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末革命浪潮中，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明确主张学术应以“求是”为根本，而非“致用”，此举直接针对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为清廷变法背书的通经致用说。然而，章太炎对“致用”实有更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他重视历史研究以激发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感，并深切关注社会道德、风俗变迁与平民权益，视之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所以，他极力表彰那些有助于增进民德、以平民利益为旨归的学问。章太炎的“求是”与“致用”论并非简单对立，而是紧密交织于其反清革命的政治实践与对中国文化社会命运的深层思考之中，体现了其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将学术求真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独特路径。
关键词：章太炎;求是;致用;康有为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历史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子曰：“士志于道。”（《论语·里仁》）这既是指个人的心性修养，又指在知识上、学术上对真理的探求，还包括在世间建立理想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绅阶层具有重要的位置。其中的出类拔萃者，深受儒学熏陶，常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及至近代，虽然士绅阶层所赖以维系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逐渐失序、解体，但儒学传统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依然深刻影响着这一群体，以及脱胎于这一群体的知识分子阶层。这就使清末民初那些在思想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士人，往往既在学问上出类拔萃、引领风气，又对政治有着强烈的介入意识。他们既非现代政党政治中的职业政客，将博取权力作为首要追求，又非后世学术分科化之后，仅在本学科里摸爬滚打的专家。他们的思想学说与现实环境往往密不可分。特别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局面如此复杂，他们为了探寻救亡图存之法，就会在知识上尽可能地上下求索、左右采获，思考那些关系中国命运的问题，直面时代的“大哉问”。因此，研究这些人的思想与活动，必须完整理解他们对学与政的态度，避免仅将某个侧面视为全貌。
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一生，论学与论政往往密不可分。这一特点，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讨论。章太炎去世后，鲁迅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因此，“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在章太炎的弟子李源澄看来：“先生治学与清儒异者，厥为时代所造成。”其“纯守清儒矩度者，仅少年时期”。钱穆则认为“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其最具特色的领域乃史学。“太炎早岁即奔走革命，故论史亦每与世事相发，而论政俗尤深切。”章太炎自己，倒是常谈及“求是”与“致用”问题，此乃他思考学术的性质与作用时所用的两个重要概念。章氏晚年的另两位学生姜亮夫与孙至诚，还就章太炎学术的中心思想究竟是“求是”抑或“致用”，展开过辩论。章太炎尝言，观一代学术，需从“政俗”入手。循此路数，将章太炎对待“求是”与“致用”的态度置于清末政治论争的背景下审视，或可分析在他那里，学术的意义是什么、政与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由此出发，还能探讨近代思想与学术变迁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 辨析“实事求是”之学与“通经致用”之术
1904年，章太炎的重订本《訄书》出版。相比初刻本，在重订本中，章太炎表现出坚决的革命态度，不仅专门检讨了自己此前在《客帝》与《分镇》中对清政府尚存的一丝期待，还在书中多篇文章里从多个角度深入论证了反清革命的正当性。此外，章太炎在书中新增了数篇讨论汉代至清代学术变迁的文章，从学术源流入手，探讨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清儒》篇里，章太炎说：“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这一“长于求是”的学术风气，使“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社会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故“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也”。在这里，章太炎认为清代崇尚考据的学者，治学唯求其是，“夷六艺于古史”，将经书视作历史文献，尽可能借此来复原古代历史的本相，而不在乎其结论是否能够致用。他的这一观点，广泛影响着后来人们对清代学术的总体感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的开头，章太炎指出，清廷统治“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所以“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换言之，正是因为清廷严酷的文化政策，导致儒学传统当中的经世致用风气被强行压制，有识之士只好以训诂考据作为自己的治学方向。如此这般，也恰恰体现了清廷的专制与残暴，理应被推翻。而所谓“自今文而外”，在章太炎那里，说的就是明知清廷如此这般德行，却还要为其出谋划策的晚清今文经学，魏源便是其中代表：“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
在《学隐》篇里，针对魏源批评清代朴学“锢天下智惠为无用”，章太炎说：
吾特未知其言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衔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罗网周密，虞候枷互，执羽钥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古者经师如伏生、郑康成、陆元朗，穷老笺注，岂实泊然不为生民哀乐？亦遭世则然也。今观世儒如李光地、汤斌、张廷玉者，朝读书百篇，夕见行事，其用则贤矣。若夫袁宏之颂荀彧者曰：“始救生人，终明风概。”数子其能瞻望乎哉！
这番话主要有两层意思：首先，章太炎指出，在清廷统治这一“无望之世”里，欲将其推翻，条件尚不具备。汲汲于学以致用，只能是在“佐寇”——为朝廷添砖加瓦，李光地等人就是典型。所以，在此环境下，潜心朴学，不求致用，反而更具操守。其次，纵览历史，那些皓首穷经之人，并非不念及“生民哀乐”，只是现实处境让他们难以将这方面的抱负付诸实践。因此，致用与否，关键要看具体的政治环境，分辨究竟是在救民水火，还是为虎作伥。就此而言，对致用的探讨，说到底是要剖析不同性质的政权。
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担任革命党机关报《民报》主编，与立宪派展开激烈论战。在戊戌年间，由于自己也支持变法，所以即便在学术上与康有为及其门生分歧极大，章太炎依然避免将其扩大化，不因学术立场不同而攻击康氏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操守。在变法失败后，眼见康梁师徒遭清政府通缉，章太炎专门撰文，强调自己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而当转向反清革命后，章太炎感到康有为之所以还在鼓吹君主立宪，实为利禄之心使然。于是，他常借叙述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来批判康有为如此这般的政治立场。比如他在评价戴望之学时说道：
戴望治《公羊春秋》，视先戴则不相逮。中更丧乱，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然未尝仕。观其缀述《颜氏学记》，又喜集晚明故事，言中伦，行中虑，柳下、少连之侪也。望不求仕，而其学流传于湖南、岭广间，至使浮竞之士，延缘绪言，以成《新学伪经》之说。彼以处士而谴刘歆可也，为胡之国师者，可以讥莽之国师乎？
章太炎认为戴望在学术上因青睐今文经学，故不无瑕疵，但在出处进退上却无可指摘。他并不利欲熏心，求仕于清廷。反观康有为，其人把今文经学转变为变法理论，用来挽救清廷统治危机。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责刘歆替王莽篡汉炮制说辞，大量伪造典籍，此乃想当“国师”之心作祟，然康氏自己，苦心积虑地替清廷筹算，不也是堪称“胡之国师”么。因此，作为革命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章太炎强调康有为式的通经致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需严厉批判，以正人心。与之相关，他以其学术是否有意或无意帮助到清廷，作为衡量近三百年学者品行高下的重要尺度。甚至对在当时常被革命党人视作反清先驱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章太炎也持此标准来判其高下。他认为王夫之在反清无望后，隐居深山，不与外界往来，故“最清”。顾炎武虽然不与清廷合作，但他多次拒绝清廷征辟之举，反而让后者得以“假借其名，以诓耀天下”，彰显朝廷礼贤下士、体谅遗民。而黄宗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且不禁止自己的后代与清廷往来。如此这般，“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
明乎此，或可理解章太炎在清末从事革命之时，对求是与致用的思考。1906年，在与王鹤鸣的信中，针对后者认为“儒术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陆不如颜、李”，章太炎指出，汉代的循吏，“皆以刀笔长民，百姓戴德”，他们靠的是周知利病、循名责实；而今文经学的代表董仲舒“乃为张汤增益苛碎”，与酷吏合流，无可称道。所以“经术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基于此，章太炎说：
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康有为善附会，媚以拨乱之说，又外窃颜、李为名高，海内始彬彬向风，其实自欺。诚欲致用，不如掾史识形名者多矣。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
又言：
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
可见，章太炎强调治学应“实事求是”，不要计较“有用与否”，这是针对“善附会”的康有为而言的。而康有为此举，不外乎一个“媚”字。所媚者谁？清廷也。章太炎认为，欲收致用之效，与其借学术以行媚，不如“识形名”，切实地认识中国社会现状。如把康有为借今文经学言改制作为负面典型，那么确实“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与此类似，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堂，表面上是在培养更多掌握新学之士，但在章太炎看来，这样借功名利禄来诱人入学，只会进一步败坏学风。此与新或不新无涉，实为清廷又一自救之术。因此，他回顾中国教育史，强调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那些“自下倡之”的学术，其初始并非为了迎合某一王朝的风气，而是“恶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为益进也”。
也正因为要避免康有为式的致用之学成为某种风气，章太炎强调治中国传统学术应充分继承清代朴学的优点：“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卒办。”
科举停废后，大批中国青年士子东渡日本，或学法政，或习军事。针对这一现象，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哀陆军学生》一文，再次剖析为何学术一旦自上倡导，便会流于利禄之渊薮。他指出：“原中国初设学校也，在贵族封建时代，其学非以求是，惟致用是务，出身事主为尤急，当其入学，而所志固在升斗矣。”这一传统传于后世，使学校难以摆脱功名利禄之诱。在清代：
求利禄者，独俯首科举下，腐朽日甚，而倜傥异材，乃以六书、九数名其学，既不习制举事，又异东林之徒裨贩洛、闽以求闻达者，深固伏蛰，且二百岁。夸者魏源，始以经世之术求用。至近世乃设学校，选高材游学异国，上之所望于学生，非为求是，为致用也；下之所以自处，非为求是，为出身事主也。
在这里，章太炎关于求是与致用的论述，是放在学术与君权的关系之中来进行的。他指出，所谓致用，在当时的背景下，就是出仕清廷。后者爪牙既众，自然不利于革命。纵观清代学术流变，那些能做到以求是为旨归的，皆属与清廷保持距离的“深固伏蛰”之士。当然，他也再次批评汲汲于致用的魏源。毕竟魏源与康有为，都宗尚今文经学。
1908年岁末，在与钟正楙的信里，章太炎再次申说此意。当时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报》，革命党内部出现分裂，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章太炎在日本以讲学为主业，他自言：
仆虽寡昧，略识民族盛衰，学术蕃变，所望于友朋者，处为佚民，出为国士，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
这一想法，在几个月前写给《国粹学报》的祝辞里表达得更为完整：
君子道废则身隐，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高者宜为陈仲、管宁，次虽为雷次宗、周续之，未害也。
何谓“道废”？章太炎指出，国粹学报发扬明清之际儒者的思想，这本是好事，可是却被那些借讲新学迎合风气、讨好清廷之辈利用，成为替朝廷新政背书的理论。“是故豪强自治，本于宁人；学校哗时，本于太冲；藩镇乱法，本于而农；工商兼并，本于慎修；委身给役，本于易直；喻利轻义，本于东原。政事之乱，自三逸民。民俗之弊，自三大儒”。如此一来，“不理六君子之用心，而以其合者取宠，世受其弊，非独新学，亦国粹之咎已”。针对这样的现象，章太炎主张要坚守底线，“学以求是，不以致用”。不过与此同时，他还提到“用以亲民，不以干禄”。可见他并不反对“用”，关键是为谁而用。
所谓“亲民”之学，具体言之：
若夫尊奖廉耻，创惩贪墨，是宁人所长也；均田废钱，贫富不觢，是太冲所长也；种族自卫，无滋蛮貉，是而农所长也；明察庶物，眇合律度，是慎修所长也；卷勇奘驵，独立不恇，是易直所长也；损上益下，不以理夺，是东原所长也。此皆便于齐民，而公府百司，驰说之士，恶其害已，故庋而弗道。
依章太炎之见，那些真正能“便于齐民”的学问，统治者是不会喜欢的，这与“干禄之学”形成鲜明对比。理解这一点，对于把握章太炎当时对致用的批评，很是关键。
章太炎论政，向来惯于从学术根源处入手，他认为世风之衰，实由学风败坏所致。清廷能以立宪收揽人心，离不开像康有为这样的人借学术以饰其政。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描绘了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理学名臣，是如何与皇帝建立起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在他看来，清廷的统治能延续数百年，离不开这些借学术以求仕进之人的佐助。在这里，章太炎一面批判此辈，一面斥责“今之诡言致用者”较之清初诸人更等而下之；而他之所以在宣传革命之余设坛讲学，提倡求是，就是针对这样的风气，力图挽救学风、端正人心。“朴学稽之于古，而玄理验之于心。事虽繁啧，必寻其原，然后有会归也。理虽幽眇，必征诸实，然后无遁辞也。以是为则，或上无戾于古先民，而下可以解末世之狂醒乎？”
总之，章太炎在清末主张求是、反对致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清末的政治与学术环境，特别是鼓吹君主立宪的康有为及其流裔而发的。他所批评的致用，主要指的是康有为式的通经致用。在这一点上，政治立场一度与之高度相似的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里评价清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认为其时“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然辗转稗贩，心愈巧而术愈疏”。究其实，“借高名以营利”耳。
二 倡导关乎民族存亡与世道隆污之学
正像前文谈到的，章太炎并不反对致用，他希望学者能将自己所学“用以亲民，不以干禄”，多形成一些“便于齐民”的学问。回溯中国历代学术流变，不少士人都强调重视民心、以民为本，所以抽象地看章太炎这些话，也许不会觉得多么特别；但是，若联系到他在清末的政治主张，特别是论述革命的性质，剖析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症结，那么他对学问的意义与作用的讨论，就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感。
钱穆尝言：“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这一看法极具远见卓识。章太炎改造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以史视经。受近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他在1902年左右，曾计划编撰一部《中国通史》。在与梁启超的信中，章太炎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所谓“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及“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很明显不仅是为了考索古史，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诉求。明乎社会进化之道，便可积极探求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民气受到鼓舞，方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更多的支持，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不以宗尚今文经学者的通经致用作为对致用的唯一定义，那么章太炎对史学的理解，也未尝与致用无关。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演讲，提出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7。而国粹最主要的载体便是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攀仰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只是就我中国特别的长处，略提一二。”
在章太炎看来，重视历史，便会心生爱国之念，意识到推翻帝制、救亡图存的意义，进而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因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就此而言，章太炎认为孔子对中国最大的功绩之一，便是开启了修史的传统，此乃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根源：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春秋》之绩，其什佰于禹耶。禹不治洚水，民则溺，民尽溺，即无苗裔，亦无与俱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
在这里，虽未明言要借历史以致用，但从宣扬民族主义，培养国民意识的角度而言，其效用何其大。与之相比，晚清今文经学宣扬的孔子作《春秋》乃“为汉制法”，实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然此正是康有为用以通经致用的理论基石。
当然，如果只看章太炎的这些言论，除了会感到他极为强调史学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外，恐怕难免会觉得他有美化中国历史的倾向，缺少对历史症结的反思。实则不然。在他看来：“先人手泽，贻之子孙，虽污垢伫劣者，犹见宝贵，若曰尽善，则非也。”在刊于1907年的长文《官制索隐》中，章太炎更为详细地说明此意。他指出，关于考证古代典章制度，“古今言是者多矣，高者比此次典章，然弗能推既见以至微隐。其次期于致用，一切点污之迹，故非所晓，虽晓亦不欲说”。而“吾今为此，独奇觚与众异，其趣在实事求是，非致用之术”。“其微旨，在使人周知古始，以兴感慕，耿然识旃裘引弓之非吾族。思古人也，而非期于取法，故不欲掩其点污。”可见，章太炎认为，考证古史，并非为了不顾时势之异，把古代典章制度照搬于当下，对之过度美化，更是毫无必要。只要秉持“求是”的态度展开研究，自然会让古代文化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进而激发爱国之志。毕竟“祖宗手泽，虽至伫拙，其后昆尤宝贵之”。在章太炎那里，民族主义虽因时代危机而生，但其根源还是在于人们对本国传统的珍视与热爱。在危机遍布的时代里，只要目睹本国的古史旧物，人们总会心生感念，不忍本国沉沦衰败。故无需刻意美化历史，使其失真。
尤有近者，清末的革命运动，不仅包含推翻清廷，更要建立不同于古代帝制的共和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杜绝溢美之词，冷峻剖析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就是在彰显终结帝制，建立共和的必要性。因此，此文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底层逻辑进行了深刻揭示。如在“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中，章太炎指出古代君主用为心腹者，“惟奴仆与近侍”。他考证商代制度，认为商初重臣伊尹本为治膳之官，因与人主亲近，故而被委以重任，但其职官，在制度上依然甚为卑下，与宫掖下臣同属一体。此外，宰相之始，本为宫廷中洒扫应对之徒；御史之始，本为替天子刺探邦国密事者；仆射之始，本职类乎接递名刺的阍人；尚书之始，本以宦者居之，为常人所不齿。凡此种种，显示出“正位居体之臣，为人君所特恶，必以近幸参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后能得其欢心，知其要领。彼与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既然如此，“知侍帷幄、参密议者，名为帝师，或曰王佐，其实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时窃权，而以致君尧舜自伐者，可无愧耶”？尽管章太炎并未像近代许多士人那样奋笔疾呼中国古代政治如何专制，影响如何恶劣，但在他以古奥的文笔进行缜密考证之时，字里行间便已将中国历代君主的私天下之心与各色臣工的钻营媚上之态呈现出来。对此，诚如侯外庐的评价：“历史如此，何尝又不是大义微言？所谓大义者，在太炎古文家的‘经世致用’之学上而言，岂不使人觉悟到应从封建社会的君臣之义，解放而为平民的民主制度么？这样历史学的‘灌溉’，是进步的，革命的，而比之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经学，适成反比例。”
此外，李源澄认为，章太炎晚年“一切放下，其执着而不舍者，厥惟三事。一曰，关系民族之存亡者；二曰，关系世道之隆污者；三曰，关系学风之醇漓者”。其实，章太炎清末民初论学论政时同样对此三事十分关注。关于后两事，据作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对二宋》，章太炎追忆自己与宋恕辩论是否应革命时，强调当时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民德民风越来越萎靡卑下、趋利忘义。“鬻国以求富，称顺民以致高位”，成为人所歆羡之事。相反，“力耕勤贾，与服劳于简毕者，此皆世所品目以为钝人者”。如此风气下，君主立宪之声，只会为希图权势之辈制造新的钻营机会。类似地，在撰于清末的《箴新党论》中，章太炎说：
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箸之性恒少，本无所谓顽固党者，特以边陬之地，期月之时，见闻不周，则不能无所拘滞，渐久渐通，彼顽固者又流转而为新党。
又言：
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类而共非之，特其竞名死利则一也。
因此，章太炎对人心风俗，尤为重视。在《革命道德说》中，他强调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故“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一面检讨导致如此这般风气的根由，一面倡导有助于化民成俗、维持风教、不以迎合权势为目的的学说。此固然与一时的政治目标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章太炎那里，这同样是避免中国沦于衰微涣散的关键，致用之意至为明显。
至于检讨导致如此这般风气的根由，章太炎直指孔子与儒家。在他看来，孔子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就去做了”，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在《诸子学略说》里，章太炎进一步申说此义。他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纵观孔子一生，时常在不停地渴望出仕，追求禄位。为了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孔子甚至不惜“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明明其心颇诈伪，却装出一副仁义充塞之像。较之“乡愿”，此实为“国愿”。因此，在儒家那里，“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所以，他提倡佛学，希望借此养成“依自不依他”的风气，使国人能“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楬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
关于倡导有助于化民成俗、维持风教的学说，章太炎认为不能用一个时代政治实力的高下来判断学术的优劣。在《五朝学》里，章太炎评价东晋、宋、齐、梁、陈的学术，批评“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在他看来，虽然这些朝代实力不强，并且门阀横行，但在风俗道德层面，依然有值得人们正面看待之处。“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求以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此外，“玄学常与礼律相扶”，彼时重视对礼制的探讨，使社会风教能维系不辍。若以狭义的致用为尺度，这些固然无助于增强政治实力，但从社会风俗道德的角度来看，却是很重要的。
类似地，在《思乡原》里，章太炎对“狂狷”与“乡愿”两个儒学史上重要的概念展开辨析。依他之见，上古时代的狂狷虽然行为不合于中道，但他们却具有一些基本的为人准则，在日常行为中遵循大多数人所奉行的伦理道德，即“不舍人伦之际”；而且其之所以狂狷，主要是不想与浊世合流，而非为了借此来博取声名，引人注意。相较于乡愿之“伪”，此乃本性流露之“真”；而唐以降的“狂狷”之人，常通过“辞章夸诞”来赢得美名，其目的不是避世，而是获取更为有效的“入世”捷径。“野人持此以游市朝，朝士又以是延进野人也。”“朝士”与“野人”之间，彼此互相配合，共同采获名爵。在此情形下，狂狷之行反倒是在刻意作伪、心术不正，这些行为的背后，彰显出对进入权力体系的极度向往，以及对中国社会基本伦常准则的违背。
相较之下，恪守谨言慎行、不悖日用伦常的乡愿，反而能体现出些许本真。其庸言庸行，虽缺少壮怀激烈的成分，但亦能为人表率，让社会不脱离基本的伦理准则。章太炎认为，这样的乡愿形象与程朱理学颇有关系：
乡原者，多持常训之士，高者即师洛、闽。洛、闽之学，明以来稍敝蠹，及清，为佞人假借，世益视之轻。然刁苞、应撝谦、张履祥辈，修之田舍，其德无点。至今草野有习是者，虽陋，犹少虘诈。大抵成气类则伪，独行则贞，此廪廪庶几践迹君子矣！虽有矫情，未如饰狂狷者甚也。属之以事体，而无食言，寄之以财贿，幸而无失，期会无妄出入，虽碌碌无奇节，亦以周用。
在这里，章太炎把乡愿与理学结合在一起，认为后者所主张的日常伦理准则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前者的行事风格。理学作为官学自然有不少弊端，易于被伪儒所假借，但理学的规范言行之道却并非一无是处。相较狂狷的夸饰，体现程朱理学色彩的乡愿反而能够慎独其身，不越绳尺，践行社会基本道德，维持民间日常秩序。因此章太炎说：“是故辅存程朱者，将以孳乳乡原，上希庸德，令邑有敦诲之贤，野有不二之老，则人道不夷于鹑鹊，利泽及乎百世，非欲苟得狂狷，为史书增华也。”相较于一时的政权更迭，此乃关乎世道人心、民德归厚的大事。
最后，关于何谓“良政”，章太炎尝谓：
铺观载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国家者，不在经国远猷，为民兴利，特欲综核名实，略得其平耳。
所谓“世道之隆污”，说到底要从普通民众的感受中来判定。这也是章太炎强调“学在亲民”的缘由。他认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国之政能“综核名实，略得其平”，已然可称良善。在中国历史上，他发现魏、晋、宋、齐、梁这五个朝代的律令典制具有“重生命”“恤无告”“平吏民”“抑富人”四个特点，因此值得表彰。在章太炎看来，“古之为法，急于佐百姓；今之为法，急于优全士大夫。托其名曰重廉耻，尊其文曰存纪纲。不悟廉耻方颓于此，纪纲亦坏于此”。社会风气之所以败坏，说到底是因为居上位者横行无忌。因此，他着重阐发五朝法律当中体现了抑制官吏豪强、保障平民利益的内容，以期后世立法者能借鉴参考。
可见，章太炎确实意识到“古今异变，宜弗可以同概”。但是，对于那些有助于实现“抑官吏，伸齐民”的学说、制度与史事，章太炎还是希望其能够成为未来制度建设的重要参考。章门弟子许寿裳说：“章先生之论制度，能以枯燥平淡的史料，演为酣畅精彩的文章，而又字字核实，使人读了，仿佛看小说或戏剧一般，足以感怀不忘”，进而“使古代官制的奥义，了如指掌。”他的制度史研究，蕴含着很强的经世之旨。
三 余 论
陈寅恪尝言：“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自从立志革命以来，章太炎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论辩对象，就是借今文经学言变法改制的康有为。他在清末主张学在求是，不在致用，强调学术自下倡之则兴，自上倡之则衰，一个直接的针对对象，就是康有为式的通经致用。在章太炎那里，恪守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不向清廷兜售所学，就是在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进行抵抗，并能保存中国文化的精华。在停止与《新民丛报》论战后，他甚至向昔日对手梁启超表达此意，说自己深感国故陵夷，故“所务不在政教兴废之间，徒欲使繁者就理，得以明民正辞，亦令后生无忘本根，庶免弹琵琶学鲜卑之诮”。
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实对致用有着更为广泛的理解。在他看来，研究中国历史，将历史变迁梳理清楚，不增恶，不溢美，这本身就有助于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志。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源于人们对本国历史的关心与热爱，览前人事迹，探兴亡之由，更不忍见外力侵逼，国势衰颓。此外，相较于政治上的成败，章太炎更关心中国的社会道德与风俗，以及平民的利益是否受到保障，此乃中国未来能否走向坦途的关键。所以，他极力表彰那些有助于增进民德、以平民利益为旨归的学问。章太炎的这些主张，固然与他在清末政治论争中的立场有关系，但又不是在简单地回应政治斗争形势，而是他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风气的体认，探索未来中国政治与文化建设的要点。这说明，章太炎所理解的革命，绝非只是推翻清政府，而是要不断思考：怎样建设一个具有良好政治环境与社会道德的国家，中国的学术在其中应起到怎样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不忘借学术以保民救国，到了晚年，目睹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章太炎不顾年高体迈，再次登台讲学，呼吁读经以修身，读史以致用。这不是较之自己先前的思想主张发生变化，而是身处近代变局之下，所思所虑一以贯之，百折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