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传承、发扬并充分表现中国精神，进而既具有民族特色，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同时又具有世界性，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地为世界人民所接受与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是，如何界定中国精神？何谓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如何以中国精神为中介实现辩证统一？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重新回答这些问题。
一、中国精神与文学的民族形式建构
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时，民族性显然是根基和本质，世界性其实是一种效果，是世界对民族的认同，认同度越高，其民族性就越具有世界性。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本质上是普适性的内容以独特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中国精神是衡量普适性内容的重要尺度，民族的内容只有体现中国精神，才具有真正的民族性。
中国精神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精髓或灵魂，也可以说是深层的基础或结晶，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最重要的终极原因，是理解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的钥匙，它无形却无处不在。中国精神是在中国向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学习的过程中突显出来的，是在与外国思想文化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其在本质上属于比较思想范畴。中国精神包括两个部分：古代精神与现代精神，古代精神具有自足性，现代精神则是中国充分向外国思想文化学习后中外思想融合的产物。中国精神是思想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但符合政治意识，和当今的政治思想并不矛盾。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家精神。它是国家发展、文化进步与社会稳定的深层保障，是政治、经济、科技、学术等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文化、经济和政治就很容易沦为别国的附庸。
文学是表达、宣传中国精神的重要方式之一。文学具有审美娱乐性，用文学来表达中国精神是“寓教于乐”，即寓中国精神于文学的消遣娱乐之中。伟大的作品不仅要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而且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中表现中国精神，这种作品才是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学艺术。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之浸芝麻，就使它更油。”鲁迅这里所说的“国民精神”与今天所说的“中国精神”在内涵上是略有差异的，但二者与“民族精神”在概念上是高度融合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各有强调而已。鲁迅的意思非常明确，文学与民族精神之间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形态、制度形态、生活形态、思想文化形态等表现出来的，其中文学是最具有表现力的方式之一。文学与民族精神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民族精神有助于提升文学的品质和思想深度，使其充分发挥社会功能；同时，文学能够很好地呈现与表现民族精神，有助于宣传和弘扬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如何表现和呈现中国精神？笔者认为民族形式是最有效的途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其实中国精神也是如此，中国精神不是空洞的，只有具体化才有意义和价值，而所谓的“具体化”就是赋予其民族形式。这里的“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指文学的结构、体裁、创作方法、叙事技巧等“形式”，表现民族精神的民族生活、民族思想、民俗风情等也是一种“形式”。其“喜闻乐见”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同时也是内容上的，并且内容上的喜闻乐见比形式上的喜闻乐见更重要。只要内容上为老百姓所熟悉，表达出他们的生活经验以及真实感受，道出他们的心声，至于何种叙述方式、何种结构、如何讲故事并不那么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界曾开展非常广泛的“民族形式”讨论，事实上所讨论的“形式”不仅包括狭义的“形式”，也包括广义的即内容的“形式”，比如陈伯达说：“文艺上的民族形式包含有各种表现的形式，如民族风俗、格调、语言等。”“民族形式，实质上，不只是简单的形式问题，也是内容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陈伯达认为，“民族风俗”、文学“格调”、文学“语言”其实都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包含着内容的形式。我们可以把“民族风俗”看作民族生活的一种表象，在表象的意义上它是形式；我们可以把“格调”看作一种风格，但文学的风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语言”形式，思想即语言表达，语言表达就是思想，没有脱离语言表达的抽象的思想，所以“语言”作为形式也是不能脱离内容的。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内容的形式。
对于中国精神来说，文学所描写的风俗民情、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所使用的蕴含着丰富民族内涵的汉语表达，其实都是一种民族形式。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就是文学的“民族性”问题。1930年代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其实就是“民族性”问题的讨论，“民族形式”是更准确的表达。巴人解释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气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风’也就是民族的情调。特性是属于作品的内容的，这里有思想，风俗，生活，感情；情调是属于作品的形式的，这里有趣味，风尚，嗜好，以及语言的技巧。但无民族的情调，不能表现民族的特性；没有民族的特性，也无以表现民族的情调。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文艺作品上，是应该看作一个东西——一种特征，而不是两件东西。”这里，除了“语言的技巧”属于狭义的形式以外，其他所有的形式，如思想、风俗、趣味、风尚等都是内容，更准确地说是有形式的内容。周扬也说：“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形式，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这自然就会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会是真正民族的形式。”真实、具体的中国人及其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形式”。由此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界定，绝对不只是狭义的文学形式，而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更重视民族的生活内容。
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新解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文学领域一句非常流行且被公认为“真理”的话，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世界公认的伟大文学作品都是同时具有民族性的作品。这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纵观世界文学史，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全是民族文学，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歌德、鲁迅等人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都是写本民族的生活、风俗民情、人情世态等，都深植于民族土壤之中，深刻地表现了民族精神。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只有世界性而没有民族性的伟大作品。这句话还可以解释为：一种文学作品越是具有民族特色，越是容易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就越容易成为世界性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世界文学是由具有民族特色的各民族文学所组成的，那些缺乏民族特色的文学，很难被世界其他民族接受，也就很难成为世界文学。
关于“民族”特色，学术界多有误解。很多人认为，越是独一无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和其他民族差异大的越是民族的，越是奇异的越是民族的，越是其他民族不能理解的越是民族的，越是有古老的传统又传承下来的文学越是民族的文学。单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说，这种看法似乎没有错。在保持世界民族国家思想文化、生活习惯、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及促进旅游观光等方面，这种奇异性、传统性、独特性的“民族性”有其价值和意义。但对于文学来说，这种“民族性”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怀疑的。文学的民族性并不是越独异越好，恰恰相反，文学的民族性应该以与世界精神和价值通约为前提，也就是说，其他民族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性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民族性应该是形式丰富多样，精神共通互融，也即可以体现民族精神。民族特色应该与民族精神一致，对于文学来说，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民族形式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民族性，只有这样的民族特色才能为其他民族所接受从而具有世界性。民族性不是文化狭隘性，而是民族形式的丰富多彩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只有在对“民族”有正确理解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民族性是文学的重要品性之一。文学的民族性在个性鲜明之时必须克服狭隘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为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首先强调现代社会文化不可能封闭，强调世界的一体性及世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共同性。笔者认为，他们所提出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学术界对民族精神与文学民族形式和世界性关系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往往只是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一致，强调世界性其实是由民族性构成的，而忽略了民族性要成为世界性其实是有条件的，片面的民族性和有局限性的民族性很难成为世界性。
就文学创作而言，民族特色很容易做到，置身于民族生活中的作家很难写出不具有民族性的作品，反倒是使民族文学具有普适性、具有可以和其他民族通约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别林斯基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的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从古到今，各民族和国家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且很多作品深受其国家和本民族人民的欢迎，但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很少，以上便是其重要原因。
综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是有限定条件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充分的民族、国家与时代的基础之上，但同时又应该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时代的，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其途径是民族性，但目标是世界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文学只要有充分的民族性就有了世界性，似乎世界性是不需要追求的，是民族性的衍生品，而且民族性越强烈，世界性就越强烈。文学的民族性不是异类，不是奇特性，在其形式独特性的背后是其他民族、国家能够共同理解、感受的有共性的思想与艺术。在这一意义上，民族性要基于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视野，也就是说，视野越开阔，知识越丰富，对世界其他民族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了解越多、认识越深刻，在表达民族性时就越得心应手，所表达出来的民族性就越具有与其他民族文学的通约性，从而就越具有世界性。因此，中国文艺要“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世界性在这一意义上同时也是对民族性的规范。
三、中国精神对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整合的中介作用
中国精神是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转变的中介或者基础。中国文学要有世界影响而成为世界文学的关键是在中国文学中表现中国精神；中国文学是否有价值，能否成为世界文学，关键在于其与世界的融合度，和其他民族、国家文学的和谐度。中国文学要实现“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国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尺度和中介。
鲁迅曾说：“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他认为，“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吴俊对此解读道：“鲁迅主张中国文艺应通过呈现独特地方色彩/元素的策略，创造出风格多样化、文化多元性的特色作品，以此达到与世界相沟通的效果和目的。因此也可以说，鲁迅并不是主张固守地方色彩，恰相反，他要以地方色彩得到一种可能的途径，进而克服和突破地方色彩的有限性、局限性，使地方色彩向世界开放，并融于世界。泛而论之，中国文艺与世界的沟通渠道，是一种多样化互通、普遍意义上相容的发展路径和方式，这会使地方色彩/中国特色的有限性（包括某种程度上的民族性）获得无限性/世界性的发展可能。而创造技术和艺术水平则是获得这种世界性的根本保障。”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更重要的是鲁迅反对把民族性“玄虚化”，而强调“中国的灵魂”的民族性标准，也就是说，民族性可以是中国的“形”和“色”，也可以是地方性的，但民族文学的形形色色与地方性必须在深层上表现中国人的灵魂。笔者认为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灵魂”就是“中国精神”，相应地，“中国人的心理”就是民族性。中国的文学当然需要表现中国人的心理，但限定条件是，“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必须向世界开放，具有世界性眼光，契合世界发展方向和潮流，这是中国文艺走向世界的唯一通道。
鲁迅还曾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句话经常被人理解为鲁迅提倡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中国文学应该以民族特色取胜，但实际上这可能是误解。笔者认为恰恰相反，鲁迅对中国文学追求以地方色彩和奇异民俗为描写对象从而引起外国人注意、走上世界似有批评，似反对以地方色彩取胜。鲁迅的创作被公认是最具民族性的，但更需要看到的是，他的作品是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反映和表现全人类的问题，比如国民性、人的自由、人的精神等问题。“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通过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提升国民素质，这绝对不只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学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把鲁迅所说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误解为鲁迅关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结论。
中国文学追求的不是为世界所注意，而是为世界所接受，从“注意”到“接受”再到成为世界的组成部分，其间有相当的距离。“地方性”“民族性”“世界性”等都是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地方性”广泛存在，它是各民族和国家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也是其文学受到地域人群喜爱的原因之一，但地方性不是民族性，地方性只有具有民族通约性时才能够上升为民族性，所以，文学中的很大一部分地方性都不具有民族性，更不要说具有世界性了。而民族性是一个整体上大于“地方性”的概念，民族性包含地方性，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文学的特性乃至精神共性，具有文化传统和历史继承性，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性都具有世界性，只有在精神上和其他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具有通约性的民族性才具有世界性。文学上没有抽象的“世界性”，“世界性”是由具体的、具有精神共同性的各“民族性”组成的，民族性为其他民族所认同和接受就构成了世界性，所以世界性在形式上是独特性，在精神上是共通性。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学需要民族形式，更需要以民族形式充分表达中国精神，进而在中国精神的层面具有世界性并成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首先要具有民族特色，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和本土性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具有共通性、能够交融在一起，才能成为世界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民族性需要具有开放性和可融合的特点。中国精神作为中介可以有效地解决民族性的世界性问题。中国精神最大的特点是普遍性和适应性，这是中华文明持续千年并迄今屹立东方的根本原因。中国精神是能够推动国家、民族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精神，是一种能够得到世界广泛认同并能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有益借鉴的精神。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只要能够充分表达中国精神，那么它就具有了世界性的品格，世界性可以通过中国精神而变得具体化、实在化。民族性、地方特色不一定能为其他国家与民族所理解与接受，但中国精神最核心的内容一定能够和其他国家精神、民族精神相沟通、相融合，从而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学只有被其他民族所认可、引进、学习、模仿、吸收，才有可能达到世界性的高度。中国文学一方面书写中国的民族生活，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人类共同命运与生存体验的关怀，其中国精神蕴含着人类精神的通约因素。以中国精神为底蕴的中国文学是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能够接受的文学，所以我们应该把具有中国精神的中国文学发扬光大，这是中国文学自身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中国精神走向世界并为世界文明作贡献的需要。
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自觉与建构
五四以来，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直是新文学的焦虑，二者此起彼伏，交替消长。西学东渐，特别是文学上的反传统以及文学“革命”，使得新文学特别强调“世界主义”。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文学的世界性观念比民族性观念更深入人心。但事实上，最富人性和最能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恰恰是那些具有民族特性的作品。别林斯基说:“无论如何，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花朵和果实。”五四新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比如乡土文学、问题小说、启蒙文学、新格律派诗歌、语丝派杂文等都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学，它们虽然大量借鉴西方的小说、诗歌以及散文等文体形式，在思想上也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性，但其时代性、中国性以及传统性也非常鲜明，内在的中国精神恰恰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伟大的文学既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又超越民族性、地域性。郑振铎说：“文学是无国界的。它所反映的是全体人们的精神，不是一国、一民族的。固然，也许因地方的不同，稍带些地方的色彩。然而大体上总是有共通之点的。我们看文学应该以人类为观察点，不应该限于一国。新文学的目的，并不是给我们民族保存国粹，乃是超于国界，‘求人们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的’。”五四新文学就是这种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时代性、民族性，同时又超越中国性、时代性、民族性的文学，而中国精神则是其实现民族性与超越民族性的根本途径。
在新文学作家中，只有鲁迅等极少数作家实现了对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自觉与建构。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既写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写出了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和灵魂，写出了中国人的欢乐与坚毅、苦难与不屈，写出了中国人的良知和困苦，又对其负面因素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很多人误以为，对民族性的书写和表达只限于展示和歌颂其正面内容，但实际上，批判其负面因素也是民族性的一种表现，批判性也是民族精神。纵观世界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和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一种批判性，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高尔基、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作家，《荷马史诗》《堂吉诃德》《神曲》等作品无不是这样，这些批判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因而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但在精神上具有共同性，那就是揭露、反思和批判。鲁迅就是在揭露、反思和批判之中，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中启蒙中国，建构民族自信心，促进社会改革，从而实现国家与民族独立、自由、富强的梦想。所以我们看到，鲁迅不仅写出了中国历史的辉煌，也写出了中国历史的沉重；不仅写出了中国人的幸福与荣耀，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伤痛与辛酸。今天我们重读鲁迅，仍然能够感受到他是最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伟大作家。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恰恰表现了中国精神，这种批判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优秀文学的批判性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一致性的基础上，中国现代文学得以与世界接轨，并得到世界认同而融入世界。
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伟大文学作品都既有民族性——表现为文学形式的民族性和内容上的具体性，又具有世界共通性——表现为精神上的共通性。文学需要理解，过于“地方”和独异，很难让不熟悉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的人理解，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对文学的共通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但中心是人，包括与人相关的道德、友谊、善良、真诚、反抗剥削和压迫、抗击强暴和邪恶、赞美忠贞不渝的爱情、人道主义立场、颂扬民族英雄，等等，都是各民族、国家共同遵守和追求的。而更抽象一些的思想观念，比如真理、正义、和平、自由、幸福、纯朴这些因素也是各民族和国家所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只要以审美的方式，客观、真实地反映和表现各民族、国家人民生活中的这些价值，不管其形式如何，形态怎样，这样的文学必然都是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的文学。
当然，承认文学“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强调民族性具有自动生成的可能，并不是说中国就不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特别是在精神上向外国文学学习，恰恰相反，现代社会不是传统的封闭自足的社会，而是互相往来、互相依赖的社会，中国文学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也应该向其他民族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丰富与发展民族性。习近平说：“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同时他又强调:“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向其他国家学习，既是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同时也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增强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的包容性与互鉴性，从而提升中国文学与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学的互补、共存与融合，也是从根本上提升中国文学的质量与品位。
结 语
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也有很多争议。笔者认为，把它纳入中国精神的范畴或者以中国精神为中介，这个问题会得到更深入的讨论，也会得到更科学的结论。中国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极度抽象和宏观概括，是中国经验的总结，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具有通约性。以中国精神为观照，中国文学在形式和具体内容上具有民族性，但这种民族性因为充分表现了中国精神而具有了世界性。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以民族化的方式实现世界化，反过来说，也是以充分世界化的方式实现民族化，我们不能因为它的现代性、世界性而否定它的民族性。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