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答苗族诗人南往耶先生问

——《雷公山诗刊》关于全球语境下中国诗歌的民族性专访刘再复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7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23: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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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1 南往耶:刘老,您好。近日得知您在香港要和莫言做一个文化对话,时间紧迫,但您还是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雷公山诗刊》是诗歌刊物,我们今天的访谈主要是围绕“全球语境下中国诗歌的民族性”来进行的。借您与莫言对话的契机,顺便问您,您觉得莫言文学中的“民族性”在哪里?这种“民族性”对他的文学有没有什么艺术分量或推动的作用?

   刘再复:南先生,谢谢您如此认真地提出20个问题让我思索。您提出的总题是“全球语境下中国诗歌的民族性”问题,这很好。然而,我一见到“民族性”概念,就想到语义问题,即什么是民族性?数十年来,西方的分析哲学倒是给了我们一点启迪,即许多争论都是语义上的争论,因此首先必须对“民族性”作出界定。这样我们才可以分清在哪些层面上可以肯定民族性,哪些层面上不可以肯定民族性。20世纪出了两个大哲学家,一个是海德格尔;一个是维德根斯坦。后者的哲学书籍尤其难读。维德根斯坦的根本发现,是发现语言的歧义性。语言表达拥有无穷尽的可能性,但又往往“辞不达意”。思想通过语言表述,语言表述却常常不到位,于是,就产生争议,而思想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语言的问题。维德根斯坦的发现被后人推向极端便成了语言本体论(把语言视为最后的家园与最后的实在)。语言学一旦代替哲学的根本与人生的根本,就否定意义寻求和价值判断,一切只看你如何表述。

   这种大思路导致20世纪下半叶的语言游戏和语言颠覆思潮的泛滥。其实,维德根斯坦并不否认世界的本质,也绝不否认人对世界真实的认知。今天,讨论您提出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民族性”语言概念,但又不落入“玩语言”的陷阱,在此前提下,我们的探讨就有意思了。

   毫无疑问,莫言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的成功既是民族性的成功,又是超越民族性的成功。他的“民族性”首先表现于民族语言,即把汉语的魅力发挥到变幻无穷的地步,这很了不起。所以我说他与高行健的成功,都是方块字的胜利,即首先是汉语写作的胜利。

   使用方块字这种汉民族语言写作,这是最基本的“民族性”。但莫言与高行健相比,他的另一些“民族性”更强,而高行健则“普世性”特征更为明显。莫言的民族性主要表现为“乡土性”。(这里就涉及到“民族性”的语义。在我看来,“乡土性”不同于“民族性”,但又属于“民族性”范畴)他的作品有一个核心的地域概念,山东“高密东北乡”。高行健没有这种核心地域概念。莫言很像福克纳,总是紧紧地抓住自己邮票似的家乡。在家乡“深挖一口井”,在家乡激发无穷尽的灵感。这在中国人看来,他很“乡土”;在美国人看来,他很“民族”。莫言不仅“很像”福克纳,而且很喜欢福克纳,二〇〇〇年初莫言到美国,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作讲演,讲题就是“福克纳大叔,你好吗?”。他说,一幅福克纳站在马棚前的照片,那幅穿着破衣服、破鞋子的影像,“一下子就把我送回了我的高密东北乡,他让我想起了 我的爷爷、父亲和许多老乡亲。这时福克纳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在我心中已经彻底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距离,我感到我们是一对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他还教导我,一个作家应该避开繁华的城市,到自己的家乡定居,就像一棵树必须把根扎在土地上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一方面认同福克纳的乡土情结,另一方面又超越了乡土情结。乡土,对于福克纳来说,是深固的根;对于莫言来说,则是漂流的叶。莫言只是把“高密东北乡”作为一种文学的符号而不是乡土的符号。而在此次讲演中,他说了一段让我久久震撼的、比福克纳更为深刻也更为接近文学本性的话。他说:

   我的高密东北乡是我开创的一个文学共和国,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到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倒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当然,有一些大胆的强盗也造我的反,而我也必须向他们投降。

   我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出笼后,也有一些当地人对我提出抗议,他们骂我是一个背叛家乡的人,为此,我不得不多次地写文章解释,我对他们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幻觉,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也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

   上边引证的这一段话,是莫言经典性的自我表述。他告诉我们,他既拥抱高密,又超越高密;既拥抱故乡,又超越故乡。他把高密东北乡视为中国的缩影,又把高密东北乡视为全人类情感的一脉。莫言给我们提供了“立足高密乡、拥抱全人类”的经验。在此经验中,民族性既是他的动力,也是他的障碍。因此,他既充分张扬民族性(乡土性)符号,又充分超越这一符号的局限,把地域性符号转化为人类性符号。这一经验比福克纳的经验更“开放”,更“文学”。民族性写作和乡土性写作本就有开放型和封闭型之分。莫言提供的经验是充分开放性的写作。我们特别要注意他说“文学即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的声明。此一声明,不仅是勇敢,而且是真懂文学。作家诗人的写作状态就应当如此开放,如此狂放,如此豪放。在香港公开大学的讲坛上,我与莫言作了一次对话,我称莫言的写作是“魔鬼写作”,就是指他这种狂放的天马行空似的写作。这种气魄乃是人间一切真诗人真作家的共同精神,很难用“民族性”描述。也很难用“乡土性”描述。

   2  南往耶:说到莫言,顺道也说说您的老朋友高行健。高行健是正统意义上炎黄子孙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对我们的创作有哪些意义?

   刘再复:您说高行健是正统意义上炎黄子孙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得非常好。他不仅血缘属于炎黄,文字也出于炎黄。他是一个准确意义上的汉语写作的作家。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和所有的中篇小说,都是用汉语写成的。他的四部理论著作和诗歌散文也全部用汉语写成。他的十八个剧本中有十五个用汉语写成,仅三部剧本先用法语写,再用汉语改写。高行健和莫言的风格很不相同。我视高行健为现代道家,高举的是“逍遥游”的旗帜;而视莫言为现代墨家,贴近的是民间与社会底层。两人的写作路向也很不同。高行健是一个全方位进行精神价值创造的人,在小说、戏剧、绘画、思想理论等多方面同时获得成就,而莫言则是在小说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就的突显型作家。如果说莫言带有乡土性,那么,高行健则完全淡化乡土性,也完全淡化民族性。尽管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以及《山海经传》、《八月雪》等剧本,也有中华民族背景,但他总是尽量淡化这些中国背景。即使淡化不了,他也总是用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待发生于中国的一切,尽可能用普世性的眼光与普世性情怀来处理中国题材。以《八月雪》而言,此剧写的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禅,从“如来禅”演变成“祖师禅”之后,便由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写慧能,完全是写中国禅,其文化故事完全是中国的民族性文化故事。然而,高行健与他人不同之处恰恰是,他不重复“禅”(既不写印度禅,也不写中国禅),而是把慧能写成一个独立不移的思想家,高行健通过慧能这个形象把禅变成全人类的思想,从而告诉不同民族的读者:人在充满困境的世界里如何得大自在,即如何得以解脱与解放。自由不取决于释迦牟尼,也不取决于武则天等宫廷帝王,而取决于自己的菩提自性,即取决于自己的“觉”与“悟”。《山海经传》写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创世纪,北方的黄帝,南方的炎帝,西方的西王母,东方的帝俊。从表层看,这是“最中国”、“最民族”的戏剧: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创始,中华民族的圣经。但从深层看,这部戏剧又是“非常人类”、“非常普世”。它展示的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和人性困境。它告诉读者:政治,不仅无“情”之言,也无“理”可讲。所谓英雄(羿),其命运不过是今天大众需要就把他捧为偶像,明天不需要他时,则把他踩在脚底。帝王将相们为了争得土地,总是不顾鲜血横流,战火连绵,阴谋连着阳谋。历来如此,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高行健的代表作《灵山》,写了中国南部边陲各民族(包括汉族、苗族、彝族等)的地区风貌,但它没有写成一部“地方志”,“民族志”,也不是“风俗志”,整部小说寻找的是人类的灵魂、世界的依据。自由的存放之所,所以尽管具有许多地方色彩,但美国总统克林顿读了之后直接对高行健说:你的《灵山》是全人类的书。(在爱尔兰都柏林领袖全盘奖颁奖仪式上对高行健如此说)高行健所以能打动世界的心灵,是因为他的创作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对人的存在,面对人性的真实和人类生存处境的真实,无论写什么题材,皆是如此。高行健给我们提供的基本经验是:文学一定要丢掉各种“主义”即意识形态的负累。被“主义”所困,便是进入“现代蒙昧”便无文学前途。

   3  南往耶:我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从小使用的是自己民族的语言,更容易感受到各民族的文化,对写作的“民族性”有更深的认识,遂有今天的主题访谈。您印象中的苗族是什么状态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具有识别度很高的少数民族文化对诗歌创作(或文学创作)大概会有哪些帮助或启示?

   刘再复:我从未到过苗族同胞居住的地区,所以谈不出对于苗族的感性印象。但我有几位好朋友去过贵州,也去过苗族区,他们回来后告诉我,苗族是非常可爱的族群,男子性格强悍,女子优雅漂亮。他们还不约而同地说,苗族区民风十分纯朴,苗民天生带有更清新的自然气息。几十年的岁月激流,都没有冲走我的脑子中的“纯朴”二字。不同的地缘文化可以形成不同的精神气质。例如自古以来,中国的幽燕地带就多出侠客,山东、河北这些地区侠气较重,侠客就多。浙江则戾气较重,所以古时出勾践,现代就出秋瑾、鲁迅等;而五台山、峨眉山地区则祥气弥漫,所以出了许多高僧和尚与寺庙;广东南部气候炎热,瘴气很重,所以专制帝王就把文人流放到这个地方。少数民族因为有自己的特殊性格和精神气质,因此,其诗歌创作就容易拥有新鲜的感觉和质朴的精神意蕴,尽管如此,少数民族作家也努力把自己的精神血脉和其他民族(甚至全人类)的精神血脉打通。唯有打通,才能使民族性诗人变成世界性诗人。

   因为您希望我讲印象中的苗族状态,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讲点对于远古历史的认识。小时候,我只把黄帝当作祖先,现在我则确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即把炎帝也视为祖先。炎帝打仗时,蚩尤是炎帝的大将。我过去把这种战争视为黄帝企图统一中国的战争,因此总是把黄帝视为正统正义,而炎帝蚩尤则属异端异类。也就是说,黄为“华夏”,炎为“蛮夷”。而今天我已不这么看。我认为,炎黄之战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乃属“兄弟阋于墙内”,是兄弟之争,而非夏夷之战。蚩尤也不是什么异端,而是失败的英雄。我出国之后,许多认识变了。因为我使用的是宏观的中道眼睛,这也是爱整个中华民族爱全人类的心灵眼睛。我既爱汉族人,也爱苗族人;既爱黄种人,也爱白种人、黑种人。

   4  南往耶:我们这里所说的诗歌,指的是只有百年历史的新诗。大家知道,“新诗”这一名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并在文本上进行相应的探索,而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的是后来1920年3月胡适结集出版的来自翻译意识的《尝试集》(尽管它的成就不在诗,而在于语言革命的贡献),但完成中国诗歌的脱胎换骨却是郭沫若1921年面世的诗集《女神》。——我们告别古典诗歌叙述传统,采用了新诗形式的写作,是中国诗歌艺术探险的一次伟大动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想问的是,在诗歌界,很多人认为,中国新诗语言的种子来自翻译,或者中国新诗的源头在西方。对此,您怎么看?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刘再复: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认为中国新诗语言的种子来自翻译,新诗的源头在西方,这种看法首先是朱自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诗歌卷》序言中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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