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科幻小说科技想象的认知逻辑转型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挣脱传统名辩学的认知逻辑束缚，以现代科技理性为基础普及新知、想象未来，到重新发掘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传统认知思维，以此修正或重构文本想象的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其背后所凭借的，是未曾改变的科技理想主义精神与成长的青春激情。从现代中国科幻古今杂糅的嫁接奇观，到“十七年”中国科幻用童真语调形构的明朗未来，再到21世纪刘慈欣、王晋康等作家描摹的超越西方现代科技理性的“大新奇”图景，以及之后一些青年作家笔下科玄混融的异象世界、工业强国的理想形态，中国科幻小说的新奇叙事诗学建构始终内在地包含着本土化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 科幻小说；科技想象；认识逻辑；新奇叙事诗学
新奇叙事是小说重要的诗学特征之一。但凡注重叙事张力的小说家，往往都会在小说的新奇叙事方面下功夫。相较于其他的小说类型，科幻小说的新奇创设，无论从情节、语言、对象还是细节上来看，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加拿大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指出，“科幻小说是由认知逻辑所确证的一种虚构的‘新奇性’（新颖性、创新性）的叙事宰制或者霸权来加以区分的”。可见，苏恩文将认知所产生的新奇性视为科幻小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叙事诗学特征，也是科幻小说这一文类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科幻小说的新奇叙事诗学与科技的认知逻辑关联之紧密，决定了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科技认知，以及科技认知背后的文化逻辑，皆为我们考察科幻小说的新奇叙事诗学特性及其叙事机制的必要条件。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接下来梳理中国科幻小说科技想象的认知逻辑与新奇叙事诗学特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进而探讨现代科技与民族文化之间想象联结的问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一 名辩学、抒情传统与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的嫁接：现代科学小说新奇性的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被译介进中国时，给读者带来了空前的震撼。小说想象的现代科技器物，如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里可在海底潜行数天的潜水艇、《月界旅行》里能发射到月球上的空心炮弹、H·G·威尔斯的《八十万年后之世界》里能旅行到未来的时间机器等，刷新了中国读者对西方技术力量的认知。这些器物背后的科学思想，更强烈地冲击着中国读者原有的世界观、身体观、历史观等观念认知。对于彼时模仿西方科学小说进行创作的本土小说家而言，传达现代科技精神比想象现代科技器物更有一种“画虎画皮难画骨”的艰难感。其深层困境源于认知逻辑的根本差异。由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发展而来的西方现代科技逻辑，以求得真理和规律为目的，以归纳、演绎和论证为方法。中国的传统逻辑即名辩学，则以求得实际效用为目的，以“直观比拟”为方法，主张“通过直接接触事物获得知识，而且习惯于以此事物描述另一事物，具有感知与经验性特点”。如果将凡尔纳、威尔斯笔下的尼摩船长、李登·布洛克教授和“时间旅行者”等人运用新科技不断探察未知世界的探险旅程，与《镜花缘》里唐敖、多九公走马观花式的嬉游，以及《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背负着如来佛祖安排的佛教使命的西天之旅加以比较，读者便能十分清晰地体会到上述差异。
尽管不少有着启蒙意识的近现代作家也认识到，唯有革新认知世界的逻辑思维范式，从方法论和目的论的层面进行了革故鼎新，才能真正触及民众的精神深层，实现科学新民的根本目标，但要将认知逻辑从前现代的名辩学彻底转变为西方现代科学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科技幻想，实非易事。这或许就是晚清至现代的几十年里，中国科学小说多为创造性的翻译之作而真正的创作数量较少的原因所在。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现代科技逻辑也往往不是唯一的认知逻辑，而是与传统名辩学纠缠铆合，生成极具审美张力的新奇叙事。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许指严的《电世界》、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里迅疾如闪电的飞车、飞艇、电翅和帆车，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陆士谔的《新中国》里宣称能洗净、抹除旧思想的洗心、洗脑术，还有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里的五层飞空艇、大如象的白毛猪、巨型厂房，皆为作家们秉持着“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的古典新奇诗学传统，将进化论、线性历史观等科学认知，与以求实效为目的的名辩学逻辑糅合的产物。支明的《生生袋》里将现代生理学、物理学与易经、中医经脉学等混杂一体，为读者揭开人体科学的“真相”，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中将灵魂、心力与量光器、望远镜等都视为科学的存在，还有包天笑的《心电站》《爱之电》中用脑的“自然力”类推电的“机械力”，秋山的《消灭机》中用“影像是摄人物的外观，魄像乃收其精魄”来解释照相机的原理，这些创作实践则体现出作家们试图依循“直观比拟”的中国传统认知逻辑，来理解和接受现代科技知识、器物及精神的嫁接式思维方式。
现代科技与传统思想在底层认知逻辑上本就存在巨大差异，作家们将此二者进行生硬铆接时，又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如此便造就了这一时期科学小说里令人惊叹的新奇叙事张力。若将认知逻辑喻为树的主干，历史观、身体观、世界观等观念认知就如同主干上伸出的枝丫，而技术器物、自然物象及各种社会生活细节等，则犹如枝丫上生长的片片叶子。彼时科学小说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宛若目睹一棵由两种迥异的树种嫁接而成的奇树：主干、枝丫乃至叶片无不处于一种新旧交织、流动转换的状态。这种独特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赋予了作品极为强烈的新奇感。无论原生的古树还是外来的新树，概莫能及。这种新奇感的背后，实则隐现着中国古典小说寄劝惩于奇趣诙谐的游戏教谕精神。正如鲁迅考察中国小说史后指出的，小说“起于休息”，人在“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娱心”和“劝善”则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两大特征。尽管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振聋发聩地重新定义了小说的文学功用，但对于彼时的现代科学小说家们，尤其是对鸳鸯蝴蝶派作家如于星海、包天笑、徐卓呆等而言，其创作多倾向于传承、发扬《西游记》《镜花缘》等古典小说“游戏之中，暗传密谛”“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的精神脉络，只不过“娱心”的目的从传统“劝善”转向了科学“普知”。
“娱心”与“普知”的双重驱动，使得这些现代科学小说家们调动了所有心思来创新。他们除了承袭《文心雕龙》、努力创造叙事之“新”外，还尝试通过想象告诉读者，新科技之“新”有着与旧思想、旧文化相对的代表着先进、文明和现代的价值意义。现代科技与强国富民的紧密捆绑，让作家们想象拥有高科技的未来中国，如同保罗·希尔巴特在《玻璃建筑》中想象一个由玻璃建筑的世界那样，“换上了钻石和珐琅制成的衣裳”，是一个“比《一千零一夜》里的花园更美的地方”。国家繁荣昌盛与人民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景，赋予各种未来的现代科技以独特光晕。作家们相信线性的进步史观，并因此有了坚决地告别过去、奔向新生活的自信、昂扬与积极姿态，以及革新的浪漫主义激情和勇气，无所畏惧、大胆地放纵想象。不论是将氢气球比作哪吒的风火轮，把汽车与铁轨比作戴宗的神行法，把电话机、望远镜比作顺风耳、千里眼，还是想象灵魂被宇宙的大风吹得出了窍，其时作家们用古代神魔志怪小说中的法器宝物来类比、想象未来高科技器物，令人很难断言普及科学知识与消遣娱乐究竟哪个动机更甚。从科普层面来看，这些志异色彩的想象与现代科技的杂糅一体，往往不是让读者的认知变得更清晰而是更含混了。但从文学审美层面而言，这恰恰给了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强化了新奇叙事诗学的魅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创作科学小说的文人中有不少尚未脱离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受“发愤抒情”“触景生情”和“寓情于景”等观念的驱动，他们常使用大量的感受性文字来描述想象中的新科技奇观。譬如《生生袋》中客猛曳老学究的腰与颈发出的“骨格格作爆裂声”，用利刃猛刺大汉胸口后众人的大惊失色，大汉复苏后“瞠目四顾，作惊慌状”“直判为两人矣”；《女娲石》里瑶瑟看秦夫人发明的电马“四蹄辚辚，毛发森然”，感到“夫人神工鬼匠，古所未能，今所未有”；《新法螺先生谭》中“余”之灵魂置身喜马拉雅山顶时，“放声而笑，磔磔不可复止”；《乌托邦游记》里“把我的两眼炫了看不清楚”的博物园，“就是鱼虫出听，凤凰来仪，也形容它不出，称赞它不尽”的乐曲等，无不以充满感官刺激的体验性描绘，带给读者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别样的、强烈的阅读冲击力。
二 “新”大于“奇”：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的稳固与儿童科普叙事的净化、纯化
相较而言，“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的科技想象所带来的新奇性的美学张力，虽不如20世纪初的科学小说，却有着同样强度的诗学激情。究其原因或为两点：一是彼时科幻小说延续了现代科学小说革新的现代性激情和对国族未来的美好憧憬，铺展超速、超力、超量和超大的超级技术物想象，但并未在崇高的诗学特征之外建构起其他类型的新奇之美；二是科幻小说承担了为儿童普及科学知识的时代使命，作家不得不因此作出简化与纯化的叙事处理，以适应儿童的阅读需求。得益于儿童成长叙事所需的理想主义激情的注入，文本往往不自觉地生成儿童成长与中国现代性发展同步向前的潜/隐双重叙事结构，让科技想象的诗学激情保持了“新”的力量，也形塑出以干净、纯粹和童真为特质的科幻诗学精神。本文拟从古典新奇叙事诗学的退场、事实性叙述基调的形成和知识习得型成长叙事模式的建立三方面展开探讨：
首先，古典新奇叙事诗学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幻小说与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等一道被归入科学文艺旗下，承担起面向少年儿童即未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普及科学知识、培植科学精神的创作使命。这决定了科幻小说必须更加谨慎地处理科幻想象与传统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十七年”期间的科幻小说家多是理工科专业出身，受过良好、系统的科学教育，认同、遵从现代科技的认知逻辑已成为他们思维建构的基本原则。因而，不像一些现代科学小说家虽强调破除宗教迷信，但由于认知限制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科学幻想嫁接到神怪想象的传统，“十七年”科幻小说家们已经能自如地运用清晰准确的科技知识、缜密严谨的科学逻辑，杜绝科幻想象中出现怪力乱神的可能。
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将展望高科技主导的未来作为绝对的主流。极少数涉及古典神话传说的，也不过将神话人物或传说故事作为增加趣味的调料，服务于科学精神和科技力量的宣扬。譬如赵世洲的《活孙悟空》里因使用了光化学油墨而“活”过来的孙悟空，郭以实的《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里被现代科技逼得无路可去的孙悟空，还有童恩正的《古峡迷雾》里为科学家开展野外调查作伏笔的巴人传说等。通过与神话志怪传统在认知思维和认知逻辑层面的切割，“十七年”科幻小说成功地将科幻想象稳固地建立在现代科技理性的认知逻辑之上。边界的清晰更适合认知能力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儿童，也让价值观的传递更高效。不过，从审美角度而言，少了浑沌未凿之态的模糊与神秘感，可谓“新”有余而“奇”不足。
其次，事实性叙述基调形成。“十七年”科幻小说承继了现代科学小说“游戏之中，暗传密谛”的科普手段，但相较于现代科学小说家满足大众读者消费需求的“娱心”，“十七年”科幻小说家往往更有一种为少年儿童传授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的使命意识和教育自觉意识。因此，当他们将科学原理和技术知识编织于故事中时，虽然也会考虑小读者的阅读体验，尽量将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但更关注知识的传递是否到位。加之这些作家很少接受过专业的文学创作训练，自身写作能力有限，不少小说中作家们除了描绘超级技术景观与未来科技蓝图时作必要的激情释放，以及借小主人公之口设置谜题之际流露出天真烂漫的笔调之外，客观、理性的事实性叙述构成了其创作的主体基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作家惯常用因果关系来结构故事情节，这在强化理性的同时也弱化了因绵延可能产生的感受。小说主人公参观工厂、车间、牧场或游历太空，发现不可名状的奇怪事物，继而经师长们答疑解惑，是最常见的情节模式。因果关系建立在以可知论为前提的归纳推理认知基础之上，虽是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但并非主导的更不是唯一的关系。休谟、维特根斯坦等人早已指出这一点。笔者无意纠缠于哲学层面的因果问题，只想指出作家们若过于依赖因果关系来结构故事，就有可能导致因果关系的绝对化。一旦读者习惯了有其果必有其因的逻辑认知模式，文本世界的一切都去除了光晕存在的可能。故事或许一开始会让读者产生新鲜感，但由于缺少了曲折性，“奇”的感受大大降低，新鲜感也很快随之减弱。
二是为准确传递信息所采取的修辞简化手法。“十七年”科幻小说里常见的原子能发电、人工合成蛋白、工业机器人、载人登月等想象，背后都是由距离民众日常生活十分遥远的高精尖科技知识支撑着的。如果作家对其不作足够的简化和形象化处理，这些知识极容易让读者产生认知负荷，从而降低阅读热情甚至拒绝阅读。以儿童为目标读者的设定，也决定了作家们无法编织出太复杂的故事情节和太丰富的人物情感。简笔画般的意象，是作家们拉近高科技想象与读者之间认知距离的常用手段。譬如描绘丰产奇观时，严远闻《假日的奇遇》想象葡萄大如乒乓球、荔枝如皮球、猪如大象，叔昌《庄稼金字塔》形容立体化种植的农作物状如金字塔；一些太空科幻作品如饶忠华《空中旅行记》告诉读者，在太空中看太阳“像嵌在黑幕上的珍珠一样”，于止《到人造月亮去》描绘人造月亮如同“一个钢灰色的大轮子”,上面的仓库“象一个扁扁的皮鞋油盒子”。这类修辞手法浅易直白，便于读者认知和接受文本中的高科技想象，但也往往因过于直奔主题从而限制了读者感受的伸展与想象的发散。
再次，知识习得型成长叙事模式建立。“十七年”科幻小说中作家将科技知识的有无作为认知叙事冲突推进的主动力，有效地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科技知识，却也容易造成信息传递大于故事讲述，让认知冲突从底层认知逻辑的冲突，缩小为科学知识、技术原理等认知信息层面的冲突。虽然作家认为想象宇宙旅行，只是为了要让读者明白“月亮上有没有捣药的兔子”“扫帚星是不是神仙派来的”,但科幻小说能够做的科普工作理应不只是传授知识。如果读者能从文本中小主人公的成长叙事里，不光习得科技知识，更能提升科学文化素养，那么，作品对青少年的科教意义也会更加深远。
总而言之，“十七年”科幻小说中作家摒弃了现代科学小说与古典文学传统暧昧不明的纠缠，确立、稳固了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从认知层面实现了文本的第一重纯化与净化；为了向儿童普及科技知识而简化处理情节结构、修辞等，从叙事层面实现了文本的第二重纯化与净化；以科技知识与科学精神的认知蜕变为目标的儿童成长叙事，摆脱了传统成长小说所惯有的复杂情感与不安情绪，从情感层面实现了文本的第三重纯化与净化。经由这三重纯化与净化，相较于现代科学小说，“十七年”科幻小说少了“奇”的丰富与多姿，却因有着独属于童年时期的浪漫、天真、清澈和纯粹的气质，呈现出活泼向上的“新”的面貌。
三 生命冲动与道德理性：超越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的“大新奇”叙事诗学
相较20世纪后半叶，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在想象的新奇性方面有了较明显的提升。若回溯源头，还得归功于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作家们就在持续、努力地突破科幻想象的边界。突破源于两点契机：其一，发生于科幻文坛内部的“姓科”“姓文”之争，将科幻从儿童、科普的单一轨道中解脱出来，调整了科幻的文类属性，解放了科幻的文学功能。中国科幻小说领域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更为清晰：无限逼近、深度介入社会现实，自觉承担起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文学使命；极致地与现实拉远，从人类物种与文明的尺度探索科学技术与人类命运、宇宙本质的隐秘勾连。叙事的认知功能及认知逻辑在这两种不同的想象与现实关系中以不同的方式重建。中国科幻小说的新奇叙事也因此有了别样的面貌。其二，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肖建亨等老一辈科幻作家相继减少甚至停止创作，韩松、刘慈欣、王晋康、何夕、星河等新一代科幻作家逐渐登上科幻舞台。彼时科幻文学处于既脱离科普文艺又居文坛边缘的处境，使这批作家拥有了为“发泄所储蓄之势力”而创作的自由状态。除王晋康外，这些作家多为“60后”“70后”。80年代初“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为他们的成长注入了实现现代化的理想主义激情；同时期的科幻译介热潮，则为他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模板。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科幻小说无论是创作类型还是创作风格，大多还是沿着国外科幻的模式前行。不过，也有少数作家在这一时期迅速成长并超越了其仿效的对象，创造出“大新奇”的诗学之美。刘慈欣就是其中的典型。
刘慈欣是一位信奉技术决定论，并用技术主义激情将技术想象推向极致的作家。他曾坦言，自己“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回忆“第一次看到轰鸣的大型火力发电机组”和“在头顶呼啸而过”的高速歼击机时，刘慈欣充满激情地称，那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只能来自对一种巨大的强有力的美感的深切感受”。这位作家几乎所有的科幻作品都是其在娘子关发电厂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写出来的。叔本华指出，闲暇是一个人生命中“属于完全的自我”的时刻，让人“心无旁骛地提升才智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正是闲暇时自我的生命冲动，让刘慈欣开始了或宏阔到以宇宙与光年为时空尺度、或微小到将整个城市缩入“一米直径的半球形透明玻璃罩”中的想象。极致扩张与收缩的时空，让文本呈现出巨大的审美张力与空灵的诗意。以“艺术家三部曲”为例：《欢乐颂》里的音乐家镜子将引爆的比邻星作为节拍器，让脉冲星的光芒频扫地球以作节拍，用太阳作琴，把整个宇宙变成一座大宫殿，演奏了一场盛大的太阳音乐会；《梦之海》里的低温艺术家将地球上的全部海洋凝结成冰块，送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形成一条壮丽的天河；《诗云》中的神族李白用1040片存储器穷尽“所有可能的诗”，作出覆盖了南半球天空的银色“诗云”。这些超级外星文明动用惊人的能量和技术演奏音乐，制作冰环或作诗，为的都是向人类展示终极的艺术之美。技术力量经由艺术萃取提纯，净化至澄明之境，美得令人心醉神迷。外星艺术家以地球、太阳系甚至整个宇宙作为舞台，自由挥洒技术之笔创作时表现出的陶然、喜悦与沉醉，其实正是作家自身技术迷狂的情感投射。其完全摆脱了外在束缚，将创作过程还原为单纯为美的自在活动。科技之美经由文学想象，张扬得如此淋漓尽致。
刘慈欣并不讳言他的写作受到儒勒·凡尔纳、阿瑟·克拉克以及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欧美科幻作家的影响。他甚至一再称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是对克拉克的拙劣模仿。不过，若对比刘慈欣与克拉克、阿西莫夫等人笔下的太空科幻想象，便会发现刘慈欣虽模仿这些作家，但有新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工笔描摹的技术细节。雨果·根斯巴克将科幻小说看作是“孤独的个体施展才华”的产物。刘慈欣正是怀着巨大的技术主义激情，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进行创作，才能不厌其烦地精雕细刻想象中的技术物细节，也才会让《三体》中的超级武器“纳米飞刃”“水滴”以及太阳系被二维化等不可见的技术想象，于虚空中见出其真切形状。于是，小说抛开了“艺术是摹仿的”认知逻辑，用“高密度的现实主义”创造出“超真实”的技术物。第二，承自中国当代红色经典尤其是革命叙事的英雄主义精神。刘慈欣从克拉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汤姆·戈德温的《冷酷的方程式》等西方科幻中习得了以人类形象取代个人形象的方法，又从中注入“从卢嘉川、李玉和到杨子荣的一系列传统革命英雄”的理想主义精神，建构出《三体》中的章北海、《梦之海》里的颜冬那样为人类存活不惜一切代价的新型人物形象。第三，沙盘推演的自我超越。刘慈欣的思维实验始于“如果技术能决定一切，那么会发生什么”的逻辑假设。尽管他对技术抱有近乎痴迷的态度，却严格遵从推演的客观规律。《三体》中“黑暗森林法则”最终演绎出的宇宙末日灾难，并非作家主观操控的结果，而是基于科技理性逻辑与人性认知的必然产物。刘慈欣并未回避这样的灾难性后果，且选择让程心这位他素来不喜的人物承担起宇宙救赎的终极使命。这种超越个人情感的冷静与超然，正是求真的科学精神的体现。有论者指出，刘慈欣“执着于工笔描摹技术细节”的审美风格，“放眼世界都是相对稀缺的，非独中国为然”。事实上，承袭自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秉持科学精神重审技术理性的求真态度，同样是中国科幻乃至世界科幻所稀缺的珍贵特质。
相较于刘慈欣用生命冲动超越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的“大新奇”诗学，王晋康和何夕则试图运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逻辑来超越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建构起相对于西方科幻而言的“大新奇”诗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作家提出要创造中国风格的科幻小说。对王晋康、何夕这些从90年代初便涉猎科幻创作的作家而言，思考科幻的中国性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如王晋康认为，“这么浓厚的文化，这么悠久的传统，你生活在中国，中国的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你的作品中”。《亚当回归》中用自然人和新智人的定期置换来对抗人体植入第二智能后的技术异化，《生死平衡》中用人体激活剂促进自愈功能，取代抗生素疗法，这些想象都体现了作家试图以动态平衡、顺应自然的老庄哲学思想为良方，来疗救现代技术之弊的思考。何夕的大部分作品都张扬人情人性，《伤心者》也不例外。与其他情爱主题的作品不同，这篇小说讲述了孤独探索的科学狂人何夕与默默为其操劳一生的母亲之间的情感故事。何夕临终时喊出的两声“妈妈”，饱含着对逝去母亲的愧疚与怀念，激活了中国读者关于“子欲养而亲不待”、孟母三迁、欧母画荻等中华孝悌文化的记忆。自我价值、科学事业与亲情伦理的冲突，更让这样的文化记忆有了当下性，引发了广泛共鸣。需要指出的是，传统道德本就良莠并存，如果调用不当便容易出问题。王晋康在《逃出母宇宙》《夏娲回归》《天父地母》等作品中，以星际生存和繁衍为由将一夫多妻制予以合理化，塑造依附型女性形象，就被批评“显得过时而偏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警示之后的作家：在汲取传统文化资源时，需认真考虑价值合理性和时代需求。
四 “天人合一”、反馈循环的信息整体：跨文类想象与动态、流转的新诗学景观铺展
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业已持续了20余年的繁荣，创作因此出现了良好的代际传承和发展态势。近年来，中国科幻打破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藩篱的努力仍在进行当中，只不过交接棒已经递到了一些青年作家手上。他们致力于将神话、传奇、志怪、修真、仙侠、克苏鲁等多元幻想文学元素融入科幻创作，模糊科幻与玄幻、奇幻、魔幻等的文类边界，其作品呈现出科幻新奇叙事诗学的“变体”景观。接下来，本文拟聚焦相关个案文本，探讨青年作家们如何在王晋康、何夕和刘慈欣等前辈作家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既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亦向控制论、信息学等当代科学理论体系寻求资源，进而突破现代科技理性认知框架，重建认知逻辑及思维模式，最终构建起独特的叙事诗学品格。
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中国科幻本土化的创作实践既体现于王晋康、何夕等作家在未来情境中张扬传统道德理性，又更集中在重构历史的“或然历史”科幻。作家们常将宫殿楼宇、馆驿坊铺、锦绣复衾与铜釜陶碗等中国传统物象与外星人、未来科技器物并置于同一时空当中，形成与西方“或然历史”科幻“蒸汽朋克”美学相对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丝绸美学”。但不少科幻想象仅止步于形式，即铺陈东方美学的视觉符号景观以激发当代读者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无论是晶静的《女娲恋》《织女恋》、资民筠的《持琴飞天》、钱莉芳的《天意》、王晋康的《夏娲回归》等小说中想象神话人物是驾驶飞船的外星访客，用技术现代性消解传统文化的神秘感，还是阿越的《新宋》、张冉的《晋阳三尺雪》、罗隆翔的《异天行》、绫绫的《再见黄鹤楼》等小说中想象现代人、未来人、外星人凭借现代科技，以一己之力拯救城市、推动王朝甚至宇宙文明发展，亦或是因可觅的《雷峰塔》、陈凡祎的《方外昆仑》、星垂的《秦镜映蝶》等故事尝试用人文精神对现代科技进行反思——这些创作模式都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科技理性批判认知范式的影响。
当下，中国不少青年小说家潜入历史物象表层之下，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深层内蕴，尝试重构科幻想象的认知根基。其中，蕴含“以天地为棋盘，以生命为棋局”智慧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小说家们重新激活传统文化的首选命题。修新羽的《柔软如火焰》里，主人公林书梅通过念诵《清静经》经文“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消解了身体与外界的边界，得以手掌穿越火焰、身体穿墙而过。梁清散的《短刀、水银、东湖镇》中描绘了一个由形似钢铁章鱼与锅炉蒸汽机混合体的怪物创生的世界：方友的短刀、东湖镇的草木、侗族鼓楼乃至包括方友在内的侗人，皆源自此造物。慕明的《宛转环》里作家借主人公茞儿父亲之口，随意点染式地道出治玉的琢空法、水墨画的留白法和造园的向心法等技法，并援引苏轼诗句“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点明这些技法背后即色悟空、空中蕴色、技近乎道的圆融美学。靓灵的《纸闭》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女孩孙佳，经游师傅运用苗族千年传承的“物—天交感”经验进行直觉治疗，开启了与祖先通话的“天人通道”。学会了指触成画的孙佳，终褪去人类拟态，寻回真我。类似的作品还有王诺诺的《山和名字的秘密》、苏莞雯的《龙的呼吸阀》、慕明的《假手于人》、刘天一的《长生记》等。与现代科学小说家努力让想象建立在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之上，却往往不自觉地动用“直观比拟”与志怪物象不同，上述青年小说家们重新演绎穿墙术、烂柯山等神话传说，较好地打破了西方纯粹的实体论预设，挣脱了现代科技理性桎梏，回到了同一性与连续性的东方本体论传统。
糖匪的《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双重编码》与故熙原的《大梦》等小说中，作家同样试图用对立统一、动态转化与隐喻表达的整体性认知，来取代西方现代理性分析或逻辑推演，但他们并非回到传统，将直觉、体悟与实践作为认知手段，而是基于控制论和信息学等当代科学理论体系里的科学知识，将人视为反馈驱动的信息处理系统，与周遭万物构成反馈循环的整体。在《大梦》中，主人公陈星河、梁念通过感官的越界与融合，使自身成为立体化的信息网络节点，由此突破空间维度限制、进入高维空间。这种强调人可以通过统合感官经验形成整体性认知，从而触及世界本真的想象，既以生物信息学为科学理论基础，又与《二十四诗品》中“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美学意境形成了奇妙呼应。作家想象陈星河的意识化为穿梭多维时空的连续体，隐喻着人类文明在宇宙流形的褶皱中持续地流动，如同埃舍尔的画般有限无界、永续回旋。《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双重编码》里，司机的女友化身部落“呐尤”，身体成为联结着祖先与现世人类意识的信息通道。为了避免数据流奇点爆发，“我”被用作数据流中转站以缓解压力。这些想象充分彰显了作家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读者揭示出人类可能存在的量子叠加态形式。小说本身对这种跨身体、动态融合与流转的新人类形态已总结得极为精辟：“我们是混合物，无法想象和穷尽的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构建并且重建的边界。”
综上所述，相较于王晋康强调动态平衡法则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物竞天择”的科学发展，修新羽等作家重返直觉体悟或万物归一等“天人合一”理念，则是因为“意识到了线性模型的天真”，希冀在“万物再次以人无法想象的方式互联”的时代，从祖先最初的智慧中获得力量与慰藉。糖匪、故熙原等作家依据控制学与信息学理论，想象意识是流转于不同介质、时空之间的动态信息节点，由此消弥碳基与硅基、高维与低维、现实与虚拟等边界，展现了作家对当代科技理性在现代科技理性基础上发展裂变的敏锐把握与认知更新。上述想象均超越了确定性、纯粹实体论和主客二分的现代理性藩篱，体现了“万物与我为一”的诗性存在智慧。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形成了有效的跨文化、跨学科对话，为身处全球一体化信息科技时代的人类突破机械论世界观的桎梏、寻求认知突围，提供了融合式发展的新路径。然而，我们也需正视这些想象存在的局限。例如，静心即可穿越万物、指触成画等想象均缺乏严谨的科学知识支撑。即便科幻已不再承担科普任务，且与其他幻想文类的边界日趋模糊，但想象须基于现有的科学知识且应具备一定的合理性，这依然是科幻小说不容僭越的文类标准。
人、技术、自然与宇宙之间动态流转的关系模式，赋予了上述科幻小说以神秘、混沌和模糊为特征的新奇之美，这在以往科幻小说中颇为罕见。它既不同于韩松、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或菲利普·迪克等科幻作家笔下聚焦内心叙事的混沌与怪诞，也有别于H·P·洛夫克拉夫特的《敦威治恐怖事件》、斯蒂芬·金的《迷雾》、杰夫·范德米尔的《遗落的南境》等克苏鲁式科幻所渲染的，即因宇宙可怖力量与认知失败而产生的惊骇与恐怖。作家多选择以平静的姿态直面外在一切神秘与不可解之物，这种平静源于个体被关联于一个动态统一的整体之中获得的自我认知。虽然这些作品在探讨个体与自然、宇宙等整体的关联时，深度尚显不足——往往仅是挪移传统或现代科学理论来表达一种整体主义的观念性认知，但就整体性认知本身的价值而言，无论“天道”亦或“公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代性造成的三重分裂：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割裂、个体与群体的存在论疏离、当下与永恒的时间性断裂。它让人类不再困囿于无限细分带来的认知焦虑，转而安驻于超越理性分析的整体性观照之中。《长生记》《柔软如火焰》《大梦》中，主人公们对中国古代琴道、书画、棋道以及佛经智慧等不求甚解的体悟，《短刀、水银、东湖镇》《纸闭》里将不可解之事归结为外星人所为后便不再深究。不同于《地铁》《索拉里斯星》或《遗落的南境》中人物拼命想看清真相，或看清真相后陷入焦躁、不安和恐惧的叙事模式，这些小说让读者沉浸在文本叙事所引发的感性涌动中，自然而然地唤醒中国古典传奇志怪小说的阅读审美经验，品咂、体味“一座八角鼓楼般的建筑从指间处在纸面里缓缓生长”“她的身体正在急速膨胀又急速收缩，让所有边界都变得模糊”“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彼此共生”等想象产生的诗意韵味。
五 修真、穿越与重生的科玄杂糅：网络时代的大工业激情狂想与青春诗学
近年来，网络文学中出现了不少颇具技术理想主义激情的工业科幻小说。与修新羽、靓灵、慕明等作家回归经由直觉跃迁抵达普遍法则这一“即物明理”的逻辑路径不同，这些作品通常遵循现代科技理性认知逻辑，道德伦理色彩较为浓厚。概而言之，可分两类：一是既模仿刘慈欣所采用的具宏阔时空尺度的科技文明想象，又杂糅了道教修真理念的修真科幻，以“卧牛真人”“酒杯中的胖子”“不问苍生问鬼神”等作家为代表；二是既承继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文学的叙事风格，又融入时空旅行想象的穿越、重生工业科幻，以齐橙、周硕以及“志鸟村”等作家为代表。
修真科幻将仙侠修真练级体系与星际争霸、宇宙辐射、数据吞噬等科幻元素混融为一体，从审美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对现有科幻的新奇叙事诗学有所突破。“酒杯中的胖子”的《屠魔工业》里沈文剑凭借潜意识模拟出的天河实验室以及灵石充能研发系统，“卧牛真人”的《修真四万年》里通过灵力发生器模拟灵能对撞的“灵子对撞机”和离散“灵子”，“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偃者道途》中具有元磁之力，能够悬浮行驶的多功能巡游蛛，无不是将灵气、法力等超验的玄奇道术嫁接到当下新科技框架之中，形成科玄融合的奇妙景观。由于这些作家多将个人修炼作为故事情节的行进主线，强调主人公只有通过修炼升级、提高灵能，才能增强技术研发能力以及与尖端武器融合爆发的能力，因此，小说里的超级技术并非刘慈欣笔下的二向箔、水滴等远超人类掌控能力的他者存在，而是人的能力的体现。此外，主人公修炼升级，除了需要超强技术能力，往往还需要强大的道德意志。《修真四万年》里的李耀，正是坚持了自己的“道心”，为民众和联邦浴血奋战，才能不断晋升，最终战胜洪潮，带领人类走向胜利。《屠魔工业》里的沈文剑，凭借锲而不舍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探索精神，坚持技术改进和创新，造福玉剑山及周遭的民众。与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在时间的铅幕后面》、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台风》等科幻作品中类似的道德英雄形象相比，上述作品里的主人公拯救人类或宇宙文明往往与个人称霸的伟业合一，更符合当下读者的娱乐消费需求。
齐橙的《大国重工》《工业霸主》、“志鸟村”的《超级能源强国》以及周硕的《帝国重器》《电子重生》等工业科幻小说里，主人公大多穿越、重生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厂中，凭借来自未来的技术理念和专业知识，带领工人、技术研究员在重型机械、电子工业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或产业升级，缔造各种工业奇迹。作家在塑造这些主人公时，虽也采用了网络文学常见的“赢家叙事”策略，但更注重借主人公的“天眼”，向读者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史并进行深入思考。这些小说的语言多朴实刚健、夹叙夹议，其所铺陈的社会图景带有强烈时代感，加之主人公常表现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颇有承继20世纪80年代初以蒋子龙作品为代表的工业改革小说之感。
如何看待这些网络科幻小说的工业想象及其新奇叙事诗学特征？首先，在传统科幻模式难以创作出超越《三体》技术想象的“后三体”时代，上述作品或通过融合工业、信息技术与道家秘技，生成后工业技术想象的科玄变体；或想象20世纪中国工业繁荣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深化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思考。作家笔下以宇宙和光年为尺度的霸业想象或波澜壮阔的中国工业史重述，让工业史诗这一曾经震撼无数读者心灵、却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渐趋冷寂的文学题材重回大众视野之中。小说显著的“网文”特征和越界想象，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工业史诗叙事曾经的诗学表达，在唤起读者阅读与情感记忆的同时，又营造出陌生化的新奇审美体验。
其次，相较于21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工业叙事，如路内的《少年巴比伦》《慈悲》、“铁西三剑客”的《平原上的摩西》《我只在乎你》《逍遥游》等，这些网络科幻作品同样锚定工业现代性，但多灌注了浪漫主义的技术愿景与理想主义的青春诗学气息。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本就都有着青春文学的属性，不少作家在大学甚至高中时期就开始了创作。小说主人公多为20来岁的年轻人，读者亦以同龄人为主。这些玩着数字游戏、读着仙侠玄幻小说长大的“互联网原住民”，对大工业初创时代的记忆几乎是缺失的。其创作更多依赖于校园科研和游戏经验。依托实验室里做实验、服务器上跑数据以及末日生存、挖矿、联盟战争等网游经历，他们建构出了“挖矿—炼丹、炼药、炼灵石—发展灵力、魔力、仙力工业”与“打怪升级”交织并进的修真科幻叙事模式。从这一新奇的叙事诗学景观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百年前从现代科学小说中生长出的那棵新旧驳杂的嫁接之树再度显形，且升级为更极致的张扬之态。创作穿越、重生工业史重述科幻的作家们年龄相对偏大，集中在“60后”到“80后”之间。如果说修真科幻是用“80后”“90后”们的校园科研与游戏经验，弹奏出属于他们这个世代的新青春狂想曲，那么，穿越、重生的工业史重述科幻，则是作家们调取童年或少年时期的工业记忆，让年已不惑的自己，在平行世界重燃一把“恰同学少年”的激情之火。现实主义的历史书写与理想主义的大工业想象交织铺陈，形构出令人既陌生又熟悉，极具时空张力的新奇之美。
上述网络科幻小说也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除了人物形象较为单薄，故事情节容易拖沓或缺少波折之外，最突出的问题或为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常通过“顿悟”突破修真瓶颈，或用未来的知识与技能实现穿越、重生后的身份跨越，这样的叙事模式容易对读者的科学认知思维产生负面影响。即便科技的飞跃式发展可能源于直觉突破，甚至触及技术奇点，但它也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知识和能力基础之上。科幻小说应承担起向广大读者传递这一基本认知的责任，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科幻发轫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不论西方作家对现代科技理性是赞同还是批判，这种理性始终都是他们进行科幻想象所倚赖的内生性认知逻辑。如果说，中国现代时期的科学小说家们曾艰难挣脱传统名辩学的认知逻辑束缚，努力将未来的蓝图建构在西方现代科技理性的认知逻辑之上，这体现出一种全盘接受西方现代科技知识体系、疏离中国科技哲学传统的“非此即彼”倾向；那么，当代中国科幻作家对中国科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不断探索，则标志着一种认知层面的升级：他们不再唯西方现代科技理性马首是瞻，而是立足时代发展，结合国情与社会需求，客观、清醒地重新审视西方现代科技与中国科技传统。在比较二者利弊与汲取相关资源的过程中，20世纪后期至今的中国科幻创作，经历了从为创造新奇诗学审美形式而发掘传统，到为从根柢上修正甚至重建科技理性认知逻辑而重新整理传统的转变。当然，这样的转变既非一蹴而就，也非在整体上同步，而是常体现在个别作家或某一亚文类群体所作的探索中。其创作成为具有标识性的范例，并带动了一批后续的创作实践。相较于其他创作，尤其是主流文学，当前科幻创作在叙事技巧及社会文化思考的深度等方面，仍有不足，但其优势在于，科幻作家们始终怀有强烈的科技理想主义激情与不断生长着的青春激情。有论者指出，“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的产物，是以理想主义精神为动力的”。当下中国科幻所充盈的技术乐观主义激情与底气，细究其来源，除了当代的革命文化传统外，还植根于和谐、包容以及于平衡中进取的古典哲学文化传统。正是对这些文化传统的赓续，让中国科幻得以挣脱二元对立的抗争思维和认知逻辑框架，广泛地吸纳神怪志异、儒道伦理以及当代游戏经验等各种资源，并将之纳入其想象体系。这不但大大延展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且为世界科幻文学增添了更加多元的新奇叙事诗学样态。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