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斯年信函
罗隆基（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五），字努生，号鲁参，江西安福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三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二二年七月赴美留学，一九二八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光华大学。不久创办《新月》杂志，随后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一九四〇年春被聘为西南联大（北大）教授，但为时不长，一九四二年四月就被解聘。有关罗隆基的研究，成果不少，刘志强教授编辑了《罗隆基文集》（四卷，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书中收录他编的《罗隆基年谱》，对于被西南联大解聘一事，年谱中并无涉及。笔者在整理傅斯年与郑天挺书信时，发现一函，详细讨论了此事，或可略补不足，也为深化西南联大时期傅斯年与郑天挺的交游，增加一个插曲。
为全面了解事件原委，先从傅斯年致郑天挺的函谈起，全文如下：
毅生吾兄左右：
罗努生闻已由北大（联大）解除聘约，未知然否？如已解除，弟不啻释重负也。此君之来，端升说是我的主张，此未可囫囵说。我乃有条件之主张，端升将条件去之，而仍说是我的主张，此端升之脾气也。此事经过如下：
在某一次开参政会时，努卿为“宪法”大努力，而受某钜公之责。当时弟与枚荪皆觉努为过，其虽不逊，其人确有材，似应给他一个最后的机会，免得他跟着一群浪人作浪去。（此在今日思之，固为妄想；在当时，确同情他，心惜其才也。）彼时吾辈固同情之，而惜之，而欲其不随下流也。故弟与梅荪、端升商量此事，弟之主张如下：
由端升（法学院长，此事本由他经管）劝罗，以后务正业，埋头读几年书，不要兼事、多事。如可能，则北大可以聘之为教授。但此须先与孟邻先生详商，并须清华不反对。端升如何对孟邻先生说，我不知道，但北大请他了，云是我的主张。努生在暑假尚未如校前，即兼了某系顾问（雪萍告我的），我去问端升，何以不遵当时之条件，端升说，他（钱）请他（罗）本是无条件的，请人是要礼貌的，不能有条件。我说，我们本来说是有条件的，如无条件，那就只是你钱端升的事，而不是我傅孟真的事了，此与端升一吵也。即请端升告罗，不能兼差，端升不肯，二吵也。其时钧行先生为我们献请此事，钱、罗均在座。我即对努生云，“北大请你，是希望你能专心，能埋头读几年书，能不兼闹事，今闻兼顾问，大不便”。努生力解释无此事，只缪请他一次，他已坚辞。可以书之计划的稿子，而不受酬云云。返后，弟对端升说，此事还请兄随时注意，端升云不能。
次年，端升以努生为介，在某处弄到钱，续办《今日评论》。陶孟老大怒，称云，与端升大吵两次。孟老劝我，也劝端升，我说，我既不为《今日》作文，无此资格。但后来实微劝之，则端升咆哮如雷也。
以后在龙泉镇钱公馆闲谈，因弟仍念道请努生之条件一事，端升大怒，弟亦大怒，论：（一）兄根本看不起北大及其同人，故做法学院长而不努力。（二）罗努生事，实是改了原议（条件），傅孟真为此蒙不白之冤。端升末云，向北大辞职。我说，这与我不相干。总之，以前为罗事数次小吵，此次大吵，以后遂不能谈此调矣。罗二年中，闻并未用功，且前年之事太丑矣，其解聘宜也。此函乞转陈孟邻先生及枚荪、金甫两兄一阅，勿公开传观也。专此即颂
大安
弟斯年
八月廿一日
傅斯年此函中虽谈罗隆基解聘事，实际上是说明他和钱端升对于聘请罗隆基的态度不同，因此有必要先对西南联大（北大）如何聘请罗隆基稍加考辨。
二、西南联大聘任罗隆基
罗隆基原为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一九三八年八月，因为日本人占领天津，《益世报》停办，罗隆基遂南下，但一直并无固定工作。他热衷于社会活动，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作为国社党领导人，罗隆基被选为参政员，开始参政。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他参与起草宪法修正案，陶孟和、周炳琳、钱端升和傅斯年都参加此会了，因而相互熟悉起来。九月份，罗隆基主稿，编成了《五五宪草修正草案》，十一月，再由罗隆基主持，进一步完善《五五宪草修正草案》。这就是傅斯年函中所言“在某一次开参政会时，努卿为‘宪法’大努力”之意。一九四〇年三月，宪政期成会第三次会议，综合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五五宪草修正草案》，最终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简称《期成宪草》），此修正案特别提出“国民大会议政会作为国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在国民大会休会期间行使民众对政府的控制权”。四月份，进一步讨论修正案，争论甚烈，会后将各方意见上报国民政府，被蒋介石批评为“违背孙中山民众有权、政府有能，万能政府的设想”（刘志强：《罗隆基年谱》，172页），这就是函中“而受某钜公之责”所指。
傅斯年通过这几次会议，对于罗隆基的学识较为欣赏，觉得他“确有材”，担心“他跟着一群浪人作浪去”，珍惜他，同情他，于是跟一同参会的北大（西南联大）同事法学家周炳琳、钱端升（法学院院长、政治学系主任）商量，提议聘请罗隆基为西南联大（北大）政治系教授，当时为一九四〇年四月；而罗隆基正式就任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乃是一九四〇年九月秋季学期以后。由北大聘请罗隆基，傅斯年是有条件的，诚如函中所言：
第一，请钱端升转告罗隆基，要专心学术，少掺和社会上的事情。“以后务正业，埋头读几年书，不要兼事、多事。如可能，则北大可以聘之为教授。”少搞社会活动，也不要到处兼职。尽管由钱端升聘请，但傅斯年见到罗隆基，还亲口跟他表达此意。尽管罗隆基矢口否认，但要求罗隆基不参与政治活动，专心于学术研究，几乎不可能。尽管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未获通过，对于罗隆基等主张宪政的民主人士是个打击，但并未阻挡罗隆基参政议政的决心。他借助《今日评论》等期刊，时常发表主张宪政、抨击时政的政论文章，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还在昆明以西南联大教授的名义，接受《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畅谈国内外时事形势。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秘密成立民盟。所有这些活动，完全违背了傅斯年所提出的“条件”。
第二，请钱端升先跟北大校长蒋梦麟商量，因为是在昆明西南联大，不仅要得到蒋梦麟同意，同时清华的同人们也不能反对，才有可能实现聘请。函中言“但此须先与孟邻先生详商，并须清华不反对”，这是第二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对罗隆基本人的要求，算是内因；第二个是学校层面的问题，则是外因。外因虽也有点问题，但无实质影响，内因则并未如傅斯年之意。因为在暑假期间，罗隆基还没有正式入职前，傅斯年就听说罗隆基为某系兼职顾问，引得傅斯年不快，并向钱端升兴师问罪。最终获悉原来钱端升根本就没有跟罗隆基提这所谓的“条件”，钱端升坚持：“他（钱）请他（罗）本是无条件的，请人是要礼貌的，不能有条件。”尽管傅斯年跟钱端升都希望聘请罗隆基为教授，但两人的出发点与原则完全不同。傅斯年想劝罗隆基专心学术，以不掺和社会活动为前提，方能聘请罗隆基为教授；而钱端升本着“礼貌”的原则，未提任何条件，因为聘请罗隆基具体是由钱端升去办的。因此，罗隆基对于傅斯年的要求并不重视。而在傅斯年等人看来，罗隆基参与政治活动，就是违背了聘任的前提，其解聘就在意料之中。
钱端升跟罗隆基都是法学与政治学方面的专家，两个人都留学英美，主张宪政，他们二人都是《今日评论》的核心作者，钱端升负责《今日评论》之编辑，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停刊，“《今日评论》出版二年余……乘印刷无法准期之会，停止发行，计出一百一十四期”。可见，钱端升跟罗隆基的关系，原非傅斯年可比，自然钱端升不会按照傅斯年所设定的条件，去要求罗隆基，这导致傅斯年对钱端升极为不满。罗隆基还为《今日评论》的出版，帮助钱端升寻找经费，引得陶孟和也大发雷霆。而因为罗隆基聘任之事，傅斯年跟钱端升多次争吵，互不服气，甚至于在钱端升府第，两人还互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傅斯年指责钱端升有二罪：“（一）兄根本看不起北大及其同人，故做法学院长而不努力；（二）罗努生事，实是改了原议（条件），傅孟真为此蒙不白之冤。”认为钱端升无所作为，而聘请罗隆基，假“傅斯年之名”，却行“钱端升之实”，使得傅斯年“蒙不白之冤”。傅斯年之所以这样说，乃因联大诸教授都对聘请罗隆基为教授表示不满。一九四二年商议解聘之时，郑天挺论之曰：“前年聘努生为教授本出端升、孟真之意，盖望以此移其政治活动之心，减少中央之麻烦也。既发表，全校大哗，以为其学、其品均不胜此，因之端升、孟真并致互责。”（《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二○一七年版，526页）这也就是傅斯年所谓的“蒙不白之冤”所指，也点出了他们之所以“互责”的原因。
三、罗隆基之解聘
傅斯年信中提：“罗二年中，闻并未用功，且前年之事太丑矣，其解聘宜也。”罗隆基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是一九四〇年春，此函写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二年初，北大校长蒋梦麟就在考虑解聘之事，并跟北大秘书长兼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商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七日有详细记载。其文甚长，录之如次：
八时起。师约谈罗努生解聘事。此次师在渝与诸人谈，皆谓委员长不满于罗努生，且疑上月学生之事由其主动。学生事起，重庆疑出（潘）光旦、（张）奚若、（罗）努生三人，而光旦、奚若皆有为之辩解者，独努生无之，其嫌愈重，然其人实无此力也。师在渝虽为之剖白，终无济。布雷、立夫告师，委员长之不满于其人，不专为学生事，且其向卢汉言中央种种，卢悉以陈委座，委座以其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深恶之。往尝向立夫责问联大请其为教授，教育部不干涉之故。继以此次学生之事，恐更无以轻其责，因力劝师解其聘，师以生活为言，布雷意参政员月薪五百元亦差是矣。师举以相告，并商之，余意可送满聘约薪俸，婉函以告之，盖不解聘，恐亦难安于职也……去年余自川归，与树人、廉澄谈，忽及努生续聘事，两君大詈，主联署致函校长请解其聘，余以使校长为难，婉劝之，今以此解去固未尽美，然于校内可减一纠纷也。在努生，或以此反成其名。（《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526页）
郑天挺日记中所言原因复杂得多，远非傅斯年函中所提及之简单，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蒋介石对他不满，可以说积怨甚深，由来已久。首先，联大聘请罗隆基为教授时，蒋责问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何不过问，原因何在？其次，一九四二年元月学生游行，国民政府怀疑背后鼓动者系潘光旦、张奚若和罗隆基，有人为潘、张辩解，却无人替罗隆基说话，即便后来蒋梦麟替他说话，也无济于事，故再加一罪。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滇南作战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卢汉“言中央种种”，卢汉将他的话全盘告知蒋介石，“委座以其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深恶之”。有此三大罪状，再加上他所参加的一系列社会活动，更令蒋介石不快，所以蒋介石直接向蒋梦麟施压，令其解聘。蒋梦麟还是顾及情面，言及他的生活可能困难，陈布雷说罗隆基作为参政员，月薪五百，足够生活。郑天挺以为不要明言解聘，“可送满聘约薪俸，婉函以告之，盖不解聘，恐亦难安于职也”。处理办法，相当厚道。事实上，联大校内多名教授对罗隆基不满，甚至于一年前赵乃抟等听说续聘罗隆基，“两君大詈，主联署致函校长请解其聘”，今将其解聘，也减了校内一个纠纷；“在努生，或以此反成其名”。可见，解聘罗隆基一事，在当时也算一个不小的事件。
事实上，一九四二年春季开学很长时间，罗隆基都没有到校，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郑天挺日记载曰：“罗努生赴渝未返，上课已逾三分之一，于校章不应更允其请假，且离昆又有政治关系，归期更莫定。长此悬而不决，亦无以对他校、对学生。往时师在渝已允解其聘，若更延稽，亦无以对中央。故师命由校备函送四、五、六、七，四个月薪津作为解聘。”（544页）次日，“与汇臣、矛尘商致罗努生函稿，余删至极简，俾免枝节，但太简，失之质直矣”。又过了两天，“复与端升、孟邻师久谈，端升不以函辞努生为然，谓如此反授之以柄，不若迟之不至，自然解聘，毫无痕迹也。其言甚当，然师明后日即将入渝，设当局询及，何以自解耶？”（545页）解聘罗隆基之事，定下来后，如何通知罗隆基，让郑天挺等人反复琢磨，顾及情面，从中体现他们的君子之风。
一九四二年四月份，西南联大就定下了解聘罗隆基之事，并赠送他四到七月共四个月的薪俸，实际上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从一九四〇年九月份算起，也就三个学期，第四个学期被解聘，而傅斯年的信则写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底，当时他在重庆，对于在昆明西南联大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很快知晓，当他获悉消息之后，特地写信给郑天挺，详细解说聘请之原委，可见，他的内心对于此事还是相当介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