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中国历史，“恪守中国立场”是必须坚持的前提。诚如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中华文明也是东亚文明的“轴心文明”。构成古代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律令制度，莫不是由中国创造或者经中国改造，再传到朝鲜、日本及东亚其他各地的。朝贡制度也是律令制度的一部分，成为东亚各国共同交往的基本规范，而不可随意否认其应有的历史影响，更不容歪曲、虚化、曲解其历史形象。
西方有关中国古代传统对外关系模式的研究，大体有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从古代中原王朝一方去考察对外关系的特色，以天下秩序、宗藩关系、朝贡体系、册封体制等为研究对象，以费正清所构筑的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论”为中心，日本、俄罗斯、韩国、中国等有不少学者或附和或受其启发而进一步研究。21世纪以来，美籍韩裔学者康灿雄再提新说，指出朝贡制度不仅存在于中原王朝与周边游牧部族及藩属国之中，更是古代东亚各国交往的基本准则，是一种全方位的存在。第二个视角是，从中国边疆史地与民族史研究的层面探寻，以拉铁摩尔、魏特夫、巴菲尔德等人的学说为代表，从古代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角度，对于朝贡体系交往模式进行解说。两种视角的学说都影响深远。
“中国世界秩序”之“同心圆论”
20世纪60年代，费正清在会议论文基础上主编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此书收录13篇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入手，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系进行详细解说，成为国际上探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费正清在《一种初步的构想》中，深入剖析了古代东亚世界“中国的世界秩序”的特色。他将古代东亚世界理解为，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体系为交往方式，以儒家思想为交往准则，进而根据周边各国与中华文明关系的亲疏远近，划分为三个层次的同心圆：中心是中国，由中国往外，划分为三个大圈。第一圈为“汉字圈”，也就是由朝鲜、越南、琉球等数个文化同质或相似的、地理相邻的王国组成，这就是内圈。它们与古代中原王朝交往的方式正是典型的朝贡关系，是研究古代朝贡体系最为重要的圈层。第二圈被称为“内亚圈”，是由内陆亚洲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部落所构成，基本上是以长城为界。它们“处于中原文化区以外或边缘”，与中原军事冲突频繁，互市贸易却发达，也是影响甚至改变中原王朝更替的重要因素。第三圈为“外圈”，系由“外夷”如南亚、东南亚诸国和距离更远的欧洲各国组成，文化上相对独立，地理位置与中国相隔甚远，彼此关系也比较疏淡，偶尔双方有所交流，构成古代中国世界的最外圈。
这就是费正清所构筑的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这是一个由“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度社会秩序”，号称“天下秩序”；其内部行政机构就是官僚制度，外部又由内、外藩组成，是一个内外机制合一的世界。距离中心越近，藩国在中华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越高，交往也越频繁，文明程度也越高。同时，它也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宗藩关系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国的基本属性，周边各藩属国定期向中原朝贡，中原王朝则常派使臣前往藩属国册封。“封”与“贡”是双方交往的基本方式，遵循儒家所规定的各种礼仪，中原王朝以各种礼仪来约束藩属国的行为。一旦入主中原，不管是汉族，还是周边游牧民族，如辽朝、金朝、元朝和清朝，全都采用这种制度。这种宗藩制度发端于西周的分封制，儒家的各种礼仪制度将其强化，但是在近代西方和日本的冲击下最终崩塌。
“边疆中心论”与“两极模式论”
1940年，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所表述的“边疆中心论”，影响深远。拉铁摩尔将中原王朝的边疆分为三种：南方边疆，开阔并有无限深度；北方边疆，一个想要关闭却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西藏为第三种边疆地区，受那个难以逾越、无法侵入的地理环境特征支配。正是这三种边疆，左右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20世纪70年代，巴菲尔德通过对阿富汗游牧部族两年的人类学田野考察，获得了对游牧部落社会组织结构的直观认识。他认为要把握内亚游牧政权历史的两个特征：其一，将内亚游牧世界与中原农耕王朝一同考察，把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同时进行研究，方能把握游牧部族社会的特色；其二，以长时段的视角，作为一个前后相关的整体，考察其变化，发现其规律。用这种理论来研究古代匈奴史，建构出一种模式，最终扩展到分析古代两千多年中原王朝与游牧部族的关系。1989年，他出版了《危险的边疆》，认为：游牧政权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关系，彼此密切合作，从而实现“协商与联盟化”，方能促成政权联盟之形成。游牧政权联盟至少应有三层行政机构组成：政权首领及其朝廷、受命去监督政权内部各组成部落的政府官员，以及当地的部落首领。基层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部落组织，部落酋长是本部落的代表与领导者，前去参与游牧部族的政治活动，获得中原王朝分配的物资，再由他分配给本部落的民众；中间阶层则是各个部落首领与游牧政权朝廷派来的官员；最上层则是单于和他的王廷。在拉铁摩尔“边疆中心论”基础上，巴菲尔德提出了“游牧政权中心论”。以这种视角看问题，传统意义上中原农耕王朝与内亚游牧政权对抗性的敌对关系被转换为二者互为依从的关系。他进而论道：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农耕王朝，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同样统一而强大的游牧政权，二者同时并存。来自中原农耕王朝的物资供应，是少数民族政权得以生存和长久维系的关键因素。当中原农耕王朝衰亡之际，难以向内亚游牧政权供应必需的物资，游牧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中原王朝镇压内乱，时常需要内亚游牧政权的军事支持，方能维系其政权平稳。这就是所谓的“两极模式”。
北方游牧部族势力，根据其力量强弱，不断改变与中原王朝交往的策略。当军事力量足够强大，草原游牧政权就以“外疆策略”，即凭借军事武力威胁，在长城沿线，经常性地进行军事骚扰，使中原王朝边境不得安宁；与此同时，辅以和谈方式，使中原王朝“心甘情愿”地对游牧政权采取“和亲政策”，这样来自中原的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游牧政权之中。而当北方游牧政权处于分裂之时，势力弱小的一方，为了逃避强势一方的打压，往往会自觉地采取“内疆策略”，迁徙到长城南边，依附于中原王朝，凭借中原王朝的扶持，日渐壮大起来。当他们的势力足够强大时，就再度回到草原地区，消灭对手，统一草原地区，随之，再建立与中原王朝相抗衡而统一的游牧政权，又恢复到“两极模式”的方式。与中原王朝交往时，北方游牧政权继续实施“外疆策略”。而当中原王朝在内乱之下衰败后，无法向游牧政权提供必需的各种物资，北方游牧政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资来源，很快会土崩瓦解，北方游牧地区也就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中。在几乎没有其他势力干涉之下，来自辽东地区的山地游牧民族，趁机侵占华北平原地区，建立起兼有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特性的双重体制王朝。原来由华北地区汉族建立的王朝则被迫往南迁徙，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的分裂时期。而当南方的汉族王朝再次强大，并统一北方之后，就会再度发生这样的循环。
巴菲尔德认为，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王朝之间的所谓“朝贡”，实质上是中原农耕王朝给北方游牧政权进贡，满足其各种各样的物资需求，中原王朝最多得个虚名。不管是在强大之时，还是在弱小之际，北方游牧政权势力都牢牢掌控着与中原农耕王朝的关系，而中原农耕王朝则处于被支配地位。这种论断，与中文文献中的描述截然相反，完全颠覆了传统认知。巴菲尔德既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懂中国历史。他的观点虽显“新奇”，但充斥着谬说，将中原王朝与游牧部族政权二元对立，完全是割裂历史的谬论，应予批判。
“唐代亚洲多极中心论”与朝贡体系的“周边国家论”
有关朝贡体系的研究，近十几年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加籍华裔学者王贞平与美籍韩裔学者康灿雄的研究。王贞平在《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中，认为唐朝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尽管唐朝是这个世界中的重要力量，但它并非世界的中心，只是多极中的一极。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随其实力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宜”——适宜性，成为唐朝与“四夷”关系的准则。唐朝在实力足够强大时，往往以武力进行征伐，迫使“四夷”臣服，认同其宗主国地位，进行朝贡。当实力不足或逐渐变弱时，唐朝往往采取羁縻政策，扶植当地部落首领，由他们统治“四夷”，采取一种间接统治方式。当无法压制“四夷”部落时，则允许其独立，建立一种以“朝贡”为名义的对等外交关系，这就是“宜”的体现。“四夷”跟唐朝交往，尽管文化上有仰慕心态和朝贡行动，但并不表示政治上一定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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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灿雄在《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一书中，呈现了朝贡体系的另一种实相。他采取政治学视野，指出在古代东亚社会中，几乎东亚地区的所有行为主体都接受了朝贡制度。他认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是一种多重的存在：第一，政治上周边各国承认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各国也被中国所承认，各自遵守相应的边界，互不侵犯；第二，这种朝贡制度虽然是非对称性的，但并不表示没有平等观念，当时宗主国中国很少干预周边各国事务，周边各国保持一种相对的独立性；第三，朝贡体系并非中国强加给周边各国的，而是周边各国自动地加入这个世界体系之中，因为周边各国从中也获得了尊重与利益；第四，东亚四国共同遵循儒家礼仪，尊奉儒家思想，在政治理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上是一致的；第五，经济上有朝贡贸易、官方贸易、私人贸易，因为当时中国足够强大与富足，经济上不剥削次级国家，只是通过这种朝贡贸易寻得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与合法认知，而当时次级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甚多；第六，当时东亚各国不仅与中国交往遵循朝贡制度，就是各国之间的交往，也遵循朝贡体系的模式，因而这是广泛存在于东亚世界的模式，而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因此，古代朝贡制度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表现，是一种综合性的存在。
对诸种学说的评议
从前面介绍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西方学者对于朝贡体系认知的巨大差别。若要窥见全貌，就要有多重的视角，才能获得全面而正确的认知，但各种学说均有利弊，可从下面三个层面加以评判：
（一）东亚古代朝贡体系的“虚”与“实”
上面四种解说，分成两派：费正清与康灿雄揭示了朝贡体系的实在性及其对古代东亚世界的意义，费正清强调的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康灿雄则认为周边各国主动接受和自动采取朝贡体系的交往方式，才是古代东亚朝贡体系成功的关键；巴菲尔德与王贞平则更多讨论的是朝贡体系中“虚”的一面，并认为在“实”的呈现前提下，也不能忽视其“虚”的一面。
巴菲尔德与王贞平都试图摆脱中国中心论的视角。巴菲尔德将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王朝的关系，由传统意义上的对抗关系解释成彼此互相依存的关系。但他割裂了中国历史，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认知，实属一种无知和谬论。王贞平则将唐朝去中心化，认为其只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而已，以中国为中心所构建的朝贡体系自然也就是一种“名存实亡的虚像”。而决定这种“实”与“虚”变化的关键在于当时中国与周边各国实力的消长，实际上实力才是决定朝贡体系的关键因素，所以他强调“宜”的重要性。
（二）中国中心论的“真”与“假”
费正清不仅肯定当时中国为古代东亚世界的中心，而且构建起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论”，所谓的“三大圈”，正是以中国历代王朝为中心所形成的世界体系。康灿雄尽管重视周边各国在朝贡体系中的自主性与主动性，但也肯定这个体系是由当时中国所主导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他们看来，中国中心论是一种真实的历史的存在。巴菲尔德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路，揭示了古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被动与无助的状况。王贞平则把唐朝看成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而无所谓的“中心”。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唐朝都不是亚洲的中心，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很难说还有其他任何王朝是亚洲或东亚的中心。这样的解读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三）周边各国对中国挑战的“强”与“弱”
费正清将古代中国世界分为三大圈，他也看到周边各国对中原王朝的挑战，但认为主要挑战来自第二圈。这个观点被巴菲尔德进一步强化，把游牧政权看成是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支配性力量，历代中原王朝似乎只是被动地应对，无论是实施“外疆策略”还是“内疆策略”，主动权都在游牧政权一方，这种论断自然是片面的。康灿雄事实上更多是关注费正清所讨论的第一圈，虽然也讨论过其挑战性，但无法撼动中国中心观。王贞平则讨论了来自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对唐朝的挑战，指出这种挑战是一种真实性的存在。全书也一直是以一种对等的眼光看待唐朝与“四夷”的对抗，唐朝在这种对抗中，似乎处于一种顾此失彼的状态。某种意义上，这夸大了“四夷”对于唐朝挑战的强度。
研究中国历史，“恪守中国立场”是必须坚持的前提。诚如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中华文明也是东亚文明的“轴心文明”。构成古代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律令制度，莫不是由中国创造或者经中国改造，再传到朝鲜、日本及东亚其他各地的。朝贡制度也是律令制度的一部分，成为东亚各国共同交往的基本规范，而不可随意否认其应有的历史影响，更不容歪曲、虚化、曲解其历史形象。
不过，在古代东亚历史上，朝贡体系确实发挥过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只是历史的产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传统朝贡体系所依从的国际环境与文化背景早已不存在了。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国际汉学》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