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追忆朱政惠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83 次 更新时间:2023-07-1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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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国  

2013年11月朱政惠先生遽然辞世,没想到,他离开我们竟然十年了!回想与朱先生交往的往事,不禁思绪万千,遂草此小文,寄托追思。

我进入史学史领域的时间较晚,虽然1994年9月在职读了杨翼骧先生的博士,但后来并没有专心研究史学史,一直到2007年7月,赴华东师大参加学术会议,首次见到朱先生。记得在会议开幕式结束,茶歇之时,碰见了朱先生,我赶紧自我介绍,他只是轻轻地说了句:“卫国,我知道你!”简短而亲切的一句话,马上消除了我的紧张感。以后经常向朱先生请教,他的话虽不多,但每句话都相当实在,平易近人。

2007年11月,我受邀参加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先生主持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事先跟朱先生联系,表示会议期间想去拜访他,朱先生很高兴,他说要去接站。朱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又那么忙,作为一名年青后学,怎敢劳动朱先生大驾,当即婉拒,并特别强调上海地铁很方便,决不能惊动朱先生!但朱先生坚持,说他开车很方便,且有事想跟我谈。

当我从高铁下来,走出虹桥火车站时,看到朱先生早已在出站口了,令我既感动又内疚。我们在附近找到一家茶馆,坐下来后,朱先生说他正在主编一套“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鼓励我将相关领域发表的论文,编辑成书,收入这套丛书之中。同时也征求我的意见,问是否可以做翻译。1979年6月,由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十位明清史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乃是美国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个历史学代表团,后来他们的访问报告以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为题出版,问我是否愿意将其译成中文,并收入“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中出版。

朱先生如此看重本人,我十分感动!因为这只是我跟朱先生见的第二面,且当时我只是一名年轻的副教授,既没有刊出过什么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也从未出版过译著,甚至都没有认真翻译过一篇英文文章,朱先生竟然如此热忱地委以重任,给我机会!我当即说道:“非常感谢朱先生的提携和赏识!晚辈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人,尚没有出过有影响力的论著,也从未敢想过出版论文集,亦未翻译过英文论著,恐怕难以承受先生的厚恩和重托。”朱先生马上说:“这套书很多作者和译者都是年轻人,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要培养年轻人,你的基础很好,视野开阔,外语也好,不要顾虑太多,认真去做,一定能够做好的!”

朱先生如此信任和鼓励,我也就不好再推辞。于是花了半年时间,编成了题为《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交流与海外汉学》的一部论文集,2009年8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后记》中,开篇我就表达了对朱先生诚挚的感谢:“本人学无所成,从未想过出版论文集,也未想过会出版这样一部论文集,更未想过能够纳入华东师大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之中,是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的一再鼓励与指教,才催生出了这部论文集的问世。没有朱先生的鼓励,就不可能有此书的问世。首先对朱先生的指教、鼓励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本人出版的第一部论文集,也是迄今为止刊出的唯一一部论文集。

与此同时,我也接受了朱先生让我翻译的重托,并于2008年6月至9月,借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学的机会,用两个月时间将魏斐德等人的访华报告译成中文,当年12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在《译者前言》中我写道:“翻译这本书,前后近两个月时间,也得到了许多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的信任与鼓励,尽管我告诉他自己从未译过外文著作,他还是很信任地将此书交给我,而且说不用考虑出版问题,使我才有机会翻译这本书。”魏斐德等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也就成为本人的第一部译著。此后我也翻译过其他著作,可以说如果没有朱先生的信任与鼓励,恐怕我不会也没有信心去尝试翻译英文论著。

此后数年,只要是华东师大举办的学术会议,不管是史学史会议,还是海外中国学方面的会议,朱先生都会给我发邀请函,我也总是抓住机会,前往学习,由此也多次近距离感受朱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术思想。

2012年10月,朱先生受邀来南开参加“雷海宗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他抵津的那天晚上,乔治忠老师做东,招待一同参会的瞿林东先生和朱先生,我们南开几位史学史同仁一块作陪。能在南开见到瞿先生、朱先生,我们都很兴奋,席间相谈甚欢。会议结束后,我开车送他去天津西站乘高铁。一路上,他跟我谈及新的学术计划,说道:“美国中国学界有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史学史,有不少很有影响的学者发表了相当重要的学术论文,但中国史学史界很少有人关注,我们应该把这些成果搜集整理,并翻译出来,向中国史学史界推介。你是做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只是不知道你是否有时间?”我很感谢朱先生一如既往的信任,遂问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朱先生说一年之内完成最好。我一方面表达对朱先生委以重任的感谢,同时也解释道:刚刚申请到一个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朝)古代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研究”,可能需要在项目上多花些心思,时间又紧,而我对美国相关研究状况,了解也不多,担心无法如期完成朱先生交给的任务,有负先生重托。朱先生听罢,当即表示理解。后来他独自完成这个计划,并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探要》,2013年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上,非常详尽地介绍美国学界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特点与价值,开启了我们对美国中国学界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注。

2013年3月,第五届上海中国学论坛举行,朱先生负责组织海外中国历史学小组的研讨,乔治忠老师、阎国栋和本人三位南开人一同受邀出席。会议期间,朱先生非常辛劳地组织会议,会议闭幕晚宴上,朱先生了解我们第二天要回天津,他坚持要送行。乔老师说:“这几天会议,您十分辛苦!明天早上我们的车又早,坐地铁前往高铁站十分方便,不必再劳您大驾,完全没有必要送行!您好好休息,保重身体!”国栋教授和我也一再说不必来送行,好好休息为上。朱先生见此,也就不再坚持。次日早上六时半,吃早餐时,阎国栋教授说:“刚才接到朱先生电话,他说给你们俩打手机,你们都关机了,就给我打了,他还是要来送行,要我们等他来。”七时半许,朱先生匆匆开车来,因为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期,马路上交通严重拥堵,实在没办法,他只好将我们送到地铁口,送给我们每人一盒茶叶,就此挥手告别。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我见朱先生的最后一面!其时朱先生红光满面,尽管满头银发,但精神很好。

2013年10月,南开史学史同仁准备召开一个主题为“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建设与前沿探索”学术会议,乔老师说:朱先生接到邀请函,很快就发来一篇两万多字的学术论文,表示一定参会!会议临近,我给朱先生发邮件,希望他告知车次,我准备去车站接他。他回信说:举办会议千头万绪,人手不够,不需要接站,他自己打车来南开大学宾馆即可。会议举办前夕,乔老师在明珠园大厅激动地跟我说:“朱先生的病复发了!他给我邮件中说,没有任何理由不来参加南开的学术会议,只好跟我说实话了!肿瘤扩散到全身,医生劝他必须尽早治疗,火车票都已预订好了,家属阻止,医生也不允许,才将票退掉,故而来不了了!”他一再叮嘱乔老师不要跟任何人提及他的病情。对于会议主办人乔老师,他不得不说实话,但又怕影响大家,故而希望保密。

会后不足半月,2013年11月13日上午十时许,接到龚咏梅教授的电话,被告知朱先生大约一个小时前遽归道山!乔老师、国栋教授获悉噩耗,都甚为悲痛!我们仨遂联名发去唁电:

惊悉历史学家朱政惠先生因病逝世,万分沉痛!朱先生为全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外史学的比较和交流、为北美中国学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朱先生的逝世,是历史学科的重大损失,华东师范大学失去一位学术大家、失去一位宽仁忠厚的名师,我们失去一位尊敬的长者和心心相印的师友!悲哉!朱先生!悲哉!2013年之冬!

对于朱先生的逝世,谨致以深深的哀悼!并且请诸位向朱先生的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朱先生是位纯粹的学人!一生沉潜学术,成就巨大,令人敬佩!

先生于我,本无师生名分,但对我之提携,则又甚于师长!

先生之学,博古通今,以启山林!先生之恩,山高水长,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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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2023年7月5日第7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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