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程门下弟子有早期与晚期之别，其中尹焞可谓程颐晚年最重要的门人。朱熹基于道统建构的考量，对程门弟子有系统性的负面评价，但在朱熹之前，尹焞已有类似批评。受朱熹影响，理学史多以为尹焞的思想较为保守，仅传承程颐主敬工夫。对尹焞而言，他的保守恰恰是对师说的恪守，是对程颐思想最忠实的传承。作为程颐晚年高度肯定的门生，尹焞对同门的批评、对师说的坚守，或许折射出程颐思想的另一番面貌，即未经朱熹诠释的程颐晚年定论——专以持敬为主，而非持敬、格物并重。朱熹对尹焞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肯定尹焞是“深信程子者”，另一方面又批评尹焞持敬有余而格物不足，这种“半守师说”的尹焞形象，也代表着程朱之间的一种张力。
关键词：尹焞；程门；程颐；主敬；道统
一、程门传统叙事的反思
过往学界对程门弟子的研究，多聚焦于少数高弟，如程门四先生——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其中尤以谢、杨为重。近年来，市来津由彦、赵振、李敬峰、申绪璐等留意到更广泛的程门群体，亦尝试引入哲学史之外的研究视角，如孙逸超从政治史、社会史角度分析程门内不同集团。但更鲜明地时间性视角，即程门弟子自身年岁和他们向二程问学先后间的显著差异，依旧有助于学界突破现有二程和程门研究。
其一，以年岁论，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与门下诸多高弟，如朱光庭（1037—1094）、吕大临（1040—1093）、谢良佐（1050—1103）、杨时（1053—1135）和游酢（1053—1123）等，或为同代人，或相差一代人。而张绎（1071—1108）和尹焞（1071—1142），与他们的师兄又几乎差了一代人。其中尹焞又格外特殊，较之张绎早逝，尹焞迟至南宋，还在同门、士林中发挥作用。其二，门人问学于二程，亦有早晚之别。如嘉祐元年（1056）吕希哲、邢恕等于开封首以师礼从游程颢，元丰元年（1078）游酢、谢良佐往扶沟从学二程，元祐五年（1090）尹焞登程颐之门，前后相距三十五年。
有鉴于此，本文权以早年弟子和晚年弟子区别这两类门人。因本文论题重在程颐晚年弟子与晚年之学，故对早年弟子不再做进一步区分。所谓“晚年”，特指程颐自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编管涪陵起的人生最后十年。而门人问学早晚还有一显著差异，与早年弟子师从二程不同，张绎和尹焞仅问学于程颐一人，并且他们对于程颐晚年被贬涪陵后的转变，也有更直观的体察。
传统理学史叙述中，程颐晚年弟子很少得到专门对待。但程颐晚年对于尹焞和张绎屡加称许，颇有将二人视为门下龙象的意味。如“（程）子谓尹焞鲁，张绎俊”，又如“公（尹焞）与张绎同时师事伊川，张绎以高识，公以笃行，俱为所称”。程颐此类表述颇多，时人与南宋理学群体亦多将尹、张并举，视为程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此不枚举。但在更一般性的理学史中，是二程早年弟子，特别是谢良佐、杨时，在理学史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值得检讨的理学叙事之一。其原因或在于两点：其一，两宋国势陵夷，使得南宋以湖湘学、闽学为代表的理学崛起，杨时作为道南一脉核心人物，多受推崇；其二，杨时、谢良佐深刻影响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南宋初期理学大宗，后虽受朱熹批评，但朱熹的批评也强化了杨、谢在理学史中的地位。谢良佐、杨时居于理学史叙事中程门的中心位置，可能也带动了早年弟子普遍受到更多关注。
朱熹对程门弟子的评价，是理学道统叙事的经典案例。朱熹虽推崇二程，但对程门弟子则多有批评。朱熹在淳熙十六年（1189）撰写的极具道统意味的《中庸章句序》中，即批评程门弟子不能传二程“所以为说者”，甚至有“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在《朱子语类》中，黎靖德特意编有一卷“程子门人”以汇总朱熹意见。此卷先总论程门弟子，之后以人为目、分别点评。所谓“总论”，主旨即是整体性地批评程门无人得二程真传。如“总论”首两条即说：
问：“程门谁真得其传？”曰：“也不尽见得。”
程子门下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见伊川不曾许一人”。
之后如“二先生衣钵似无传之者”，“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立一家”“程门弟子亲炙伊川，亦自多错”等整体性的批评屡见。分论部分亦对程门弟子颇多批评。朱熹甚至认为程门普遍存在背离儒学、流于佛老的根本性问题。如朱熹在绍熙四年（1193）所作《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言：“程氏既没，诵说满门，而传之不能无失，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对程门“满门”如此严厉批评的背后，是朱熹认为唯有自己方能接续二程道统的自信，正如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言，他对于二程思想，是“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
然而，二程身后，斥责程门，以道自任，却非始于朱熹，而这与程门中早年弟子和晚年弟子的分野或许息息相关，也预示着对二程思想另一种全新理解的可能。
二、尹焞的程门判教
学界对于程门的印象，长期笼罩于朱熹批评之中，使得先于朱熹半个世纪即已展开的程门内部判教，始终未受到重视。对程门的整体性批评，尹焞即已有之。
学界论及理学语录之不可尽信，常引程颐所言“某在，何必观此（语录）”一语，此语出自尹焞绍兴六年（1136）所作《师说序》，有特定语境：
昔得朱公掞所编《杂说》，呈先生（程颐）：“此书可观否？”……先生曰：“某在，何必观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记得他意。”……（尹焞自言取入蜀所见程颐语录数本），以所见无疑者，辄成此书，目为《师说》。
朱光庭作为程门最年长者，久居二程门下，他所编二程语录《杂说》，在程门中曾广为流行。而尹焞作为程颐晚年弟子，借伊川之口，批评朱光庭所编颇可商榷。语录非皆不可信，尹焞作为程颐晚年高弟，便自信可以取其“无疑者”，编成同为语录体的《师说》。次年，尹焞在《题伊川先生语录》中，再次提及程颐批评朱光庭所编《杂说》一事，随后更直白地写下：“焯侍坐，先生诲之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死而大义乖。’信然！今日道学绝讲，亲炙者无几，则迷妄失真亦固多矣，可不哀哉。”在尹焞看来，朱光庭等所编语录之不可信，并非语录这一文体存在天然缺陷，而是编者本身不足以传程颐之思想。
在延续朱熹所编《程氏遗书》《程氏外书》架构的今本《二程集》中，尹焞及其门人所记的二程语录，居于末席之末席，即罕有人留意的《程氏外书》最后一卷《传闻杂记》之中。而居于《程氏遗书》前列的，是李端伯、吕大临、谢良佐、游酢等早年弟子所记语录。但在南宋也曾有过以尹焞所记语录为首的二程语录。如《直斋书录解题》就曾记尹焞门人韩元吉家藏十卷本二程语录，其中便以尹焞所记为首。
除了批评朱光庭，尹焞也批评杨时、侯师圣等人。如《传闻杂记》所收《和靖语录》中，录有尹焞所述程颐认为杨时对于《西铭》的理解最终依旧“未判然”。又如时紫芝所编二程语录中，记有尹焞所述程颐批评侯师圣的一段文字，“（程颐）谓侯师圣议论，只好隔壁听。”
尹焞还曾多次批评谢良佐。其中显著者如明确否认程门所传伊川以为谢良佐有王佐之才的传言：“冯贯道问和靖先生曰：‘人言伊川先生谓谢显道有王佐才，果否？’先生曰：‘不曾闻得。’”下文稍加铺成较为隐晦的案例。尹焞门人王时敏曾仿尹焞编程颐语录为《师说》，亦编成尹焞语录名为《师说》，其中记载了师徒间一段问答：
时敏问：“《伊川语录》载，人问‘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答曰：‘会得时，活泼泼地。会不得时，只是弄精魂。’不知当时曾有此语否？”先生曰：“便是学者不善记录。伊川教人，其不甚晓者，多以常言俗语引之，人便记了此两句。”
其中所言“学者不善记录”，所指便是谢良佐。今本《程氏遗书》卷三是“谢显道记忆平时语”，此卷首条便是此语。谢良佐所记二程语录，应曾单独流传，此卷首条在当时程门中或广为人知，但尹焞却以为谢良佐“不善记录”，未得师说。
对于谢良佐与尹焞之关系，谢、尹两系所记笔法，颇有差异。如谢良佐和尹焞曾一度同在程颐处问学，《上蔡语录》中载：
谢子见河南夫子，辞而归，尹子送焉，问曰：“何以教我？”谢子曰：“吾徒朝夕从先生，见行则学，闻言则识。譬如有人服乌头者，方其服也，颜色悦怿，筋力强盛，一旦乌头力去，将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谓益友矣。”
在谢良佐笔下，他较之尹焞是入门更早、得道更深的师兄，尹焞在送别之际，是以极为谦恭的姿态问谢良佐：“何以教我”，而谢良佐之告诫正中尹焞之弊，程颐谢良佐之言亦颇为认同。而尹焞一系的叙述则不同，尹焞门人祁宽所作《和靖语录》中曾载：
伊川归自涪陵，谢显道自蔡州来洛中，再亲炙焉。久之，伊川谓先生及张思叔绎曰：“可去同见谢良佐问之，此回见吾，有何所得。”尹、张如所戒，谢曰：“此来方会得先生说话也。”张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在尹焞的讲述中，入门颇早的谢良佐，至程颐晚年涪陵归后，再次问学之际，方才领会程门要旨；而尹焞则在程颐晚年归自涪陵后日日亲炙身旁，较之其他门人自然别有不同，甚至隐隐有代程颐扣问谢良佐的意味。
对于程门早年弟子中颇受同门肯定的刘绚，尹焞也有所批评。侯师圣认为“明道平和简易，惟刘绚庶几似之”；谢良佐也认为程颐之春秋学，“其门人惟刘质夫得先生旨意为多”；朱熹虽批评程门弟子，但也颇为肯定刘绚、李籲二人，以为唯此二人早逝时，程颐所作祭文有“传道之难”的感叹，而对其余过世门人，程颐皆无此言。但尹焞门人祁宽记录下尹焞的另一种看法：
昔刘质夫作《春秋传》，未成。每有人问伊川，必对曰：“已令刘绚作之，自不须某费工夫也。”刘传既成，来呈伊川，门人请观。伊川曰：“却须着某亲作。”竟不以刘传示人。伊川没后，方得见今世传解至闵公者。
在尹焞笔下，即便刘绚最擅长的、并一度被视为得程颐旨意最多的春秋学，最终成稿后，反倒证明了并未达到程颐的期许，甚至其中或有误解程颐春秋学旨意处，所以程颐不将刘书示人。
还有连朱熹都颇为肯定的吕大临，尹焞或许也有些许讽刺。时紫芝所记二程语录中曾有一事：
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
时紫芝所记未详出处，但此事能在程门流行，恐最初是出自尹焞本人。或许在尹焞看来，吕大临作为张载、二程门下弟子，在为张载所作如此重要的行状中，却于张载、二程学问渊源，皆未能准确评述。
舍此之外，尹焞还批评同门邢恕、冯理等人，此不一一详述。若通览程门弟子之间的互评，尹焞与其他门人有一明显的区别：其他程门弟子之互评，或褒贬参半，而尹焞判教的色彩最为浓厚，甚至可以说，今天留存文献中程门内部的负面评价，多半与尹焞有关。
综上，在朱熹系统批评程门弟子背离师说前，尹焞就已对同门有整体批评，而这种批评尤其聚焦于二程早年弟子。若尹焞门下有如黄士毅、黎靖德之人能编《尹子语类》，或许亦能有一卷如《朱子语类》之论程门弟子，并且在“总论”“分论”皆能辑出尹焞相关语录。
前引《朱子语类》“程门弟子”卷次条，朱熹曾引尹焞所记“见伊川不曾许（程门）一人”，以佐证他对程门整体批评，并由此暗示惟有自己方能接续二程道统。实则当年尹焞在援引程颐此语时，用意也是如此。只不过半个世纪后，当朱熹转述尹焞此条语录时，尹焞也被朱熹一并归入需要被批判的程门之中。
三、程尹道统授受
尹焞一系的道统叙述方式，一方面是借程颐之口、或尹焞自己直言，批评程门早年弟子未得师说，另一方面是刻意叙述程颐对尹焞的高度肯定。上节专论前者，本节稍加铺陈后者。
在尹焞或其门人笔下，尹焞、程颐问答后，常有“伊川颔之”“伊川大赏之”的肯定。这些肯定，并非泛泛欣赏，而是带有高度的道统授受意味。其中有几条语录，最可玩味，如尹焞门人冯忠恕所作《涪陵记善录》中云：
鲍若雨、刘安世、刘安节数人自太学谒告来洛，见伊川，问：“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舜之道，何故止于孝弟？”伊川曰：“曾见尹焞否？”曰：“未也。”请往问之。诸公遂来见和靖，以此为问。和靖曰：“……”复以此语白伊川，伊川曰：“极是。纵使某说，亦不过此。”
鲍若雨等人集体问学于程门时，尹焞作为程颐晚年高弟，替师代答之事，在尹焞和鲍若雨笔下都曾多次记载，但彼此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尹焞一系笔下，尹焞具有替程颐指导远来门人的特殊身份，而且他所讲述的义理，连程颐都高度认同，以为“极是，纵使某说，亦不过此”。但在鲍若雨笔下，尹焞完全是隐遁的，鲍若雨在意的，只是详细记录下他和程颐的具体问答。
鲍若雨与尹焞问答例，诸家所记互文较为复杂。尹焞自己记有此事；尹焞门下，除前引冯忠恕外，祁宽和吕坚中也曾三次记录此事。其中如吕坚中记此事，更是在程颐肯定尹焞所教与己无异后，追加了一段问答，而终之以程颐对尹焞自陈“某思虑不及”，愈发凸显尹焞作为程门高弟之形象。
还有一组广为人知的程颐语录，也同样出自尹焞一系数人所记。下文汇集尹焞、祁宽、吕坚中所记之细节，以呈现其全貌：
伊川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教，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一日出《易传序》示门弟子，先生（尹焞）受之归，伏读数日后，见伊川。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似太泄漏天机。”伊川叹美曰：“近日学者何尝及此，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诗序》二篇，外人传之不真。先生一日请问：“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请，乃得之，曰：“为子出此二篇。”今传之者是也。
此事在尹门是广为人知的故事，在他们笔下，程颐晚年自涪陵归后之学问定见，其中最为隐微、似泄天机的义理，门下弟子皆不足以传是学。唯独尹焞，可以洞察隐微令程颐激赏，可以令程颐破例出示秘不示人的文稿，甚至连后世所传之伊川学，亦多有赖于尹焞。
一如《明道先生行状》可视为二程兄弟之道统宣言，《中庸章句序》可视为朱熹一系的道统宣言，尹焞一系的道统观，集中体现于尹焞弟子吕稽中与同门共定的《尹和靖墓志铭》：
（尹焞曰）“昔者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殁，圣人之道不传；从千余载之后，得不传之学者，伊川程夫子也。”先生（尹焞）曰：“吾晚得伊川之道。”四方师事之如伊川……程夫子之语门人，每恨其差也，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程夫子之殁久，门人高第日微而说又差……（因尹焞）而后学者复闻其正，而知其差，而孔、孟、程氏之学复明。……大观中新学日兴，有言者曰：“程颐倡为异端，尹焞、张绎为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声闻益盛，同门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铭曰：道之不明，学失其传，或得其一，莫见其全……流为怪诞，变为异端，滑稽支离……惟吾先生，得传之正。
在尹焞一系叙述中，可以清晰辨认出《明道先生行状》中自信超迈汉唐、接续孔孟之学的二程道统观；也可以看出朱熹批评程门、以自己接续二程的第二重道统观。尹焞早于朱熹半个世纪，就已批评同门流为怪诞，变为异端，滑稽支离；而最为重要的，是尹焞一系借助程颐亲口所言之“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将尹焞塑造为“惟吾先生，得传之正”之程门第一人。
然而理学史的演进，并未如尹焞及其门人所愿。多年后，当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时，他虽然采用了吕稽中此铭不少文字，甚至也保留了程颐所言“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之语，但却并未采信其他有助于形塑尹焞批驳同门、独任道统形象的文字。朱熹自然是洞察了吕稽中此铭的用意，他自己便是此种笔法的个中高手。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叙述程颐亡后时写道，“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其时程门杨时、游酢、张绎、尹焞皆还健在，但在朱熹眼中，已无人能准确评价程颐的生平与思想。
朱子道统观形成后，笼罩理学史数百年，至晚明，尹焞才有机会重新回到理学史的主脉络，被视为独得程门正传。与尹焞同样标举敬之工夫的刘宗周，在《重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序》中云：
程子之门，独得其传者，和靖尹先生也……及其门者首称四先生，晚年更得先生与张思叔云。今试论之，两程子道大而诣高，门弟子各以质之所近为学，如上蔡、定夫、中立诸君子，皆高才敏悟，出入师说，不免或杂于禅。中立出处一节，终费解说；思叔早世，亦未见所至；惟先生独自附于古之鲁者，以一敬做成……程叔子亦遂称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刘宗周将程门早年高弟之杂于禅、尹焞之恪守师说，归结为个人材质之别，或可商榷。全祖望亦对尹焞有一评价：“和靖尹肃公于洛学最为晚出，而守其师说最醇。”全祖望虽未有明确的程门早年、晚年弟子之别的意识，但所言却无意中点出了尹焞作为晚年弟子与守师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尹焞之“半守”师门敬字
虽然尹焞批判同门、独任道统的主张，并未获得太多认同。但几乎所有人，包括程颐、程门弟子、尹焞本人、尹焞门人、时人、乃至朱熹和他的学生、后学，普遍认为尹焞能守师说。此类文字颇多，仅举其要者。
程颐晚年，喜将门下高弟张绎和尹焞加以对比，并各有侧重。在尹焞一系看来，相较之下，程颐当更肯定尹焞之能恪守师说：
子谓尹焞鲁，张绎俊，俊恐他日过之；鲁者终有守也。
先生与思叔共学之久。一日，伊川问：“二子寻常见处同否？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请问未达，必三四请益，尚有未得处，久之乃得。如思叔则先生才说便点头，会意往往造妙。只是某虽愚钝，自保守得。若思叔则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
“终有守”“自保守得”，说明程颐最为看重的便是尹焞之恪守师说。尹焞亦颇以“鲁”而能守自诩，尹焞门人所记尹焞语录：“先生读《论语》，到‘柴也愚、参也鲁’，叉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个鲁力。’”朱熹也颇为肯定尹焞之能守师说。《朱子语类》程子门人条论尹焞子目下，起首便言：“和靖在程门直是十分钝底”；之后第二至第七条，条条皆从“守”字入手评价尹焞，屡屡说尹焞“守得紧”“持守有余”“只紧守伊川之说”“持守得不失”“守得谨”“据其所闻而守之”。在《四书章句集注》所征引的程门高弟文献数量，尹焞以102处居首，其余如杨时77处，谢良佐51处，吕大临17处，游酢8处。朱熹曾屡次和门人讨论程门诸家所解《论语》，也反复以为较之其他门人，“却是和靖说得的当”，“尹氏语言最实，亦多是处”。
尹焞之恪守师说，具体所指便是尹焞专以师门“敬”字为宗旨。尹焞之初见程颐，程子便教其“看敬字”；此后尹焞亦主张，程颐教人“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尹焞门人王时敏所编尹焞语录《师说》中也坦言“（尹）先生教人，全在涵养”，而程门多言“涵养须用敬”，涵养即为敬之别名，尹焞之教导门人，一如他所理解接受的程颐教法；朱熹也说尹焞“只就一个‘敬’字做工夫”。
与“守”字相应，《朱子语类》程子门人条论尹焞子目下另一文眼，便是“半”字。朱熹直言程颐之学，“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何谓“明得一半”？黄宗羲即点破朱熹之意：“晦庵谓其只明得一半，盖以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和靖用得‘敬’一半，缺却‘致知’一半也。”即尹焞只能守程门“敬”字，而于“格物”有所欠缺。由此，朱熹屡屡批评“和靖持守有余而格物未至”，“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穷理之功少”。《朱子语类》中有一条朱熹对尹焞看似颇为碎片的批评，“尹和靖疑伊川之说，多其所未闻”，其所指也与格物有关。尹焞曾主张“‘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对于朱熹的格物思想而言，是最基本的工夫法门，朱熹自然不能接受尹焞所谓此非程颐之言的判断。如果说涵养是北宋以来程门之旧说，那对于格物的高度重视、甚至为《大学》做格物补传则更多是朱熹的独造之功。在日渐重视格物的视域下，不仅尹焞是“明得一半”，曾被朱熹认可、与北宋五子一并纳入《六先生画像赞》的司马光，最终也会被朱熹以“格物之未精”而从《伊洛渊源录》中桃之。
然而，稍加思量，不难看出朱熹论尹焞之“守”与“半”，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被公认为最能严守师说的尹焞，何以居然就只能谨守“敬”这一半的师说，而无视程门另一半“格物”宗旨？这究竟是尹焞之失，还是朱熹在新的理学架构下对于程颐思想和程门的误判？
五、朱熹的程门格物说建构
程门重敬，无须详述，如说：“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内’”；又如上节所言，尹焞初入程门，程颐便令看敬字，而自涪陵归后，程颐与尹焞几乎“日日相见”，程颐之教诲尹焞以为论“敬”之工夫外更无计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程颐、程门是否如朱熹一般看待格物，以及格物与敬的关系。
朱熹对以程门格物说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格物论，有三段篇幅颇长的总评，即在《大学或问》前后相续的“程子格物十七条”“近世大儒格物致知说”和“程门后学格物穷理说”三条。
所谓“程子格物十七条”，即朱熹从二程文献中精选了与格物相关的十七条材料，又细分为三部分，随后加以解释其用意。三部分分别为“（首）两条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当先而不可后之意”“（中）十条者，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功程也”“（后）五条者，又言涵养本原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作为朱熹基于自身学术立场再建构的文本，难免会有所争议，与本文最相关的，是第三部分“涵养本原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者”的“后五条”。
“后五条”实质是处理持敬、格物二者之关系。朱熹的案语，虽然也承认持敬为格物之本，也引用了一条“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但朱熹避开了程颐文献中如“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程先生所说，格物之要，在以诚敬为主”等更强烈的以敬为本、为主的文献，反而不断提升格物之重要性，以使得持敬和格物形成并重的工夫双翼。这五条中，最能支持朱熹持敬格物工夫双翼的一条，便是朱子学中极为知名、被后世反复发挥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然而，“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句，在二程文献中是出自刘元承所记伊川语录，全文仅此一句，并无上下文语境。此语能否作为程颐在义理结构上有持敬、格物并重的工夫架构，值得商榷。即便如朱熹所言，尹焞并不重视格物工夫，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亦援引尹焞如下文字：
尹氏曰：“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
尹氏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
尹焞有类似重格物之言论，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之发挥成朱子式的功夫双翼。尹焞此语，只是顺着《论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仁者不忧，知者不惑”而发。同理，程颐所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亦不可视为程颐功夫双翼之确证。儒家经典中本就有重学、论格物之语，儒家传统之重学，程门论格物，和朱熹在义理架构层面极重格物，不宜等同视之。
另可补充一佐证。“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最容易被视为持敬格物工夫当并重、不分先后，但若非论其先后，则朱子学者更易接受格物在先、而难以接受持敬在先。朱熹在《或问》“程子格物十七条”的评述部分，特别指出程颐之言论和《易传》《中庸》《孟子》等经典，最终的指向是格物致知“在乎固守力行之先”。但这恰与尹焞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尹焞晚年受命为宋高宗经筵讲读《论语》时，尹焞曾特别强调“学贵于力行，不贵空言”，此后尹焞门人王时敏亦记尹焞于门人回忆此次经筵讲义，尹焞以为当时所讲，唯此一句，是其本意。儒家固然可以知行并重，但以尹焞之立场，恐无法接受格物在力行之先的观点。
“近世大儒格物致知说”和“程门后学格物穷理说”，虽未明确点名，但“近世大儒格物致知说”中针对的是司马光和张载，“程门后学格物穷理说”针对的分别是吕大临、谢良佐、杨时、尹焞、胡安国和胡宏。此两段文字颇长，不过《朱子语类》中有一段简化的平行文本可观其梗概：
《或问》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说曰：“格，犹捍也，御也，能捍御外物，而后能知至道。”温公。“必穷物之理同出于一为格物。”吕与叔。“穷理只是寻个是处。”上蔡。“天下之物不可胜穷，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龟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转归已。”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厌不弃，而身亲格之。”五峰。
简言之，朱熹对于北宋以来格物诸说，多有所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与程颐格物说内在的张力有关，主要涉及几个层面，道德知识的觉醒是否需要依赖客观知识，向外格物如何能发明内在本心，以及外物无穷如何格尽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尹焞“‘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给朱熹带来的挑战。语类中弟子曾专门问及此条，朱熹以为：“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说话不曾闻得，或是其心不以为然，故于此说有所不领会耳。”朱熹一方面认同尹焞是尊信程颐之门人，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尹焞否定这句话或有两种原因，即尹焞未曾听闻程颐有此说，又或者尹焞对此说不认可。在《或问》中，朱熹对这两点都作了回应，对于前一原因，朱熹以为类似逐日格物的表述，程门高弟不止一人提及，“安得遽以（尹焞）一人之所未闻，而尽废众人之所共闻者哉”；对于后一原因，朱熹以为尹焞可能是“习于持敬之约，而厌夫观理之烦”。但朱熹的回应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尹焞作为程颐晚年最为亲近信赖的弟子，若他真的不曾听闻此句，那恐怕这就非程颐晚年反复强调的核心表述；作为公认的恪守师说之人，尹焞如此公开反对此在程门中流行的表述非程颐之语，他的态度究竟是个人重持敬而轻格物，还是代表着他所理解的程颐晚年定论？
简言之，如学者所熟知，朱熹在中和新说后，形成了格物、持敬并重的工夫论体系，但此前研究较少留意到，为了实现这一点，特别是较之北宋以来、尤其是程门内部普遍得到认同的持敬工夫，朱熹需要提升格物的重要性。朱熹的策略，一方面是如何利用程颐的文本建立与自身义理贴合的新诠释，另一方面则是对北宋以来、特别是程门内部的格物学进行整体批判，个别疑难之处甚至将之视为未得师说精髓而规避这些挑战。
二程研究，许多问题或因文献不足征而难有彻底坐实之证据。但另可补充相关辅助证据。其一，相较于程门弟子在《论语》《中庸》注解方面的热情，程门弟子对于《大学》则较为忽略，或许除了吕本中《大学解》，程门几乎不注《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明程门对于“格物”议题的重视程度稍有不足。而程门仅有的吕本中《大学解》，恰又是朱熹《杂学辨》中集中反驳的几家之一。其二，程颐晚年在《周易程氏传》各卦中，如大过、坎、睽、蹇、困等卦，又或者在解释经文中如舜、文王、箕子之处坎险艰困之境，格外注重敬的阐发。在程颐心目中，他之被贬谪于涪陵，与此前圣贤之处境，亦有相似之处，而程颐的应对，也不过以诚敬而守中道而已。程颐晚年论及敬之工夫，常有“深以为然”“甚爱”之语，但论及格物，则少有如此感情浓厚之词。当然，严格来说，《周易》经文本身并不适合发挥格物思想，引此并不能绝对证明程颐晚年不论格物，但程颐晚年重敬当无疑义。
六、程颐晚年定论说的补充证据与意义
本文所论程颐晚年定论说，在研究中固然存在文献不足征之困难，但此说亦非孤证。尹焞之外，宋人尚有郭忠孝传程门晚年中庸学的说法。南宋黎立武在《中庸指归》中便明确说：
兼山（郭忠孝）继登程门，终始中庸之道，体用之说，实得于心传面命者也。程子尝为《中庸》作注，至是焚稿，而属兼山以书传之。乃知游氏、杨氏所得于师者，初年之论也。吕氏以深潜缜密称，实颇融贯，而其师始未然之者，未定之论也。盖至兼山，则师弟子之讲贯熟、决择审矣。然则求中庸之道于伊洛，微兼山氏，吾谁与归？
在黎立武看来，程颐是有一明确的中庸学，而游酢、杨时之中庸学，仅是程颐初年未定之论。黎立武甚至暗讽通过批评游酢、杨时、吕大临而建立新的中庸学的朱熹，恐怕也不符合程颐之说。如黎立武批评解“中”之说，“今而曰篇名一义，经文又一义，中庸一中，中和又一中”，所针对的，恐怕就是朱熹论“中”最为典范的“中有二义”。
有意思的是，郭忠孝之子郭雍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也曾论述宋代理学道统：
宋兴百有余载，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横渠张先生出焉……先人受业伊川先生二十余年，雍始生之时，横渠、明道久已谢世，甫四岁而伊川殁，独闻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学所行，所以教授，多见于《易》与《春秋》《中庸》《论语》、孟氏之书，是以门人率于此尽心焉……重念先人之学殆将泯绝，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惧无以遗子孙，于是潜稽易象，以述旧闻，用传于家，使毋忘先生之业，道虽不足，志则有余矣。
此序之中，郭雍无疑认为其父子二人，是能传二程之正脉。此序作时，朱熹年仅二十余岁，但至淳熙年间，郭雍依旧健在，此时朱熹早已名动天下，郭雍之论朱熹尚未可知，但朱熹对于郭氏父子即所谓兼山学派，则是多有批评。如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年致门人信中就告诫道：“郭子和（即郭雍）《中庸》，顷曾见之，切不可看，看着转迷闷也。”在《朱子语类》中，朱熹也批评“郭以兼山学自名，是其学只一艮卦”。但朱熹也深知，郭忠孝是程颐晚年亲传弟子，他也曾和学生感慨：“如兼山《易》《中庸》义多不可晓，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朱熹固然可以批评郭氏父子学杂难以得程颐思想精要，但从逻辑上，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朱熹自身的思想，与程颐晚年思想本就存在不契之处。
除了尹焞、郭忠孝，朱熹对程颐晚年弟子如张绎，也有一些保留意见，如在答陆门弟子信中，朱熹便反对程颐语录中“心生道”一语，以为“此段是张思叔所记，多以己意文先生之辞，恐不能无少失真也”。对于“心生道”这样敏感的理学表述，究竟是程颐晚年最具天赋的弟子张绎误记师说；还是朱熹思想未能契合程颐晚年此说，且又警惕此说容易为陆学张目，进而否认张绎所记的真实性。
诚如前文所言，所谓程颐晚年定论说，难免存在文献不足征的研究困难。但通过尹焞等程颐晚年弟子与程门早年弟子、朱熹之间显著张力的呈现，将有助于学界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上文曾论及程朱格物说之异同，此前学者多能留意到朱熹论格物，“其纲领实本于伊川”，有所发明之处，亦“决不悖于伊川”。但若考虑到程颐晚年思想的可能性，以及尹焞等人作为程颐晚年之学继承者的可能性，或许传统的程朱理学叙事，有进一步检视的必要。
朱熹倾其一生，对北宋理学进行了极好的继承与发扬，朱子学是如此的具有解释力，以至于站在朱熹的视角看北宋，几乎成了前朱熹时代理学史研究中最坚固的研究范式。但朱熹站在其学术立场上，也对北宋理学史以及广义的北宋思想史进行了重构，这种重构的过程中也遮蔽了许多思想演变与发展的真相。尹焞和程颐晚年定论说的研究，或将有助于学界重新思考“程朱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