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用主义社会学正在经历复兴，但要真正走出边缘地位，它首先需要回应古典社会理论对其提出的根本性质疑。涂尔干曾认为实用主义是功利主义的一种形式，难以解释普遍性和客观性，因此其内在属性与社会学互斥。米德的主张能够回应涂尔干的批评，为实用主义社会学理论提供洞见。其理论强调人类解决问题的集体实践以及相应发展出来的语言的作用。语言与自我的发展有关，人类通过自我产生了组织不同视角的能力。视角的组织协调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带来了社会中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米德的理论将自然与心智、个人与社会置于统一的经验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其实用主义内涵值得当代学者进一步思考。
作者：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可成，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4期。
社会学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长期保持着尴尬的关系。卡尔·马克思从未与实用主义思想发生过直接关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04年的美国之行中曾与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会面，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及后者的宗教研究。后世学者对詹姆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韦伯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与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欧洲学者频繁的思想交流，詹姆斯和韦伯的关系并不密切。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于1913—1914年在巴黎大学举办了以实用主义为专题的讲座，但总体上对实用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社会学和实用主义是不同的视角，社会学解释高于实用主义。不仅如此，涂尔干讲座的内容直到1955年才在学生笔记的基础上以《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为名出版法文本，英译本的问世则迟至1983年。尽管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称这些讲座为“涂尔干哲学事业的顶峰”，尽管该书在2000年有了中译本，但相较于涂尔干的其他作品，《实用主义与社会学》在中文学界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深刻影响了社会学正典的确立，但该书选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韦伯和涂尔干作为社会学思想的先辈，却忽视了对美国本土社会思想影响深远的实用主义，这进一步导致了实用主义在社会理论中的缺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社会学家为实用主义奔走，但实用主义思潮尚未能在社会学主流叙事中占据一席之地。在社会学史和文献中，实用主义的重要性往往遭到低估，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前史”存在。社会学的经典作家们塑造着学科的地形，已经被公认为学科奠基人的三大家更是如此。学者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往往折射了他们思考社会的基本方式。重返经典作家们对实用主义的评价，不仅能让我们思考古典理论的基本预设，也将启迪当代学人重估实用主义的价值。
在中文学界，涂尔干的实用主义讲座大体上仍停留在社会学者的视野之外，仅有的集中探讨只是对讲座内容相对简单的梳理。反观英文学界，这些讲座虽曾被忽视，但随着实用主义哲学近年来的复兴，它们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兴趣。既有英文研究主要是对讲座的文本解读：有的侧重于思想语境，将涂尔干对实用主义的批评置于讲座所处的具体情境之中；有的则聚焦于讲座的实质性内容，将其视为揭示涂尔干的理论内核及其与实用主义关系的重要文本。本文认为，对于实用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复兴及其价值的再评估，切片式地解读涂尔干的讲座文本并不足够，而应该将这些讲座置于社会学思想史中，以构建更多理论对话的可能。更具体地，面对涂尔干在讲座中的批评，实用主义社会学先驱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理论能够作出有效的回应，并为社会学理论提供实用主义的有益视角。笔者无意于对学术正典进行文本解经并从而陷入被诸多二手解读缠绕的“理论学”中，而是希望呈现一段不同于人物与思想简单堆砌的社会学思想史，在明确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考察涂尔干和米德的理论对话的可能。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涂尔干在讲座中对实用主义的描绘和评价，以及这些评价背后涂尔干思考社会学的根本方式；然后讨论实用主义哲学内在的复杂性，并阐述米德与涂尔干对话的可能性；最后说明米德的理论如何回应涂尔干对实用主义的批评，以及米德的思考如何帮助我们拓展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涂尔干与实用主义
当谈论涂尔干作为社会学学科奠基人的地位时，人们往往会提起他在巴黎大学执掌首个以“教育科学与社会学”为名的教席。关于实用主义的讲座正是涂尔干在获得该教席后的首次系列讲演，这是社会学教席的开始，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开端。涂尔干明确意识到了实用主义和社会学的相似之处，认为“可以确立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之间的并行关系”，然而讲座对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社会性进行了猛烈抨击，最终以抛弃实用主义告终。由于讲座内容的长期散佚，并不能将社会学对实用主义的持久漠视归咎于这些讲座。但对于我们理解实用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这场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讲座至关重要，因为这场理论碰撞的背后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永恒张力，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在此浮现。对涂尔干来说，拒绝实用主义不仅是出于保卫本国文化的策略性考量，也是其对社会学理论划分边界的有意实践。因此，本文有必要梳理出涂尔干对实用主义思想的诘问，以及其背后的两种理论取向的根本不同，这构成了发问“实用主义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前提。
（一）涂尔干的评判：“一种逻辑功利主义的形式”
讲座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意义。涂尔干将实用主义视为“几乎是目前唯一流行的真理理论”。在他看来，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具有特殊兴趣的真理理论。讲座通过两个方面阐述实用主义的内涵，首先是实用主义如何批判既往的真理理论。实用主义的主要论敌是理性主义所主张的真理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后者将真理视为对外部实在的复写和摹仿。对理性主义来说，真理是单一、现成和超验的，它具有将自己强加给人类的能力。实用主义对符合论进行了一系列猛烈批判：如果真理仅仅是外在实在的摹写，所谓的“真理”就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人们也没有必要重复创造真理这样一种对实在的不完全摹仿；外在的真理观无法解决人类如何通过有限的认识能力获得凌驾于经验世界之上的绝对真理的认识论难题；如果按照理性主义者所言，真理与实在相对应，那么真理就没有理由忽略作为实在内容的多样化的心灵，这种多样性恰恰排斥着教条式的单一真理；理性主义真理观还体现出道德上的不宽容，一致的真理要求一种统一的规范，任何背离这种单一普遍规范的行为都会被视为罪恶。涂尔干在考察完实用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后，从肯定的方面说明了实用主义试图建立的真理理论。实用主义者力图结合观念和行动，认为在沉思的思辨之外，思维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对实用主义而言，并不存在理性主义者所极力接近和摹仿的固定实在，真理和实在处于人们不断的建构过程中，被人们的行动所积极地塑造、重建和改变。因此，“真理从来就不是毫无生气的实在摹本。相反，它是活生生的，能够增加和丰富我们的存在”。这种活生生的真理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实用主义拒绝脱离具体的人来思考真理，而认为真理是人们的实践中“有用”的事物，它给个体带来了满足。
对于涂尔干来说，这种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文化并对法国本土理性主义形成冲击的学说蕴含了什么样的思想底色。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是多元的，它反对理性主义对单一固定的超验世界的追求，承认实在的多重性和流动性；但它同时又是一元的，“甚至其程度比形而上学的一元主义还要强”。詹姆斯将自己的学说称为“纯粹的经验主义”，他摒弃了笛卡尔式的主体和客体、心灵与事物的二元对立，认为存在的仅仅是纯粹的经验之流。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思维和实在只是功能性的区分，多样化的世界中不存在超越个人的事物。能够为真理提供基础的只有个人的经验，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于个人是否从中获得了满足。同样，在道德问题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对真理和实在的区分消解在实用主义的“有用”之中，由此，真理和道德都服务于人们的利益和价值。实用主义对个体和效用的强调暗含功利主义成分。涂尔干将这种从心理和主观角度解释真理、将一切还原到个人层面的哲学视为功利主义在逻辑层面的运用。
（二）实用主义与人性二重性：“必须诉诸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诠释”
实用主义软化了理性主义的教条式真理，充分暴露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弱点，将真理从神圣的超验领域拉回到社会生活和实践中，这获得了涂尔干的同情和赞许。涂尔干同样主张真理是人们主动创造的结果，真理和理性不能脱离其所处的人类活动领域。社会学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质疑与实用主义类似，但涂尔干无法接受实用主义提供的替代方案。在实用主义对理性主义的猛烈抨击中，涂尔干察觉到了其内在的非理性要素，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实用主义所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形式，那么整个法国精神就必然会产生彻底的转变”。我们可以将散落在讲座各处对实用主义的批评整理为以下几个方面：（1）实用主义将判断真理的标准划分到主观的经验之中，因而注定无法说明真理和理性为何是非个人的，难以解释其体现出的超越个人的道德上的强制和必然力量；（2）涂尔干反对实用主义者将真理和满足联系起来，否认真理只会给人带来愉悦，而是认为恰恰相反，真理常常导致心灵的纷扰和茫然；（3）实用主义者认为思维隶属于行动，意识的作用是帮助实践顺利进行，但涂尔干认为思维和行动相互对立，思维的反思性恰恰会打断实践中的运动之流；（4）实用主义者否认真理的非功利作用，但涂尔干认为人的本性具有解释世界的需求，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真理发挥着提供宇宙论的思辨功能。本文重点关注在讲座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第一种批判，不仅因为它将实用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釜底抽薪，说明了其无法解决认识的普遍性问题，更因为这种批判与涂尔干构思社会和社会学的方式息息相关。
涂尔干在讲座中断言实用主义是功利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他对功利主义并不陌生。刚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在桑斯中学教授哲学课程时，涂尔干就集中探讨了功利主义伦理学。在他看来，将道德置于自我利益之上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注定是会破产的，由于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尽相同，个人主观的判断不可能产生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道德法则。这一立场和讲座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高度相似，这绝非偶然。在涂尔干眼中，人类心智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感觉以及感觉倾向；另一方面，是概念思维和道德活动。”理性和道德是社会存在的两个方面，人们用概念进行思考的理性能力以及道德法则所追求的无私要求人超越自身，达到个体之上的普遍性，这是理论中只有个体的功利主义所不能解释的。那么在涂尔干的理论体系中，这种普遍性从何而来？
实用主义讲座所处理的正是认识的普遍性问题。在讲座第17讲结尾，涂尔干话锋一转，将之前所讨论的哲学话题转向社会学。“集体表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这个具有强烈涂尔干主义社会学色彩的词语首次在讲座中出现。在讨论集体表现的这一小节中，涂尔干说明了观念并非是个体的产物，而是集体的成就，正是这些集体表现提供了必不可缺的客观性基础。客观性的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石，哲学家们对此的讨论滥觞于在柏拉图哲学中发扬光大的“共相”，正是共相赋予人类思维超越现实感性个别存在的可能，思维借助共相认识到“事物本身”，获得普遍客观性。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结论部分中，涂尔干对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他对比了感觉和概念，认为与变动不居的、个体化的感觉不同，概念是一种固定的非个人的集体表现。这种非个人特征来自社会群体，只有通过概念人们才能超越个人感性达到主体间性的理性沟通。真理也是如此，使形而上学家们为之惊异的理智王国并不是永恒的理念世界，而是集体经验所具有的概念组织体系。涂尔干主张，感觉和理性、私利与道德的对立实质上是个体和社会的对立，人类永远处在这种二重性的夹缝之中。作为涂尔干理论体系的主轴，人性的二重性也在实用主义讲座中出现，涂尔干主张“将一切抹平的实用主义，并没有认识到分别由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形成的心性之间的二重性”。因此，一元论的实用主义无法解释真理的普遍性，也无法说明人的心智如何可能。
如果说“普遍性何以可能”以及和普遍性密切相关的个体之上的社会是涂尔干的社会学密切关注的主题，与之相对的理论敌人就是功利主义。前文已有提及，早在涂尔干刚从巴黎高师毕业，在中学教授哲学课程时就针对功利主义伦理学进行了批判。涂尔干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具有鲜明的论战特征，主要论敌即为功利个人主义。既然社会学建立在反对功利主义之上，那么在将实用主义贴标签为一种功利主义的形式时，涂尔干就已经把实用主义归为一种反社会学的立场。由此，社会学对实用主义的拒斥是两方面的：实用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破产的，它无法解释社会集体所赋予概念和真理的普遍性；实用主义在社会学上也是破产的，它是功利主义的逻辑形式，无法回应社会学关注的社会团结和社会道德。世界不是实用主义所设想的纯粹经验，而存在着个体和社会之间的鸿沟。面对超越个体的社会，“实用主义必须诉诸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诠释”。
（三）涂尔干的困境
社会科学的理论奠基行为往往同时是一种指定研究主题、规定学术活动和确立适当规范的划界行为。本文尝试将实用主义讲座视为涂尔干对社会学进行划界的集中体现。涂尔干通过批判一元论的实用主义思想，将个人经验视为非社会性的存在，而社会学的唯一合法对象即为自身具有涌生性质的社会实体。与此同时，后世困扰社会学的一系列对立和张力也已然存在于这一划界行动之中。人的二重性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理智的可能性和真理都出自社会集体，个人与之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社会作为强制性的真理来源也给涂尔干的理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不同社会所具有的完全相异的分类体系暗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公度性。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往往被认为是社会建构论的先驱，甚至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灵感来源。约翰·利瓦伊·马丁（John Levi Martin）主张社会科学家有一种忽视常人对自己行动所给出的第一人称解释的倾向，涂尔干的知识论给这种倾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涂尔干的社会学中，心智和分类世界的范畴由社会决定，既然社会建构了常人的认知结构，行动者用以理解世界的感知格栅（grid of perception）也就在根本上具有任意性，不存在内在的客观性。这使得社会科学家能够以客观科学为名，名正言顺地以第三人称解释替代个体的第一人称经验。马丁认为，行动者的知识和认知来源并不是超然的社会，而是人们在实践中的需求，社会科学家需要以实践为基础重新思考人们的日常认知和社会的关系。
涂尔干的理论并非缺少实践。安妮·沃菲尔德·罗尔斯（Anne Warfield Rawls）将实用主义讲座视为涂尔干澄清自己立场的尝试，认为涂尔干在反对实用主义和唯心论的个人主义认识论中，重申了自己的“社会经验主义”，这种认识论强调基本范畴产生于社会的集体实践之中。但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指出的，隐含的现代化预设使得涂尔干主张工业社会与原始社会存在根本性区别，其知识社会学局限在对原始社会的分析。在原始社会的宗教实践中，物质生活和日常劳作作为和神圣相对的凡俗事物被排除在外。汉斯·约阿斯（Hans Joas）指出，涂尔干将认识的建构和社会性的来源归为超凡的宗教仪轨实践，忽视了日常生活实践的维度，而对解决问题的目的性实践的重视正是实用主义的理论贡献。那么，实用主义是否可以摆脱詹姆斯式的个人主义，立足于生活实践解释社会秩序以及真理的普遍性和心智的来源？实用主义能否为一种调和个人和社会的张力并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社会性的社会学奠定基础？
二、实用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
如果涂尔干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实用主义就是一种只有个别没有普遍、只有个人没有社会的理论，注定与社会学难以兼容。但由于讲座所处的思想语境，涂尔干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批评存在理论失焦，尤其是忽视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另一种思想取向。这种取向以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米德为代表，有望摆脱功利主义的陷阱，在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之间建立沟通。关于杜威，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专门讨论。本部分讨论实用主义讲座中的理论失焦以及米德的社会学思想与涂尔干理论进行对话的可能性。
（一）学术注意空间与焦虑敌视
涂尔干相当确凿地认为实用主义很少能够应用在人类事务领域，甚至提出“没有所谓实用主义道德的东西”。那么他眼中的实用主义是哪些人的实用主义？在第二讲，涂尔干列举了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费迪南德·C.S.席勒（Ferdinand C.S.Schiller）和詹姆斯。他进一步指出，詹姆斯是真正的实用主义之父，并在后续讨论中几乎将实用主义哲学与詹姆斯的哲学画上等号。涂尔干并非不了解实用主义运动内在的多样性。根据莫斯的回忆，涂尔干对杜威的哲学抱有极大的研究兴趣和敬意。但他的讲座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与詹姆斯的缠斗上，这与讲座所处的思想语境有关。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詹姆斯的哲学通过他所结识的法国知识分子网络得以迅速传播，得到超过其他所有英语世界实用主义者的大量翻译，被人们视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些法国引介者就包括涂尔干的导师埃米尔·布特鲁（mile Boutroux）以及对涂尔干影响极大的新康德主义者夏尔·勒努维耶（Charles Renouvier），这势必会影响詹姆斯在涂尔干心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由于以个人经验解释宗教，詹姆斯的宗教研究吸引了大量法国非理性主义者的注意，他们打着实用主义旗号与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争夺着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谓的“学术注意力空间”。事实上，涂尔干本人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被评论者认为和詹姆斯的宗教研究具有相似之处，以至于涂尔干不得不进行澄清，明确主张自己的理论与实用主义之间存在一条“将理性主义从神秘的经验主义中分离了出来”的鸿沟。由于实用主义讲座是涂尔干在获得社会学教席后在巴黎大学开设的首个讲座，在这样的场合，很可能是争夺学术注意空间的需要和澄清自身立场的焦虑，使得讲座把视线聚焦在詹姆斯身上，并对实用主义做出了简单化的处理。
（二）米德：反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者
涂尔干的理论失焦遮蔽了他与实用主义接近的一面。事实上，涂尔干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的相似之处早已被人指出。有学者认为晚期涂尔干的理论逐渐趋近符号互动论，涂尔干的社会学与詹姆斯的主观实用主义（subjective pragmatism）不合，但他的理论却可以与米德的社会实用主义（social pragmatism）产生共鸣。米德和涂尔干是同时代人，然而由于语言的隔阂以及米德身前声名不显于世，双方缺乏直接的理论沟通。如果涂尔干能够读到米德的作品，他会看到讲座视野之外的另一种实用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与自己的社会学存在一系列相似之处。
和涂尔干一样，米德认为詹姆斯的哲学需要更多的社会因素。他主张对以詹姆斯为代表的个人主义进行建设性批评的方式是以社会角度重述个人的目标。讲座将实用主义描绘为一种功利主义，但实用主义者都是功利主义者吗？米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功利主义者进行的社会改良，但他批评功利主义将人的动机局限在追求快乐，而忽视了自我牺牲等人类行动的其他面向。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对功利主义者的批判是这样展开的：“他们假定，原始人只是一些孤立或独立的个体，他们要想合作，就必须相互产生联系，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跨越相互之间的鸿沟而相互联合起来……事实上，他们从个人中推断出了社会……集体生活并非产生于个人生活，相反，个人生活是从集体生活里产生出来的。”涂尔干对功利主义者的批判与米德对社会契约论者的批判十分相似：“社会契约论认为，个体最初全部作为有智能的个体、作为自我存在，这些个体聚集起来形成社会……先有个体，然后由于某些个体的控制而产生社会。这是一种陈旧的理论，它的某些方面仍在流行。然而，如果我说的论点是正确的，如果个体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只有通过精致的社会过程、借助表意的交流才能达到他的自我，那么自我便不可能发生在社会有机体之前。社会有机体必须首先存在。”米德并不是讲座所勾勒的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相反，米德与涂尔干关注的是同样的主题：社会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与詹姆斯不同，米德能够提供一种非个人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可以应对涂尔干在实用主义讲座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为实用主义社会学提供可行的基础。
（三）对话的可能性
在对话米德理论和涂尔干社会学之前，有必要处理和本文主题相关的方法论和必要性问题。针对将米德和涂尔干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有人也许会质疑这一行为是否忽视了涂尔干和米德著作所在的具体历史语境，将两位并没有明确沟通意图的学者关联起来，犯了被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称为“时代误置”（anachronism）的方法论谬误。然而，两位思想家的联系并未被涂尔干在讲座中对社会学和实用主义进行的区分所隔断。约阿斯是较早系统关注实用主义讲座的学者之一，他将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视为共享根本动机、却导向完全不同解决方案的平行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进一步聚焦这种联系，将约阿斯所讨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具体限定到米德的著作上。社会秩序问题作为主线一再引导着社会学思想史，从这门学科创建伊始就是其核心问题。回顾讲座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可以看到，涂尔干之所以拒绝实用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他认为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及其隐含的社会性无法解答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系。本文以米德的社会理论回应涂尔干的实用主义讲座，并非以后人之见苛责涂尔干对实用主义的负面评价，而是以明确自觉的理性建构进一步探索社会秩序问题的另一种解答。这种解答并不预设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在社会行动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中寻找答案。
三、米德的社会理论
涂尔干和米德都以社会科学家自居，但如果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差异明显：前者浸润在新康德主义哲学中，行文常常探讨道德律令等哲学命题；后者则关注于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进化论和相对论给米德带来的影响与实用主义哲学同样深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米德建构了具有鲜明实用主义色彩的社会理论。不同于近代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结构，米德将认识与实在置于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理不意味着主体内心的快乐，而是行动中的问题解决。与此同时，米德同样认识到了实用主义潜在的个体主义倾向，他借助相对论所启发的“视角”（perspectives）概念，重新界定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角并非封闭的意识取向，而是行动中开放的关系。米德强调进化过程中发展的语言和自我能够帮助组织不同的视角，从而协调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的进步和重建需要视角在更大范围的组织，这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永不停歇的过程。
（一）科学与经验：米德的真理理论和认识论
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编者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撰写的导言对米德给予了如下评价：“他属于一种古老传统，即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的传统，罗素、怀特海、杜威的传统。这一传统看不到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之间有任何明显区别或对立，而且它的成员本身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这些在自己的科学活动中为其哲学提供养料的人对于哲学作出的贡献是不大会被过分强调的。”对于一位致力于在科学时代思考哲学和社会问题的思想家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能描绘米德的思想风格。尽管一生中大多数时间任教于哲学系，米德的关注点并不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他的思考与科学实践的最新发展息息相关。米德将自己所参与的实用主义运动视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哲学表达。基于对现代科学的总结和反思，米德建立了自己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理论。
现代科学的成就给米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科学和传统哲学进行了对比：“科学一直在探索并假设性地构建事物，从而对世界做出新的和积极的反应，而这种哲学则合理化那些对自然的被抛弃的态度。”科学的特征在于探索未知，这种探索不是哲学家追求囊括世界的绝对真理的思辨，而是不断采取实验方法面对新问题建构新的假设，并根据实践结果调整假设获得新的认识。当哲学家留存着中世纪式的安息在固定真理的渴求时，科学家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欢迎新的问题和数据打破原有的理论，产生新的假说。现代科学的风格深刻影响了米德的真理理论。在米德看来并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整体真理，真理是在具体情境中对问题的解决，它能够形成使被抑制的行动继续进行的意义。与绝对真理（absolute truth）相反，米德的实用主义关注地方性真理（provisional truth）。实用主义反对将真理视为对永恒实在的摹仿，真理表达的是判断和实在的关系，而“它的关系与其说是符合，不如说是协调（agreement）”，这种协调是判断和经验的对接，而非与先验观念结构的一致。与此同时，米德清楚地认识到了不能将真理和满足相等同。真理的意义并不在于人们在问题解决中可能会获得的满足和快乐，而在于真理属于行为的一部分，它能够帮助行为顺利进行。面对可能的批评者，米德说道：“真理不是解决问题的成就，更不是解决问题者的满足。这其中有些旧有的享乐主义谬误……问题的解决通常会让人感到欣慰，但检验的标准是能否在以前停止行动的地方采取行动。行动可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也可能充满阴霾，但如果现在的道路通向曾经相互抵消的意义，这条道路就是真正的道路。”
米德对真理的思考背后是其鲜明的实用主义认识论。与詹姆斯相仿，米德的实用主义学说提供了一种立足经验的一元主义，主张“成为问题的是经验，而不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米德认为，真理符合论预设了一个超越经验的实在，于是“经验本身构成了认识论问题——而其他问题只是其中的不同例子——这一问题源于假定经验具有超越自身的认知参照”。他将这种认识和实在的鸿沟追溯至近代物理科学的发展和主体哲学的兴起：伽利略（Galileo）将人类经验以数学的形式抽象化，这使得对世界的机械描述成为可能，勒内·笛卡尔则提供了人类主体意识和外在物质广延相对立的形而上学二分。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图景呈现出的是表象意识和机械世界的二元论，个人意识如何获得与外在的机械世界符合的真理便成为了一项认识论难题。这种二元结构对社会学认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学科奠基人韦伯为例，在构思社会科学的认识性质时，韦伯并未简单延续笛卡尔的心物二分，但他通过区分丰富杂多的社会实在和以价值为导向的认识对象再次呈现了认识和实在的张力。对韦伯而言，社会科学是研究者在特定价值关联下对经验现实所进行的思想整理，由此，“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效力，都要依赖于，并且仅仅依赖于以下事实：既定的现实都是按照范畴被有序整理的，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说，这些范畴都是主观的，亦即它们体现了我们的认识前提，并且受制于唯有经验知识才能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前提。”不同于主体和客体、心灵和世界的笛卡尔式二元对立，米德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角度出发将意识和世界置于统一的生成过程中加以理解。进化论主张，世界不仅是无生命的物理世界，它也是人们作为生物栖居其中并与之调适的环境，人类具有通过感知和行为改变自己环境的能动性。米德融合了进化论和以问题解决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人类心智是自然的一个阶段，它出现于自然并致力于解决自然提出的问题。实用主义反对近代主体哲学的二元论，主张意识和世界统一在人们生活的经验之中，“在直接经验中，环境和个人的分界线是功能性的”。那么，涂尔干在讲座中针对一元论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是否同样适用于米德的学说？如果以康德的方式向米德的实用主义哲学提问，即为在没有超越个人经验的固定对象的前提下，普遍性和客观性何以可能？
（二）视角的组织：米德论实践、符号和自我
前文已有提到，米德从进化论出发，主张行为和心智塑造了生物所生存的环境的特征。若将这一观点推及社会领域，则意味着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意识，他们在各自独有的行为和时空定序中构建了自己的世界图景，这似乎注定将实用主义重新拉入唯我论（solipsism）和相对主义的渊薮。米德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对自己的学说进行简要介绍后承认：“当然，这种学说的难点在于共同世界（common world）。”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自然哲学给了米德以启发。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影响，怀特海认为相对性是自然具有的客观特征，事件和有机体以不同的视角与实在互动，带来了不同的空时结构和运动参照体系，自然中的经验呈现出视角的分层。“视角”概念提供了摆脱唯我论的抓手。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米德的理论是对将认知主体视为限定在个体意识中的自明之物的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的背离。米德以个人经验的视角取代了局限于躯体内的自我意识。视角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卷入主观性的漩涡——“它们不是对某些完美模式的扭曲透视，也不作为对那些真实存在位于本体世界的事物的选择存在于意识之中”，相反，“视角是和个人处于关系中的世界以及和世界处于关系中的个人”。每个人的视角都有其客观存在，它们体现在有机体与世界交互的行动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米德对“视角”的处理体现了理论的独特取向。随着“社会”逐渐进入知识的视野，以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为代表的经典知识社会学与近代哲学认识论进行了系统对话和反思。曼海姆同样以“视角”概念处理社会过程和思考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社会群体由于其历史处境和结构位置的差异，会形成各自特定的思维倾向，从而社会中存在着多元的视角。借此，曼海姆试图突破近代认识论哲学预设的抽象而自由地认识主体，将知识置于社会情境之中。但在这里，视角依然被限定在主体的认识方式之内，“指的是由历史和社会背景决定的主体构想事物的整个方式”，即由历史和社会背景所塑造的思维结构。与曼海姆不同，米德并未将视角限定在主体内部的认识结构中，而是将其理解为个体与世界之间开放的行动关系。视角不是一种封闭的意识形式，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开展与修正的关系。正因如此，社会实践使得个体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视角交织，“用怀特海的话说，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共同生活进行分层，而社会中的生活则是所有这些分层的总和，所有这些分层都存在于自然之中”。对米德而言，普遍性和客观性意味着对不同视角的组织，这种组织需要在社会和社会中的自我中寻找。
米德从未以“社会学”称呼自己的理论，而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新社会科学。他批评当时的社会学者一再回到人类本质中的终极要素和行为最终来源，“把形式和事物放在过程之前”。实用主义认为一切处于过程和动态之中，人类社会也不例外；高度组织的社会和自我意识并不是社会科学不言而喻的起点，而是自然史演化的结果。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必须先了解生命的过程，然后才能了解生活的形式”。人类首先是一种需要获取营养和进行繁殖的动物，这些基本生理冲动使得个人卷入群体生活，形成最初级的群体组织。群居本能所形成的不发达的群体是社会的雏形，在其中人类从事实践活动以在自然中生存。米德曾在多处将人类群体的组织形式与昆虫群体进行对比，虫群中不同个体存在明确的生理分化，这种分化类似于多细胞生物内不同细胞的分化，它决定了某些个体只能承担相应的任务。人类则不同，除性别分化之外个体之间并没有决定性的区分，只有经由沟通过程个体行为才能够成为社会行为，达成有组织的群体活动。米德以“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术语描述这种沟通过程的发展：在最低程度的社会中人类的沟通和动物类似，他们以姿态进行对话。姿态会话中个体向另一方施加刺激并引起对方的反应，这种对话是反射性的，个体并不能事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对方什么样的态度。所有姿态中，有声姿态对于合作活动的意义最为显著。当一个人发出声音时他不仅是对听到他声音的人说话，同时他自己也能够听到该声音。有声姿态能够像刺激他人一样刺激发声者，在社会合作过程中参与者不断根据他人反应调整着自己的行为。当有声姿态对做出这一姿态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和对该姿态的对象的影响相同时，它便成为了一种表意的符号，也就是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语言，“在姿态达到这一步时，它便成了我们所称的‘语言’”。语言的意义不仅是便利社会行为的协调，更重要的是它与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密切相关：“语言的发展史表明，在其早期阶段，向他人发出的有声姿态在做出该姿态的人身上唤起的不仅仅是它在他人身上引起的反应倾向，如抓取武器或躲避危险，而主要是他人在合作行为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当人们借助语言进行思考时，语言引起的他人视角和反应进入了自身的心智过程。另一方面，人类具有相比于其他动物较长的童年期，这使得儿童能够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发展社会性。米德关注于儿童的玩耍（play）和游戏（game），在玩耍和游戏中儿童积极地扮演他人角色。游戏具有重要意义，参与游戏需要儿童能够扮演游戏所涉及的一切成员的角色，以普遍化的他人看待自己。由此，在集体实践中出现的语言以及儿童游戏的发展下，人们能够自由地采取他人的视角，以共同体的视角看待自身，也就说，个人拥有了一个自我。
自我的出现意味着个人不必局限在自身的视角，他可以从中抽离，以扮演他人角色的方式进入其他人的视角。人们的思考过程也和这种视角的转换密切相关，在心智中人们以语言唤起普遍化他人的视角与自身互动，从而挑选出适合进行社会行为的反应。自我组织了个体的视角和行为，使其和社会形成一致，这带来了组织社会所需要的客观性。“正是个体有机体的视角与其所参与的整体行为模式之间的对应使得有机体能够在其中行动，这种对应也构成了视角的客观性。”米德进一步主张，当一群个体共享着相同的社会过程和社会行为时，具有共同意义的有声姿态或者说符号构成了这一群体的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论域是社会意义的系统，群体借由其进行交流与合作。有研究者指出，米德的有声符号和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具有相似性，它们都由共有的反应和行为所维持和增强。事实上，米德的确处理了涂尔干在实用主义讲座中重点关注的概念问题。从米德的理论来看，涂尔干强调的由集体意识所产生的范畴和概念处于共同实践产生的论域中，“所谓的各种共相或者概念属于同一种范畴。它们都是某个论域的元素和结构”。米德主张概念并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概念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来源于群体的社会视角中相对固定的部分，它在社会行动中产生，并由其不断修正和调整。可以发现，米德的社会理论直面了实用主义可能隐含的相对主义意涵，这一意涵在相对论揭示的个体视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米德始终从进化论和过程论角度思考人类社会，认为个人视角需要在共同活动中和他人的视角互动，社会交流中演化的语言则使得视角的组织成为可能，这种组织带来了普遍性和客观性。正如莫里斯所言，实用主义所蕴含的客观相对主义在米德的学说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
（三）另一种社会性：米德论社会和社会理想
长久以来，社会学界对米德著作的征引基本局限在《心灵、自我与社会》集中阐述“主我”和“客我”互动以及描述社会化过程的社会心理学部分。然而，审视米德的整个学术脉络，可以看到他的理论视野远不止于此：米德试图构建一套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论体系，从而为消解自然和人类、个人和社会等传统二元对立提供新的出路。在其理论体系中，“社会性”（sociality）概念具有重要地位。杜威认为，米德对社会性的解读赋予了它在其他理论中所没有的意义。本文将以“社会性”概念为切入点，探究米德思考社会及其构成原则的方式，由此揭示米德的社会理论如何为突破涂尔干以降构思社会以及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传统方式提供新的思路。
米德的早期著作主要在社会心理学框架下讨论社会性，彼时他强调社会性是人类意识的基本特征，只有在社会交流和与其他自我互动的过程中意识才能够产生。随着他的研究兴趣日益转向相对论所揭示的世界的相对性，社会性在米德的理论中的意涵也有所扩大。米德将对社会性的讨论从人类和有机体的社会扩展到了自然中具有相对性的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性并不局限在人类社会中，而是存在物的普遍原则。在晚期著作《现在的哲学》中，米德给社会性下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定义：“社会性就是能够同时作为几种不同的事物存在的能力。”接续怀特海将经验视为视角的分层的讨论，米德将宇宙区分为无机物、有机体和意识三种视角的组织系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宇宙的物质同时处在相对的空时系统内，不同参照框架会带来不同的观察结果。因此，即使无机物也具有社会性，运动中的物体既处于它进行运动而从改变时间和空间的系统之中，又处在它相对做运动的系统之内，这带来了运动中的物体质量增加这一社会性的极端案例。从无机物中涌生出来的有机体也是如此，有机体的生存需要与其物理环境以及其他有机体进行互动和协调，每个有机体都是多重系统中的成员。在有机体沟通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心智和意识则是宇宙中社会性的最高体现。人能够凭借意识扮演他人角色，自由地采取不同态度倾向以适应社会需求，米德认为“心智的出现只是社会性发展的一个最高阶段，而社会性在整个宇宙中都存在，它发展最充分的形态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即有机体通过采取他人的态度倾向，可以在他自身的态度倾向中扮演他人的角色”。自涂尔干以来，社会学家们倾向于将社会视为自成一类的存在，用一种社会事实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原则使得社会学家理所应当地割裂了社会和自然的联系，社会产生于其中的自然以及在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物被视而不见。有别于社会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实用主义的宇宙观内社会性贯穿于无机物、有机体和社会之中，它们彼此连接，经由进化过程逐渐向更高的社会性发展。
与宇宙的演化方向一致，米德以社会性的进一步拓展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身处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米德的思考与快速变革的社会所呼唤的社会改良与重建息息相关。现代个人主义突显了个人的独异性，个体独有的视角使得社会必须与诸多个体之间的差异共存。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张力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有普遍性，即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包含的一般性陈述，又能利用属于个人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差异？”与涂尔干类似，米德在实证科学和社会的道德科学之间建立了联系。米德感兴趣于人们在科学中使用的方法并以此作为社会重建的借鉴。科学经验存在普遍性的法则和个体经验两方面，个体经验常常提出和普遍性不同的独特反例，而科学的任务正是在实践中检验和解决反例提出的问题，重构原有的法则以包容新生案例，形成新的普遍性。米德认为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张力也是如此，个人类似于科学经验所面对的新颖反例。个体的主观性并不来自意识的形而上学特征，而在于个体经验无法和群体的普遍视角达成同步。米德希冀于以科学的方法重述个人和社会互相冲突的价值，形成包含不同价值和目的的更广泛整体，并由此重建人们的心智以及社会联系结构。社会科学需要作为更普遍的视角考虑到社会中的各种目的和价值，为社会的沟通提供普遍的话语。米德主张，个人和社会处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具有独特性的个体不断向社会提出新的问题，社会则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向更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性发展。实用主义不提供历史哲学预想的固定秩序，它在人们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向未来开放，“我们栖居其中的宇宙秩序是道德秩序。它通过成为人类社会成员的自觉方法而成为了道德秩序。我们并非朝圣者和异乡人。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安居乐业，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继承来的，而是我们征服来的。从过去来到我们身边的世界拥有并控制着我们。而我们拥有并控制着自己发现和创造的世界。这就是道德秩序的世界。如果我们能够迎接挑战，这将是一场壮丽的冒险”。
四、结语
社会学的经典作者和文本构成了学科的核心，与经典的对话为学术创造力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来源。本文将视线放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涂尔干的实用主义讲座，围绕“实用主义社会学何以可能”这一主题，讨论了涂尔干和米德的潜在理论对话。涂尔干认为，普遍性和客观性来源于超越个人之上的社会以及神圣的宗教实践产生的集体范畴，个人和社会的二分造成了人性固有的感性和理性相对立的二重性。由此，涂尔干认为否认超验存在的实用主义所主张的经验主义一元论无法解释社会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注定陷入功利主义的唯我论之中。米德则从实用主义式的统一经验出发，强调人类在自然中的进化过程以及集体日常实践中产生的语言和自我。社会中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并不由超验的实体所保证，而是与个体经由自我所达成的视角的组织相关。米德将世界视为由社会性相联系的普遍整体，认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集体共同处在不断演化和互动的过程之中，这给社会理论带来了来自实用主义的独特启发。
在说明涂尔干的实用主义讲座内容以及实用主义社会学如何可能之外，本文同时是撰写社会学理论史的一次自觉尝试。长久以来，涂尔干和米德被视为社会学理论不同传统的经典开创者，彼此之间少有联系。本文无意结合二人的理论以形成某种朝向积累性的“汇聚命题”，而是试图通过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以契合当代学者的理论旨趣，以及在对话中发掘经典理论家被传统叙述遮蔽的理论洞见。当代实用主义者在批判真理符合论时往往把真理放入社会脉络的共识之中，这使得回顾涂尔干的实用主义讲座对与当代学者思考社会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十分必要。构建米德对实用主义讲座的回应也让我们关注到米德的社会理论所具有的丰富哲学意涵。米德在社会理论史中的正典形象大大限制在了身后出版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之中。通过聚焦于米德的社会理论如何避免实用主义的个人主义倾向，本文凸显了米德晚期作品对相对性的视角如何组成共同世界的思考。同时，还期待这场对话能够推动学者进一步思考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针对“社会如何可能”这个社会学核心问题，两位社会学家给出了立足于不同基础的解答：涂尔干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将康德哲学中现象界和本体界之间的对立以个人和社会的张力表现；米德则以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自然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置于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学理论长期受主体和客体、能动与结构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困扰。实用主义能否给社会理论带来超越这些二元对立的新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实用主义社会学，以问题—解决的思考方式处理能动性、创造性等诸多问题？这需要学界的进一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