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949年随父母赴台，1956—1963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两度辗转执教于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曾被聘任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现为《道家文化研究》学刊主编。

*本文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拓展”（笔谈）之二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流派，道家哲学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深刻的理论洞见，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学说中卓尔不凡。在《老子》《庄子》等经典及其解释中，道家哲人们创造性点化了“道”“德”“性”“命”等哲学概念，系统论证了宇宙本原、人性本真、觉知本体、文明本旨等哲学问题，形成了一套既有鲜明本土特征又在理论层面可与西方哲学比较会通的哲学体系，与儒家哲学共同支撑起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深度与价值高度。时至当代，道家哲学与时代精神持续交融，在学术化、专业化的哲学研究中，其思想资源被不断激活与重构，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面向未来，道家哲学研究依然潜力深厚、前景广阔，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乃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探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中国哲学，道家主干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诸子百家互补共生。其中，儒道两家蔚为大宗，而各有侧重。文化上，儒家是主流；哲学上，道家是主干。

从文化层面看，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所谓文化，指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信念诸层面。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渗透之深、影响之广，与血缘宗法社会相契合，塑造共同体的信念共识，为其他学派所不能比拟。儒学自孔子创立之初便自觉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之正统，汉代之后又以经学的形态获得了官方学说的地位，不仅深受历代士人的传习与认同，也深深嵌入百姓的风俗习惯中。因此，文化上，儒家是当之无愧的主流。

但就哲学层面而言，道家才是中国哲学的主干。我们谈到哲学，总是潜在地包含与西方哲学比较会通的意趣。西方哲学关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门类的划分，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仍是难以回避的参照系。这样来看，儒家哲学主要聚焦伦理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整体而言是一种以“人道”为中心的哲学。而道家哲学则在探讨万物本原和发生的本体论、宇宙论以及反思人的觉知能力的认识论等领域，起到主导作用。这些领域正是西方传统哲学之牛耳，在哲学各部类中占据最基础的地位。评判哲学上谁是主干，并非以学者、典籍的数量而论，而是依所涉及哲学问题的理论地位、哲学思考的原创性和深刻性而定。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将中国哲学视为“伦理型”的观点，背后正是预设了儒家是中国哲学的全权代表，其结果必然是狭隘化了中国哲学。

治中国哲学者，必先回到先秦。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的奠基阶段，道家哲学一登场就展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性、思想成熟性，是“哲学突破”的典型案例。以《老子》为例，老子其人实际情形如何，历史考证不得而知，但从思想形象来看，老子被塑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人形象，显然颇有深意。《老子》一书经历了漫长的成书史和经典化过程。一般认为，《老子》建构了中国最早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道”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虽然“道”这一字眼古已有之，但起初不过是道路、法则、言说之义，只有到了《老子》一书中，“道”才被赋予无与伦比的抽象性和深刻性。《老子》第14章形容“道”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有形意味着固滞和局限，方则不能圆，宫则不能商，而“道”看不见、摸不着，超出一切限制，含容一切可能，才能在理论上作为万物的本原。正是“无”的发现以及以“无”言“道”的理论创造，才使得“道”字超凡入圣，成为哲学突破的标志性尺度。

哲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有其自身的理论语言与表达方式。《老子》的语言显著区别于时代相近的《论语》《墨子》，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的理论语言。与《论语》对“性与天道”隐而不言、仅就具体情境言说不同，《老子》似乎刻意抹除了一切人物、时间和地点的印记，“如入无人之境”，采取一种超越一切时代和社会的姿态，宣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原理。“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1章），老子甚至尝试用语言来呈现语言自身的局限，言说语言无法言说的真理，与古希腊哲学认为真理必须诉诸语言的逻各斯传统迥然异趣。

可见，在哲学的标准尺度下，道家哲学乃是中国哲学的主干。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的全局中地位关键，不仅淬炼了中国哲学的概念，也开拓了中国哲学的视域，对中国哲学的理论语言、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影响深远。

二、儒道对话，以道为体

从孔子与老子的相会开始，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的对话不断激发中国哲学的创新活力。儒道互补是老生常谈，更准确地说，儒道对话呈现出“道家为体，儒家为用”的特征。早期儒家延续“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态度，几乎不谈本体论或宇宙论。道家所发明的形上之“道”或天地之“道”，能够在理论结构上成为人道（人性、道德、伦理）的根据。对于儒家而言，道家的“道”是一种“虚位”，可以用“仁义”来充实，并由此提升“仁义”的高度。

道家哲学的基础性、包容性，在与儒家等各家的思想对话和整合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充分体现于黄老学。所谓黄老学，是发生于战国中后期至汉初，以道家（特别是老子学说）为主体、吸纳各家的一股思想潮流。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所说的“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家”，实际上就是指黄老学。黄老学之所以能够熔冶百家之长于一炉，靠的正是道家哲学所开辟的理论空间。吕思勉说：“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

《易传》向来被视为儒门典籍，但其中道家因素实际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儒道对话的产物。从易、道会通的角度来看，道家与易学在天道观、辩证法等方面若合符契，共享许多基本的概念术语。例如《易传·系辞》中的“太极”“阴阳”“刚柔”“变化”“精气”等观念，都在道家著作中屡见不鲜。《易传》推崇天道的部分，显然与道家思想关联更强，而其“推天道以明人道”以及以“仁义”为人道基本内容的部分，却出自儒家。因此，《易传》是一部以道家的天道观为纲领、融合儒家的伦理学的作品。

魏晋时期，王弼、郭象等玄学家依托道家哲学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阐释。他们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议题，提出“以无为本”“适性逍遥”等核心命题，构建了融摄儒道的哲学体系。王弼将儒道经典中的“道”统一诠释为“无”，在《老子指略》中指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这一“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建构，为突破汉代经学繁琐僵化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哲学路径。郭象则进一步提出“物各有性，性各有极”，把道家的自然观深化为独具特色的个性论，其“名教即自然”的命题，更是通过道家视角重新诠释儒家伦理，实现了儒道思想的深度融合。

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学或儒学的第二期发展，离不开与道家哲学的深入对话。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其《太极图说》开篇“无极而太极”的表述，就脱胎于《老子》第28章的“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无极”概念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太极”观，为理学的本体论建构提供了理论工具。张载提出的“太虚即气”命题，其“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论述，与庄子“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的思想有着内在联系。程颢提出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命题，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论息息相通。这些思想对话促成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高峰。

《易传》的宇宙论与道家关联甚深，魏晋玄学以道家本体论重构儒家伦理，宋明理学在与道家哲学的对话中建构儒家形而上学。这种以道家为理论基底与儒家义理结合的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多元一体的特性与道家哲学的独特价值。

三、人文精神，历久弥新

提起道家，很多人想到的是消极出世或阴谋权术。事实上，这是对道家哲学的庸俗化理解。与儒家哲学一样，道家哲学也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人文精神，就如何安顿“人道”贡献了一系列哲思洞见。诚然，道家哲学可谓以求“真”为首要关切，但是“真”与“善”并不绝缘，道家哲人在“真”的观照下发现了更深刻的“善”。中国哲学中的和谐、宽容、平等等人文理念，都在道家哲学中得到了质的升华。

首先，道家哲学并非隐者之学。的确，隐者与道家在精神气质上不无契合之处。不过，真正的隐者并无哲学可言，道家哲学只是将隐者作为一种思想意象，来表达人们不应完全被世俗事务所束缚，而应在追求精神自由中得以解脱。《庄子·刻意》说得很明确，“江海之士，避世之人”并不值得推崇，真正精神逍遥的人，能够游刃于世俗的羁绊之中。

其次，道家哲学也非阴谋权术。道家哲人勇于直面和揭示某些儒家不愿明言的、难以被文明彻底改变的社会与人性的规则，相比儒家隐恶扬善的温情，显得有些残酷。但道家倡导“无私”，从不主张利用规则、发动阴谋、牟取私利。《史记》记载西汉丞相陈平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如果不能把握道家哲学的“道”，那么“术”就容易流于偏失。

道家绝非对人文世界漠不关心，而是有着深切的救世悲心，常深藏在看似冷峻的话语之下。《老子》第67章说“我有三宝”，排在首位的便是“慈”。不过，道家的“慈”又是一种“不仁”。《老子》第5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意味着道家并不是以人道观人道，而是以天道观人道，用天地的伦理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道家哲人提示我们，人不过是天地万物的一分子，只有深刻地了解“道”，才能更好地安顿“人”。下面以和谐、宽容、平等为例申述之。

谈到和谐，人们会首先想到儒家的“和为贵”。儒家讲“和”，是就礼或礼乐而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乐的制度设计，既要区分种种差异，又要保持团结凝聚，避免分裂对立。道家的“和”，依据不在于礼而在于“道”，首先指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符合道呈现的状态。《老子》第55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以初生婴儿富有生命力的啼哭来比喻“和”的状态。人际和谐是宇宙和谐的一部分，其关键就在于保全个体天性中合乎“道”的那一部分。用《庄子·天道》的话说，道家有“三和”，即“天和”“人和”“心和”，其中“天和”“心和”乃是“人和”的基础。

宽容也是道家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贡献，《庄子·天下》就称赞老子“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儒家也讲宽容，例如《论语·子张》中，子张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但显然，这种宽容预设了社会中的某些人不够好或没有用，是建立在好坏善恶的价值分别之上的。道家的宽容则不同，正如“道”毫无偏私地化育万物，圣人也不会用单一固化的标准评判他人，否定“无用”者的价值。《老子》第27章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在“道”的视域下，所有人和物都有自身的价值与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哲学中的平等观念最早是由道家提出的。《庄子·齐物论》的主题就在于阐发万物平等的思想，这在等级森严的古代贵族社会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当然，他并非否认事物在现实中的具体差别，而是认为在万物皆源于“道”、皆体现“道”的意义上，万物的存在价值可以相齐，平等寓于差别之中。道家政治哲学的要旨就在于对个体本性的尊重，“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64章），避免在分别对立的价值标准下使之趋于一律或流于虚伪。“道”的成就可以有不同的个性和道路。

无论在哪个时代，道家哲学都具有现代性，这正是道家哲学的理论深刻性和思想魅力之所在。对于当今这个时代而言，道家哲学不仅在中国哲学的学理构建中起到主干作用，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有很强的启发性，是我们必须传承好、发展好的宝贵理论资源。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