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摘要：据郑玄《毛诗笺》，毛公将独立成卷的《毛诗序》分拆，置于各篇之首，经文并附《毛传》，以此编成《毛诗故训传》。但是《毛诗序》和《毛传》在诗义理解上至少有四十多篇存在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毛公等西汉儒生并未对此作出调整或改动，知识的统一性并非他们的追求。但《毛诗笺》却是一部以《毛诗序》为纲，以诠释体系的统一性为目标的著作，这是学术史上毛、郑异同问题的根本所在。战国秦汉学术一脉相承，在两汉之际，早期学术和知识的类型发生了迭代，中古类型的学术和知识兴趣开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毛诗》学体系中的毛、郑之别，我们会发现《毛诗》的解释在两汉之际也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开始从“被使用的文本”，变成了“被理解的文本”。
关键词：毛传；毛诗序；郑笺；两汉之际；知识转型
毛、郑之异同是《毛诗》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据李林芳统计，毛、郑的分歧达到660处，其中更是有180多篇，毛、郑对其主题理解明显不同[1]。清代学者已有多部从训诂学角度考释毛、郑异同的著作，如戴震《毛郑诗考正》、程晋芳《毛郑异同考》、张汝霖《学诗毛郑异同签》等。日本江户时代学者细井平洲亦著有《诗经毛郑异同考》。近人黄焯《毛诗郑笺平议》一书中也有相关论述。这些都属于训诂学和文献学视角的毛、郑研究。当然，文献学和训诂学的研究路径是在借助毛、郑亦同，研究训诂或文本问题，而非解释毛、郑异同。
如果仅从训诂的角度看，《郑笺》往往曲折缠绕，画蛇添足，并没有《毛传》简洁、可靠。若郑玄追求的是训诂的准确性，那么他完全没有必要标新立异。《郑笺》注释有十分明显的“体系优先”的特点。[2]它依存于《毛诗序》，或者说以《毛诗序》为纲。其释义的背后是一套诗歌与历史互动的基本观念，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脉相承。实质上，这是以《春秋》学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的笼罩下，《郑笺》将文辞解释的准确性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体系优先的解释原理会给《郑笺》带来很多问题，特别是它与《毛传》《尔雅》矛盾的造成，几乎无法避免。
东汉经学相比于西汉时代，出现了很多新特征，这在经学史上被认为是古文学的兴起。19世纪以来今古文学的划分并不符合汉代学术的实际情形，但对学术的整体风貌的描述，还是能得其大概。有意思的是，《毛传》具有典型的古学风格，而《郑笺》的体系性特点则略有一点今文学的面貌。二者的不同与两汉学术变迁的趋势几乎就是相反的方向。这一个有趣的悖反。
表面上看，《毛诗》朴实的故训与以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学风颇为不同，没有进入学术主流并不令人意外。同时，在今古文学视野下的经学史表述，往往将郑玄作为融合今古文学的代表，他对《论语》文本的编校堪称典型。故《郑笺》在传统学术史的故事逻辑中，也是很合理的存在。不过，这是根据既有历史事实推导出来的结论，乃是对结果的说明，而非对原因的解释。今、古文学这一长久以来被使用的概念工具，对于两汉学术的解释力并不足够，甚至多有误导。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两文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挑战了这一对概念的合法性。[3]事实上，两汉大儒几乎没有恪守一家的，不论是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还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他们的知识背景非常多元，都不是鄙陋的人。
不妨跳出传统经学史模式的束缚，换一种方式来寻找毛、郑差异问题的深层原因。本文尝试从文本的外部来观察和解释毛、郑学术风格的变化，将这两个文本置于它们产生并被阅读和使用的那个大的环境中，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理解文本的内容表述。
一、毛、郑体系中的知识统一性
让我们从一个目录学中的问题开始。《汉书·艺文志》对四家《诗》有如下著录：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4]
关于这几部书的卷数，最为学者们熟知的乃是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考证。他判断《毛诗》和鲁、齐、韩三家经文的卷帙是相同的，都是二十八卷[5]，《毛诗》多出的一卷乃是《毛诗序》。毛公作《毛诗故训传》，把《周颂》拆为三卷，同时又把《毛诗序》一卷散入全书，正好是三十卷。这是很合理的推测。毛公将《毛诗序》散入各篇之首的记载，见于郑玄《毛诗笺》。郑玄在《小雅》所录笙诗《南陔》、《白华》、《华黍》三首诗的《诗序》下说：
此三篇者，……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6]。
郑玄称毛公移置《毛诗序》必有依据。故我们大体可以判断西汉时代的《毛诗故训传》已经是诗篇前列有小序的样式了。
《毛诗序》和《毛传》对诗义的理解有四、五十首存在明显的不同，毛公在移置《诗序》时为什么没有对《序》或《传》作出相应的调整？毛公不是抄工，这么显眼的问题，他不可能忽视。
另外，四、五十首对于“诗三百”来说已然不少，但这仅是一个低限度的数目[7]。原因是《毛传》简古，多数情况下只是字词训诂，与诗义理解相关的传文不多，应还有更多的差异并没有在文本中浮现出来。部分《序》、《传》对诗旨的理解几乎相反。[8]如《鄘风·君子偕老》篇，此篇《序》曰“刺卫夫人”，若仅看经、传，全篇都是赞美一位贵族女子，并哀叹其遇人不淑。特别是“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三句，将诗人对这位女子的仰慕描摹到极致。《毛传》注曰“山无不容，河无不润”、“尊之如天，审谛如帝”、“展，诚也。美女为媛”。从中我们很难看到“刺”的味道。《毛诗序》的“作者”显然是看到了这个矛盾，因此补充道“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这里的意思是诗人为了批评卫夫人，写了一首赞美理想的国君夫人的诗。但是“人君之德”在这首诗里却是索之不得。郑玄也意识到诗里没有言及“人君之德”，故《郑笺》为《序》作注曰：“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误作人耳。”所谓“小君”，就是国君夫人了。诗中那种近乎于崇拜的赞美，也不是“宜与君子偕老”这种政教口气所能容纳的。对这首诗义的诠释，《传》和《序》存在不同方向的理解。
再如《魏风·十亩之间》。《序》曰：“《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毛传》注释经文“桑者闲闲兮”一句为“闲闲然，男女无别往来之貌”，又注“泄泄”为“多人之貌”。从《毛传》的注释看，此篇俨然一幅春日采桑图，实在看不出“削小”“无所居”的描述。但是，《郑笺》却按照《诗序》来解释：“古者一夫百亩，今十亩之间往来者，削小之甚。”郑玄当然知道这是曲解，因为战国以来流传的井田制度中，十亩是公田之数，[9]但是为了贴合《毛诗序》，郑玄也只能这么做。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用对面着笔的模式来调和《传》和《序》、《笺》的矛盾，他通盘考虑《魏风》前后诸篇，推测“诗盖言彼国树桑之盛，民得所居，以明魏地狭隘，民无所居”[10]。这一方法正是《君子偕老序》所使用过的。《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诸篇的序与内容的矛盾，《诗序》也采用了相同的解释原则。
如此明显的矛盾，西汉时代的毛公、贯长卿等大儒不可能忽视。毛公亲将《序》分置各篇之首，对此他当然应该了解。出现这种情况，只能理解为毛公等西汉儒生根本不在乎《序》、《传》矛盾。或者可以说，诠释的统一性并非他们的追求。事实上，《毛诗故训传》中存在着两个《诗》的诠释体系，一个是《毛传》，一个是《毛诗序》。对于各种诠释差异，西汉儒生不以为意。
然而，诠释的统一性和体系性则是郑玄的追求。
在《诗序》和《毛传》之间，郑玄选择了《毛诗序》。《十亩之间》的笺文有意的曲解就是为了附会《小序》。《君子偕老》的笺文也不例外。“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一句，《毛传》谓：“有子若是，可谓不善乎？”《郑笺》云：“子乃服饰如是，而为不善之行，于礼当如之何！深疾之。”“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传》曰：“尊之如天，审谛如帝。”《郑笺》则曰：“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见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颜色之庄与？反为淫昏之行。”这些都是明显回应《诗序》的地方。
毛、郑在解释体系上既是连续性的，也是断裂的。《毛诗序》的体系不仅是郑玄的纲领，也是西汉《毛诗》学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毛、郑也部分存在解释体系的断裂，即《毛传》和《郑笺》的断裂，实则乃是《毛诗序》和《毛传》的断裂。但西汉时代的学者并未对《传》、《序》差异做出调和或改动，可见他们甚至不把《诗》义的理解放在重要的位置。《郑笺》则将《诗》义诠释的整体性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他宁可曲解文字或诗句，也要让诗义与《小序》保持一致。训诂的曲解在郑玄那里，则是更高层面的义理追求。
这种差异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毛公、贯长卿们既没有把经典作为完美而统一的意义整体，也没有将其作为理解或学习的对象，所以文本自身是否存在矛盾，他们不以为意。郑玄则以经典文本的诠释为主要追求了。
对待经典文本的不同方式，应该是毛、郑差异最为主要的表现，原因何在？
二、两汉学风的差异
这或许与两汉学术风气的整体性差异有关。西汉《毛诗》学者对知识统一性的不在意，其实也是三家《诗》学的特点。西汉主流《诗》学是齐、鲁、韩三家。《齐诗》的材料传世最少，唯有《汉书·翼奉传》所载翼奉的奏议是相对可信的《齐诗》学说[11]。《鲁诗》传世文献也很少，蔡邕《独断》所录一部分《诗序》应该是《鲁诗序》，与《毛诗序》大体一致。《韩诗》传世文献最多，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韩诗外传》和类书、古注所引的《薛君章句》；另一部分是郑玄《三礼注》[12]和许慎《说文》所引《诗》义。其他的古书中还有很多引《诗》、用《诗》文献，在《三家诗遗说考》和《诗三家义集疏》中往往各有所属，但清人的分类牵强，不宜轻信。如果我们综合来看西汉奏议或西汉时代编纂的书籍里《诗》的功能角色，我们会发现有两种主要的方式：
一种是《翼奉传》和《刘向传》中的方式，是将《诗》与数术、历史或政治糅合在一起，诗句是话题的引子。
一种是《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方式[13]，《诗》是故事或话题的注脚，诗句往往只取表面意思，有时甚至曲解、挪用，并不以意义的准确为追求。
这两种使用方式中，《诗》义的准确性和统一性自然不被重视，与西汉《毛诗》学非常一致。其实，《齐诗》、《鲁诗》、《韩诗》也有类似于《毛传》的质实训诂，《汉书·艺文志》中的《齐故》《鲁故》以及东汉时代的《薛君章句》莫不如此。《汉书·儒林传》称申公独以训诂为教，亦为佐证。只不过后人读《毛诗》，为《毛传》训诂所吸引，很少考虑《毛诗序》的义理体系与《毛传》的断层，更少在意《毛诗序》的解诗方式和三家诗极其接近的事实。清人过于注重门户的风气又直接影响到今人的判断，所以才会造成《毛诗》与三家古、今文面目不同的印象。在三家《诗》中，训诂和义理体系也是分离的。《韩诗外传》和《薛君章句》就是两种类型的学问，二者并非一定要求统一。
《史记》也对内容的统一性缺少关心。从东汉范升开始，《史记》中的各类记载矛盾渐被揭示，司马贞《史记索隐》、梁玉绳《史记志疑》等著作已有丰富的考证，本文无需赘述。《史记》篇内不统一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最明显的莫过于《孔子世家》、《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等篇，虽然我们可以用材料来源不同去解释这一现象，但是《史记》的内部歧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史源差异的解释范围，只能认为司马氏对于知识的统一性并不重视。这一点与《毛诗故训传》基本相同。反观《汉书》，其周密与严谨是《史记》所不具备的，这应该是两汉学术风格不同的某种反映。
故毛、郑差异并非个案，两汉学术整体风格实有很大不同。
从两《汉书》的记载看，西汉学术重在敷衍和阐发，以经为用。《汉书·公孙弘传赞》评论西汉名儒，涉及公孙弘、董仲舒、倪宽、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等，他们分别是《春秋》学、《尚书》学、《齐诗》学、《易》学、《夏侯尚书》、《鲁诗》、《严氏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的大师，但是在他们各自的传记里，只提讲学，不言著述。这与《后汉书》儒生们的传记非常不一样。今天可以获知大概的《尚书大传》、《公羊传》、《穀梁传》、董仲舒的《春秋》学、韩婴的《韩诗外传》、京房的《易传》等西汉经传，“沟通天人之际”才是重点，是否准确的解释了经文则相对次要。我们只要稍微熟悉一些《汉书》的记载，就会发现贾谊、董仲舒、刘向等西汉大儒的经学，更偏重于政治之学，国家治理才是他们引述经典时所关心的问题。如《汉书·五行志》里董仲舒、刘向的灾异分析，就有极其明显的政治意图。他们的《春秋》灾异学，主要是借《春秋》的义理体系来约束皇权。
东汉学术的主流是以经文文本为对象的学问类型，以经为经。这是他们与西汉大儒明显不同的地方。除了《毛传》外，先秦典籍的早期注本主要集中于东汉时代，如《周易》的郑玄、王弼注，《尚书》的马融、郑玄、王肃注，三《礼》的郑玄注，《左传》的服虔、郑玄注，《公羊传》的何休注，《论语》的马融、包咸、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淮南子》高诱注，《楚辞》王逸注等等。这说明东汉时代的儒生开始真正将经典文本作为研治的对象。
东汉贾逵、马融、郑玄、服虔等所著经注，都以具体的文本训诂为主。特别是郑玄的经注，对文本义理的体系性建构是其用力所在，政治性的目的在其注释中已经很难发现，学术性、知识性的追求，则变得突出。《后汉书·郑玄传》载：“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14]郑玄、何休之争主要是学理辩难，政治性的意味较董仲舒、刘向时代弱了很多。类似的故事，在《汉书》中也几乎没有记载。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首篇《〈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一文，对比《史记》、《汉书》籍贯书法后称：
《史记》以县名为人物的籍贯乃是来自于战国的旧传统，《汉书》以郡名为人物籍贯则是因为自西汉后期逐渐形成了以郡为单位的区域观念。极而言之，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只是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15]
战国文化结束于西汉这一论断，考之两汉文献，确实精彩而准确。两汉之际在学术与思想等文化领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6]。
三、五经博士制度与两汉知识类型的变迁
这种变化，大概与两件事情有相对直接的联系，其一是五经博士制度；其二是讲学与辩难中学问自身的发展。它们又直接促成了两汉知识类型的变化，毛、郑差异其实体现的就是这种知识类型的不同。
五经博士制度设立的初衷，并非为了学术，而是为了统治。《史记·儒林传》载公孙弘请予博士弟子的奏议云：“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据《汉书·武帝纪》，这是元朔五年夏六月之事。汉文帝以县的人口比例设立学校，也是出于类似意图，即培养储备官员，提高行政的效率，使王朝的政策命令可以明布天下。这是五经博士设立的大背景。所谓立五经博士，从《儒林传》的记载看，更重要的是为博士官置弟子。《史记·儒林列传》于此议之后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17]五经博士设立于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为博士官安置弟子，则是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开始的，这才是深具意义的一笔。
从博士弟子中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是射策或对策。《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8]此传又载汉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19]可知射策分三等：甲科、乙科、丙科。平帝时每年选拔一百位博士弟子为官，数量已经不少了。从《汉书》人物列传来看，出身于甲科的人物较多，如萧望之、匡衡、翟方进、何武、王嘉等重臣均以射策甲科入仕。而房凤则是乙科为大夫掌故。至于射策之法，则类似于抽签答题，书疑难问题于简策，反置于案上，不使题目外露，应试者随机抽取作答。《后汉书》顺帝阳嘉元年（132）李贤注引《汉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20]《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大体相同。
射策或对策的内容，会从根本上影响太学的学风。两《汉书》存录了数则皇帝的策问和文士的对策，如《汉书·晁错传》载汉景帝十五年策问及晁错对策，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杜钦传》汉成帝白虎殿策问和杜钦对策，《后汉书·申屠刚传》汉平帝时申屠刚贤良方正对策，《皇甫规传》载其贤良方正对策，以及李贤注引张衡、李固、马融等对策。从这些问与答中，大体可以知道射策或对策的主要内容。如汉成帝之策问：
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21]
这是博士制度成熟之后的策问，形式上应该是对策而非射策。但其文体已与汉景帝、武帝的对策有所不同，总计三十九字，可书写于一枚竹简。只有这种长度的文字，才适合书于简策以供射取。《后汉书·徐防传》载徐防永元十四年（102）上汉和帝疏，提到了他对经义策试的建议：“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22]五十难每个不可能太长，所以其形式上应该就是几十个字的问题。策问的中心是“当世之务”，虽然要求博士弟子各以经对，但六经也只能充当政论的引据，经义本身并不会进入策问之中。
太学学风受此影响，自然免不了空疏穿凿。徐防的建议就是基于他对当时太学学风的批评：“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23]可见经义训诂并非东汉早期太学的主流学风，“不修家法”、“妄生穿凿”的臆说恐怕才是。而“私相容隐，开生奸路”的情况更加重了太学的浑浊。徐防上书后，史称“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那么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后，太学策问的形式应该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侧重经义家法。东汉家法的大兴，正在其后。
大一统王朝制度化下的学官教育，除了因利禄的诱惑而在太学生中增长了空浮的风气外，也为蕴育新学创造了条件。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是太学快速膨胀的时期，也是知识类型发生变化的时期。不同的经学流派对太学博士资格的竞争，自然会催生儒生们对知识的准确性、统一性的追求。即制度本身对知识兴趣的变化会产生影响。
《后汉书·郑兴传》记载郑兴“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24]刘歆委托郑兴所做的工作，都直接与《左传》文本相关，这是汉成帝以前几乎看不到的治学方式。东汉初范升和陈元关于是否立《左传》于太学的廷议，焦点是范升拈出的《左氏》之失十四事和太史公引《左氏》违戾三十一事，这也是集中于文本层面的辩论。《贾逵传》记载贾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25]可见，与太学浮泛的学术空气相反，西汉末年以来的精英儒生则将对经典文本的研读和注释作为了重心。
除了辩经之异同外，文献的整理也是新知识类型出现的动因之一。汉成帝时代，刘向、刘歆父子历时二十余年整理未央宫藏书，并编制新整理图书的目录，这一工程重建了早期知识的分类体系，影响深远。从其奏议看，刘向是一个弥漫着战国气息的人，但是他对未央宫图书的整理，却建立了后世文献整理的规范法则。刘向集众本以校未央宫秘书，比较各本、文字校勘是主要的工作之一。这样的工作延续二十余年，其影响不会仅限于参与校书的人。东汉时代设立的东观就是以藏书和校书为主，这是刘向典校秘书的制度性影响。“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许多重要的儒生都曾入东观校书，如班固、贾逵、傅毅、窦章、马融、马严、丁鸿、杨终、蔡邕等。所谓校书，自然是以文本为主要对象的学术事业，文本的规范和统一是其必然的目的，这是和辨析诸经同异相似的文献标准化行为。自汉成帝时延续到东汉，文本的规范和统一，对知识界的影响不能小视。
两汉之际，学问的专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以治道为追求的学术是渐趋暗淡的，而以某种专门知识为追求的学术却逐渐出现，政治知识与学术知识的分途日益分明。我们从两汉学者的著述和传记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如《汉书·楚元王传》所载刘向的奏议，虽然频繁引用《诗》《书》，并善言灾异。意图非常明显，以天变为说，乃是希望成帝效仿武丁、成王，“能思其故”，改易时政之弊。《刘向传》还记载道：“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26]足见灾异与六艺嘉言一样，是刘向上疏的工具，是修饰和言说策略的一部分，而非他的探究对象（或曰客体）。在刘向的诸多论辩中，灾异、六艺没有独立的价值，其意义是附属于政治建议的。刘歆则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他在《钟律书》、《三统历》、《洪范五行传论》等著作中，雄心勃勃创建了一套严密的天人历史系统，这个系统是对天道法则的探求，人事已不是其唯一的重心。可以看出，从刘向到刘歆，星历、图谶之学已经不再是言说的“修辞”，而变成了思考的对象。
东汉涉及灾异的奏议虽然最后也是要落实到政治上，但相比于西汉，六艺与数术的融合更为密切，其中的术理也更为精密，最后的政治建议往往是从术理里推导出的（至少文辞上表现出了这一点），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的关联度远远小于董仲舒、刘向等人。《后汉书》卷三十为苏竟、杨厚、郎顗、襄楷之传，东汉图谶灾异之学由此传可见一斑。《郎顗传》所录顗之所陈，更是极为详备，可资辨析，如其在对策尚书时，所言便宜七事就有非常细密的术理蕴藏其中。虽然郎顗对策目的在陈述政事，但他文辞中的星历和卦气，具备了足够的主体性，是一种他津津乐道的知识，而非政治话语的修辞。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传注、诸子、文章等著述形式才开始从“言”中剥离，有了独立的价值乃至体式。战国知识与学术的类型甚直延续到了西汉元帝、成帝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新的知识形态开始出现，原本属于数术、方技的知识与六艺之学相结合，使之开始有了相对纯粹的知识追求，这可能是学术知识与政治知识分途的催化剂，也可能仅仅是这种知识类型变化的表征。
东汉以后，纯然以知识追求为主要目标的学问已经是主流形态之一。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两汉之际知识与学术的变化相较于战国秦汉之际来说，要剧烈的多。如果我们把十三经的各类注疏所代表的知识形态称之为经学的话，那么西汉主流的六艺之学很难称之为经学，它们虽蒙着六艺的躯壳，内在的精魂却是战国诸子之学。以经义训诂和阐发为主的经学，在两汉之际才成为主流知识形态。西汉多儒生而东汉多经师。西汉大儒与东汉经师的不同处，乃在于前者的著述是为政治的，后者的著述是为学术的。
一般认为汉晋之际乃是中世的开端，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东汉之后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与六朝门阀士族关系密切的东汉学门，是在两汉之际的学术转型之后开始形成的。如果我们仔细看西汉家族之学，会发现很难有数代传习一经的，如欧阳《尚书》就不是单线的传承，宣帝时代的欧阳氏所学与景帝、武帝时代并不相同。即便是父子，学问也会截然不同，如孟卿、孟喜，刘向、刘歆父子等。也就是说，西汉罕有东汉那种世代相承的学门。这与西汉学术重在大义，不具备累积性有关。东汉经学以客观性知识为主，则更好的具备了代际相传的特点。所以说，战国的终结与中世的开端隐约相会于两汉之际，那是早期学术史的关键性转折。
四、两汉知识转型背景下的《毛诗》学问题
在早期知识转型的背景下，《毛传》与《郑笺》对待文本知识的统一性的态度，与两汉整体知识史的特点有一致性。如前所述，毛、郑乃是有同有异。同的是《毛诗序》与《郑笺》（也包括《毛诗谱》），异的是《毛传》和《郑笺》。《毛传》的训诂主要继承自先秦《诗》学，并与《尔雅》诸篇（特别是《释训》）有同源关系。可以说，毛、郑之异本质上是汉代《诗》学与战国《诗》学的差异。对于《毛诗故训传》来说，《毛传》和《毛诗序》两个解释体系，哪一个更能代表西汉的《毛诗》学呢？当然是《诗序》，毛公对《诗序》的重置在这种视野下，才显示出其特别的意义。
《诗序》是《春秋》学背景下的产物，特别是《国风》部分的序，是有意识的将各篇纳入到一个历史叙事体系中来理解的。当每一首诗都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发生关系后，其意义的确定性也就出现了。这不仅避免了诗无达诂的问题，也增强了诗的政教属性，为在政治语境的诠释打开了大门。这种解《诗》思路在《孟子》、《荀子》里已经可以看到，也是先秦的产物，虽然并不排除后来的增删。事实上《毛诗故训传》继承了两个战国时代的解《诗》体系。两个体系对诗的理解有很多不同，除了具体的诗义外，二者对诗篇的组合也有差异，如《六月》一篇的《序》详细介绍了《小雅》前十六篇的义理，因此也包含了《诗序》所依据的《小雅》的诗篇排序，我们对比《毛诗》经文，就会发现二者在笙诗部分的诗篇次序有很大的不同。毛公对此不应该一无所知。
那么在明知《传》、《序》属于两个不同的诠释体系的情况下，毛公为什么要将《诗序》分拆并冠于各篇之首？
《诗序》原本是独立的一篇，不出意外的话是放在全书卷末的，《太史公自序》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模仿《诗序》或《书序》的样式。毛公对《诗序》的分拆，让《序》和经传文字合在一起，应该是出于方便阅读或查阅的考虑。《诗》并不是沉默的文本，演唱、吟诵和讲授也是其重要的存在方式。但是，《诗序》冠首属于方便阅读的操作，因此《毛诗故训传》是一部以阅读为目的而制作的文本。
在西汉时代的语境之中，《毛诗》的讲授中，毛公、贯长卿们是否原样照讲《故训传》呢？我们不好妄加推测，不过《诗序》置于经文之首，实际上乃是以《诗序》来统辖三百篇，那么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毛公、贯长卿们是以《诗序》作为纲领来讲授《毛诗》的。《诗序》仅仅一两句话的历史背景，就很难应付实际的讲授。在《诗序》文字之外，还应存在一个叙事更为详细的口述历史系统。这个叙事系统不仅仅包括《诗》的历史背景，还有历史观念，即对历史的整体性认知。这从《六月序》可以看出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鸣》废则和乐缺矣。《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常棣》废则兄弟缺矣。《伐木》废则朋友缺矣。《天保》废则福禄缺矣。《采薇》废则征伐缺矣。《出车》废则功力缺矣。《杕杜》废则师众缺矣。《鱼丽》废则法度缺矣。《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废则贤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废则万物不遂矣。《南山有台》废则为国之基坠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蓼萧》废则恩泽乖矣。《湛露》废则万国离矣。《彤弓》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27]
这是一篇深具忧患意识的《小序》。其主要的意思是，乐诗的废止预示了礼仪、制度和文明的衰落。在这里，文化的特性与历史的兴衰联系了起来。历史的衰落也是绝大多数《国风》之《序》的主题。无论如何，《六月序》提供了一个大的历史与政教背景，简约语词的背后，应该有一个相对详细的对“废”“缺”解释，唯独没有形诸文字而已。西汉的《毛诗》学者的讲授，很可能并不是《毛传》式的章句训诂，而是《左传》式的背景交代与礼仪阐发。这又和所谓“今文学”一致。
所以说代表西汉《毛诗》学的，不是《毛传》，而是《毛诗序》。西汉时代《毛诗》学和三家《诗》形态上其实非常接近，都是以阐发大义为主，以章句训诂为辅。所谓今、古学的区分恐怕并不适用于西汉学术。
五、结语
简而言之，西汉学术与战国学术一脉相承，五经是被拿来“使用”的经典，而不是用来理解和崇拜。《毛传》的主要功能是训诂。即解释疑难字句，以备引申与借用。而《毛诗序》则是为基本的理解提供一个粗线条的历史框架。《毛诗》文本虽然与东汉之后的训诂之学非常相似，但它依然是战国秦汉学术系统内的文本，在绝大多数的诗篇之内，《毛传》提供了读者理解文本的基础，对诗篇大义的疏通或诗篇意义的整体理解并不是其主要目的。或者说，《毛传》的目的就是给你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训诂基础，至于你怎么来用，并不在它的考虑范围内。《毛诗序》则为《毛诗》的使用提供了另一个基础，即历史框架。但二者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在西汉时代的人看来，二者或许不需要高度相关。《诗序》单独成篇及其与《毛传》的游离也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毛公将《诗序》分置各篇之首，则开始注重诗篇义理的整体性理解，将两个不同功能的文本糅合到一起，《毛诗》的解释至此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开始从“被使用的文本”，变成了“被理解的文本”。但是《毛诗故训传》中是简单的拼合《序》和《传》，二者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郑笺》则是要真正的将《序》和经文的解释完全融合，他的做法是利用《诗序》的体系来诠释《诗》，这是郑玄《毛诗笺》的主要特点。郑玄眼中的《诗》，是一个历史体系下的文本。对历史作出评判或反应，这是《郑笺》视野中的《诗》的主要职责。
六朝隋唐之际，学者们对《毛传》、《郑笺》的理解却是以训诂为基础的。《毛诗正义》遵循的就是“训诂优先”的范式，寻求的是训诂基础上的对《诗》文本义理的疏通，同时也为《毛传》、《郑笺》的解释提供文献依据。原初被郑玄笼罩在《毛诗》文本之上的那个体系，并没有被隋唐之际的学者们完全理解和接纳，《郑笺》在六朝义疏学传统中被当成了相对单一的训诂文本。因此《正义》中的《郑笺》疏义，有很多部分读起来是一种有文献依据的穿凿。
总之，书籍的社会属性，特别是文献的使用与功能等问题，在经典研究中往往被忽略，这也许是我们寻找毛、郑异同（甚至是两汉学术异同）诸多深层原因中的新方向。
参考注释
[1]李林芳：《语言、文本、注释传统——〈毛传〉、〈郑笺〉注解差异及原因探考》，北京大学中文系2018年博士论文。
[2] 乔秀岩《郑学第一原理》（收入《北京读经说记》，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3年版）一文认为郑玄之学的首要原则乃是“结构取义”，即在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之下来解释经文。这也可以称为“体系优先”原理。这一原理可以合理的解释《郑笺》的“独创性”。乔文也提到，日本学者池田秀三《郑学的特质》、刁小龙《郑玄礼学及其时代》对郑玄之学的体系性已有所发明。
[3]据李帆《今古文分派之说始自何人—— 从刘师培的一则文字谈起》（《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宋翔凤《汉学今文古文考》（见《朴学斋文录》卷 3）一文已经有了明晰的汉代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划分，要早于李学勤先生认为的廖平。但真正对后来的经学史叙事发生直接影响的，恐怕还是廖平的《今古学考》。
[4] 班固：《汉书》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7-1708页。
[5]十五《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三《颂》为三卷。
[6]《宋本毛诗诂训传》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此本为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巾箱本。下引《毛诗》序、传、笺文字皆依此本。从《乡饮酒礼》和《燕礼》的文字来看，笙诗应该就是没有歌词的笙乐，这六首诗在礼乐体系内有特殊的应用和含义，所以会有解题性质的序。郑玄的解释恐怕不符合战国秦汉时代的实际。
[7]张燕婴《刘歆与〈诗序〉》（《文献》2003年第1期）一文统计为44篇。
[8]关于《序》《传》的明显矛盾，可参阅常森《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9]周井田之法，八家共治百亩公田，每家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之用，故所谓十亩之间者，与公田有关。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井田之法，一夫百亩。魏虽削小，未必仅止十亩。又古者野田不得树桑，则此诗十亩盖指公田十亩及庐舍二亩半言也。古者民各受公田十亩，又庐舍各二亩半，环庐舍种桑麻杂菜，《孟子》所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穀梁传》所云'公田为居'，《公羊》宣十五年何注所谓'还庐舍种桑萩杂菜'也。凡为田十二亩半，诗但言十亩者，举成数耳。”
[10]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7页。
[11]另外《刘向传》所载刘向《上封事》等文献也应该与《齐诗》学接近。自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因楚元王曾与申公同学，将刘向《诗》学归为《鲁诗》，并借由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进一步推广以来，刘向学《鲁诗》的说法几乎被视作常识。其实西汉父子学术不一致都极为常见，学术的家族性并不强，以汉宣帝时代的《欧阳尚书》而论，就非直线承自先祖，而是受自夏侯氏。刘向家族自其祖父刘辟彊开始，就再未生活于楚国，其父刘德和刘向都应该是在长安的学术环境中成长的，刘向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后仓、萧望之等《齐诗》学大师聚集长安的时期，因此若一定要为刘向的《诗》归类的话，最可能的还是《齐诗》。
[12]常森《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敏锐的揭示郑玄《三礼注》所用《诗》说的性质，并利用其中所征引的《诗序》来反证《毛诗序》不可能是卫宏所做，可成定论。《三礼注》在郑玄改学《毛诗》之前，因此是极为重要的《韩诗》文献。
[13]这两部文献里面的材料主要来自战国时代，但这类文献在西汉传布很广，从使用或功能角度，可以作为西汉时代的材料来看待。
[14]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7-1208页。
[15]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6]西汉文化和东汉文化的不同，体现的乃是战国文化和王朝文化之间的不同。
[17]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9—3120页。
[18]班固：《汉书》卷八十，第3620页。
[19]班固：《汉书》卷八十，第3596页。
[20]范晔：《后汉书》卷六，第260页。《汉书音义》实为东晋蔡谟之《汉书》注本，亦为颜师古所本。
[21] 班固：《汉书》卷六十，第2673页。
[22]范晔：《后汉书》卷四四，第1501页。
[23] 范晔：《后汉书》卷四四，第1501页。
[24] 范晔：《后汉书》卷三六，第1217页。
[25]范晔：《后汉书》卷三九，第1239页。
[26]班固：《汉书》卷三六，第1966页。
[27] 《宋本毛诗诂训传》第二册，第56—58页。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