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回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百年奋斗历程，赤诚的爱国土、爱国人、爱国文之爱国情感与救中国、建中国、强中国的价值追求交融互渗，发展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价值追求的爱国主义理论、类型和精神，从而不仅极大地光大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内容、义理和层次，整体上开启了人类爱国主义发展的崭新篇章，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面貌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宗旨和价值追求，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崭新形态的爱国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而极大地重塑和发展了民族精神，使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面貌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追求及其中国化发展，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坚守，对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孜孜以求和不懈奋斗，以自己对祖国国土、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超乎寻常的热爱，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感同身受的忧虑及其由此所生发起来的拯救中国、建设中国和振兴中国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不仅使自己成为最彻底、最纯粹、最崇高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也确证着自己崇高的党性和优秀的党风，赢得了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追随和认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融理论求索、行为实践和精神弘扬于一身，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之大成，彰显出科学的义理、先进的内涵、崇高的价值和动人的魅力，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和世界诸国爱国主义发展史上一座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高峰。
一、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演绎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成为救国救民、兴国兴民、富国强民的精神旗帜和价值引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认定和中国化的伟大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实践和武装自己，而且也形成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形成并发展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有了自己的灵魂和先进理论的科学武装，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的全新的爱国主义。
中国近代因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产生了以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诸多爱国主义的人物、理论和实践，诚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这些人物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努力及其实践求索最后都招致无情的失败，“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2] 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之所以行不通，不仅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而且在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无法给予一个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民族以真正的理论武装和实践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力量和政党的突出之处，在于意识到解决中国的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及其复兴问题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武装，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资本主义作出深刻批判的同时，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学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青睐、认同和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认定和中国化探索锻造出的恰恰是救国救民、利国利民、兴国兴民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作为救国救民、利国利民、兴国兴民的武器，既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先进性密切相关，又与中国近代以来诸种救国救民的理论和道路总是、行不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密切相关。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为有科学理论的武装且更有适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所以能够站在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高处，站在时代前沿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上思考如何救国、如何建国和如何强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也整体上提升了自己的理论素养和马克思主义品质，不仅使其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且使其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的爱国主义，经历了一个理论求索、精神内化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也是从历史上的救国理论吸取教训，从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信仰，并使之契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过程。
第一，求索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第三种文化或文明路径的发展使然。
20 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都面临着深刻的价值危机，人们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产生了双重失望。伴随着近代民主革命而开展的道德革命将矛头直指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1905 年废除科举取士，切断了儒学与功名仕途的联系。1911 年辛亥革命，宣告了制度化儒学的终结。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而著称于世，使传统文化深陷困境。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救中国不能依靠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思想来达成，成为当时几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共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严重危机的同时，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法国文学家戈宾诺指出:“我们的文明就像是由海底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岛屿，兀然裸露于破坏力极强的激流面前，遭受那一度促使它生成的力量的拍打和侵蚀。它们无力逃脱分崩离析的厄运，最终将会为滔滔巨浪所吞噬。”[3]在戈宾诺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可悲的结局，而这正是西方文明“必然的归宿”。尼采在“上帝死了”的判断中对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予以“重估”和清算，发出了西方近代文明是“病态”或“将死”之文明的呐喊。他说:“整个西方文化已开始逐渐滑向一场灾难的边缘”，“现在我们不正迷失在无尽的虚空中? 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这虚空的气息? 它不是正变得越来越阴冷，无边的暗夜正不断地涌向我们吗?”[4]西方文明已经陷入“病态”，而且这种病态似乎是十分严重的，无可救药。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资本主义种种罪恶的大爆发。1918 年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发生的双重危机，给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以当头棒喝，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5]。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1917 年8月23 日)中指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但是“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6] 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指出:“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7]瞿秋白其实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宗法的封建主义及其思想观念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又以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表现出来，学习西方的道路对中国来说走不通，中国革命或者说救中国必须要有既超越封建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理论来武装并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成功。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双重失望带来的对第三新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接受和认可过程，也为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爱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对苏联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传播中认同接纳并成为一种信仰。
1917 年11 月7 日(俄历10 月25 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迅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并开始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是20 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等世界的新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须知今后的世界必定是“劳工的世界”。[8]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9]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10]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1]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也先后写了《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批评》《谈政治》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剩余价值学说，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毛泽东在第二次赴京期间认真学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撰写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并在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下“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2]他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意识到了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同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3] “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14]马克思主义应当中国化，而且只有中国化才能真正锻造出救国救民的科学武器。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在长期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前后，一批进步人士竞相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将其作为救国救民的行动指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董必武等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后开始着手创建共产党的工作，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 年9 月16 日，蔡和森从法国致信好友毛泽东谈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党的哲学基础与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步骤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才不致堕入迷阵”。[15]毛泽东1921 年1月21 日给蔡和森写了回信，认为蔡和森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16]毛泽东的回信中还谈到关于建党问题陈独秀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已经编出《共产党》，并认为这一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7] 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8 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闭幕，这条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承载着伟大的“红船精神”，中国共产党从此肩负起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重任。“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8]“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9]在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青年和思想先驱，已经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工人运动欲取得成功和胜利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才能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并新造自己的精神生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想在中国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独特作用，也必须而且应该走近和走进中国无产阶级并成为其开展革命运动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求解放并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故而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先进理论的武装而且本身成为拯救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先进社会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开展工农运动，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从而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征程。
第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及其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致力于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是人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中国特色包含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一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2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总结和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伟力，又形成并发展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出了两大杰出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杰出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的产物，它不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两步走的战略，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启了颇具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杰出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不断发展。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和科学理论的内在价值，使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因科学理论的指引和武装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焕发出了空前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观察中国的命运，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推进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这就为锻铸一种崭新形态的爱国主义提供了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的新型爱国主义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产生了，诚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22]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赋予中国人民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或禀赋，不仅使其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而且也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寻求拯救中国、建设中国和振兴中国的理论和方略，使爱国主义落实到高远的救国之志、坚定的报国之行和不懈的效国之举，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惨状，中国人民备受欺凌的遭遇，使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二、以建设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以此作为救国救民、利国利民和兴国兴民的理论武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程，并结出了两大杰出理论成果指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从而为救国救民、利国利民和兴国兴民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和指导，而且在于在社会形态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洞开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大门，并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确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救国和兴国的真理，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挚追求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矢志不移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创造性开拓，而彰显出自己独特的丰富内涵、价值机理和无穷魅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清楚而深刻地意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1920 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等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或主张进行了有力批驳，指出，中国确实需要发展实业，但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23] 陈独秀在《致罗素先生底信》中写道:“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使用社会主义?”陈独秀强调，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教育和工业方面的成就，但是却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弄成“贪鄙、欺诈、刻薄”和“没有良心”，所以资本主义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贪欲，而不能满足大多数劳工阶级的需要。“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24] 在《复张东荪先生底信》中，陈独秀坦陈，“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25] 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时，专门探讨了中国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指出: “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26]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来，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追求社会主义的前途密切联系在一起，坚持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7]从而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区分了共产党人的现在纲领和将来纲领，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现在纲领，社会主义是将来纲领，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又说:“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28]只有以共产主义做救星和指路明灯，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以共产主义做救星实质上也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时代所趋，大势所向，人性所归。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一个独立且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开辟，强调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政治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探索和开创出来的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它是在既告别苏联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封闭僵化的老路，又拒绝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落入西方新自由主义陷阱的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基础上逐步开辟出来的，是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同时又主张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竞争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优势，实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的适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又十分注重公平正义，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正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对历史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认识，而且对现实问题作出创造性分析，更对未来问题作出前瞻性预测，所以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是砥砺前行和不断发展的，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创新的、充满着无比生命力和发展活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样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人民自然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并以之作为行动的准绳，从而实现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实践对科学理论的检验和推进。
最后，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和价值特色。
当代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 年民族民主革命和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70 年来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已经与新中国的命运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决定新中国命运的支配性力量和主导性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及其现在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爱祖国，爱新时代的中国必须而且应当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党即是热爱当代中国的集中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宗旨决定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中国国家谋富强的内在性和神圣性。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弘扬、培育和践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爱国与爱党统一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最真诚、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者。
当代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爱中国必然要求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内涵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民族压迫，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进行过许多尝试，实践证明，复辟帝制、代议制、总统制等都无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发芽、生长。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实行不了。只有社会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才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要求，始终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目标。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致力于老少边穷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施扶贫攻坚和精准脱贫发展战略，数亿人口成功脱贫，还有几千万人口也将在今年成功脱贫，书写了一部人类历史上脱贫攻坚的辉煌史诗，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热爱、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溢于言表，他们从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以及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幸福，从内心深处强化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极大地提升了爱国主义的精神、情感和品质。
三、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价值追求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并将其落实贯穿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和奋斗历程中，从而成为重塑和新造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形成并发展起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锻铸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并通过人民挺立传承和弘扬的具有丰富内涵和不朽价值的精神谱系，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政党、阶级或派别的爱国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的，这种初心的确立及其保持和使命的担纲及其牢记为其爱国主义注入了动力源泉并成为其目的性的价值追求，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是同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志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一些政党、阶级或派别的爱国主义总是看不到或意识不到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辩证关系，无法上升到以为民族谋复兴的事业高度，故而使其爱国主义每每停留于本能情感和抽象意义的层次，无法真正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作出自己的实际贡献。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意识到了人民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辩证关系，自觉地把爱国家与爱人民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宗旨，“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9]为行为的宗旨和基本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0]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孜孜不倦地为人民谋幸福，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同时也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才把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主张建设一个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为至上目标的人民共和国，并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视为自己的党性和党魂，这种党性党魂与民性民魂的高度统一构成国性和国魂的基本架构和核心要义，从而为爱国主义浇筑出了“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认同和共同奋斗因子，使其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旗帜。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不仅以为人民谋幸福为自己的宗旨性追求和核心价值，而且也以为民族谋复兴为行为的动力和始终不渝的目标，在团结民族、振兴民族和弘扬民族精神诸方面都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曾长期走在世界发展前列。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社会的衰落和封建统治者的腐朽，特别是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入侵，中华民族落伍了、衰弱了，一度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虽然近代史上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保国、保种、保教”和“振兴中华”的上下求索和不屈奋斗，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使得他们关于复兴民族的种种设想只能落入乌托邦的空想之中，未曾也不可能改变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悲惨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真正找到了一条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正确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新通途。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后，接过前人关于民族振兴的优秀成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为什么要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以及怎样复兴中华民族等重要命题、观点和思想主张，积聚成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科学理论，为助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矗起了一盏指路明灯。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始终着眼于以弘扬和光大民族精神为己任，并将民族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也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建设伟大祖国和美好家园、抵御外来侵略和克服艰难险阻的历史和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意识、民族品质和民族信念等的总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个民族精神，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缔造了为世人惊叹的灿烂的中华文明”。[31] 中华民族精神已然化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32]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并以更科学的理论、更高远的境界和更博大的气魄，培育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女排精神、深圳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精神、北斗导航精神等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标揭出中国共产党人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浩然正气和高尚情操，并构成中国现当代爱国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以自己百年“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及其由此所呈现的行为实践，在全体中国人民心目中筑起了真诚爱国主义的精神长城。中国共产党用自己建党以来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和流血牺牲的事实，“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争取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33]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地荡涤旧世界留下的污泥浊水，治理好战争的创伤，并开启了勤劳节俭、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和建设“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34]的新的历史，共产党人涌现出了一大批心系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楷模、劳动模范和共产主义战士。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创立并发展起了既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并健全了既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凸显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起了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中国近代革命文化优秀成果又推进和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中国日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初露。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行为实践，使得祖国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始终不改“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当家作主。继之又在富起来的基础上向着强起来的目标攀越，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结语:中国共产党人的
爱国主义是当代中国
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走过百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认同和在实践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笃定着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方向坚守和中国特色的实践创新，确证着自己“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党性党德，书写了一部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并朝着“强起来”迈进的伟大史诗，从而使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等理论命题获得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确证，而这一切又以无可辩驳的铁律证成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价值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并将其与中国具体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进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救国和建国方案的比较中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信心并以其特有的创造能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行为实践凝聚起了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而彻底、纯粹而崇高的爱国主义者，把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化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赤诚的奉献精神，化作坚定的报国之志和无私无畏的效国之行，获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护。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35]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代替中国共产党。实践一再证明:“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36] 历史也将继续证明，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难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成为一时的空想。由此我们坚执而理性地认定，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思想一定要将爱社会主义和爱中国共产党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陶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魂并稳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69 页。
[2]《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70 页。
[3]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张爱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65 页。
[4]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张爱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07 页。
[5]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14 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年版，第86 页。
[7]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2 页。
[8]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 卷，第256 页。
[9]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 卷，第263 页。
[10]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 卷，第18 页。
[11]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 卷，第446 页。
[12]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李方准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16 页。
[13]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 卷，第3页。
[14]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408 页。
[15]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63 页。
[16]《毛泽东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 页。
[17]《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4 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514 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70 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34 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01 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516 页。
[23]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 卷，第277 页。
[24]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陈独秀著作选》第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06—207 页。
[25]陈独秀:《致张东荪先生底信》，《陈独秀著作选》第2 卷，第211 页。
[26]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陈独秀著作选》第2 卷，第250 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51 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86 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22 页。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6 页。
[31]《江泽民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400 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 卷，第140 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4 页。
[34]《毛泽东文集》第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90 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42、358 页。
[36]《江泽民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66 页。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