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伟.空间韧性视角下山地乡村田园综合体的转型路径研究——以鄂西山区L社区建设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3):145-156.
摘要：山地乡村普遍具有生态脆弱、产业结构单一、社会联结松散等系统性特征，培育其韧性发展能力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既有韧性研究多聚焦城市系统的静态评估，缺乏将韧性原则转化为空间规划策略的可行方法。本研究融合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提出“空间韧性”概念并构建“目标—媒介—机制”分析框架，以湖北B县L社区为例，阐释山地乡村田园综合体韧性建构逻辑。研究发现，韧性建构的核心是对生态、经济、社会三重矛盾的协同化解：生态韧性依托于自然资源的解决方案，实现从对抗性工程到适应性改造的转变；经济韧性利用山地垂直梯度特征，完成从产业扁平化发展向价值链叠合的升级；社会韧性通过参与式实践，实现从原子化社区到共建共治网络的重构。
关键词：乡村振兴；空间韧性；社会-生态韧性；空间生产；山地乡村田园综合体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部署下，探索契合地域特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乡村转型路径已成为关涉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战略部署，然而，山地乡村的转型困境具有特殊性。我国山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约三分之二，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位于山区，山地乡村相较于平原地区，生态系统表现出更明显的脆弱性和复杂性，其发展普遍面临地形复杂、生态敏感、灾害风险高、基础设施薄弱以及要素流动不畅等多重约束。此类问题在鄂西山区尤为突出，以湖北省B县为例，县域境内海拔800米以上山地占总面积70%以上，相对高差最大约3000米，地形切割强烈。全县共有地质灾害点1200余处，纳入监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481处，累计避险转移安置3万余人。该地区2020年4月才实现整县脱贫摘帽，其“生态脆弱—产业滞后—社会原子化”多重脆弱性叠加，构成了典型的山地乡村发展困境。作为当前乡村空间重构与产业融合的前沿载体，田园综合体为透视山地乡村转型的深层机制提供了一个高度浓缩且矛盾集中的理想观测点。自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以来，这一政策工具在全国迅速推开，但在山地乡村田园综合体的实践中也暴露出生态破坏、产业凋敝、社会治理困难等结构性问题。
上述困境在各地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反复出现，这并非孤立的规划失误或执行偏差导致，而是山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在面对外部发展干预时缺乏调整自身以适应扰动的内在能力。既有研究多从产业融合、空间规划或社区治理的某一维度提出改进策略，却并未明确关注山地乡村在生态扰动、市场波动与社会变迁之中，是否具备存续、适应乃至实现更优状态转型的内在机能。韧性理论因其对社会-生态系统适应与转型能力的系统性关注，为回应这一适应与转型能力的问题提供了恰切的分析视角。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韧性水平的静态评估与原则归纳，聚焦“系统是否具有韧性”“韧性由哪些要素构成”等命题，却较少深入探究一个更具实践紧迫性的核心问题：宏观的韧性原则如何通过具体的空间规划与设计策略落地？正因缺乏相应的方法论指导，当政府规划试图将田园综合体的政策蓝图转化为具体空间布局时，往往陷入对环境治理刚性化、产业植入单一化、社区动员“口号化”等传统建设方式的依赖，使得前述困境不仅未能缓解，反而在开发过程中进一步固化。另外，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审视上述问题提供了另一重视角，他指出空间并非被动的背景板，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社会关系。这意味着空间的组织方式本身就可以成为培育或削弱系统适应能力的结构性力量。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本文尝试融合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提出“空间韧性”概念，以鄂西山区L社区田园综合体为例，系统阐释山地乡村韧性建构的内在机制，为破解乡村“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困境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山地乡村田园综合体发展的困境与问题
山地乡村转型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与平原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既有研究主要从生态、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揭示了山地乡村的结构性困境。生态维度上，山地乡村普遍具有地形复杂、生态敏感、灾害风险高等特征，人地关系紧张且系统稳定性差；经济维度上，受制于地形切割与交通阻隔，产业结构单一、要素流动不畅、市场化程度偏低，农户生计脆弱性突出；社会维度上，随着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加剧，社会联结趋于松散，组织化程度与集体行动能力持续衰减。但既有研究多侧重于脆弱性的识别与测度，对于如何将山地特有的约束条件转化为发展机遇，尚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与可操作的方法路径。
自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以来，其建设的相关问题迅速成为政策界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卢贵敏将其界定为“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发展平台”。这一政策定义确立了田园综合体的基本功能框架。黄亚平等则从区位与功能维度对华中地区田园综合体进行了类型学建构；刘冰冰等依据产业融合理论将国家级试点划分为农旅协调型、农产拓展型、技术支撑型三种模式。然而，在政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田园综合体建设暴露出诸多结构性问题。在产业融合维度，刘萌萌等认为，现今田园综合体过程中还存在着盲目追求高大上、产业发展非粮化、当地农民边缘化等问题；郑秋林指出，资源产权制度缺失、资源管理体制落后等是导致田园综合体项目利益分配问题的深层原因。在空间规划维度，黄亚平等以华中地区61座田园综合体为样本，剖析了建设规模、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及村镇社区等方面的问题；肖仁芳等进一步指出，山区田园综合体面临山多地少、地散的现实约束，发展条件与平原地区存在根本差异，简单套用平原规模化开发模式必然导致空间布局与地域条件错配。在治理机制维度，豆书龙等提出的“复合型碎片化”概念揭示了项目制治理中权责交叉与政策执行碎片化的结构性困境，这一困境在田园综合体等综合性乡村发展项目中尤为突出；吴淼等也认为，项目制短期逻辑与乡村治理所需的长周期信任培育难以兼容。前述相关研究刻画了山地乡村多重脆弱性叠加的困境特征，深入剖析了田园综合体实践中暴露的多方面问题与建设困境。然而，当我们将视野从“问题是什么”转向“问题如何解决”时，既有研究的解释便显露出三重局限。其一，系统思维的缺失。山地乡村研究虽然揭示了生态、经济、社会三重脆弱性的并存，却更多锛将其视为并列的问题清单，而非相互耦合的有机整体：生态退化如何加剧产业单一、产业衰退如何加速社会原子化、社会松散化又如何削弱生态管护能力等这些维度之间的互馈机制在既有分析中往往被简化为线性因果链条。其二，跨时间维度的分析缺乏。对田园综合体的研究多聚焦特定时间截面的模式提炼与问题诊断，对系统面对扰动时的动态响应过程关注不足。当极端气候冲击农业生产、农产品价格波动挤压经营收益、核心运营团队撤离后，田园综合体能否维持基本功能、能否通过学习实现转型等关乎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关键问题在静态分析框架中无法得到有效回应。其三，对空间维度的忽视。既有研究，或关注产业融合的政策设计，或聚焦社区治理的制度安排，却较少将“空间”视为参与建构系统能力的能动要素。山地的高差悬殊、垂直梯度、空间碎片化等特征如何通过合理的空间组织方式从制约成本转变为价值资本，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
这三重局限共同指明，山地田园综合体研究需要一个能够统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关注动态适应过程、将空间视为能动媒介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而韧性理论因其对“社会-生态系统在扰动中存续、适应与转型能力”的系统性关注，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恰切的理论资源。
（二）韧性理论的演进及其在乡村研究中的局限
韧性（resilience）源于拉丁语“resilio”，本义指材料受外力形变后恢复原状的能力。早期工程韧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将系统视为单一稳态的平衡结构，追求“恢复原状”的修复逻辑。1973年霍林提出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概念，认为复杂系统存在多个稳定状态，核心是维持系统基本结构与功能，而非简单回归初始状态。1998年，贝尔克斯与福尔克将这一思想拓展至人类系统，提出社会-生态韧性（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构成一个耦合整体，需要通过持续学习、适应与转型来实现协同发展。这一范式转型的核心在于将韧性从系统的“静态属性”重新理解为“动态能力”。冈德森与霍林在2002年进一步提出了“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模型，将系统演化刻画为开发、保存、释放、重组四个阶段的周期性过程，揭示了韧性并非恒定状态，而是在“前向循环”与“后向循环”的交替中动态演进的。这一洞见为山地田园综合体从脆弱性向具有韧性的转型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工具。
当韧性理论被引入乡村研究领域，研究重心同样经历了从抵抗恢复向适应转型的过程。初期研究多聚焦乡村社区对自然灾害等单一扰动的抵抗与恢复能力，随着乡村空心化、产业衰退等慢性压力日益凸显，学者们开始关注乡村系统的长期适应与转型能力，相关议题涵盖生计韧性、经济产业韧性、社区韧性等多个维度。这些研究拓展了韧性理论在乡村场域的应用范围，形成了多样性、冗余性、模块化、自组织等被广泛认可的韧性建构原则。然而，多数研究并未揭示韧性从原则到落地的转化机制，致使建设规划往往仍陷入传统的路径依赖，使得山地乡村的脆弱性困境未能从根本上缓解。近年来，部分学者已开始意识到这一局限，尝试将空间维度纳入韧性分析，但这些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仅将空间视为韧性建构的背景或承载容器而非积极参与建构的能动要素，对于“空间如何作为媒介参与韧性生产”这一命题尚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
（三）空间生产理论及其本土化进程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弥补上述局限提供了关键的能动视角。其核心洞见在于颠覆了将空间视为被动容器的传统认知，指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论断包含三层递进含义：第一，空间并非纯粹的物理框架，而是由特定社会关系与权力格局生产而来的；第二，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关系，塑造或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模式；第三，空间因此成为社会行动与变革的关键场域。为揭示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列斐伏尔进一步提出了“三元辩证法”：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指涉日常生活实践对空间的感知与使用；空间表征（构想的空间）是规划师、技术专家通过知识与权力构想的空间秩序；表征性空间（生活的空间）则是使用者通过日常实践赋予空间象征意义的活态空间。三者之间的张力与互动，构成了空间变迁的内在动力。
空间生产理论经国内学者引介后，其影响从哲学领域逐步延伸至人文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社会学等经验学科。学者们在延续理论思辨传统的同时，亦将其概念工具应用于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资本下乡与空间异化、参与式规划与社区认同重塑等实证议题，形成了理论阐释与经验研究并进的格局。然而，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入本研究，需要审慎处理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理论的旅行与转化，列斐伏尔的理论根植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城市化批判的特定语境中，其核心指向是资本逻辑下空间的商品化、同质化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而笔者的研究对象为当代中国山地乡村田园综合体，其空间生产的核心动力并非纯粹的资本增殖逻辑，而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主导、地方政府推动、工商资本介入、村社集体与农户参与的多重力量交织。这一语境差异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源于西方资本批判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我国的乡村建设？本文对此持审慎的肯定态度，理由有二。其一，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提供了“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认识论以及“三元辩证法”这一分析工具。这套方法论用以解剖不同行动者在如何通过构想、实践与日常使用争夺空间权利、塑造空间功能时具有超越其原生语境的分析效力。无论是资本主义城市的资本主导逻辑，还是中国乡村的国家主导逻辑，只要存在多元主体对空间的差异化构想与实践，“三元辩证法”便具备一定的解释力。其二，当代中国乡村空间生产并非与资本逻辑完全无关。工商资本下乡、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乡村旅游开发等实践中，资本的力量同样是形塑空间的重要变量。空间生产理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洞见，恰恰有助于识别和警惕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可能出现的空间异化风险。
二是既有乡村空间生产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多侧重于对空间异化的批判性揭示，对于空间生产如何服务于乡村系统的韧性建构、如何培育地域系统的适应与转型能力，尚缺乏系统性的正向建构。
（四）空间韧性的概念与框架整合
社会-生态韧性理论为理解山地乡村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目标导向，并提炼出多样性、冗余性、模块化等建构原则。然而，目前尚缺乏可操作的方法来指引这些原则如何通过具体空间安排落地。这意味着韧性建构不能仅停留于原则提炼与目标设定上，还必须回应空间在韧性形成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空间生产理论揭示了空间是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能动媒介，这意味着韧性能力与空间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这两个理论的对话指向是韧性建构需要明确“目标”（社会-生态韧性理论提供的系统能力导向），需要依托“媒介”（空间生产理论揭示的空间能动性），更需要解释连接二者的“机制”，即本文提出的“空间韧性”理论。它并非一种全新的韧性类型，而是指地域社会-生态系统（如山地乡村）以空间为媒介，通过空间生产机制与韧性响应机制的持续互动，主动建构自身适应、学习与转型的动态过程。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推导，本文构建了“目标—媒介—机制”三层分析框架（图1）。框架的具体内容如下。
（1）目标层位于框架顶端，回答“要建构什么样的韧性系统”这一根本问题。借鉴社会-生态韧性理论，韧性建构的目标是培育系统的多样性、冗余性、模块化、连通性以及社会学习能力等核心特征，以应对生态扰动、市场波动与社会变迁等多重不确定性。生态韧性目标指向生态系统的扰动吸收与自我调节能力，经济韧性目标指向产业系统的多元适应与价值链重组能力，社会韧性目标指向社区网络的学习能力与自组织治理能力。
（2）媒介层位于框架中部，回答“通过什么来建构韧性”这一操作性问题。这对应于目标层的三个维度。媒介层设置了三类空间载体：生态空间载体，包括土地利用格局、生态基础设施与自然生态网络，为生态韧性提供物质基底；经济空间载体，包括产业空间布局、生产—加工—服务空间链与立体交通网络，为经济韧性提供结构支撑；社会空间载体，包括公共空间配置、服务设施可达性与社区交往场所，为社会韧性提供互动场域。
（3）机制层位于框架底部，回答“韧性如何被生产出来”这一过程性问题。韧性并非空间安排的自然产物，而是由两种动力机制在持续互动中共同驱动的结果。空间生产机制源于空间生产理论，在“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性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中，多元主体通过规划构想、建设实践与日常使用的持续博弈与协商，将权力关系与利益诉求物化为具体的空间形态与功能。韧性响应机制源于适应性循环理论，系统在面对规划碰壁、市场波动、社区冲突等扰动时，经历“防御承受—抵抗吸收—学习重组”的动态循环，检验空间的适应能力并完成系统演进。两大机制并非各自独立运作，而是以交织互馈的方式相互作用：空间生产机制塑造空间结构，韧性响应机制检验空间适应能力；当系统在响应中完成学习重组后，又触发新一轮的空间生产。
综上所述，三层框架的逻辑关系为：目标层提供导向，媒介层提供载体，机制层提供动力。三者自上而下逐层落实，自下而上逐层反馈，共同构成空间韧性生成的分析与建构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取与概况
本研究以“目标—媒介—机制”为分析框架，选取鄂西山区L社区田园综合体作为实证对象。该地地处长江北岸，总面积约0.55平方公里，整体地势北高南低，规划范围内自北向南相对高差约280米，坡度以15°~35°的中陡坡为主，境内地质灾害问题较为突出。L社区户籍人口约2100人，常住人口约1500人，老龄化率超过25%。该区域传统主导产业为柑橘种植，产业链条较短，农户生计脆弱，公共服务设施运行效率偏低。这一“生态—经济—社会”多重脆弱性叠加构成山地乡村韧性转型的典型样本。案例选取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
一是，地域类型典型性。L社区属典型的峡江丘陵地貌，其山高、坡陡、谷深、土薄、生态敏感的特征，代表了中国山地乡村普遍面临的生态约束与空间破碎化。
二是，发展模式代表性。L社区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三峡柑橘之乡”的核心场域之一，明确以田园综合体为载体进行规划与建设。其发展历程集中反映了当前山地乡村寻求产业融合、空间优化与社区振兴的主流实践路径与共性困境。
三是，转型过程完整性。L社区田园综合体规划项目于2018年启动，2021年完成规划迭代，历经从对抗性干预模式到适应性治理模式的转型，覆盖顶层设计、空间改造、产业调整、治理创新全周期，为动态研究空间韧性生成机制提供了完整样本（图2）。
L社区田园综合体的规划方案可视为“目标—媒介—机制”框架的空间转译。目标层锚定生态适应、经济多样与社会学习三类韧性能力；媒介层将上述目标落实于垂直梯度利用的生态经济空间与弹性配置的公共空间；机制层则为后续的空间生产与韧性响应过程提供了结构性条件。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过程追踪法（process tracing）作为核心研究方法。过程追踪法旨在通过系统梳理事件序列、识别关键节点与因果机制，揭示“结果如何发生”的过程逻辑。选择该方法基于以下考量：其一，空间韧性的生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需要追溯2018—2025年L社区规划方案的调整轨迹；其二，韧性建构涉及多重主体互动，需要探析政府、规划师、村民等主体的行动逻辑及其相互作用；其三，过程追踪有助于区分相关性与因果性，验证空间生产机制与韧性生成之间的因果链条。为此，2021年笔者作为规划团队负责人，带领规划团队根据关键政策介入和规划方案的转变，将案例过程划分为四个连续阶段，并在每个阶段内重点考察前述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同时，本研究还采用了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旨在捕捉空间韧性生产的复杂社会过程与空间逻辑。具体包括如下方法：
(1)实地勘察与参与式观察。2022—2025年多次驻场，累计时间逾6个月。通过系统踏勘，系统记录地形、土地利用、生态工程等空间变迁，参与社区会议、节庆活动，观察居民空间使用与社会互动。
(2)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对政府部门、规划师、村两委、市场主体、普通村民等5类主体开展30人次深度访谈、2场焦点小组讨论，获取多元主体的实践认知（表1）。访谈时长60~120分钟不等，经受访者同意进行录音，随后转录为文本数据。
(3)规划文本与政策文件分析。系统收集并分析了《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L社区田园综合体概念规划及详细设计》等关键规划文本以及2018—2025年中央、省、市、县各级相关政策文件，以解读主导性的政策话语及其制度逻辑。
(4)辅助空间与量化数据分析。利用GIS软件处理场地DEM高程数据、土地利用变更数据，进行地形、水文与空间格局的量化分析。收集当地统计年鉴、合作社财务报表等社会经济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支撑和印证质性研究发现。
四、空间韧性的生成过程——基于L社区案例的过程追踪
L社区田园综合体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线性进程，而是在规划方案屡屡受阻、多方主体持续博弈、空间实践反馈中螺旋推进的。本研究将案例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连续阶段——传统规划困境暴露（2018—2021年）、韧性规划转向与空间实践调整（2022—2024年）、表征性空间反馈与认知内化（2024—2025年）、规则迭代与韧性制度化（2025年至今），分别考察生态韧性、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的生成机制。后文中所称的“系统”，即指L社区田园综合体这一具体的山地社会-生态系统。
（一）生态韧性的生成过程
阶段一：传统工程思维的困境（2018—2021年）
2018年，原规划设计团队面对L社区严重的水土流失与地质灾害风险，延续传统的工程韧性思维，提出“混凝土挡墙+硬化排水渠”的刚性治理方案。这一方案在规划文本中被表述为“安全可靠、一劳永逸”，其背后是对“控制自然”理念的深信不疑。然而，方案在实施准备阶段即遭遇来自不同主体的多重质疑：地方水利部门指出硬化渠面会阻碍地表径流自然渗透，反而加剧下游冲刷，硬质挡墙在极端降雨下存在整体滑塌风险；村民则担忧大规模工程建设侵占既有农田与聚落空间。规划师构想的“安全”空间（空间表征）在水利专家的技术评估和村民的生活经验中却是一个可能制造新风险的方案，暴露了刚性工程思维在山地生态敏感区的不适用。这是空间生产机制中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的首次冲突，系统以负反馈形式启动了韧性响应的“防御承受”阶段。至2021年本规划团队介入时，原方案已陷入停滞状态。
阶段二：从对抗到顺应的规划转向（2022—2024年）
上一轮设计的困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根本性问题：山地生态究竟是需要被加固和控制的被动对象，还是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能动系统？这一反思推动了规划方法的根本转向——不再追求构建更坚固的防御工事，而是尝试通过柔性干预培育生态系统的自适应能力。这标志着空间韧性理念在生态维度的确立：生态韧性的建构不在于工程强度的提升，而在于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恢复生态系统的自然调节机制。
在新的空间表征指引下，具体的替代方案在多轮协商中逐渐成形。替代方案放弃了笔直的水泥渠，保留溪流的自然蜿蜒形态；用本地块石垒砌可渗透的生态护岸，替代封闭的混凝土墙体；在关键节点增设沉砂池与雨水花园，为地表径流提供滞留与下渗空间。一位参与方案调整的水利工程师如此描述这一转变：“以前我们做设计，想的是怎么把水最快地排走；现在想的却是怎么让水慢下来、留下来。”（受访者P03，水利工程师，2023年7月20日访谈）这一表述精准概括了从对抗自然到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变迁。规划团队在与地方专家、村民的反复互动中完成了社会学习，新的空间表征不再是外部专家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元知识协商的产物。这一过程体现了韧性响应机制从“防御承受”向“抵抗吸收”的转换，系统在吸收各方反馈后调整了空间表征，以柔性干预替代刚性工程。
阶段三：日常实践中的空间活化与认知内化（2024—2025年）
这些看似未经现代工程修饰的生态设施投入使用后产生了超出规划预期的社会效应。不下雨的时节，溪底的卵石滩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夏日傍晚，生态果园的树荫下聚集着纳凉的老人；废弃多年的蓄水井被改造为兼具灌溉、消防和景观功能的弹性设施。一位普通农户的观察颇具代表性：“以前觉得水泥渠干净整齐，现在才发现旱溪更实用，不下雨的时候娃娃们可以在里面玩，下雨的时候水也不那么急了。”（受访者H05，普通农户，2025年8月7日访谈）
这一阶段的深层意义在于从“构想的空间”（空间表征）向“生活的空间”（表征性空间）的转化。规划师设计的生态设施，在村民的日常使用中被赋予了远超设计意图的社会功能。孩子们的游戏、老人们的纳凉和邻里间的闲聊，这些活生生的空间实践将生态保护从政府强加的外部约束转化为村民日常生活里的实际需求。表征性空间的这种能动性，是空间韧性得以持续的关键——它意味着生态韧性不再依赖于外部监督，而是内嵌于社区的日常节奏之中，形成生态空间韧性的生成机制。
阶段四：规则迭代与韧性制度化（2025年至今）
随着生态设施的日常使用次数增多，其维护问题浮出水面。村民习惯性地等着政府来修，但旱溪的植被需要补种，护岸的块石需要扶正，这些琐碎的事务若无人打理，柔性设施很快会退化为杂乱的自然状态。2024年底，村“两委”在一次议事会上决定将生态管护纳入月度联席会议的固定议程，建立起“村民包片、定期巡查、违规惩戒”的自治规则。这一制度创新的深层意义在于责任主体的转移：生态韧性的维护从政府买单的项目变成了村民自己的家务事。更有意思的是，在日常管护中，村民们会用智能手机拍下护岸破损的照片发给驻村规划师，以反映情况；也会通过世代相传的经验，在雨季来临前判断疏通哪几条水沟能让水流最顺畅。现代生态工程原理与地方性的水土保持经验相互借鉴，形成了适应 L 社区特定地形的管护技术。这标志着韧性响应机制中“学习重组”阶段的完成，系统通过自组织建立起新的运行规则，将一次性的空间干预成果转化为可持续的自我维持能力，同时为新一轮空间生产（规则调整与空间优化）提供制度起点。
（二）经济韧性的生成过程
阶段一：“植入式”开发的水土不服（2018—2021年）
L社区柑橘种植面积超过三千亩，却长期受困于产业链条短、市场通道阻隔、农户议价能力弱的困境。2018年的产业规划试图套用平原地区的规模化开发路径来解决这一问题。2021年笔者入村时，恰逢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家外地农业公司看中L社区两百亩柑橘园，计划承租后进行现代化改造——推平坡地、更换统一品种、铺设水肥一体化设施。合同草案虽已送达村“两委”，但签约环节迟迟未能落地。主要原因是：村民担忧“签了字就等于把祖传的地卖了，万一企业跑路，地也要不回来”（受访者H03，普通农户，2022年6月20日访谈）；村干部质疑企业承诺的用工比例远低于预期，大部分利润将外流；县农业局专家则直言大规模清园会加剧水土流失——“这坡度，挖掘机一开挖，一场大雨就能冲下一大片土”。
这场未达成的交易暴露了“植入式”开发模式在山地乡村的结构性困境。在平原地区适用的规模化、标准化改造，在耕地碎片化、生态敏感的山地面临着土地权属、生态风险、利益分配等多重障碍。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系统在外部资本强势介入面前启动韧性响应的“防御承受”阶段。
阶段二：垂直梯度视角下的空间重构（2022—2024年）
面对这一困局，规划团队开始重新审视L社区地理条件的劣势：山地高差大、耕地碎片化、交通不便。这些，能否被重新转变为另一种优势？在与村民、村干部、农技员的多轮讨论中，逐渐明晰新的思路：与其在平面维度上搞规模化，不如利用垂直梯度做文章。通过与各方主体不断协商后，L社区形成了如今的空间布局：依托山地垂直分异特征，构建“山顶（海拔＞350m）生态林、山腰柑橘园与林下经济（海拔200—350m）、山麓体验工坊与游憩设施（海拔＜200m）、河谷滨水休闲（海拔150—200m）”的立体产业布局。这种布局让同一片山地承载了种植、采摘、休闲、研学等多重功能。在这一垂直梯度表征的引导下，空间实践呈现出区别于平原地区规划的适应性特征。山腰柑橘园并未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而是保持“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分户经营，引入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实现品质管控；山麓地带建设多功能建筑，既可以作为柑橘分拣包装中心也可快速切换为研学课堂的空间；田间直播平台嵌入贯通全园的景观栈道；山谷湿地由生态滞蓄空间转化为游憩体验空间，形成“生产—生态—生活”三位一体的空间布局。这一布局使农户能够同时从种植、加工、服务等多个环节获取收益，构建了具有内在冗余性的经济系统。这一过程中多元主体通过协商让山地形成新的空间表征（垂直梯度立体布局），系统从“防御承受”转向“抵抗吸收”，以空间重组应对植入式开发模式及资本逻辑的冲击。
阶段三：生计模式的自主演化（2024—2025年）
立体布局投入使用后，农户们开始自发探索规划文本之外的新生计可能。一位村民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山腰的柑橘园照旧产果，树下多了香菇种植；老宅改造成三间客房，旺季时一宿能卖三百元；妻子在工坊制作柑橘干和果酱，每天有百余元工钱；他自己则跟着年轻人学直播带货，上一年线上销售增收两万元。（受访者H02，普通农户，2025年8月5日访谈）这种多元生计组合并非规划团队的预设，而是农户在新的空间条件下自主摸索的结果。空间的垂直叠合为生计多样化提供了物理载体，而农户的日常实践则激活了这些空间的经济潜能。这是表征性空间能动性的又一例证：规划师构想的经济空间，在使用者的创造性实践中被赋予超出设计蓝图的活力。当越来越多的农户效仿这一模式时，社区整体的经济韧性便在个体生计多样化的累积中逐步增强，标志着韧性响应进入“学习”阶段，系统在日常使用中自主演化出冗余的生计结构。
阶段四：利益联结与规则定型（2025年至今）
基于L社区的集体性实践经验反馈，新的经济治理规则逐步建立。“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分配机制确保农户在市场波动中的基本收入安全；“订单农业+电商直销”的双轨销售体系降低对单一收购商的依赖；“月度产销联席会”制度使农户能够参与市场研判与生产决策。这些制度安排将经济韧性的维护主体从外部企业转向社区自身，完成了从项目干预到制度保障的转型。经济韧性不再依赖于某一特定企业的持续投入，而是内化于社区的产权安排、销售网络和决策程序之中。系统通过自组织建立起新的经济运行规则，将一次性的空间干预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能力，同时为新一轮空间生产（产业空间的进一步优化与治理规则的迭代）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社会韧性的生成过程
阶段一：一场仓库之争暴露的治理裂隙（2018—2021年）
L社区社会韧性建构的起点是一场关于废旧仓库的冲突。村中那栋废弃多年的仓库，早年间是生产队的粮库，后来成了杂物间，再后来便荒废了。2018年规划设计团队计划将其拆除重建为游客服务中心，却在公示阶段遭遇激烈抵制。老人们明确表达了反对：“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愿就这么抹除。”（受访者V02，村委会副主任，2022年7月15日访谈）
这场冲突并非孤立事件。2018年规划延续了“项目制”的常规流程，技术人员关起门来画图，村民只在公示阶段才能看到方案，所谓“征求意见”流于形式。仓库事件后，社区对外部规划和治理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对田园综合体建设的负面情绪在蔓延。空间表征与表征性空间之间的断裂暴露了自上而下规划模式在山地乡村社会场域中的局限性，系统以社区抵制的方式启动韧性响应的“防御承受”阶段。规划团队意识到缺乏社区主体的认同，任何空间方案都难以真正落地。
阶段二：参与式规划作为社会修复过程（2022—2024年）
反思上一轮的失败，规划团队对规划方法做出根本调整：将村民从规划客体重新定位为空间生产的主体，将规划过程设计为社区交流与动员的平台。社会韧性的建构不在于引入外部的治理技术，而在于通过参与式空间实践激活社区的内生动力与集体学习能力。
在新的空间表征指引下，具体的空间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包容性特征。规划团队在村民委员会召开规划工作坊，邀请村民用沙盘模型自主设计“理想中的村庄”：废弃仓库不再被简单拆除，而是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其历史功能与社区情感，最终改造为集议事、培训、展示于一体的乡村会客厅；宅前屋后的空地被打造成口袋花园和共享菜园，这些规模小、分布散、功能灵活的空间既是日常闲聊的场所，也可在节庆活动和应急疏散中发挥作用。一位参与工作坊的妇女代表回忆道：“以前觉得规划是上面的事，门槛高，跟我们没关系。那次用沙盘摆房子，才发现我们也能对改造提意见。”（受访者H12，妇女代表，2025年8月11日访谈）规划工作坊成为不同年龄、不同利益群体交流协商的制度化场域，同时这一参与过程本身就是社区动员与社会网络修复的过程，系统从“防御承受”转向“抵抗吸收”，以对空间功能的重新定义回应社区冲突。
阶段三：日常互动中的认同重塑（2024—2025年）
新的空间安排催生了超出预期的社会效应。乡村会客厅成为社区生活的“磁极”：老年人在这里下棋聊天，农户们在这里交流种植技术，返乡青年在这里讨论电商运营。一位村干部观察到的变化颇具深意：“以前开会叫不来人，现在议事会上大家抢着发言，因为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分红，也关系到我们村以后怎么发展。”（受访者V01，村党支部书记，2025年7月15日访谈）更重要的是，空间使用过程本身成为社会学习的载体。外部专家在会客厅举办生态种植培训，驻村规划师在这里解读政策意图，村民在这里表达诉求、协商分歧。久而久之，“我们村”的认同感在这些日常互动中被重新激活。表征性空间，即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赋予空间的情感与意义，使会客厅超越了规划师构想的功能设定成为社区认同的凝聚节点，标志着韧性响应进入“学习”阶段，系统在空间实践中自主修复社会网络。
阶段四：自治规则的制度化（2025年至今）
基于上述实践经验，新的社区治理规则逐步成型。股份合作制将土地、房屋、劳动力等要素折股量化，每户都成为田园综合体的“股东”，利益捆绑使村民真正关心集体事务的成败。月度联席议事会将会客厅设为固定会址，规划实施、环境监测、收益分配等议题在此常态化协商。规划不再是外部强加的一次性方案，而是纳入“规划—实施—反馈—调整”的持续循环（图3）。“村民包片”责任制将生态管护、环境卫生等公共事务划分到户，与分红挂钩，培育起社区共同体意识。
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意义在于将外部规划师的一次性干预成功转化为社区内部的持续性“自我治理”的能力。社会韧性的维护不再是依赖于外部项目和资本的持续存在，而是内化于社区的组织架构、议事规则和利益联结机制之中。当社区能够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协商、集体决策、共同行动时，社会韧性的制度化便真正完成了。
（四）空间韧性的三维协同与山地逻辑的特殊性
上述分析表明，生态韧性、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的建构并非孤立的，而是在空间生产过程中通过具体的空间安排与制度设计形成的紧密耦合关系。
生态与经济维度的协同体现为“生产—生态—生活”的三维叠合。生态果园采用保留原生植被、减少化肥施用的种植方式，不仅提升了果品质量和品牌溢价，其景观价值还吸引了游客，衍生出采摘体验、研学教育等增值业态。生态投入由此转化为经济收益，经济收益又反哺生态管护，形成正反馈循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协同并非规划师的预设，而是农户在垂直梯度空间条件下自主探索的结果。
经济与社会维度的协同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得以实现。股份合作制将农户的土地、房屋、劳动力折股量化，使其从单纯服务外部资本的“打工者”转变为田园综合体的“共建者”和“共享者”。这一制度在经济层面实现了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在社会层面则重塑了社区利益纽带，增进了集体认同。当市场波动导致某一产业收益下降时，社区能够通过议事协商机制调整资源配置，而非简单的优胜劣汰。
社会与生态维度的协同依托社区的自我学习机制。月度联席议事会不仅是社区治理平台，也是生态知识传播的制度化场域。外部专家在此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村民则反馈在地实践经验，形成内外协同的知识共创机制。这种社会学习过程提升了社区的生态认知水平，使生态保护从政府要求转化为集体共识，从而降低了生态管护的执行成本。
在L社区案例中，生态改善提升了经济收益，经济收益增强了社区参与，社区参与又保障了生态管护。三者形成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成功体现了空间韧性理论在山地这一特殊空间环境下的在地化重构。无论是生态维度对垂直生态过程的模拟、经济维度对立体产业的叠合，还是社会维度对分散聚居的弹性公共空间的响应，其核心都在于通过精心的空间生产，将山地的高差悬殊、生态敏感、空间碎片化等约束条件创造性转化为建构韧性的独特资产。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鄂西山区L社区田园综合体为实证案例，试图回应“抽象的韧性原则如何通过具体空间规划落地”这一核心问题，通过构建并运用“目标—媒介—机制”整合分析框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空间韧性的本质是通过理解并运用空间生产理论的“三元辩证法”来主动建构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的动态能力，而非系统固有的静态属性。在L社区案例中，生态适应性、经济多样性与社会学习能力，分别通过基于自然资源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NbS）与规则设定、垂直梯度的立体产业布局与利益联结机制、弹性空间与参与式制度等具体的空间生产环节系统生产出来的。这一发现验证了将空间视为韧性建构关键操作媒介的理论预设，推动了韧性研究从静态的“能力描述”向动态的“过程解释”的范式转换，也为以空间韧性为导向的规划转型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第二，空间韧性框架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山地乡村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原本的制约成本如何通过精心的空间生产转化为价值资本。传统规划视野中，山地的高差悬殊被视为规模化障碍、生态敏感被当做开发禁区、空间碎片化被看作效率损失，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山地乡村发展所谓的“阻碍”。而L社区的实践表明，通过立体产业布局，可将山地高差转变为多样化的生计空间；通过基于自然资源的解决方案，可将生态敏感区转化为具备景观增值与风险调节双重功能的空间；通过弹性公共空间配置，可将碎片化用地转变为具有社会交往与应急避险的复合网络空间。上述转变证明，将山地乡村发展的“阻碍”转化为“价值”的关键不在于一味的“推平”，而在于重新定义约束的概念，通过审慎的空间设计与治理，将山地固有特征重新配置为能动资产。这启示广大的山地乡村建设，与其盲目模仿平原地区的规模化开发模式，不如立足自身条件，在垂直梯度、生态过程、社会网络上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第三，空间韧性的生产需要多层级政府的政策拆解与主体协同，以及“自上而下”规划势能与“自下而上”社区动能的有效对接。从机制层的运作来看，这一过程正是空间生产机制与韧性响应机制持续互动的制度条件。L社区的转型始于国家关于田园综合体的宏观政策导向，经由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工具配套与资源匹配，最终在乡镇和社区层面与驻村规划师、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等主体的地方性知识相遇，在规划博弈、市场波动与社区冲突中完成防御承受、抵抗吸收与学习重组的韧性响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同类山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提出几点具体建议。在生态维度，规划者需摒弃“以刚克柔”的惯性工程思维，转而识别并顺应山地的垂直生态过程。让农业生产、生态保育、灾害防治与景观游憩在同一空间内相互增益，使生态本底由此从“约束条件”转化为“韧性资产”。在经济维度，产业振兴的路径不在于平面规模的扩张，而在于价值链的立体叠合，规划者应充分利用山地的高差特征，推动种植、加工、服务在垂直梯度上分层布局，形成“一亩地、多重产业、多样收益”的冗余结构，经济产业系统由此获得应对不确定性的弹性。在社会维度，社区活力的修复有赖于治理创新与空间载体的相互配合。应通过参与式规划等方式建立因地制宜、符合社区主体需求的治理制度，以村民议事会、共同缔造工作坊等制度化渠道吸纳村民参与决策，同时依托公共空间（如邻里中心、共享工坊、文化展示馆）提供互动场域，将分散的个体行动转化为集体协作实践，使信任、互惠与社会资本在空间实践中得以累积。
需要承认的是，L社区田园综合体建设仅是鄂西山区的一个案例，不同山地乡村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制度环境上的差异意味着本文所述的模式难以直接复制。未来研究可选取东南沿海丘陵、西南喀斯特山区等不同类型展开比较，以提炼更具类型学意义的韧性建构路径。此外，受研究周期所限，本文对韧性“响应过程”的追踪主要集中在规划实施后的3~4年，对于更长周期内的空间干预的真实效果，尤其是当政策红利消退、外部项目撤出后，社区能否维持自我治理能力仍缺乏足够证据支撑。后续研究可构建涵盖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度的动态监测指标体系，评估空间韧性在应对真实冲击时的长期表现。关于数字技术赋能空间韧性的议题，本文也未能充分展开，智慧农业、数字治理等新兴实践如何与空间生产过程耦合，或可作为未来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彤玥.韧性城市研究新进展[J].国际城市规划,2017(5):15-25.
[2]孙阳,张落成,姚士谋.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8):151-158.
[3]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1991：26.
[4]谢正伟,汤西子,肖顺,等.韧性视角下川西山地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策略——以四川省丹巴县为例[J].规划师,2024(2):98-105.
[5]吴元飞，刘梦颖，田兵伟. 山地乡村社区灾害韧性评价——以凉山州安宁河流域典型代表性乡村为例[J]. 热带地理，2025(4): 704-718.
[6]胡小武.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50-60.
[7]刘启英．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J]．云南社会科学，2019(3)：141-147.
[8]卢贵敏.田园综合体试点:理念、模式与推进思路[J].地方财政研究,2017(7):8-13.
[9]黄亚平,朱雷洲,郑加伟,等.华中地区田园综合体类型谱系及规划策略[J].规划师,2021(2):13-20.
[10]刘冰冰，王志标．田园综合体模式分析及其优化路径——以首批国家级试点为例[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7-23.
[11]刘萌萌,樊金钵.乡村振兴战略下田园综合体农业现代化探讨[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3(10):36-40.
[12]郑秋林．田园综合体开发利益分配问题研究[D]．郑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13]肖仁芳,姚维清,张晓婷.山区田园综合体发展路径与规划建设实践——以广西河池市田园综合体规划建设为例[J].规划师,2022(S1):16-23.
[14]豆书龙,王山,李博.项目制的复合型碎片化:地方治理的困境——基于宋村项目制的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8(1):84-95+157.
[15]吴淼,张津.政策模糊性的地方层级拆解逻辑——对T市乡村振兴推进的实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45-156.
[16]Holling C S．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3，4：1-23.
[17]Berkes F，Folke C．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ocial mechanism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25.
[18]Gunderson L H，Holling C S．Panarchy：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M]．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2.3-47.
[19]Cutter S L，Ash K D，Emrich C T．The geographies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silience[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4，29：65-77.
[20]Wilson G A．Community resilience，transitional corridors and macro-scalar lock-in effects[J]．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2014，24(1)：42-59.
[21]徐圆,张林玲.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J].财贸经济,2019(7):110-126.
[22]李南枢,何荣山.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与路径[J].中国农村观察,2022(2):98-116.
[23]杨亚东,杜娅婷,杜歆仪,等.韧性乡村视角下农业景观布局理论框架[J].风景园林,2024(12):33-39.
[24]Wang W X，Wang Y Z，Wang H H，et al．Rural spatial planning strengthens rural resilience and sustains development in China[J]．Sustainable futures，2025，10：101123.
[25]刘怀玉.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J].求是学刊,2003(5):44-50.
[26]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7-54.
[27]龙花楼,张英男,屠爽爽.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10):1837-1849.
[28]张京祥,姜克芳.解析中国当前乡建热潮背后的资本逻辑[J].现代城市研究,2016(10):2-8.
[29]李郇,彭惠雯,黄耀福.参与式规划: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J].城市规划学刊,2018(1):24-30.
[30]Ahern J．From fail-safe to safe-to-fail：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new urban world[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1，100(4)：341-343.
[31]Beach D，Pedersen R B．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