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摘要：在数字媒介与平台机制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文艺的生产方式、传播结构与接受形态发生系统性转型，人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能力与意愿参与文艺实践，“新大众文艺”由此成为理解新时代文艺变革的重要概念。其内涵可被界定为：由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继承中国文艺大众化传统，由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赋能、市场机制驱动、人民群众共创共享的新时代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文章阐明新大众文艺既是传统大众文艺的历史延续，也具有突出的新质特征，厘清新大众文艺特点与缺点的本质区别，在规范性视野中辩证审视其现实发展状况，推动“新大众文艺”由经验命名走向规范性概念建构，为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更具解释力与生命力的概念框架。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新时代文艺 媒介文化 人民文艺
一、引言
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各个领域取得飞速发展，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能力、意愿参与文艺创作生产的全链条，“全民共创共享”从理想照进现实。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为回应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2024年5月，《延河》杂志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率先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并于同年第7期发表编辑部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率先发出“新大众文艺”理论倡议，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202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中进一步强调，“让新大众文艺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这一系列重要部署与论述标志着，新大众文艺不仅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推动其繁荣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已成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
当前，新大众文艺实践蓬勃发展，从素人诗歌的代表《赶时间的人》到现象级微短剧《家里家外》，再到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等，新大众文艺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新型文艺实践。作为一种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并推动文艺系统性转型的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亟须建立起与其丰富实践相匹配的理论体系。如何在新时代世界图景的巨大变化中，不断更新和凝聚我们文化的、价值的、情感的共同体，是新大众文艺所抛出的问题。面对这一时代命题，当前学界已涌现出诸多研究成果。主体层面，研究普遍关注到数字媒介赋能打破了传统生产壁垒，促成“人人可创作”的文化平权。在传统文艺体制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社会群体得以进入文艺生产场域，并以其个体经验、想象力与文艺观念推动了文艺美学新发展。其中，大量涌现的观照劳动者、小人物与日常生活的“野生书写”，逐渐形成了更侧重于即时记录与个体经验真实表达的美学标识。媒介技术层面，新大众文艺作为互联网与数智化媒介驱动下的全民性文艺浪潮，其背后的新技术不仅改变了文艺的传播渠道，而且对文艺的生产方式、审美结构及其社会功能具有本体性重塑能力，被广泛视为重塑文艺生产与大众关系的主导要素，推动文艺从单一文本演变为跨媒介、多模态、开放协同的生成性样态，也催生了文艺领域的数字美学潮流。此外，学界亦意识到需通过观照其历史文化基因来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内在属性。研究者将其置于百年中国文艺大众化脉络中，锚定“人民性”这一思想根基，从而进一步将其与广泛意义上的网络内容加以区分。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产业化的大众文化传统亦构成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另一条历史线索，使新大众文艺概念中的市场机制与文化产业属性得以显现，成为进一步精细化界定该概念的重要参照。
总体而言，当前对新大众文艺的概念阐释仍多停留在特征提炼阶段，对关键构成要素间的逻辑关联尚待深究，本文将立足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整体语境，聚焦新大众文艺概念的规范性建构，对其内在结构与概念边界加以精细化剖析，通过系统回答“新大众文艺究竟是什么”“传统大众文艺与新大众文艺有何内在关联”以及“如何辩证看待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现状”等关键问题，提供一种兼顾结构性、关系性与整体性的概念阐释路径。
二、辩证重构：理解新大众文艺演化的关键问题
辨析与厘清“新”“旧”问题的边界，是理解何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一环。与传统大众文艺相比，尽管新大众文艺演化的具体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仍是在延续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推动的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价值与理念之上，依托新的社会条件与媒介环境对文艺大众化实践所展开的一种结构性重组。为准确把握新大众文艺在当代文艺格局中的位置，实现更科学的概念界定以及内涵阐释，须对其与传统大众文艺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实践差异性及相互转化关系展开辨析。
首先，需要突破当前讨论中隐含的“精英与大众”“专业与业余”“新与旧”等二元对立框架，正确把握新大众文艺与传统大众文艺之间的辩证关系。新大众文艺并非是对精英文艺的推倒重建，而是在技术赋能的基础上，通过吸纳并泛化专业性特质，消解传统精英与专业创作的壁垒。它推动了精英文艺与专业创作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迁移，使其转化为一种更加普适的能力属性，从而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文艺生态。在理解新大众文艺概念内涵时，人们常预设其与所谓“精英文艺”“专业文艺”之间存在根本对立。这种二元逻辑延续了传统文艺生产的中心化想象，将精英与专业视为稳定的创作场域。事实上，“精英”并非本体性范畴，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教育资源、生产工具与传播渠道稀缺性以及话语权力的排他性所建构的社会结构性位置。随着数字媒介重塑文化生产条件，精英不再局限于特定文化圈层，而转化为一种文化生产与媒介运用的能力，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界呈现出可流动性。“专业性”也由职业身份或体制归属的标签，转变为可被个体习得、携带并在不同场域中流动的素质。新大众文艺并非替代既有主体或否定专业性，而是表达、组织与传播等文艺实践环节资源分布的再配置。因此，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迁移与扩散过程中，新大众文艺如何继承、重组并更新传统大众文艺的经验形态、参与方式与审美逻辑，并在连续性中生成新时代的独特性。
1.历史延续中的价值承继：新大众文艺的精神根基
新大众文艺保持了传统大众文艺内在的历史延续性与精神同源性。新大众文艺与传统大众文艺在精神根基上共同接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民间经验与审美传统深刻塑造了传统大众文艺景观，延安时期的文艺实践就通过对传统民间文艺资源的运用推动了人民文艺的大发展。新大众文艺虽然产生于数字媒介环境，但其叙事、审美与价值仍在不断调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情感结构与伦理经验。例如，游戏《原神》推出的衍生项目“流光拾遗之旅”，通过游戏与非遗的跨界联动，以非遗技艺复刻呈现游戏元素，使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文化光彩。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社会共识之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嵌入新大众文艺的实践中，无论是延续劳动经验再书写这样的创作传统，还是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更深入开发与创造性赋能，都表明新大众文艺并非脱离文化传统而存在，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华文脉的再激活。
新大众文艺延续了传统大众文艺在“普及与提高”之间不断调适的内在逻辑。兼顾通俗化与高质量是文艺大众化实践一直以来追求的发展平衡点。传统大众文艺既以面向广大群众、追求通俗化为基本取向，又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提升审美水准与思想深度，在通俗性与艺术性之间形成平衡。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同样运行于这一张力结构之中：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表达、传播与接受的普及，另一方面在互动竞争、算法筛选与社群评价的作用下，不断校准创作水准、推动实践创新，在追求普及基础上不断提升审美层次，呈现出与传统大众文艺一脉相承的发展逻辑。
新大众文艺与传统大众文艺最为根本的共通点，在于对文艺人民性的持续坚持。百年文艺大众化传统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文艺服务于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与传统大众文艺一样，新大众文艺延续着扎根生活、扎根现实、扎根人民的基本立场与思想共识，并在新时代条件下不断丰富人民性的内涵。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人民性”便被确立为革命文艺的核心身份，文艺不仅要为人民服务，更要接受人民的评判，以人民为认同根基。新大众文艺是继传统大众文艺以来对人民在文艺实践中主体地位的再确认，它与传统大众文艺一样，为大众经验与大众创造赋予合法性与关键性意义，共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文艺观。
2.互联网语境下的结构性重构：新大众文艺的新质属性
作为新时代语境下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新大众文艺在继承百年文艺大众化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技术、市场经济与平台机制深度耦合的条件下生成的文艺新形态。只有当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整体嵌入互联网平台体系时，新大众文艺方能得以确立。相较于传统大众文艺，新大众的文艺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生产范式上，新大众文艺由传统的主客二分结构转向以“间性”为特质的协同生产范式。主体间性层面，创作者、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相对稳定的角色分工被持续打破，三者在互动反馈与内容再生产过程中实现身份流动，形成以互动性、互文性与共创共享为特征的新大众文艺语体，削弱了单一作者权威与精英话语的中心地位；文本间性层面，数字媒介的超文本结构打破了封闭叙事，使个人经验得以嵌入集体记忆与社会情感的互文网络之中，文本意义呈现为持续、互动生成的过程；媒介间性层面，媒介融合为上述“间性”生产提供了技术条件，文艺内容在多平台间迁移、扩展与再编码，形成去中心化、跨媒介的审美表达结构。“间性”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大众文艺的关键生产逻辑。
传播机制上，新大众文艺的可见性深度嵌入平台—算法—用户的协同结构。不同于传统大众文艺主要依赖专业机构与精英评价完成筛选，新大众文艺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力取决于平台规则、算法推荐与网民选择之间的动态博弈。算法机制由此深度介入文艺作品的传播路径，重塑了文艺传播的权力结构与评价逻辑。
接受范式上，新大众文艺的即时传播与普遍可得是其显著特性。技术门槛与参与门槛的降低，使受众由相对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评论者、传播者乃至二次创作者，传统意义上“雅”“俗”的区隔由此被弱化。正是这种打破了传统审美壁垒的互动生态，催生了新大众文艺在内容供给上的极大包容性，使其能够跨越圈层，差异化地回应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例如在直播文艺领域，同一媒介空间内既有扎根乡土、展现原生态民间风貌的草根才艺与非遗展播，也有国有院团等专业主体入局所带来的突破单向传播模式的经典剧目“云端”展演与高雅艺术普及。这种多层次的文化供给与大众的主动参与相配合，增强了个体在数字时代的文化参与感与获得感，并在宏观层面发挥社会情绪调节与价值整合的功能，助力社会氛围从“民富”转向“民富与民乐并重”。
产业功能上，新大众文艺具备广泛链接社会与赋能相关行业蓬勃发展的生态属性。作为平台经济与市场化条件下的产物，新大众文艺突破了以作品消费为中心的传统模式，逐步形成链接上下游产业、赋能多领域发展的文化新生态，在吸纳就业、激活产业等诸多方面释放出显著动能。相关实践表明，新大众文艺正在通过“内容—产业”融合机制，将网络流量转化为现实经济活力，形成新的应用场景、商业模式、经济业态。
3.从替代到共生：新大众文艺与传统大众文艺的协同发展
新大众文艺与传统大众文艺之间不是简单的新旧更替、发展—淘汰，而是在新时代、新情境与新动能下的再组织过程。传统大众文艺所积累的文化资源、创作观念、价值取向都具有“可利用、可借鉴、可转化”的当代表达潜能。因此，新大众文艺与传统大众文艺之间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超越了线性更迭的连续演化与结构互补的共生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生力量。互联网条件下传统大众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通过重新编码与重组，转化为反映新时代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新形态，在保持传统文艺价值内涵与审美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数字化转化，传统大众文艺主动拥抱并适配互联网“间性”生产逻辑，实现表达方式与传播语法的转型。其核心不在于内容的简单“年轻化”，而在于通过交互机制、跨媒介结构与参与式体验，重构传统文艺与当代受众的关系。如《大东北是我的家乡》作为一首以东北地域文化为基础的原创音乐，进入短视频“平台”语境后被转换为特定的网络情绪表达，并在AI改编中进一步扩展为开放式的网络梗文化。因此，传统大众文艺并不会因互联网而削弱，反而会焕发新的生命。
新大众文艺通过跨媒介表达语法的精细化探索，引入更有“厚度”的创作要求，不断向“经典化”演进。尽管新大众文艺多源于草根表达与流量推动，但其并未停留于此，而是遵循由流行走向经典的演化逻辑。随着受众审美水平的提升、行业规范的逐步形成以及主流评价体系的介入，新大众文艺作品得以完成从“流量内容”向“文化经典”的转化。如《繁花》最初以网络连载形式出现，具有明显的互联网共创特征，在读者互动与市场筛选中不断被打磨，继而通过实体出版、影视改编等环节进入主流文艺体系，最终完成从网络文本到文学经典再到影视精品的转化。这表明互联网正在成为孵化新时代经典文艺的重要场域。总体而言，新大众文艺与传统大众文艺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同一价值本体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辩证展开，分别映射并满足了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与不同文化位置中差异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二者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宏大图景。
三、“新”在何处：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内涵
基于上述辨析，我们提出：新大众文艺是由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继承中国文艺大众化传统，由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赋能、市场驱动、人民群众共创共享的新时代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的大众文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全民文化素质显著提高、科技和民生全面发展、互联网等新技术全面赋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坚定文化自信等诸多合力共振的产物。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在文艺领域所引发的结构性拓展，是新时代数字化进程对文艺实践形态的深刻重塑的结果，大众经验与大众创造在制度性话语中被明确赋予了合法性与关键性意义。新大众文艺锚定于“新时代”语境之中，意味着新时代既是新大众文艺涌现的现实土壤，也是其发展需要回应的价值旨归。作为新时代的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文艺领域的感性实践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质生产力。
新大众文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和根本遵循。新大众文艺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对五四“平民文学”基因与延安文艺“人民本位”政治底色的深层赓续，其借助数字媒介赋权将百年来“精英启蒙”与“政治动员”的单向度范式彻底重构为“主体自觉”与“全民共创”的文化形态。新大众文艺实现了从“扎根人民”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升华，超越了将人民作为“表现对象”的客体化视角，强调人民既是审美评判的最高裁决者，更是文化创造的能动主体，从根本上回归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人本位。新大众文艺确立的“技术逻辑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通过数字技术的“媒介赋权”打破话语垄断，使抽象的“人民性”通过网络文学、民间赛事、网络直播文艺等形态，转化为民众共创共享的生动文化实践，标志着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在数字化浪潮中从理念到实践的历史性跃迁。因此，新大众文艺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要求的生动诠释。这种“人民至上”的文艺观，是新大众文艺能够潮起的思想根基。
新大众文艺是制度激励与技术激活相融合所生成的结构性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了“体制内保导向、体制外促活力”的双轨结构，既为文化实践确立了稳定的价值底线，又为文艺创造提供了具有弹性的空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下，市场要素得以转化为更加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文艺生产驱动力。市场驱动并非单纯的文艺商品化过程，而是市场需求、收益激励与竞争反馈系统性介入并持续影响文艺生产机制的过程。通过良性的市场运作，社会文化需求得以集中释放，并从供给结构层面获得更为有效的回应，经由协调需求扩张与供给能力之间的张力，提升文艺生产效率，使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能够转化为相应规模与质量的文化供给。
互联网等新技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保障之下广泛地接入文艺实践，并逐步内化为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技术赋能潜力与人民主体意识的相遇，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创造动能。我国超前部署、全球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新大众文艺的大规模生成、即时传播与持续互动提供了现实条件，而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推动文艺实践由小范围、专业化向全民性、日常化与平台化转化。在制度保障之下，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从能力赋权、身份赋权与表达赋权等维度，为普通个体与松散化群体提供“文艺生产入场权”，实现了对传统文艺体系的“扩容”与“增量”。
制度激励与技术激活的深度融合，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勃兴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特质。它不仅强化了大众参与文艺生产的内在动机，而且通过平台机制与技术条件的配置，系统性地赋予大众以现实可行的参与能力。平台机制将分散的社会“需求”转化为可供市场操作的生产信号与收益预期，使文艺实践有效转化为基于收益激励、情感认同与自我实现的自发性、自主性行为，从而进一步巩固大众参与文艺生产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提供价值转化与收益分配的制度空间与互联网平台提供大规模参与的现实条件，二者共同推动新大众文艺由可能走向现实。
新大众文艺的本质内核是人民群众共创共享。新大众文艺充分激活人民群众在文艺创作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出现了跨领域、跨行业、跨阶层的规模庞大的文艺创作者群体。截至2024年底，短视频创作者账号数量达16.2亿，日均短视频产出突破1.3亿条；截至2025年12月，499家国有文艺院团及6183名院团演员入驻抖音，累计直播超81.9万场。数以万计的业余创作者与专业创作者一起，构建起全民参与、共创共享的文化新生态，通过从时代的细微处发掘光彩动人的素材，创造出丰富多元且引发普遍共情的精神文化产品，新大众文艺体现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创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四、发展进路：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指向
“如何看待当前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现状”是建设新大众文艺理论的关键任务之一。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人民文艺”在数字语境下的新形态，是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生动实践。新大众文艺致力于让每一个普通人成为文化的主体，是对“人民性”的回归与重塑。然而，在新兴业态发展的初级阶段，新大众文艺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泥沙俱下”的复杂面貌。因此，必须厘清“新大众文艺”作为规范性理论（应然）与现实运行状态（实然）的辩证关系，以及“新大众文艺（人民逻辑）”与“大众文化（资本逻辑）”的本质差异，进而在廓清“媒介特性”与“价值缺陷”的基础上，以引导培育来弥合新大众文艺发展中所呈现的阶段性不足，推动其从“流量红利”向“品质红利”转换。
1.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大众文艺的阶段性样态
新大众文艺是指向未来的“理想型”规范概念，而非对所有新媒介文艺经验现实的归纳。这一概念是对新时代大众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凝练，其内核在于“人民的自觉表达”。当前社会对新大众文艺的消极刻板印象，本质上是混淆了作为理想范式的新大众文艺概念与处于初级阶段的新大众文艺实践。深刻理解其发展现状，需要引入发展的、辩证的、全面的、长远的历史眼光。当前现实中出现的低俗、混乱等阶段性表现，并非人民大众文化创造本身的问题，而是在注意力经济和资本快速变现逻辑驱动下产生的消极倾向。因此，现实中出现的低俗、混乱现象，属于实然层面的良莠不齐，不能以此反推概念本身的无效。
新大众文艺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其现状。新大众文艺并非一个成熟的完成时态，当前涌现的不少文艺样态仅仅初步具备了新大众文艺的特点，属于初阶形态的新大众文艺实践。新大众文艺样态中所谓的粗糙感，一部分源于海量普通民众（素人）涌入创作领域后带来的文艺美学的新发展，这种“粗糙”往往包含着最鲜活的“人间烟火气”和最质朴的“生活实感”，如以外卖诗人王计兵、家政女工范雨素等为代表的素人写作将真实的生命经验直接转化为文学表达。另一部分则是“文化生产力”大爆发带来的阶段性伴生现象。与传统纪录片相比，普通用户创作的视频日志（vlog）虽普遍缺乏完整叙事结构与专业化制作，却呈现出鲜明的生活真实感。随着这一形态的发展，其制作水准不断提升，诸如李子柒等具备稳定叙事风格与审美意识的创作者亦逐渐涌现。因此，应秉持建设性态度，将其视为大众获取文化主体性过程中的“成长的烦恼”，避免对其进行根本性否定，持续探索其向高质量文化供给转型的路径。
2.明确新大众文艺特点与缺点的本质区别
文艺领域长期存在从传统文学到新媒介形态的隐性“鄙视链”，其潜在陷阱在于以既有文艺标准评价新生的文艺现象及其价值，却忽视了不同文艺形态各自独立的表达语法与发展方向。因此，不能将新大众文艺实践中不符合传统文艺评价标准的特质简单地判定为其缺点，而应通过对其新语法、新机制的分析，将“质量争议”从道德化评判转向结构性理解，探析新大众文艺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通过理论辨析，须对新大众文艺的新特点与背离人民性的缺陷做本质区分。具体而言，要围绕引发关注的低俗化、碎片化、类型化等问题展开辨析。
低俗化与人民性的价值宗旨相背离，不在新大众文艺的规范性范畴之内。低俗化绝非新大众文艺的固有属性，而是其异化形式。新大众文艺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与美好生活向往的新现实主义。那些调侃崇高、虚无历史、以丑为美的作品，虽然披着“下沉市场”的外衣，但本质上是资本对人性弱点的迎合，而非对人民心声的表达，必须被排除在新大众文艺的范畴之外。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新大众文艺，重要标准便是其所承载的丰富、真实、向上的人民性内涵，及其所体现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时代精神的呼应。
碎片化是新大众文艺适应数字时代的新语法，不应与其缺点相混淆。碎片化常被诟病为浅薄，实则是新大众文艺适应移动互联时代的轻量化表达，也是其生存策略与传播机制。“碎片化”在传统的长篇幅、集中式叙事之外，开辟出小体量、高频率、即时传播的文艺表达形式。例如，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将叙事压缩为可快速传播的微型单元，仅用总计十几分钟的篇幅，借“文物拟人化”直击“回家”的核心冲突，通过高情感浓度的台词唤起大众共鸣。这种表达机制不仅通过推动文艺审美场景的日常化，让新大众文艺保持“高渗透”，还打破了传统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壁垒，推动文艺创作从少数专业机构的生产模式逐渐转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
类型化是新大众文艺迈向产业成熟的必由之路，而非艺术品质的对立面。“类型化”不应等同于“同质化”或“僵化”。在新大众文艺发展初期，类型化提供了可参照的叙事范式，极大地降低了创作门槛，当某种题材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与情感节奏时，大量非职业创作者能够借助成熟类型进入创作领域。类型化是文艺生产走向规模化与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例如，类型范式极大地提升了微短剧的生产制作效率，从而带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此外，当某一类型形成稳定的创作模式和市场需求，围绕该类型便可以构建更加完整的生产链条，从而形成更丰富的文化供给体系。类型化机制能助推文艺内容向文化产业资源高效转化。特定类型往往具有广泛且稳定的受众，能够有效降低IP商业开发过程中的市场不确定性；同时，类型化作品具备相对清晰、稳定的内容逻辑，也能削减跨媒介改编的摩擦力。当某一类型拥有大量作品与创作者时，更有可能涌现出更具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的作品，优秀的创作者完全可以在类型框架内注入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实现艺术创新。在经历了早期的野蛮生长之后，以网络文学和微短剧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典型样态已经呈现出类型化范式下的精品化发展趋势，诞生了例如小说《诡秘之主》、微短剧《家里家外》等代表性作品，突破类型僵化，实现了创新表达。类型化是新大众文艺规模化发展的基石，它保护了普通人的创作热情，为孕育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高峰”作品奠定了广阔的“高原”基础。
3.培育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
针对现存的阶段性不足，应坚守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底色与内核，发扬其积极向上的自觉追求，通过价值引领、引导培育实现新大众文艺的自我革新与生态净化。坚持人民立场，确立“质量优先”的评价体系。应毫不动摇地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构建体现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的新大众文艺评价标准，通过多维复合的新型文艺评价矩阵，有效结合大众评价与专业把关。要打破唯流量论，通过政策扶持和推优机制，引导资本和创作者从追逐“瞬间流量”转向追求“恒久质量”，打造一批能够立足于普通人的情感经验与生活世界、呈现时代精神气象的文艺作品。积极开展技术向善的行业共识教育，加快完善相关伦理准则与行业规范，使技术更多发挥提升创作效率与拓展表达空间的辅助作用，而非替代创作者的审美判断与价值思考。同时应将外在制度规训与内在素养培育相统一，通过推动全社会美育建设，厚植大众审美的文化土壤，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打造发展空间，从而强化新大众文艺发展的价值引领与精神坚守。
强化平台治理，协调商业逻辑与价值导向之间的关系。平台作为新大众文艺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枢纽，应在内容生态建设中承担更为明确的主体责任。平台方应将价值理性深度嵌合至底层技术架构之中，从而实现用流量治理流量、用算法治理算法、用平台治理平台的内生性治理生态。具体而言，一是在算法机制优化上，引入“反身性”调节阀，改变单向度迎合人性弱点与感官刺激的分发逻辑，在流量分配中合理纳入社会价值、创新性与文化意义等指标，避免“唯流量”导向对内容结构的挤压。二是在行业规范细化上，构建柔性价值引导与刚性法律法规约束相配合的动态干预机制，规制“审丑狂欢”、流量造假与底线试探等行为。三是在基层创作者扶持上，切实发挥平台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普惠功能，通过结构性资源倾斜、设立专项流量池与长效收益保障体系，为广大普通劳动者保留免受资本逻辑过度倾轧的表达空间。此外，针对微短剧、AIGC等新兴业态，应完善分类监管与正向激励并行的治理体系，加强版权保护与创作者权益保障，推动形成尊重原创、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环境。
培育良性生态，激活新大众文艺的创新潜能与想象空间。面对新大众文艺的海量内容生产，要提升其文化厚度，在算法分发机制之外，还应依托平台建立“议题设置与主题引导”的内容共创机制。以小红书举办的“身边写作大赛”及其衍生活动“小红书文学节”为例，通过策划具有时代关怀与公共价值的主题，在尊重类型规律与碎片化特性的基础上，鼓励创作者在既有框架中融入现实关怀与美学探索，推动轻量化表达与系统性叙事之间的创造性衔接，从而将分散的个体表达逐步汇聚为具有系统性叙事潜力的创作潮流，在尊重草根活力的同时实现价值观的引导。与此同时，通过线下交流与社群建设，将平台内容生产与公共文化活动有机连接，推动创作、传播与文化活动形成多环节联动，并促进文艺样态经由平台机制逐渐转化为具有公共意义的文化叙事。在作品、人才、技术、平台与产业等维度开展体系化研究与实践探索，不仅有助于持续释放大众创作活力，也能够逐步孕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使新大众文艺在保持开放性与生命力的同时不断提升文化厚度与时代价值，并与传统大众文艺形成互补共生的文艺生态，共同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其真正成长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坚力量。
五、结语
新大众文艺是传统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的新形态，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传统大众文艺往往侧重于精英对大众的“启蒙”或大众的被动接受，而新大众文艺则通过技术赋权，使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成为创作主体，将“日常经验”转化为“审美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个体的表达纳入系统的文化生产循环中，实现了人民文化权利的实质性跃升。新大众文艺具有广泛的社会链接能力和产业转化能力，以“＋千行百业”的纵深发展，形成新的应用场景、商业模式、经济业态，成为数字中国涌现的新型文化业态。
新大众文艺在中国的潮起与蓬勃发展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将“有为政府”的价值引领与“有效市场”的活力激发辩证统一，从根本上确立人民在文化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在于我们拥有深厚的物质与数字基座，能够将技术红利转化为全民的创作权利，实现国民诉求从“生存安身”向“文化立心”的历史性跨越。对于新大众文艺中可能出现的阶段性无序，应持辩证且建设性的态度，通过明晰其规范性概念边界、理解新事物的发展阶段来有效识别其特点与缺点，并进一步通过引导培育与转化，将原本“变量”转化为文艺事业的“增量”，推动其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在赓续人民文脉的新征程中担当起中坚力量的历史使命。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坚守“人民性”的价值锚点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推动专业引领与大众创造的双向奔赴。新大众文艺必将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成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为建成文化强国、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