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彦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兼任武汉市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武汉市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智库特聘研究员。
【摘要】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形象，并非突然出现，而是自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便已开始的政党形象重塑的结果。长征以前，在国民党系统的反共宣传下，中共的政党形象被妖魔化，国际社会只能形成模糊不清的认识。长征后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长征所蕴含的巨大传播价值，主动利用长征塑造崭新的政党形象。长征前后中共政党形象的强烈“反差”，激发了国际人士探寻真相的好奇心。他们的书写使长征成为承载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语言”，不仅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赢得广泛认同奠定了舆论基础，更首次为世界提供了认知中共政党形象的真实窗口。长征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直至今天仍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知框架。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向海外讲好长征故事，对推动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中国共产党； 政党形象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崭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政党形象转型范例。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抗日战争期间确立新的形象”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全民族抗战阶段，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长征以后中共政党形象塑造过程关注不足。这种研究时段上的失衡，不仅影响对中共政党形象演进脉络的完整把握，也易使人形成一种印象，即中共基于民族抗战的形象塑造始于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事实上，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已携手国际人士开启了政党形象重塑的历程。
长征极大地改变和重塑了中共的政党形象。正如海伦·斯诺（尼姆·威尔斯）指出的，“长征改变了红军的特点，使它从土地革命的战士和保卫者变成新革命阶段有觉悟的先锋战士”。在长征史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其与中共政党形象建构之间的关联。但既有论述或视形象塑造为长征胜利的自然衍生结果，或仅将长征视为形象转变的背景与转折点，未能充分阐释中共如何主动将长征这一历史事件提炼、转化并运用于政党形象重塑的核心资源之中。为此，本文聚焦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1935—1937），探讨中共如何以长征胜利为历史契机系统性地重塑其政党形象。本文力图说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对长征的主动宣传与国际人士的长征书写相向而行，不仅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政党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基础，直至今日还深刻影响着世界对中共的认知框架。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从政党形象重塑的视角重新审视长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一、长征开启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塑造的新阶段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作为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壮丽史诗，长征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打破了国民党的“赤匪”宣传和国际社会对中共模糊不清的认知，在谎言、偏见与真实的强烈对照中塑造了中共的政党形象。同时，长征所宣传的不是中共的旧形象，而是斗争策略转换之后的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形象。于此而言，长征开启了中共政党形象塑造的新阶段。
（一）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形象的妖魔化宣传
建党以来，中共大体处于“半地下”状态，国内外对之了解甚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完全转入地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主要活动的苏区不仅被国民党以大量碉堡和稠密警戒构成的军事屏障所封闭，也被国民党以新闻审查构成的信息屏障所封锁，更被国民党反共宣传构成的“污名化牢笼”所围困。正如埃德加·斯诺指出的：“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毛泽东曾以诙谐的语气，概括了国民党对中共形象的扭曲宣传。他指出，在“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的宣传下，中共被描绘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系统宣传下，中共被妖魔化为“赤匪”，被捏造为“邪恶”的共产主义者和缺乏实力、没有政治前途的土匪的混合形象。
国民党设立中央新闻检查处，将“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视为反动宣传品予以查禁。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反共宣传的重要阵地。自1928年创刊，《中央日报》就开始了对中共的妖魔化宣传。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中央日报》竭力营造中共“末日将至”的假象。1931年3月25日，《中央日报》刊发蒋介石的通令，因中共和红军“烧杀淫掠，惨无人道，直同猛兽之集团，全无所谓主义，若加以共产党或匪共之名称，将引起一般民众好奇之心”，要求“嗣后全国各军，对于匪共，一律改称赤匪”。《中央日报》还多次报道击毙“朱毛两匪”，散播中共从内部分裂灭亡的谣言。通过妖魔化宣传，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意图最大限度地贬低中共及红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国民党捏造的“赤匪”谣言传播得越远，越容易被不明真相的民众放大。1934年6月15日，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到达印江地区时，就传出这样的谣言：“中国出了朱毛，出了共产党，他们跟妖怪一样，红鼻子绿眼睛，要杀人放火，共产共妻。”12月9日，红25军进入西南民族地区时，当地民众受到谣言蛊惑，流传红军都是“血脸红头发的怪物”，长着“两尺长的手指甲”，“能上天也能入地”，“见了娃娃就抓吃”，当地的山民都逃避一空。在藏区，在国民党邓锡侯部的大肆宣传下，红军被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娃娃”的可怖面目。为此，如何打破国民党捏造的妖魔化的“赤匪”形象，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二）长征胜利前国际社会对中共模糊不清的形象认知
在1927年之前，国际社会很难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区分开，或者说对二者之间的区分没有兴趣。1927年7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随同鲍罗廷自武汉撤离后，外国人士与中共之间的直接联系便暂告中断。少有的报道主要是以国民党的宣传材料为“唯一的消息来源”。报道者则多为在华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对现实情况一无所知，却只有一个念头——害怕‘赤色分子’”。由于中共时常对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批判，因此在华传教士和教会组织也常常用“红祸”“赤色威胁”等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词汇描述中共。这在客观上与国民党的“赤匪”宣传相呼应，进一步阻碍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形成客观、正确的认识。
长征开始后，国际社会更难获得有关中共的直接消息，“中国共产党人被国民党逼到江西后，几乎被外部世界所遗忘了”。在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的《太平洋事务》之“太平洋来讯”栏目中，曾间接提到过中共，但大多是“赤匪”论的延续。1935年，美国远东问题专家纳撒尼尔·佩弗在对中共及其政策进行评论时指出：“我们实际上对共产主义运动一无所知。你所相信的关于共产党中国的事情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由于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假设，他们或认为中共只是盗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口号而并非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政党，或认为所谓“红军”不过是同那些掠夺财富的土匪差不多的组织。
长征途中，自忖胜利在握的国民党宣传机构，迫不及待地将对中共的称呼从“赤匪”改为“残匪”。“残匪”论进一步弱化了中共和红军的实力，塑造了“逃亡”“溃兵”“流寇”的意象，给人以中共和红军即将在中国版图上消失的错觉。国民党宣传机构这一急不可耐的辞令变化，很快遭到了反噬。与其所宣扬的“残匪消灭在即”相比，中共和红军在陕北继续存在并发展的事实，使国内外很多人对“残匪”论产生了怀疑。如斯诺自述，他在进入陕北之前，早就不再相信“残匪”的说法了。薄复礼是一个例外，在作为俘虏跟随红军长征的路途中，他就认识到，共产党人不是强盗或土匪，而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可惜的是，薄复礼的《神灵之手》出版后，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总之，在没有直接接触中共之前，国际社会虽然对国民党的“赤匪”宣传产生了怀疑，但还不能提出新的解释来代替“赤匪”论，其对中共的认识“具有模糊不清和笼统概括的特点”。
（三）长征胜利是中共重塑政党形象的重要历史契机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妖魔化宣传，中共难以向外界展现真实的正面形象，难以传递出自己的声音。长征胜利后，随着《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中共的形象发生了显著转变。肯尼思·休梅克认为，斯诺的书“不仅仅是在塑造形象，同时也是在打破形象”，这句话其实并不全对。斯诺所塑造和宣传的，既是国际社会此前不曾了解的真实的中共形象，也是中共在策略转变后主动构建的崭新形象。长征后期，面对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共开始在战略上逐步从反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实行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斗争策略的重大调整，预示着中共将展现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政党形象。与此同时，如何将这一崭新形象有效传递给国内外民众，也成为此时中共亟须破解的重要课题。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首次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随即发表《八一宣言》，表明自身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释放瑞士传教士薄复礼，正是这一策略调整的具体体现。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在路线方针上作出重大调整，不仅需要在苏区积极宣传新的政策方向，也亟待将这一变化传递给国内外统一战线的支持者与合作者。这一时期，毛泽东高度关注国际局势的演变。在1935年11月28日的《抗日救国宣言》中，他首次明确提出要与“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在11月30日《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讲话中，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世界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毛泽东在最后一部分专门阐述了“国际援助”问题，并提出国际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的判断。策略转变之下的中国共产党急需宣传自身的新形象，而长征作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正为中共提供了打破国民党妖魔化宣传、在国内外重塑政党形象的重要历史契机。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其将会“载入史册”的史诗意义。在长征结束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他曾三次集中阐述长征的历史地位，最终形成“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这一深刻论断。1935年10月23日，毛泽东首次指出，长征“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并称之为“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1月5日，他再次强调“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12月27日，他对“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作了更加明晰、完整的阐发。从这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充分认识到长征在党、军队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前瞻性地揭示了长征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空前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会意识到长征是一个重要历史契机呢？在关于“长征是什么”的经典排比论述中，他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三个比喻共同揭示了长征超越军事行动的深层传播属性。作为“宣言书”，长征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共和红军的伟大胜利，“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作为“宣传队”，长征在途经的十一个省份中，向约两亿民众传播了“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这一政治理念，极大扩展了中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作为“播种机”，长征沿途播撒下革命事业发展的火种，这些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邹振东据此指出：“在毛泽东看来，红军长征的传播价值大于红军长征的现实价值，红军长征的传播目的高于红军长征的军事目的，红军长征的传播意义重于红军长征的直接意义，红军长征的传播效果优于红军长征的现场效果，红军长征的传播周期长于红军长征的物理周期。”毛泽东的这一判断也影响了国际人士对长征的理解，如斯诺就将长征视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并强调其使“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由此可见，从对长征传播属性的深刻认识中，毛泽东洞悉到这是一个政党形象重塑并传播至国内外的历史机遇。
基于此，在国内无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借助国际人士这一传播媒介，通过向世界讲述长征故事来重塑政党形象，就成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斯诺后来回顾时指出，“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的机会”，因此，他郑重地将毛泽东“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海伦·斯诺同样分析认为：“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与此同时，长征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本身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此为重要契机，中共与国际人士之间形成了某种互动。中共主动提供长征素材与接触渠道，国际人士则带着好奇与求真的态度深入探访。正是在这一互动中，中共政党形象塑造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总之，在长征后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敏锐地意识到长征所蕴含的巨大传播价值，开始主动利用长征宣传崭新的革命政党形象。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政党形象的深刻转变，并非突然发生，而是自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便已开启的、系统性的政党形象重塑过程的延续与展现。
二、主动建构：中共对长征的自觉宣传与形象“自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与世界保持密切联系，并开始了对自身政党形象的早期建构。但是，由于党的幼稚和不成熟，“在形象塑造上，就呈现出非左即右的色彩”。面对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中共始终努力开展“反宣传”，试图打破舆论上的被动局面。然而，受制于国民党严厉的新闻封锁，中共很难传递出自己的声音。在长征途中，中共开始有意识地向世界无产者介绍长征，通过海外报刊向国际社会传递长征的真实情况。长征胜利后，毛泽东亲自组织编写《长征记》，为长征宣传开辟通道、积累素材。这些前期准备，为后来中共与国际人士的互动合作创造了条件，最终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一）面向世界无产者介绍长征
长征途中，中共迫切需要向外界通报自身情况，特别是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向其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为此，中共先派潘汉年从遵义经上海赴莫斯科，随后又决定选派一位职务更高的人亲自前去。陈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承担了这一使命。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在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首次向世界系统地介绍了长征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壮举。在陈云的讲述中，不仅有力驳斥了国民党捏造的“赤匪”形象，也对共产国际此前对中共形象的不恰当宣传提出批评，同时开始有意塑造中共“抗日救国”的新形象。
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10月15日至22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对长征前半程中央的决策、战斗情况和沿途见闻作了详细报告。这份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的报告，成为中共高层系统介绍长征历程的最早文件。报告中，陈云多次提及党和红军的形象，并作了两次非常鲜明的对比。一次是红军来到云南嵩明、官渡时，皆由县长及当地军警各界排队迎入城内。原来，当地县长从瞭望孔里看到红军，认为“既然这支军队着装如此整齐，肯定不会是红军”，就把红军当国民党军队盛情款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红军是‘盗匪’，行装必破烂不堪”。另一次是对共产国际七大展览会上一幅中国红军战士宣传画的批评。陈云指出：“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事实上，红军的穿着要比画上的好得多。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攻城夺地。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在报告结尾，陈云强调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的报告给长期未直接获知中共中央情况的共产国际留下了深刻印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表示：“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1935年12月13日，Ar. 哈马丹发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称赞毛泽东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面向国际无产者宣传毛泽东的领袖形象，也标志着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公开认可。1936年7月，在庆祝中共成立15周年发表的长篇文章中，米夫介绍了红军“西征”的事迹，指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永垂不朽的长途远征中”，红军是“群众英勇与光荣牺牲的模范，表明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无限忠实”。
陈云自上海前往苏联的行程期间，就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于抵达莫斯科后完成全稿。在文中，陈云巧妙地化身为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以第一人称视角，依照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至飞夺泸定桥的时间顺序，对长征过程中的具体经历及其对红军与中共领导人的观察进行了翔实记述。文中提及数十位中共领导人和将领，将毛泽东、朱德等称为“不可多得之天才”“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并明确指出，“我觉到赤军及共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与南京政府对峙，而不相上下”，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实力派”。这一“实力派”的定位，有力批驳了国民党所谓红军是缺乏实力、没有政治前途的“赤匪”论调，为外界传递了对中共力量与政治地位的正确认识。
陈云的报告与《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世界无产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又刊登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此外，该文还被收入1937年上半年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是其中唯一专门介绍长征的篇章，进一步扩大了传播的影响。中共代表团亦将陈云的报告稍加整理，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于1936年《共产国际》（中文版）的“中国革命问题专号”上，文中突出塑造了“正确的强固的党”以及党员干部“真正英勇的，为民众根本利益而不惜牺牲”的形象。同期萧克的《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一文也被送到苏联。这些主要面向世界无产者的文本，不仅介绍了长征的伟大事迹，也传递了中共作为“正确的强固的党”和“数一数二的实力派”的政党形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文末写道：“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这说明，陈云已开始有意识地为中共塑造“抗日救国”的新形象。
（二）面向国际社会宣传长征
长征期间，由于国内出版条件受限且行军途中难以正常出版，中共积极开拓海外宣传渠道，先后在美国创办《先锋报》、在法国创办《救国时报》，使其成为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革命声音、塑造中共形象的重要舆论阵地。作为“西半球华侨爱国反帝的两面鲜明的舆论旗帜”，这些由中共主导的海外媒体，通过对长征进行持续、集中的报道，不仅向世界通报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也有力塑造了中共“抗日救国”的新形象。
《救国时报》的创办本身就体现了中共将自身政党形象与抗日救国事业紧密联系的自觉。该报原名《救国报》，1935年5月15日在巴黎创刊，广泛搜集并利用中外媒体信息，以大量篇幅积极宣传红军长征的情况以及长征期间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据统计，至1938年2月10日停刊为止，《救国时报》共刊登了97篇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通讯和评论，绝大多数都位于醒目的第一、二版上。这些报道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国民党捏造的“残匪论”，强调“此次红军北上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高山大河，严寒酷暑以及沙漠不毛之地，并受到不断的袭击，而红军毫未涣散，团结益坚，此不仅表现红军组织与红军之巩固，而特别表现他们不挠不屈的抗日救国之坚强意志”。该报还刊登了大量红军领袖与普通战士的照片，画面中的人物衣着整齐、意气风发，直观展现了红军昂扬的风采与形象，增强了报道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为进一步全面展现长征历程，《救国时报》连续刊发了一系列亲历者的记述。自1936年12月28日起，连载了邓发以化名“杨定华”名义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等文。邓发在投稿时坦言“海外言禁或不如国内之严”，体现了中共干部传播长征的主动意识。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他将党和红军纪律严明、信念坚定的实际情况，与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欺骗无知之众”“排挤和杀戮知识分子”等不实之词进行对照，指出“事实显然完全是两样”，中国共产党人是“看清楚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前途的”。《从甘肃到陕西》主要记述红军进入甘肃之后的长征历程，文中已不再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进行对比，而是重点描写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欢迎和支持，如“老百姓看见我们都很像看见相熟的朋友亲戚一样”，“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咱们自己人！”1937年，该报又分四期连载了署名“陈志华”的随军日记《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文中以生动笔触刻画了朱德、贺龙、萧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形象，如将朱德称为“红军的一位父亲”，描述贺龙是“一个议论风生的健谈家，和一个使人不倦的说书家”，“为人爱戴的群众领袖和一个超群出众的军事人才”，把萧克描述为“好像勤苦好学的学生”“一个英明的指挥者”。这样，三篇文章分别从三个阶段揭示了长征的整体过程和面貌，之后又由《救国时报》编辑部将其合集为《长征记》出版。
与此同时，在美国出版的《先锋报》也持续关注并报道长征。该报由中共党员、留美学生施滉等人于1927年创办。自1934年10月27日发表《八万红军进攻广东》起，两年间几乎每期都有长征新闻。为宣传党的新政策，《先锋报》非常注重将长征与“北上抗日”“抗日救国”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征开始后的一个月，《先锋报》就发表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之谈话》，强调红军北上的目的是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之后，又先后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日帝侵占华北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等党的政策文件，宣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为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突出塑造了中共和红军不畏艰难、抗日救国的形象。该报还多次刊登毛泽东、朱德和红军战士的照片，以视觉形式直观展现中共领导人与红军战士的形象。
《救国时报》与《先锋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同时也回流至国内，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在国统区、日占区的党员群众以及海外华侨中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救国时报》在国内销行一万余份，读者不仅遍布北平、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也扩展至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而且几乎每份报纸都是许多读者传阅。然而，这种“自我宣传”在塑造中共政党形象上亦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其传播范围与影响力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难以有效推动外界对中共政党形象的接受和认同。
（三）毛泽东亲自组织编写《长征记》
1936年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致信宋庆龄，希望她能推荐一名可信赖的外国记者访问根据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上海拜访宋庆龄，由此获得了这一宝贵机会。同年8月，斯诺秘密抵达陕北，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此次接触的意义，指出：“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
为此次历史性会见，中共中央做了充分准备。早在1936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便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等问题。同年7月至9月，毛泽东与斯诺先后进行三次长谈，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明确提出除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之外，中共把所有国家都看作自己的朋友，请他们同中共合作，共同“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推动长征历史资料的整理与传播。1936年8月5日，他与杨尚昆联名发出为《长征记》征稿的信，明确说明征集稿件的目的在于“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党全军的积极响应，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领导同志率先执笔，众多红军官兵也陆续提交了个人见闻记录。截至10月底，总政治部累计征集到文稿两百余篇，总字数五十余万，内容涉及长征各阶段与多方面情况。经过编委会精心整理，至1937年2月形成定稿，共收录文章110篇、歌曲10首，总计30余万字，最终定名为《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讲述了真实、丰满、独一无二的长征故事。
尽管出于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的考虑，中共中央指示暂缓出版，但《二万五千里》仍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开来。毛泽东指示宣传部门将110篇文稿用复写纸复写几份，其中一份交给了斯诺。董健吾将部分内容改编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于1937年7月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引起广泛反响。1937年年末，先后有多部以《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为基础改编而成的书籍出版，像朱笠夫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黄峰主编的《第八路军行军记》、赵文华主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和大华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这些文本构成了一个集体叙事工程。自此，长征故事走出苏区，走向了海内外。
综上所述，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一次伟大转折，也是中共自觉塑造政党形象、主动开展形象宣传的关键起点。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形成了利用长征宣传和塑造政党形象的明确意识。通过面向国际进步人士的主动推介、中共主导的海外报刊的系统宣传，中共逐步打破了外界的疑虑与误解，为自身塑造出日益清晰、正面的政党形象，尤其是注重将党的形象与“抗日救国”联系起来。而毛泽东亲自组织编写的《长征记》及其之后的集体叙事工程，为斯诺等国际友人的报道提供了权威素材，使长征故事得以突破重围，最终以《红星照耀中国》等文本产生全球性影响。这一时期奠定的宣传范式、积累的原始素材以及建立的国际信任，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政党形象的进一步塑造与宣传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国际转化：国际人士的长征书写与形象“他塑”
长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更以其史诗般的壮阔历程，成为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关键窗口。在长征胜利的震撼下，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记者、学者和观察家，怀揣对事实真相的追问，深入陕北。以“他者”的视角和跨文化的笔触，他们将亲眼所见的中共与红军的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共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崭新革命政党形象的塑造。他们的书写，因其相对中立的“第三方”立场，超越了国内政治宣传的语境，更易于被人理解和接受。他们从人类共同价值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将长征与许多重要的国际事件进行对比，进而在世界军事史、世界现代史和人类活动史中确立了长征的历史地位，使其升华为一种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世界语言”。正是通过这种“世界语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和作为现代革命力量的真实面貌，在国内外舆论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度与认同度。
（一）形象“反差”与好奇驱动：国际人士深入苏区的动因
从大革命失败至长征胜利前夕，西方人士耳朵里灌满了从国民党政府反共宣传中得来的不实之词。但是，谣言在事实面前终究不堪一击。国民党长期渲染的“赤匪”“残匪”叙事，与一支能够在重重围剿中完成万里长征并在陕北扎根发展的政治军事力量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巨大矛盾。两种形象的强烈“反差”，首先动摇了在华西方观察家的既有认知。他们开始对国民党的“残匪论”产生深刻怀疑，而国民党当局对访问延安的严格禁止，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真实面貌的好奇。正如王安娜所言：“禁止外国记者去延安访问，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好奇心吧。”这种由认知冲突所激发的好奇，成为驱动斯诺等人冒险进入苏区的重要动因。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期望了解中共，曾三次召见斯诺询问中共情况，并在1937年至1945年间持续通过埃文斯·卡尔逊的密信获取相关报告。这说明，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当时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重要议题。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国际人士带着好奇心和对真相的追问前往陕北苏区，开启了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的历程。斯诺的陕北之行正是这一探索过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斯诺曾多次解释自己前往苏区的缘由，每一次叙述都是从一连串的疑问开始。在1937年3月收录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红旗下的中国》一文中，他以“寻找红色中国”为引阐述自己的访问初衷，并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如：“什么是‘红色中国’？”“中国共产党像什么组织呢？”“中国苏维埃是一种什么组织？”“红军现在实力如何呢？”事实上，在这篇不长的开篇文字中，他连续提出了50多个疑问。这段文字经斯诺修订后，成为《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篇，题为“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其中的疑问扩展至80多个，至少有11个段落完全由疑问句构成。《纽约时报》在一篇介绍《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评中，开篇即以“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呢”为首问，连续以8个问题层层推进，勾勒出“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这一核心议题，以此作为对斯诺著作的引入。显然，这些疑问句并非修辞手法，而是斯诺和国际人士共同心路历程的反映。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七年的斯诺，产生了揭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相的强烈愿望。正如他所述：“我早已不再相信官方发表的关于共产党的总的宣传，因为它根本说不通；谁能相信，只对抢劫和杀人有兴趣的一些土匪，能够对抗南京的全部军队达十年之久？”1936年10月，斯诺带着笔记和胶卷回到北平，夜以继日地整理采访记录，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写作之中，先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等国内外报纸杂志上发表毛泽东访问记和大量有关红军长征及苏区各方面情况的特写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同样，美国学者韩蔚尔带着对“残匪论”的质疑，于1936年专程赴四川调查中共的真实情况。他认为：“既然国民党还不得不在‘作战地图上反来复去地标记、筹划’，那么，他们的所谓残余土匪的宣传也就一钱不值了。把南京的宣传换成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更尽情理的’解释，才是当务之急。”为此，他搁置原有工作，深入四川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其关于红军的系列报道，不仅披露了红军正在长征路上的消息，还贯穿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性质”的追问：“这苏维埃在哪里？人数比他们的敌人少，但他们用什么方法总是获得胜利？这些红军从哪里来的？”由于他没有直接与中共接触，所以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形成完全正确的认识。即便如此，通过间接调查，他依然得出了与国民党宣传迥异的结论。他将红军的胜利归结为“组织很精密”，并通过实地考察否定了“土匪”论，转而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统称为“军队”。他认为：“四川现在进行的乃是两种军队间的内战——一种组织好，一种武装好。”将红军纳入“军队”这一范畴，正是韩蔚尔对中共政治地位和红军实力的明确肯定。
自斯诺进入陕北到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一大批国际人士相继访问延安，如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德国友人王安娜、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比森以及欧文·拉铁摩尔、菲利普·贾菲、维克多·基恩、厄尔·利夫等。他们的书写掀起了一股“长征热”和“中国共产党热”。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肯尼思·休梅克评价道，它“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为一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斯诺彻底推翻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这一论点，而把他们提高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他们的长征书写，彻底廓清了国际社会之前对中共形象模糊不清的认识，以长征叙事为基础构建起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的认知。这些文本还回流到国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共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二）定位世界军事史：塑造战略胜利者形象
国际人士在书写长征时，有意识地将这一事件置于世界军事史的宏大坐标系中进行评价，从而确立了中共及红军作为战略胜利者的形象。
作为第一个进入苏区的西方记者，斯诺率先在世界军事史上确立了长征空前伟大的历史地位。在《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篇章的结束语中，他把红军长征与蒙古人远征欧洲、土尔扈特部大迁徙、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和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等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事件联系起来。斯诺指出，与长征相比，汉尼拔的行军像“一场假日远足”，而拿破仑的溃败则早已“军心涣散”，进而从中提炼出长征叙事的核心特质——“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里奥·胡柏曼和保罗·史威乔在为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所作的序言中，明显回应了斯诺的这一观点，他们指出：“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只有色诺芬的‘海！海！’堪与比美。”他们把长征类比于西方社会熟知的雅典色诺芬的《长征记》。而爱德华·卡特又进一步否定了色诺芬的《长征记》可以与红军长征媲美的观点，认为红军长征使“色诺芬的英雄们像巧克力作的玩具兵一样黯然失色”。斯诺的这一说法，还直接启发了后来索尔兹伯里将长征与“四大史诗”类比和费正清将长征与“出埃及记”类比。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国际历史对话，长征在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地位被建构起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也因此被塑造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杰出的政治战略”的胜利者形象。
（三）融入世界革命叙事：塑造现代革命政党形象
为了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国际人士还将其置于世界现代革命史的脉络中加以阐释，塑造了中共作为现代革命政党的进步形象。
新西兰青年学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认为中共的革命事业是“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对比。海伦·斯诺将“年轻的红军枪手”与法国大革命中的“短裤党”、美国革命中“严肃的民众”、俄国革命中的“大胡子工人”相提并论，从而将红军与其他国家的革命者等同起来，将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等举世公认的伟大革命事件联系起来。她又将红军儿童团同中世纪十字军横跨欧洲的“小小远征队”进行类比，强调儿童团是“革命中的革命”。海伦·斯诺还将红军与印度的“3亿顺民”以及“日耳曼优等民族”的1184.5万名共产党员、社会党员“没有为自由进行任何抵抗”做对比，强调红军“多么勇敢地进行生死搏斗”。通过这些对比和联系，她塑造了红军“为造就革命者而奋斗，为清除旧中国的腐败、殖民主义和一切积弊而战斗”的形象。当斯诺将“打完网球的‘赤匪’”“妙龄女匪”等照片公布于世的时候，直观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具有现代气息的革命政党形象。这种类比与视觉呈现，成功地将中共从“赤匪”“强盗”等负面形象中剥离，确立了中共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并将其重塑为世界反法西斯与追求民族解放的进步力量之一。
（四）置于世界历史人物谱系：塑造卓越领导集体形象
国际人士对中共领导人充满个性色彩的描写，是中共政党形象具象化、人格化传播的关键一环。为了便于认识和了解中共领导人，国际人士往往将他们与国际名人进行人格类比。恰如史沫特莱指出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
斯诺称毛泽东是“一个列宁式的天才军事和政治的韬略家”，“其经历与性格颇类似林肯”。史沫特莱称朱德“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称彭德怀是“清教徒式的”。《曼彻斯特卫报》一篇报道里称，朱德兼有“汉尼拔、拿破仑、格兰特和罗伯特·李”的优秀品质。贝特兰指出，史沫特莱的报道“使朱德、贺龙、毛泽东，这些她所钟爱的红军指战员们，成为杜塞道夫、底特律等城市工人心目中的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海伦·斯诺称贺龙是“中国的红色罗宾汉”，是一个最有魔力的“包围在传说中的英雄”，“使人想到古英格兰时，在‘绿林’中的罗宾汉及其‘快乐弟兄’们”。借助跨文化的人格类比，中共领导人被置于世界历史人物谱系中，极大地消解了距离感与陌生感，使国际读者能够通过一种可理解、可感知的方式，接纳并认同中共领导集体。这不仅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也让世界领略到中共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展现了既有崇高理想又具人性光辉的集体形象。
（五）升华为人类精神史诗：塑造精神引领者形象
超越具体的政治与军事评价，部分国际人士更致力于挖掘长征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其升华为一座人类精神的丰碑。
斯诺首次为长征下了“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的断语，认为红军战士的热情、希望和革命乐观情绪贯穿于长征途中，“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王安娜站在人类活动史的高度上审视长征。在其“长征”篇章的开篇，她就把长征称为“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借用西方文化中的经典母题来解读长征，用奥德修斯重返家园类比中共和红军的战略转移，以奥德修斯面对海妖、巨怪等超自然阻碍，类比长征中的磨难。最后，她将长征定义为“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引导人们关注长征的人类精神维度，而不仅是政治斗争。海伦·斯诺则将红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与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所讴歌的革命理想相对照，认为红军战士的英雄气质“比浪漫的雪莱派所梦想的‘理想’革命更进了一步”。进而，她从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提出了对长征意义的认识：“十年来，红军始终英勇为解放人类大多数的伟业不断做出如此光辉和宝贵的贡献，这对人类悲惨的生活的意义从总体上赋予了新的价值。”这些论述将长征从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行军，提升到关乎人类勇气、毅力与希望的精神象征高度进行阐释，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注入了具有强大感召力的精神引领者内涵。
总体而言，国际人士对长征的多维书写，共同完成了一次对中共政党形象的重塑。他们以外部观察者的身份，通过在世界历史坐标系中的定位、对领袖人格的生动刻画以及在人类精神层面的升华，将中共从妖魔化的“赤匪”，重塑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战略胜利者、一个肩负民族使命的现代革命政党、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集体以及一个具有崇高品质的精神引领者。这一由外部视角参与构建的崭新形象，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宣传相得益彰，不仅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奠定了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框架。
结 语
全民族抗战时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形象，并非突然出现，而是自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便开始的政党形象重塑历程的自然延续与集中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强大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已高度凝练为中共政党形象的核心象征，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的重要精神源泉，深刻回应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根本命题。长征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国际社会认知中共政党形象的重要窗口。正如国外媒体所指出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奇迹，不理解‘长征精神’，就不能理解中国，就无法同中国进行充分的交流。”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向海外讲好长征故事，对于推动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的长征叙事，应在坚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连接点，使长征精神在不同文明语境中持续焕发时代生命力。
从长征这一经典案例可以看出，政党形象的有效塑造是主动建构与国际转化、自塑与他塑双向作用的结果。中共形象在舆论场中呈现的强烈“反差”，激发了斯诺等国际人士探寻真相的动力。通过他们的书写，长征被转化为与国际社会相通的“世界语言”，从一段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升华为承载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伟大史诗。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在国际舆论场中依然面临显著的“反差”。如何主动将这种“反差”转化为叙事张力与传播机遇，是当前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增强传播主动性，善于将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转化为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共情的叙事资源，从而在开放对话中不断塑造并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