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是中国古代重要史学家，他的《史通》对中国唐代之前史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学说不仅在中国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随着《史通》等著作外传朝鲜、日本、越南，在古代东亚史学史上，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尤其是其“史才三长”说，广为传颂，在朝鲜王朝尤为令人关注，值得与中国史学上的影响进行比较：一则可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周边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古代史学的特色；二则考察古代朝鲜如何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史学，进而形成自具特色的朝鲜史学。
一、刘知幾“史才三长”说在中国古代的流传
刘知幾出身徐州彭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进士及第，长安二年(702年)任史官。参与修撰起居注，与朱敬则等撰《唐书》。随后兼修国史，先后参编《武则天实录》《唐睿宗实录》《唐中宗实录》等；又编成《姓族系录》二百卷。景龙二年(708年),辞职私撰《史通》,两年后书成。本书结合他治史经历，就先秦到唐代中国史学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尤其对于史书内容、撰述方法、史书体裁与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用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读《史通》而“善之”,刘知幾好友徐坚推崇其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坐右”(刘晌等：《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1页)。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此书并未引起什么关注，进入明朝以后，其价值逐渐被发掘出来，并传到了朝鲜等周边国家。事实上，刘知幾的学术影响，并不仅限于这部书，即如他所提出的“史才三长”说，虽不见于《史通》,却一直为后世所讨论和弘扬。
所谓“史才三长”说，载录于《旧唐书·刘子玄传》,乃刘知幾对礼部尚书郑惟忠的问题，即为何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回答。“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篇，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复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刘晌等：《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第3173页)
关于这段话的学术讨论，可谓汗牛充栋，诚如瞿林东先生所言：“‘良史’和‘史才’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两个重要范畴……刘知幾‘史才三长’说的提出，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史家修养的谈论凝成‘才’‘学’‘识’三个史学批评范畴，成为后世史学批评的标准。”[瞿林东主编：《中国史学批评史》第3卷，瞿林东、朱露川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隋唐时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页]这个标准不断被后人所讨论和丰富。明代胡应麟在其基础上提出：“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笔焉。”(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史书占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7页)“三长”之外，提出“公心”“直笔”,实际上刘知幾《史通》对此都有深入讨论。章学诚进而提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尽管如此，如果“著书者之心术”不正，就会产生“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的事情，故而他认为“史德”更为重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五《史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183页)。“三长”之外，增加“史德”,称为“史才四长”。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论道：“刘子玄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玄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梁启超著,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有关史家的修养，依然延续明清以来的传统，在刘知幾、章学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四长”的次序，深化此论述。
王嘉川对于前人的研究总结性论道：宋、元时期，“史才三长”成为史官选任的基本标准，明代以之为良史标准，进而提出了“真才”和“尤贵识高”“非高识不可”等论断，他们使“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的层面上，“补充以‘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清代章学诚……·完成了由‘史才三长向‘史才四长’的转化”(王嘉川：《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河北学刊》2023年第5期，第30～31页)。只是“史才四长”在近代方由梁启超正式完成，进而提出了“史家的四长”(王嘉川：《清代对史才三长论的运用与探讨》,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60～61页)。
可见，刘知幾综合考察自先秦以来有关史家修养的讨论，概括性地提出“史才三长”的论断，随后千余年来，成为中国古代史家讨论的中心命题，一直到乾隆年间章学诚提出“史才四长”说，最终在近代由梁启超提出“史家的四长”说，这既是对刘知幾学说的进一步发挥，更是中国古代以来对史家史学修养思考的升华。
二、朝鲜王朝对“史才三长”的关注
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学讨论的中心话题，也是朝鲜王朝史家关注的核心话题。现存史料中，高丽王朝时期，很少见讨论刘知幾的学说。朝鲜王朝从国初开始，数百年间，“史才三长”说，一直是颇受关注的话题，甚至于正祖国王所出的科举考试试题中，也提及过“史才三长”的说法，值得探讨。
首先，何谓“三长”?何为“五难”?朝鲜肃宗时期重臣崔昌大(1669—1720)谈到“三长”说，直接提及刘知幾。他提及司马迁《史记》“文章奇伟”,自古以来皆言“得之名山大川”,但造成了后人误解。实际上，崔昌大认为：“迁之作《史记》,非独其文工也。盖其经术学识，有所本焉尔。观其述先训、叙己志则曰：‘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小子何敢让焉’……非有学识者，能是乎!”接着说：“刘知幾称史有三长，而学识居先，其有见乎此也。故余尝曰：欲作史，当以通经为本。”[崔昌大：《昆仑集》卷六《送尹惠甫(志和)晒史赤裳山史阁序庚》,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3册，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版，第101页]不仅直接点出“刘知幾称史有三长”,特别提出来“三长”说之中的“学识”,当以“通经为本”,系统解释了“才”“学”“识”中的“学”,不仅需要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更需要有深厚的经学修养，才能使史家写出“奇伟”的文章。可见，朝鲜所论之“三长”,就是来自刘知幾。
史家三长，彼此关系如何?朝鲜史家亦有论述。大提学申在植曾上疏曰：“史事国之大典也，苟无三长，莫任其责。才、学与识，是谓三长。古人有言曰：有学无才，犹愚贾怀金，不能殖货；有才无识，犹巧匠无材，不能成室，世罕兼之，故史才实难。”(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2317册，宪宗一年六月十日戊戌，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2—1970年版，原书无页码)申在植对于“史才三长”关系的讨论，乃刘知幾看法的翻版。英祖年间，议政府左参赞兼大提学赵綱(1586—1669)上疏英祖道：“古人言作史，必待三长，所谓三长，才、学、识也。臣于斯三者，无一近焉。不惟臣自知之，虽举国之人，谁不知之?古人又言作史有五难：烦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事不实录三也，赏罚不中四也，文不胜质五也。古人既有三长，而犹以此五者为难，如使臣当之，则其难岂特百而止哉?大抵修正国史，何等大事也，前代慎重，亦复何如耶?”(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103册，英祖二十六年十二月甲申，原书无页码)这篇疏全文见于《承政院日记》,乃赵绸要辞“文衡”之职。疏中所言之史家“三长”与作史“五难”,皆与刘知幾有关。才、学、识“三长”,固然系刘知幾所言，自不待言。而“作史五难”,中国古代虽有多人讨论过，此处之文出自清人刘熙载《艺概》,但跟刘知幾的论断也有关系。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闰六月二十九日，正祖出科举策论试题谈道：“张辅著三不如之论，不如者，何事也?知幾上五不可之书，不可者，何义也?当以心术为修史之范者，谁也?不以口舌争修史之际者，谁也?”(正祖：《弘斋全书》卷四八《策问一·史》,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3册，2001年，第235页)在试题的诸多问题中就有一个是关于刘知幾的“五不可之书”。可见，刘知幾的史学思想成为朝鲜史家必须回应的重要问题。
刘知幾任职唐代史馆，长达20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他进行深刻反思，总结出官修史书五大弊病，称之为“五不可”: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诸人会集于史馆，皆自以为是，却无修史之章法，互相牵制，修史无进展，效率极低，致使史书迟迟不能完成，乃第一大弊病。史料收集原有严密制度，相当广博，后来“史官编录，唯自询采”,原来史料征集制度不存，全靠史家自己去搜寻，朝廷起居注不得，个人行状阙如，州郡风俗材料不全，各方材料都不周全，如何修成史书?此第二个弊病。修史本有春秋笔法，褒贬自有原则，但史馆之中“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请托之风，甚嚣尘上，评史论事，毫无原则，此第三个弊病。官修史书，总纂多人，各有其主，“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致使修史论人，无法专于一端，其弊四也。监修官本应“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但“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此第五种弊病(刘知幾著,浦起龙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二○《外篇·忤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556页)。刘知幾所讲的“五不可”,乃是批评唐代官修史馆的问题。这种官修弊病，古往今来，中外皆同，普遍存在，朝鲜官修史馆也有着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朝鲜史官提及“五难”的缘故，要引为鉴戒。
可见，前文中赵绸提到的“三长”,系史家个人修养；“五难”,系官修史书制度原因，刘知幾系最初提出这种思考的史家，都被后来中国史家加以发挥和深入讨论，也成为朝鲜史家关注的问题和讨论的对象。
其次，朝鲜史家以“三长”标准，自我要求，评价他人。朝鲜王朝以官方修史为主导，几乎每朝每代都很重视官方修史，史官自觉地认为：“古之修史者，必称三长，才、学、识是已。有三长，然后可当编摩之役。”(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579册，英祖即位年十一月庚申，原书无页码)亦有曰：“史家三长，古人犹难之，类非绵力薄才所可任其重矣。”(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574册，英祖即位年九月甲子，原书无页码)可见，“三长”系史官应具的素养，成为朝鲜君臣的一种共识。
朝鲜王朝开国重臣权近受命编辑《三国史略》,在《进三国史略笺》中，特别提到“臣等顾乏三长之学，思效一得之愚”(权近：《杨村集》卷二四《进三国史略笺》,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242页),虽系谦辞，实际上是他以“三长之学”进行的自我要求。郑总在《高丽国史序》中说：“惟我国王殿下即位之初，命判三司事臣郑道传及臣总等撰《高丽国史》。臣等承命祗惧，私窃以为质本庸陋，才乏三长，而书又不全……是以不量菲薄，辄效编摩。”[郑总：《高丽国史序》,徐居正编：《东文选》卷九二，京城：韩国古书刊行会1914年版，第44页]郑总也以“才乏三长”,为自谦之说。世宗九年(1427年)三月丁巳，郑麟趾等进谢赐恩荣宴笺提到“顾乏三长之才，滥叨亲试之选，超资越级，宠已极于除官”(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世宗实录》卷三五，世宗九年三月丁巳，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版，第66页),依然以“乏三长之才”为自谦之词。徐居正在《三国史节要》编成之后上笺国王，其中有言：“臣等才乏三长，虑何一得。寄谬忝于撰述，功未效于铺张。庶纪、志、表、传而粗尝讨论，究本末始终，而妄加删定。祗竭数载之力，勒成一代之书。”(徐居正：《进<三国史节要>笺》,徐居正：《四佳文集·补遗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88年版，第305页)依然自谦“才乏三长”。李承召诗曰：“微臣拟撰河清颂，愧乏三长太史辞!”[李承召：《三滩先生集》卷二《题御札卷端》,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第394页]有“三长”之学，乃太史之学。朝鲜英祖时期左议政李宜显是位史学上颇有造诣的重臣，多次总纂史书，曾上疏曰：“臣之所思，出于烂熟思量，夫岂过乎……乃敢自托于汗青之役，以为一分裨补之图，亦非以有古人三长之才，黔驴短技，只在札录之末，无能之愧，随地然矣。”(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639册，英祖三年五月甲戌，原书无页码)尽管他多次总纂史书，依然自谦“非以有古人三长之才”。可见，主持编修官修史书是朝鲜王朝大臣日常事务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职责，一旦被受命，他们往往以“才乏三长”为自谦之词，也说明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具备“三长之才”才能胜任史书的编撰。
如果称赞史官有“三长”之才，则是一种极高的赞赏。权近代朝鲜太宗所拟《教艺文春秋馆大学士郑总》中，提到修《高丽史》之难，“世代既久，记录甚繁……如或成一代之实录，必须得三长之全材。”在他看来，“惟卿(郑总)气醇以清，学邃而富。言辞简质而必信，文章典雅而可传。皮里春秋，能谨严而有守；胸中权度，自精切而不差……可谓有良史之材”(权近：《杨村集》卷三○《教艺文春秋馆大学士郑总》,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第269～270页)。用“三长全材”与“良史之材”来形容郑总是不可多得的修史人才。在权近看来，具有“三长全材”者，就是“良史之材”。世宗国王曾称赞议政府赞成柳观言：“卿学讨程、朱，才追班、马，遂遭逢于千载，得出入于三朝……且修前代之史，庸展三长之才。擢置贰公，永辅四世。”(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世宗实录》卷二四，世宗六年五月丙戌，第596页)特别提到“庸展三长之才”,朝鲜君臣很看重史家之“三长”,世宗如此评价他，是一种极高的赞赏。李宜显给李秉泰挽诗写道：“史阁高开集众贤，三长才识见君全。清谈软语公余展，洞彻心期喜不愆。”[李宜显：《陶谷集》卷四《李副学(秉泰)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0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98页]称赞他“三长才识见君全”,故而主持史阁，编修史书。李裕元在给郑元容写《行状》中，称赞郑元容：“若夫史笔秉直，刘知幾之三长也；经幄启沃，杨安国之仁义淳质也……此皆公一脔。”(李裕元：《嘉梧稿略》册一九《领议政文忠经山郑公行状》,韩国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16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3年版，第223页)称颂郑元容无以复加，首先就提及“史笔秉直”,乃“刘知幾之三长”。
可见，从朝鲜王朝初年，到朝鲜王朝末年，很多史官都自谦“才乏三长”,要真正具备“三长”,并非易事；如果被称赞有“三长之才”,则是一种极高的赞赏。朝鲜王朝史家安鼎福说：“读史论人，权衡甚难。后世史笔，多不可信。信其不可信之文而轻加疵评，非史家慎重之意也。大抵作史者杂碎国史秘籍、诸家碑状、稗官野乘，折衷而为之书。盖言之者非一人，纪之者非一手。间以虚实相乱，爱憎随情，自非才兼三长，持心如秤者，乌得无差失。此司马公《考异》之所以作也。”(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一八《琴英烈公文集序》,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0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168页)因为“后世史笔，多不可信”,而作史又需要兼采多家史籍，考其真伪，论其得失，故而非“才兼三长，持心如秤者”,不可能没有错谬，即便是高明如司马光，也是一边编修《资治通鉴》,一边对所使用的材料进行编目、排比和考订，顺势撰成《通鉴考异》,以之纠正错谬。所以，作为史家，“才兼三长”,十分必要。
最后，史家“三长”标准极高，如何达到这个标准，则是困扰朝鲜君臣的问题。朝鲜史家感慨：“信乎!史家之有三长，难矣!”(田禄生：《野隐逸稿》卷三，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402页)亦有曰：“古所谓才、学、识三长，夷考今世，固未易多得，若曰不借异代，足了一世，则斯人之于此任，亦何必多让也?”(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551册，景宗三年二月甲戌，原书无页码)“至于史局之命，尤有不敢冒当者，史才之难，古人已言之矣。韩愈之实录编述，尚有所可议；欧阳修之史局纂修，亦欲得同事者，则前辈之所逡巡，此可知也。”(《承政院日记》第601册，英祖一年九月乙丑)史家真正有“三长”者，极为难得。即便是像司马迁、班固这样的古代杰出史家，朝鲜也有人批评其有所缺失。即如有论曰：“世称子长史才，然《马史·列传》,其因《战国策》者绝佳，其所自为者，大不及。世称孟坚如子长，然《汉书·列传》,其因《马史》者极佳，其所自为者大不及。果史才之难也!《汉书》体裁，全是佶屈简古，间以方言吏读，故虽老儒宿学，多不能通晓……况能知其三长佳处乎?”(魏伯珪：《存斋集》卷二一《书汉隽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4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第464页)提到史才，朝鲜人虽然喜读《史记X汉书》,但对于司马迁、班固是否有史才，从这段文字中看来，他们也未必佩服。《史记》因循《战国策》者极佳，而其自著者“大不及”;《汉书》因袭《史记》之传记极佳，其自著者亦“大不及”,《汉书》体裁“全是佶屈简古”,如斯史书，似乎不能说有史才，也很难说有“三长”,可见其标准之高，超乎想象。
前面提及正祖所出之策论试题，提了很多史学问题，但无一不是以中国古代史学为其讨论对象。在系统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状况以及相关问题之后，最后一段特别谈及朝鲜官修史书情况，“惟我东方，最重史事。春秋起居之职，掌其记注；内史、外史之官，仿于成周。置史之方，若是其备。修史之道，宜得其要。”朝鲜重视修史，修史却很难，问题多多，需要倍加重视，更重要的是“史才”难得：“观乎实录之纂次，而可知史法之灭裂。噫!时政之记载，既设其官；国史之编修，更属别人。开局备员，几尽一时之士；属辞比事，未必三长之材。既难专心而致志，殆同余事文章。从以旷日而留时，祇令虚损经费。已失精约之道，安望著述之工，此未必不自于史学之不明，史才之难得而然也。何以则阐明《春秋》之义，而深求笔削之旨，作成荀、袁之才，而俾任编摩之责，使史学日兴，而史才辈出乎?”(正祖：《弘斋全书》卷四八《策问一·史》,第236页)
其所论即如《时政记》撰修官不参与《实录》编修，不遵史法；真正修史之人，未必有“三长之材”,且不专心史事，“殆同余事文章”,从而导致修史久久不能完成，徒耗经费，既不明史学，又不用史才，焉能“阐明《春秋》之义，而深求笔削之旨，作成荀、袁之才”,因而正祖希望科举士子提出解决办法，但似乎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个试题乃采取批评与质疑的提法，对中朝古代史学的特色、问题都进行了概括，充分说明朝鲜古代史学跟中国古代史学紧密的联系，将朝鲜史学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的分支，一点都不为过。其中特别提到刘知幾的“五不可之书”“三长之材”,从中可见刘知幾史学思想早已融入朝鲜史学的发展脉络之中，成为他们学习、模仿、思考甚至辩驳的对象，而其“史才三长”说，更是朝鲜君臣津津乐道、自我对照的标准。
三、古代中朝“史才三长”说之异同
刘知幾“史才三长”说，传到朝鲜王朝后，成为他们时常讨论的话题。从问题的提出，到“三长”的关系，虽大体相似，实际上亦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史才三长”,中朝都是讲的史家修养，但在用词方面来看，中朝有所不同。刘知幾最初是称“史才”之“三长”,到清代之章学诚，依然是提出“史才”之“四长”,特别重视“史才”一词。相比之下，朝鲜并没有特别强调用“史才”,诚如前面提到过的，朝鲜用“史”“史家”,或者“才乏三长”“三长之材”,在传播过程之中，出现了用词的变化，不像中国从唐朝刘知幾以后，一直是用“史才”一词，到近代梁启超才改用“史家”取代“史才”,朝鲜王朝用词则较为随意。
其二，中国古代所讲之“史才三长”,并无官私不同，朝鲜更多偏重于对官方史家的要求，参与讨论的也主要是官方史家。刘知幾尽管在唐代史馆20年，提出了官修史书之“五不可”,但他所讨论的“史才”,并不特别指称官方史家，也可以指私修史家。朝鲜王朝大有不同。朝鲜王朝史学以官方史学为主导。诚如前文提到诸多事例，绝大多数都是朝中史官，他们受命主持编撰官修史书，以至于正祖国王亲自出的科举策论题目中，都提及“三长”之说。实际上，就是朝鲜君臣对官方史官的要求。朝鲜王朝的史学，不仅是以官方史学为主导，有时甚至是以国王为主导，朝鲜王朝国王对官方修史的重视，远胜于中国皇帝。朝鲜史官常常以“才乏三长”之学，表达自谦之意；若称颂某史官有“三长之学”,则是一种极高的赞赏。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尽管也以“三长”作为史官的要求，但是并不像朝鲜那样重视。从参与讨论的人来看，中国古代更多的是一些私家学人，去讨论史家的修养。而朝鲜参与讨论的绝大多数都是朝中重臣，是官方史学的主持者和官修史书的总裁，甚至于朝鲜正祖国王亲自出试题，希望各位科举士子，提出解决“史才难得”的办法。因此，他们关注“史才三长”的问题，主要是如何解决官修史书的问题，是为朝中官方史学服务的。
其三，朝鲜王朝对“三长”关注虽多，总体解读未超出刘知幾的论断。“三长”之外，关注不多，有人提出过“直”的重要性曰：“噫，任史职者，虽使才备三长，苟欠一直，其余固无足观，而况诬对淑问，罔君可为，则史直，非所可论也。”(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第613册，英祖二年三月辛亥，原书无页码)这里所言之“直”,跟胡应麟所言之“直笔”“公心”相关，但未见有像章学诚那样提出“史德”的重要性，进而发展“三长”之说。
综上所述，刘知幾“史才三长”说及其《史通》等著述，在古代中朝都有广泛的影响。“史才三长”说，成为中国宋明以来对于史家的基本要求，被章学诚加上“史德”,拓展为“史才四长”说。朝鲜王朝广泛接受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朝鲜王朝是以官方史学为主导，最关注“史才三长”学说的几乎都是官方史官。朝鲜史官每每以“才乏三长”为自谦之词，若称赞某人有“三长之学”,则是一种极高的赞赏。但他们对如何才能培养“三长”之学，则始终是个十分关注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故而正祖国王作为科举策论题目，征询科举士子之建议，可见朝鲜官方对其十分重视，但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透过刘知幾“史才三长”说在中朝古代史学上的影响对比，既呈现了朝鲜古代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学习与模仿，同时也体现了朝鲜试图提出其独特的理解，以形成其本土的特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韩国汉文史部文献编年与专题研究”(21&ZD242)]
作者孙卫国，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350。
来源：《史学月刊》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