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农:历史人文地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 次 更新时间:2021-05-17 16: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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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农  

   第三章 历史政区地理和疆域变迁

  

   历史政区地理是传统的“沿革地理”的核心,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研究领域;疆域变迁的研究虽然兴起于近代,但长期以来也是“历史地理”重点关注的内容,而这两者结合产生的“历史地图集”一直以来被历史学、地理学视为历史地理学的最高成就。

   对于历史政区地理而言,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传统的以考订政区及其治所地理位置及其演变、辖区盈缩和政区本身的置废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和以解释政区演变的规律、动力、原因为主要内容的研究两大类,这两类研究中后者代表了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方向。疆域变迁的研究虽然成果众多,且除了历史地理学者的参与之外,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参与其中,但受制于传统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一些基本的概念尚缺乏讨论,目前的主流成果大多只能在其自身的话语体系中“自圆其说”,而不具有全局性的解释力,也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第一节 以考订为主的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

  

   历史政区,是“沿革地理”的最为基本和最为主要的研究范畴,同时基于文献进行考订的能力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功,因此历史学所强调的“四把钥匙”中的“地理”实际上更多指的是考订古代政区演变的能力。正如第一篇所述,受到“沿革地理”强烈影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其诞生的最初数十年中,在研究和学术评价方面,也将对古代政区的考订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由于这方面的成果众多,因此无法进行全面的概述。虽然众多学者对历史政区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且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已经大致得出了共识,例如县、郡的产生过程,历史时期州的数量、名称及其演变等,但从这几十年这一领域的发展来看,这一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当属周振鹤。

   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1]是较早对某一朝代的政区进行全面考订的著作,虽然至少自清代的乾嘉学派以来,对于古代政区的考订做出了大量成就,但或基本属于对某一地理志书的考释、校勘,或属于对某一地理志书所展现的某一王朝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时段的政区及其演变的考订,缺乏对某一王朝政区地理的系统性研究。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全书共分三篇,全面研究了西汉一代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上篇为“高帝十王国地区沿革”,下篇为“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开郡地区沿革”,附篇中包括了“有关汉县沿革的几个问题”和“楚汉诸侯疆域新志”两文,书后还附有“西汉郡国沿革表”。

   这方面研究成果中不可忽略的就是严耕望的《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2],不同于历史地理学者进行的政区沿革的考订,这部著作的重点在于对制度本身的详细梳理,但不可否认的就是地方行政制度是政区研究的基础,因此严耕望的这部著作长期以来被列为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必读书目。

   在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之后,以王朝为对象的政区地理的研究纷纷涌现,如孙亚冰和林欢的《商代地理与方国》[3]、后晓荣的《秦代政区地理》[4]和《战国政区地理》[5]、马孟龙的《西汉侯国地理》[6]、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7]、胡阿祥的《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8]、翁俊雄的《唐初政区与人口》[9]《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10]和《唐后期政区与人口》[11]、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12]、李治安的《行省制度研究》[13]10、靳润成的《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14]1等。

   基于众多的研究成果,自2007年开始,在周振鹤的主持下,出版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丛书。这套丛书在各册基本完成后,经过修订,于201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统一进行了发行,共13卷,即《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秦汉卷》(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三国两晋南朝卷》(上、下册)(胡阿祥、孔祥军、徐成)、《十六国北朝卷》(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隋代卷》(施合金)、《唐代卷》(上、下册)(郭声波)、《五代十国卷》(李晓杰)、《宋西夏卷》(李昌宪)、《辽金卷》(余蔚)、《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清代卷》(傅林祥、林涓等)和《中华民国卷》(傅林祥、郑宝恒)。这套丛书虽然不可能完全囊括长期以来历史政区地理的全部研究成果,但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历史政区地理的最新前沿。

   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新清史·地理志》的编纂,《新清史·地理志》不仅吸收了当前关于清代政区的考订成果,而且基于对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分析,在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认知,但遗憾的是,归结于《新清史》的出版问题,这一重要著作至今未能正式面世。

   对于政区考订而言,文献材料的使用和逻辑的严密性是重中之重,辛德勇的《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15],其从史料认知和考订方法层面上对以往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逻辑严密,可以说是清代考据学以来的巅峰之作。[16]

   由于历史地图集的绘制主要基于历史政区考订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被认为是考订型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毫无疑问当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当然还存在大量其他的历史地图集,关于这方面参见后文。

   此外,还出版了其他一些历史行政区划通史方面的著作,如周振鹤的《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17]《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18]《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19]等,周振鹤在这些著作中对中国历代政区的演变提出了一些总体性的、解释性的认知,其中大量观点至今依然被学界所遵从。除了周振鹤的著作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包括刘君德等的《中国政区地理》[20]等,但这些著作在整体上没有重要的突破,且各书之间水平差异较大。

   此外,还有大量工具书,比较常用的就是牛平汉编著的《明代政区沿革综表》[21]和《清代政区沿革综表》[22],这两部工具书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政区演变的梳理存在遗漏,但大致展现了重要的变化,且书中所附大量表格,便于读者查阅。此外,以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23]为代表的地名工具书中通常也会包含大量对历史政区及其演变的介绍。

  

   第二节 以解释为主的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

  

   随着历史学从考据向解释的转型,再基于自清代以来的以考订为主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近30年来,出现了一些以解释为主的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即解释历史时期政区形成的动因、划分的基本原则以及古代对于政区的认知以及不同时期这种认知的演化过程。

   这方面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学者依然是周振鹤,基于多年的研究,他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提出了一些总结性的认识,如他在《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下)中提出:“在宋朝以前,历代中央政府都力图维持两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强化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当历史环境变化而不得不建立三级地方政府时,也要尽量使最高一级地方政府处于虚化状态。元明清三代,因为疆域广袤,只能采用多级制的地方政府,但地方分权并未因此而加强,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仍紧紧控制地方。”[24]在《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上、下)中,周振鹤对古代各级行政区划的幅员及其变化过程进行了梳理,提出县级政区的幅员相对稳定、统县政区幅员有着缩小的倾向以及最高层行政区划的幅员基于历史背景存在起伏变化,并提出如下认识“政区幅员的变化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层级政区的幅员变化原因有所不同”“政区幅员的缩小有一定限度”。[25]

   更为重要的是,周振鹤在《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上、下)中提出“政区本来就是为着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其划界当然要以对集权统治有利为原则;但在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持封建政权的基础,政区边界的划定也要注意使政区与地理环境相一致。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这两原则是同时并用的,但越到后来,犬牙交错的原则越占上风,这一点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加强的客观事实”。[26]虽然在周振鹤之前也有学者提出过划分地方行政区划的这两大原则,甚至古人对此就有模糊的认知,但都没有基于史实对这两大原则进行详尽的分析。这两大原则提出后,很快就被学界所接受,成为此后研究历史时期政区划分所必然纳入考虑的原则。[27]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这两大原则虽然分别考虑了地方和中央两个层面,但政区的划分并不是仅仅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且中国古代政区的划分也不仅仅受到集权和分权两个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历史政区划分的研究中,除了这两大原则之外,还应当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涉及的历史事件、牵扯到其中的各种利益群体等,由此才能展现历史的多元以及在历史进程和地理形成中人的作用。虽然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已经展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如王颖在《宋金时期山西南部地区政区演变研究》中提出“周振鹤教授在阐述这两大原则的时候,往往将不遵循自然形势的政区规划归纳为犬牙交错,认为这种划分目的是强干弱枝,使地方互相牵制,防止地方坐大割据。不可否认这个观点在绝大部分地区是成立的,但是却不适用于宋金时期的山西南部地区。首先,晋南政区划分对自然形势的突破无法用犬牙交错来概括,比如金代河东南、北两路并立,是对河东‘最为完固’的地理形势的反动,二者的分界线是相当平缓的,没有出现犬牙状。其次,虽然宋代陕西永兴军路和周边地区的界分呈犬牙状,但是它的意义反而是使地方政区战略优势膨胀,设置意图在于对外,而非对内,并非强干弱枝型的;宋河东路、金河东北路在西北一隅跨到黄河西岸,也是这种情况”。[28]

   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徐建平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29]一书,他在研究中将“人”的因素纳入了政区研究中。虽然在之前的政区研究中,有时也考虑了“人”的因素,但这些“人”是作为地理条件的被动接受者以及作为被固化为有着相同考虑的一个或者两个群体,而不是作为有着活跃思想、不同背景以及在不同利益之下会不断分化的人来看待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徐建平在这方面研究中取得了最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但其并不是这一研究视角的开创者,至少在21世纪初的政区研究之中就开始关注于政区形成、演变过程中不同人群、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协调。这方面的典型论文有,李嘎《雍正十一年王士俊巡东与山东政区改革》[30]、谢湜《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31]、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32]、徐建平《湖滩争夺与省界成型——以皖北青冢湖为例》[33]。此外,张力仁《人类空间选择行为与环境关系个案研究——以清代陕南秦巴山地为例》引入了经济学中“有限理性人”的理论,认为“人类行为从长期和整体角度是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但在习惯、传统、嗜好、欲望等情感因素支配下,人类行为却体现为短期、局部、自利的倾向”[34]。虽然作者对主题的具体论述过于条框化,没能将理论与具体的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对人的能动作用和感性揭示的不够充分,但其对“有限理性人”理论的引入以及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然,任何视角都只能反映历史和地理进程的一个侧面,但这种有鲜活的“人”的历史和地理过程,显然比以往模式化的认识更进了一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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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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