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苗疆、黎境与“番界”是三种不同的边疆形态，三者之间互为借鉴、形塑和理解。在边地实行封禁，区隔少数族群与汉民，借以防范民族冲突以及保护非汉族群的生存环境，乃是明清时期边疆统治政策的常态。四裔之地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内部边疆”，又因其所处多为各省交界或偏远区域的山地，进而形塑了边疆地区民族地理样貌的多样性。苗疆边墙、琼岛黎境受制于自然的地貌特征与政治传统，于外观形态上各有不同，台湾“番界”也概莫能外。若将台湾置于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视阈下，苗疆、黎境和“番界”政策的推行均是清朝边疆治理的一环，彼此之间呈现出的文化样态与官方政策互为表里。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番界’与清代台湾政区地理研究”(22CZS0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满(1990— )，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副主任、台湾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史、边疆史。

关键词：清代台湾/ 边疆治理/ 边疆一体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研究》(京)2025年第秋之卷期 第118-132页

1874年日本以保护琉球属民名义出兵侵台，声言台湾“番界”为无主之地。在中日外交往来交涉中，官方于台湾“番界”的政治定位已有清晰的表述，也是对台湾纳入版图后清朝治理路径的整体性总结。①闽浙总督李鹤年在照会中把台湾“社番”类比为“粤、楚、云、贵边界猺、獞、苗、黎之属”，“皆古所谓我中国荒服羁縻之地也”，所谓“文教或有未通，政令偶有未及”，意即“化外之地”，同时援引《万国公法》予以佐证。“粤、楚、云、贵”与“猺、獞、苗、黎”的表述说明官方将台湾视同边疆，“社番”与边疆之民无异。是以，清朝台湾的“番界”文化、政治属性需将其置于苗疆、黎境的比较视野中，从边疆治理、地理环境、制度互鉴等角度予以理解，局限于“地方的视角”或以近现代西方的国家治理观念“以今非古”都是不合时宜的。学界关于苗疆、黎境的研究成果斐然，②但鲜有将三者归并考察的尝试，故而难以窥见清朝边疆治理的全貌。

一 “内部边疆”视域下的苗疆、黎境与“番界”

“内地的边缘”用以概括地处国家疆域内部，但尚未真正进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也可称之为“内在的边陲”。相对于国家体系在空间上的向外扩张，王朝国家在内地边缘的政治权力扩展，具有向内充实的特征。③在政治体系中，“内地的边缘”或说“隙地”、“内部边疆”就是政治权力所不及的“化外”。中华帝国的疆域内一直存在着并未真正纳入王朝控制体系或官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如郡县交界之地、边地族群的蛮荒之处。④中国的边疆主要以民族或族裔的属性予以界定，⑤边地族群与王朝国家之间的往来互动向来是区域研究的主要思想进路。“内地的边缘”包含内地、边缘两个视角，两相比照之下，更凸显各自的特性所在。整体而论，边缘呈现出逐渐被内地规制、统一化的倾向，所谓的隙地空间也愈来愈小。内地以政区为主要治理模式，在边疆政区的边缘却是不断将边缘纳入政区或“不易其俗”维持其既有社会架构，两种状态兼而有之。

明清湘黔苗疆的边墙是国家理苗的重要治策，意在区隔苗、汉，以求“分而治之”。边墙的修建与废置反映了明清时期国家经略边疆的思想实践，也是地方社会变迁、中央与地方互动的历史见证，向为区域史、民族史、乃至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成果纷呈。相对而言，乏少以边疆视角关注国家在西南边疆治理上与台湾社番、海南黎族之间的共性问题，苗疆与黎境实则是理解台湾“番界”的他山之石，借助已有的丰厚的研究成果，可以在这一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⑥苗疆边墙始修于明嘉靖末年，后在万历年间重修、天启年间增修，清嘉庆年间复修，前后凡四次。⑦苗疆边墙并非独立的防卫建筑，而是沿着已有的哨、营、所等军事设施兴建，与哨堡互为依托，构成功能完整的防御体系。“捍蔽苗类、保障边圉”是修筑边墙的旨趣所在，苗是指生苗而言，生苗与熟苗相对而称，有地理远近、政治向附与否、文化程度等几重意涵。生、熟也成为中央区分边地少数族群的通行惯例，如台湾生番、熟番，海南的生黎、熟黎等等。生苗之地，即“苗疆”，⑧元明时代主要位于武陵五溪地区和贵州都匀以东。⑨明《黔记》载，“近省界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有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之生苗”。⑩以边墙界分生熟，是国家维系地方秩序的目标所在，也是对既有边地汉、苗之间生活空间的承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凌纯声、芮逸夫经实地勘察后认为苗疆边墙，“并非有意依地形而筑，是因汉人的移殖苗疆，先占有东南部的溪河下游区，苗人退居腊耳台地，凭险以守三百余年。之前，汉苗两族已依地形而分布。当时的边墙，虽为汉苗的界线，而同时亦即为两自然区域的区分”。(11)这种认知，到清朝已经成型，“边墙以外者为生苗，边墙内间有余民村相错居住，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与内地民人无异，则熟苗也。”(12)

海南与台湾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皆为海岛，黎、“番”同为百越族支系，二者孕育出了近似的文化习俗。职是之故，官方将黎、“番”视若同种，在治理政策上也相互参引。海南黎族亦分生、熟二类，所不同者，在民族融合、迁徙过程中，从沿海到内地逐渐形成了汉族、熟黎、生黎同心圆式的族群地理分布特征，台湾山脉的南北横贯走向、汉人整体自西向东的移垦模式，“番界”以东西形态呈现。(13)学界对琼地黎族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已蔚为大观，涵盖对黎族族源的考察、国家治理、历史分布、民族认同等诸多领域，(14)也有学者关注到琼、台之间近似的族群与历史特征，展开了初步的探讨。(15)黎族是南方百越族的一支，黎族的称谓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如“雕题”“儋耳”“骆越”“俚”“僚”等不一而足，至唐代正式开始出现“黎”的专称。(16)黎族名称的固定化，并进一步细分生、熟，显示出黎族与官方、汉民的关系和往来的日趋密切。生、熟是依官方的视角进行的分类。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有，“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17)更确切的说，熟黎归化既久，饮食衣着与民人同，唯束发于头顶，户口编入图甲，纳粮供赋，生黎则裸体兽性，穴居鲜食，与民隔绝。是以，距政区地理距离的远近、供赋役与否以及生活习性三方面成为判断黎族生、熟的标准，并一直延续至清末。生、熟而外，尚有“生熟各半黎”。“生熟各半黎”或称“半生半熟黎”主要分布在崖州，杂处生熟黎中，“平时耕田纳赋，与熟黎同”，意即“可生可熟之黎也，治则熟黎，乱则为生黎”，(18)与台湾的“归化生番”极为相似。(19)熟黎有自生黎归化而来者，也有从黎俗的汉民。雍正七年(1729)，恭逢万寿圣节，总督郝玉麟奏称陵水县有数百生黎焚香叩首，遥祝万岁，次年有两千九百六十四人输诚向化，成为熟黎。(20)对于向化的生黎群体，清朝多例行优待，允其照例编入保甲，减免丁银(按：原应纳二分二里，减去一分二里，只收一分)。(21)由汉民而成熟黎者，“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22)“亦有本省诸郡人，利其土，乐其俗，而为黎者”。(23)虽然由生黎化为熟黎是大势所趋，但也有在起兵抗官后由熟黎化为“生黎”的情况，如道光九年(1829)，村中“黎匪”作乱，至今顽梗，不纳丁粮，遂为“生黎”。

二 图绘边疆：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空间表达

西方将康熙《皇舆全览图》视为清朝的统治疆域。是图中，台湾后山部分在标注“大山番界”后作留白处理，进而生发“番界”不为清朝辖属的认知，晚至中法战争时仍余波未消。康熙《皇舆全览图》是在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的主导下采用西方测绘技术完成，故此在西方广为流布。成图时，除台湾后山“番界”外，新疆、西藏部分以及贵州、广西的“生苗区”均未能全部予以测绘，多有留白。唯有比较、分析舆图中各处空白缘由及其历时性变化，才能真正阐释“番界”空间从缺的空间意象和政治意涵。康熙《皇舆全览图》是实测经纬地图，不能亲至之处或参考文献资料补充或留白，这是造成舆图不完整的缘由之一。就台湾而论，彼时台湾开发的历史概况及汉番相处状况所限，后山难以进入实行测绘，图籍资料于后山也多未载录。(24)另则，测绘人员本身持有的领土、边界，以“先入为主”的姿态遮蔽了隐藏于地图之后的，与中国传统疆域、版图观念之间存在偏差，同样的表达和认知也在苗疆、黎境中重现。中西方之间知识传递的延滞，使得旧有的舆图信息未能及时更新，以致造成理解的时空错位。回顾台湾测绘的过程原貌，结合番界划定的历史及其变迁，以及社番在清朝政治版图中的序列是明辨“番界”所属的关键。

清朝“不易其俗、不易其宜”的边民羁縻之策是造成“番界”“文教或有未通、政令偶有未逮”根由，以致生发“番界”“不隶版图”的错觉。“番界”的地理范围并非一成不变，舆图中的番界因未正式纳入官治，时常留白，不予图绘。至噶玛兰厅设治前，多数官方舆图仅承载中央山脉以西的地理空间，东部虽未入版图，但却不等同于西方观念中的“无主之地”。应在清朝边疆治理、国家秩序建构的视阈中理解番界，台湾番界的性质类同西南苗疆，不仅同为“化外之地”，在地图呈现亦多有“空白”，历经明清两朝的经略方才逐步改土归流、设厅置官。不同之处在于，基于台湾特殊的地理表征和族群特性，虽有选立土司之议，但终未实施，纳入版图的方式也就因而之有别。台湾“番界”所属问题在清初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流布进程中已有显现。作为一幅实测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范围受到传教士们足迹的限制。没有经测绘或因各种原因到达不了的地方，传教士或利用其它资料填补，或采用留空的方式，如贵州等境内的“生苗区”，以及新疆和西藏等地，对此学界已有关注和研究。(25)相对而言，对早在1683年纳入清政府版图的台湾后山的测绘，为何会以“留白”方式处置，尚着墨不多。(26)台湾后山在标注“大山番界”后作留白处理，其缘由一则为彼时台湾开发的历史概况及汉番相处状况所限，后山难以进入实行测绘；二则因为测绘人员本身对于疆域、边界的认知与传统中国边疆概念之间的偏差所致。值得探究的是，该图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中，全图中的台湾后山“空白”部分却被填补完整，而在福建分省舆图中依然保持测绘时的原貌。在没有进行重新测绘的前提下，作此种处理的依据一来是承认、尊重测绘成果的精准度，并予以接受；二来则与作者所处时代流传的中国地理知识关系密切。康熙《皇舆全览图》因其参与人员的特殊属性和国际因素，在欧洲的流布和影响远胜于中国，构成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版图的重要资源。以台湾后山为关注对象，比照其在《康熙全览图》传布过程中的差异变迁，结合欧洲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台湾历史的基础上，厘清台湾测绘过程的原貌，藉此分析其流变的过程及缘由，方能回应近代以来有关台湾后山的主权争议。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与台湾“番界”相似，以留白处置的尚有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三处注记“生苗界”的地域。与台湾番界不同的是，苗疆在雍正年间经“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正式设官置厅，“生苗界”的地理信息随即绘入全国舆图中。借取西南民族治理经验，在台湾番社选立土司，曾是清朝官方治理台湾的选项，只是碍于番社族群的特性未予施行。苗疆地处西南省区的交界地带，由“化外”而入“版图”事属必然，台湾番界东向外洋，中隔群山与政区相接，不但阻碍了番界与前山的交流，也致使官方在番界政策下裹步不前，因循守旧。即便如此，在官方视阈中，番界与苗疆同属边疆“化外之地”，区别仅在于纳入版图的方式各有不同、时间早晚有差。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三处“生苗界”分别是贵州的南部、东南部和广西的东北部。在分省舆图《贵州全图》《广西全图》中，三处分别示以空白，并特别注记“生苗地”。(27)生苗与熟苗相对而称，“近省界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有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之生苗”。(28)生苗居处之地则为“生苗地”，也称“生界”，“去州县堡寨远，不服王化者，名生界”。(29)生苗地内既无流官，也无土司，是国家政权所不及的“化外之地”。依《贵州全图》《广西全图》显示，生苗地位于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虽然缺失人文景观、自然地貌等信息，但其地理位置和空间范围是明确的，是王朝国家的“内在边疆”。台湾四面临海、不与其他政区临接的地理环境，致使番界在划定后，其空间形态不似生苗地般能够被周边已知地域界定出来，不能形成闭合的地理单元，这是番界形态不同于生苗地的特征所在。不过，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番界只代表是次测绘的结果，不是清朝官方，同样也不是西方世界对台湾认知的全貌。在中国传统的边疆治理路径中，生苗地与番界的“空白”存在与消失自有其内在脉络。

生苗地在舆图中空白的填补较番界早得多，这与雍正初年改土归流政策的推展密切相关。自雍正四年(1726)始，云贵总督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由清朝中央选派流管直接管理绍顺民族地区事务，涉及滇、黔、桂、蜀、湘、鄂等六省数个民族聚居区。改土归流政策强化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这一进程在舆图中的表现是原属空白的“生苗”地被纳入临近政区之中。雍正朝除有堪比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巨幅测绘舆图《雍正十排图》外，(30)另有反映内地十五省政区变迁的小型地图。(31)在雍正五年(1727)《十五省舆图》中明确标示出贵州、广西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已存在的三处“生苗”图块，次年绘制的《十五省舆图》中，贵州省西南部的“生苗”地纳入安顺府版图，广西省北部的“生苗”地纳入桂林府版图，仅剩贵州省南部一处“生苗”地。时隔仅一年，两处“生苗”地的已从版图中消融“不见”，成为近邻政区的一部分，动态地呈现了中央统合西南边疆，将其纳入国家秩序的历史进程，也说明清朝的疆域尚在发展变化中，包括早已纳入版图，但地处政区交界的“隙地”。台湾番界的性质与此大同小异。

如上所述，西方正式出版康熙《皇舆全览图》始于1735年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华帝国全志》收录的地图信息停滞在舆图完成的1717年，是以未能更新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之后“生苗”地纳入政区的变化。《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广西与贵州分省舆图中，生苗地处标注“SENG-MIAO-SE Peuple non soumis”“Peuple-Saurage”等字样，意为“生苗，不服从的人”“野蛮人”，《中华帝国总图》中则限于空间关系，仅标注“Seng miao se”，同时以虚线单独圈画出来，表示其与周边政区的差别。海南的生黎也以同样的方式标识，台湾的番界却与此不同，大抵是未能确定番界地理轮廓的缘由。

清朝后续两次实测地图，即《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或称《乾隆内府舆图》)，相较于康熙《皇舆全览图》，三幅图虽然相隔时间未久，但在台湾地图的绘制上，就已开发的“大山番界”以西而言，已经呈现出在行政规划上的变迁。如在1723年设立的彰化县在图上得以标示出来。一处细微却关键性的变动是将此前康熙《皇舆全览图》中标注“大山番界”处的文字改为“台湾”，而在《乾隆十三排图》中已不再题写文字。(32)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一则体现了台湾开发的动态历史进程，“大山番界”不再固定不变；二则也反映了随着拓殖的逐步深入，对后山番界认知的增加，这展现在两图中不断增加的原属“大山番界”内的地理名汇中。

《乾隆十三排图》是《皇舆全览图》系列的最后一次经纬实测，嘉庆年间新置的噶玛兰厅未能在舆图中得以反映，因中西“礼仪之争”的关系后续的测绘成果也未能及时向西方传递。西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和测绘者的主观认知形成的领土观念一直以来并不为中国人所知，皇帝与有幸观览《皇舆全览图》的少数臣工仅止于赞赏舆图绘制的精准与国家疆域的浩瀚。(33)若将视野拓宽至《皇舆全览图》以外的系列舆图，可以发现噶玛兰厅的设治已然改变了以往只绘制台湾西部情形的历史，东部亦不局限于东北噶玛兰一隅，而是将番界已知地理全部呈现。成图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制图者为董方立、李兆洛，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为底本，参照乾隆以来至道光二年(1822)的州县变更、水道迁移编绘而成，旨在弥补“皇朝康熙、乾隆两朝，内府舆图外间流布绝少”之憾。图中有五处标有“生番”字样，因为噶玛兰厅与番界绘制的缘故，番界不再空白，而有了明确的空间范围，一如广西、贵州境内的“生苗”。在《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中，台湾番界的地理信息在比例、相对位置上难称准确，大体是依据文献记载绘制，而不是实测的结果，即便如此还是表现出了台湾岛的整体轮廓，以及噶玛兰厅除外东部沿岸港口，如加礼远港、苏澳、奇莱港、绣坡兰港(即秀姑峦港)，奠定了番界实测前台湾地理的基本图式。在1870年代绘制的《南洋分图》《南北洋分图》中，虽然采用的是传统“计里画方”的绘制方式，但有因袭经纬图的痕迹，台湾部分明显延续了《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中的形态，并增加了小琉球与龟山岛的图文信息。稍晚于其后绘制的《皇朝直省舆地全图》中的台湾形貌也大抵如此。

清朝在海南的建置循明制，环岛设十三州县。“琼郡孤悬海外，五指山居其中，生黎环之，其外熟黎环之，又其外十三州县环之”。(34)黎族环五指山而居的形态是随着汉民的迁居逐渐形成的，也是民族交融、地理环境与官方力量介入后共同形塑的结果。起初，汉族移民人口以北部居多，形成“汉在北，黎在南”分布格局，到宋代时黎族已形成环居黎母山而居的趋势，(35)“黎，海南四郡坞土蛮也。岛直雷州，由徐闻渡半日至，岛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36)明清时期，这一族群分布特征更趋强化。其次，海南岛地形“中间高，四周低”，汉族移民多聚集沿海平原耕垦，黎族日益迁往内山地带。另外，历代官方也在承认汉、黎之间的民族空间分布的基础上，以“治汉防黎”为目的进行政区规划，也使既有的“汉在外围，黎在腹地”的格局得以固化和定型。

熟黎、生黎与汉民之间在文化、政治以及空间意义上的界分，于舆图上有清晰的视觉化呈现。一类舆图以标识琼州府州县政区(或营汛)的形式凸显黎境的相对所在，内部或示以山脉、或注以诸黎称谓，借以区分州县辖地与黎境，如上述琼黎风俗图册中所附舆图以及各府志中的地图；另一类舆图在以上舆图的基础上，多以虚线描刻汉地、熟黎与生黎彼此之间或汉地与黎境两者之间的地理疆界，两类舆图之间有承继和互动关系。作为清朝首幅经纬实测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首度以虚线在琼岛中央，沿着熟黎外围边界描刻出了一块黎族生活区域。康熙《皇舆全览图》传递回西方后，附录在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中华帝国全志》中出版。与国内版本相比，法文版舆图中仅注明琼州府三州十县的行政区划和黎母山，对港口、内陆驿递、营汛以及自然地物(山脉、河流、湖泊等)等均予以减省。

传统舆图中对黎族生存地域非片状，而是呈点状，多采用“生黎”“生岐”“黎峒”等文字结合周边山峦的形式。目前所见，最早的琼州舆图是明朝嘉靖年间姚虞著《岭海舆图》中所附的《琼州府舆地图》。(37)由图可见，生黎或生岐字样大注记在琼岛中间的高山或山间平地，凸显生黎居处的地理环境特征和空间地域分布，其中生黎7处、生岐5处。另有一类直接标明生黎或岐的具体名称，而不是代之以生黎或岐峒泛称。万历年间临高、琼山、定安、儋崖黎人数度叛乱，(38)琼州兵备副使林如楚作《岛黎岐峝图》，筹划平黎之策。依林如楚所记，黎分生、熟、岐三类，各州邑距离黎境远近不一，近者仅二三十里、远者达二百里，治黎当先恃兵威、继以开路、续加招抚三者相互配合，最终设州立县，纳入版图，否则难免重蹈以往朝降暮叛旧辙。随着镇压平叛的进行，招抚、安置向化黎众再所难免，也造成黎境空间的变迁，如草聘、喃春、磨菜、草提、合唠等已归附纳粮，而南恺、南唠、磨革等依旧负固。在《岛黎岐峝图》中，仅有数个生黎、岐标识出来，分布在黎母山、大五指山、小七指山的山间地带。

《琼州府舆地图》与《岛黎岐峝图》大致代表了康熙《皇舆全览图》测绘前的展现黎境的一般模式，后者并未彻底取代前者，之后二者仍并行不悖。不独在国内传统舆图中以点状标识指代黎族生存空间，较长一段时期内，在西方绘制的琼岛地图中，也对此予以借用。明末至明清鼎革之际，分别由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绘制的《中国地图集》(Atlante della Cina，约1580—1606)《中国新地图集》(Magni Catay Quod olim Serica，et modo Sinarum est Monarchia：Quindecim Regnorum，Octodecim Geographicae Tabulae，约1656年前绘制)中海南部分地理和人文信息的呈现即取法中国传统舆图。罗明坚的地图主要以《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广舆图》为底本绘制，(39)完成后虽不曾付梓，但亦可从其对中文舆图信息的取舍之中管窥绘制者视角下的中国。《中国地图集》除卷首总图外，分省舆图的内容的详略与作者的实地认知及其顺序相关联，从南到北迭次呈现，其中海南居首。海南有草图多幅，显示了罗明坚绘制笔法由生渐熟的演进序列。(40)草稿中正面绘图，注记行政衙署、卫所、矿藏地、山川河流等信息；背面附拉丁文图说，具体阐说地方的人文风俗、自然物产以及地理特征。在罗明坚逐渐成型的海南地图中，未特别标示黎境(包括生黎和熟黎)，而《大明官制》以及《广舆图》中皆有两处标有“生黎”，显然罗明坚对此做了删减，同时也将早期图中的山脉图像删略，仅剩州县和卫所图示。文字说明部分，罗明坚对黎族有简要的提及，“据传，住民多不归顺中国国王，但与岛外人民和平相处，相互通商”。(41)

罗明坚的地图虽未正式出版，但无疑也曾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流传。1656年，法国著名地图学家桑松(Nicolas Sanson，1600—1667)出版《中华帝国图》(La Chine royaume)，此图原是意大利画家马修·尼旺利(Matteo Neroni)依据罗明坚带回的中文图籍绘制，图幅精美，曾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个人藏品，桑松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复刻。桑松认为相比于同时代与中国相关的地理作品，罗明坚的作品除了一些投影方面的不足外，最为可靠。(42)对比1652年桑松绘制的《中华帝国图》，能更明显地反映出罗明坚等人向西方传递最新地图资讯的意义所在。1652年版的《中华帝国图》不唯对中国地理形态的表现多有错漏，对周边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等的刻画亦不理想，而这些在1656年版的《中华帝国图》中有肉眼可见的提升。当然，因是全图的缘故，对海南一域的细节表现不足，但还是增加了为罗明坚所删减的山脉意象，凸显出海南的地理特征。

《中国新地图集》中包括一幅单独的海南地图，对卜弥格而言，海南对他确有特殊的意义。这既与卜弥格在海南的传教经历有关，也意在凸显在海南附近出现的“神迹”。1644年卜弥格在澳门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结束在耶稣会学校的教书工作后，1647前往海南岛，在那里的耶稣会传教团工作长达一年(1月至11月期间)。卜弥格绘制的《海南》(Haynan)地图上有两处标有代表耶稣会的“IHS”字样，一处位于琼州府，另一处位于稍偏南的定安县，卜弥格即是在定安传教团任职。定安县素有黎患，如万历、康熙、乾隆乃至道光朝《琼州府志》均载定安之南有黎患，“定安黎。南日南间峒，去县三百里。地夷旷，民乐居之，见充里甲。惟光螺，在县西南四百里；思河在县东南三百里，原系黎峒出没之冲，时为民患”。(43)如上述，为防御黎乱，康熙朝曾于定安县置太平营，雍正朝将定安青宁司巡检移驻太平。卜弥格身处其地，耳闻目睹，自是有所了解，而在此期间，卜弥格对岛上的动植物有细致而微的观察，这也决定了他需要深入自然界乃至荒野中实地探察，搜寻的材料便成为其后撰写《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1656)的资料来源。基于此，在《海南》地图上绘有芙蓉、芦荻两种植物、金矿蕴藏地以及两种螃蟹的图像。

《海南》地图中的琼岛部分，左边大字题写“海南，州府一、州三、县十、卫一、所六”，图上标注政区而外，另以中国传统形象画法绘制了山脉与河流。与罗明坚地图的不同之处在于，卜弥格明确注记生黎、生黎峒的所在，与《广舆图》中的分布大体一致，亦呈点状而非圈画特定的区域。遗憾的是，卜弥格对各省详细的说明性文字已散佚，(44)其中应包含对黎族风俗的细节描写。相比于介绍黎族的景况，作为南明使臣的卜弥格似乎更愿意彰显基督教在中国传布、并广为接受的盛况，以借此获得教宗对南明朝廷的支援。(45)在《海南》图上，最为醒目的是位于图幅下端右侧的两只螃蟹，剖陈卜弥格的文字记录可知，螃蟹的出现更像是耶稣“神迹”的一部分，暗示南明王朝得天庇佑，而非出于单纯的博物学情结上的观察。

《中华帝国全志》中关于琼州黎境的理解为：“除了中间的一块名为黎母山或七指山的独立地域，海南岛绝大部分臣服于中国皇帝。住在黎母山中的黎人是自由的，他们从未被征服，也从未承认过政府官员的权威，但也不得不将平原地带的土地让与中国人，自己则迁往中部山区以躲避汉人的欺凌。”从其文字描述可见，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熟黎界线不只是单纯地画出黎族活动的地理范围，同时也将测绘者对于黎族空间的文化、政治属性的认知附加其上。所谓黎境是“独立的”区域、黎族是“自由的”观点，大抵是基于测绘的传教士依据本身的知识背景与直接观察结合的产物，不能将其与中国传统边疆治理话语下的“化外之地”“不隶版图”等量齐观。以西方先进技术弥补传统舆图的缺漏是康熙皇帝主持测绘的初衷，至于测绘人员对边疆及其民族政治属性的主观性理解既不准确，也未能反映其后历史的变迁，但却造成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疆域的长期性误读。(46)厘划熟黎界址的形式在后续《皇舆全览图》系列的舆图中得以存续，甚至进一步勾勒出了生黎界域。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体，采用“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绘制而成的实测地图。(47)就测绘方法而言，无疑是客观、科学、先进的，但在测绘过程中掺入了测绘人员对领土、疆界的主观认知，这种认知既体现了东西方之间文化冲突与差异，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不断发酵，并进而引发了近代以来有关台湾后山所属权的系列争议与事端。在标示台湾岛属于中国部分的地图中，大致以中央山脉为界，实非偶然。一则由于1683年台湾纳入清版图后，清政府对台湾的开发并不积极；二则台湾后山的自然地理及特殊的人文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清对于台湾的开发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活动迥然相异，是一种内部的动态开发，如广西、贵州的“生苗”地和海南黎境，而不同于西方式的领土殖民或疆域扩张行径。“土牛沟”亦在“牡丹社事件”后“开山抚番”的进程中废置。地图不仅是指引方向、获取知识的实用工具，更是认知观念的直接体现。在梳理冯秉正等测绘台湾的具体历史进程，厘清其在绘制地图中所植入的有关领土、疆界的观念后，结合台湾历史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才能理解台湾后山留白的真实原因所在，并就此作出回应。

三 边疆一体：整体治理格局下的制度互鉴

清承明制，在边疆治理上，逐渐形成了边疆一体、制度互鉴格局。其背后的逻辑是，台湾的“番”与内地的苗、畲、黎均为边地“化外之民”，都要经历由生而熟，最终涵化为国家编户齐民的过程。相对于其他内地边民，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的时间较晚，具备“移借”内地边疆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即便如此，台湾的治理也会因其族群特性、地理环境等缘由对内地的制度加以调适，或直接取用，或参酌改进，甚或因表里相抵触而弃置。同样，随着台湾归入版图日久，其治理经验也伴随着官员的转迁为其他边疆地区所采借。虽同为边地之民，但又在制度层面的灵活性处置，是清朝边疆族群治理的特性所在，也是观察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窗口。

从土司筹设之议到理番同知、到边疆厅制、再到番屯制，处处体现出清朝于边疆政策、制度上的一脉相承，台湾为边疆的组成部分。(48)不唯只有台湾治理参照内地边疆治理的一面，台湾与内地边疆实际上互为参用，形成了在边海官员选用、铨选方面的“照台湾例”。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西按察使黄性震疏言，“粤西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土司杂处，瘴疠熏蒸，官斯土者，病亡接踵，请敕该督抚就近选择熟悉风土、廉能官员，如三年内果称厥职，照台湾例，即加优升，以示鼓励。”后经康熙允准，“嗣后此四府所属各官，吏部停止铨选，令该督抚于品级相当、见任官员内，拣选通判、知县以上，具疏保题调补杂职等官，止令报部注册，照台湾例，论俸升转。”(49)此后“照台湾例”三年俸满即升的还有云南之元江、普洱、广南、师宗，琼州之崖、感、昌、凌四州、县的正、杂各官，以及沿海兼有棚民州县。(50)随着边疆之地涵化日久，“极边烟瘴之区已转为乐土，即各姓土司，亦莫不感恩畏法，俯首归诚，实与内地无异”，雍正二年(1724)边酌停广西四府三年即升之例。(51)巡察盛京御史亦是援引台湾例而置，是“从边疆到边疆”的另一例证。雍正三年(1725)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奏请“照台湾之例，将满汉御史职名开列具题，恭候皇上钦点一员，差往盛京，稽察五部并将军衙门事件”。(52)综上可见，参照边疆制度治台，“照台湾例”优升内地边海官员逐渐成为清朝官方在边疆治理制度上互为借鉴的常态，相较而言，台湾移借内地边疆制度方面尤多。

琼州的政区因环绕黎境而置，若无官方借助军事力量推行的剿抚活动，自无更变的可能。康熙二十八年(1689)陵水县熟黎的叛乱，以及接续其后的生黎镇压和归化，首度出现了在黎境增置州县的议论。是议未被朝廷允准，仅以新设五营环绕熟黎界，却也为日后移添巡检司奠定了基础。康熙二十八年(1689)至三十一年(1693)，琼州总兵吴启爵武力镇压陵水熟黎反叛，因有生黎十七村、三百三十五户就抚，遂奏请廓清全黎添设州县，未行而止。康熙三十一年(1692)，两广总督石琳持否决态度，“黎人地方丁田无多，不便设立州县。总兵官吴启爵所奏于黎人地方筑建城垣、添设官兵之处，应毋庸议”，康熙皇帝查阅琼州舆图后，认为黎境弹丸之地，应取法古人不入版图，赞成部议“创立州县，建筑城垣，有累百姓”的否决意见。(53)康熙依据的琼州舆图可能是由石琳提供，但更有可能参照了前朝旧图，故而得出结论“如果此处应取古人，何为将周围取之，而在内弹丸之地反弃而不取乎？不入版图，必有深意”。

对于抚治边区族群，无论是石琳本人还是清朝在琼地的政策，其后都有所移变。石琳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奏准在粤北筑城，增设立理瑶专官与营汛防守。(54)彼时虽未在黎境设立州县，但仍新置营汛五，借以巡察黎情，雍正朝即在此基础之上增移巡检，将熟黎之地正式纳入版图。五营俱在地接黎境的州县边界，琼山、定安、儋州、万州、崖州五州县分设太平、薄沙、水尾、宝停、乐安。从《琼州府疆域图》中可见，五营围绕生黎地而设，其中薄沙、宝停、乐安三营均在熟黎境内，太平、水尾则位于临近州县，在上述《琼州海黎图》之《琼州府舆图》中，五所营汛的标识更为醒目。吴启爵出兵镇剿黎族的地域范围集中在万州陵水县，五营中仅宝停营设在陵水县，其他分别位于向来黎患常发州县，所以，五营的设置是为预防黎患的整体性规划，而非仅陵水一地。从康熙《琼郡志》到道光《琼州府志》均载记，琼山、定安、儋州、崖州等州县熟黎常“啸聚为乱”“常出为民患”或“常出为寇”。(55)

乾隆三十一年(1766)，崖州熟黎焚杀客民，乾隆谕令两广总督杨廷璋调度剿抚，务期尽灭根诛，“以彰国威，而靖边海”。(56)经查，系外省客民“贩买黎峒藤板香货，间有娶黎妇插居黎村者欺黎贫愚”，重利盘剥黎人，熟黎不堪凌虐，起而报复。(57)惩处首从各犯外，杨廷璋与巡抚王检查奏准《黎山善后事宜》，开列“客民编保甲，禁放债。黎民市易设墟场，熟黎令剃发。民出入黎峒必讥，以杜后患”等六条。(58)杨廷璋之议在避免官民扰累熟黎，维系其生计，具体而言，即通过区隔熟黎与汉民的办法，使其“各安生理”。杨廷璋的善后策有明显参照其于闽浙总督任内处置台湾番界经验的痕迹。乾隆二十四年(1759)，杨廷璋由浙江巡抚左迁闽浙总督，次年即接替前督臣杨应琚完竣台湾番界的清厘。是次，主要在淡水、彰化北部一线构筑土牛沟、隘寮防堵民人私越和生番越界逞凶，同时分类处置汉民私垦的熟番土地，或还番、或照例升科。(59)杨廷璋的安黎之策，旨在抚育熟黎，与在台湾推行的保护熟番免受官、民欺凌异曲同工，也符合清朝在琼郡一贯的治黎路径，(60)如设立专门墟场互市、普行剃发、禁止汉人潜入等早已在台湾实行经年。(61)

四 结语

在边界明晰的现代主权国家概念下，不存在传统版图观念和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话语空间，中西对话之间缺乏基本的“底层共识”，亦即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缺乏话语表达和语言空间。唯有回归清朝边疆一体格局的历史场景，才能重塑官方治理台湾“番界”、苗疆、黎境的思维路径，从边疆议题引申开来，也可以从台湾等地的治理反观清朝的边疆制度和疆域形态，并重审“殖民”“帝国”等西方概念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适用性议题。毋庸置疑，学术概念的借用会带来不同的观察视角，更新旧有的历史叙事框架和范式。但概念本身的孕育、成长有其自身的文化土壤，其内涵和外延会因跨地域的移植发生流变。

以“殖民”话语重述中国边疆的研究，因单一概念的使用，呈现的历史往往也是零星片面的，在史料解读上剪裁痕迹明显，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62)“殖民”对应着传统王朝语境下的“开化”或曰“汉化”，在新清史研究兴起后，“汉化”路径在域外学界中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对满洲族群特性的凸显，视清朝为扩张性的帝国，进而衍生出清朝非中国的论述。中国边疆呈现出族群的多元性特征，不同族群在面临国家力量渗入时的因应举措也因地而异。殖民与开化貌似同样带来了疆域的扩张，但内里展开的具体过程、实质表现上却千差万别。边疆地理空间的变迁更多的是民间力量，而非官方有计划性的征赋纳科。摒弃“殖民”历史论述的原因还在于殖民概念之上附着的情感因素，以及殖民一词与欺凌、剥削相连结的历史意涵。

注释：

①有关琉球国地位变迁的研究参见郭满《中国、东亚与世界——琉球国藩属地位的三重变迁》，《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

②有学者讨论兴废者及其衍生问题，如石邦彦：《苗疆边墙试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吴曦云：《边墙与湘西苗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参见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1卷第2期；伍孝成：《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赵月耀：《论清代湘西苗疆的“边墙贸易”政策》，《怀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暨爱民：《以“墙”为“界”：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体系”与“民”、“苗”区隔》，《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符永、韦晓晨：《苗疆边墙对湘西地名影响调查——以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地名为例》，《民族论坛》2009年第5期；陈文元：《湘西苗疆边墙研究述评》，《民族论坛》2019年第4期；有关注苗疆防务体系者，如周妮：《清代湘西苗疆营汛体系探研》，《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2期；李良品、谭清宣：《近三十年清代苗疆“屯防”研究综述》，《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有讨论苗疆与中央的关系互动者，如张永国、王正贤：《也论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兼与黄冕堂同志商榷》，《文史哲》1981年第3期；暨爱民：《“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人类学学者也针对苗疆边墙与信仰问题展开研究，如明跃玲：《冲突与对话——湘西苗疆边墙地区白帝天王崇拜的人类学考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陈文元：《边墙格局与苗疆社会——基于清代湘西苗疆边疆的历史学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③概念的界定及相关研究参见Pamela Kyle Crossley,Helen F.Siu and Donald S.Sutton eds.,Empire at the Margins:Culture,Empire,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鲁西奇：《化外之区如何步入王朝体系：以木材流动为例——读〈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鲁西奇：《“帝国”的边缘与“边缘的帝国”——〈帝国在边缘：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裔性与边陲〉读后》，姚大力、刘迎胜：《清华元史》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谢湜、潘弘斐：《区中之“界”与界上之“区”：对区域研究前提的一种反思——读〈区与界：清代湘赣界临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在“内地的边缘”这一理路的影响下，已有研究成果出现，如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曹大明、黄柏权：《内地的边缘：武陵山区区域特征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也有学者称为“内部边疆”，见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12页。

④郡县交界之处的研究可参考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⑥相关研究参见郭满《边疆、族群与政区——台湾“番界”变迁研究(1721—1874)》，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1年。

⑦参见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伍新福：《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⑧苗疆有广义和狭义之别，见黄才贵《“一线道”与“边墙”：历史上的“苗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⑨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l0年，第239—241页。

⑩(明)郭子章：《黔记》卷59，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989页。另外，清陆次云《峒溪纤志》称，“近为熟苗，远为生苗”；方亨《苗俗记闻》“沅州以西即多苗民，但有生熟之异。生者匿深箐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力役、纳田租，与汉人等，往往见之”；龚柴《苗民考》载“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居山峒，据险为寨，言语不通，风俗迥异”；见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第240页；同见彭春芳《明清时期湘西苗疆边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0年，第12—13页。

(11)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2)(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八《风俗考》，收入《严如熤集》(二)，黄守红校点，朱树人校订，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805页。

(13)相关研究参见郭满《清代台湾“番界”的空间变迁——以系列“番界图”为中心的考察》，《清史论丛》2022年第2期。

(14)史料类早期有《黎族古代历史资料》的辑录，外文著述的议介(如小叶田淳《海南岛史》、史博图《海南岛民族志》)，符桂花《清代黎族风俗图》的整理，以及《海南地方丛刊》、《琼崖文库》等大型史料的编辑；通史研究类的有新近出版的《海南通史》，从先秦以至当代六卷；专题类研究不胜枚举，1950年代前的研究部分收录在《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关于黎族史的著述也较为壮观，计有《黎族史》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文明英、文京编著《中国黎族》、安华涛、唐启翠《“治黎”与“黎治”：黎族政治文化研究》、刑关英《黎族》、吴永章《黎族史》、《黎族简史》等，另有王会均《海南建置沿革史》《海南文献资料简介》，王献军《黎学研究备览》等著述。

(15)探讨海南与台湾两岛之间关系的论著，可参见司徒尚纪《海南岛和台湾岛历史开发对比刍议》，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91—408页；何瑜：《在台湾与海南两岛的管辖与经营》，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61—494页；詹贤武、邢植朝：《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民俗比较——以清代〈琼黎一览图〉和〈番社采风图〉为据》，《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詹贤武、刑植朝：《海南黎族和台湾少数民族民俗比较》，海口：南方出版社，2010年；隋丽娟、张兴吉：《台湾总督府在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海南岛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王键：《抗战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对广东、海南的经济侵掠》，《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6)吴永章：《黎族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7)(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2《海外蛮夷》，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0页。

(18)《琼州府志》卷20《海黎·村峒》，道光辛丑重修版，第22页。

(19)有关“归化生番”的研究参见郭满《清代台湾“归化生番”的双重面相与“番界”政治意涵辨析》，《台湾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20)乾隆《陵水县志》卷八《海黎志·附抚黎》。

(21)《清世宗实录》卷92，雍正八年三月八日。

(22)(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2《海外蛮夷》，第70页；亦见王兴瑞《黎人杂谈——种族、来源及地理分布》，王献军等选编：《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编》第1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23)(清)张嶲、邢定纶、赵以谦纂修：《崖州志》，郭沫若点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4页。

(24)相关研究参见郭满《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台湾的测绘、流变问题考析》，《台湾研究集刊》2019年第6期；郭满：《番界入版图——清代台湾噶玛兰厅设治之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郭满：《真实与虚构：〈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中的知识来源》，《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1期。

(25)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空间范围考》，《历史地理》2015年第2期；白鸿叶、李孝聪：《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

(26)项文惠：《台湾近代地图与区域发展演变之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7年第1期。

(27)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

(28)(明)郭子章：《黔记》卷59，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989页。

(29)(宋)朱辅：《溪蛮丛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影印版，第49页；同见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社会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30)於福顺：《清雍正十排“皇舆图”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冯宝琳：《记几种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舆十排全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孙果清：《深藏内府、密不示人的清雍正朝〈十排皇舆全图〉》，《地图》2010年第3期。

(31)孙果清：《雍正五年御用〈十五省舆图〉》，《地图》2010年第4期；孙果清：《雍正六年御用方格〈十五省舆图〉》，《地图》2010年第5期。以上两图也被收录到由邹爱莲、霍启昌主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47页，第56页。

(32)汪前进、刘若芳：《清朝三大实测地图》，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33)如曾有幸观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赵慎畛：“圣祖制《皇舆图》十轴，其中鸿织巨细皆由圣心考据，经数十年之久方始告成。寰宇以内，地域广轮之数，一展玩间，瞭如指掌。洵为至宝，尝以分赐臣工。”见(清)赵慎畛《榆巢杂识》，徐怀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0页。

(34)(清)瑞麟：《广东图说》卷67《琼州府三》。

(35)吴永章：《黎族史》，第61页；王献军：《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6)(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收入《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影印版，第156页。

(37)戴成萍：《清代琼黎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1年，第35页。

(38)(清)张文豹纂修、梁廷佐：《康熙定安县志》，李洲良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321—322页。

(39)具体而言，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以《大明官制》为直接、主要的底本，《大明官制》中舆图多采自《广舆图》。见汪前进《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新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吴星：《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专门史，2017年。台湾学者陈宗仁以福建舆图为例，认为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参照了1586年出版的《大明官制》，见姚京明、郝雨凡主编：《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学术研讨会》，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4年，第40—60页。

(40)[意]欧金尼奥·罗萨度、安东尼娜·帕丽西、拉斐尔·比特拉主编：《海国天涯：罗明坚与来华耶稣会士》(上册)，宋黎明等译，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3年，第114—131页。

(41)[意]罗明坚：《大明国图志——罗明坚中国地图集》，金国平等译，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2年，第92页。

(42)[意]欧金尼奥·罗萨度、安东尼娜·帕丽西、拉斐尔·比特拉主编：《海国天涯：罗明坚与来华耶稣会士》(上册)，第171页。在该书的图版说明中国认为《亚洲新地图》(L' Asie en plusieurs cartes nouvelles et exactes)出版于1658的判断可能有误，因为其中收录的《中华帝国图》乃1652年版本，而非1656年新版本，桑松对比罗明坚、卜弥格、卫匡国等人地图品质的图说在1656年的右下图说部分，作者说的可能是桑松在1658年出版的《世界新图说》(Cartes general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ou les empires,monarchies,republiques,estats,peuples,& c.de l' Asie,de l' Afrique,de l' Europe,& de l' Americque,tant anciens que nouveaux,sont exactement remarqués,& distingués suivant leur estendue.)一书，其中收录了1656年的新图。

(43)(明)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马镛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

(44)[波]卜弥格：《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波兰文翻译，张振辉、张西平中文翻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注释2；卜弥格关于中国动植物的研究参见郭满《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的图像来源》，《文献》2022年第4期。

(45)汪前进：《卜弥格〈中国地图集〉研究》，《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南明王朝争取罗马教宗支援的努力可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46)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47)汪前进：《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据学人汪前进研究，《皇舆全览图》系，而非“三角投影”(也称“梯形投影”较“三角投影”而言，“桑逊投影”“对非实测部分编绘精度的分析都起有重要作用”，适合绘制赤道和中央经线附近的地图或世界全图。)参照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第18卷第3期，1930年。

(48)相关研究参见郭满《清代台湾番屯设置的历史背景与制度渊源》，《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郭满：《图像、仪礼与秩序——清代台湾社番的政治谱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49)《清圣祖实录》卷12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31册，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1—4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1册，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95—39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8册，第86—9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36册)，第607—610页。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13册，第425—431页。

(52)《照台湾例每年派御史稽查盛京五部及将军衙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0册；具体研究参见陈晨：《清代盛京巡察官考述》，《历史档案》2018年第3期。

(53)《清圣祖实录》卷155，康熙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54)(清)杨楚枝：乾隆《连州志》卷9《艺文》，《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韶州府部第12册，广州：岭南出版社，2009年影印版，第557页；同见韩建勋、伍岳嵩修，何诗迪纂：《连县志》，民国三十八年油印本，见倪俊明主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第317—320页。

(55)(清)天宿修、朱子虚纂：《康熙琼郡志》卷八《诸黎村峒》，颜艳红、赖青寿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年，第111—112页。

(56)《清高宗实录》卷760，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三日。

(57)《清高宗实录》卷761，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58)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12页。

(59)《台湾番界查完酌定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44册)，第199—212页。

(60)如在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任琼州府知府的姚哲撰述的《海黎条议》中，条陈禁止商人深入黎境、货物往来只许在峒口，等等。参见(清)萧应植修，陈景埙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861页。

(61)筹划让台湾熟番剃发正是前督臣杨应琚推行的理番之策，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告竣。参见《筹划办理台湾熟番剃发通事已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41册)，第241—246页。

(62)比较典型的研究可参照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John E.Herman,Amid the Clouds and Mist: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1200-1700,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2007.该书虽揭櫫以地方视角的研究范式，但却用征服与殖民话语将已有的成果重述后戛然而止，在史料的运用、论证等细节上也漏洞百出。参见李林：《“开化”与“殖民”两套诠释话语的论争与困境——兼与John E.Herman教授商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80期，2013年；可对比参见中国学者的研究，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