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孔子和老子对话的时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82 次 更新时间:2023-12-2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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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  

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孔子与老子的相会——“孔老对话”无疑具备着特殊意义。可以说,孔子与老子共同继承了殷周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跃动,并进行了创造性地转化,激发了后来各家人文思想的发展,最终汇聚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而“孔老相会”或“孔老对话”这一史实,不仅在《史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战国策》《庄子》等文献也都曾有所记述。另外,即便是《礼记·曾子问》这一具备明显儒家思想倾向的文献,也都曾记载有关孔老相会的内容。

总之,孔、老的思想都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和人本色彩,两者的对话不仅涉及典章制度的建构,同时也关注人类社会的走向,提出了如何在天下无道之时坚持一种理想。对这一理想的追求引发了历代士阶层建构合理的典章制度,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等的整体构思,由此而绵延数千年。

 

宏观审视中西异质文化中的“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

翻开中国哲学史,我们首先会看到,春秋末期“孔老相会”的史实揭开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序幕。若再将视野延伸至西方文明开端的古希腊哲学,在“轴心时代”,古代中国与古希腊这两大古文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各放异彩。

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希腊哲学所呈现出循序而进的思想历程。古希腊哲学的开端为米利都学派,泰勒斯认为世界由水构成,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由气、水、火三种元素构成,阿那克西美尼则以“气”为最基本的元素。而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世界的本源。随着智者学派的出现,引出了在广场上机智论辩而流芳千载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为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而孔子则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长孔子20岁。这样一个时空的对比不禁会引发我们诸多的遐思。可以说,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有着诸多“和而不同”之处。古希腊有“雅典广场”,而中国春秋战国之时有“乡校”,在“乡校”中,“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与“雅典广场”很类似。但如果深入了解雅典广场所发生的事件,将之与乡校相比,我们会了解中西二者的不同。总体说来,一个长期处在神本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个是在人文关怀之下产生了人本思想。

我们知道,智者普罗泰格拉(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8年)第一个宣称对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并使用这种方法论证。在一部著作的某处,他曾说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他的另一部著作开头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而就是由于这一段开场白,他被雅典驱逐出境,他的著作也被放在广场上烧毁了。

再将目光转投至苏格拉底。他在广场上和民众的谈话,不时流露出智者的神采。苏格拉底自愿作一个精神的助产婆,引导他的听众发掘自己。但这位享誉中外的哲人却因为“不信国家的神,宣布有其他的神,诱坏青年”等罪名而被控诉,并被判饮毒酒而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在申辩中也始终是信神的,只是他所信的神不同于旧的神。在审判的最后,苏格拉底也还是抬出了神。这无疑都体现出了西方哲学中浓厚的神本思想。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与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的遭遇相似的例子仍有不少。例如,布鲁诺(1548年—1600年)则因为赞同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另外,《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1478年—1535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突出的人文主义者,在《乌托邦》中,他曾提倡乌托邦中应当有多种宗教,其中一些宗教“尊敬有道德的人,把他当作神”(详见《乌托邦》“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一节)。最终,他因宗教观点的不同,于1535年被判处死刑,走向了断头台。正如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一直到了文艺复兴的兴起,人文主义才又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另外一个翻转。

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神本主义思想,古代中国虽也有宗教信仰,但祖先崇拜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并由祖先崇拜而兴起了孝慈、亲亲、尊尊等宗法伦理的观念。《左传·僖公十九年》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老子》第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论语》中也曾提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在孔、老之前,祖先崇拜就已经是中国人本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和老子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老子强调“孝慈”、孔子提倡“孝悌”,都可以追溯至殷商之时祖先崇拜的信仰。

孔子与老子都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将鬼神放在了比较遥远的境地。孔子时常论及“人道”而极少谈论“天道”。《论语》曾提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可以说,在孔子那里,一方面,“天”是有意志的,一方面,又有自然的一面。而在孔子的思想中,后者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

不同于孔子的是,在老子思想中,天道与人道均被统摄在了其形上道论之中。老子哲学的开端为形上之“道”,宇宙生成的道理都从中引申出来,天地运行的法则也是从中而出,另外,“道”也隐含着万物本性的问题。在老子哲学中,天人关系相互呼应,可以由宇宙论推导出相应的人生观。当然,老子虽首创形上之道论,但他的最终目的仍在于人道之重建。“道”周行而不殆、遍及万物,圣人则取法于“道”,正如《老子》第八十一章所言,“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及第二十七章所说的,“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总之,孔、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文传统,并绵延不息地形成了百家争鸣,激荡着各家由“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为人类的活动开拓了前景和方向!

 

孔老对话在古代文明中的特殊意义

我曾数次造访欧洲,并在2014年踏上了“哲学的故乡”——希腊。除此之外,我还曾经到过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埃及的金字塔令我震撼不已,而在印度,那里的宗教信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宗教信仰在印度不仅留下了极深历史的印记,即便是在当代,它也几乎是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相比较而言,在中国,似乎很少有神学、神权的信仰给人们提供如此强烈的动力。

然而,古埃及创造了金字塔这样宏伟的建筑与文明,印度、古希腊的文明与文化也曾辉煌一时,为什么这些文明却断裂了?现在,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总体说来,这大概与宗教的两个面向不无关联:一方面,宗教给人提供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有时也会走向绝对化、极端化,这从十字军东征和古希腊的宗教战争中便可见一斑。在宗教战争中,对“上帝”的信仰走向了极端。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容易陷入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似乎是少有的。对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由祖先崇拜所带来的人文主义、人文情怀、人道意识走向是比较明显的。

具体到孔老对话来说,一方面,孔老对话激荡着中国人本思想、人文情怀的发展与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孔老对话也具备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孔子关注人伦教化而特重《诗》《书》,老子则将孔子关注人道、礼教的思维提升到了道家的思维,关注人伦以外的天地背景,由此而与《周易》古经会通;孔子继承了殷周制度,开启了士阶层的主体,老子则开启了哲学的主干。总之,两者都继承了夏商周文明的成果,开创性地开启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生生不息数千年。

陈荣捷先生曾提到,“人本主义”乃是“儒家、道家与佛家所共具、最足代表三家之学说”,“人本主义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生各层面,且在中土流行达数世纪之久。”(详见《中国哲学之理论与实际—特论人本主义》一文)可以说,孔子与老子共同继承了殷周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跃动,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激发了后来各家人文思想的发展,最终汇聚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

孔子和老子虽然可看作是思想的两极,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极,正如雅思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所提到的,“两者的差异在于,老子直接通向道,而孔子则是间接地通过建立人世间的秩序来实现的,因此,他们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雅思贝尔斯:《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雅思贝尔斯将老子视作是中国形上理论的开创者,而我们知道,儒家几乎不谈宇宙生成论或宇宙本原论。但即便如此,在老子那里,“道”也总是要落实到现实世界中。宇宙是整全的,正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道周行而不殆,在周而复始的运行中,整个宇宙、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周而不殆,千千万万的生命在宇宙之间流动。人禀赋了“道”的流动,“道”赋予了我们“德”,得到了“道”之宇宙大生命在各物之间的流动,所谓“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不辍”,而这便与孔子有了相会通之处。

老子谓“建道抱德”,孔子则说“志于道,据于德”,他们都掌握了时代的命脉,推动社会的变革,继承了历史的洪流。两者都有浓厚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关怀。所以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提倡修己以安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孔子与老子,乃至儒道两家,有相异之处,也有很多可以相互会通的地方。诸子的共通与不同之处,在后来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而没有将思想倾向绝对化。这一点可以概括为“和”的精神,《论语》中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三和”——所谓天和、地和、人和。正是“和”的精神以及鲜明的人文情怀、人本精神,确保了中国思想始终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而没有导向片面化或极端化。

具体来说,首先,孔老对话体现了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建构与涌现,儒家由此而重视教化、观照上下,道家则导向了心灵内修、心通道境的思想路径。《庄子·天下》篇曾提到“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后来发展为中国士阶层的共同理想。“内圣”主要指教养与修养,而“外王”则是对社会与民众的关怀、担当社会责任。在儒家那里,这一点是非常鲜明的。儒家极为重视“士”阶层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与意义。而在庄子那里,内圣外王的内涵又有所不同。“内圣”指向的是审美心境的构建、心通道境的境界,“外王”不一定意味着成为最高统治者,而是臻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境。

再者,儒道除了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的地方。两者同中有异,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例如,《老子》第五十四章提到,“善建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老子重视祖先崇拜与祭祀,“家”在其中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与儒家并无区别。不过,具有黄老色彩的《管子》则将《老子》论点发展成了与儒家相异的形态,其《牧民》篇谓:“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显然,这和《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序列同中有异,其中体现出儒道两家的差别,亦折射出齐、鲁两地文化的差别。而正是因为以上述例证为代表的种种差异,使得儒、道两家后来的走向也有所不同,形成了形态多样的中国文化。

总之,较之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人本色彩和人道情怀,并始终具备开放、和同的精神,由此而源远流长、绵延不息。正如《老子》中的“道”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庄子·则阳》篇也曾提到“万物殊理”“道者为之公”,宋明理学后来将它发展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而道理也总有共通之处,这正是“道”不同于西方之“上帝”的地方,中国历史上的三教合流也正是由此才可能发生的。

(作者:陈鼓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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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3年12月09日 11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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