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独”史观是由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政治权力主导、少数知识精英配合、教育系统推行、外部势力干预的系统性意识形态工程，通过割裂历史事实、美化殖民统治、妖魔化祖国大陆、强化受害者悲情叙事等方式推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话术，炮制出“同心圆史观”“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民族论”等多种虚假论述，图谋“脱中立台”，重构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和家国认同。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图谋驱动、学术中立伪装、社会弥漫扩散、服务“台独”分裂目的，必将蒙蔽台湾民众认知、扩大台湾社会裂痕、加剧两岸对立对抗，也将为两岸统一进程埋下隐患。应对“台独”史观，是一场关乎民族记忆、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持久战。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引下，未来应加强国家统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中华民族大一统史观消解“台独”史观谬论，利用法律、教育等手段加强战略塑造和民意引导，不断推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与祖国完全统一进程。
关键词：“台独”史观；“脱中立台”；国家统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历史虚无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1］“台独”史观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深远，需要高度警惕。所谓“台独”史观是指扭曲历史事实、为“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谬论制造正当性和合法性支撑，进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虚假历史叙事体系。“台独”史观并非单纯的历史认知偏差，而是经过精心包装、隐藏着深层政治图谋的骗术谬论，是“历史搭台、政治唱戏”的产物，也是权力掌控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塑造。目前学术界对“台独”史观有了一定的研究。陈孔立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建构，‘台独’史观已经基本上建成，并且已经在台湾历史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2］李细珠指出，“台独”史观“通过教改与历史教育向台湾社会渗透，严重毒害了台湾青少年”［3］。程朝云则驳斥了“殖民统治有益论”，认为“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4］。伍俐斌和林卓立重点分析了赖清德当局推行“台独”史观的做法与危害［5］。已有研究对“台独”史观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剖析，但部分难题仍亟待探讨：一是“台独”史观的演进历程；二是对“台独”史观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等谬论的系统性批判；三是对“台独”史观对岛内民意和两岸关系深层影响的全面剖析。本文立足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尝试对“台独”史观进行战略审视和战术透视，提出“学术反击、法律惩戒、教育纠偏、舆论塑造”的反制建议。
二、“台独”史观演进的历史脉络
“台独”史观的产生，既与台湾岛内政局演变息息相关，也与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以1987年台湾当局“解严”为分水岭，“台独”史观前期主要在海外扩散，后期则在岛内公然传播。
（一）萌发时期（1945—1987年）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执政时期，中国史观在台湾地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台独”史观只是未成气候的暗流和支流。
一是肇始于日本殖民时期。日本殖民台湾期间，为推行“皇民化”教育，极力向台湾民众灌输分离意识，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的血缘和文化纽带。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遗留的分离意识并未根除，部分驻台日军与台湾的亲日媚日分子甚至策动了“台湾独立自治运动”［6］。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岛内部分别有用心之人歪曲煽动，将片面的信息或局部的信息夸大为整体的信息，“台独”谬论借机死灰复燃。1948年“台独”史观始作俑者廖文毅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鼓吹“台湾独立”。1949年，廖文毅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递交英文小册子《台湾的声音》，凭空捏造出“台湾民族”的说辞，这也成为“台独”史观的早期萌芽。
二是以日本为“基地”。早期“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无法立足，只能逃窜至日本等地。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右翼势力扶持下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声称“台湾民族”要“脱离异民族”。1962年，史明（本名施朝晖）在日本出版《台湾人四百年史》，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分离并对立起来，鼓吹建立“台湾国”。1964年，王育德在日本出版《台湾：苦闷的历史》，虚构了所谓的台湾“独立演化路径”。这一时期的“台独”史观炮制者主要出生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多用日语写作。
三是以美国为“大本营”。冷战时期，美国为遏制中国，公开支持“台独”势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台独”运动重心从日本转移到美国。史明等人也从日本流窜至美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外“台独”活动的抬头。1982年在美国的“台独”分裂势力如蔡同荣、彭明敏等人在洛杉矶成立“台独”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该组织至今依然活跃，在全美各地共有44个分会，会员约2 000人。
（二）由暗转明时期（1988—2008年）
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背离蒋经国的政治路线，为“台独”大开方便之门，推动“台独”史观从边缘走向中心，逐渐公开化和合法化。到1992年，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秀政声称，台湾史研究已成为台湾史学界的“显学”［7］。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继承李登辉“衣钵”，将中国史形塑为“外国史”。
一是以行政权的掌控来抢夺历史的解释权。随着岛内政治权力转移，海外“台独”分子也陆续返台，与岛内蛰伏的“独派”人士沆瀣一气。“台独”分子辜宽敏在蒋经国时期从日本回台，一度沉寂，在李登辉当政后转趋活跃，此后又出任陈水扁、蔡英文当局的“资政”。身在北美地区的“台独”头目彭明敏受李登辉之邀于1992年回台，1995年加入民进党，2000年出任陈水扁当局“资政”。在此过程中，台湾历史“本土论”“台湾民族论”“去中国”“脱中国”等谬论纷纷登场，并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争夺中抢占了优势地位。
二是将台湾历史上升到所谓“国史”高度。“台独”史观把台湾乡土意识提升到“国族意识”，具有鲜明的历史建构倾向性和叙事割裂的政治操纵性。1994年台湾当局修订历史课纲，以“台湾”而非“中国”作为“国家主体性”叙事。1997年台湾编译馆编订《认识台湾》教科书，所谓“认识台湾”其实是灌输“台独”意识和皇民史观［8］。自此，在“台独”史观中，“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叙事脉络开始平行化，不再把台湾当成整个中国的组成部分来看待，“以台湾为核心”的“台湾史”被提升至所谓“国史”的至高地位，让台湾青年误认为“台湾史才是国史”。
三是民进党将“台独”纳入“党纲”。1979年台湾出现的“美丽岛事件”，为民进党的成立进行了人才、组织及理论上的储备，为“台独”史观走向政党政治铺平了道路。1986年民进党成立，岛内外“台独”势力公开合流。1991年民进党把“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塞入党纲。自此，“台独”史观与民进党的“台独”行径正式合流。随着民进党的多轮执政，“台独”史观逐渐成为在全台湾广泛弥漫的政治主张。
（三）拨乱反正时期（2008—2016年）
2008年国民党籍马英九执政，对“台独”史观进行了有限的拨乱反正，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制定课纲。2008年5月马英九就职后，冻结陈水扁时期制定的、具有明显“台独”色彩的历史与语文课程大纲（以下简称课纲）。2009年马英九责成台湾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重新拟订高中课纲，2012年8月实施，也被称为“101课纲”。该课纲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叙事框架，加入三国时期以来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脉络，增加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同胞参与大陆抗日的光荣事迹，删除“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歪理邪说。在地理层面回归“一中地理观”，将最高山峰标注为珠穆朗玛峰而非“台独”史观主张的台湾玉山。在语文方面，增加文言文比重，重塑台湾同胞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
二是调整课纲。“101课纲”为抵制“台独”史观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并未根本性颠覆陈水扁时期“98课纲”的整体结构，仍维持“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同心圆史观”模式，而且部分修订因“独派”学者渗透审查环节，未能完全落实。2012年马英九成立“课纲微调小组”，由统派学者王晓波担任召集人，对课纲进行全面修订。例如强调钓鱼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把“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时期”，把“接收台湾”改为“光复台湾”，把“郑成功统治时期”改为“明代郑成功统治时期”，强化中国历史的叙事脉络。
三是妥协退让。由于各种原因，马英九在其第一任期未能大刀阔斧地根本性改革课纲，错失最佳时机。2015年7月，在民进党的鼓动下，台湾出现“反课纲微调事件”，马英九当局被迫妥协，宣布新旧课纲并行。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职演讲中就明确表示要废止马英九时期制定的历史课纲，并于同年5月31日宣布废除。这意味着马英九时期扭转岛内历史教学“去中国化”的尝试最终无功而返。
（四）加速推进时期（2016年至今）
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后，全面落实“政治反中、法理拆中、文化去中、历史脱中、经济离中、战略制中”路线，在岛内全方位散播“台独”史观谬论。
一是将中国史并入东亚史。“台独”史观声称，此前对于台湾历史的描述在中国史体系中仅仅处于边缘或附属地位。杜正胜叫嚣：“过去五十年台湾的历史教育充斥着大中国主义，甚至狭窄化成大国沙文主义。从小学到大学，台湾史没有自己的地位，只附属于中国史系统中。”［9］“台独”史观极力摆脱中国史的论述框架。2018年8月，台湾“课审会”审定“12年公共教育社会领域课程纲要”，鼓吹用“台湾岛”作为台湾历史叙事的主体，将台湾的历史课程分为：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把中国历史归入东亚史。如此一来，中国历史就成为与日本等东亚国家同样的“外国历史”。
二是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台独”史观声称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而中国史是“他们中国人”的历史。在文化层面，把闽南语、客家话改名为“台湾语言”。在宗教层面，声称台湾妈祖与大陆妈祖“虽是同一神圣，却属不同‘分会’”。此外，还抛出“孔子是鲁国人不是中国人”等奇谈怪论。台湾文化作为下位概念，本是作为上位概念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独”史观却打着“本土化”“多元化”的幌子，将海洋因素、日本殖民因素等拼凑为台湾文化，中华文化反而成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三是以“转型正义”的名义推动“去蒋化”。民进党当局成立“转型正义委员会”，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对国民党进行污名化和政治清算，刻意渲染“二二八事件”，给外界制造的印象是国民党“坏事做绝”，而民进党则“好事做尽”。民进党此举成为其解构和重构台湾历史记忆的重要资源，因为“集体受难经验常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工具”［10］。这种“仪式化的定期纪念”强化了“外省人”的“原罪”，而以“受害者”形象出现的“本省人”则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心理上的“优越感”。民进党当局把蒋介石视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重要连接点，歇斯底里地对其抹黑诋毁，销毁蒋介石的塑像，把对蒋介石的纪念场所改为“自由广场”。此后“台独”势力又集中力量推进“去孙中山化”，不再承认孙中山是“国父”，撤除孙中山遗像，取消“遥祭国父陵寝”仪式。
三、“台独”史观的主要特征
“台独”分裂势力声称以中国为主体的统一论是“台独”史观的“紧箍咒”，非打破不足以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因而全方位消解中国史观，培育并强化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台湾主体意识”甚至是“台湾主权意识”，凯望最终达成“台独建国”的政治图谋。
（一）以“学术中立”为掩护构造“台独”伪史观
“台独”史观是建构而非“天然”的产物，披着“学术自由”的外衣行分裂之实，但其篡改历史并非随机妄为，而是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模式套路。
一是学术嫁接夹带分裂私货，制造台湾社会的结构性误导。“台独”势力借引入西方学术理论之机将分裂主张伪装成学术观点以增强迷惑性?。比如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叡人在翻译美国政治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时，就通过译序和注释恶意篡改，把原著中的反殖民思想扭曲为两岸对立的叙事。另外，有“台独”学者以学术名义把郑成功收复台湾污蔑为“汉人殖民开端”，将台湾光复歪曲成“新殖民统治开端”。台湾淡江大学教授张胜彦甚至妄称，台湾是“汉人到海外殖民唯一成功的地方”［11］。
二是依托史实建构的虚假性与片面性，制造台湾社会的谱系性失忆。例如，《认识台湾》的“历史篇”把郑成功治理台湾说成是“台湾首度出现汉人政权”［12］。显然，在这套话语论述中，三国时代吴国军队到达“夷洲”（台湾），隋朝在“流求”（台湾）的活动，宋朝在澎湖驻军，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等，都被刻意抹去了。“台独”学者林明德还妄言，“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中国政府从未有效地统治过台湾”［13］。
三是以导向性措辞和系统性扭曲，制造台湾社会的选择性遮蔽。台湾曾经遭受过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国的殖民侵略，但“台独”史观论者却把这些殖民侵略与明郑、清朝和蒋介石政权混为一谈，将其都看成“外来殖民者”，认为“台湾一贯是外来统治者的殖民地”。在此悲情叙事下，他们进而声称“台独”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台湾的自立、自主、自决”，就是要“建设台湾人自己的国家”。
（二）以政治图谋为底色落实“台独”分裂谬论
“台独”史观在台湾社会的渗透与“台独”活动沆瀣一气。“台独”史观为“台独”活动提供理论支撑，而“台独”活动尤其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上台又为“台独”史观提供了合法性庇护。
一是“台独”史观为“台独”政治服务。“台独”史观坚持意识形态挂帅，认为历史书写必然会受到政治情境的左右。在“过去事实”的客观存在和“价值判断”的主观认定之间，“台独”史观更相信后者。在目标设置上具有高度的功利性，把历史书写看作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具，主要目的是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二是“台独”史观借“台独”活动加速扩散。“台独”史观偷梁换柱，肆意裁剪扭曲历史真相，同时借助社会运动传播分裂理念。例如，1990年3月，台湾发生“野百合”事件，民进党立即组织支持者到场声援，借机兜售所谓“台湾独立”“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论”，增加台湾民众对台湾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4］。此后，民进党又吸收了“野百合”的主要骨干，为陈水扁1994年参选台北市长进而在2000年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造势。
三是“台独”势力上台全面布局“台独”史观。1996年台湾首次举行地区领导人的全民“直选”。“台独”史观支持者声称，“台湾人选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是台湾“主权独立”的重要象征，台湾人的每一次投票，就是作为台湾人的权力行使，就是一次“台独”史观的生动实践［15］。2026年3月，赖清德在参加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与民主韧性研讨会”时，再次以所谓“直选民主”为台湾“国家地位”编造依据。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到陈水扁推动“公投制宪”，从蔡英文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到赖清德的“新两国论”，“台独”分裂势力的布局图谋绕开“正名”或“制宪”，从“基于‘民族自决权’的‘公投分离’”转向“事实分离”，制造没有宣布“台湾独立”的“台湾事实独立”。
（三）以“政治正确”面目构建“台独”史观传播矩阵
“台独”史观的传播并非零散无序，而是“台独”势力利用行政力量生产规范性知识的系统性行为，对台湾民众尤其是鉴别意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进行“去中国化”的“洗脑”教育。
一是利用教育主导权加速“台独”史观的代际传承。岛内“台独”势力把教育话语权的争夺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不遗余力地操纵“台独教育”，让历史课堂成为“台独”思想渗透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2024年12月，赖清德当局删除了军校通识教育中的“中国现代史”课程。2025年5月，赖清德当局修改台湾户籍人口表述，把原表述“以汉人为最大族群，占总人口96.4%”，改为“2.6%为‘原住民族群’，另外来人口占1.2%，‘其余人口’占96.2%”。“汉人”二字完全消失，被“其余人口”取代，这种操作让外界瞠目结舌［16］。2025年9月，赖清德当局启用“识读中国威胁”教材，煽动“抗中保台”叙事，让台湾青少年形成“两岸对垒”的敌我思维，误导其戴着仇恨和偏见的“有色眼镜”来敌视大陆。2026年1月赖清德当局成立台湾首家“台语实验小学”北岭小学，让学生接受所谓“以台语为主”的教育。由于教育的导向性、教材的“权威性”以及考试答案的唯一性，台湾民众只能被迫成为“台独”史观的接收者和传播者。
二是再造“本土历史文化现场”。2025年11月赖清德当局抛出“再造历史现场项目计划2.0”版，以所谓“重现历史现场”为手段，利用资源配置权力潜移默化地将“台独”史观植入公共话语体系。在历史遗迹方面，“台独”分裂势力在台南孔庙这类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场所叫嚣“用‘台独’包围中国”。民进党当局还将郑成功进驻的安平古堡改名为殖民色彩浓厚的“热兰遮堡遗构”。对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民进党当局要求将其往“本土化”和“世界化”方向发展，即重点收藏台湾本土及其他国家的文物，防止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台湾民族主义想象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赖清德当局还推动台湾歌曲、台湾歌仔戏以及台湾文学、台湾信仰等方面的搜集，图谋以台湾的独特性和在地化的情感共鸣来传递“台独”谬论，例如鼓吹“所谓台湾文学，就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写台湾经验的文学”［17］。
三是利用媒体网军等在台湾社会编织信息茧房。“台独”史观支持者通过政策宣传、公开演讲等活动散播兜售“台独”谬论。如赖清德2025年6月的所谓“团结十讲”，就用碎片化的历史论述混淆视听，试图在社会上营造“反中抗中”的舆论氛围。在现代网络社会，民进党当局通过强硬手段干预传统广电体系，例如取消中天新闻台电视牌照、强行干预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等，让支持“台独”的言论在传统媒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民进党当局还利用媒体与社交平台的放大效应进行舆论操控，以“揭秘”“科普”“还原真相”等名义在脸书、推特等平台传播“台独”史观，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推送、网军操控和虚假信息扩散“台独”史观。同时，民进党当局还通过补助媒体、文化机构等方式，推动利于“台独”叙事的内容产出。例如，以“中国攻台”为预设场景的“洗脑”电视剧《零日攻击》就获得了民进党当局1.13亿新台币补助［18］。这种数字化和娱乐化的传播进一步加速了“台独”史观的病毒式扩散。
四、“台独”史观的主要话术及其谬误
为构建脱离中国的“台湾主体性”，“台独”史观支持者妄图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和法理连接，炮制多种谬论。
一是“同心圆史观”。所谓“同心圆史观”是指以台湾为中心重构时空序列的历史叙事，以台湾为圆心向外扩散。“同心圆史观”在空间轴上由近及远，在时间轴上略古详今，在叙事模式上由传统的“从中国看台湾”和“以中国为中心”逐步转向“从台湾看台湾”和“以台湾为中心”，声称若继续坚持“中原中心史观”，必然会把台湾“自我边缘化”［19］。“同心圆史观”的第一圈层是台湾各个地方的乡土历史（台湾的22个县市或台湾北、中、西、南、东地区），第二圈层是台湾史，第三圈层是中国史，第四圈层是亚洲史，第五圈层是世界史［20］。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杜正胜提出“同心圆史观”［21］，此后利用2004至2008年担任台湾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之便，用“同心圆史观”主导历史课纲制定与教材编写。“同心圆史观”刻意凸显“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试图让台湾青少年“只知有台湾不知有中国”。
二是“台湾地位未定论”。1951年9月美国主导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2条第2款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22］，但并未明确规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由此产生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此后，“台独”分裂势力利用“旧金山和约”大做文章，宣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只是同盟国战时的声明，不具法律约束力，而“旧金山和约”则是由48个国家联合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其位阶要高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借此渲染“旧金山和约”所衍生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外部势力对此也积极附和，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辩论中避而不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双边文件中明确强调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却唯一突出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声称“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全部权利，并无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23］。2026年是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签署75周年，美国、日本和台湾当局正在图谋以此为幌子，大肆炒作“台湾地位未定论”。
三是“原住民史观”。为推销“台独”史观，“台独”势力极力虚构台湾“独立性”的史前叙事，赖清德就搬出“长毛象化石”来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生态系”。但众所周知，台湾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寒带动物长毛象能够在台湾出现，这反而证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上古冰河时期就是一体的［24］。史前叙事破产后，“台独”势力又围绕台湾少数民族议题做文章，把台湾少数民族说成“原住民”，目的是要凸显台湾是自成体系、不同于中华民族的“独特民族”。2016年5月蔡英文就职演说时，声称要“重建原住民史观”，表示“不敢忘记，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25］。所谓“原住民史观”，鼓吹“先来后到”，打着“先来”的“原住民”旗号，排斥“后到”的国民党，就是要把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排在序列最后，意图否定国民党在台的“合法性”，从而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四是“南岛语族论”与“海洋国家论”。“台独”史观支持者声称“台湾先民是南岛语族”，渲染台湾是“南岛语族”的核心区域，误导台湾民众形成台湾人的“自豪感”。赖清德还利用南岛语族搞“南向认亲”，妄图证明台湾“自古独立”。但是，对台湾古人类DNA测序的结果证明，台湾少数民族所属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26］。“南岛语族论”不攻自破后，“台独”势力又开始构建所谓“海洋国家论”。台湾静宜大学陈芳明等主张台湾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海岛国家”，声称台湾史研究应凸显台湾的海岛特性［27］。台湾大学曹永和也提出“台湾岛史”的概念，突出台湾历史的“海洋性格”［28］。这也被称为“台岛史观”，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独”史观的重要组成［29］。民进党也接续了这种说法，在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籍候选人彭明敏声称“台湾不是大陆的边防，而是海洋国家”。这显然是“沙滩筑塔”的无稽之谈，所谓台湾的“海洋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的地域化呈现而已。
五是“台湾民族论”。民族认同理论包括“基因原生论”和“政治建构论”。“基因原生论”认为血缘是民族的情感纽带，这种“原生性”在时间上是第一位的。廖文毅就捏造“台湾民族论”，谎称“台湾人”是融合“原住民”、葡萄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等“混血”而成的“独立种族”。“政治建构论”又称“场景论”，认为民族认同是后天建构的，与当事人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台独”史观支持者也据此提出“台湾性”“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生命共同体”等“脱中国化意识”［30］。例如，1997年台湾作家叶石涛就声称，“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国家”［31］。“台湾民族”论是“原住民史观”借尸还魂式的翻版，也是“南岛语族论”的升级版，把本来应该属于垂直关系的上下位概念拉到平行关系的二元对立。“中国人”作为国家认同是上位概念，“台湾人”作为与“江苏人”“浙江人”等类似的乡土认同应该是下位概念，但“台独”史观却把“台湾人”与“中国人”置放到同一个平面对立起来。
六是“台湾住民自决论”。这种谬论鼓吹台湾的前途应由其居民通过公投等民主程序自行决定。2025年12月，赖清德就宣称“台湾的前途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2 300万人共同决定”［32］。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民族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台湾本土运动也借“住民自决”概念声称“台湾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1986年11月，民进党成立时就宣称：“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33］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推动“住民自决”进入实操层面，2003年制定所谓“公民投票法”，企图为“正名制宪”进而“台独建国”提前创造条件。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不是一个民族，更没有“住民自决权”。“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宣扬“住民自决权”，只是在盗用住民自决论来分裂国家。
七是“外来政权统治论”。“台独”史观支持者打破以中国历史为统筹的叙事框架，转而把台湾视为“国际竞争的场所”。《认识台湾》的“社会篇”从16世纪葡萄牙人“发现台湾”开始谈台湾历史，让外界误认为16世纪以前的台湾是“无主之岛”。“外来政权统治论”甚至炮制了“台湾在历史上是中国殖民地”的虚假叙事，例如将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理歪曲为继日本殖民之后的“再殖民时期”，声称台湾一直“被外来势力轮番压迫”，“台湾的历史是一部被殖民史”［34］。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此种“历史的难民”和“受害者叙事”，炒作“生为台湾人的悲哀”［35］来制造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和“亚细亚孤儿意识”，再通过反向策略，即以“台湾第一”“台湾优先”的论述来迎合台湾民众“骄傲的台湾人”意识，把民进党当政塑造为台湾“本土人出头天”，把打压国民党解读为“脱离外来政权统制”。
八是“殖民有益论”。日本殖民台湾期间犯下滔天罪行，杀害台湾同胞60余万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但“台独”史观支持者却炮制出“殖民进步论”“殖民有功论”，将日本殖民美化为台湾的“现代化起点”，鼓吹日本殖民者“致力于从事台湾基础建设并发展台湾经济”，“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地区”，“日本在台湾实行地方选举，让台湾人初尝自治之味”等［36］。例如，赖清德就宣称“台湾现代化由日本人开始”，为日本殖民统治歌功颂德［37］。2026年3月，赖清德竟然宣称“日本殖民台湾是为了推动‘东亚共荣圈’”，此番“恋殖”谬论引发岛内公愤。2024年9月，赖清德当局拆除全台湾最后一个“慰安妇”纪念铜像。这种历史的扭曲势必会产生严重后果，导致部分台湾青少年误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2016年12月台湾新竹光复中学学生在历史老师带领下，身穿“纳粹”服装，高举“纳粹卍字旗”参加校庆活动，并把照片在社交媒体上高调炫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该事件暴露出部分台湾青年对于历史常识的无知，也证明了“台独”史观教育的危害以及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危机［38］。
九是“台湾光复与中国共产党无关”。2025年8月，赖清德发表所谓纪念文章，仅以“终战”代替抗战胜利。“终战”一词源于日本右翼势力对二战的歪曲表述，赖清德用“终战”代替“日本战败投降”，是在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隔空附和。台湾“陆委会”还妄称“台湾光复节”是为纪念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代表同盟国接受在台日军投降的纪念日，“和中国共产党毫无关系”。众所周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导帮助台湾同胞组建台湾义勇队等抗日武装力量，支持和推动了台湾光复运动。赖清德当局避谈抗战胜利，试图制造“台湾与中国共产党无关”的虚假认知，本质是为“台独”分裂图谋构建历史谎言。
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治理过台湾”。2025年7月，赖清德在“团结十讲”中宣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赖清德此番谬论试图割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政府继承与主权延续性，将两岸关系歪曲为“国与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台湾拥有无可辩驳的管治权。在对内方面，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实施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在对外方面，台湾地区能否参与以及以何种名义、何种方式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组织，都需要事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凡此种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拥有主权和行使管治权的生动体现。这也彻底瓦解了赖清德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歪理邪说。
五、“台独”史观的主要危害及其衍生风险
“台独”史观具有广泛的弥漫性和持久的渗透性。30多年来，受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及赖清德当政影响，“台独”史观已经侵蚀至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混淆、国家认同扭曲与统一意愿弱化，更进一步冲击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一）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对台湾民众的误导
价值和观念的变迁往往需要通过代际之间漫长的变化才能自然形成。“台独”史观作为台湾社会的“毒瘤”，既误导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认知，还会损害台湾的长远发展，甚至有可能把台湾推向“无底深渊”。
一是扭曲历史认知，误导青年一代。“台独”势力深谙教育是“台独”史观传播的核心阵地，将政治黑手伸进校园，通过修改课纲、调整教学内容等方式，从根源上扭曲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认知。青年群体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成形，容易陷入历史虚无的迷茫和文化“浩劫”中难以自拔。今天，一些台湾年轻人“岳飞张飞不分”，搞不清历史年代顺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知张自忠将军等英雄，盲从“拒统倾独”。在2014年“太阳花”事件中，蔡英文炮制出“天然独”的概念，其实是“台独”史观教育出来的“人造独”，目的是让台湾青年成为“台独接班人”和“台独牺牲品”。这势必会毁掉台湾青年的竞争力，最终造成台湾人才的断层。
二是激化社会对立，制造内部撕裂。“台独”分裂势力长期诉诸“本土”“本省”等话语，区分“我族”和“他族”，散布“台独”观念，将“支持台独=爱台湾”“认同中国=卖台”简单捆绑，制造“非黑即白”的政治正确，利用身份焦虑制造对立，由此带来台湾的“族群问题”“省籍矛盾”［39］。在台湾地区每次选举过程中，民进党都会猛打“台独”神主牌，将选举议题转化为身份认同问题，制造蓝营与绿营的对立，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民进党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营造“反中仇中”的舆论氛围，升级“绿色恐怖”，以“反渗透”为幌子，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对岛内反“独”促统人士进行政治清洗和系统性迫害。赖清德上台后，“反渗透法”案件激增，2025年已达287例，其中90%以上针对统派人士。这种氛围势必会让台湾社会统“独”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撕裂态势不断加剧，台湾社会戾气横行。
三是弱化文化根基，阻碍长远发展。“台独”史观推动的“去中国化”和“去中华化”，让台湾文化失去中华文化这一核心根基，导致歌仔戏、布袋戏等与中华文化紧密相关的艺术形式发展受限，台湾地区的文化逐渐丧失独特性与创造力，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发展困境。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在审查“侨委会”预算时，妄称扯铃（抖空竹）是中国文化且涉及“统战”，要求删除相关预算。该言论引发两岸舆论哗然，被嘲讽为“世芳扯铃”。2026年3月，赖清德当局将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的英文名称改为“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aiwan”，妄图制造“台湾文化独立于中华文化”的虚假认知。大陆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市场，2025年两岸贸易总额达3 143.3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增长11.2%，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增长6.0%。民进党当局系列操弄，会破坏两岸经济合作的良好环境，也会影响台湾的经济稳定与民生改善。
（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埋下深层隐忧
两岸统一的难点并不完全在于何时统一或者以何种方式统一，更在于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社会治理。“台独”史观凭借其鲜明的政治建构性和叙事指向性，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服务分离议程，这不仅会制造敌意，加剧两岸对立，更会为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社会治理埋下隐患。
一是去中国化，将“台独”史观融入对大陆的认知战。“台独”史观不是在书写历史，而是在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竭力把“中国”塑造为“台湾”的敌人。相对于李登辉的“权谋型台独”、陈水扁的“投机型台独”、蔡英文的“渐进型台独”，“赖式台独”是一种“对抗性的死硬台独”，危害性更大。赖清德作为“台独金孙”，宣称要“让世界迎接新台湾”。这背后的逻辑为台湾是“世界的台湾”而非“中国的台湾”。赖清德当局不仅从历史上“去中国化”，还在文化、社会、法律层面把中国“敌对化”。2025年3月，赖清德公开把中国大陆称为“境外敌对势力”［40］，这标志着赖清德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已经由“两国论”走向“敌国论”。
二是“洗涤人心”，扭曲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台湾同胞有着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即使在日本对台湾高压殖民时期，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依然十分强烈。1920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到台湾考察，发现“日清战争以来……台人丝毫未被同化于日本”［41］。1939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总督府内部参考资料的《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的总序中表示：“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42］台湾学者尹章义认为，当时台湾人普遍具有“汉民族意识”，“视中国为祖国”［43］。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出版后，就受到了台湾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批判［44］。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和赖清德当政时期，将“台独”史观逐渐从“政治诉求”转型为“文化认同工程”，导致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出现异化。2024年4月，赖清德声称，自己上台后将推动三大议程：“社会改造”“台湾重建”以及“洗涤每个人的人心”［45］。三件事情的核心就是通过叙事逻辑上的割裂性与对立性，逐渐消解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三是以“民主与威权”的意识形态对抗为由制造两岸对立。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对抗来消解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例如，以“民主”名义包装“台独”，制造“台湾民主对抗大陆威权”的虚假叙事，将统“独”之争和“民主与威权”话术强行关联，将大陆的反“独”促统举措歪曲为“威权对民主的打压”，把两岸统一说成是“大陆威权吃掉台湾民主”，将“台独”包装为“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生活方式”，将两岸关系的性质从中国内政问题扭曲为“民主与威权”的意识形态对抗。民进党当局还图谋以价值观叙事博取西方同情与支持，将“台独”分裂话语“合法化”和“道义化”。2024年5月，赖清德在就职讲话中，自吹自擂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企图融入美西方的所谓“民主阵营”，并将台湾描绘为“民主世界对抗威权扩张的第一道防线”。但事实上，最没有资格谈论民主的就是赖清德。他在担任台南市长期间，曾连续234天拒不接受台南市议会质询。2026年1月，台立法机构审查赖清德弹劾案，但赖清德同样拒绝接受质询，被外界批评为“当代的袁世凯”和“台湾民主的反面教材”［46］。
（三）为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提供重要借口
一是“台独”史观对外部的依附性。“台独”分裂势力早期在日、美等地构建“台独”史观、鼓噪“联合国托管”“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时，就得到了日、美相关势力的庇护。如今，“台独”分裂势力仍对美日摇尾乞怜，借助外部势力的平台发声造势，在国际媒体上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将“台独”化的台湾历史叙事推向国际，在全球范围内虚构台湾作为“独立国家”和“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的假象，为“台独”史观争取所谓的国际舆论空间，进而诱导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
二是外部势力对“台独”史观的利用。为落实“以台制华”，美日等外部势力对于“台独”史观也推波助澜，与岛内的“台独”势力谬论相互唱和。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日军原参谋少佐中宫悟郎与牧泽义夫就串联少数台湾人士，策动“台湾独立”。二战后美国曾炒作“台湾托管”，扶持“台独”势力，近年来又持续炒作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企图为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摇旗呐喊。
三是冲击台湾自主性与安全。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相互勾结，会让台湾逐渐沦为外部势力的棋子，最终损害的是台湾自身的核心利益与民众的福祉。例如，2026年1月赖清德当局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对美承诺台湾的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对美新增至少2 500亿美元直接投资，并提供同等规模的信用担保，合计涉及5 000亿美元资本投入，相当于台湾GDP的50%以上，也相当于每一位台湾民众要为此支付68万元新台币。这份被赖清德当局粉饰为“重大突破”的协议，本质上是其“倚外谋独”“跪美卖台”的产物，只会“掏空台湾”，把“护岛神山”的“台积电”变为“美积电”，把台湾从“科技岛”变为“空心岛”。
六、遏制“台独”史观的主要策略
“台独”史观作为政治建构的叙事框架，强化台湾独立于大陆的“主体性”，借“终战”史观谄媚日本军国主义，附和“台湾地位未定论”迎合美国。这些谬论给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埋下严重隐患。遏制“台独”史观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艰巨任务，未来应立足长远，全面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从史料夯实、教育纠偏、法治惩戒以及国际塑造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既戳穿“台独”史观的历史谎言，又凝聚两岸统一共识。
（一）正本清源，以大一统史观遏制“台独”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47］应对“台独”史观，也是一场守护历史真相、捍卫民族认同的斗争。两岸各界应秉持民族大义，坚持破立并举，标本兼治、破其谬误，立正统叙事，以史实为武器，以交流为纽带，用真相对抗谎言、用联结对抗割裂、用共识对抗分裂，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历史与人心的根基。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两岸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未来负责。
一是固本培元，推进国家统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现代社会中，叙事权攸关阐释方向，若不主动争取，只能被他人定义，最终丧失对于事实的话语权。所以要关口前移，彻底打破此前的冲击回应模式，也即“台独”分裂势力炮制“台独”谬论之后中国大陆只能被迫批判反击的模式，转而强化主动意识，从源头上遏制“台独”史观，加强学术反击，强化以大一统理念为代表的正统史观，打造具有普遍解释力和鲜明标识的概念与范式，全面掌控历史话语权，强化对事实的定义权。可通过发布历史档案、上线台湾光复档案数据库、公开台胞渴望回归祖国的陈情信等方式夯实法理依据，以扎实的史料来构建完整的历史链条，以铁证如山的事实戳穿“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谎言，打碎“台独”的历史图腾，引导两岸民众铭记共同历史、坚守民族大义，在维护国家统一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二是还原真相，揭露“台独”史观的谬误。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先生在撰写《台湾通史》时指出，“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未来两岸学者应共同加强台湾史研究，通过深入的学术剖析与系统性研究，批驳“台独”史观的学理谬误，揭露“台独”史观的社会政治危害。例如编纂《两岸抗战史料汇编》《台湾光复历史文献集》等权威资料，明确抗日战争胜利与台湾光复的因果关联。通过AI复原等手段将历史真相以可视化和通俗化的方式呈现给两岸民众，用台湾同胞在淞沪会战中浴血奋战等具体人物故事将抽象的历史变成可感知的记忆，让“台独”史观在铁证面前不攻自破，让数典忘祖的“台独”分子自惭形秽，以此破解民进党当局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
三是占据制高点，对“台独”史观展开正义的审判。中国历来就有“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传统，应借鉴历史智慧，以唯物史观对数典忘祖的“台独”史观进行正义的审判，让其无所遁形。彻底批判所谓“台湾民族”论、“台湾人意识”论、“台湾独立建国”论、“荷据以来台湾和中国大陆属于不同的经济圈”论、明郑与清及民国时期台湾是中国的“殖民地”论、日据时期“台湾近代化”论等诸多谬论，揭露其谋“独”拒统的险恶用心。
（二）以法遏“独”，以法律手段坚决挫败“台独”史观
2026年3月，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贯彻反分裂国家法，严惩‘台独’顽固分子。对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李延贺依法定罪判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将“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依法遏“独”的最强音。未来应该继续坚持利剑高悬，惩防并举，完善法律体系、织密遏“独”法律网，以法律形式锚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记忆与法理认同，加大惩“独”力度，对“台独”史观形成强大震慑。
一是以法治手段打击宣扬“台独”史观的顽固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最高可判处死刑。这为打击“台独”史观炮制者和传播者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武器。如对沈伯洋等“台独”顽固分子，找准其软肋痛点和犯罪事实，依法对其立案侦查进行精准打击。构建“清单管理+精准惩戒”的闭环，形成“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强力震慑，从源头上铲除“台独”史观的土壤，以硬核实力斩断“台独”史观传播的链条。
二是追究借文化、教育等方式传播“台独”史观的行为责任。2024年6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职权在教育、文化、历史、新闻传媒等领域大肆歪曲、篡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宣扬“台独”分裂思想的，属于犯罪行为，应受到法律惩处。未来对宣扬“台独”史观倾向内容的影视作品或文化活动，应果断亮剑，可通过限制传播、惩治投资方和参与人员等方式追责，切断其传播的资金来源与渠道平台。
三是强化国际法运用，在法理层面固化历史根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条款》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法理链条，明确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必须将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不具有任何形式的国家地位，联合国秘书处法律意见书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未来应继续强化台湾属于中国的主权认知，在国际社会打赢涉台法律战、舆论战和认知战，严防台湾问题国际化特别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等“台独”史观在国际社会外溢。
（三）精准打击，斩断“台独”史观传播的链条
202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相较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坚决反对‘台独’”，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由“反对”到“打击”，两字之差绝非单纯的文字调整，而是对当前台海局势的精准判断和精准回应，体现了底线思维与斗争意志，标志着对“台独”的遏制已经从道义谴责转向多维度主动惩治，从“被动风险应对、遏制分裂势头”转向“主动清除隐患、实施精准惩戒”。未来应制定专门遏制“台独”知识生产和输送的具体措施，不仅要加强对学术理论的研究以驳斥“台独”知识的荒谬，也要对“台独”知识的输送渠道加以精准拆解和打击。
一是以中华文化涵养台湾同胞。梁启超曾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48］两岸应讲好中华民族大义，牢牢掌握话语权，下好先手棋，占据道德制高点，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让“台独”史观无处容身。可邀请台湾各界来大陆参访，通过实地参观长城、故宫等文化地标，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通过文化自信筑牢民族认同根基。除历史主题的活动外，还可拓展到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让台湾同胞切身感受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客观事实，在实践中打破“台独”史观制造的隔阂与偏见，从内心深处提升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二是在教育层面拨乱反正。针对“台独”史观已深度嵌入台湾教育体系的事实，两岸可深化教育与文化交流。如推动“寻根工程”，吸引台湾同胞来大陆祭祖、修谱、认亲，重建两岸之间的血缘纽带。恢复或扩大历史教材合作，还原郑成功收复台湾等真实历史。扩大宣传抗日英雄事迹，鼓励两岸高校共同开发历史研学项目，组织台湾青年重走抗战遗址，引导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势力美化日本殖民的险恶用心。
三是在社会舆论层面全方位抵制。两岸有识之士应共同发声，提升控局塑势能力，挤压“台独”史观的生存空间，在舆论上形成“历史不容篡改”的强大声势。两岸媒体可加强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开设专栏、专题节目，揭露“台独”史观的荒谬之处，引导两岸民众守护历史真相。文艺工作者可以亲情、乡愁、抗战、光复为主题，创作反映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的作品，用艺术的力量提质增效，唤醒台湾同胞沉睡的民族情感。针对民进党将“白色恐怖”中牺牲的红色烈士包装成“台独斗士”的行为，可通过如拍摄纪实影视作品《沉默的荣耀》等，还原爱国志士的真实事迹，用“我们共同的历史”来消解“台独”史观“他们VS我们”的对立叙事。
四是在国际社会夯实一中原则。加强议程设置，在国际舆论场主动发声，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两岸历史真相，驳斥“台独”歪理邪说，打破“台独”势力的虚假叙事和恶意叙事。在国际会议和多边场合，以多语种阐述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借助海外社交平台和国际媒体，以数据化、卡通化、小视频化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台具象传播，发布两岸历史文化关联的权威内容，反驳“台独”势力炮制的“台湾独立种族”等谎言，争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广泛认同。
七、结语
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49］“台独”史观本质上是“台独”分裂势力数典忘祖的政治工具。但所谓的“台湾独立”以及背后的“去中国化”，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注定是一场闹剧。历史的铁律早已昭示，任何分裂国家的图谋、任何对历史的篡改，都无法撼动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1965年5月，“台独”史观始作俑者廖文毅自我批判其台湾人是“混血民族”的错误理论，明确表态“台人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同属炎黄后裔，台省同胞都自中原而来，有千百年血统可考”“去搞什么台湾独立，毫无前途可言”。连陈水扁也坦承，“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50］。“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无论台湾当局怎样篡改历史，都无法割裂两岸的历史和文化连结。两岸同胞都应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彻底铲除“台独”史观的生存土壤和传播链条。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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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对台战略预置和重点问题研究”（3262024T03）
引用格式：钟厚涛．“台独”史观的系统性解构与批驳［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 206-222．
钟厚涛，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