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农，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中国古代多使用“边”，而不是“边疆”一词。从地理角度而言，中国古代的“边”有着多种含义，如被用于不同政区以及今人更容易理解的不同“国”“部族”等政治实体之间。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边”更多地被视为“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区隔，其本质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边”。清廷有意识地将“九州”“中国”的地理范围扩展到其“疆域”，加之传统认知中“九州”“中国”之内的“蛮夷”可以通过“教化”转化为“中国”，由此，随着清末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一方面，“中国”之内的“边”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中国”与“四夷”之间的“边”也转化为现代国家的“边”和“边疆”。
[关键词] 疆域 边 边疆 边疆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的边疆是众多学科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且近代以来，中国古代的疆域和边疆往往被与当前中国的领土联系起来，因此这些研究还涉及重要的现实问题，由此在相关领域积累了众多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具有深远影响力。
中国古代边疆及相关研究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界定中国古代的“边疆”。如果回顾学术史就会发现，以往对此并没有统一认识。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提出“边疆”存在多种含义，如1947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从地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角度对“边疆”进行了解释。[１]不过，虽然“边疆”概念的多元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但在中国古代边疆及相关研究中，除少数研究者外，[２]学者们主要讨论的是地理的边疆和政治的边疆。而且，如果回顾近年来中国古代边疆研究本身的话，就会发现，无论是对中国古代地理的边疆还是政治的边疆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现代人“后见之明”的视角，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边疆”地理范围的界定，往往基于对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界定。如果回顾学术史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研究中所界定的“边疆”，或是以白寿彝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３]或是以谭其骧提出的1840年之前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４]为核心来确定的，而后者最近40年来在学界愈发占据主导。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还是1840年之前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都是固定的，而基于此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边疆”的研究，实际上忽视了历史上“边疆”的变化，[５]因此这些研究反映的很可能不是时人的认知。[６]
同样，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往往从现代概念和认知入手，对历史时期的“边疆”加以界定。如有学者认为，“王朝国家是以其统治的中心区域来界定边疆的，按照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思维进行界定，边疆就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是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区域，是国家的外防区域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拱卫着国家的中心地带，但发展程度较低，有待于开发；其次，它是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内的边界性区域，远离王朝国家的核心地区，其地理地貌明显区别于中原；再次，它是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生活的区域。其实，正是由于汉代以后中原王朝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对生活于周边的其他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周边的其他民族受其影响而归附、内附、臣服于中原王朝，其生活的区域才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从而成为王朝国家的边疆。”[７]从其中使用的“汉族”“民族”“王朝国家”等概念来看，其对历史时期“边疆”的界定受到了现代领土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强烈影响，同样很可能反映的不是古人的认知。
其次，如果查阅古代文献就会发现，“边疆”一词古人使用的并不多。如在《四库全书》电子版中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只有820条，作为对比，“边地”有1014条，“边陲”有1840条，而更为宽泛的词汇“边”则高达36730条。虽然其中很多表达的并不是本文所讨论与“边疆”存在关联的“边”的含义，但也反映出古人实际上更多使用的是“边”这一更为宽泛的词汇。但是，以往很多现代研究者在使用涉及“边”这一词汇的资料时，如汉朝的“边郡”，宋朝的“极边”“次边”等，均将它们认定为“边疆”以及某一时期的“中国边疆”，而对古人是否认为它们是“边疆”则缺乏应有的讨论。
最后，以往有些研究试图将中国古代的“边”和“边疆”放置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结构中加以理解，即将对“边”“边疆”的理解与对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中经常使用的“大一统”“天下”“华夷”和“中国”等概念的理解联系起来，或者说这些研究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去理解古人心目中的“边”和“边疆”，这显然是非常合理的研究路径。但如果梳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对相关概念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的理解依然受到“国家”“帝国”等现代概念的影响，如将王朝和皇朝看作“国家”或者“帝国”，[８]将“大一统”误认为只是疆域上的“大统一”。[９]此外，以往研究者虽然认识到“中国”的地理范围存在变化，但缺乏对此进行的细致梳理。因此，虽然这些学者试图“回到历史现场”，但实际上阐述的依然是基于现代概念和认知所构建的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边”“边疆”以及对“边”“边疆”概念的理解。[１０]
总体而言，以往对中国古代边疆的研究虽然成果众多，但其中绝大多数所阐述的是现代人基于现代概念和认知以及现实需要所构建的中国古代的“边疆”，缺乏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人界定的“边”的文化内涵进行的阐释，因而以此为基础的如“边疆治理”等研究所讨论的实际上并不是古人“边疆治理”以及相关制度的思想基础，进而是否能为今天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也就存在疑问。[１１]
正如前文所述，古人对于“边疆”一词使用的并不多，更没有论述哪些“边”属于“边疆”，同时今人所论述的中国古代的边疆基本源于现代“国家”概念。基于此，本文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来讨论不同时期古人对“边”的认知。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梳理文献就会发现，直至清末，“边”有时还被用于描述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界”，进而会使用“边界”“边防”“边险”和“边境”等词汇。以清朝为例，比如：“甲寅，兵部议覆：湖广总督张长庚疏言，房县、保康、竹山、竹溪与兴山巴归一带，皆楚省边险之地”；[１２]“谕：本日阅顺天府进呈恩科乡试录，内有中式举人名姓，与已故尚书张照全同者。其人籍隶宣化，该处为直省边境，见闻僻陋，或偶然适合，亦未可知”；[１３]“命江南提督乌尔卿额，赴徐州边界，安徽寿春镇总兵官喀勒吉善，赴颍亳一带，各带兵驻守”；[１４]“署湖广总督翁同爵奏……又奏，黄州府地方，界连豫皖江西，为鄂省门户，边防最关紧要。饬黄州协营，挑选精壮兵丁二百名，在郡城添设操防”。[１５]不过，不同政区之间的“边”和本文讨论的与现代“边疆”存在联系的“边”无关，对此不再展开。
二、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边”
在古代文献中，“边”有时被用于描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朝统驭的“国”和“部族”等政治实体之间的“界”。如汉朝统御之下的“汉国”、各诸侯国和“部族”等政治实体有着各自统驭的范围，即“疆域”，由此，它们之间也就具有了“边”。唐代的颜师古在为《汉书》“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一句做注的时候，将其中的“边”解释为“共为边界”。[１６]不仅秦末、汉初如此，虽然历经“削藩”，但诸侯国在两汉时期持续存在，由此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与作为“汉朝”大宗的“汉国”之间也存在着“边”。两汉时期，汉（国）以及各诸侯国还曾北与匈奴，南与南越、闽越以及西南夷等“国”或“部族”相邻，由此在它们之间也就存在“边”。例如，“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１７]这是长沙国与南越之间的“边”。“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卭、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１８]这是汉与西南夷之间的“边”。“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１９]这是汉与西羌之间的“边”。“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２０]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边”。
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后三条资料所载应当是不同时期汉朝“疆域”的“边”，但在古人看来，皇朝统驭的是“天下”，因此理论上没有“疆域”。[２１]当时还存在与皇朝同名的有着“国号”的“国”，而“国”有“疆域”，[２２]因此以上三条材料中的“边”，是“汉国”与周边各政权和部族之间的“边”。
类似的用法在后世依然能够看到，如《通典》中记载了唐开元时期在“边境”设置的节度使和经略使：“开元二十一年……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节度使十，经略守捉使三）。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疋。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疋段，军仓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十万。镇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国、焉耆国、于阗国、疏勒国。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管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卢军、新泉军、张掖郡守捉、乌城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统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城、西城、安北都护府、东城、振武军。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统天兵军、云中郡守捉、大同军、横野军、定襄郡、雁门郡、楼烦郡、岢岚军。范阳节度使：制临奚、契丹，统经略军、威武军、清夷军、静塞军、恒阳军、北平军、高阳军、唐兴军、横海军。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军、卢龙军、渝关守捉、安东都护府。陇右节度使：以备西戎，统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绥和守捉、合川郡界守捉、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平夷守捉。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㺐，统团结营、临翼郡、通化郡、维川郡、天宝军、蓬山郡、交川郡、平戎城、卢山郡、江源郡、洪源郡、昆明军、宁远军、云南郡、澄川守捉、南江军、归诚郡。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獠，统经略军、清海军、桂管经略使、容管经略使、镇南经略使、邕管经略使。又有经略守捉使三，以防海寇：长乐郡经略使、东莱郡守捉、东牟郡守捉。天宝初，又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２３]这些设置节度使和经略使的“边境”可以认为是唐朝（国）直接统驭的“疆域”或者郡县之地与周围部族之间的“边”“边境”。南宋和金之间也存在“边”，相关文献众多，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论述。[２４]
需要说明的是，皇朝（实际上应当是与皇朝同名的“国”）“疆域”的“边”，与现代国家语境下使用的有着“边疆”含义的“边”具有相似性，也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但两者存在本质差异，即现代国家具有明确的领土意识，而古代的政权虽然有疆域意识，但这样的意识背后并没有现代领土、国际秩序等的支持，即两者表面上存在一致性，但背后有着不同的逻辑和文化内涵。
三、不同时期的“中国”与周边“蛮夷”之间的“边”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古人在讨论“边境”“边防”等与“边”有关的问题时，往往将“中国”与“四夷”相对，并将“边”视为“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
司马相如提到汉初“蛮夷”“时侵犯边境”，而汉武帝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之后，出兵匈奴、西域、闽越以及西南夷等当时“中国”之外的“四夷”，由此显然其将“边”作为当时“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２５]
唐代文献在提到“边”“塞”的时候，经常会与“中国”联系起来，如“紫塞。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丹徼，南方土色赤，故称丹徼，为南方之极也。塞者，塞也，所以拥塞边境也。徼者，绕也，所以绕遮边境，使不得侵中国也（按：此条又见《古今注》）”。[２６]“若乃地分玄徼，路指青波。边城暖气从来少，关塞玄云本自多。严风凛凛将军树，苦雾苍苍太史河（张楫曰：徼，塞也，以木栅水为夷狄之界也。音呌，又曰境也，以木石水而为界也。或曰呌号，巡警之谓，或曰绕也，所以绕遮蛮夷，不得通中国也。义可互发。北边谓之玄徼，南边谓之丹徼，因其方色名之耳。青波，水也，秦灭义渠，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此边城关塞所起也）”。[２７]这两条史料都将“徼”“塞”“境”等与“边”联系起来，且都强调其被用于隔绝“蛮夷”，使其不通“中国”，也即认为“边”的作用是隔绝“四夷”和“中国”。
唐代在论及“边”时，将“中国”与“四夷”相对的文献众多，如薛登的《请止四夷入侍疏》中通过讲述历史，对隔绝“中国”和“四夷”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其中不仅将“中国”与“四夷”相对，且多次说明两者之间的界线是“边”，更强调需要通过“边”将两者区隔开来：
臣闻戎夏不杂，自古所诫，夷狄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迁中国，前史所称，其来久矣。然而帝德广被，时有朝谒，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后，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征求侍子，喻其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失，则备边长而征质短。殷鉴在乎往代，岂可不怀经远之虑哉？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谏于晋主，咸以为夷狄处中夏必为变。晋武不纳二臣之远策，好慕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计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则后代之龟鉴，此臣所以极言而不隐者也。伏惟陛下德洽区外，仁被左衽，绥怀式遏之方，故无遗策，岂臣庸浅所敢轻议？然而区区之心，有所未尽者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贡，并叨殊奖，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觌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纵横之智。虽则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孤恩，旋生于过后。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故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夷狄乎……以臣愚虑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于后，脱备预不谨，边臣失图，则夷狄称兵，不在外方，非所以肥中国，削四夷，经营万乘之规，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事矣。[２８]
在某些具体的事件中，论述者将“边”视为“中国”和“蛮夷”之间界线的唐代史料如《旧唐书·陆贽列传》：“总其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斯，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钤，艺乏趫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２９]《新唐书·李��列传》：“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肃闻。帝尝曰：‘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３０]甚至在唐代星占的记载中也将“中国”与“四夷”相对，并在这一语境下将“边”作为“中国”和“四夷”之间的界限：“荧惑犯梗河三，巫咸曰：荧惑犯守梗河，国有谋兵，四夷兵起，来侵中国，边境有忧”；[３１]“填星犯梗河二，巫咸曰：填星犯守梗河，国有谋心，四夷兵起，来侵中国，边境有忧”；[３２]“郗萌曰：折威星不居积卒间，胡兵大兴，中国大伤，边将死”。[３３]在一些官方文书中，也会引用星占中的这些内容作为依据，如《全唐文》所载懿宗皇帝的《命备边敕》：“荆南节度使杜悰，据司天奏：有小孛星气经历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缘边藩镇，最要堤防。宜训习师徒，增筑城堡。凡关制置，具事以闻”。[３４]
明人在论述“边”时也经常会提到“边”隔绝“中国”（或者“华”）和“蛮夷”的功能，如《太宗实录》载：“上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近成言今日惟当安养中国，慎固边防，此言甚合朕意，盖斯人老成非喜功好胜之流，以是时嘉奖之”。[３５]《武宗实录》载：“两广镇巡官奏：安南端庆王子杨朗自思陵州回国嗣位，乞发附近思明及忠江官兵护送。然夷情难测，已遣人廉访，且严饬边防矣。兵部因言：安南限隔山海，永乐间虽尝属我中国，后以其叛弃之，盖不欲事远夷而烦中国也，岂可发兵以护送邪！宜饬邻近安南一带地方，严兵防范，毋纵夷人入境，仍禁约诸人，不得潜与交通从之”。[３６]《熹宗实录》载：“圣谕，朕惟祖宗旧制，设立九边，用严夷夏大防，爰固疆圉胜势，其以奠金汤，而藩京国至烈也。迩者边塞处处宜急，而辽镇中于奴祸尤属吃紧，赖厂臣谋在战先”。[３７]这些论述中涉及的“边”并不局限于“九边”，而且虽然措词不一，但主旨不外乎强调“夷夏之防”，由此，“边”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与“蛮夷”的界限。
由于在中国古代，“边”被视为“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因此，如果梳理文献就会发现，历朝的“边”通常可以被视为当时“中国”的“边”，下面以汉、唐、清为例进行简要论述。
在对此进行分析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不同时期“中国”一词涉及的地理范围的演变过程。大致而言，先秦时期文献中的“中国”主要指的是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３８]秦汉时期直至魏晋时期，“中国”通常指的是长江以北的北方地区。[３９]从隋唐开始，“中国”的地理范围逐渐与“九州”接近，传统的指称北方地区的用法依然存在，但并不占据主流。最晚从五代开始，“中国”有了政权的意味，即可以被视为一个“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指的是局限于“九州”之内的皇朝直接统驭的范围，且会随着皇朝统驭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南宋偏居一隅，因此传统的指称北方地区的作为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又开始被频繁使用。此后直至清朝，“中国”通常相当于“九州”。不过从清朝中期开始，清廷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地理范围扩大至清朝的“疆域”，但传统的相当于“九州”的“中国”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清代，“中国”存在两种地理范围。[４０]
就汉朝而言，以往研究所强调的汉北方（包括东北、正北和西北）的“边”实际上与“中国”的“边”基本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汉人心目中，往往被现代人归入汉朝“疆域”的“西域”，实际上一直被汉人视为“边”外，如“（王莽始建国二年）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辠当夷灭。’”[４１]再如“（永元十三年）冬十月，安息国献师子，大雀。班超上书求代，曰：‘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尔况于万里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畏壮侮老，自其天性。臣犬马齿歼，常恐奄忽僵仆，孤魂弃捐。臣义不营私，窃恐后世以臣为没西域。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以示边境，威外夷。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先遣子勇随献物入塞。以臣生在，令勇见中土。’超妹昭惧超遂死于边，上书曰……”[４２]
就南方而言，长江以南的“越”地，在汉代一直被视为处于“中国”之外，由此虽然这里是汉（国）的“疆域”，但同时也被视为用于隔绝更外侧的“蛮夷”的“边”。对此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西汉末年，王莽让诸侯“各就厥国，养牧民人，用成功业。其在缘边，若江南，非诏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纳言掌货大夫且调都内故钱，予其禄”。[４３]对于这段文字中“若江南”中的“若”字，无论解释为“如”，还是“或”，都说明，在西汉末年，江南地区依然被视为或者等同于“缘边”。南方其他“蛮夷”之地也是如此，如东汉认为长沙武陵蛮“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零阳，县，属武陵郡）……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羇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４４]从虞诩的论述来看，他依然将“武陵澧中蛮”视为可以“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化外蛮夷。不仅如此，“夏商之时渐为边患”虽是对之前历史的追述，但显然其所建基的是汉人心目中“中国”的范围，说明江南被汉人视为“边”。
由此可以认为，汉人基本将“中国”之外汉朝（国）所直接控制的区域视为被用于隔绝更外侧的“蛮夷”的“边”，甚至“边外”之地。还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现代研究者强调汉武帝曾开三边，这点确实有着文献支持，即“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４５]但从字面而言，“开广三边”不代表“开广三边”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之前的“边”转而被认为“内地”或者“中国”，且这种认知也缺乏文献的直接支持。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开广三边”实际上应当是对“边”本身的扩展。
由于唐朝的“中国”逐渐与“九州”接近，因此虽然在今人看来唐朝“疆域”广大，但“中国”“九州”之外的“疆域”被唐朝人认为是“夷地”，如唐朝在西域地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开发，但在整个唐代，这里一直被认为是与“中国”相对的“四夷”之地，如常衮《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敕：天下既定，万里宁一，岂王者独运，而臻此耶？实赖文武将守，腹心之臣，宣力强任，捍御于外也。往以蕃戎并暴，纵毒边表，乘叠伺隙，连兵累年。城门昼闭，王师遐阻，遮杀汉使，盗取节印，恣睢横厉，甚逆天理。而国朝未暇袭远，置于度外，实五京二庭存亡危急之秋也。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同奖王室。率辛李之将，用甘陈之谋，与羌骑校尉王后君长以下，自金城玉关，至于南北戊午，逾流沙，跨西海、蒲类，破白山，战争致命，出于万死。赖天之灵，以战则克，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稜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之力，则度隍踰陇，不复汉有矣”。[４６]正是有着这样的认知，因此在唐有能力控制西域之时，也必然如下文所引《资治通鉴》中所载，将这里视为“边”“边境”。[４７]
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唐朝初年疆域不断拓展，但在文献中则通常被记载为“开拓边境”，而不是开拓“疆域”或者“中国”，如《资治通鉴》卷223载：“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４８]
由于清代“中国”涵盖的地理范围有传统的“九州”和今人所谓清朝“疆域”两种，因此，清朝也就存在两种“中国”的“边”，而这些在文献中都有记载。
清朝在其“疆域”内实行着不同的统治方式，传统“中国”部分为省，通常被称为18省或者“直省”，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和东北地区设有将军，在西藏派驻驻藏大臣，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的一些区域则存在土司。从《清实录》来看，这些不同区域与传统“中国”之间的“界”也被称为“边”，也使用“边界”“边境”等词汇。
首先，明代“边墙”在清代依然发挥着隔绝内地（直省）和蒙古的作用，[４９]且不断修筑，因此其不仅依然被视为两者之间的“边”，而且清人还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边内”“边外”等词汇。如《康熙实录》：“辛丑，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报，甘肃提督张勇等，咨称边内住牧番众部落，尽数迁移出口。承顺德化，戢志归巢。下部知之”。[５０]直至光绪年间依然如此：“又谕，御史王赓荣奏，边民服教有年，请添设厅学一折。据称山西边外七厅，未议学校。年来居民读书者多，考试为难，请酌定庠额等语。着山西巡抚山西学政绥远城将军会同妥议具奏”。[５１]
其次，各直省与西藏和青海之间也存在“边”。如《康熙实录》：“甘肃巡抚伊图疏报，岷州卫边外生番黄高僧登烛坚错，率番目部落一千三百余人，归诚纳款，愿入版图，下户部知之”。[５２]《雍正实录》：“驻扎西宁侍郎常寿折奏，亲王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领兵与罗卜藏丹津相持，势难抵敌，率妻子属人一百四十余名，来至河洲老鸦关外。臣即令其进边居住，其余人众，令伊寨桑管束，边外防守要隘。奏入。报闻”。[５３]《光绪实录》：“谕军机大臣等，鹿传霖奏，剿抚松潘番贼获胜，并办理情形一折。川甘交界之打拉罩子等沟，贼番勾结川属包坐双寨甲借等寨，屡次出巢滋事，大为边患……仍着鹿传霖督饬夏毓秀等，加意严防，总期边境乂安，一劳永逸，方为妥善”。[５４]
最后，东北地区在将军辖区与蒙古，以及与直省之间也存在“边”。这点前人研究众多，典型的就是“柳条边”。[５５]更有学者指出：“清政府在东北设边墙，置哨卡，划分边内外，旨在限制内地汉人和朝鲜、蒙古人等去边外采参、狩猎和垦殖。若需要进入边外禁地，则必须持其所在地方政府发给的印票，限时、限人出入。康熙十六年（1677），清政府又先后在今辽宁省境内修两条边墙，被称为新边，由宁古塔将军管辖（后由吉林将军管辖），周围千余里境内，遂成‘禁中之禁’。”[５６]
此外，清朝还存在扩大后的“中国”与当时被视为“四夷”的周围部族、国家之间的“边”，也即今天研究者通常所说的清朝“疆域”的“边”。由于这一视域下的“边”是以往清代“边疆”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也是今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因此这里仅举几例进行介绍。《康熙实录》：“戊寅，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疏言，交趾知孙延龄叛逆，乘机蠢动，陈兵边界，其情叵测，请加防御。上敕平南王，及总督提督等，严饬边将，不时侦察，仍增官兵，防守险隘”。[５７]“庚寅，初鄂罗斯所属罗刹，时肆掠黑龙江边境，又侵入净溪里乌喇诸处，筑室盘踞。上命大理寺卿明爱等，谕令撤回，犹迁延不去，而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旁，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５８]《雍正实录》：“谕兵部，据朝鲜国王李昑，咨礼部文，称本国贼党，恐有潜逃，恳饬关口防汛诇察等语。朝鲜世效恭顺，伊国逆犯，即系朝廷法所应诛之人。傥有逃入边口内地者，自当即为擒捕。着行文盛京山东等处边界地方官员，朝鲜之语言衣服，与内地民人迥别，易于稽查。傥有此等罪犯潜逃者，着即严拏解京，如有窝留藏匿等情，从重治罪”。[５９]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那些“疆域”范围与“九州”和当时“中国”相同甚至相近的皇朝（实际上是与皇朝同名的“国”），“中国”的“边”与上一节讨论的作为政治体皇朝（实际上是与皇朝同名的“国”）的“边”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因此无法直接对这两者进行严格区分。但如果结合前文讨论的古人往往将“边”作为区隔“中国”和“四夷”的界限，且在文献中极少将这种“边”称为某某国（如大清国）与周围各部族和国家之间的“边”，以及如前引文献所展现的多称“中国”与周围“四夷”之间的“边”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古人将这类“边”作为“中国”的“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前文所引《通典》中记载的唐开元时期在“边境”设置的节度使和经略使，文中就提到目的在于“式遏四夷”，因此文中的“边境”实际上可以视为是与“四夷”相对的“中国”的“边”。再如清朝《咸丰实录》载：“谕军机大臣等，赫特贺、谆龄奏，廓尔喀兵，侵占唐古忒地方，并赫特贺，拟亲往后藏边界，请暂留谆龄，办理前藏事务各一折。廓尔喀国，自上年十月，屡次与唐古忒寻衅，现复拥兵数千，占踞济咙，并夺去聂拉木地方，狂悖之迹，渐已显露……赫特贺现借巡阅为名，赴后藏边界，查看情形，着即照所请办理。倘该国实有屈抑，即令派噶箕前来，妥速剖断，使与唐古忒之人，共释嫌怨。该国与唐古忒均臣服中国，素称恭顺，我朝抚驭外夷，俱系一视同仁，断不肯稍有偏袒。傥妄动兵戈，侵占中国边界，亦断难姑容”。[６０]唐古忒即唐古特，属于清朝统治下的西藏，即属于扩大之后“中国”的范围，因此其与廓尔喀之间的“边”被称为“中国边界”。
四、不同时期的“中国”与其内部“蛮夷”之间的“边”
直至清末，在“九州”（以及相当于“九州”的“中国”）之内也存在着“蛮夷”，典型的就是明清时期的“苗疆”，由此在“中国”之内也就存在着“边”。虽然今天的一些研究将“九州”以及“中国”内部的“边”称为“内边”，但这是今人的界定，在当时的文献中基本没有这样的认知，即古人并没有将“九州”及“中国”之内和之外的“边”进行区分。而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九州”及“中国”内部的“蛮夷”实际上被认为在文化上不属于“中国”，因此这里的“边”更具有文化边界的意味。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的范围基本等于“九州”，因此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存在对“中国”之内“边”的认知，如《玉海》“唐开置州县·边州令式·六都护府（见官制）”条载：“志羁縻州。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六典》安东至驩容为边州）。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剑南道诸羌州百六十八，诸蛮州九十二（分隶于松、茂、嶲、雅、黎、戎、姚、泸州都督）。江南道诸蛮州五十一（隶黔州都督）。岭南道诸蛮州九十二，蜀爨蛮州十八（隶安南都护，桂、邕、峰州都督）”。[６１]这些唐朝“中国”范围内的“蛮夷”之地虽然设置有羁縻州县，但依然被认为是“四夷”，且为“边州都督、都护所领”，因此两者之间显然被认为存在“边”。
杜芝明在分析宋代的“边”时曾提到“内边”：“其次是与域内少数民族接壤的区域，可称之为‘内边’。‘内边’接壤于《宋史·蛮夷传》所涉及的部分区域，主要分布于荆湖路、广南西路、川峡路，如荆湖的辰州、武冈军、沅州，广南西路的宜州、融州、廉州、钦州，川陕路的泸州、长宁军、思州等。除州军外，‘内边’还包括了一些镇寨”。[６２]虽然其使用的“内边”一词并不是宋人的概念和词汇，在宋代的文献中只是将这些地区记载为“边”，但对“内边”分布范围的讨论却符合史料的记载。
到了明代依然如此，当时除北方的“九边”之外，还存在位于“九州”内部的其他一些“边”，典型的就是明嘉靖年间罗洪先编撰的在明代中后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广舆图》中收录的5幅“诸边图”，即“洮河边图”“松潘边图”“麻阳图”“建昌图”和“虔镇图”。这些“九边”之外的“诸边”，在明代的其他文献中也经常出现，如《明太宗实录》：“命右军都督同知韩观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往广西整肃兵备，镇守城池，而节制广西、广东二都司。赐敕谕观曰：广西蛮民易叛难服，杀之愈多而愈不治。太祖高皇帝灼见其情，故以德抚之，至必不得已而后用兵，所以蛮民悦服，边境晏然。今朕嗣位，谨遵成宪，卿往镇之，宜务德为本，毋专务杀戮，庶副朕法祖柔远之意，赐观钞四十锭”。[６３]这里将广西临近“蛮民”的区域称为“边境”。又如“湖广九溪卫指挥同知董贤言：本卫边临溪洞，蛮夷叛服不常，城不坚固，必加包砌，乃可备御。命，于农隙之时次第修之”。[６４]“丙午，先是，上以苗寇反叛，而镇远侯顾成，国之宿将，久镇边陲，谙蛮洞地里及其人情，命成为总兵官，令与都督蔡福等协心讨之。且命成俟抚招谕，不服而后进师。至是，上虑招谕不服，而寇势滋蔓，遂敕成等若兵力不足，更于贵州都司调军一万，期以今冬平贼”。[６５]这两条资料中将湖广、贵州两省毗邻“苗疆”之地称为“边”“边陲”。《明英宗实录》中的一条资料对当时“九边”之外的“诸边”进行了整体性的介绍：“丁亥，定天下罪囚无力输赎者事例……福建、浙江、山东发本处沿海，贵州、四川、广西、云南、陕西、湖广发本处沿边，广东发广西沿边，江西、南直隶发浙江金山等沿海，北直隶、河南发宣府，俱送总兵官处定拨卫所，立功备御”。[６６]其中除属于“九边”的陕西之外，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和湖广都被认为有着“沿边”之地。
长期以来，古人认为“九州”以及“中国”内部的蛮夷与之外的“蛮夷”存在本质区别。由于“中国”之内的“蛮夷”在地理上属于“九州”，因此他们通常被视为在儒家经典《禹贡》所载的“五服”，尤其是“要服”的范围之内，如唐代《通典》：“南蛮，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６７]对此，清代胡渭的论述应当具有代表性：“古者以九州之内地制为五服。甸、侯、绥方三千里为中国，要、荒方二千里为四夷。五服之外，所有余地，亦属九州。九州之外，夷、狄、戎、蛮，是为四海。自汉以来，说经者不明此义，唯金吉甫得之……诸儒不复知《禹贡》九州之内，有中国、蛮夷之别，而以四夷为版图所不登，正朔所不加之地，与四海无分矣。积谬相仍，今特为正之。”[６８]大致而言，就是认为“九州”之内自古以来就有“蛮夷”，不过一方面这些“蛮夷”在文化方面不同于“中国”；另一方面，这些“九州”之内的“蛮夷”又不同于“九州”之外的蛮夷，因为“九州”之外的蛮夷是“不登版图”的，而“九州”之内的蛮夷则大部分是在“五服”之内，按照《禹贡》的记载是要纳贡赋的。
在古人看来，“九州”之内的“蛮夷”是可以通过“教化”而改变的，至少从宋代开始就是如此。如宋代曾巩在《送李材叔知柳州》中记载：“谈者谓南越偏且远，其风气与中州异，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车船未行，辄以屈指计归日。又咸小其官，以为不足事，其逆自为虑如此，故其至皆倾摇解弛，其忧且勤之心。其习俗从古而尔！不然，何自越与中国通已千余年，而名能抚循其民者，不过数人邪？故越与闽、蜀，始俱为夷，闽、蜀皆已变，而越独尚陋。岂其俗不可更与？盖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６９]即闽和蜀地通过教化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其没有名言变化的结果，但从整段的文意来看，显然已经“中国”化。而《太平寰宇记》的“徼内南蛮叙”对此表达的更为直接：“三代之后，中国之化，极于五岭，自是而西，故南蛮之居中国者众……及后周平梁、益，自尔遂同华人矣。”[７０]这点以往一些研究者已有所论述。[７１]
更为典型的就是清朝。对于传统“九州”和“中国”之内的西南地区的“苗疆”“夷地”，虽然清廷不断采取各种措施，通过“边”维持其与“中国”之间的隔绝，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清初开始，就在这些地区不断推行“改土归流”，采取各种措施对这些地区进行直接统治，“郡县其地”，努力将这些区域的各族纳入“编户齐民”，如《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兵部等衙门议覆，贵州巡抚王燕疏言，黔省熟苗为盗，与生苗潜入内地行劫者不同，其文武官弁处分，请照汉民为盗之例。嗣后应将生苗为盗，地方官仍照苗蛮侵害地方旧例处分。若熟苗为盗，地方官不行缉获及隐讳者，俱照民人为盗之例议处。从之。”[７２]《世宗宪皇帝实录》载：“兵部议覆，川陕总督岳钟琪条奏川省苗疆善后事宜……一、并改流。近卫者归卫管辖，近营者归营管辖，并择番苗之老成殷实者，立为乡约保长，令其约束……一、苗民既知向化，即与齐民无异，令该管流官，一体编入保甲，互相稽查。”[７３]《高宗纯皇帝实录》载：“贵州古州镇总兵哈尚德奏，查阅臣标三营，虽并无缺额，惟营伍尚未整顿，自应督饬操练。查新疆各丁，均系内地游手之徒，远来应募，若盛夏骤加整理，恐致辞粮逃避。当于循循训练中，俾底娴熟。再臣自蜀回黔，见新疆之苗，亦渐知向化，不独内地之苗，与汉民无异也”。[７４]
五、结论
总体而言，以往对于古代“边”以及“边疆”的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以“后见之明”的视角，从现代国家的概念来理解古代的“边”以及“边疆”，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由于“中国”一词最为基本的涵义之一就是相对于周围“蛮夷”的文化优越性，因此从这一层面而言，古代用于将“中国”与“蛮夷”隔绝开来的“边”本质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边”，虽然与今人视为皇朝“疆域”或者直接控制范围的“边”有时存在相似性，但两者的底层逻辑并不一致。
同时，由于“九州”或者某些时期“中国”的内部存在“蛮夷”，由此也就导致了“九州”和“中国”内部也存在着“边”。只是在传统文化中，这种“九州”和“中国”内部的“蛮夷”被认为与之外的“蛮夷”存在区别，是可以被教化的，这大概是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思想基础，并导致这种内部的“边”逐渐消除。
当然，这并不是说，皇朝的“边”与现代中国的“边疆”没有联系，毕竟不同文化之间的“边”必然要落在“地”上，由此也就形成了地理意义上的“边”。由于“中国”最晚在五代时期已被视为一个“国”，地理意义上的“边”也就成为“国”的“边”，进而使文化上的、地理意义上的以及政权的“边”合三为一。由此，随着清末“天下秩序”的瓦解以及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清朝“中国”的疆域也就变成了现代中国的领土，扩大后的“中国”的“边”转化为现代中国的“边”“边界”，临近“边界”的地区则被视为“边疆”。随着现代国家概念的强化，“边”“边疆”“边境”等逐渐与国家“领土”“疆域”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传统的行政区划之间的以及国家“疆域”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边”“边疆”“边境”“边界”等词汇逐渐消失，或被其他词汇所替代，虽然我们偶尔也会用“边地”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而且，不能忽视的是，清朝中期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雍正以来对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光绪时期台湾、新疆、黑龙江和吉林建省并大规模设置府州县，清末东北地区的移民实边等，都使得其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异逐渐缩小，由此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这些区域之间的“边”。[７５]与此同时，近代以来现代国家概念和“中华民族”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在国家疆域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边”变得对于现代人而言难以理解。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地理层面的“边”是客观存在，“边疆”也是如此，且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中国人心目中，“边疆”意味着其与内地在众多方面存在差异。不过，这些差异并不会永久存在，随着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差异必然会日益缩小，[７６]并最终消失。未来，“边疆”一词很可能会最终演化为其原本的涵义，即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这方面也有着现实的例证，如西部“边疆”曾经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现在已经不再谈论地理层面的边疆，而更多关注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７７]
注释
[１]朱家骅：《代序》，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编印：《边疆教育概况》1947年8月续编。转引自汪洪亮：《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边政”含义的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２]参见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
[３]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第3版。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207-209页。
[４]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５]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边疆史地丛书”。虽然没有对丛书界定“边疆”的方式进行论述，但“丛书各著作大体均可归入三大研究系列研究之范畴，依边疆地域而言，东北5种，北方8种，西北3种，新疆13种，西藏3种，海疆3种；涉及清代中朝、中越、中缅关系各1种；工具书1 种。宏观上论及中国边疆治理和研究的综论之作有20 种”。（马大正：《“边疆史地丛书”评议》，《中国边疆学》第2辑，第315页）从涉及的范围来看，显然其对“边疆”的界定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或谭其骧界定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为基础的，而没有考虑到历史时期“边疆”的变化。此外，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存在着变化，而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明确指出其所讨论的历史上的“中国”指的是现代人所认为的历史上的“中国”，而不是不同时期古人所认知的“中国”。对此的分析可参见成一农：《王朝和皇朝时期的“中国”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６]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人认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作为研究对象是在近代才诞生的，中国古代很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研究，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参见成一农、陈涛：《“中国疆域沿革史”历史书写发展脉络研究》，《思想战线》2022年第1期。
[７]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８]参见成一农、陈涛：《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９]参见成一农：《王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战线》2023年第5期。
[１０]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后文引用的杜芝明、黎小龙的《“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
[１１]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评价并不是对以往这方面研究的否定，因为这些研究试图从现代视角来理解当前中国疆域（领土）和边疆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动因，所以对于理解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历史背景等具有很大的价值。
[１２]《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3“康熙三年甲辰十一月甲寅”条，《清实录》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806页。
[１３]《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70“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冬十月乙亥”条，《清实录》第19册，第19729页。
[１４]《仁宗睿皇帝实录》卷274“嘉庆十八年癸酉九月己卯”条，《清实录》第31册，第33033页。
[１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0“光绪二年丙子九月庚辰”条，《清实录》第52册，第55398页。
[１６]《汉书》卷1上《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6页。
[１７]《史记》卷113《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71页。
[１８]《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列传下》，第2581页。
[１９]《史记》卷30《平准书》，第1727页。
[２０]《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496页。
[２１]参见成一农：《王朝时期“天下”的范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２２]对于王朝（皇朝）的“天下之号”和与其同名的“国”的“国号”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参见成一农、隆龑：《中国古代的国号和天下之号》，《唐宋历史评论》第1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59-84页。
[２３]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72《州郡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79-4483页。
[２４]对此可以参见杜芝明的《宋朝边疆地理思想研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一文的相关部分。
[２５]《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577页。
[２６] [唐]苏鹗撰，吴企明点校：《苏氏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页。
[２７] [唐]骆宾王撰，[明]颜文选注：《骆丞集》卷1《荡子从军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2页。
[２８]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81《请止四夷入侍疏》（薛登），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53-2854页。
[２９]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9《陆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11-3812页。
[３０]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93《李��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18-3819页。
[３１] [唐]瞿昙悉达撰：《唐开元占经》卷35《荧惑占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7册，第446页。
[３２] [唐]瞿昙悉达撰：《唐开元占经》卷43《填星占六》，第501页。
[３３] [唐]瞿昙悉达撰：《唐开元占经》卷70《甘氏外官》，第689页。
[３４]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4《命备边敕》（懿宗皇帝），第885页。
[３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永乐元年冬十月戊辰”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第445-446页。
[３６]《武宗毅皇帝实录》卷124“正德十年闰四月壬戌”条，第2485页。
[３７]《熹宗悊皇帝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己卯”条，第4158页。
[３８]参见王尔敏在《“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0-374页）中先秦时期“中国”一词涉及的地理范围的讨论。
[３９]刘洁：《秦汉时期的“中国观”》，《安徽史学》2024年第3期。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苏航在《“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一文中有着相近的认知。
[４０]成一农：《清朝的“中国”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对历史时期“中国”一词内涵及其地理范围更为详细的分析，参见成一农：《王朝和皇朝时期的“中国”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４１]《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21页。
[４２]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记校注》卷1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4-405页。
[４３]《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49-4150页。
[４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0、2832-2833页。
[４５]《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39页。
[４６]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14《喻安西北庭诸将制》（常衮），第4239页。
[４７]唐代文献记载当时存在“边州”，如《唐六典》卷3载：“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盖八百焉……安东、平、营、檀、妫、蔚、朔、忻、安北、单于、代、岚、云、胜、丰、盐、灵、会、凉、肃、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兰、鄯、廓、叠、洮、岷、扶、柘、维、静、悉、翼、松、当、戎、茂、巂、姚、播、黔、驩、容为边州。”（[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2-73页）就地理分布而言，这些“边州”基本在“中国”与“蛮夷”的交界之处，因此也就是“中国”的“边”。
[４８]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46页。
[４９]长期以来，清代不修长城是一种流行观点，但却与文献记载不符。在清代的文献中存在大量修筑长城的记载，成大林曾对清朝边墙修筑的情况进行过初步整理。参见成大林：《大清王朝与边墙》，《万里长城》2012年第1期。此外，李孝聪在《长城志·图志》中对现存的清代的“长城图”进行过系统性的介绍，并对这些地图的绘制背景和资料来源等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见解。参见李孝聪：《中国长城志·图志》“综述”，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7-34页。
[５０]《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康熙六年丁未八月辛丑”条，《清实录》第4册，第2931页。
[５１]《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84“光绪十年甲申五月己亥”条，《清实录》第54册，第57322页。
[５２]《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月壬午”条，《清实录》第5册，第4432页。
[５３]《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0“雍正元年癸卯八月甲戌”条，《清实录》第7册，第6047页。
[５４]《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92“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六月丙戌”条，《清实录》第57册，第60052页。
[５５]对此可以参见管书合：《何谓“以界蒙古”——清初设置柳条边与蒙古之关系再探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2期。
[５６]李自然：《试论乾隆朝东北禁边与八旗生计之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５７]《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8“康熙十三年甲寅七月戊寅”条，《清实录》第4册，第3239页。
[５８]《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04“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八月庚寅”条，《清实录》第5册，第3915页。
[５９]《世宗宪皇帝实录》卷74“雍正六年戊申十月庚子”条，《清实录》第7册，第6963页。
[６０]《文宗显皇帝》卷164“咸丰五年乙卯四月辛丑”条，《清实录》第42册，第45032页。
[６１] [宋]王应麟：《玉海》卷18《地理·郡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3册，第441-442页。
[６２]杜芝明、黎小龙：《“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６３]《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2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条，第216页。
[６４]《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2“永乐二年夏六月甲戌”条，第566页。
[６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43“永乐十一年九月丙午”条，第1706-1707页。
[６６]《英宗睿皇帝实录》卷64“正统五年二月丁亥”条，第1224-1225页。
[６７]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87《边防三·南蛮上》，第5040页。
[６８] [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57、658页。
[６９] [宋]曾巩：《元丰类稿》卷14《送李材叔知柳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476页。
[７０]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78《四夷七·南蛮三·徼内南蛮·徼内南蛮叙》，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94-3395页。
[７１]如董春林：《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黄义军：《论北宋前期中央政府对湘西边地的控制——以彭仕羲之乱为中心的考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安国楼：《北宋的开边及其对荆湖新边地区的政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７２]《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06“康熙四十年辛巳十月壬申”条，《清实录》第6册，第5040页。
[７３]《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6“雍正六年戊申二月壬午”条，《清实录》第7册，第6857-6858页。
[７４]《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41“乾隆十四年己巳五月丙子”条，《清实录》第13册，第12917页。
[７５]清末在“边疆”地区的建省，实际上也可以从传统的“边”的视角加以理解，即对扩大后的“中国”之内的“蛮夷”进行“教化”和“改土归流”。
[７６]这点在中国古代也存在明确的证据，如诸多汉朝的“边”，此后随着“中国”地理范围的扩展，逐渐演化为“中国”的一部分以及内地，如江南。
[７７]李朝辉：《美国的边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