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度在清末撰写的一系列分析世界大势的文章中意识到，自19世纪起，世界大势的变化往往会影响中国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因此，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必须对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资 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史有比较完整的把握。杨度秉持社会进化论，一方面承认那些称雄于世的“文明国”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强调内部的变革是中国走出困局的关键；另一方面认为彼时的国际政治是“野蛮”的，列强基于经济理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竞逐，弱国难逃被支配甚至灭国的结局。在杨度看来，中国要在这样的世局里立足，应以“经济的军国主义”与“世界的国家主义”为立国方针。杨度的这些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近代列强崛起之路的总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大势时的彷徨与困顿。
【关键词】杨度 世界大势 社会进化论 国家主义 文明等级论
【作者简介】王锐，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近代史学科早期的代表人物陈恭禄曾指出：“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史家吕思勉亦言：“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虽然晚近一些海外学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要具备所谓“中国中心观”，但是离开了对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形势的深入考察，离开了对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的整体把握，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历史现象将难以得到完整而周全的解释。正因为近代中国面临着极为复杂且险峻的外部环境，所以对清末那些立志于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而言，19世纪以降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演变大势是他们思考中国自身问题时必须严肃直面的问题。面对工业革命后各方面建设蒸蒸日上的欧美列强，中国知识分子时常感到忧心忡忡、自惭形秽。前者的繁荣与富足让中国知识分子深感歆羡、急欲效仿，自洋务运动起，不断引进域外新学、介绍相关制度便是其具体实践；可前者为维系国内繁荣景象而愈发猛烈地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攫取利源，却又让中国知识分子深感警惕、心生忧患，他们担心在此浪潮之下，孱弱的中国将难以自保。这两种观念可以说贯穿清末思想学术的变迁。
就此而言，既然外部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变局，那么一种成熟的政治主张就必然包含对中国外部形势的剖析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内部的变革之道。即便是对各种域外思潮皆持反对态度的声音，也是建立在以自身政治与文化立场对后者进行判断的基础之上。那种仅从中国内部出发、只凭借传统学术资源思考未来发展道路的做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其实并不多见，即便有些许遗迹，也已经很难切中时代的基本症结，并难以形成具有动员效应的社会思潮。
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进脉络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认知的进一步深化，与其说体现在洋务运动时期，不如说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学理译介与思想论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便是不少有识之士为了探寻救亡图存之道，时常借助源自域外、影响极广的“文明”概念呼吁中国社会变革、倡导近代国民意识，并号召人们正视中国自身存在的各种亟须克服的弊病。在他们的笔下，“文明”的欧美诸国与“半文明”或“野蛮”的中国，在不少方面都形成鲜明对比。虽说这样的言论带有比较明显的“文明等级论”色彩，但其中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比较难能可贵的。不过，在当时舆论界颇有影响力并作为清末立宪运动要角的杨度看来，让本国臻于“文明”之境固然是好事，在国际政治中却是“野蛮”当道，罕见“文明”。因此，使本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明国”，说到底是为了在“野蛮”的国际政治博弈中能够立足并胜出。这一分析框架体现了杨度对彼时世界大势的认识，以及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关于中国变革目标的探讨。当然，他的这些思考，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值得重视的关键问题。
一、借助社会进化论分析近代政治形态
甲午战争之后，面对中国败于日本的惨境，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探索新的救亡图存之道。杨度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早年师从王闿运研习经史，慨然有经世致用之志。他在日记中曾说“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并大谈如何方能称作“王佐之才”。1902年5月，杨度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求学，屡次与院长嘉纳治五郎讨论中国教育与政治问题。同年11月，他参与创办的《游学译编》在日本问世。
在《〈游学译编〉叙》中，杨度回顾过往数十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他说：“读数十年前欧洲之外交史，若神圣同盟、三角同盟、俄法同盟之类，皆由其内部竞争之故。浸假而国力膨胀，外交上之关系无一不在欧洲以外矣。至今日而帝国主义之说昌，国际历史日以发达，势将压迫第二流以下之国家，使失其独立……而帝国主义之行，则首施于中国。故欧洲最近之外交政策，其间纵横捭阖忽离忽合之故，虽各有其原因，几无不影响于中国者。”此外，纵观近代殖民史，“白人者，欧人一隅之人种也，其内争既定，人满为忧，于是环顾世界之土地，以为其民族多不足以自守，此天之所以与我也”，于是占据了美洲、大洋洲、非洲的大片土地，“所余者惟亚细亚一洲而已”。然彼时不少亚洲国家，“已无不在各国势力范围之中，甚者已为其领土，列于亡国之籍”。在此局面下，中国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根据这些史事，杨度感叹“现在之世界何等世界也？举天下之各民族群起而相竞争，观其谁优谁劣谁胜谁败，以待天演之裁判之世界也”。中国如若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吾恐数年之后，国事之败坏，愈益不可收拾”。秉持这样的心态，杨度在日本期间与梁启超、马君武等都有一定的交往，并常往来于东京、横滨间，与孙中山讨论救国大计。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政制。途经日本时，作为随员的熊希龄商请极为关心国内政局的杨度代写有关东西洋诸国政制情形的文章，作为将来考察报告的蓝本。次年9月，慈禧下诏准备“仿行宪政”，清廷遂开始“预备立宪”。不久，杨度便与梁启超、蒋观云、徐佛苏等谋划联合组织政党，推动国内的政治变革。
1907年，《中国新报》于日本东京创刊，杨度自任总编撰人，在该报撰写文章，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新报〉叙》中，杨度说：“今地球上以大国被称者十数，而中国居其一。虽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固有非各国所能及者，若以言乎富与强，则反在各国下数等。此其故何也？则以中国之政体为专制之政体，而其政府为放任之政府故也。何谓放任之政府？则以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一言以蔽之，则曰不负责任之政府也。”这番话固然极具批判性，但从政体落后的角度批判清廷，在当时的舆论界其实并不罕见。因此，关键在于分析杨度运用哪些理论展开论述，兼及在时代变局下，他将中国的问题置于怎样的世界史背景之中予以剖析。关于此，杨度说道：
盖极东西通古今之人类社会，无不经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之三大阶级而以次进化者。蛮夷社会无主义，宗法社会为民族主义，军国社会为国家主义。此西儒甄克思所发明，一定不移之公例，无论何种社会，而莫之能外者也。今世西洋各强国国家之程度，皆已入于完全之军国社会。而以中国之国家程度言之，则其自封建制度破坏后，由宗法社会进入于军国社会者，固已二千余年，惟尚不能如各国之有完全军国制度耳。而国民之中满蒙回藏四族，则皆犹在宗法社会之中。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谈道：
盖进化者优胜，而退化者劣败。宗法社会之族，一遇军国社会之族而立败，民族主义之种人族人，一遇军国社会之国民而立败，此自然淘汰之理……
夫吾人之所以欲国民负责任者，乃欲以国民之能力，改造一责任政府耳。其所以欲改造责任政府者，欲使中国成一完全之军国社会，以与各军国同立于生存竞争之中，而无劣败之惧耳。
可见，杨度认为要将清廷这一“不负责任之政府”改造成“责任政府”，是建立在他对社会进化序列的理解之上的——只有成为“责任政府”，才能在优胜劣汰的政治社会环境里生存下去。他提到，自己的相关看法源于英国人甄克思（Edward Jenks）。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杨度显然受到了由甄克思原著、严复翻译为中文的《社会通诠》的影响。在该书中，甄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经历了“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又称“军国社会”）三阶段。关于“国家社会”之特征，作者认为：
学者欲求近世国家社会之原，舍兵事之演进，则乌从而求之？此人道之可为太息流涕者也，而无如其为不可掩之事实。问今日巍然立国，其始有不自战胜而存者乎？固无有也。世方炽然，各执强权，以取乱侮亡，兼弱攻昧，则其制治也，咸诘戎尚武，而稍存宗法之旧制于其中，此今文明诸国之实象也。虽然，兵固凶器，而武节亦非人道之极隆矣，然其中不乏善因，为群演之所托命者，是又不可以不知也。
在这里，甄克思用不长的篇幅凸显了战争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性，而依译者严复之见，甄克思描述的社会进化情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堪称理解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法则。当世界诸强国已步入“国家社会”之际，中国之所以屡遭败绩、国势衰微，归根结底，是因为在社会进化阶段上不能与之并驾齐驱：
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总之，在翻译《社会通诠》的严复，以及深受此书观点影响的杨度看来，晚 近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之所以需要被检讨，正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宗法社会”而不能更进一步——“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 制度典籍也”。在社会进化原理面前，中国是停滞不前的。这不是社会进化原理本身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弊病太多，以至于难以匹配社会进化所需的各个要素。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急务是从“宗法社会”步入“军国社会”。尤有近者，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社会进化并非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而是伴随着战争与杀伐。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一不可抗拒的社会进化原理在人类历史中的展开是冷酷无情的。他们分析世界大势、剖析中国问题，便以这样的社会观为认知基础。
在清末，受到社会进化论影响的著名知识分子，除了严复、杨度，还包括在舆论界有更大影响力的梁启超。在发表于1902年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氏指出：“及达尔文出，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谓天下惟有强权，更无平权……苟能自强自优，则虽翦灭劣者弱者，而不能谓为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也，我虽不翦灭之，而彼劣者弱者终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视为蛮暴之举动，今则以为文明之常规。”而随着列强经济实力的提升，争夺之法也从过去的攻城略地变为控制全球经济命脉，“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则为不国”，“二十世纪之人类，苟不能为资本家，即不得不为劳力者，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对此，杨度也有类似的观感：
今世各国虽曰军国，然岂其专以军事立国为无意识之战争者乎？盖皆以经济之争而有军事，又以军事之争而有经济，不仅为军事国，又已为经济国。合言之，则曰经济战争国，又曰经济的军国，非此则不足以自立于世界。
在杨度看来，步入“军国社会”的国家，虽然将战争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这样的战争与传统社会里的战争并不相同。此刻的战争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离开了对经济层面问题的探讨与剖析，将难以把握战争的动因与根源。也只有洞察了这样的世界大势，才能深入思考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杨度认为，“吾人所欲建设之完全国家，乃为经济战争国，故吾人之主义乃世界的国家主义，即经济的军国主义”，“然欲成一经济的军国，则不可不采世界各军国之制度，而变吾专制国家为立宪国家，变吾放任政府为责任政府”。换言之，所谓“立宪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杨度看来，这样的制度设计最有利于让政府负起责任，将孱弱的中国建设为“经济战争国”。杨度对世界大势的剖析，其思考的重心是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确定清晰的时空坐标，而其反映的世界观与社会观，则深受甄克思于《社会通诠》中描绘的社会进化图景影响。
二、揭示近代文明论背后的现实政治基础
晚清时期新思潮的涌入也影响了诗词创作，“诗界革命”应运而生，杨度发表于1903年的《湖南少年歌》便是其中翘楚。杨度写道：“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拼将死。毕相、拿翁尽野蛮，腐儒误解文明字。”此处的“公法何如一门炮”，极有可能受到了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的启发。福泽在该书中称“亲善条约也好，国际法也好，虽然看上去很美，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交际的实质却是争夺权威贪图利益……长达百卷的国际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箱弹药”。福泽的这一比喻是为了强调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里，巩固国权刻不容缓，进而将对外扩张视为“文明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杨度则通过文学化的表达，描绘了他眼里国际政治的基本态势，希望国人认清形势，切不可“误解文明字”。
杨度诗中的大意在发表于1907年的《金铁主义说》中有更为清晰完整的表述，这篇文章也堪称他对世界大势与中国问题思考的代表作。他以“今中国所处之世界”开篇，先论述历史上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在传统社会里，由于周边几乎没有可与中国匹敌的势力，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表现得特别突出，故而“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但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借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经数十年之交涉、战争，经数十年之深入复深入，以至于今，自吾政府之军国重事，以至人民之一衣一食，皆与之有密切之关系焉”。这一“密切之关系”的背后，自然就是列强希望通过控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巩固并扩大在中国的利益。
对列强这样的意图，长期关注政治问题的杨度洞若观火，他说：
彼之于吾国矿业、农业、工业、商业，若此其留意者，乃以此为彼等之利益，争先恐后而欲得之者也。虽在中国之土地，而未尝以为中国所自有者焉；虽有中国之人民，而未尝以为中国人民所应自有者焉。夫矿业、农业、工业、商业之在中国者，乃中国固有之财产，而中国人民之所自有者也。中国人民不应有之，然则谁应有之者？彼之意则曰：“我应有之。”彼何以应有之？则曰彼有海、陆军，故应有之，弱国之财产，即强国之财产也。
这番话很明显地体现了早已为人熟知的“强权即公理”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感叹“公法何如一门炮”，但是当谈及“中国之土地”“中国之人民”，以及中国的矿业、农业、工业、商业时，杨度基本上是将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看待的，并将近代国际法中对主权国家权利的认定作为其立论的前提。这显示出杨度可能认为古代“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的状态在近代变局之下已不复存在——近代中国的国家权利需用源自域外的政治准则与法律框架确认。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杨度观察时代大势，却发现在现实政治层面很难指望国际法。因为列强在对待像中国这样的弱国时，往往并不遵循国际法的原则。那些意在吞并中国土地的列强自是如此，而更值得警惕的是那种“不欲兼管土地，而仍以土地归诸中国，惟土地上之财产则以归彼”的做法，此乃“使吾中国有亡国之实而无亡国之名”。在杨度看来，列强宣称的保全中国领土、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就是在用这种方式共同控制、支配中国，让中国仅存名义上的主权，其结果即“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故，不均分土地，而惟均分土地上之财产，各指定一区域，彼此不相侵入，各于其范围内从事焉，故曰确定势力范围。势力范围者，财产范围之谓，而势力者，则其本国之经济势力之谓也”。归根结底，要寻求救亡之道，就必须洞察列强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因为其政治主张往往为经济目的服务。
对列强此等手段，不独杨度言之凿凿，梁启超此前同样曾予以深刻揭示。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针对门户开放、划定势力范围等“无形之瓜分”，梁启超指出“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如狐，媚之蛊之，吸其精血，以瘵以死，人犹昵之。今各国之政策，皆狐行也”，其要义便是“握全国平准界之权”。而在《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通过叙述埃及的“亡国”史，强调列强善于运用经济手段（包括派遣财政顾问）控制一国财政命脉，进而操控该国政治，使之成为其囊中之物。他提醒国人，要以那些已亡之国为鉴，切不可“闻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则咍然以忧；闻列强之议保全中国也，则释然以安；闻列强之协助中国也，则色然以喜”，因为实际的情形是“莽莽五洲，被灭之国大小无虑百数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观之，安睹所谓文明者耶？安睹所谓公法者耶？”
在这里，梁启超提到了“文明”。在清末的语境里，“文明”常代表一种理想的政治与社会状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文教体系、社会风气等，以及此种状态下人的精神面貌。正如精通西学的严复所言：“西人所谓文明，无异言其群之有法度，已成国家，为有官团体之众。其人之动作云为必与如是之团体社会相宜，怀刑畏法，有敬重国家，扶翼同类之德心，必如此，而后乃称为文明人也。”而“文明”表现出的繁荣与进步景象，则反衬出“野蛮”的破败与落后。在当时的不少报刊文章里，时常可以看到将“文明”与“野蛮”作为对立的概念展开论述，用“文明国”或“文明人”的种种特征批判“野蛮国”或“野蛮人”之不堪，借此形成一种激励效应，号召国人在各个方面向已臻于“文明”之境的国家（主要是欧美诸国）及其国民看齐。
杨度也承认世间不少强国已步入“文明国家”之列，在许多方面确实比中国更胜一筹：
试入其国而考察焉，则政治上之组织，高于吾国也；教育上之周详，高于吾国也；实业上之发达，高于吾国也。举国之人熙熙攘攘，有和亲康乐之风，有醉饱太平之象。虽于吾人所谓理想之文明国或犹去之甚远，然其于文明也，特为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即谓之为文明国不为过也。凡今世之所谓强国者无不如此。
但他又笔锋一转，称“集国而成世界，国既文明，则世界亦谓为文明世界，殆其可乎？虽然，此理论所宜如此，而事实乃竟不尔”。由此可见，杨度更想强调的是一国内部或许可以显现出“文明”之象，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则罕见“文明”，这是在思考中国外部环境时须时刻注意的。他指出，只要国际政治博弈仍以国家为主要单位，那么“不涉及于国界则居然有四海兄弟之亲，一言及之，则仇敌起于眼前，自士大夫以至厮养婢媪无不皆然”。杨度尝言“君主立宪”能造就“责任政府”，而此制的重要表现形式乃大多数国民都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但其参与政治的前提与动力，则是将本国的利益作为首要考量。个人的政治权利与强烈的国家意识实为一体之两面。也就是说，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际环境里，一国内部的政治组织越完善，其对外扩张的力度便越猛烈。由此，杨度提醒世人：
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
“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杨度的观察是很冷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的一些人士看来，“文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自然也是“文明”的，唯独当“文明国”面对“半文明国”或“野蛮国”时，因难以与之讲道理，故不得已而采取“野蛮”的手段。杨度的湖南同乡谭嗣同在《仁学》里就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则信与义，其内治外交之胶粘物也。各国之强盛，罔不由于信义，天下既共闻而共见之矣。不幸独遇所谓病夫者，以信义待之，彼反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于是不得已而胁之以威，诈之以术。又不幸胁与诈而果得所欲，且逾其初志焉，将以为是果外交之妙用也已。”与之相似的是，1902年，有人在报纸登文认为：“盖国家文明野蛮之公例，乃若点线之相引，而不能于名词上规定之也。文明国与文明国交涉，则彼文明我亦文明。两文明相交，而文明之祥云出现。野蛮国与文明国交涉，则我野蛮，文明国更野蛮。”换言之，国际政治中出现“野蛮”之象，说到底应归咎于“病夫”或“野蛮国”，他们让“文明国”被迫变得不讲“文明”。这也折射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夹杂着殖民色彩的近代文明话语，尚未具备清晰而完整的辨析能力。
杨度则根据他对中外形势的观察与剖析，认为“文明”在国际政治中是罕见的。他仍以国际法为例指出：“观于国际法之所规定，与乎世界各国之所实行者，比而观之，则两强相遇，兵力在后，乃有国际法可言。若夫一强一弱，则弱者直可谓无言国际法之资格。”尽管有人争论国际法究竟属于依自然法而生的“法”，抑或仅是用来裁决具体外交纠纷的“例”，但归根结底，“法由强国而立，例由强国而创，世界各国所谓博士、学士，乃取以为著书讲学之材料。其实所谓法者不过如此，所谓例者不过如此。故吾不知其为法耶、例耶，但以为国际法者铁炮的说话而已”。在这里，杨度又将国际法与铁炮并列，可见福泽谕吉的《通俗国权论》对其影响之深。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国际法以“文明等级论”为主要立论前提，它承认的“主权国”仅限于“文明国”。彼时国际法的要义在于怎样判定文明等级，然后以此为标准判断地球上哪些组织或国家拥有主权，哪些组织或国家没有主权，或只能享有部分主权，因而必须接受欧洲人的殖民统治，在被殖民的过程中得到“教化”。受此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非西方国家，常希图通过改变自我获得被“文明国”承认的资格。这固然有助于内部的除旧布新，但其实也在不断地让这一国际等级秩序更显牢不可破，使人误以为此乃天经地义、亘古长存。
杨度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拆解了基于“文明等级论”的国际秩序。他认为在“文明国”的发展历程中，其“内之文明”是建立在“外之野蛮”之上的。正是因为对外足够“野蛮”，才能不断为国内的文明秩序提供经济资源与军事支撑。强国之间之所以能“合于人道主义”，寻求“两利”，是因为其实力相当；而当国际政治中的强弱之分愈发明显，弱国在面对强国时就很难指望“两利”，多为“权利属人，义务属我”。因此，“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中国确实要努力追求“文明”，但在此过程中，尚须直面“野蛮之世界”。唯有在此世局下立足，方能为国内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探究近代政治纷争背后的经济根源
王尔敏曾指出：“盖自19世纪以来之世界，所谓文明进步国家者，实即指其工商业发达，国家建设有广泛之成就而言。所谓强国者，亦即指工商业发展迅速，军事设施与器械之优良而言。所谓落后国家者，不在其文化悠久若印度、波斯与埃及之文明古国，而在其工商业并不发达，生产力迟滞落后而言。”纵览世界近代史，此论至为精辟。对立志救亡图存的近代有识之士而言，让中国走出困境，须在工商业领域有所作为。郑观应之所以提出著名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便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曾任《时务报》经理的汪康年也持类似看法：“战之具有三：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是故未通商之前，商与商自为战；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其货物则其兵刃也，其资本则其糇粮也。”麦孟华同样认为：“今日立国，首在商战。甲弛乙张，此起彼仆，故西人之谋国者，恒比例其输出输进之多寡，为其国之贫富强弱差。我国所需，必使其尽出于我；我国所产，必使其广输于人。聚族而谋，争及豪末，其商务之持之于上者，监以领事，助以国力，国家保护，若营己私。”在他笔下，商与商之间的竞争是国与国之间博弈的缩影。
1900年以后，随着旅日中国知识分子有条件更为广泛地阅读当时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世界史与社会科学论著，他们对晚近的资本主义形态，以及列强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对外扩张，便有了更为深入而全面的认识。因此，当他们频繁在报刊上撰文向国人介绍相关情况时，其内容就更显深刻。1902年，雨尘子（周逵）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一文，认为彼时列强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上之竞争”，决定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资本之多寡，“所谓商、工业家，非多数之劳动者迫于求食之念，乃少数之资本家求资本之繁殖也。呜呼，吾往日见专制君主之威势之野心为可畏，今日又见资本家之威势之野心其可畏乃更甚也”。在此情形下，各国政府成为本国大企业的代言人，汲汲于对外扩张以获取经济利益，“其政府，公司之事务所也；其君与大臣，公事之事务员也……唯其目的，非以谋国中一公司一业务之利益，谋全国各公司之公共利益也”。而列强之所以在庚子事变之后主张“门户开放”之论，表面上是在保证中国的主权，实际上却意在让中国门户大开，使外国商品更为便利地倾销至中国，让中国的资金不断外流，工业难有起色。因此，“经济上之侵略，较之政治上之侵略，其为祸乃更烈也”。中国欲求自存，“则必发达其商、工业；唯求商、工业之发达，故始大增军备。非其军备之可骇，其商、工业之可骇也”。
在发表于1903年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梁启超根据他在美国的见闻，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垄断现象越来越普遍，托辣（拉）斯企业将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导者，“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计界，将仅余数十大公司”。在此情形下，“政治上一切机关，悉为保障生产之一附庸”。托辣（拉）斯盛行的结果之一，则是“昔之患生产过度者，今转而患资本之过度”，这让坐拥巨富的垄断巨头们急于向海外开拓市场，进行资本输出，“由此以谈，则美国近来帝国主义之盛行，其故可知矣”。换言之，“美国之托辣斯，由生产过度之结果也。其帝国主义，又托辣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就此而言，美国奉行的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新的大国竞争模式：“二十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于生计上能占一地位与否，非直一国强弱所由分，即兴亡亦系此焉。”
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提出的“经济的军国主义”与“世界的国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时人的这些观点。在他看来，在此“野蛮之世界”里，各大国多以扩充国力、对外竞争为要务。他以美国为例，认为其“固文 明之大国，然近年以来，亦不能不变其门罗主义而为帝国主义，略带野蛮之 性质，灭菲律宾、夷布哇，日求扩张兵力焉。此无他，虽以文明之大国，然 非此犹不足保其生存故也”。假如仅有内部的“文明”，而缺少对外的“野 蛮”，“终不足以生存于野蛮之世界。此无论大国小国一也”。
杨度认为，世界的“野蛮”主要体现在战争的愈发白热化、常态化，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越发凸显。一国唯有集中全力投入这样的竞争，方能立足于世界。他告诉人们：“今日各强国所挟以披靡世界者，有二物焉：一曰经济之势力，二曰军事之势力。当其常时，经济势力为军事势力之先锋，经济势力深入之后而军队随之矣。”经济活动与军事活动相伴而行，经济竞争成为战争爆发的重要动因，其结果便是“今世文明国之对于文明国，盖无一日而不在经济战争之中；今世文明国之对于不文明国，亦无一日而不在经济战争之中”。在这里，杨度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以及近代列强的国家暴力机器对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他将经济战争视作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指出世界之所以“野蛮”，根源不在于国际法有名无实，而在于近代资本主义体制本身蕴含的垄断性与暴力性，由此拆解了19世纪一部分西方文化人为美化对外扩张而极力宣称的“自由贸易”“文明使命”之论，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洞察力。
基于此，杨度认为俾斯麦的“铁血主义”确实让德国实现统一、称雄欧陆，但对彼时的中国而言，不能简单套用“铁血主义”，而应借鉴并加以改造，同时注重提升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这便是所谓“金铁主义”的要义，其根本在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吾国政治方甚紊乱腐败，非取各文明国之所以治内者大改革而一新之，不足以发达国民之能力，使与世界各国之国民相见”，“夫国以民为本，国力之所以能伸张者，实由于民力充足之故。欲保国而不知以保民为本者，实不通治体之功名家之所谈也”。显然，杨度确实是在剖析“野蛮之世界”，但他并不否认一国内部的“文明”是值得探求的；而这样的“文明”的重要表现便是通过改革政治“发达国民之能力”，使“民力充足”。由此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的民众“失语”状态是亟须改变的。这表明杨度并非借强调外部压力巨大掩盖内部变革的迫切性，在他看来，内部变革是抵御外侮的重要前提。
关于变革的目标，杨度分为对内与对外两类：对内包括“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对外包括“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联系杨度曾在日本学习法政的背景，他的这些构想乍一看很像明治时代日本颇为流行的对内呼吁民权、对外扩张国权之论。不过，其具体内容并非简单地复制日本舆论界的声音，而是针对中国自身的情况立论。所谓“军事立国”，自然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杨度指出，列强扩张的主要动因是开拓本国利源、汲取各地资源，“其经济战争之方法，由商而工，由工而矿，由矿而农，步步为营，得寸则寸，而于铁道、航路等有关于经济之交通事业，亦争之无所不至”。这种对弱国经济部门与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造成国与国之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容中产有立脚之地”。那些被控制的国家，因生产力落后，以及生产资料被外人攫取，很难在全球经济等级秩序中实现翻身。故对中国而言，“彼西人挟其大资本以临于我，我国之资本家不能集合团结自营工商以与相抗，其结果于社会则为工商业之不振，于个人则被其大资本所迫压，不知不觉，已即于贫”。长此以往，“外国客人皆将为资本家，中国土人皆将为劳动者”。
杨度的这些观点很可能借鉴了梁启超的文章。在《灭国新法论》中，梁氏痛言：“今试问中国资本家之力，能与西人竞乎？既不能为资本家，势不得不为劳力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氏又言：“二十世纪之人类，苟不能为资本家，即不得不为劳力者，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杨度能够援引这些观点，说明他和梁启超一样，对全球资本主义步入垄断阶段、资本扩张将对那些生产力低下的弱国造成致命冲击有着清晰的认识。不过，在1903年从美国游历归来后，梁启超愈发感到中国人尚无施行“民主政治”的资质，转而主张“开明专制”。杨度则不同，他认为专制政治非但无法真正保障民众利益，反而不断蹂躏民众之权利，使民权不彰、民力不强。在“野蛮之世界”里，固然要巩固国权，但国权须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要在本国建立能够最大程度保障民权的制度。与之相似的是，“言政治，则必有人民共同组织之国家，既有人民共同组织之国家，则必有人民共同建设之政府”。既然政府的合法性来自民意，那么“此政府者，又对于人民而负不得不治之责任，负不得不保护之责任，故谓之责任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构想，杨度坦言：“吾欲以中国与世界各经济战争国相遇而不至于劣败，斯不得不采取文明制度以移植于我国，而自由人民不可不发生，责任政府不可不改造矣。”不难看出，杨度虽然聚焦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但是他并未忽视一国内部民众的政治权利。后者是否有保障，同样关系到国之兴亡，此乃他在清末宣传政治变革的主要出发点。例如，他在论述修改刑律的理由时便强调，“世界日趋大通，宜使全国人民合力对外，唯此之故，非使其生计发达、能力发达不可”，“上下一心以谋对外，人人有生计则其国富，人人有能力则其国强”。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除了政治权利，完整的民权还应包括经济上的权利。19世纪以后的世界史不仅有大国之间的激烈竞逐，还有社会主义运动在欧美国家的日渐蓬勃。作为高度关注世界大势的知识分子，杨度对此不会视而不见。他说：“不观各国社会主义之发生乎！国中生产事业发达，贫富悬绝，分配不均，而后以分配问题为急，以生产问题为缓，而社会主义生矣。”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贫富问题，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抵挡外国资本的冲击。因此，“若今中国，未有贫富阶级之远隔，所急者方在生产之不发达，而不在分配之不均”，应大力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力量，使之能与外国资本抗衡，让中国在全球经济战争中得以立足。这样的观点，除了源于他对“野蛮之世界”的观察，也许还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较简单有关。在杨度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主要聚焦于分配问题，而非完全着眼于提高生产力的学说。他能够想到的国富民强之法，基本属于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历史经验。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无贫富之间的巨大矛盾，每个人的视角不同，对何谓贫、何谓富、何谓剥削的定义不同，自然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不过，尽管杨度认为此刻应“以生产为急，分配为后，姑以此抵制外人”，但并不代表他认为贫富问题不重要。他自言：“此予不得已之计而后出之。盖予亦信社会主义之一人也。”包括杨度在内，20世纪初的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主张在短时期内应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但是并不将此视为一种不变的状态。他们大多相信，有朝一日中国须实践社会主义，关注社会公平。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政治主张，无疑是理解近代中国变革的重要内容。
四、结语
章开沅先生曾说：“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种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时人“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既要反对它，又要学习它；只有学习它的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有效地抵御以至战胜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这个大题目做文章，扣紧这个题目必见成效，背离这个题目或缺少正确的章法则一定遭受挫折和失败”。杨度在清末撰写的一系列分析世界大势的文章，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与19世纪以降的世界大势关系密切，后者的变化往往会影响中国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因此，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必须对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史有比较完整的把握。杨度秉持社会进化论，一方面，他承认那些称雄于世的“文明国”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效仿之处，强调内部的变革是中国走出困局的关键；另一方面，他认为彼时的国际政治是“野蛮”的，列强基于经济理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竞逐，弱国难逃被支配，甚至灭国的结局。因此，中国欲在这样的世局里立足，应以“经济的军国主义”与“世界的国家主义”为立国方针，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提升军事实力，建设责任政府。他的这些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近代列强崛起之路的总结。在他的视野里，这样的发展模式是让弱国在“野蛮之世界”里生存、壮大的首选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杨度虽然承认近代列强（“文明国”）内部的政治与社会情形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效仿之处，但是他比较清晰地认识到了近代国际纷争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蕴含的垄断性与暴力性。当一国的资本主义规模不断扩大时，其对政治权力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后者则致力于通过军队等暴力机器，为本国资本的全球扩张保驾护航。在这一时代，对经济资源与经济命脉的争夺和控制已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战争不再限于攻城略地，白热化的经济竞争成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其结果是世界范围内富裕之国与贫穷之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后者也越来越难以摆脱困境。总之，在杨度的国际政治视野里，近代“文明国”的对外政策甚为“野蛮”，弱国实为其俎上之肉，而对那些“文明国”宣扬的“文明”，更应予以全面剖析，尤其要注意这种“文明”是通过哪些“不文明”的手段实现的。
从后见之明看，杨度在清末的这些观察，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对“文明”与“野蛮”的思考，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时纠结而复杂的心态，呈现了值得重视的思想史与政治史现象，即一方面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纵观杨度一生，先是极力宣扬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又对袁世凯式的强人政治颇为青睐，最终身陷洪宪帝制泥潭。在他的身上，很具体地显现出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与曲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由近代列强主导的残酷的国际政治，杨度虽提倡“金铁主义”，但亦自言：“予亦信社会主义之一人也。”在饱尝毁誉褒贬之后，及至晚年，杨度用新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想法。1924年，在为他人著作作序时，杨度提到：
今世界之人类，自少至老，毕生劳之，皆为谋食，一切不人道之行为，皆为争食，故予尝谓今日人类社会，尚在禽兽道主义之时代，而未入人道主义之时代。自今以往，欲行人道主义，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前此禽兽道主义之伦理之政治之法律之教育，其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不问是非，与以革命，庶几平等共食之社会始能出现于世界，而人道主义之道德、政治、法律、教育亦必随之而生，然后人类在一切动物中，始能离禽兽道而独立。
在另一篇大约写于1929年的文章里，他说：
圣贤同志，志××也。夫子路共物，颜渊共力，而孔子共人，以此为志，非×××而何！且夫××××有二义焉：一曰各取所需，所以定分配之制也；二曰各尽所能，所以定生产之制也。分配定，则货不藏诸己，而人共其物矣；生产定，则力不私于身，而人共其力矣。二者皆定，则人不独亲其亲、长其长，而人共其人矣。于是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养。举世之人，不必各私其财，各私其力，而无一不得所者，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也。
告别“禽兽道主义之时代”，迈向“人道主义之时代”，建立“各取所需”与“各尽所能”的制度，此或为杨度晚年思想之归宿。由杨度的这些想法可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政治与社会形态的探寻，尤其是那些具有共性的内容，十分值得人们回味。纵览百余年来的世界历史，国际关系的演变对中国内部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至关重要。对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人们既需要像近代先贤那样，揭示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深入分析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又要思考如何才能构建一个平等且公平的世界体系，避免陷入偏执于现实主义的泥淖。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5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