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活动不仅是经济学家的思考专利，同时也是文化、政治、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对象。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开始关注社会财富的管理问题，以哲学视角不断提炼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讨论议题。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现代经济学才真正具有了形成的基础，哲学家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社会经济的具体形象，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旨趣。需要指出的是，只有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从哲学维度推进经济学研究，生成《资本论》研究的核心课题，赋予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哲学性质，从而颠覆了现代经济的理论形象——消灭资本与雇佣劳动，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解放的新内容超越现代经济的理论形象。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之精华。那么对作为现代性生存内容的经济生活，思想家们是如何反思并在哲学作品中形成自己的经济学思考的？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思想家们的经济学思考，尽可能地澄清哲学与经济学的彼此建构关系，深度揭示出两者的思考亲密性与学术亲近性，换言之，理论思考须回归经济生活，否则这些理论思考就是“空中楼阁”。因此，本文选取了几位思想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通过分析其著作中的经济学思考，以凸显其视野中的经济形象及研究旨趣。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形象展望
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那么经济及其时代性同样也需要受到哲学的审查。“经济学”的词源解释是对经济现象进行哲学反思的最好例证，它是对“eco”（希腊文“oikos”，译为“家庭”）的“nom”（希腊文“vouos”，译为“法律”）探索，形成了“econom”（经济）的学问，故经济学其实就是家庭事务学、家政管理学或家庭财富学。卢梭的判断非常准确，即“为了全家人的共同幸福而按一定的规矩对家庭进行井井有条的管理”，这是“‘家庭经济学’或‘个人经济学’”；“后来，它的意识扩大到对国家这个大家庭进行治理”。当古希腊哲学家试图用哲学诠释“economic”时，已经将家庭协调推广至社会管理层面，将有关个体财富的理解拓宽至城邦经济视野。
古希腊哲学对财富生产与分配作了最早的研究尝试，凸显出以家庭为中心谋划提升社会财富的思考方式。它追问的是，如何在财产管理过程中提高城邦经济收益、优化城邦贵族生活。那么在从家庭模式到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城邦统治者必须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思考城邦运行，所以当哲学家们进入政治决策核心层，其任务就变为如何指导城邦促进财富增长，显示出与家庭管理完全不同的治理思维，为古希腊社会积累财富提供了技术化思考，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链接古代世界与现代社会的理论桥梁。色诺芬专门写了《经济论》，将经济学定义为家庭如何获取财富、改善家庭生活的操作艺术，包含确定以奴隶主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原则、实现家庭经济管理独立化等内容，这可能是用哲学理论分析经济、财富、家庭（社会）与发展多维关系的最早尝试。
古希腊哲学对财富的思考包含了有关经济的多重萌芽：其一，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家庭财富需要管理，国家经济更需要管理，故国家赋予财富以私有保障，这与家庭经济学有本质性区别。其二，财富内容是增长的。家庭财富通过计划管理可以获得增长。柏拉图的《理想国》尽管没有直接论述经济学，但从理念维度建构了一个整体性的思考模式——城邦组织、财富分配与社会阶级是息息相关、互动构建的。比如，格劳孔问苏格拉底关于财富追求与和谐秩序的关系时，苏格拉底认为应该守护与阶层相适应的财富，“不让这里因财富的过多或不足而引起任何的纷乱。他会因此根据这一原则尽可能地或补充一点或散去一点自己的财富，以保持正常”，这准确地表述出城邦时代对财富的理解，即财富获取的目的与手段应是恰当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很大篇幅论证了经济学问题，如对财产的表述，“‘财产’（所用物=所有物）就可说是所有这些工具的总和”，包括生产工具与“行为（消费）工具”（即奴隶），“它”们属于财产的构成部分。其三，财富是需要管理的。至于如何协调财产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将之规定为“理财学”，并交代了国家如何管理财富，指出财富是被加工的物资，换言之，重视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位置；同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强化了对财富管理的感性理解，即公正原则介入货币财富的追求等。尽管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财富管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受时代限制，不可能形成经济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即没有看到劳动促进人类发展的历史意义，只是停留于单纯的“需要—满足”的直观形式。
古希腊的经济萌芽提前预设了现代经济学的逻辑设置，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古希腊哲学具有从家庭视角推广至城邦集体生活的理论偏好，表明社会财富管理是有计划的组织行为；第二，以简要的思辨形式提出了国家管理与财富发生的外部关联，指明了财富内容具有外在的管控模式，如理念、制度、法律等；第三，财富意识的萌发，促使哲学家开始思考经济生活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期望在管理行动中获取财富的“溢出”。总之，古希腊的城邦经济最早提出了经济学的增长逻辑：财富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共同进步。但是我们不能过度拔高这种经济思想萌芽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只是以自然神性为主导的财富反思，换言之，古希腊城邦的财富发展与经济进步是神性与习俗共同支撑的，故彼时哲学家们关于经济的思考是碎片化的、感性的、服从天命的。
古希腊的经济思想萌芽，被漫长的中世纪所打断，形塑了经济思考附庸于神性的宗教世界，经济要素成为宗教教会内部财富增长与分配的问题。换言之，由于中世纪宗教统治，社会诞生了具有高度宗教皈依色彩的财富意识，即财富高度从属于宗教领域，具有诸如财富内容的宗教性符号、财富边界的宗教化性质、财富交往的神秘性原则等特征，财富内容及意识受到了宗教教义的高度遮蔽。历史交汇时代的奥里留·奥古斯丁的《双城记》、托马斯·阿奎那的“道德论证”等，从不同侧面确证了宗教经济现实，主要形式是“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
简言之，古希腊已经萌芽出经济学的哲学思考，并探索过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萨拜因有过判断，“对古希腊人来说，有关城邦的理论不仅是现代狭义的那种政治学，同时也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即经济学是古希腊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深嵌至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由此，古希腊对经济学的萌芽性思考，一方面，开启了有关财富生产与管理的抽象化研讨，即对财富增长问题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为后来的经济学提供了最早的研究素材，以严格区分资本主义前后的经济化解读。
中世纪欧洲处于宗教神权的统治之下，社会化财产为教会所掌控，经济学沦为神学的附庸。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精神不断被“祛魅”。在经济化生产与理性化生活双重效应驱动下，形成了以现代性为基础的生活内容。因此，古典经济学前史的理论家们开始不断寻找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如以商业活动为内容的重商主义、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重农学派等，直到古典经济学诞生，才真正确立以“劳动”与“价值”的抽象关系诠释资本主义社会，进而破解现代社会的发生学秘密。在现代性框架中，财富增长、市场运行与资本增殖成为现代世界的基本内容，主导现代性的基本走向；同时，本着优化资本、反思进步的理论冲动，理论家们开始对这种现代性视域中的经济学加以学术考察，以求找到资本社会持续进步的优化路径。进言之，思想家们开启了现代经济运动的哲学反思，不断追问社会经济背后的本体论问题——经济学知识是人类实践生成还是物自体预设的产物，以此固化资本与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实现两者的优化组合和彼此协同。
这里以黑格尔与马克斯·韦伯为例。黑格尔是跨界国家、文化与哲学的经济研究者，尽管他以哲学形式对话现代世界，但他的工作高度整合了市民社会经济运行的国家力量、文化因素与哲学考察，为反思经济学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架构。马克斯·韦伯同样具有这样的思考路向。具体而言，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法则，通过“需要与劳动”的辩证关系加以提炼。与之类似，韦伯完全抛弃了整体主义或有机整体论的话语暴力，进行的是文化系统内部演变的理论考察。这些思考意在凸显这样的事实，社会经济的时代变迁不再局限于总体变迁史（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变迁论），或思想变迁论（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论努力），或范式变迁说（库恩的科学范式变革论）等，而是回归至两个世界的转变时空的继承性与变革性考察——从经济发生学视角审视两大世界的转换原因，探索催生现代世俗世界的文化价值观。
黑格尔与韦伯俨然看到了经济运行的本体论内容，但仍存有诸多问题。一方面，他们试图借助精神外壳——国家（黑格尔）或宗教（韦伯）——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却无法澄清经济生产的现代本质；另一方面，他们从市场交往现象出发，未能把握市场背后的阶级对立现实。可以看到，马克思刚开始接触黑格尔法哲学时，以批判为主，但“在1844年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才开始深入到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中，体会到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寓意”，走上了对话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批判之路。尽管如此，黑格尔与韦伯的思想还是拥有相当的理论张力：重新思考了市民社会与政府（君主）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优化政府（君主）职能原则，积极为市场运动提供自由空间；同时意识到政府管理对市民社会经济运行有重大影响，并从哲学视域提出了“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等互动关系，勾画了三种经济学的当代形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理论镜像与批判对象。
二、在国家、文化与哲学之间：现代经济形象的复杂图景
自1615年蒙克莱田给“政治经济学”定义之后，其已成为阐释资本社会运行的重要理论，为资本生产提供了有关财富增长的关键论证。同时基于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偏好与经济诉求的实践需要，经济思想史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国家—文化—哲学”三个维度的理论形象。
（一）经济运行的国家形象
一般而言，国家管理可以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交往环境与政治生态，特别注重市场交往中政府（君主）的角色调整与科学管理的经济性考量。主要包括，第一，国家管理需要社会界定，其制度设计必须符合民意（公意）。这种思考出现在卢梭的《政治经济学》中，尽管它提出了与《国富论》类似的理论诉求，即“为了保证人们的生活安谧和富裕”；但是思路与斯密完全迥异，他从道德假设出发，认为“整个社会里，公众的利益和法律都没有任何自然的力量，而且还不断遭到官员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和贪欲的侵害”，由此他要求塑造有自我意识且有道德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具有自然法内容，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意”。这同时也是其《社会契约论》的基本主题，“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进而，他从公意与众意之间的道德矛盾出发，以公意作为公共经济学（也即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原则和政府的基本法则，建构了政治经济学三大内容：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基础是政治，通过政治的内容，为人民谋福祉；市场交往与政治保障体制源自道德，而道德源自现代教育；政治管理与市场交往想要实现的目标是满足公众生活需要。
那么，卢梭的哲学思考赋予了西方经济学怎样的思考空间呢？首先，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领域的自我反思，更是哲学讨论的重大议题。如他区分了公共经济学的两个类型：民主型的经济学（他称之为人民的经济学）和暴君型的经济学，目的是从哲学视域重新定义政府与民众的职能划分，为建构人民（其实是市民）的经济学提供理论界定。其次，政治经济学不能停留于对财富或财产保护机制的探索，更应关注如何突破现实制度的“限制”，提出能够被普遍遵守的民意范式与道德意志。最后，政治经济学不能偏重经济设计，更应重视政府职责的建构与优化。如国家对财富的管理，“如何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的出现，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防止的方法，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产，而是用各种方法防止他们聚集财产”，再如国家推动公共教育、国家保障公众生活等。因此，卢梭从国家管理向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作出规定，目的是通过厘清国家与公意之间的辩证关系，建构合理的符合社会公约的公共经济学。需要注意的是，卢梭同时认为应对国家功能作出界定，并追问“什么是国家的基础”，他自己的答案是“人人在其中都有自己的意志的联合”。这种个体意志是市民社会的公共内容，因此卢梭的经济学思想是以公意为道德指向的社会契约，并在他的其他著作如《论人类社会不平等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中都有所体现。
第二，国家管理需要革新，以实现君主统治的技术性与科学化。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从君主统治的视角提出了对社会经济管理的哲学反思，为研究英法古典经济学提供了最佳窗口。马基雅维里在分析了各种君主类型与管理功效的同时，从政府管理的科学化角度探讨君主如何施展权力，目的是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从神性定位转换到技术性操作。马基雅维里作出了两类思考：一方面，他非常强调历史命运与个体意志间的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他从哲学高度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人事与神事并重，糅合了“机缘说”与“奋斗说”双重理解；另一方面，他认为建设一个市民的君主国才是现代社会的标准，核心在于保障每个市民都有通过奋斗获取财富的“运气”，他称之为“幸运的机灵（una astuzia fortunata）”。尽管整部《君主论》并未明确讨论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一方面，马基雅维里通过对君主制的顶层设计加以科学化改制，试图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良的统治空间；另一方面，他规范了君主活动的边界，目的是保护人民财产、建造坚固城市、理顺臣民关系等，客观上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无意识地设计出了一个符合现代资本发展的统治模型，为后来经济学关于“政府在市场管理中的功能与界限”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社会斗争需要政府协调，建构以政府（君主）为核心的社会契约机制。霍布斯的《利维坦》从社会斗争视角，建构了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统治机制。首先，明确市民交往的基础。霍布斯看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交往活动有高度“利己主义倾向”，因此在财富交易与生产竞争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遵循“市场的丛林法则”，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关系，“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霍布斯称之为自然律。由此，市民社会需要让渡给君主管理，以更好运行君主与市民之间的契约。其次，界定政府君主的功能。霍布斯看到了市场与政府需要双重契约，他的意见是以政府为立足点，考察的是政府主导的契约机制。霍布斯认为这种契约主权高度集中于君主（主权者），“国家的本质就存在于他身上。用一个定义来说，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主权者是拥有这个人格的人。其实我们看到，一方面，尽管霍布斯赋予了君主无限的统治权力，但就隐微的理论努力而言，其与马基雅维里一样，合理划定了君主的权力范围，这被后来的社会契约论者所引申与发挥；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擘画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蓝本，如亚当·斯密专门探讨了欧洲政策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影响，“欧洲政策不让事物有完全自由的发展，所以由此便产生了比上述重要得多的其他不均等”，同时规范了君主影响经济行动的准则，其设计方案显然受到霍布斯的理论影响。最后，厘清经济学思想的内容。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交代了市民社会中商品、私有财产、地租、市场、货币等概念性问题，特别是厘清了市民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其一，劳动是具有盈利能力的商品，潜意识地指向了市场利润与资本增殖的社会秘密；其二，国家对营利物质的分配形成了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保障私有财产的权力机制，“在没有国家的地方，便存在着每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永久战争状况”；其三，国家以法律方式进行分配，但市民法与国家规范“并行不悖”——国家为市民社会制定了民约法（市民法），但民约法具有相对独立的运动系统；等等。
（二）资本发展的文化形象
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需要，理论界涌现出具有高度经济反思的文化诠释。马克思认为这种文化诠释形塑了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体现出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或“利润”无限追求的价值观，其以虚假的意识形态指称之。马克斯·韦伯认为，经济利益问题并不能完全诠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需要回归至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宗教文化变革（新教改革），需要重新反思新教改革的社会效应。这样，韦伯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赋予了文化价值内容，换言之，经济学的理论成型本身也受到文化转向的驱动，正如斯蒂芬·卡尔贝格所认为的那样，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拓宽了资本主义精神（商业劳动气质）的研究范围，超越了简单以“经济形态”（其实是批判马克思）框定现代资本主义的线性思考，“韦伯试图让他的读者们相信，文化价值观是个不应被忽略的因素”，“他认为，不应把价值观看作只是普遍从属于社会结构、权力、阶级、进化与进步、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被动力量”，体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文化建造力。故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蕴含的经济思想而言，其可称得上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只是叙事模式与理论展示归属文化价值层面。
第一，批判了经济结构或经济模型研究路径的不充分性。剖析围绕经济生活的社会结构、阶级斗争、政党政治、权力争斗等塑造的政治生活意义上的经济人，显然不能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持久性发展；市场行为本身如盈利欲望、交易簿记、奖金激励等内容同样不能维持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生产。韦伯以新教改革为重点、以文化价值为内容，揭示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经济意识的本质差异，即以经济理性主义为内容的生产系统。
第二，倡导以文化价值为活动内容的社会观念，生成经济的生产模式与崇拜机制。这是时空观转换意义上的建构调试，即从中世纪神学的“神性驱动世界”转化为“欲望建构世界”的过程。新教改革萌发了“劳动作为天职”的观念，以此来获取上帝的荣耀，主要有几大优势：首先，信仰行动转换为劳动行为，劳动是上帝赋予的根本内容，劳动成为社会叙事的根本原则；其次，简化了宗教祭祀的烦琐程序，极大延长了劳动时间，解放了生产力；最后，教会神性向教民人性转换，激发了人类探索世界的欲望，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正如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所确立的“私恶即公益”原则，马克斯·韦伯同样看到了新教伦理“私恶”的功能性内容，即新教行动将劳动作为一条消解自然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超越路径，目的是整合文化价值革新与社会发展变动，形成超越中世纪的精神力量。因此，“自由劳动力的理性资本主义组织”就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基础，“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伴之以理性的自由劳动力组织、清醒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以自由劳动力进行生产、以理性计算为价值原则、以经济精神塑造工人等，不断“祛魅”传统习俗社会，如对工人进行生产教育，目的是培养以劳动为天职的价值模式、塑造适应现代工厂制度的行为模式。“已经支配了经济生活的当代资本主义，是通过经济上的适者生存过程，教育并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同时，由于新教改革，劳动天职观变成了拜物教的新塑造机制——它根植于经济准则与市场规定，塑造出崇拜劳动的社会伦理，并演化为道德义务。因此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并非在赚钱欲望的发达程度上，而是在劳动天职观的社会崇拜与理性塑造上。简言之，以劳动为天职的新教文化赋予了人们现代性的价值崇拜即对劳动义务观的崇拜，“令上帝满意的惟一生活方式，不是以修道院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只是履行个人在尘世的地位所加诸于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
第三，新教伦理赋予社会运行以理性精神。首先，形塑工人群体的劳动天职观。新教推动着生产在宗教内容方面发生着从上帝到世俗、从上帝的权威到个人的生存、从神性到人事等的转变。由此，新教改革引发的社会教育改革，不断塑造出现代工人。韦伯看到了传统天主教强调今世禁欲的“宗教灭欲论”弊端，进而提出新教徒应将禁欲精神悬置在价值领域中，将来世理想世俗化或经济化为物质利益追求，形成以劳动为天职的社会观念，即以个体欲望不断推动社会运行，系统塑造资本主义产业工人。其次，确立企业生产的世俗精神观。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为从受雇者那里获取最大可能的劳动量，现代雇主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就是计件工资率（Piece-rate）”——目的是颠覆传统社会的生产模式、提高企业在市场交往过程中的文化竞争力、塑造现代企业精神。简言之，企业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彼此双向建构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是企业精神的内核，其将获利精神合理化与永恒化，如企业管理过程中的簿记精神；另一方面，企业从资本主义精神中汲取生产动力与发展能力，不断推动企业扩大再生产，“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问题，首先并不是可供资本主义利用的资本额来自什么源头，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后，树立社会结构的理性制度观。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塑造了社会的个人主义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这是特殊经济秩序下的组织形式和总体结构。这种结构使世界运行高度理性化，祛除了宗教控制的自然神性。
（三）财富运动的哲学形象
在近代众多哲学家中，黑格尔有关经济学的思考是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并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产生过深远影响。黑格尔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于《法哲学原理》，它详细阐述了从财富的经济性思考到经济本体论的确证历程。首先，对家庭财富的人格化进行研究。家庭具有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特征，以爱为哲学规定，包含三方面内容：婚姻、家庭财富与子女教育。特别是针对家庭财富，黑格尔提出“家庭是家庭财富的人格化”，“家庭不但拥有所有物，而且作为普遍的和持久的人格它还需要设置持久的和稳定的产业，即财富”，为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资本与工资的人格化”所借鉴。进一步而言，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将经济学具体研究提升至经济哲学研究的路径。其次，对家庭财富解体转至市民社会建构的哲学思考。家庭的解体，释放了个体存在的偏好与意志，使家庭的人伦关系转化为中介原则，并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两大内容：特殊性的偏好与任性形成了需要的个体性诉求，家庭解体后社会交往的普遍形式成了特殊的中介原则。具体而言，家庭成员转化为市民（变成自由交往的个人）、需要的体系形成社会建制（个体通过他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经济权利对普遍物的现实性保护（法与所有权等问题）等。黑格尔从哲学领域进行了经济学思考，并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尽管“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但“这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换言之，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虽然澄清了经济世界（市民社会）的必然性议题，但并未找到超越经济世界的异质性法则，仍停留于“国家理性决定市民社会”的哲学论断；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看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历史功能，但并未理解这种劳动蕴含着“特异化了的”内容，即“替特异化了的需要准备和获得适宜的，同样是特异化了的手段，其中介就是劳动”。显然这个判断直接戳中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矛盾的“命门”，深深影响了马克思，以至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否定性姿态面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异化劳动论”。最后，对社会财富的辩证诠释。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财富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存在，但是他认为，财富的存在界限是“对每个人说来”的，即财富仅仅是绝对理念从市民社会走向瓦解的一个环节。同时，他以财富获取为原则，绕开了阶级对峙的现实，得出了与亚当·斯密相同的辩护意义——社会不平等不是由阶级剥削导致的，而是由社会成员的技能差异与直接基础（资金）导致的。“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因此，黑格尔认为，财富占有不均源于社会分工中个体获取能力的“禀赋差距”。因此，黑格尔的“社会分工导致社会财富的差异论”，与《国富论》分享着共同的结论。
总之，无论是经济运行的国家形象，还是资本发展的文化形象，抑或是财富运动的哲学形象，都被本质性地把握为资本运动的现代经济形象。换言之，它们都是以资本运动为基础，以资本合理为基色的现代经济形象。因此，马克思只有剖析与瓦解现代资本，才能真正超越现代经济现象。
三、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形象的双重批判
马克思自《莱茵报》的“物质利益困惑”始，到《德法年鉴》的“物质的生活关系”话题确认，不断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研究立场。这种立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与《共产党宣言》等哲学文本中得以深化，并精确化为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核心，揭示了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研究上的“互动关系”——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展开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是根基，经济批判与社会批判是两翼。随着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以及对经济批判的诉求不断凸显，马克思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哲学命题，转化为了《资本论》时期“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经济学课题，由此揭开现代经济形象的核心秘密。
（一）“异化劳动理论”与经济学的研究诉求
当古典经济学勾画“劳动创造价值的富国裕民”的现代经济形象时，马克思洞察到这种现代经济形象背后的私有财产制度是值得批判的。跟随物质利益视角，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批判内容，颠覆古典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形象。异化劳动理论即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理论，建构了马克思思想的三大批判路向：第一，以异化劳动为内容的经济批判。国民经济学以私有财产为合法化前提，但没有追问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因而它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此时经济学本质上就是私有财产的规律学，“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而不研究私有财产的实际运动与生成来源，这也正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为何走向歧途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基础是劳动，而这种劳动是异化的，那么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就其哲学性质而言，是“异化劳动价值论”。由此马克思开始寻找破解与超越“异化劳动价值论”之路，但首要问题是厘清异化劳动的本质还原是什么？第二，以异化劳动还原为内容的哲学批判。它是对经济批判的哲学凝练，换言之，经济批判的目的是澄清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同时与古典经济学的“无原则论证”划清界限。而这种“无原则论证”表现出古典经济学根本不考察劳动的哲学内容与历史界限。因此，马克思必须对异化劳动进行本质还原——劳动就是对象性活动或感性活动，“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包括劳动是有存在对象的活动、能够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人的本质等内容。因此，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这也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黑格尔虽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提出了劳动的异化与对象化，但是他将主体的劳动仅仅看作是精神的劳作，从而走向了孤独，而不能走出形而上学。正如费尔巴哈所批判的那样，“因此，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黑格尔不可能意识到现实劳动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即通过异化劳动的哲学还原，揭示未来社会的发展样态。第三，以异化劳动扬弃为内容的社会批判。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必须扬弃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即异化劳动。他批判诸如粗陋的、政治的、生物学的、空想的共产主义都是在私有财产领域内提出建立新社会的企图，但问题在于，虽然“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但必须消除异化劳动，才能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找到社会的普遍性质，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详细交代了未来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批判目的，提前预设了《资本论》研究的经济学任务。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经济批判逐渐上升至马克思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由此，他建构了《资本论》研究的经济学课题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而，三大批判直接浓缩为以经济批判为核心的哲学批判与社会批判，推动了马克思重新剖析现代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内容。
但此时受经济学知识缺乏与对资本社会认识不足的限制，这部手稿只直观到五大“经济悖论”，如劳动产品归属矛盾、劳动的计量矛盾、劳动与价值的矛盾、劳动与劳动价格的矛盾、工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等，并点明国民经济学以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为理论前提。私有财产本质上来源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异化劳动——笔者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那么研究异化劳动的本质来历就成为马克思思考的重要议题。如前所述，这种思考必然经历哲学澄清、与国民经济学划清界限、研究课题的定位转换等漫长过程，同时“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而这个“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显然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到达。由此，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形象被抽象为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私人经济学形象，而非真正实现“富国裕民”的所谓自由平等的财富经济学形象。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学关系的问题推进
有关经济学的国家形象、文化形象与哲学形象，马基雅维里、卢梭、韦伯等人都只是将其等同于政治诉求或文化标志，并诉诸超越经济本身的哲学思考，而未真正进入经济学背后的社会关系考察。只有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双重研究，直接将现代经济形象剖析推进至对现代生活世界的反思批判。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现了经济学的理论性质，即现代私有财产运行的异化劳动性质，那么对异化劳动的社会关系的追溯就成为马克思超越现代经济形象的内容设定。由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沿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话题，提出了哲学领域内的经济学思考：异化劳动为何产生？马克思在1843年底开始经济学研究时，面对的是《国富论》等经济学著作，其开篇就揭示了现代分工对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看到了分工的异化本质，因而从否定意义上借助分工来解释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的视角考察了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分工与交往方式的关系、分工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等，并以分工问题解读现代社会的核心命题，揭示了自发分工实为异化劳动的本质原因。
首先，自发分工是什么？“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其次，自发分工如何生出异化劳动？自发分工导致“社会活动的固定化”，操作着异化劳动，使“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最后，自发分工的起源是什么？通过分析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所有制与分工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一个是分工导致的异化劳动，另一个是以分工为内容的私人所有制。《德意志意识形态》还专门分析了几种所有制的演进历史，其实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历史。因此，自发分工就其现实形式而言就是异化劳动，但是在所有制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最为发达的所有制样态是资本所有制。因此，马克思简要回顾了现代的自发分工或资本所有制，诸如分工从属于资本、消灭劳动的自然形式、建立货币的关系、建立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系统等。一直到《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集，马克思准确地揭示出自发分工源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工人是自发分工的承担者，即“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并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批判，提炼出“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
在详细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必须澄清资本的来历和现代生产制度的科学性与历史性，以回应现代经济形象的本质内容。《德意志意识形态》粗略地考察了“资本”的发展历程——从等级的行会资本到流动的商业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转换。尽管彼时马克思还未真正理解现代资本的本质，但已提前展示出现代资本的社会形象，如意识形态、宗教与道德的消灭，世界历史的开创，自然科学的资本从属，货币关系的全面取代，大工业城市的建立，自动化体系的生产等。由此，马克思剖析出现代经济形象史其实就是人类分工导致异化劳动的历史，同时，他将现代经济形象归结为资本运动的理论表达。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学关系的精准聚焦
那么，如何剖析与批判现代经济形象呢？问题的答案必然要超越自发分工本身，走向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严格分析。由此问题就转向了对现代社会关系的批判，这种批判真正呈现出现代经济的社会形象。《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自发分工的哲学诠释，回应了异化劳动的历史起源问题。但仍需追问现代经济形象的社会缘起，即现实经济生活如何形成了自发分工。这就必须将自发分工问题纳入现代经济生活，但问题在于有关自发分工的哲学思考，并不能承担追问现代经济形象的重任，需要回归至现代所有制，即回归至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关系的剖析与批判上。故，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沿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哲学思考，将之转化为《资本论》破解现代经济现象的双重内容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回应了“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明确了无产阶级立场——“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当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
《共产党宣言》在哲学上宣告了马克思对现代经济现象的社会诊断，即对现代资本经济规律的揭露与超越，“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俨然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的形象定义，即“资本是积蓄的劳动”的经济形象。马克思与恩格斯直接将问题提升至社会运动规律层面，故《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消灭资本的行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动，“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其任务就是消灭私有财产或消灭资本，以瓦解与超越被现代经济形象包裹起来的资本合理性与永恒性的意识形态。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划定了现代经济形象的多维构成。其一，经济生活的阶级形象。社会经济发展受阶级斗争推动，宏大叙事展示出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发展线条。实质上，阶级内容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体现，还是经济生活的人格化聚焦，它塑造出以经济利益的占有与对峙为特征的不同阶级。其二，经济运行的矛盾形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客观评价了资产阶级的文明性，但也指出它仍具有对生产的内在否定性，易陷入难以克服的经济性困境。因此，我们说经济形象具有矛盾特性——一方面经济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它是财富对人的控制与奴役的异化存在。其三，经济未来的终极形象。无产阶级革命真正终结资产阶级经济形象。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与发展赋予了无产阶级前所未有的革命动力与历史使命，“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它是终结所有阶级斗争的最终革命力量，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阶级剥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因此，马克思站在超越经济形象的无产阶级立场，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内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后来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详细分析了古典经济学这两大内容，提出了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议题。
（四）唯物史观与《资本论》话题的研究指向
《资本论》依托唯物史观的反思批判特性，揭示出现代经济形象依附于现代经济生活，消解了现代经济形象的合理性与永恒性。唯物史观提供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新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是唯物史观赋予了现代经济学研究以批判视角，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是研究现代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是现代经济世界的私有法则；《资本论》的经济学批判划清了与古典经济学的原则界限，以资本逻辑作为批判内容，深入考察了资本如何剥削无产阶级的事实，指出资本积累其实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马克思转换了考察世界的视角，形成了无产阶级新世界观。二是唯物史观提供了批判现代经济学的新方法论。马克思曾经划分过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古典经济学是对现代财富规律的抽象，形塑了被资本支配的“富国裕民”的现代经济形象；另一种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资本论》将古典经济学的抽象规律通过现实社会运动加以展开，以此消解现代经济形象中的合理性与永恒性幻象。
因此，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研究的双重目的是：一方面对现代资本进行批判。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假如没有达到对资本运动的批判性反思，那么只能是一种外部反思，还未真正抵达现代世界的本质规定。故马克思提出要对现代资本加以批判，以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资本不再是“富国裕民”的经济形象设计，而是需要在历史运动过程中被扬弃的社会内容，“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另一方面对雇佣劳动进行批判。雇佣劳动关系是劳动与资本矛盾对峙的基础，依托雇佣劳动，资本经历了价值保存与增殖的全部过程，实现了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形成了不断固化的生产方式。如前文提到的国家管理、文化批判与经济学反思等多维向度，在肯定方式上确认雇佣劳动所形成的资本社会关系，故它们的思考呈现的是合理性或合资本性的经济形象，是对雇佣劳动关系的形象辩护。但马克思认为，现代雇佣劳动是一种异化了的劳动关系，是无产阶级被资本剥削的关键证据。由此，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研究旨趣就是揭示雇佣劳动的实质，提出相应的超越路径，即超越雇佣劳动的资本生产方式，进而终结现代经济的最终理论形象。
总之，马克思提出了超越资本运动的形象设计，即超越资本剥削的社会私有制关系，重建个人所有制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同时，超越雇佣劳动，将其还原为人的自由劳动，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简言之，经济学家或哲学家的历史使命在于，要对其所处经济时代与经济生活加以哲学反思，仅此而已。马克思颠覆三大经济理论形象，真正揭开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将哲学研究推进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资本论》研究的核心课题，最终指向以人类解放为内容的新社会，超越现代经济的理论形象。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