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岩 李保杰:美国科幻小说中的疫疾想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1: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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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岩   李保杰  

   〔摘要〕 疫疾想象是美国科幻小说的经典主题。这一文类的作品聚焦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卫生危机与医学灾难,展现出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对传染病的态度,承载了科幻文学对于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体制的深沉忧虑,以及对疫病中人民处境的深切观照。瘟疫主题的美国科幻小说关注助长瘟疫肆虐的政治体制、生命在瘟疫中的脆弱、疫病后社会的创伤与重建,将传染病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具象化,发挥着重要的警世作用,对当代美国文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美国科幻小说;疫疾想象;瘟疫书写

  

   〔中图分类号〕I56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19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当代少数族裔传记文学中的生命政治研究”(20BWW0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非裔小说中的生命政治书写研究”(20YJC752008)

  

   〔作者简介〕胡晓岩,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保杰,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250100。

  

   疫疾书写是西方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6世纪初黑死病、天花和肺炎等在欧洲的相继肆虐,到20世纪的流感大流行,瘟疫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政治格局与历史进程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并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薄伽丘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 1353)、笛福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1722)、卡佩克的《白瘟疫》(The White Plague,1937)、加缪的《鼠疫》(The Plague, 1947)等作品均涉及瘟疫书写,既刻画了瘟疫流行期间的社会图景与生活状态,又以合理的文学想象凸显传染病对人口安全的威胁,以此观照人类的生存,在文学史上展现出持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在科幻文学中,突破时空阈限的故事情节充分释放文学想象之潜能,更加彻底地传承了瘟疫书写的文学传统。西方科幻文学先驱玛丽·雪莱(Mary Shelly, 1797—1851)在19世纪初欧洲霍乱流行期间创作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1826),小说描绘了大瘟疫中人类命运的兴衰,成为科幻文学中书写疫疾灾难的经典作品,对后世末日文学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降,美国成为西方科幻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科幻作家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把现代医学对于疫疾的认知模式引入科幻小說,将其置于美国科学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语境,产生了丰硕的作品,成为当今疫疾主题科幻文学的代表。疫病主题的科幻小说更为直接地聚焦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卫生危机与医学灾难,观照疫疾中人类的生存,承载了文学对于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制度的深沉忧虑。塔尔(Clayton Tarr)认为,文学中的疫疾想象既关注瘟疫的毁灭性影响,又呈现出对社会的疗愈功能,是“对抗传染病的解药”和“不可替代的平衡器”。①他强调科幻小说的警世作用,认为这类作品受众广泛,可作为持久的信息源广泛传播,有助于预防未来传染病的爆发。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同样强调科幻小说具有对现实的推演意义,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思想机器(thinking machine)或‘想象机器(imaginationmachine)”有助于人们反思现实、筹谋未来。②

  

   的确,科幻小说借助于故事情节,将潜在的传染病威胁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脆弱性具象化,发挥着难以替代的警世作用。《地球永存》(Earth Abides, 1949)、《仙后星座》(The Andromeda Strain, 1969)、《白瘟疫》(The White Plague,1982)、《幸存者之歌》(Survivor Song, 2020)等作品是美国疫疾主题科幻小说的代表,获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关注。宏观梳理该主题的美国科幻小说发现,这些作品往往指向严肃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入的研究空间。有学者已经关注到科幻文学中瘟疫想象的“真实魅力”,认为虚构的瘟疫可以是“对现实的隐喻”,“思想实验”是其重要价值。③也有学者关注疫情题材在电影文学中的意义,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探讨此类灾难影片通过宗教质疑、科学反思和权力批判对全球化时代生态危机的反思。④但目前对于美国科幻小说疫疾书写的系统研究成果仍不多见,而小说中疫疾想象背后的价值指向,譬如助长瘟疫肆虐的政治体制、瘟疫中的脆弱生命以及瘟疫后的创伤与重建,均具有深刻的意义。探索这些作品对疫疾的多维度想象与审视,对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助长瘟疫肆虐的政治体制

  

   纵观美国科幻小说的疫疾书写,疫病多为显性主题,深层次的叙事指向更多在于讽喻社会制度的不公与官僚主义,这已经成为自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以来的典型价值取向。爱伦·坡的《红死病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1842)可谓疫疾书写的经典之作,讲述了统治集团自业自得的故事。在“红死病”瘟疫肆虐全国之际,以“快乐、无畏而睿智”⑤的普罗斯佩罗王子为首的统治阶级弃人民于不顾,龟缩在与世隔绝的工事内继续骄奢淫逸的生活,导致疫情极度恶化,民众成为政治昏庸的牺牲品,最终王子及其随从也未能逃脱死神的追踪。受到当时医学认知的局限,小说中的瘟疫书写带有较浓重的超自然色彩,但也清晰地揭露了政治腐败与瘟疫肆虐的因果关系。爱伦·坡之后的另一科幻文学先行者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也创作了系列瘟疫主题小说,其中《猩红瘟疫》(The Scarlet Plague, 1912)是早期科幻文坛最负盛名的末日小说之一。小说中的卫生体系表面发达、实则脆弱,医疗资源储备看似富足、实则贫乏,借始自美国、波及世界的“猩红瘟疫”,反映工业化初期繁荣表象下的人类生存危机;继而诘问疫情暴发与社会分崩离析的深层原因,体现了对当时美国政治内在价值范式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随着科学技术与认知水平的飞跃发展,美国科幻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疫疾相关的文学想象与书写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作为其深层内核的价值取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中政治因素在流行病中的角色,依然是重要的考量。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1976)中将寄生在人体内部的细菌、病毒称作“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将同样以民众作为宿主的猛兽、苛政称作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民众处在二者的双重侵害之下。⑥这两个平行的概念讽喻了病菌和专制所构成的复合寄生关系:黑暗的政治摧残社会秩序,严酷地荼毒民众的生命,与疫病侵蚀人体的机制是相似的。混乱低效的政治体制与疫疾失控之间的勾连,是美国科幻小说中疫疾想象的焦点,许多作品借由瘟疫书写,描绘如同瘟疫般侵扰民众的社会问题。

  

   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 1942—2008)的《仙后星座》是此类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以冷战初期美国急于扭转相对落后的太空竞赛形势为背景,描写由于政治集团的穷兵黩武而导致“天外来菌”的故事。小说中美国空军为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假借增进医学研究之名,向太空发射大量卫星以捕获地外微生物。其中一枚卫星表面的微生物在太空变异成为病菌“仙后星座”,随着卫星意外坠毁,“仙后星座”在小镇散播开来。军方将幸存者与卫星残骸带回秘密基地进行研究,未料系统故障导致病原体再次泄漏。在基地即将自毁的千钧一发之际,“仙后星座”意外变异为无害的生命体并逃逸回太空,历时五天的“仙后星座危机”也暂告一段落。小说结尾时“仙后星座”再次变异,吞噬了载人航天器的隔热涂层并导致其坠毁,而当局为掩盖真相、转移公众视线,声称“事态无法掌控”⑦并炒作苏联阴谋论。小说的讽喻立场由此充分凸显:唯技术主义必然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系列危机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冷战思维下的政治操弄。

  

   “仙后星座”到访地球看似由系列意外事故引发,实则是人为灾难,疫疾主题揭示的正是官僚的治理制度与瘟疫肆虐的直接关联。小说中的仙后星座事件和所有的危机一样,是“可以预测的。它们似乎具有必然性,看来早已注定”。⑧事实上,“仙后星座危机”发生前,多名学者曾警告该秘密军事计划可能造成“病毒性生物对现有生态框架的入侵”⑨,但美国政府置若罔闻。卫星坠落后,调查人员在厚重的防护服内观察感染瘟疫而曝尸街头的居民,这幅画面象征了权力在技术滥用者与灾难受害者之间造成的隔离,讽喻统治集团对人民生命的漠视。作为作者代言人的叙述者坦承“就像在大多数危机中一样,围绕仙后星座的事件是先見与愚蠢、天真与无知的混和物……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以预测会有更多仙后星座模式的危机发生”。⑩小说对灾难叙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充分的渲染,故事却在“仙后星座”的几次偶然变异后戛然而止,意指问题之悬而未决,也为疫疾背后的权力运作留下了解读空间。通过“奇人假说”(Odd Man Hypothesis)情节,小说暗示,美国对全球政治主导权不择手段的追求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奇人假说”是指小说中“拯救者”的选择机制:“研究表明,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男性科学家做出的选择是最好的。其中又数单身男性的选择最好”。[11]“仙后星座”逃逸触发实验室自毁程序、科学家们即将葬身核爆的危急关头,挽救事态的希望却被寄托在当局按此假说随机选取的霍尔医生身上,而事实上霍尔对基地的军事研究一无所知,他只能凭借直觉进行选择,这足见拯救者身份的随机性,以及应对措施的盲目性。这部作品指向“美国生物武器计划”(United States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作者克莱顿身为医学专家,对当时的生物科技发展走向表现了深切的忧虑,小说正是他对美国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生物武器研究热潮的回应,也是冷战背景下美国科幻作家危机意识的典型例证。研究者指出,“科幻作家如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琼·斯隆切夫斯基(Joan Slonczewski)和格雷格·比尔(Greg bearerit)提供了对微生物更复杂的理解,他们与当代生物学家一起认识到,我们与微生物之间关系的真相,远比那些危言耸听的设想要复杂和有趣得多。”[12]在他们笔下这种关系潜力巨大,会导致革命性或毁灭性的变革,它如同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何时坠落,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及。在小说问世的1969年,“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被宣布停止,然而依托于该计划的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研发中心在其后长达半个世纪内继续运转,其未来的命运如何,人们不得而知,正好契合了小说戛然而止的结尾。

  

科幻文学巨匠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1920—1986)的《白瘟疫》同样创作于冷战背景下,小说将关注焦点转向全球,构想了突发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协作难题,如此宏大的世界观使其获得了轨迹奖(Locus Award)的提名。故事中疯狂的科学家约翰·奥尼尔在实验室合成了专门攻击女性的致命传染病毒“白瘟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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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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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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