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群聚传播时代，跨国趣缘群体因“趣”结“缘”，形成流动的自组织，在复杂多元的舆论场中成为天然的国际传播中介。本文通过对东亚、欧美、拉美、非洲等区域11个跨国趣缘群体的跟踪分析，获得以下研究发现：首先，跨国趣缘群体具有中介亚文化和中介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且在特定情境下体现出转化共生的中介角色；其次，他们通过“信息交换—知识学习—情感凝结—认同建构”的循环机制发挥国际传播的中介角色；再次，影响其中介机制的因素包括议题传播力、群体动力和平台生态。在国际传播中，要善于发挥跨国趣缘群体的正面效用、减少其负面影响，通过文明互鉴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23JZD033)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面向‘Z世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23ZD012)。

关键词：跨国趣缘群体/ 国际传播/ 自组织/ 中介机制/

作者简介：吴瑛，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柳，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上海 201620）。

原文出处：《新闻大学》(沪)2025年第11期 第15-30,117页

当前人类已进入互联网群聚传播时代，呈现出多维时间、多元主体、非线性传播、共同性在场的传播景观(隋岩、姜楠，2023)，传播圈层化日益凸显。趣缘群体因“趣”结“缘”，自发群聚成具有内在规则的有机网络，在全球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动的自组织。

跨国趣缘群体正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的中介性力量，重塑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生态。比如，围绕K-pop(韩国流行音乐)、日本动漫、漫威电影和《哈利·波特》小说，一大批跨国趣缘群体自发集结，通过社交网络互动、线下粉丝聚会、文化展演等实践，促进了“韩流”、日本二次元文化、美国英雄主义叙事与英国魔法文化的国际传播。还有尼日利亚Afrobeat趣缘群体通过对非洲音乐及其内在精神的传播，推动了非洲文化走向世界。但是，跨国趣缘群体是如何作为自组织来实现其国际传播中介角色的，仍有待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

一、文献回顾

(一)有关跨国趣缘群体的研究

“趣缘群体”(interest-based community)是互联网时代因兴趣而自发形成的社群，网络空间是聚集的主要场所，线下活动是深化兴趣和强化联系的纽带。粉丝群体(fan/fandom community)作为其中一类，所涉兴趣爱好更具前沿性与流行性。趣缘群体的理论起源可追溯至滕尼斯(Tönnies，1887)对“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区分，揭示了人类从血缘、地缘纽带向契约、利益或共同目标导向关系的演变。

国内学界自21世纪初开始关注趣缘群体，主要聚焦中国本土的趣缘群体，如百度贴吧、QQ群、微信群等，数量较多的是基于内娱的粉丝群体或体育文化类趣缘群体的研究。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议题：第一，趣缘群体的基本特征与传播机制(谢玉进，2006；罗自文，2013；王国华等，2015)。第二，趣缘群体的社会功能与实践，既体现于城市休闲(徐明宏，2015)、图书出版(张炳杰，2016；马廷魁、刘岩，2021)、社会化阅读(李鲤、陈玉婷，2017)、社会关系嫁接(蒋培，2019)、社区体育(王世友等，2022)等具体领域，也贯穿于以通过兴趣分享与情感交流实现的社会化过程(孙信茹、王东林，2019；滕璐阳、徐赣丽，2024)。第三，趣缘群体如何推动文化的创新转化与价值重塑，如赋能苗族音乐(戚化怡，2021)、手工艺(徐赣丽、滕璐阳，2022)、微短剧(鲁诗原，2024)等来实现上述目标。第四，有关粉丝群体的研究，如饭圈治理(席志武、李华英，2022；张钧莉、方明东，2022；毛丹等，2021)、跨文化粉丝(侯雨、徐鹏，2019；陆新蕾、琚慧琴，2021；周琼、曾样样，2021)、身份建构与社会参与(李诗彤，2024；吴舫等，2023)、粉丝与偶像关系(王诗萁、刘海龙，2024)、应援物与“周边”(黄华、吴越，2022；2023)等物向粉丝的研究。

对跨国趣缘群体(transnational interest-based community)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少量研究主要从结构建模、群体实践、权力结构等视角展开。戴安娜·帕尔塞蒂亚等(Palsetia et al.，2014)通过分析Facebook和Twitter用户的评论，提出基于用户兴趣的社交网络建模方法。郭·弗里曼和内森·麦克尼斯(Freeman & McNeese，2019)通过收集在线论坛帖子，对多国成员开展访谈和观察，研究了独立游戏开发群体的特点和社交体验。伊尔瓦·比里(Biri，2024)则考察了Reddit、Twitter和Tumblr平台的趣缘群体如何表达立场。在国际传播方面，学者在论述“全球共通”时指出，趣缘圈层中的不同群体实现了更为平等的对话关系，深化了文明互鉴的广度与深度(吴飞、吕澄欣，2025)。此外，还有研究在分析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国际传播路径时指出，趣缘群体的崛起重构了文化传播的权力结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型话语生产场(张伶聪、王奕懿，2025)。

跨国趣缘群体不同于国内趣缘群体：其一，成员分布在全球，形成广泛网络；其二，主要依托国际社交平台开展跨国界、跨文化的互动，超越时空限制，而国内群体更容易线下交流。

(二)有关国际传播中介的研究

对国际传播中介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文化中介”概念。“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y)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指“新品位”并提供象征性商品、服务的机构，以及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承担象征价值生产的职业群体(Bourdieu，1984)。此后“中介”内涵逐渐拓展，并被应用于国际传播领域。刘俊(2020)在探讨融媒体时代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时，强调了善用中介的重要性。田浩、常江(2020)考察了海外华人这一“桥接社群”在《西游记》的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吴瑛等(2024)基于《论语》的国际传播，构建了包括中介者、中介活动、中介介质和中介精神的“文化中介”模型。还有研究关注借助“中国通”(刘康，2010)、海外资讯博主(何国平，2017)及跨国直播平台的网络主播(任广镇，2025)开展国际传播，以及关注中国数字平台出海(张龙、曹晔阳，2022)和借助“亚太近邻的次级传播圈”(徐翔，2018)等推动国际传播。无论是强调个体能动性还是平台技术逻辑，前期研究多预设了相对中心化的传播源头，跨国趣缘群体这种流动的自组织作为国际传播中介尚未进入研究者视线。

从国际传播中介的角度看，跨国趣缘群体具有独特优势。第一，从中介者身份来看，前期研究大多关注有固定身份或有组织性的中介角色，比如在血缘、地缘和亲缘上接近的海外华人、留学生、移民等，以及拥有特定职业背景的翻译家、策展人等，而较少涉及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的跨国趣缘群体。这些群体高度依赖国际社交平台，能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积极参与跨国知识共享与政治社交化进程。第二，从中介功能来看，该群体承载的国际传播行为具有“文化杂糅性”，在促进多元文化融合以及推动本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从中介动机来看，前期研究的中介者多持有“文化输出”的目标，但跨国趣缘群体则源于趣缘的自然聚合，对他者文化的国际传播是自然形成的，能有效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文化融通。

(三)对作为自组织的国际传播中介的研究

跨国趣缘群体是一种自组织。自组织理论是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系统理论，发展至今包括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学(synergetics)、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超循环论(hypercycle theory)、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和混沌理论(chaotic theory)。其核心内涵是系统在没有外部控制和干涉的情况下(Haken，2006)，能通过互动生成秩序，从“无序”到“有序”，是“开放系统”和“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Contractor，1994)。

自组织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传播场景。诸多研究集中于公共危机传播，强调去中心化群体在应急事件中如何自发整合信息、动员资源并形成临时秩序(张中全、高红玲，2009；王霞等，2018；史金铭、汤景泰，2023；闫岩等，2023)。也有研究者将自组织应用于网络社群与平台生态的传播研究，认为网络社群的秩序是系统内部成员通过非线性互动自发涌现的结果，揭示了社群在知识传播(张岩、韩复龄，2018)、社会资本构建(周琼，2019)与集体行动(隋岩、曹飞，2013)中的内在动力机制。另有研究指出，平台媒体的出现标志着媒介演化已进入构建平台化自组织系统的阶段(权玺，2017)，最新研究则构建了AIGC赋能科学传播的自组织模式(褚建勋等，2024)。

在国际传播中，自组织扮演了什么样的特有角色？它们能否成为国际传播的中介角色？前期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匮乏，而跨国趣缘群体提供了一个切入点。第一，跨国趣缘群体在传播模式、组织规范、动力机制上实现了对传统国际传播模式的超越。他们构建了多节点、扁平化的弹性传播网络，组建了既紧密又宽松的组织规范和纪律，其传播驱动力是内生性的，擅长将宏大命题转化为微观叙事，进而完成有效的“文化转码”。第二，相较于国内趣缘群体，跨国趣缘群体的自组织性更为复杂。他们涉及多元价值观、不同的习俗、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需要借助技术手段和精细化管理来协调成员间的差异化需求。第三，他们的高度流动性有利于其国际传播中介角色的发挥。他们缺乏固定的制度身份，却能在多元平台和多元文化之间不断进行桥接，形成去中心化但相对稳定的网络秩序，发挥独特的国际传播中介功能。

基于此，本文在前期中介研究的基础上，以跨国趣缘群体这个流动的自组织作为切入点，提出一个国际传播的中介机制模型，为我国构建更具效能的国际传播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经验分析。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跨国趣缘群体是如何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发挥中介作用的呢？围绕这一核心研究问题，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具体研究问题：

问题1：从中介属性来看，作为流动的自组织，跨国趣缘群体在国际传播中能中介什么，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

问题2：从中介功能来看，作为流动的自组织，跨国趣缘群体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实现其国际传播功能？

问题3：从影响因素来看，哪些因素会影响跨国趣缘群体实现其中介角色？这些因素又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何种风险？

研究将跨国趣缘群体视为自组织系统，采用平台漫游法、深度访谈法和主题分析法展开。本文根据文献回顾和网页搜索，综合代表性跨国趣缘群体及其群聚平台(见表1)，对其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参与式观察(2024年11月20日至2025年6月20日)。观察前，研究者并非群体成员，平台漫游中通过跨平台追踪、平台生态适应、传播文本分析等探索群体的平台偏好、传播特征，以及特定话题如何在不同平台传播等，形成约3万字的田野笔记。以此为基础，来识别跨国趣缘群体的中介属性与演变规律。

深度访谈法在平台漫游法所获数据基础上展开。研究选取中国网络文学趣缘群体、日本动漫趣缘群体、韩国K-pop趣缘群体和青年世界联邦主义趣缘群体(young world federalist)的成员作为访谈对象，开展远程线上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围绕群体成员的传播活动、群体形成与发展情况、群体的国际传播角色、群体对国家治理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展开。通过线上平台招募，研究对多国成员(见表2)展开50至90分钟的访谈。操作中尽可能招募与外籍粉丝有交流的不同行业与年龄的受访者，如S6是日本动漫微博账号“毛利兰主页”(25万粉丝，目前居同类型微博账号粉丝量首位)的创始人兼运营者；S11多次赴韩国观看演唱会，与中外粉丝均有实际互动。

同时，研究基于主题分析法(Braun & Clarke，2006)，对访谈数据进行开放编码，在第17位与第18位受访者的访谈中未出现新主题，判断已达到主题饱和(Guest et al.，2006)时，归纳出跨国趣缘群体的国际传播中介机制，并揭示其影响因素。

三、中介属性：实现亚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扩散

跨国趣缘群体具有中介亚文化和中介意识形态的属性。与此相关，跨国趣缘群体独特的自组织形态和传播机制，使其成为文化流动与意识形态协商的关键枢纽。

一类群体具有中介亚文化的属性，他们是跨文化的“转码器”。亚文化的传播与主流文化形成差异，通过兴趣驱动与文化再创造实现话语聚集。中介亚文化的跨国趣缘群体覆盖音乐、动漫、影视、网络文学等领域。粉丝经济、品牌消费和相关“周边”交易行为，都体现了“消费即文化实践”的时代特征。他们开展作品分享、同人创作和角色扮演，并以自组织的形式，在群体内部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视觉符号和行为准则。即使是科学技术导向型趣缘群体，也表现出中介亚文化的属性。除非多元主体将技术与政治或伦理强行连接，该群体一般不涉及意识形态传播，而是在跨国的自组织中开展全球化的知识协作，强调技术中立，逐渐形成“混合亚文化”的特性。

另一类群体具有中介意识形态的属性，成为价值观的“筛选放大器”。他们以共享价值观为核心，涵盖政治理念、环保意识、宗教信仰、志愿服务等群体。群体开展的资源筹集、公益募捐及倡议性消费行为是实现其理念目标的路径。以青年世界联邦主义群体为例，成员聚集在高度自组织性的Discord平台，以全球治理为核心意识形态，以建立全球统一政府为目标，带有规范性理想和政治诉求。相类似的还有政治理念爱好者群体、环保爱好者群体等，他们都从青年人的草根视角，承载了意识形态国际传播的中介角色。

不管是中介亚文化，抑或中介意识形态，两种属性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相互嵌套、交织共存。

首先，中介亚文化的跨国趣缘群体，在特定情况下会转化成中介“亚文化外壳+意识形态内核”的群体。当外部环境或内部动力触发了群体的身份诉求和价值认同，如兴趣活动受到质疑、污名化、打压时，重大社会事件和公共危机进入群体话语空间时，或者平台算法放大某些带价值色彩的议题，使群体接触并卷入政治讨论时，兴趣话语就被政治化、价值化，群体便完成从中介“亚文化”到“意识形态”的转化。

其次，中介意识形态的跨国趣缘群体要借助亚文化来传播其价值观。自组织网络赋予了这种中介过程特殊的公信力。基于共同情感建立的趣缘群体在成员间构建了高度的认同与信任。这种“自己人”效应使得经由其中介的文化符号和观念更易被接受和内化。当前，Instagram上广泛流行以#sustainable living(可持续生活)为标签的创意短视频，体现出环保意识形态与亚文化的融合共生。政治理念爱好者群体也是如此，他们常在Discord群组发布趣味横生的政治梗图，以增强传播力和影响力。正是由于具有中介亚文化和中介意识形态的属性，跨国趣缘群体能在其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成为推动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

四、中介机制：跨国趣缘群体如何推动国际传播

跨国趣缘群体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其成员构成、行动逻辑和意义建构都具有高度流动性。根据耗散结构理论，所有能够涌现出自发秩序的系统，都必须具备四个关键特征：系统内至少存在一个自催化组件，系统内至少存在两个相互因果的组件，系统必须是一个与环境交换能量和物质的开放系统，系统必须运行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Glansdorff & Prigogine，1971)。跨国趣缘群体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展开国际传播中介实践的。

(一)信息交换机制：自组织内部的“水平网络式”传播

跨国趣缘群体借助信息交换机制，实现国际传播的中介功能。跨国趣缘群体成员并不固定在某个群组，而是常流动于多个数字平台，以共享兴趣为自催化组件，不断激发互动的信息节点，催生信息交换力量，表现出弱连接性和去中心化，形成多元互动的“数字生态村”。

中国网络文学趣缘群体最常使用Discord群组或武侠世界论坛(forum of Wuxiaworld)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寻求最新小说推荐、开展小说翻译分享。有受访者表示：“刚加入群体时，我不得不依靠粉丝或用字典自己翻译，只有起点中文网接受PayPal支付买翻译。一些粉丝翻译组也会要求你加入他们的Discord群组，以获得阅读他们翻译的密码。”(S1)。偶尔参与的网络用户很难成为跨国趣缘群体的成员，还要看其互动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形成群体认同感，甚至形成特定的讨论规则。

“青年世界联邦主义”趣缘群体最常使用Discord群组和自建网站(www.ywf.world)来讨论全球政治议题。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进群第一件事就是描述自己如何看待世界联邦主义。部分群体成员还发展为自建网站的写手，促成群体内部的信息流动与认知协商。例如，访谈对象S18发表了题为《世界分裂，地区团结？——对特朗普总统任期对世界联邦主义影响的分析》的文章，S16发表了《为大自然行走：年轻的徒步旅行者为更健康的地球采取行动》和《以人为本：全球团结、和平与进步的愿景》等。他们的交流推动了世界联邦主义的国际传播。

区别于其他国际传播中介，跨国趣缘群体的信息交换绕过了传统的“固定身份中介—个体”或“平台中介—个体”的“垂直塔式”模式，构建了“个体—全球网络—个体”的水平网状传播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有固定身份的网红等意见领袖、翻译者或平台内容决定的，而是全球成员经由共同兴趣，借助平台间信息流动的催化，平等、自发、持续地中介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

(二)知识学习机制：“主动参与”自组织规范

跨国趣缘群体借助知识学习机制，实现国际传播的中介功能。群体在信息交换过程中接触他国文化后，为更深入地了解他国文化，通常会主动学习相关知识，通过互补性合作推动知识共享，进而实现其国际传播的中介功能。

知识学习机制能促进多元文化的“破圈”。17岁的高一在读生，K-pop粉丝男孩S12就表示：“我要去上海虹口参加一个韩国的漫展，想找我的韩语老师帮我纠正一下语法和发音，因为我想用韩语与韩国动漫作者交流。我粉K-pop女团没错，但爱豆会跟我们说她喜欢什么，于是我慢慢也喜欢上了韩漫。”长期以来，提到动漫，人们首先会想到的通常是日漫，但这个粉K-pop女团的中国男孩却在跨国趣缘群体互动中，开启了对韩国动漫的探索，突破语言等限制，深入到韩漫文化圈层中。

知识学习机制能促进群体成员对多元意识形态的理解。有一位德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中国网络文学粉丝，在回答为何群体讨论的小说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时表示：“小时候，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美食的共产主义国家’。我所学到的共产主义使我有很多误解。现在我意识到，现实与此大相径庭。奇怪的是，我第一次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网文群体里推荐的一部浪漫的网络小说中。”(S1)像这样，跨国趣缘群体能在群聚的同时，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

自组织里的“相互因果”关系驱动了群体内知识的流动和循环回路。来自A国家的成员会因发布一个知识而被群体成员点赞转发，于是继续主动探索新知识；来自B国家的成员在群里问一个知识，发现这里是移动的“维基百科”，也可能更喜欢自组织里的异国文化。不同国家的成员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文化诠释，催生出一种“创新知识”。这些回路促使群体内形成“主动参与”的自组织规范，从而增进群体成员对彼此国家的理解。

(三)情感凝结机制：“流动的自组织”趋于稳定

跨国趣缘群体借助情感凝结机制，实现国际传播的中介功能。“凝结”是一种聚散的空间状态，以液化物质的形态相互渗透、相互裹挟，并随着环境的变化产生质的转变(隋岩、揭其涛，2024)。情感凝结体现自组织系统的开放性，凭借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流与共建共享的知识学习，成员间互动得以深化，并进一步沉淀为坚实的情感纽带。有访谈对象表示：“学生时期多在网上聊，现在变成我们每年过年一起旅游，还会带上毛利兰的周边在景区打卡拍照。”(S6)还有访谈对象表示：“我认为世界联邦主义的实现需要时间，但通过这个群体，我有了来自巴基斯坦、印度、波兰、捷克、美国、荷兰、南非等地的朋友！我对这个我们称之为家园的世界和人类的整体利益抱有期待。”(S16)

群体的情感凝结既受内部结构分化的影响，也受外部质疑与冲突的激发。随着自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可能会削弱，但如果内部进一步建立“小圈子”，则可能维持较强的情感联系。而当群体成员共同喜欢的作品、偶像或理念受到其他群体攻击时，他们的情感凝结将达到峰值，并倾向于一致对外。有访谈对象表示：“派系发生冲突时，要么一个派系会分裂并创建自己的群组，要么两者都会让原来的大群组解散。”(S1)还有访谈对象表示：“例如新的日漫作品，国内总共只有50个人看，我们就很团结。但当人数越来越多时，关系反倒松散了。”(S7)

情感凝结在自组织逻辑里就是能量输入，是驱动群体持续活跃的动力。跨国趣缘群体的中介力量，不在于成员间零星的或偶然的共情传播行为，而在于他们将这种共情常态化、结构化和系统化，构建出一个能自我维持、自我演化的“共情共同体”，使流动的自组织拥有相对稳定的状态。

(四)认同建构机制：从外部赋予到“自下而上”涌现

跨国趣缘群体借助认同建构机制，实现国际传播的中介功能。詹姆斯·凯瑞(Carey，1989)认为，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是通过共享文化和符号，来强化社会纽带和文化认同的过程。跨国趣缘群体超越民族、阶层、身份乃至信仰的认同建构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自下而上”涌现的，即通过信息交换、知识学习和情感凝结，形成共享身份与价值认同。作为自组织的宏观涌现结果，又会强化后续的互动，进而形成流动循环之态。

在实现认同的过程中，成员身份呈层级流动趋势(图1)。新成员多处于群体外围层，是信息接收者。有的成员即使“混迹”群体多年，如S9仍表示主要是“潜水”，但看到特别喜欢的作品时，也会偶尔评论和转发，此时就进入了群体中间层，成为传播者。而某些“老粉”则可能通过二创等行为进入群体核心层，成为创作者。如S6就从最初的日漫角色毛利兰的粉丝逐渐发展成微博主页的运营者，还组织线下粉丝聚会。S7也表示：“我从2006年开始就在百度贴吧粉日漫了。刚开始欣赏别人的小说、漫画，后来觉得我也能写，会画画分享出去，也会获得点赞，在群体里有创作的成就感，我还做过字幕组呢！”

图1 跨国趣缘群体成员身份的层级动态流动

身份的动态流动使跨圈层传播成为可能，从而加速认同的实现。处于核心层的创作者，例如作者本身、二创作者、同人创作者的信息可以直接传递给外圈层的接收者。接收者如果想把信息传递到核心层，也可以通过私信或留言实现。这种跨圈层传播正是他们能长期维系并构筑认同的重要因素。

跨国趣缘群体的认同建构体现出较强的排他性。当成员的价值取向不被群体认同时，便可能被踢出群体之外。比如，青年世界联邦主义群体就不允许游戏类虚拟社区的成员加入，因为他们可能与排外主义、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相关联。一名英国17岁的大学预科生表示：“虚拟社区通常会将歧视投射到我们的对话中。我很喜欢‘地狱潜者2’这款游戏。在最近的游戏中，地球遭到攻击，我与一名德国、一名中国和一名美国玩家组成小队共同抗敌。但是，我所在的青年世界联邦主义群体仍然不肯让他们加入我们群体，我也没办法。”(S16)可见个人差异化的价值取向很难与群体的价值认同相对抗。

网络暗语和“梗”是实现群体认同的重要符号。“梗”作为一种具备圈层属性的隐语，逐渐成为趣缘群体常用的交流话语(廖中鸣等，2022)。需要警惕的是，跨国趣缘群体的网络暗语存在多面性，既有积极阳光的，例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时，“阿中哥哥”一词就因亲切形象和情感认同而广泛流行；也有负面阴郁的，像朋克系、暗黑系、COS哥特、二次元文化中的暗语、RAP中的晦语等。

正是借助信息交换、知识学习、情感凝结和认同建构机制的循环往复，跨国趣缘群体能自发地从一个国家走向广阔的国际舞台，以兴趣为纽带，在编织“共情网络”的同时实现他们在国际传播中独特的中介角色。

五、影响因素：跨国趣缘群体何以成为国际传播中介

研究在对跨国趣缘群体及其成员展开深入研究后发现，影响其作为国际传播中介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议题传播力的影响。作为流动的自组织，跨国趣缘群体之所以能成为国际传播中介，议题的共通性和时效性是重要因素。具有共通性的议题常围绕真善美、公平、正义等共同价值展开，能引发多层次、多角度的持续讨论；具有时效性的议题则与最新时事相关，能借助热点快速扩散。不管是李子柒的跨国趣缘群体，还是Instagram上关注可持续生活(#sustainable living)的群体，他们都反映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显示了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情感共通性。而“青年世界联邦主义”的成员偏向讨论时效性议题，“我们讨论过核能、环境政治。群体的欧洲频道主要围绕欧洲的新闻事件来讨论，例如俄乌冲突以及气候保护的相关话题等”(S16)。这些议题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

第二，群体动力的影响。作为流动的自组织，跨国趣缘群体之所以能成为国际传播中介，其身份所兼具的流动性与稳定性是重要因素。访谈显示，跨国趣缘群体都具有自组织特性，由“大粉”即意见领袖发起，群体表现出多元主体自主协作性。“K-pop粉丝群体完全是自组织的，它不像内娱一般会是由明星工作室来直接经管粉丝团或超话，K-pop粉丝群体完全是‘为爱发电’，所以不能接受被外界影响。”(S11)群体发展壮大时，可能存在与企业合作的情况，但群体的自组织性依旧很强。“会有制作毛利兰周边的品牌方找我们，但我们通常选择不合作。我们自己制作周边，约稿不会跟原作者的画风一模一样，有二创成分，所以跟他们做得不一样。”(S6)

跨国趣缘群体的自组织性可能受到资本引导。例如，中国的K-pop粉丝除使用微博超话等本土平台外，还使用韩国经纪公司推出的Weverse和“泡泡”(Bubble)平台。在Weverse上不仅可以获取最新偶像资讯，还能观看偶像的日常活动小视频，并与世界各地的粉丝展开互动。而“泡泡”则允许粉丝通过付费订阅方式与偶像交流互动。粉丝在偶像回应时获得情绪满足，促成粉丝、偶像与资本的动态博弈，最终形成“粉丝认可的商业模式”。

第三，平台生态的影响。作为流动的自组织，跨国趣缘群体之所以能成为国际传播中介，数字平台的多样性、信息可达性和平台规范性是重要因素。群体成员是否活跃于多个国际平台，平台规范是否符合用户使用习惯以及相关国家的道德和法律等，都至关重要。为实现商业价值，K-pop建立了自有平台Weverse和泡泡；受沉浸式表达影响，日本动漫群体偏好Pixiv、Reddit等匿名二创平台；而因意识形态复杂，世界联邦主义群体常在自建网站发布作品以避免群内讨论的信息流被淹没。

跨国趣缘群体内部同时蕴含着混沌系统的非线性与不可预测性(Lorenz，1963)。其国际传播中介作用并非始终可控，也可能因微小扰动而引发大规模的传播链式反应，即蝴蝶效应(Gleick，1987)，从而带来国家治理层面的潜在风险。

跨文化冲突时常在数字平台发生，从而产生“网络亚文化和粉丝群体”催生的民族主义(王洪喆等，2016)。例如有访谈对象表示：“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之一Lisa曾参演‘疯马秀’，但这引起了中西方粉丝在X平台上的激烈骂战。来自儒家文化的中日韩粉丝不能接受偶像参加这样道德沦丧的演出，而持有西方开放价值观的欧美粉丝认为这种来自法国的表演是正常文化。”(S12)

仅靠群体内部的自组织规范，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跨国趣缘群体的多平台“液态流动”易引发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亟需各国与多边平台协同治理。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加剧了跨国粉丝对立，进而给相关国家带来了网络治理难题。

六、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国际传播中介机制的模型

从信息“单向流动”到“多向沟通”，跨国趣缘群体推动国际传播超越文化帝国主义。与先前主要由政府推动、借助话语优势和全球网络布局打造的国际传播格局形成显著差异，主要由Z世代与阿尔法世代组成的跨国趣缘群体通过日常实践参与国际传播。他们以信息交互和多向沟通推动非西方趣缘群体的本土化抗衡，并通过参与性政治(Jenkins，2016)展现国际影响力。跨国趣缘群体以其“养成式”画像打造出一个身份平等且有利于理性对话的开放空间，在推进“话语权的去阶层化”过程中，成为国际传播的天然中介，为我国构建更有效能的国际传播体系提供了新动力。

本文构建了一个跨国趣缘群体的国际传播中介机制模型(图2)。该模型有助于重构传统国际传播中介理论的范式，为构建群聚传播时代多元主体参与的以协商、共创为核心的国际传播中介理论提供学理性参考。

图2 跨国趣缘群体的国际传播中介机制模型

第一，区别于前期研究认为趣缘群体是一种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亚文化体系(蔡骐，2014)，本文发现，在群聚传播时代，跨国趣缘群体呈现两种中介属性，能在不同国家之间中介亚文化或中介意识形态。两种属性常在趣缘群体的自组织发展演变中融合，并在不同传播节点相互转化、嵌套共生。

第二，研究以自组织的耗散结构理论为视角，阐释了跨国趣缘群体的国际传播中介机制，包括通过信息交换、知识学习、情感凝结和认同建构的循环协同推动国际传播。

本文为跨国趣缘群体作为国际传播中介的演化路径及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自组织理论揭示了该群体如何通过自我调节推动信息的全球流动，进而形成独特的国际传播生态系统。该机制可通过自组织的四个关键特征来理解：自催化组件、相互因果关系、开放性和远离平衡的运行条件。信息交换发挥催化作用，推动群体互动持续发生，构建覆盖全球的自组织内部的“水平网络式”传播；相互因果关系促使群体成员循环积累他国文化知识，形成“主动参与”的自组织规范，增进群体成员对彼此国家的理解；在开放系统中，群体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不断促进群体的情感凝结，并逐渐沉淀为具有稳定结构的“共情共同体”；远离平衡的运行状态则保证群体能在信息交换、知识学习和情感凝结的基础上，灵活应对外部变化，实现从外部赋予到“自下而上”的涌现，持续推动认同建构。作为自组织的宏观涌现结果，还会强化后续的互动，这四个机制共同构成一个层层递进、循环往复的生成演化链条，使群体在复杂多元的国际传播环境中体现出其独特的中介角色。

该自组织的形成与运作仍受到外部权力与内部权力不均的制约。外部权力受制于平台算法、相关国家社会风俗，以及法律制度的约束，内部权力则受制于知识权威、意见领袖或核心成员号召力的影响，以及自组织内部规范的羁绊。

第三，研究锚定了影响跨国趣缘群体作为国际传播中介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议题传播力、群体动力和平台生态。三种因素相互作用，不仅构成影响跨国趣缘群体中介功能的基本框架，也为评估其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坐标。

跨国趣缘群体的国际传播中介机制还受内部惯性与外部条件影响，呈现路径锁定效应。虽然具有显著的自组织特征，但其成员构成是以共同兴趣为前提的，群体的中介机制不仅在起点上延续了共同的话语框架，而且在此后的信息交换和知识学习中也容易被既有的情感设定和认知体系所框定。

与此同时，跨国趣缘群体因其流动的自组织性，也潜藏着一定的风险。在他们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演化中，潜藏风险既可能是日常和隐蔽的渗透，也可能是偶发并演变为重大突发事件。对此需要警惕网络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思潮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要关注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网络暗语与“梗”文化等可能引发的国家治理风险，尤其是对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的长期影响。在跨国趣缘群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关键是要以“善治”为目标，发挥跨国趣缘群体的正面效用、限制其负面影响，通过用户素养提升、平台责任强化等方式，建立协同治理框架，引导跨国趣缘群体成为推动国际对话的可持续力量，在文明互鉴中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同时推动多元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繁荣，携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原文参考文献

[1]蔡骐(2014).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J].新闻与传播研究(9)：5-23+126.

[2]褚建勋，胡德根，王晨阳(2024).自组织模式：AIGC赋能下科学传播的未来转型[J].全球传媒学刊(6)：58-71.

[3]何国平(2017).海外资讯博主的跨国社交网络传播探析——以新浪微博“英国那些事儿”为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12-122.

[4]何天平，蒋贤成(2024).以短视频为媒：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实践进路[J].中国编辑(11)：72-80.

[5]侯雨，徐鹏(2019).跨文化粉丝研究：学术史梳理与前瞻[J].中国青年研究(12)：87-94.

[6]黄华，吴越(2022).动员“情感”：演唱会现场的应援棒实践与对物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7)：136-157.

[7]黄华，吴越(2023).作为中介的平台：K-Pop“周边”的移动和粉丝圈层秩序的再造[J].新闻与写作(9)：23-35.

[8]蒋培(2019).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基础——基于浙中陆家村的实证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33-42+111.

[9]李鲤，陈玉婷(2017).基于网络趣缘群体传播的社会化阅读新模式[J].中国出版(24)：42-45.

[10]李诗彤(2024).“饭圈盗猎者”：粉丝“白嫖”的文化冲突与身份建构[J].新闻记者(12)：57-70+86.

[11]廖中鸣，胡江伟，姜小凌(2022).狂欢、区隔与抵抗：游戏圈“梗”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5)：42-48.

[12]刘俊(2020).论融媒时代中国影视国际传播力提升的十个创新理念[J].东岳论丛(9)：87-96.

[13]刘康(2010).国际传播的媒介和中介——中国眼中的西方“中国通”[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74-75.

[14]鲁诗原(2024).以微成趣：传统文化类网络微短剧中的尚“微”美学与美育价值[J].当代电视(8)：20-25.

[15]陆新蕾，琚慧琴(2021).从跨国追剧到饭圈“骂战”：粉丝民族主义的日常操演[J].国际新闻界(10)：29-49.

[16]罗自文(2013).网络趣缘群体的基本特征与传播模式研究——基于6个典型网络趣缘群体的实证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4)：101-111+128.

[17]马廷魁，刘岩(2021).场景、体验、连接、社群：图书出版3.0的新进路[J].中国编辑(3)：86-91.

[18]毛丹，王敬雅，陈佳俊(2021).“饭圈”观察：组织特征与圈内外关系[J].社会学研究(6)：90-112+228.

[19]戚化怡(2021).新时代贵州苗族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媒体行为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4)：116-122.

[20]权玺(2017).平台媒体：构建平台化的自组织在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J].当代传播(6)：90-93.

[21]任广镇(2025).国际传播新格局下网络主播专业素养提升路径研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6)：71-75.

[22]史金铭，汤景泰(2023).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传播型构：论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自组织行动[J].当代传播(3)：21-28.

[23]隋岩，曹飞(2013).从混沌理论认识互联网群体传播特性[J].学术界(2)：86-94+277-280.

[24]隋岩，姜楠(2023).加速社会与群聚传播：信息现代性的张力[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53-163.

[25]隋岩，揭其涛(2024).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生产与价值指向[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130-140.

[26]孙信茹，王东林(2019).玩四驱：网络趣缘群体如何以“物”追忆——对一个迷你四驱车QQ群的民族志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1)：24-45+126.

[27]滕璐阳，徐赣丽(2024).日常生活视角下的趣缘群体实践——基于对某剪纸群体的参与观察[J].社会科学家(3)：83-89.

[28]田浩，常江(2020).桥接社群与跨文化传播：基于对西游记故事海外接受实践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1)：38-52+127.

[29]王国华，熊挺，钟声扬(2015).网络趣缘群体虚拟互动的关系逻辑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J].情报杂志(10)：106-111+84.

[30]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J].国际新闻界(11)：33-53.

[31]王诗萁，刘海龙(2024).粉丝“脱粉”背后的偶像魅力悖论[J].新闻大学(9)：87-102+120-121.

[32]王世友，雷军蓉，庞俊鹏(2022).城市社区体育组织促进社会整合的行动逻辑、功能及启示——基于太极拳趣缘群体个案研究的思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7)：61-67.

[33]王霞，王岩红，王少伟等(2018).基于自组织的应急疏散个体间多阶段决策信息传播[J].系统工程(4)：61-68.

[34]吴舫，崔迪，杨添艺(2023).粉丝圈群的社会参与逻辑：文本产消与数据生产连结模式的比较研究[J].新闻记者(10)：69-80.

[35]吴飞，吕澄欣(2025).全球共通：超越西方国际传播的冲突范式[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21-29.

[36]吴瑛，黄泓晟，徐昊东(202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中介”模型构建——基于《论语》走向世界的研究[J].新闻界(6)：74-88.

[37]席志武，李华英(2022).“饭圈文化”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风险及治理对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78-85.

[38]谢玉进(2006).网络趣缘群体与青少年发展[J].中国青年研究(7)：60-63.

[39]徐赣丽，滕璐阳(2022).当代手工艺的都市实践——现代民俗学的探索[J].民俗研究(4)：24-34+157-158.

[40]徐明宏(2015).城市休闲的社会整合与管理创新研究——以杭州趣缘群体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12)：82-88+157-158.

[41]徐翔(2018).“西方中心”与“中介突围”：中国文化在社交媒体国际传播中的区域张力与结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07-119+171-172.

[42]闫岩，时元皓，舒畅等(2023).聚沙成塔：新冠疫情早期的居民自组织行动——武汉某小区业主微信群的组织传播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6)：67-85+127-128.

[43]张炳杰(2016).趣缘群体之“粉都”效应——社交媒体时代图书出版发行的新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11)：26-29.

[44]张钧莉，方明东(2022).迷失的狂欢：“饭圈文化”失范表征、成因及治理[J].当代青年究(2)：88-93.

[45]张伶聪，王奕懿(2025).“哪吒”出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动画电影进路[J].中国编辑(4)：101-107.

[46]张龙，曹晔阳(2022).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平台化视域下的国际传播[J].社会科学战线(6)：166-175.

[47]张岩，韩复龄(2018).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网络社群知识传播研究[J].情报科学(7)：98-103.

[48]张中全，高红玲(2009).恐慌传播的自组织临界模型研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6)：49-54.

[49]周琼(2019).网络社群自组织传播的分享特性对社会资本的影响[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9)：157-160.

[50]周琼，曾样样(2021).群体传播时代的集体行动和仪式狂欢——对“饭圈出征”网络行动的个案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154-159.

[51]Bourdieu,P.(1984).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2]Biri,Y.(2024).Stancetaking in Interest-Based Online Communities:A Corpus Prag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Neuphilologische Mitteilungen,125(1),256-265.

[53]Braun,V.,& Clarke,V.(2006).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3(2),77-101.

[54]Carey,J.W.(1989).Communication as Culture: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NewYork:Routledge.

[55]Contractor,N.(1994).Self-organizing Systems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In Kovacic,B.(Ed.),New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pp.39-65).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56]Freeman,G.,& McNeese,N.J.(2019).Exploring Indie Game Development:Team Practices and Social Experiences in a Creativitycentric Technology Community.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CSCW),28(3),723-748.

[57]Glansdorff,P.,& Prigogine,I.(1971).Therrnodynanzic Study of Structure,Stability and Fluctuations.New York:Wiley.

[58]Gleick,J.(1987).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New York:Viking.

[59]Guest,G.,Bunce,A.,& Johnson,L.(2006).How Many Interviews are Enough? An Experiment with Data Saturation and Variability.Field Methods,18(1),59-82.

[60]Haken,H.(2006).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A Macroscopic Approach to Complex Systems.Berlin,Heidelberg,NewYork:Springer.

[62]Jenkins,H.,Shresthova,S.,Gamber-Thompson,L.,et al.(2016).By any Media Necessary:The New Youth Activism.New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63]Lorenz,E.N.(1963).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20(2),130-141.

[64]Palsetia,D.,Patwary,M.M.A.,Agrawal,A.,& Choudhary,A.(2014).Excavating Social Circles Via User Interests.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4(1),170.

[65]Tönnies,F.(1887).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In Studien zu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Herausgegeben von Klaus Lichtblau(pp.231-255).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