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张雪娇  徐韵然 | 印度曼尼普尔族群“分治”的殖民遗产考察[J]《民族学刊》2026（6）

[摘要] 英国殖民时期在印度东北地区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逐渐形成了平原与山区、部落与非部落之间彼此区隔的治理结构。这种“分治”结构在印度独立后被进一步制度化，并在曼尼普尔逐渐演变为围绕土地权、自治权、“原住民”认定及政治代表权展开的竞争。在此过程中，族群认同逐渐超越文化归属意义，成为获取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曼尼普尔案例表明，长期依赖身份分类与特殊保护维持边疆治理，虽然能够缓解现实矛盾，却也容易持续强化族群边界，成为族群竞争与冲突的重要诱因。

[关键词] “分而治之”策略；曼尼普尔；族群冲突；边疆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印度宗教个人法研究”（23CZJ024）、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项目“检察合作视野下中印涉外司法协作的路径研究”（CJ2025A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雪娇，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印度宗教与法律、国际法；徐韵然，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印度法、国际环境法。

一、引言

印度东北地区长期面临分离主义运动、族群暴力冲突和宗教文化张力。这些问题不仅对印度的民族国家建设构成挑战，也对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东北地区的冲突重心逐渐由“国家—反国家”对抗，转向围绕土地、资源、移民与身份认同展开的族群内部竞争。[1]其中，曼尼普尔邦库基族（Kuki）①与梅泰族（Meitei）之间的冲突尤为典型。双方围绕缅甸移民问题、“反毒品战争”和“原住民”认定等议题的矛盾持续升级。[2]2023年5月，两个族群间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约200人死亡，逾6万人流离失所，[3]此后，冲突逐渐演变为持久“对峙”与社会隔离，武装激进组织重新活跃，加剧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与治理失序。2025年2月，印度中央政府以曼尼普尔邦“宪政机制失灵”为由实施总统统治，中央政府直接代行邦行政权力。[4]这一举措不仅凸显了曼尼普尔冲突的严重性，也反映出印度中央层面应对边疆族群冲突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尽管2026年2月曼尼普尔邦恢复地方政府运作，但已经形成的族群对立与社会撕裂并未得到实质性缓解。曼尼普尔族群矛盾不仅冲击了印度“民族联邦主义”与多元民主结构的稳定性，也暴露出后殖民国家在族群治理中的困局。[5]59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安全治理与民族分离主义视角，分析印度东北地区武装冲突的形成原因；[6]二是探讨印度政府在边疆治理、反叛乱、国家整合中的应对策略；[7]三是关注资源竞争、跨境移民与身份政治对族群矛盾的现实影响。[8]近年来，尽管有研究已注意到，印度东北地区冲突重心由传统分离主义逐渐转向族群内部竞争，[9][10]然而，对于殖民时期“分而治之”政策如何塑造族群边界，并在后殖民国家中如何被持续再生产，仍缺乏系统讨论。基于此，本文以曼尼普尔库基族与梅泰族冲突为中心，分析殖民时期形成的差异化结构，如何逐渐演变为围绕身份与资源展开的制度性竞争，并揭示后殖民多民族国家在边疆整合中面临的困境。

二、地理分治：“内线”逻辑与“内线许可证”争议

英国在曼尼普尔的治理并非单纯军事控制，而是通过空间划界，重构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曼尼普尔在殖民时期，并不属于英属印度直接统治下的普通省份，而是以“土邦”（Princely State）的形式接受英国的间接控制。因此，下文适用于英属印度直属行政区的1873年和1874年立法，均不当然适用于曼尼普尔；不过，出于边疆控制与低成本治理的需要，英国仍通过政治代理人与特殊行政安排，在当地逐渐形成了与这些立法精神相同的地理分治结构。

（一）“内线”逻辑与地理分治的形成

18世纪后期，缅甸贡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向西扩张，并数次侵入阿萨姆与曼尼普尔，打破了当地原有的政治均势，亦促使英国势力介入东北边疆事务。1826年，英缅双方签订《杨达波条约》（Treaty of Yandabo），缅甸被迫在战败后放弃对阿萨姆及其附属地区的权利主张，同时承认曼尼普尔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11]22-30此后，英国不仅确立了对阿萨姆的直接统治，也逐步加强了对曼尼普尔土邦的间接控制。

1873年，英国总督理事会颁布了《孟加拉东部边境条例》（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即《内线条例》），根据该条例第2条，地方政府（即孟加拉政府）受权在阿萨姆边境的特定“县”（Districts）划定一条“内线”，将行政辖区划分为线内的常规管理区与线外的边疆保护区域，并规定“非本地居民”②与外国人进入线外区域，必须持有许可证。第4条授权地方政府规定通行证的具体形式、条件与收费。在空间适用范围上，1873年《内线条例》最初主要针对英属阿萨姆辖下的行政区域，具体涵盖阿萨姆谷地以及南部的卡查尔（Cachar）平原。

相比之下，作为土邦的曼尼普尔因具有名义上的独立主权，并不属于上述英属印度的“县”类行政序列，因此在法理上，未被纳入该条例的最初适用范围。1891年“英曼战争”（Anglo-Manipur War）后，曼尼普尔进入了名义独立、实质受控的状态。同时，英国驻地政治代理人在实操中，逐渐引入了“内线”的治理逻辑，[12]48这种非正式“内线”通过驻地规则与特殊行政安排，将英帕尔平原区（梅泰族为主）与周边山地区（库基、那加、米佐等部落群体为主）进行区隔，从而在曼尼普尔形成了与《内线条例》下阿萨姆地区高度相似的族群空间隔离。

印度独立后，《印度宪法》第372条确立了独立前既有法律的效力，“内线”制度因此在阿萨姆等邦得以继续实施。这一时期，曼尼普尔仍非《内线条例》的适用范围，不过殖民时期形成的“平原—山地”分治格局与“内线”逻辑，仍持续影响当地社会与政治秩序。在外来移民、土地保护与“原住民”认定等争议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内线许可证”逐渐成为曼尼普尔地方政治与族群动员的重要议题。

（二）《内线条例》与“内线许可证”的扩展适用之争

据2011年人口普查及后续估算，库基族主要居住于占全邦面积约90%的山区，③人口约占40%；相比之下，梅泰族则主要居住在占曼尼普尔邦面积约10%的英帕尔（Imphal）山谷平原，人口约占53%。[13]随着城市发展、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开发需求的上升，平原地区的人地矛盾日益尖锐。[14]与此同时，由于曼尼普尔邦与缅甸拥有漫长且缺乏物理屏障的边境线，导致来自缅甸、孟加拉国等国跨境人口的迁入，直接增加了该区域的公共资源与土地空间压力，也使梅泰族在有限平原空间中的人地矛盾日益凸显。

这种空间挤压感在法律层面表现为规则适用的不对称。1960年《曼尼普尔土地收入和土地改革法》（Manipur Land Revenue and Land Reforms Act）第158条规定，表列部落成员的土地，原则上不得转让给非表列部落成员，除非获得副专员的特别许可，从而防止平原人口向山地区域扩张，保护山区部落的土地权益。然而，该法在保护部落权益的同时，也导致梅泰族在土地获取与空间扩展上的限制——其既无法进入山区取得土地资源；亦无法在其传统居住的平原地区，建立类似的土地与人口准入保护机制，以限制外来人口进入英帕尔平原。

在此背景下，《内线条例》逐渐被梅泰族政治力量，视为保护平原土地与限制外来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对梅泰社会而言，通过“内线许可证”在平原地区建立行政准入机制，既可以限制外来人口定居、经商，也有助于其维系自身人口结构与土地安全。

这种长时间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在2019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The Citizenship[Amendment] Act,2019）通过后被进一步激化。不同于印度腹地围绕宗教平等与公民权问题展开的争议，曼尼普尔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抗议核心在于人口、文化与资源安全。当地社会普遍担忧，《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可能为特定跨境移民提供合法身份，稀释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并加剧本已极度紧张的土地与资源压力。

为缓解这一波政治动荡，印度中央政府采取了安抚策略。2019年12月，印度总统签署《法律调整（修正案）令》（Adaptation of Laws[Amendment] Order），正式将1873年《内线条例》扩展适用于曼尼普尔。这一举措意味着曼尼普尔从土邦时期的非正式“内线”逻辑，转向了联邦体制下的正式内线区。随后，邦政府出台《曼尼普尔邦内线许可指南》（Manipur Inner Line Permit Guidelines），规范许可证申请、发放与管理的具体程序。至此，“内线许可证”制度正式成为曼尼普尔调节族群利益与管理流动人口的重要行政杠杆。

然而，在山区的库基等部落群体看来，这种制度扩展本质上是对山区保护性特权的一种稀释。在历史认知中，内线制度通常与部落山区的封闭性保护相“绑定”，“内线许可证”的扩展，被视为平原社会利用其行政主导权，对山区部落保护地位进行的一种制度性对冲。在部落视角下，这种将梅泰族置于同等保护性地位的“普适化”逻辑，不仅会淡化山区部落作为受保护主体的特殊性，改变既有均势格局；也为未来重新划定山区土地所有权、平原—山区法理边界预留了制度空间。[15]

此外，库基族与梅泰族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也存在明显的认知分歧。曼尼普尔与缅甸边境地区，在历史上保持着频繁的跨境流动，库基族与缅甸境内的钦族、佐米族等群体之间存在密切的族群、语言与社会联系。19世纪末英国殖民当局在划定曼尼普尔与缅甸边界时，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方式重新界定边疆空间，将原本连续的跨境社群，人为分隔于不同国家之内。[16]283-301这种殖民边界，虽然构成了处理边境安全与移民问题的依据，却从未真正切断跨境族群之间较为紧密的社会与文化联系，由此带来族群边界与国家主权边界的错位。在此背景下，对于部分库基群体而言，跨境移民更多被视为族群网络与亲缘关系的延续，而非单纯的“外来者”。[17]112

相比之下，梅泰族则倾向于从国家主权与资源分配的视角审视移民问题。由于梅泰族被限制在仅占全邦10%的平原地区，任何持续的跨境人口迁入都会被直接关联至土地压力、就业竞争以及人口结构的根本变动。在平原社会的叙事中，跨境移民不仅加剧了生存空间的紧缩感，也被视为族群存续的潜在威胁。这种对“外来人口”的焦虑，在地方政治中被“安全化”，并不断融入关于平原梅泰“原住民”保护的排他性动员之中。

由此，库基群体对同族裔跨界流动的容纳与亲缘化理解，与梅泰族对生存与安全的诉求，形成了明显张力。随着印度近年来不断加强边境管控，围绕内线制度与移民控制展开的争论，已从单纯的边境管理，演变为两个族群相互指责的政治场域。在这种结构下，原本隐性的生活方式差异转化为深层的政治不信任。

三、政治分治：“表列部落”制度的形成与山区自治之争

如果说“内线制度”主要体现为空间层面的区隔，那么殖民时期“表列地区”与特殊行政安排，则将这种差异制度化，并在后殖民时期转化为围绕“表列部落”、自治权与代表权的政治竞争。

（一）从“表列地区”到“表列部落”：库基族的特殊权益与山区自治

继1873年《内线条例》后，英国殖民当局于1874年颁布《表列地区法》（Scheduled Districts Act），该法首次正式提出“表列地区”（Scheduled Districts）概念，将包括阿萨姆山区在内的英属印度部落区域划入特殊行政版图。在法律上，该法授权殖民当局在特定区域内排除普遍立法的适用，赋予地方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事务上，确立了以行政裁决取代司法诉讼的简易体制，使行政首长集管理与审判权力于一身，从而弱化了普通司法程序的适用；在社会与经济维度，通过固化部落习惯法、首领权威及人头税制，使山区社会处于低成本治理与有限自治并存的状态。[18]38

这种差异化治理在20世纪被正式制度化。1919年《印度政府法》将包括阿萨姆山区在内的东北边疆统称为“落后地区”（Backward Areas）。1935年《印度政府法》又将其细分为“排除地区”（Excluded Areas）与“部分排除地区”（Partially Excluded Areas）。前者由总督直接管理，完全被排除在省级立法体系之外；后者虽保留有限的地方参与空间，但行政长官仍掌握最终裁量权。[19]781947年印度独立后，殖民时期的“排除地区”等分类经历了宪法转型。原有的“排除地区”等制度主要转变为《印度宪法》第六附表（Sixth Schedule），通过设立“自治地区委员会”赋予部落区域行政与司法自治权。

作为“土邦”的曼尼普尔邦虽并不直接适用《表列地区法》，但1891年“英曼战争”后，英国政治代理人实际上掌握了邦内的行政主导权，并将“表列地区”的治理逻辑移植至此。通过重组曼尼普尔“杜巴”（Durbar）理事会，殖民当局确立了平原与山地的分治框架：在平原地区，废除了梅泰社会传统的“拉卢普”（Lallup）义务劳动制，转向现金税与契约化土地登记制度，梅泰社会逐步被纳入殖民财政体系；而在山地，则将行政与司法职能委付于部落酋长，并在承认习惯法的基础上维持有限自治。[20]这种安排虽未赋予曼尼普尔山区“表列地区”的法律头衔，却在实操层面固化了平原与山区两套独立的行政与社会治理体系。由此，英国在曼尼普尔逐渐形成了以“内线”逻辑、土邦内差异化治理为核心的间接统治模式。

印度独立后，曼尼普尔由于并入印度较晚且族群结构复杂，并未被纳入第六附表的保护之下。为弥补地理空间自治的不足，曼尼普尔的治理重点转向了身份维度。1950年《印度宪法》确立了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制度，将库基、那加等群体认定为受保护主体，提供教育、就业与政治代表席位的配额保障。至此，殖民时期以“排除地区”为核心的空间隔离，在后殖民时代转化为以“表列部落”为核心的政治身份保护。国家治理的重点不再仅是对边疆空间的特殊管理，而是通过赋予特定族群制度保障，将其纳入国家的补偿性保护体系。

曼尼普尔并入独立后的印度国家体系后，其内部政治版图逐渐演变为一种平原主导、山区保护并存的治理格局。1972年曼尼普尔正式建邦后，这种格局通过席位分配被制度化。在全邦60个议会席位中，40个席位属于主要由梅泰族占据的平原普通选区；其余20个席位则划归山区选区，其中19席为专门保留给“表列部落”的席位，另有1席为不限族群背景的山区普通席位。[21]这种分配方式，确保了梅泰社会在邦级政治决策中的数量优势，同时也为山区部落提供了制度性的政治代表保障。

然而，为了防止山区议员在议会中因少数地位而被边缘化，《印度宪法》第371C条以及1971年等时期的山区特别立法，④确立了山区事务的特殊治理机制。根据相关规定，邦议会中来自山区选区的议员组成“山区委员会”（Hill Areas Committee,HAC），凡涉及山区土地、资源、习惯法与发展事务的立法，原则上均需提交该委员会审议并听取其意见。尽管“山区委员会”的职能行使在理论上仍受邦长监督，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它仍赋予山区部落对领土核心事务的程序性制衡能力。由此，山区部落虽然在整体议席结构中不占多数，但在涉及山区事务时，由于被赋予一定的特殊程序保障与利益保护机制，从而在制度上形成了区别于平原地区的治理安排。

（二）“表列部落”地位与自治权之争

“表列部落”与“山区委员会”的安排，原本旨在保护山区部落群体的文化传统、土地权益与社会经济利益，并防止平原多数在邦级政治中，对山区事务形成单方面主导。然而，这引发了梅泰群体对山区“表列部落”身份的不满。在梅泰族看来，山区部落群体借助“表列部落”身份，在土地保护、教育配额、就业保障与自治安排等方面享有特殊权利，形成了对平原社会的制度优势。[22]114因此，梅泰族内部逐渐出现要求获得“表列部落”地位的政治诉求与行动。

梅泰族第一次提出将其纳入“表列部落”名单的主张是在1981年，由时任首席部长瑞尚·凯辛（Rishang Keishing）向曼尼普尔邦议会提出这一建议，但未能成功。随后，代表梅泰族的多个团体（如在册部落需求委员会、梅泰部落联盟等）在2001年、2012年和2013年多次尝试推动该提案，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22年，梅泰部落联盟等团体再次向曼尼普尔邦高等法院提出相关请愿。2023年3月，曼尼普尔邦高等法院发布指令，要求邦政府向印度联邦政府提交申请，将梅泰族列入“表列部落”。尽管最高法院随后指出该指令存在程序与事实性瑕疵，并对其执行予以限制，但该指令仍直接触发了曼尼普尔邦库基族和梅泰族之间的矛盾，且至今无法得到有效解决。[15]

面对梅泰族的“表列部落”诉求，库基族的关切与担忧首先是，若梅泰族被纳入“表列部落”，则可享有与库基族相同的福利，如经济援助、政府职位和教育配额，这意味着原本属于山区部落的制度性优势可能被削弱。[23]其次，由于库基族在曼尼普尔邦的政治版图中一直处于弱势，库基族认为邦政府的政策往往偏向于梅泰族，使梅泰族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占据全面优势。最后，在库基族看来，梅泰族已通过“表列种姓”与“其他落后阶层”等制度安排获得一定政策保障，例如，早在1956年，梅泰社会中的部分群体⑤就被认定为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而1995年，其余群体又被列入“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24]其进一步争取“表列部落”地位，属于对山区部落补偿机制的进一步挤压。

同时，在殖民时期及后殖民国家的发展话语中，“部落”通常被塑造成区别于“主流社会”的特殊群体，其制度保护本身便建立在一种“发展不足”的认定基础之上。因此，尽管“表列部落”身份为山区部落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优待，但这一身份本身也伴随着“落后”“边缘”与“需要被扶持”等社会标签。因此，在部分库基族看来，他们之所以获得这些特殊保障，本质上是因为山区部落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并持续承受由“部落”身份所带来的污名化影响。相比之下，梅泰族并不需要承担“落后部落”身份所附带的社会标签与历史负担，却可能共享“表列部落”身份所带来的制度利益。

在这种身份竞争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资源所有权博弈。前述1960年《曼尼普尔土地收入和土地改革法》第158条，能否在山区取得土地的依据是“表列部落”身份。因此，“表列部落”身份不仅意味着教育与就业配额的共享，更被梅泰社会视为突破现有土地法律藩篱的重要途径。在梅泰群体的推动下，曼尼普尔邦政府曾多次通过修正案（如1989年第六次修正案和1992年第七次修正案），试图扩大该法在山区的适用效力，放宽非部落居民取得山区土地的限制。[25]

但这些改革动向使库基族等部落群体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防御心理。一是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增强了这种不平衡感。尽管存在“表列部落”制度保护，山区部落在减贫速度、健康指标与教育水平等方面，仍明显落后于平原地区。[26]206-209二是在这种现实差距尚未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形下，梅泰族对“表列部落”地位的追求，对于库基族而言，更是试图通过获取“合法部落身份”规避158(c)条的土地限制，从而实现对山区资源的扩张。[27]112这种担忧直接导致了双方在土地管理改革上的对峙，使法律调整由单纯的立法、行政事务，成为关乎族群生存根基的政治冲突。

在这种族群竞争持续不断的背景下，库基族试图推动更高层级的自治安排，以限制平原主导政治对山区事务的影响。长期以来，库基族政治力量的重要诉求之一，是要求将曼尼普尔山区纳入《印度宪法》第六附表。在库基族看来，现有“山区委员会”主要依赖邦级法律授权，缺乏实质性的立法与司法自治权；只有获得第六附表地位，建立具有宪法保障的“自治地区委员会”，才能在土地管理、习惯法审判与资源分配等事务上获得更强的自治权。然而，由于梅泰族主导的邦政府担心此举将形成“邦内有邦”的局面，并削弱曼尼普尔的政治统一性，相关诉求始终未能实现。2023年冲突爆发后，库基族的政治诉求再次升级。对于许多库基族而言，现有“山区委员会”等邦内自治安排，在族群暴力与政治对抗面前已难以提供有效保障。[28]这意味着库基族的政治诉求已不再局限于邦内自治权的扩大，而是逐渐转向要求建立独立于曼尼普尔邦政治结构之外的行政体系。

与那加族早期带有武装独立色彩的运动不同，库基族当前的诉求总体上仍表现为一种宪制内的分离，即要求从曼尼普尔邦中分离出来，成为印度联邦下辖的独立邦或中央直辖区。这一主张并未超出印度联邦宪制框架。但对于梅泰族而言，任何涉及领土切割与行政分离的主张，都被视为对曼尼普尔历史领土完整性的根本挑战，从而加剧了双方围绕“统一”与“自治”之间的对立。

四、认同分治：宗教改造与身份认同分歧

除空间与制度层面因素外，殖民时期还通过宗教传播与知识生产，深刻影响了曼尼普尔不同族群的身份认知，并转化为政治动员与民族主义竞争的重要资源。

（一）信仰分野与身份版图的转变

在曼尼普尔，宗教差异并非天然的政治鸿沟，而是殖民进程中“路径选择”的结果。在平原地区，自15世纪传入的毗湿奴派（Vaishnavism）印度教已深度融入梅泰族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种姓制度为纽带的严密文化屏障。对于19世纪进入的西方传教士而言，英帕尔平原并非缺乏宗教传统的“空白地带”，而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宗教秩序与文化认同的社会空间，使外来宗教难以在平原地区获得广泛传播，早期传教活动也因此收效有限。[29]95

面对平原地区的传教阻力，传教士将传教重心全面转向山区。[30]30此时的山区部落普遍信奉泛灵论（Animism），其特征包括自然崇拜、祖先祭祀、祭司媒介和图腾信仰，缺乏固定教义与统一宗教权威，[31]这在殖民者眼中既被视为一种亟待“文明化”的“原始信仰”，也意味着缺乏足以抵抗外来宗教的信仰结构。[32]108同时，山区与平原社会的物理隔离，客观上为基督教在山区的传播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空间。到20世纪初，库基起义（1917-1919年）失败后，传统的部落统治结构与祭祀权威在殖民镇压中受到严重削弱，也为基督教在山区的大范围传教提供了有利条件。自20世纪20年代起，传教士以教堂与学校为载体，在库基聚居区建立了一套新的社会组织网络。教会承担的医疗、识字教育及拉丁文字母推广等功能，弥补了殖民政府不愿在山区投入昂贵成本、提供公共服务的空缺，成为山区部落接触现代教育与外部社会的重要渠道。[33]138-139

传教活动的影响，还在于它逐渐改变了山区社会的教育体系与文化认同。传教士不仅为山区部落创制了基于拉丁字母的语言文字，也通过教会学校推广西方教育、英语与基督教神学，使山区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平原印度教社会的教育与文化体系，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山区精英阶层与印度教传统文化体系之间的联系，带来了族群认同的分化。

整体上，库基族等山区部落通过基督教教育、英语普及以及跨区域教会联系，来理解自身的族群身份与社会地位；而梅泰族则更多依托邦级政治结构、王国历史记忆与印度教传统，扩展其共同族群利益。在当代“印度教特性”（Hindutva）兴起的背景下，这种认同分歧被进一步政治化。在部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基督教在东北山区的传播不仅意味着宗教信仰的变化，也被视为对山区部落“梵化”（Sanskritization）进程的中断，以及对印度文化连续性的挑战。[32]29由此，宗教差异逐渐被纳入国家整合、边疆治理与文化认同的政治叙事之中，并使土地开发、人口流动与资源治理等现实问题，被叠加上文化与身份层面的意义。与此同时，部分梅泰政治力量也开始借助印度教历史与文明叙事，将土地、历史传统与宗教合法性联系起来，并强调曼尼普尔作为“文明核心”的历史连续性。在这一逻辑下，土地不仅被视为经济资源，也逐渐被赋予了文化归属与历史主权的象征意义。

（二）“梅泰民族主义”与“原住民”之争

民族并非天然存在的生物学共同体，而是在历史、文化与政治等共同作用下不断被建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34]6-15在曼尼普尔，梅泰族与库基族之间原有的差异，在当代“梅泰民族主义”与地方认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政治化。殖民时期的知识生产以“山地落后部落”与“平原文明社会”的二元结构理解曼尼普尔，这种认知在后殖民时期被不同族群精英所吸收和放大，并转化为动员族群认同、塑造“原住民”等叙事的重要话语资源和历史论据。[35]

近年来，随着“梅泰民族主义”的复兴，梅泰族政治理论不断强调梅泰族作为曼尼普尔历史主体民族的地位，将自身塑造为曼尼普尔“原住民”身份的核心代表。在这一过程中，库基等山地部落则不断被描述为“外来者”“非法移民”。⑥与此同时，围绕山区罂粟种植、跨境移民与边境安全的政治叙事，也强化了部分平原社会对库基族的负面认知。这种身份建构不仅削弱了库基族在曼尼普尔存在的历史正当性，还推动了族群排斥现象。

事实上，围绕“原住民”身份标准的界定，是曼尼普尔邦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2015年，曼尼普尔邦议会通过了三项法案，⑦试图以1951年国家公民登记册（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及历史选民登记为基础，对“曼尼普尔人”身份进行制度界定，并要求非“曼尼普尔人”在土地购买、就业、经营与长期居住等方面接受额外限制，以保护曼尼普尔“原住民”的人口结构、文化认同与土地资源。

这一做法引发山区部落群体的强烈反对，其认为，由于山区存在交通闭塞、登记缺失与历史档案不完整等问题，许多部落居民难以提供1951年前后的正式登记材料；这种以历史登记时间和档案作为身份标准的做法，实际上将大量山区部落排除在“曼尼普尔人”的制度认定之外。[36]因此在库基等部落群体看来，这不仅会削弱山区既有的特殊保护机制，也会扩大平原社会在土地与人口治理中的影响力。最终，2016年，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Kumar Mukherjee）以“曼尼普尔人”定义存在歧义、可能引发社会排斥与族群冲突等理由，拒绝批准相关法案。[37]

然而，围绕“原住民”身份认定的争议并未平息。2022年，曼尼普尔邦内阁再次试图以1951年作为“原住民”身份认定的重要基准，并推动建立更严格的身份识别机制，这再次引发山区部落群体的强烈抗议。由此，“原住民”问题逐渐不再只是文化认同争议，也加入了围绕土地权、人口结构与政治合法性而展开的制度竞争。

2023年族群冲突爆发后，宗教与身份层面的不信任被进一步放大。当暴力持续升级时，印度中央政府与曼尼普尔邦政府的应对方式，也被广泛质疑缺乏足够的中立性。尤其是在针对库基女性的极端暴力事件曝光后，官方回应的迟缓与有限，使不少山区部落群体认为国家未能充分保障其安全与尊严。[38]⑧这种感知再次削弱了库基族对现行族群治理机制的信任。

五、对当代族群冲突的反思

前述“分治”措施并非孤立的空间控制、制度安排或宗教改造，而是一套彼此嵌套、相互支撑的差异化治理体系。其中，“地理分治”提供了族群隔离的空间基础；“政治分治”则将这种空间划分转化为制度差异；而“身份分治”则通过宗教、文明与“原住民”叙事，为空间隔离与制度差异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这种“分治”不是对既有族群差异的被动承认，而是在于通过法律、行政与知识生产不断重塑族群边界本身。

后殖民国家在独立初期面临边疆整合、族群平衡与国家建构等多重现实压力，其制度设计往往难以脱离殖民时期已经形成的治理框架。对于新生国家而言，沿用既有身份分类与差异化治理机制，虽具有维持政治秩序与行政运作的现实必要性，但也体现出明显的制度路径依赖，使其在处理边疆治理问题时，始终面临差异保护与国家整合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其一，身份分类的建立或许相对容易，但当其逐渐与土地权利、政治参与及资源分配形成稳定对应关系后，原有身份边界便容易被不断强化，族群分类也逐渐由行政标签，转化为社会成员理解自身与他者的重要认知框架。由此，任何试图弱化或取消既有分类的举措，都容易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与群体安全感，面临较大的政治阻力。与此同时，随着制度资源不断围绕身份边界展开配置，许多原本属于社会治理与利益协调层面的矛盾，也更容易被转化为围绕“历史权利”与“合法身份”展开的政治竞争，从而压缩跨群体利益协调与制度调整的空间。

其二，后殖民国家在边疆治理中，一方面需要通过特殊保护与差异化制度，回应边疆族群的历史处境与现实诉求，避免少数群体在国家建构过程中被不断边缘化；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政治秩序与共同公民身份。前者强调以族群身份差异为基础进行制度设定，而后者则要求不断弱化族群边界以推动边疆整合与国族认同。其结果是，差异保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疆治理中的现实矛盾，却也削弱了跨族群的政治认同。

从印度东北边疆的整体治理实践来看，虽然不同地区族群冲突的类型有所差异，但均延续了殖民时期的“分治”逻辑。无论是纳加兰围绕特殊自治形成的分离主义倾向[39]112-130、阿萨姆围绕“合法公民”与移民问题形成的排外政治[40]89-105，还是曼尼普尔围绕“表列部落”、“原住民”资格与土地权利展开的族群竞争，均体现出身份分类如何逐渐与制度资源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并带来族群竞争乃至冲突。因此，对于后殖民多民族国家而言，一方面需要通过特殊制度回应边疆社会在历史、文化与发展上的特殊处境，避免少数群体在国家建构过程中被持续边缘化；另一方面，也需要防止身份分类不断固化，维持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公民身份认同与统一政治秩序。

注释：

①库基族（Kuki）在法律和行政话语中常与钦（Chin）、佐米（Zomi）等族群统称为“库基-佐（Kuki-Zo）”群体，在当前的身份政治动员中，库基族及相关部落常以“库基-佐”身份集体发声。

②当时指殖民地印度人（British subjects），后指印度公民（Citizens of India）。

③山区北部主要为那加族，南部为库基族居住。

④主要为《1971年曼尼普尔（山区）地区议会法》（Manipur[Hill Areas]District Councils Act,1971）和《1972年曼尼普尔邦立法议会（山区委员会）令》（The Manipur Legislative Assembly[Hill Areas Committee]Order,1972）。

⑤根据1950年《宪法（表列种姓）令》（The Constitution(Scheduled Castes)Order,1950） 及1956年《宪法（表列种姓）（联邦属地）》（The Constitution(Scheduled Castes)(Union Territories)Order》），梅泰社会中的Chakpas（即原Lois）和Thoubal Khunous（即原Yaithibis）群体被纳入“表列种姓”。

⑥近年来，梅泰民族主义的发展逐渐与地方社会组织和公共动员相结合。其中，全曼尼普尔学生联盟（All Manipur Students’ Union,AMSU）等学生组织，以及“梅泰联盟”（Meitei Leepun）和“阿兰拜腾戈尔”（Arambai Tenggol）等社会团体，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基层网络，将土地、人口等焦虑迅速转化为统一的政治行动力，推动相关诉求进入地方政治与制度讨论之中。

⑦具体为《曼尼普尔人民保护法案》（Protection of Manipur Peoples Bill）、《曼尼普尔土地收入和土地改革法案（第七修正案）》（Manipur Land Revenue and Land Reforms[Seventh Amendment]Bill）以及《曼尼普尔商店和机构法案（第二修正案）》（Manipur Shops and Establishments[Second Amendment]Bill）。

⑧澎湃新闻：《曼尼普尔邦种族冲突持续，莫迪政府将面临不信任投票》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006086。针对侮辱库基族女性事件，莫迪表示，“发生在曼尼普尔邦女儿身上的事情永远无法原谅”“整个国家都因这起事件而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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