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的学术之路是无法被复制的。在现代教育、学术体制全面普及且愈发制度化的今天，感叹张先生的学术风貌已成绝响之外，回到对“一个没有受过现代学校教育、主要靠自学成才的大学者是如何在现代学术体制下进行学术研究并产生巨大学术影响力的？”这一问题的讨论，显然更具有活力与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从“坚守中国传统学术表达方式”这一角度提出了尝试性的回答。对于张舜徽先生这一代学人来说，一般受过一定程度的旧式教育，他们在表达方式上具有选择的空间；但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旧学的训练逐渐减少，能够自觉选择且自如运用传统表达方式的可能性随之降低。因此，从“学术表达方式”的视角切入问题，是见微知著的学术史观察，也非常契合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所谓“中国传统学术表达方式”，作者做出如下界定：
从内涵上讲，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表达方式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语言表述形式，通常指其书面语为文言文，字体为繁体字，排版形式为竖排；著述结构采取的是非现代西方的论文形式，非西方教科书式的章节形式。其二，著述体例主要采用的是对各种经典文本或典籍的注解、笔记、札记、评点等传统文本阐释和学术研究的形式……其三，通过校雠学（有人称为目录学）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学术史进行书写和总结。
这些看似是与内容无关的形式问题，但形式本身是有意义的，尤其对于张先生本人而言，他对著述体例、语言表述等方面具有高度自觉意识。前者从他早年的《广校雠略》到晚年的《中国文献学》等书，都可以直接找到一以贯之的论述，在《清人文集别录》中也格外注意从体例角度进行批评；后者则可引张先生不太为人熟知的《中国史论文集》中的一段话予以体现：
集子的末尾，辑录了一些论学短简……当时他们来信是用文言文写的，我为着照顾他们的习惯，也用文言文回答。现在采两三篇编入本集，一概译成语体。
张先生不惮其烦，将附录的论学短简特别加以改译，可见他对选择书面语的表达形式非常重视。
本书作者对张先生全部著作的表达方式予以考察后指出如下特点：1949年以前完成的著作几乎全部采用传统学术表达方式，之后的著作则传统、现代表达参半，其中用现代语体文来写作的主要是“针对教学、现代学科建设或带有一定普及性质的著作”，如《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中华人民通史》等。
作者着重选取了三部校雠学著述为例，探讨张先生如何用传统表达方式来进行学术史总结。首先是能够反映张先生校雠学思想源起的《广校雠略》，该书是他印行的第一部著述，形式上模仿郑樵《通志·二十略》，内容上则继承了郑樵以来、至章学诚发扬光大的“辨章学术，考镜原流”的广义校雠的传统，因而全书先总述校雠学名义封域及著述体例等核心问题，尔后讲论诸多分支问题，最终以汉唐宋清学术史论结束。《汉书艺文志通释》则是对最早的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所作疏通阐释，它的特点是依循经典原文加以发挥，从具体的图书著录条目延展出相关的学术史信息。《清人文集别录》是对六百家清人文集所作提要的汇集，丰富、完整地展现了有清一代的学术样貌，它的特点在与梁启超、钱穆各自按章节体形式所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比较中得以突显。这三部体例各异的名著共同展现了传统校雠学著述方式所具有的生命力。作者由此追问两个问题：
其一，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学术研究成果的形成方式，换成张先生的提法而形成的问题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形成是“文成而有题，还是先有题再成文”？……其二，启发我们思考“以中释中”经验的方法论意义，以克服盲目的“以西释中”的牵强附会。
这两个问题显然是有为而发，本质上是以张舜徽先生为参照、对当代学术如何推陈出新做出的思考，指引了重新发现张舜徽学术之当代意义的研究方向。
“文成而后有题，还是先有题再成文”的实质是在讨论“问题意识”的有无。张舜徽先生强调古人不得已而后著述，即古人在社会生活中发现不得不予以记录的大问题才著于竹帛，对于后世的人而言，则同样应在发现真正问题之后从事著述；而实际情况却是后世著作日繁，出现了为著书而著书，以至不惜模拟他人来进行写作的情况，因而张先生特别批判作为“以著书为弋名”之祖的扬雄。更容易令今日学人理解张先生用意的是对俞樾的批判：
乾嘉诸儒治学，以精博之记诵，为缜密之研思，深造自得，精义日多，无意著书而书自成。道、咸以下，规效乾、嘉最切，而著书最多者，无逾俞樾。樾尝自道治经以高邮王氏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人假借，所撰《群经》《诸子平议》，实附王氏《述闻》《杂志》之后。（见《春在堂全书录要》）今读其书，其不逮高邮者，不特考订深浅不同已耳。高邮之学，根柢深厚，初未尝有意著书，穷老尽气，穿穴群经诸子，实有所悟，晚乃录出新解，成斯二编，此所谓学问已成而后著书。俞氏自少时即以著书二字横于心中，刻刻以模拟王氏为念，贪多骛博，考核渐疏，此所谓为著书而后读书者，其不相及固也。
“俞樾现象”在当今学术生态的呈现，是当治学尚未有心得、眼界还不足以开拓宏大论题时，却因种种现实需要而不得不选题申报、命题作文，难免借鉴他人研究范式、如法炮制相似论题。当其自身功力欠缺而无法完成预期规划时，则不免敷衍了事、草草收场；即便较好地完成，也毕竟不是深造自得的选题，长此以往，终其一生则难免随人后尘，只是在成果数量上有所积累，而无法真正创造“新知”。
这或许是当代学人无法摆脱的基本困境，但对于“真读书人”来说应该有意识地不断突破，就像张先生对俞樾的批评显然不是以针对二、三流学者而发。通过对张先生《广校雠略》《清人文集别录》为代表的校雠学、清学史著述形成的考察，确实可以比较好地反映出一位出色的现代学者如何读书选题并用合适的表达方式发表成果。现以张先生清学史研究过程为例，对此略作说明。
从张先生晚年自述可知，他在校读“二十四史”之后通览《清史稿》一过，有改修《清史》的想法，他的《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等书一开始都是为这一计划读书而衍生出的产品。根据《壮议轩日记》，至迟在1942年，张舜徽先生已明确有志于系统研究清代学术，此前他的兴趣点着重在小学与经学，由此深入接触到了清人学术研究成果，因而此时他自信“于清儒流别，颇能究其归趣”。直接促使他动意重写清学史的契机，是不满于梁启超、钱穆两家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书但叙清初大儒，而未及乾嘉以后。钱书晚出，较翔实矣，而漏略亦甚……自余观之，可补者实多。”他便要自创新例，来撰写新的清学史：
余以为今日考论往代之学术，莫如撰《通义》，体制与学术殊，而涵蓄浩博，广大过之。欲立经世、立身、治学诸大纲，又各系之细目。一代学术，即内之治学门中，由异以占其同，由分以求其通，庶几以简驭繁，不虞失漏。余当定其义例，以从事焉。
将经世、立身也纳入《通义》之中，与张先生学以致用的思想密切相关。这一构想十分宏大，在几个月后发现难以操作，于是先将搜辑的清儒论学之文百数十篇加以誊录编订为《清儒识大编》，作为《通义》撰写的长编：
余年来搜辑清儒论学之文，分令及门手录者积百数十篇，今日付书肆分装成三厚册，命之曰《清儒识大编》。此后犹当博求而周采之，以充斯篇帙也。自去秋发愿欲撰《清儒通义》，自惧才力不足以任此，姑先为长编，以俟异日写定可也。凡吾所录《清儒粹语》及此《识大编》，皆《通义》之底本。此外犹思纂《清儒著述叙录》，以甄录有清一代之书，苟能成此三种，以当长编，庶几《通义》可涉笔矣。兹事体大，当黾勉图之也。
《清儒通义》长编的三种之一《清儒著述叙录》后来演变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清儒识大编》《清儒粹语》在张先生生前并未出版，从后人整理的《霜红轩杂著》中可知，张先生去世当年已着手对这两种著作进行整理，可惜猝然离世而未完成。《霜红轩杂著》中收录的《清儒论学语录》是张先生重新整理《清儒粹语》写定的部分，而根据《〈清儒论学文选〉原稿本题辞》可知，所谓“原稿本”即日记所载的《清儒识大编》。
此外，张先生在阅读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之后，曾对“传述文学”体例有所构想：“必遍读诸家集，提取其精要以表出之，方足以副‘古文述传’之目。”并且提到自己曾有志撰写《清代学术述传》，“借以考镜三百年间学术迁革得失”，但最终只完成了章学诚、翁方纲以及姚鼐三人述传，合并为《乾嘉三通儒传》刊于《积石丛稿》。张先生1950年代写作的《顾亭林学记》及晚年完成的《清儒学记》，都可视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学术评传的变体。
由此可见，张先生早年便树立了宏大的清学研究与著述构想，他的研究构想是读书治学过程中自然生发的，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但是在准确把握时代学术需求的同时，跟随自己的“问题意识”来读书、写作，开出了与梁启超、钱穆等人不一样的清学研究路径与表达方式。张先生为此付出艰辛努力，并不急于求成，善于合理选择不同形式来不断推出成果，这对于今人来说或许不无砥砺作用与借鉴意义。
如果说上述讨论仍停留在研究成果形成方式等外在层面，那么关注“以中释中”经验的方法论意义，则是从更宏观的学理角度追问中国学术自主性以及中西学术如何会通的问题。
随着世界学术交流的日益深入，人们愈发认识到，盲目且肤浅地照搬西方话语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更谈不上实质性的比较与对话。我们无需讳言张舜徽先生对西方学术并不了解，尽管他也曾学习时兴理论来撰写《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这样的著作，但显然他自己并不满意。他坚守的仍是“以中释中”的话语方式。或许可以如此解读：宁愿在自己的园地中深耕细作得出切实的成果，也胜过远眺邻人的果树望梅止渴。张先生对先秦“道论”基于文献学的研究，以及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判，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张先生从不反对学习西方，并且深切知道今人要学习的领域很广，正因如此他才格外注重从“旧学”里挖掘、开辟“新知”以服务于当下。具体表现就是在治学过程中时刻注重“求通”“识大”：
余于古今学术粗涉其藩，以为当今人事纷繁，万端待理。学者不必复为昔人之专精，宜自蹊径以达于康衢，宜自专门以趋于通核，庶可以一持万，省后来无数精力。故在今日而欲有所论纂，惟融会贯通之足尚，无庸破裂支离为也。
又如，张先生对于经学研究已不如老辈学者专精，他便强调要“能识其大”：
余尝闻先辈道皮鹿门先生讲授群经不复持本，讲经文毕则举注，注竟则举疏，皆背诵如流，无一字跳脱。今之高谈经学者能之乎？我未之见也。夫不能为昔人之专精，苟能识其大者，犹不失为通人。
这对于今人的启示是，当一门学问已经日趋式微但又不可否认其中蕴含精义之时，要能够在前人基础上善于从大的方面获取能量，绝不能故步自封、因小失大。
从学术史发展来看，对古典学术旧领域进行系统总结与理论提升，正是民国学人生清儒之后被赋予的时代使命。黄季刚先生1930年前后对此把握已非常明晰，正如其所言：“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黄氏就文字学予以阐论：“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又曰：“凡治小学，必具常识；欲得常识，必经专门之研究始可得之。故由专门而得之常识，其识也精……盖专门之小学，持之若网在纲，挥之若臂使指。”这一论述正可作为参照，来理解张舜徽先生为何不断强调“执简驭繁”“由博返约”。
张先生特别表彰扬州之学，也正是因为扬州之学注重会通，呈现出与乾嘉考据学主流不同的风貌：
余尝考论乾、嘉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
这段话本身也是张先生最为学界熟知的论断，究其原因，也正在于他能够从各派浩繁的著述中提炼出各自最核心的特征，并且善于用极为简约的“一字评”来描述。这就让人想起《四库全书总目》开篇经部总叙的话语方式，对汉以后两千年经学发展归纳为“六变”，并依次用一个字指出每一期的弊病：“及其弊也拘”“及其弊也杂”“及其弊也悍”“及其弊也党”“及其弊也肆”“及其弊也琐”。如果说当代学术论文所需要的关键词、节标题等规范是出于便于快速提炼、获取知识信息的目的，那么中国学术传统中原有的“一字评”同样是对复杂事理的高度概括，具有特别的学术史以及知识史意义。
陈垣曾做出比喻，乾嘉诸老的一条笔记，今人经过扩充就能成为一篇论文，“譬诸炼奶，一匙可冲水一大碗也”。这种将清人成果经过现代学术规范加工后产生的论文，显然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新知”。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申发与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新，这一点在近代学人汲取扬州学派的经验上就显得尤为突出。
以张舜徽先生对古代文献分类的建构为例，他是在焦循《雕菰集·述难篇》的启发下创立了著作、编述、钞纂的三分方式，突破了前人以书籍内容分类的局限而从书籍形成过程予以区分，这样便可以对古今著述高下有了基本的判别标准，实乃拓宽“辨章学术”方法的一大贡献。再比如，焦循在《易馀籥录》卷十五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胡小石先生“因所学专业的关系，信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而首先在中国文学史的讲授中引入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学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这充分说明，学术并无古今中西之分，关键在于能否辨别“旧学”或曰“中学”所蕴含的具有精义的内核，使其在现代学术中结出应有的果实。张舜徽先生不断强调的传统校雠学的“辨章学术，考镜原流”之当代意义，或许正在于斯。
本书的诞生，也应该唤起更多的读者来思考这一问题。
〔作者陈天澍，1995年生，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选自陈天澍：“国学大师”的当代意义——读张三夕教授《岁月映照大师的光辉：张舜徽先生学述》，《南方学刊》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