称颂。但提督李如松既未兑现其“先登城”者奖银5000两的诺言，最终推功又“右北兵”而贬南兵，故他们心存怨气，这次借机发难，与此有关。参与兵变的系普通士卒，有些是“戚家军”旧部，南兵将领并未参与。以胡怀德为首，李无逸为军师，十月二日扎营教场，扣押南兵参将钱世祯、管一方等，四处打听消息，捆缚附近台兵。初九日蓟镇总兵王保率兵来攻，发生短暂交火，很快被镇压。南兵被杀者160余人，王保并未滥杀无辜。这次兵变对于“戚家军”旧部虽有一定影响，但对于明廷倚重浙兵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丁酉再度援倭，明廷还是多方征集浙兵，可见该次兵变影响有限。
[关键词] 蓟镇石门寨兵变 浙兵 《刑部奏议》 《滦东平叛记》
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驻守蓟镇石门寨之建昌营“南兵”兵变，尽管只持续了不到10天就被镇压，在明中后期频繁的兵变中，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却引起了当时朝鲜王朝君臣的特别关注。因为参与兵变的“南兵”，实际上也依然可以说是“戚家军”，正是之前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的那批浙兵，兵变之后，传说几乎全被处死。明朝虽有多种史籍谈及这场兵变，但许多细节并不清晰，传闻甚多，莫衷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海英特别撰文，对于该次兵变之原因、浙兵将领吴惟忠等以及该事件之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涉及当时明朝军事制度、军饷制度、募兵制度以及朝中党争等问题，相当深入，颇有启发。[１]惟史料因素，该文对于事变经过相关细节，讨论不多。笔者结合萧大亨的《刑部奏议》和兵备方应选的《滦东平叛记》等史料，[２]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澄清史实，力图推进该次兵变以及“戚家军”命运和万历朝鲜之役的相关研究，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壬辰援朝中的浙兵与蓟镇兵变之缘由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二日，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日军从釜山登陆，势如破竹。3个月内，朝鲜三京沦陷，遂连连派使节向明朝请援。明廷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朝鲜经略，筹款调兵；在宁夏哱拜之乱平定后，以李如松为提督，率领4万将士，分三路进援朝鲜。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日，在攻打平壤时，日军“乱用铅丸，汤水大石，滚下拒之”，明军进攻一时受阻。提督李如松见此情形，阵前大呼：“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明军士气大振，浙兵表现尤为突出。浙兵将领吴惟忠“中丸伤胸，策战益力”；另一浙兵将领骆尚志“从含球门城，持长戟负麻牌，耸身攀堞，贼投巨石，撞伤其足，尚志冒而直上”，诸军勇猛直前，日军节节败退。“浙兵先登，拔贼帜，立天兵旗麾”，明军诸将趁机杀入城内。“诸军乘胜争前，骑步云集，四面砍死。”[３]日军守将小西行长躲入练光亭，半夜率残部逃出平壤，明军取得了平壤大捷。
这次战役，展示了明军的战斗力，尤其是以浙兵为主的南兵，作战英勇，表现突出。朝鲜人皆深知：“是战也，南兵轻勇敢战，故得捷赖此辈。”[４]“南兵不顾生死，一直向前，吴惟忠之功最高。”[５]然而在李如松奏功疏中，首功却归诸右翼大军主将张世爵，连朝鲜宣祖国王都颇感疑惑而问诸臣：“张世爵与提督，同乡人耶？谓有功则可矣，至录于首功，则未可也。”[６]明确表示不理解。左议政柳成龙也说：“提督攻城取胜，全用南军，及其论功，北军居上。以此军情，似为乖张。若但以一胜为功，无必进之意，则臣等之区区寸力，势难挽回，尤为痛闷矣。”[７]对于先登城的南兵，李如松既未兑现赏银，奏功又不力，使南兵将士极其不满，也让朝鲜君臣忧虑，由此引发援朝明军中南北兵的矛盾。《朝鲜宣祖实录》即言：“初平壤、开城府，既已收复，李提督如松，世居北边，凡用军议功之际，右北军而退南兵，由是南、北军不和。”[８]因为李如松处事不公，致使明军中南北兵不和，其间有多重原因，既有经略宋应昌（浙江杭州人）和提督李如松（辽东人）的矛盾，也有朝中主和派与主战派的矛盾，而这种不和氛围，随后弥漫于整场战争之中。[９]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明军在碧蹄馆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明军失利。碧蹄馆之役后，李如松很快也接受了与日和谈的主张。在兵部尚书石星主持下，明廷与日本开始了长达三四年的封贡和谈，明军陆续撤回国内。但是南兵的这种怨气，并没有因为战事暂停而消弭，当部分南兵撤回蓟镇石门寨后，加上诸多方面的不如意，万历二十三年十月，竟然爆发了兵变。
在萧大亨《石门叛卒招由疏》中，清晰地阐明了蓟镇叛卒的来历，他们正是参与平壤战役的吴惟忠部卒。其中主犯胡怀德，26岁，系浙江金华义乌镇人。他交代说：“万历二十年间，倭子攻陷朝鲜，奉文添设海防营兵。该原任吴游击（即吴惟忠）募兵二千一百名。又调台兵九百名，于本年十一月出关应援。怀德与见擒同乡人叶子龙、胡宗宪、金奇、王文进，并枭示许国安等，俱各应募投兵，随蒙调赴东征，至二十二年四月内进关。”[１０]他们正是万历二十年十一月由吴惟忠率领奔赴朝鲜，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从朝鲜撤回来的那部分南兵。“又蒙将该管留住石门寨地方防守，仍旧食粮不缺”，撤到石门寨驻守。具体人数，“还乡者若干，归台者若干，存者一千二百有奇。前参将陈蚕及今参将钱世祯奉文续募，留驻石门路，计三千五百九十有奇，称海防营兵。”[１１]可见从朝鲜撤回来的士卒中还乡、归台者外，尚有1200余人留在石门寨，而钱世祯和陈蚕又召募了一批新兵，“共足新旧官兵三千五百九十四员名”。[１２]事实上，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巡抚辽东李化龙、总督经略孙矿“议得制倭三策”，其中有一条“募补浙兵”曰：“宽奠原题募兵万余，辽左残破，应募者少，且御倭不可无南兵。吴惟忠所领浙兵，原系防倭东征，稍有损伤，宜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就近给粮，令驻扎山海、石门操练。遇有倭警，调发凤凰城一带防御，无事仍回蓟镇，若倭信紧急，则再调守台南兵，庶几兵力易集。”[１３]特别提到吴惟忠所统领的这支部队，应当补足3700名，以作为朝鲜前线的后备部队，后来虽有所增补，但并未补足，却也说明这支部队是颇受朝中关注的。
戚继光以召募方式，组建了“戚家军”，一方面是戚继光有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严明的军纪，加上戚继光指挥有方，故屡战屡胜；另一方面也因为召募而来的士卒，皆有较为优渥的军饷，保证了士卒的动力。吴惟忠就是戚继光曾经召募而来的士卒，他也是浙江义乌人，嘉靖四十年（1561），以武生应募，屡立战功。万历十九年（1591），授石匣游击，转海防参将，率领浙兵出征朝鲜，在平壤大捷中表现英勇，赢得了朝鲜人的尊重。撤回石门寨后，吴惟忠以功升副总兵。而他在朝鲜战场上的部卒，依然驻扎于石门寨。吴惟忠和他的部卒在平壤战役中作战最英勇，但战后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奖赏，故心生怨气。而最终引发兵变关键性的导火索则是：“近因倭奴议封，各沿海等处添设南兵，奉旨行撤。”[１４]他们获悉有可能被遣散回家时，主将吴惟忠又不在营中，无人约束，加上有人鼓动，遂密谋作乱。
当与日和谈封贡之时，朝鲜战事暂时停止，明兵部以为原来在沿海所设定的三方布置，可以撤换。《明神宗实录》曰：“始兵部以倭封就绪，议撤沿海水陆官兵，檄蓟镇将永平防海南兵炤天津议撤。督抚报：蓟门与天津冲缓不同……况各兵弃农从戎，归无所依，一概撤回，健士可惜。部据以覆：除愿归农者，厚给资饷，令归；愿充兵者，查台操见缺填补，未尽补者，责成新任游击李皆春加意操练，陆续候补，从之。”[１５] 此令传到石门寨守军中，听闻要撤兵遣散，胡怀德与陈廷龙等人就动了坏心思：
怀德与陈廷龙等闻知撤兵，图恋厚饷不舍，就不合乘机煽乱，称说朝鲜倭子全靠我们南兵杀怕了他，故此投顺。今反把我们来散，今后也不愿分协也，也不愿充兵。旧兵定要平壤先登城银十万两平分，又要各头锋银三十六两，二锋银十八两，开城银四两，王京银二两，草溪银二两，庆州银三两，过江银二两，盐菜银六钱，护络银二两，布花银七钱。新兵照依山东事例，各各盘费安家银二十五两，俱各归家，以致众起贪心。[１６]
这部分南兵系征募而来，他们很在乎饷银，但在朝鲜战场上立下的战功，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内心本有怨气。回国之后，当获知要被遣散，原本该得的赏银一分未得，几无所获，怨气更甚，以致于叛乱。某种意义上，这既是朝鲜战场上南北兵争功的延续与外溢，也是平壤大捷时，李如松未能兑现“先登城者，赏银五千”的诺言；而报功之时，又不秉公办事，故意将首功给北兵的后遗症。这部分南兵怨气无处发泄，赏银得不到补偿，故借机发难。《滦东平叛记》即曰：“滦东以南薄大海，然海不为警，旧无海防兵。自万历二十年倭陷朝鲜，募南兵二千一百名，又抽台兵九百名，加设游击吴惟忠率之东援，饷仿台兵，人月食一两伍钱，率义乌旁邑一带游民，性素犷悍。平壤之捷，登城者不下数十枝，而独负先锋功，与北兵露刃相睨，从此衔李提督甚已修怨，挞本管某，经略宋公置不问，顾缚本管鞭之，日益骄。”[１７]直接点出叛军怨气之由来：“衔李提督甚已修怨”。
明朝官私史籍都很关注该次兵变的原因，《明神宗实录》曰：“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１８]《两朝平攘录》亦曰：“奈何封事一起，已将东征士马尽撤回籍，刘綎兵已还四川，其天津、登莱戍守南兵俱各议罪。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如松攻平壤时约先登者给银万两，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门寨。”[１９]方应选亦曰：“自恃为非时调援，于本路不甚用命，且恋饷厚，乌合而芗羶之。”[２０]可见，这次兵变最直接的动因是“索饷”，应无疑义。
这里所言之“饷”，新兵和旧兵有所不同。旧兵，乃是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士卒，诚如前面提到尚有1200余人。既有日常规定的“每日行粮”，“旧例：将官五升，千把总三升，管贴对军丁一升五合。马每匹日支料三升，草一束，沿途挨程关支，无容别议外，其将官日支廪粮银一钱，千总每员日支廪给银八分，把总每员日支廪给银五分，管贴队军丁每名日支盐菜银三分。原议于军饷银内借用等因。准此。先准户部咨前事，内开‘征倭南北官兵，每名每日给银五分，如有驮马，日给银二分，听各军自行买办刍饷’等情。”[２１]这是每名将士及马匹所需之粮草数目，并及兵饷数目。又曰：“每名月支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犒赏银三钱，共三两六钱，将官千、把总等官廪给，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以寓优恤之意。”[２２]另还要求平壤先登银、头锋银、二锋银、开城银、王京银、草溪银、庆州银、过江银等等，各项银加起来，人均超过100两。[２３]在当时明朝财政相当穷困之时，要满足他们这样的诉求，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底开始，以胡怀德等人为首的南兵，以索饷为名，密谋叛乱。
二、蓟镇兵变经过考释
诚如前面所提到的，驻守石门寨的南兵共有3594名，其中从朝鲜战场上撤回来的有1200余人，2300余名系新招募的浙兵。参与叛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且基本上是以老兵为主。这次叛乱持续时间并不长，从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底开始密谋，到十月初就被镇压，总共也就1个月而已，而真正的叛乱，更是持续不到10天。若细致考察，以时间为序，蓟镇兵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密谋与安抚，兵变密谋期。这段时间从八月底到九月底，大约1个月。当胡怀德、陈廷龙等人密谋起事之时，他们认为需要请一位军师，于是就想到了李无逸。李无逸并非南兵成员，他系胡怀德同县老乡。此人原系一名地方小官，万历十九年，选授岳州府平江县主簿，但大察以“贪”而被罢，于是就带了家人安义前往密云县“开当生理”。其长子李化龙为石门寨营兵，万历二十三年八月，他们似为投奔其长子，而来到了石门寨，住在会“子平术”的龚富与龚守义父子对面。因为同乡关系，李无逸与胡怀德、吴文标、陈廷龙等逐渐熟悉起来。八月二十五日，胡怀德跟李无逸提及兵变阴谋，请他为军师，李无逸满口应允，“口称我们俱宦家子弟，惯晓兵法，习观天文，今将星不明，正好起手”，[２４]一拍即合，遂以李无逸为军师，龚富为副军师。
既为军师，需有所行动，先造舆论，他们的做法是写“假名帖”：“假捏祸福，摇动众兵，随写假名帖。或称‘天见灾愆，冬行春令’；或称‘替天行道’；或称‘二百余年贺太平，谁知蓟镇动刀兵’等帖。”[２５]这些假名帖，由李无逸与龚富谋划，严良、吴文标书写多份，在八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两夜之间，连夜在石门镇到处张贴，扰乱军心。
此事很快引起各方注意，“随蒙督抚按关镇道各牌抚谕”，蓟镇镇守总兵王保于九月初六日亲赴石门寨教场安抚曰：“原议分派三协食粮，非散你等归家，我总兵官只要增兵，岂有散兵！况兵部已推新任李参将，如果散兵，如何又推官来！”胡怀德等密向众人说：“这事情瞒不得我！明是怕我们激变，故假推新将官，安顿众人，不然，李参将三月里调去，怎么又推他来？不如依我讨了银子散罢！”随各掷状一纸在地称：“尽讨前银，不愿充兵！”见说不通，王保起轿，准备离开，胡怀德等人率众围住总兵王保。[２６]参将钱世祯、中军张德成等喝令，说不会将他们遣散归乡，并说已推参将李皆春前来继任。王保这一趟安抚之行，不但毫无效果，自己还险些被扣留。为稳住安抚这帮士卒，兵部覆允：“各兵仍留海防，遇有台缺补台，操缺补操，不尽者，照旧在营食粮候缺；愿归农者，照例准给路费。”兵部虽然作出了很大让步，但胡怀德还是不买账，并对众人说：“补的补了，散的散了！日渐势孤，还是散的套子！”[２７]根本就不相信兵部的话。可见，该次兵变的主谋系胡怀德和李无逸，从八月底密谋，到九月底起事前，蓟镇总兵王保试图安抚他们，效果甚微，几乎激变。兵部下文试图打消他们的顾虑，也毫无效果，胡怀德和一群帮凶执迷不悟，越走越远。
第二，兵变与镇压，系兵变爆发阶段。时间从十月初二日到初九日，仅仅8天。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两天，钱世祯和张德成都到石门寨操练了士卒。九月三十日，胡怀德跟陈廷龙、吴文标、陈文通、李无逸、龚富等人商议：“我们前日做了这场，银子又不得分毫！后来上司必照先年南兵下台计杀陆少昌例，少不得寻我们一番，难道就是这般罢了？”于是，他们跟叶子龙、颜文忠、虞良进、毛守成、朱希富等14人“饮血酒一次”，令吴文标起草，李无逸改定，“帖约众乡友，于初二日，齐下教场，器械不可离身，歃血讨要前银。”[２８]再次发帖，约定起事。
十月初二日二更时分，胡怀德等人“明灯持刀，沿街高叫”，率众到教场（演武场）扎营。五更时分，胡怀德等14人“各执器械”，将胡宗宪、禄康、金奇、金榜、许国安等人推为头目，“又传众兵挨队摆列，每人摊钱三文，共值银十两余。差蒋大胜等买牛一只、猪四口、羊四只、酒三十三桶，以备歃血。”当即惊动参将钱世祯、中军张德成、千总戚子和、把总陈大良，他们急忙前来劝解。胡怀德为了立威，命人将中军张德成绑起来，“与买到牛、羊、猪一齐摆在中间，刺血入酒，祭天设誓……逐名歃血，令各巡视旗，凡有不系本营兵及不穿号衣者，止许出，不许入。”并勒令张德成、钱世祯等人“共饮血酒”，遭到严词拒绝。“钱不之从，为张中军缓颊百端，移时得释”。[２９]胡怀德等人“歃血酒毕”，方将张德成释放。于是，“擅扎方营，摆列旗帜，派定阵杀。陈天寿专管掌号，王文进管干粮酒饭，蒋大胜管巡视，叶子龙、禄康、邵纪管把守营门，金榜管伏路摆拨，吴文标管各兵听差告假出入手本，陈思闻管执旗调兵，怀德与陈廷龙等居中调度。”[３０]胡怀德等正式举起反旗。陈廷龙说：“怀德为首！”胡怀德也言：“众兄弟须立我为游击，扶持我行事！”于是诸人皆称他为“新将爷”。[３１]因为胡怀德原本也只是一名普通士卒，为了强化权威，而要求众人立他为游击，说明他无甚威望。
兵变爆发，为首者胡怀德也是一名普通士卒，以南兵为主，但参将钱世祯、中军张德成等人，也是南兵，他们都没有参与，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兵变是以南兵普通士卒为主体，南兵将领却没参与，但叛乱士卒也没有对将领采取过激行动，对于军官比较手软，尽管将中军张德成绑了起来，但很快就释放了，只是把他和钱世祯等扣为人质。另一参将管一方获悉，当即前来解救，“晓谕众兵速散”。从他们的对话中，也充分说明“索饷”是这次兵变的主要动因：
怀德令吴文标、蒋大胜来说：“要二位将官做主，讨这各项银两，到了才散。”钱参将说：“不少你月粮，讨甚么！”吴文标称：“银不到，决散不得！”钱参将又说：“你若不散，朝廷闻知，必遣兵来剿。况蓟镇有官兵十余万，你止三千余人，其不惧怕！”吴文标又不合笑称：“南人心齐，就是不食粮人，也有万余，三协台兵，亦有万数。我们一个顶他十个，那里怕他！”蒋大胜说：“不消多说，只要前银到手，便散归去。”[３２]
他们的目的就是“索饷”，交涉无果，又将管一方扣押起来为人质。尽管索要银两是他们兵变的动因，但是兵变发生后，他们的想法就开始变了。“军师”李无逸出主意说：“如今且拉台上人下来，这石门路一带，原是达子常犯的地方，目下长昂见在近边打围，这一路台上都空了。达子知道，必然进来。我们正好同他做事，官兵也忙乱了，如不然，即出口勾他，杀到辽东，前往朝鲜，与倭国一同议事也。是上策。”[３３]他们竟然还想勾结蒙古人、日本人，为其造势：“我辈……诚鼓行而西，胜则直薄京师，不胜则掠旁郡县，从一片石岀与虏媾，安往不得哉？”[３４]遂派出士卒，前往附近“拉守台兵下来入伙。有不肯的，都绑缚来”，次日“缚到台兵三百余名”。同时，“差金榜等四面放拨饮马河、平山营、一片石、山海关、欢喜岭等处埋伏，邀截公文书札，探听消息。”但是他们既没有杀害营中军官，也没有派兵去攻打其他明军，只是扎营教场，“鼓噪”索饷，拉附近台兵入伙，并派人四处打探消息。他们兵变的行为，《两朝平攘录》形容其“鼓噪于石门寨”，比较贴切。
叛乱发生后，明廷很快获悉。附近的明廷巡关御史、蓟镇总兵王保，兵备道方应选都派人传话，勒令他们尽快解散，叛兵置之不理；叶靖国受命持来之宣谕牌亦被打碎。钱世祯虽被扣为人质，但他本人就是浙江人，跟这些叛兵系上下级关系，也系同乡，叛兵对他和管一方看管并不严，于是他们得以借机逃走。与此同时，“陈廷龙背地要张中军银四五十两，许补千总，就令兵散事情。”[３５]陈廷龙系胡怀德手下得力干将，竟然有这样的“内幕交易”，令胡怀德非常愤怒，陈廷龙被捆打130棍而死，其尸体被悬挂于旗杆上，这也表明叛军心思各异。
胡怀德率叛卒扎营教场，乃在石门城寨外。初八日，管一方溜进石门城寨，立即关闭城门，引起叛军恐慌。胡怀德急令士卒前往抢占城门，已来不及。“又令蒋大胜、叶子龙等领五百攻城东南角，被城上兵乱箭、神枪、三眼铳射打，连攻不克。又城内南兵，被管参将搜吊出城，没有内应。”初九日，蓟镇总兵王保等明军杀到，“于是东协守陈霞、西协守李如樟、台头参将詹鞠养、燕河参将刘继本、遵化左营参将方时辉、三屯右营都司丁世用、延绥营游击王邦佐、宣府营游击孙继盛、中路南兵营游击王必迪、保定营都司胡泽、德州营游击张栋，与建昌营兵，后先踵至。钱参将亦遁入延绥营，借兵而来。诸路云集，围之数匝。”[３６]明大军赶到，将叛军重重包围。
决战开始，“管参将从城中突出，而余与项公所遣南□□□持降旗以往，胡怀徳等复鼓众亟发神器库军火器械来逆。冠军恐我兵齐驱，彼火具并发，势必多伤，因令单骑分诱冲击，奋臂而前，擒斩八十余人。南兵犹愤战不下，复发火炮震惊，南兵始有惧色。时降旗四面遍竖，得降者百余，怀德等犹追杀降者一二，余党仍坚拒。冠军亲督精骑渐迫，擒斩又四十余人，众心且溃。冠军下令姑止弗杀，如果乞降，悉掷去兵械，各兵自此蒲伏。”[３７]叛兵如摧枯拉朽，迅速溃败，明军很快将这次兵变镇压下去。尽管叛乱持续将近10天，实际上只有最后1天，才发生真正的战斗，但大势已去，很快就被歼灭。
三、蓟镇兵变之处理与影响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胡怀德等人起事，初九日就被镇压下去，只有短短8天时间。在明朝中后期此起彼伏的兵变中，这次兵变实在微不足道；但其又是颇具标志性的一次事件，影响深远。围绕这次兵变，还有许多疑义，值得进一步探究。
首先，明军平定这次兵变的主将是否为蓟镇总兵王保？被杀叛卒有多少？
作为蓟镇总兵，王保直接管辖石门寨。兵变初露苗头时，王保曾到石门寨教场劝慰，不仅没起作用，他还差点被扣押，后来他当然参与了镇压，于是有些史书就将王保视作兵变的激变者与屠杀者。《明神宗实录》言：“先是，南兵鼓噪。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且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衅，杀戮不免过当，亦有滥及居民者。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交章论之，言南兵以要赏结聚，本无逆谋，及总兵王保令各纳军器，赴教场听处分，南兵已唯唯听命，及甫入教场，而王保挥兵乱斫，死者无数。乱斫之后，令分队过台，按籍点名，随点随斩，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且传言杀南兵之夜，官军乘势劫掠，抢掳被害诸商，确有的证。滥杀之惨，何可胜言!”[３８]实录就冠以“滥杀”之名，且以为“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简直是古今以来第一“滥杀”之将。《两朝平攘录》亦曰：“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人心迄愤惋，故招募鲜有应者。”[３９]《朝鲜宣祖实录》引人言曰：“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加，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而其余或遁或恕，今已平定云。”[４０]《明史·王保传》曰：“自嘉靖庚戌后，蓟镇重于他镇……而蓟门密迩王畿，与辽帅俱慎选。以保有威望，用之……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时论尤之。”[４１]《明史·戴士衡传》曰：“蓟镇总兵官王保滥杀南兵，士衡极论其罪。”[４２]以上史料，从明官私史书、清官修《明史》，到《朝鲜王朝实录》，几乎众口一词，但都是后人所编史书，主要指明两点：一是王保是镇压兵变的主将，滥杀无辜，令人发指；二是被杀之人，有“数百人”“千三百余口”“三千三百余口”等说法，[４３]王保因此而受到朝中科道官戴士衡、汪以时等人弹劾。
对照现存更原始的文献，萧大亨《刑部奏议》乃审判叛卒的报告。方应选《滦东平叛记》系他记录亲身经历，跟前面所提的几种史料，细节上颇有出入。《刑部奏议》中，将叛乱经过和主要行为都呈现出来，《明神宗实录》谓“王保挥兵乱斫，死者无数”；[４４]《明史·王保传》言“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４５]明显有出入。胡怀德等十月初二日就纠集南兵，扎营演武场，并非王保“诱令”，王保初九日才到。诚如前面所提到的，这批南兵虽纠集于演武场，但只是索饷，并未主动攻击附近的明军，被扣押的参将钱世祯和管一方，后来还偷偷逃跑了。直到最后一天，明大军围攻之时，才真正发生战斗，这或许是科道官言“南兵未尝反”之所指。《覆处漏网叛兵疏》中提到：“初九日，早有王总兵统兵来到小教场内点名，擒剿间，文通又不合当夜逃走，众兵俱各被擒。”[４６]这里的王总兵正是王保。《滦东平叛记》中，提到一位名叫“王冠军”的将领，应该就是王保。从兵变开始，方应选跟王冠军就商议平叛办法，“初九，冠军前锋至，至两兵释围，仍与屯合。”“初十日，偕冠军按行军中，分南兵为五部，各隶官军，内匝子营，外匝大营，南兵夹置其间，一不得脱。惟陈文通先时逸去，我兵轻重伤仅三十余人，而无有毙者。”[４７]多方比较，王保确系征讨主将，应无疑义，但他是否趁机滥杀无辜？
该次兵变中，被杀叛军到底有多少人呢？《滦东平叛记》中提到过多个数字。初九日正式战斗打响之后，王冠军指挥明军，先“奋臂而前，擒斩八十余人”。接着，“冠军亲督精骑渐迫，擒斩又四十余人，众心且溃。”随后，“冠军下令姑止弗杀，如果乞降，悉掷去兵械，各兵自此蒲伏。”平定之后，追查骨干分子，“至十二日晡刻查搜，始竟得首恶三十二名……即军中枭示许国安等六人，杖死张文荣等二十五人，留金奇一人，与前生擒胡怀德等共十一人候题奉旨。”[４８]上面这些数字，加起来总共被杀151人，生擒与待审12人。永平道马知府、林同知在会审书中提到：“兹生还者三千余，皇仁蔼如雨露，计擒斩者百五十。国宪肃若雷霆，所据生擒首恶胡怀德、吴文标、李无逸、龚富、叶子龙、金奇、王文进、金榜、胡宗宪、禄康、翁起鸣，俱应以谋叛已行，不分首从，律论斩。”[４９]十一月四日，将这11人处斩，“传首边腹，揭示中外”。这两种史料恰好互为印证，被杀与惩处人数也完全吻合。“通计南兵除督府标下教师及于役与逋亡擒斩外，尚存三千二百四十有奇。”[５０]前面提到石门寨南兵共有3594人，兵变后尚存3240人，差354人，其中包括“督府标下教师”，没有算在里面，他们并非叛军，所以这次兵变被杀和事后被斩人数160余人，应无疑义。故而诸家史书所言被杀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说法，都系风闻之言；说王保滥杀无辜，也并非事实，科道官之弹劾，缺乏根据。当然其背后，也有党同伐异的因素。[５１]
其次，这次兵变系“戚家军”的梦魇，“戚家军”是否从此告别了历史舞台？
参加该次兵变的以浙兵为主，也有些人系“戚家军”旧部。吴惟忠曾对朝鲜君臣言：“吾所领浙江、福建兵，当初戚总兵所练，而吾其门生也，岂有违吾分付作弊之事乎？”[５２]他是以继承“戚家军”衣钵为己任的。兵变被镇压后，另一逃逸犯人为45岁的陈文通，原籍浙江金华浦江，逃到扬州被抓获。他招供曰：“万历八年间，文通前来三屯营，投戚总兵，收用。充总府衙门刽子手。后发石门路七十二号台防守，革退。至万历二十年间，朝鲜倭寇作乱，添设海防营。该原任吴游击招募南兵，至二十三年七月内，文通在本管骆游击处，诈称告退回南。至八月内复投永平道验发，今听降钱游击，转发队总何应龙下为兵，随蒙调赴东征。”[５３]陈文通年纪较大，原来就是戚继光的部卒，后来虽被革退，朝鲜战事爆发后，因为其旧有的身份，再被召募而来，说明吴惟忠所率领的南兵，乃以原来“戚家军”为根底，陆续又从浙江召募新的士卒，包括已革退“戚家军”的旧卒，以保持“戚家军”的风格。从这支队伍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来看，他们确有“戚家军”的战斗作风，[５４]勇猛精进。
诚如上文所言，这次兵变主要是以士卒为主，主犯胡怀德也只是一名普通士卒，其他10名首犯，也无一南兵将领，南兵将领钱世祯、张德成、王必迪、管一方等人，都反对兵变，且都参与了平叛。尽管有些戚继光的旧部被清理了，但最为关键的南兵将领吴惟忠、骆尚志、钱世祯、王必迪等人都在，未受影响。丁酉再乱之时，他们再受命率领南兵，前往朝鲜。因此，这次兵变对于南兵参战或许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标志着“戚家军”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最后，这次兵变对于明军丁酉再度援朝，有何影响？
蓟镇兵变，被歼150人，11名主犯被处死，对于东征浙兵是个很大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朝廷重视浙兵的政策。早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月，兵变发生半年之后，兵部尚书石星上疏，特别提及要征调浙兵与各类船只：“浙江巡抚调发标兵一营，仍调惯战水兵三千，并应用福、仓、艟、哨船只，随军器械，候倭情紧急，请旨调发。方令水陆智勇将官统领，直赴蓟辽军门，分布防范。各兵合用安家、行粮，安家属兵部，行粮属户部，俱照先今征倭事例给处。其浙江水兵所备一年本色米菜，各船堪否装载，可否径从海道过辽，如一时发解不及，准与该省镇衙门查，堪动钱粮，暂借支给。”[５５]既提到征调浙兵数目，各类船只，亦提及军饷的来源。可见，即便发生过石门寨之叛，也不影响明廷对浙兵的征调。丁酉再乱，明廷又指令从浙江征兵，浙江巡抚刘元霖上疏言：“自倭情一变，征调四出，一切兵船器械，半取诸越，水陆续发，已逾万人。守备之具，缺而未补者，方在经营，而蓟镇之征檄又下矣。水兵三千，船器未及促办，而山东之借调又至矣！南北尽王事耳，力所可为，臣不敢辞劳；而无米难炊，臣不能任费。”[５６]可见，刘元霖面对各种征兵、征物，苦不堪言。
第一次征兵，乃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五月间之事，以浙江现役军人为主，蓟辽总督孙矿提议调浙水兵3593名、陆兵3785名。[５７]面对朝廷之征兵，刘元霖特别提及石门寨兵变之影响：“浙兵自山东、天津撤回蓟镇，杀戮之后，人情畏怖。”即便此事已过去了两年多，其影响尚存，却依然无法阻挡朝廷征用浙兵之令。此后，明廷在浙江又进行了四次征兵，浙兵依然系朝鲜战场上表现最英勇的部队。
四、结语
蓟镇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明朝北部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嘉靖以后，因为“北虏”问题日渐严重，蓟镇邻近京师，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嘉靖庚戌后，蓟镇重于他镇……而蓟门密迩王畿，与辽帅俱慎选。”[５８]当“南倭”问题平息之后，戚继光就被调来蓟镇，在张居正支持下，戚继光从隆庆二年（1568）到万历十年（1582）14年间，固守蓟镇，使之固若金汤，也将“戚家军”留在了蓟镇，多年后依然是明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但张居正死后，戚继光马上被清算，“戚家军”也日渐受到排挤，成为朝中党争的牺牲品。由于“戚家军”军饷得不到保证，军粮也时常不继，从而不断引发兵变，以致形成了“南兵屡噪乃蓟镇痼疾”[５９]的印象，万历二十三年十月的兵变，乃“蓟镇痼疾”的又一次发作。只是这次兵变一定意义上是朝鲜战场上南北兵矛盾的外溢，也是朝中党争的体现，虽然进一步弱化了“戚家军”在历史上的地位，但对于明廷倚重浙兵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注释
[１]杨海英：《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管窥》，南炳文、商传主编：《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8-135页。
[２]萧大亨之《刑部奏议》，现藏于日本蓬左文库，系孤本。蓟镇兵变发生后，很快被镇压，萧大亨当时为刑部尚书，他亲自审问叛将，该书卷1就有《石门叛卒招由疏》和《覆处漏网叛兵疏》，清晰地陈述了叛乱经过，参与叛乱的主要将领，并分析了原因。方应选当时为平叛的将领之一，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滦东平叛记》，收于他的文集《方众甫集》中，详细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这两种材料应是该次兵变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基本上可以完整呈现兵变的经过及相关细节问题。
[３]《朝鲜宣祖实录》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汉城：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1953—1961年影印版，第21册，第601页。
[４]《朝鲜宣祖实录》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第21册，第601页。
[５]《朝鲜宣祖实录》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第21册，第638页。
[６]《朝鲜宣祖实录》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第21册，第638页。
[７]《朝鲜宣祖实录》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壬辰，第21册，第625页。
[８]《朝鲜宣祖实录》卷37，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乙巳，第21册，第691页。
[９]参见孙卫国：《李如松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孙卫国：《“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１０]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9b页。
[１１]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 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36页。
[１２]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0a页。
[１３]《明神宗实录》卷278，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庚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年，第5142页。史料多处提到“台兵”，此处有“守台南兵”，应就是“台兵”。尽管宋代以来有台兵的建制，系指古代由代表中央政府的行台派遣的军事力量，明代已无这样的机构。此处之台兵，乃始于戚继光镇守蓟镇时，为防止蒙古人南下，他创建了地台守卫方式，“空心敌台，蓄以军火器具，分布南兵守望无间。”（《戚少保奏议补遗》卷2《著哨守条约颁谕各台官兵传习守御以防边警》，参见《戚少保奏议》，张德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9页）戚继光驻守期间，修建地台1194座，将蓟镇南兵分为三协，驻建昌营、三屯营、石匣营，协同作战，加强防卫，提升了战斗力。
[１４]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0b页。
[１５]《明神宗实录》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己丑，第5358-5359 页。
[１６]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0b-11a页。
[１７]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5-136页。
[１８]《明神宗实录》卷290，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第5378页。
[１９] [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4，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290-291页。
[２０]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6页。
[２１] [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2《檄分巡辽海道 二十五日》，郑洁西、张颖点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1页。
[２２] [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9《移本部咨 十四日》，第279页。
[２３]《滦东平叛记》中说“鼔众要索东征功赏及安家银，人各四五十两”，显然不止此数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6页）
[２４]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1a-11b页。
[２５]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1b页。
[２６]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1b-12a页。
[２７]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2a-12b页。
[２８]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2b-13a页。
[２９]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7页。
[３０]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4b页。
[３１]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5b页。
[３２]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5a页。
[３３]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16a页。
[３４]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 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6页。
[３５]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覆处漏网叛兵疏》，第41b页。
[３６]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9页。
[３７]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 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9页。
[３８]《明神宗实录》卷291，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癸未，第5392页。
[３９] [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4，第290-291页。
[４０]《朝鲜宣祖实录》卷69，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戊戌，第22册，第605页。
[４１]《明史》卷239《王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15页。
[４２]《明史》卷234《戴士衡传》，第6108页。
[４３]杨海英指出诸家史书对于被杀人数，“不啻相差十数倍，准确的遇害人数也许终是谜团”。她从南兵的补充人数、蓟镇三协南兵的来源等，进行了精详考订，提供了有益思路。参见杨海英：《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管窥》，南炳文、商传主编：《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0页。
[４４]《明神宗实录》卷291，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癸未，第5392页。
[４５]《明史》卷239《王保传》，第6216页。
[４６]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覆处漏网叛兵疏》，第42a页。
[４７]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9页。
[４８]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 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39-140页。
[４９]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石门叛卒招由疏》，第25a页。
[５０] [明]方应选：《方众甫集》卷7《滦东平叛记》，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0册，第140页。
[５１]杨海英《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管窥》第四部分《风口浪尖的蓟镇》和第五部分《扬汤止沸的朝廷》有详细分析，南炳文、商传主编：《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8-135页。
[５２]《朝鲜宣祖实录》卷89，宣祖三十年六月癸酉，第23册，第245页。
[５３] [明]萧大亨：《刑部奏议》卷1《覆处漏网叛兵疏》，第40b页。
[５４]参见杨海英：《远征朝鲜抗倭拒寇的“戚家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23日第B01版。
[５５]《明神宗实录》卷296，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壬戌，第5522-5523页。
[５６] [明]刘元霖：《抚浙奏疏》卷10《议处东省募兵粮饷疏》，该书今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系孤本。原书系明刊本，全书共21卷，第26a-26b页。
[５７]两个数字都来自刘元霖《抚浙奏疏》，前者见卷8《条议调兵五事》《报发水兵日期并议委将领疏》，后者见卷9《报发陆兵日期疏》。
[５８]《明史》卷239《王保传》，第6215页。
[５９]《明神宗实录》卷291，万历十一月己巳，第5383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