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1933. 4—2025. 12），湖南常德人，著名历史学家。
*本文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拓展”（笔谈）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因研究秦汉史的需要，我开始研读《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后来发现它们与道家思想关联甚深，且在思想史上有独特意义。《汉书·艺文志》等将二书列为“杂家”的做法，实际上未能充分反映其思想主旨。因此，我提出了“秦汉新道家”这一新的学术观点，并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予以系统深入探讨。1984年，相关论文结集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出版。2001年，内容更加系统的《秦汉新道家》一书出版。近些年来，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相关答疑、回顾性质的文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准备组织一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笔谈，希望我能就“秦汉新道家”的问题再写点什么。我想，距离初次研究该问题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也确实值得做些总结和思考。
一、为什么要提“秦汉新道家”？
今人对先秦诸子思想学说整体面貌的理解离不开“学派”的划分，古代与此大体相同的词是“百家之学”的“家”。而对先秦诸子学说分“家”之举，一方面源自先秦思想家内部的学术自觉，如《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诸篇，就是当时人试图理解时代学术思想的一种尝试；另一方面也与汉人的学术习惯有很大关系。自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开始，后经西汉末刘歆《七略》以及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进一步发展，固定为“九流十家”。源自先秦而由汉人最终定型的这一理解先秦思想史的学术范式，为历代学者所遵从并影响至今。从整体上看，它是对先秦思想界客观情况的总结和分析，有利于学术发展史的研究。
虽然各学派都有一个标识性的名称，如儒家、道家等，但事实上各家内部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一成不变。战国晚期，韩非子在《显学》中提出“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描述的就是当时儒家和墨家两派学说在其创始人之后不断分化和发展的历史事实。道家的情况远比儒、墨要复杂，虽然先秦各家之名均非该派人物的自称而是后人所加，但“道家”之名却要晚到汉初才由司马谈提出，且同时他又使用“道德家”一词。在《史记》中，反复提及的则是所谓“黄老”。所以，道家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特殊性何在？它又有哪些代表性人物和思想？这就是我提出“秦汉新道家”并加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源。
道家与春秋晚期的老子关系密切。到战国时期，人们将老子看作阐发“道”论的哲人，于是出现了很多引用并发挥《老子》思想的言论。但要注意的是，在老子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围绕他本人形成一个学派，这一点与儒、墨两家有很大不同。孔子、墨子在世之时，就已经各自形成了传承有序、联系紧密的学术群体，而后才有韩非子所言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因此，道家之成为一家，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发展过程，且先后出现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派别，而不是像儒、墨那样由一个统一派别分化而来。晚清思想家魏源曾指出“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叙说的就是道家形成过程中的两派。
首先出现的是战国中期的老庄道家，以庄子其人其书为主要标志。考诸文献，先秦诸子没有把老、庄连在一起，《庄子·天下》篇也将庄子与关尹、老聃区别看待。司马迁是最早联系老、庄的人，他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并称老子、庄子“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司马迁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肯定是认真研读、比较二者思想的结果，他敏锐地发现了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于是，“老庄”相连呼之欲出，这也是对战国中期道家学派实际情况的客观概括。郭沫若用“纯粹的道家”定位庄子，我亦曾用“正宗道家”一词称之。可以说，老庄相连，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道论，成为以后与儒家相抗衡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则是战国中后期出现的“黄老道德之术”（或称“黄老之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并在秦汉之际正式形成的黄老道家学派。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曾集中提到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几位齐国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并称他们“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黄老”一词，“老”指《老子》，真实性没有问题；而“黄”则是黄帝之书，它们大多是后人按照流传的《老子》思想托名黄帝而造。《汉书·艺文志》在部分黄帝书后明确指出：“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这些黄老学者的情况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中心人物（如庄子），另一方面，由于各自对《老子》理论“发明序其指意”，因此思想之间差异甚大，且往往会滑向其他派别。如慎到重“势”，走向了法家，邹衍谈阴阳而成阴阳家，而宋钘被列入小说家。因此，我提出来，战国中后期的“黄老之学”实际上难以称为一个黄老“道家学派”。
从黄老之学到黄老道家，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学派意义上的“黄老道家”，应该形成于秦汉时期，标志性的作品是秦代《吕氏春秋》，集大成者则是汉初《淮南子》。这两部著作的黄老学理论最高、论述最全面，且是集体之作，有各方面专家从不同视角来充分阐明博大精深的“道论”。除此以外，在汉初的朝廷和社会中，黄老也广泛流行，成为普遍阅读的“家人之言”。无论是王公大臣，如文帝、景帝、窦太后、陈平、张良、曹参、陆贾，还是一般知识分子，如盖公、乐臣公、黄生、安丘生等，都习黄老之术，可谓人多势众。正因如此，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道家”（或曰“道德家”），它指称的并不是老庄道家，而是黄老，反映的就是秦汉之际黄老道家学派正式形成的历史事实。基于这个道家学派的思想主旨与先秦老庄道家之间有较多不同，我便名之为“秦汉新道家”。
二、“秦汉新道家”的思想特点
为什么不把秦汉之际形成的这个道家派别直接称之为“黄老道家”，而是另名为“新道家”呢？一方面是为了与战国中后期的“黄老之学”作些区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突出它相较于先秦老庄道家在思想上的新发展。过去我将秦汉新道家的思想特点总结为三个方面，现在回顾来看，整体上仍然是成立的。
第一，由批评儒墨变成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我最初采用的是班固“兼儒、墨，合名、法”的说法，后经深入研究后，发现还是司马谈“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表述最准确。班固之说没有讲兼什么、合什么，而司马谈则明确是采善、撮要；班固之说有杂凑在一起的意思，而司马谈之说则表明这是一种主动吸取各家之长，以促进学术综合性发展的趋向。从战国后期开始，各家各派都从自身立场出发相互吸收和融合，新道家是站在道家立场来“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
《吕氏春秋》虽然对道没有太多集中论述，但在全书中分散地说了不少，并表现为高诱所说的“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意思是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作为全书思想的主体和纲纪，同时又将儒家的仁义忠孝以及其他各家思想融汇其中。《淮南子》则更为明显，以“道”来通论一切，“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处世为人、治国平天下均要以“道”作为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它说：“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从全书内容看，《淮南子》很明显吸收了儒、墨、名、法各家思想。高诱曾说：“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淮南子》的作者群中，既有方术之士，也有诸儒宿学，汇聚各家各派之人，做到了“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第二，由逃世变成了入世。先秦老庄道家直接讨论现实政治问题较少，《庄子·让王》中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其避患全生的“出世”倾向比较突出。而新道家的作品则明显是政论书，虽然《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入杂家，但又说杂家“盖出于议官”，所谓议官，就是议论政治，由此可见此类著作的政论性质。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秦即将统一天下之际所设计的未来政治蓝图。他在叙述著书缘由时说：“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全书绝大部分篇章谈论的都是现实政治问题，构建了一个以“十二纪”“八览”“六论”为主体的结构体系，将天地自然之道与人事政治相贯通。《淮南子》同样是一部政论，其《要略训》概括全书主旨时说：“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全书“道”“事”并重，既以“道”统“人事”，用“道”于世，也以“事”论“道”，验“人事”而知“道”。正如《要略训》所言：“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
第三，发展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人生和政治上去。《老子》书中屡屡论及“无为”，但更多是一种原则性宣示，缺乏实践的具体方法和内容，给后人留下了较多诠释发挥的空间。《庄子》的“无为”思想主要针对社会批判而发，但由于过分强调顺任自然，荀子批评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非十二子》)。真正对《老子》“无为”思想有较大理论推进的是秦汉新道家。
首先，“无为”是一种君道主术，它的具体内容是君臣分职、君无为而臣有为。“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吕氏春秋》阐述君主无为的思想言：“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又言：“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意思是君主在治国的实践中，要摆脱自身主观智识、情志的影响，以循名责实的考核方式，充分发挥臣下有为的能力，进而实现“无不为”的治理现实。《淮南子》中亦有类似的表达：“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由此看来，君主“无为”在新道家那里被发展成为一种高明、轻松但有实效的“君人南面之术”。
其次，“无为”强调因循应变。《吕氏春秋》有《贵因》篇，开头便言“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并进一步提出“因水之力”“因人之心”“因民之欲”等“三因”理论。所谓因循，指的是尊重自然规律，顺应客观形势尤其是民情、民意、民欲的变化。因循可以约束并克服君主的主观私智，在国家治理中做到不妄为。《淮南子·修务训》中对此有进一步阐述：“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凡是尊重并利用自然规律和客观形势，因势利导以成事者，不能视为“有为”，而应看作“循理而举事”的“无为”。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评论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描述的就是新道家“以因循为用”的思想。
三、秦汉新道家研究的展望
秦汉新道家也可以称之为黄老道家。20世纪以来，学界对黄老学派的研究可谓多矣。尤其是近五十年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使得黄老学成为当代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显学之一。成果虽多，但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
其一，黄老学在汉代以后的发展情况。《秦汉新道家》是学界较早系统论述秦汉黄老学历史脉络和思想特点的著作。学界还有不少类似的作品，其关注点都在黄老学的早期阶段，这当然与历史资料的集中程度以及黄老学在当时的现实作用有关。事实上，在汉代以后，黄老思想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魏源在《老子本义序》中就曾指出：“此黄、老无为可治天下。后世如东汉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遗意。”最近，刘固盛教授深入研究了北宋的黄老思想并提出：“北宋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个高峰。北宋多数帝王有崇尚黄老之举，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应，黄老思想几乎漫延于整个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为显著。”这个结论是可靠且富有启发意义的。黄老学在其他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影响，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和揭示，这也与当前学界关注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问题有密切关系。
其二，黄老学与早期道教黄老道之间的关系。近十年来，我撰写了多篇论文重新探讨道教起源问题，并指出：黄老道是早期道教的一个派别，由战国时期的齐人所创，远早于东汉末张道陵的正一盟威道。黄老道之所以发源于齐地，与田齐以黄帝为始祖、稷下黄老之学的兴盛等有重要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乐毅列传》中记载了一支战国至汉初齐地黄老学的传承脉络：“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人物多与道教有关，如安期生、河上公等。这提醒我们，所谓黄老学，恐怕不仅仅是纯粹学术的研究，而应与追求成仙的道教活动关系密切。司马迁在《史记》中屡屡提及“黄老道德之术”，这里的“术”字颇耐人寻味，不能简单视为治国之术。循此思路，学界对早期黄老学的认识一定还会打开更大的视野。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