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所说“中国”主要有政治上和文化上两种意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现当代政治上的中国，而“中国（中华）文明”“中国（中华）民族”等语境里的中国则为文化上的中国。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上的中国和文化上的中国有密切关系，政治上的中国分分合合，而文化上的中国却始终只有一个且持续稳定发展，可以说文化上中国是政治上中国形成的基本条件，是政治上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和强化统一的重要基础。中国边疆通常指政治上中国而言，但既然一定时期文化上中国有其特定空间范围，就理应也存在文化上的边缘或者“边疆”。
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中国，都有其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阶段，可分别称之为文化上早期中国、政治上早期中国。具体来说，文化上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各地交融联系形成的文化上的共同体，又称早期中国（中华）文化圈；而政治上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具有“一统”性质的王朝国家。本文拟主要利用考古材料，适当结合文献记载，对周代以前文化上早期中国“边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略作梳理，希望有助于政治上早期中国形成过程研究，并为推进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依据。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上的中国是各地几千年来自然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古代文化上的中国范围一般都大于政治上中国的范围，统一战争绝大多数时候只是文化上中国或中国（中华）文化圈内部的“兄弟之争”。本文主要讨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陆疆”。
一、文化上和政治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文化上中国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时代，形成于距今6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约距今１万多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后，中国中东部地区五大文化系统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大部地区整合成四个文化系统，且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下，各文化系统之间交流融合，初步联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从而有了早期中国（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在这个已具雏形的文化上早期中国范围内，出现了共有的“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诞生了“敬天法祖”信仰，孕育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等文化基因。约距今7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文化时期后，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趋势显著加快，进一步整合形成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约距今6000年，晋陕豫交界地带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向外强势影响并与周围文化交融，使中国大部地区文化联系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超级文化圈，并可区分为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三个圈层。由于这个超级文化圈的空间范围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三层次空间结构和夏商周时期的圈层政治结构有相近之处，因此可以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之后各区域交往交流交融愈加频繁密切，文化上中国的范围持续扩展，至距今4000年夏代建立前后已经和现当代中国的疆域范围接近，有些地方甚至更广远，其中夏晚期至早商时期文化上早期中国已可分为以黄河中游为核心区的四个圈层，晚商和西周时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东周时期文化上中国的统一性不仅并未削弱，而且因诸侯国之间的密切互动而更加稳固。
政治上中国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的五帝时代之初，形成于约距今4000年夏王朝建立之时。约距今5100年虽然已出现以南佐、良渚等为中心的早期原生国家，但这些早期国家还局限于中国局部地区，只是拥有区域王权的“古国”或“邦国”。距今4700多年进入庙底沟二期或者广义的龙山时代以后，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以东地区文化格局发生突变，至少黄河流域可能一度实现以黄土高原为重心的原初的“一统”，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轩辕黄帝击杀蚩尤的涿鹿之战有关。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的记载，轩辕黄帝征途所至，东至海岱、西至陇东、南达江湘、北到华北，当时还设官监国、诸侯来朝，中国大部地区初现“一统”局面。轩辕黄帝的初步“统一”可视为政治上中国的起源。约距今4100年进入龙山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征三苗”事件，随即夏王朝诞生。通过“禹征三苗”至少已将长江中游纳入夏朝版图。因此，《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的“九州”很可能有真实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具有“一统”政治王权，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此后的商、周王朝时期政治上早期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东周时期虽然王室暗弱，诸侯争霸，但天子犹在，至少名义上的“王权”并未消失。至秦汉形成中央集权郡县制形式的“大一统”政治上中国。
二、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东北“边疆”
东北边疆通常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但文化上的东北还至少包括内蒙古东部在内。该区域从数十万年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一直有人类活动，距今1.5万年前后出现半地穴式房屋和陶器，距今1万年前后有了玉器，长期偏重渔猎（狩猎）采集生业，流行陶筒形罐和细石器，存在偶像崇拜，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特色。到距今8000年前后在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出现兴隆洼文化，开始在多个方面表现出和黄河流域甚至长江流域的共性，除都有黍粟作农业外，最重要的是都有了敬天法祖、追求秩序的观念。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等不少聚落都有环壕，房屋排列有序且中央房屋较大，展现出当时的社会秩序；这与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等“族葬”习俗所体现出的秩序感精神相通。兴隆洼文化的仰身直肢葬也是黄河流域流行的葬式，体现出“入土为安”的敬祖观念。查海聚落中央广场有石块堆砌的长龙，塔尺营子遗址石牌上有獠牙神龙形象，特别是后者与湖南高庙文化白陶祭器上的獠牙飞龙图案很近似，都体现敬天通天观念。由此可见，约距今8000年的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文化，已可纳入萌芽状态的文化上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畴。
距今7000年后，在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赵宝沟文化当中，已经出现少量钵、盆、釜等仰韶文化初期的陶器因素。约距今6500年，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出现大量钵、盆、小口双耳壶、口沿外带指甲纹的圜底釜、红色斜线纹彩陶等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因素，这些因素与当地筒形罐文化系统融合形成红山文化。约距今6000年以后，东北南部和华北地区的文化交流显著加速，在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强烈影响下，红山文化中期出现不少装饰黑彩的泥质红陶钵、盆、壶类，有些甚至渗透进吉林中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地区。辽东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当中，则涌入较多釜形鼎、鬶、盉、觚、壶、涡纹彩陶等大汶口文化因素，偏南的郭家村等遗址甚至就存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遗存。此外，距今5500年左右粟黍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距今6000年前后是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强烈对外影响并交融形成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关键时期，此时至少东北南部地区已经成为文化上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上的东北“边疆”初步形成。
约距今5300年红山文化进入晚期，稍后出现“红山古国”，进入文明社会阶段，对黄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高颈壶、敛口豆、八角星纹以及石环、石壁等因素，凌家滩文化的石钺、玉龟等因素，也进入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等地的小河沿文化或者晚期红山文化当中，朝鲜半岛北部的陶高颈壶、旋纹等因素也当来自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早就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最早的源头在高庙文化。这意味着八角星纹所承载的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可能也被晚期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人群所接受。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一样还都有明确的祀天仪式和敬天观念。通过这些层次不同的交流互动，东北尤其南部地区在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坚实。
距今4800年后红山文化的衰亡或与轩辕黄帝战胜蚩尤的“涿鹿之战”有关，从此进入了萌芽状态的跨区域“王国”时代，政治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东北地区南部是最早纳入这个萌芽状态政治上早期中国的地区之一。约距今4000年夏王朝建立，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夏禹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往东北方向已涉及西辽河流域。夏代初年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缘于华北人群及其文化的北上，很可能体现夏王朝对西辽河流域的政治影响和控制。夏代晚期在大甸子墓地随葬爵、鬶、盉等二里头式的仿造陶礼器，是西辽河流域仍然属于夏王朝之“方国”的重要证据，青铜时代的辽西地区还有可能是夏商王朝锡原料的重要来源地。此外，距今4000年左右辽东地区的小珠山上层文化等和海岱龙山文化有密切交流，有鼎、罐、镂孔豆、蛋壳黑陶杯等较多龙山文化因素。之后的高台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密切，鬲、甗、豆等陶器追根溯源都与黄河流域有关；弧腹鬲甚至一度东北向渗透到嫩江流域。可见，至夏商时期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东北“边疆”至少已达现黑龙江省南部。
三、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北部“边疆”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北部“边疆”主要包括今内蒙古中南部、西部，甘肃及蒙古国南部地区。该区域人类活动也可早到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8000多年，在内蒙古中南部东南缘的“坝上”地区出现裕民文化，其黍粟作农业、半地穴式房屋组成的村落、筒形罐等陶器，与兴隆洼文化有相似性。同时在甘肃中东部出现的白家文化（或大地湾一期文化），也有黍粟作农业、半地穴式房屋组成的村落，但圜底钵、三足钵、圈足钵、深腹罐等陶器的主要源头在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当为裴李岗文化西向扩展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白家文化的彩陶符号和贾湖占卜龟甲上的刻符近似，仰身直肢葬和“族葬”习俗同于裴李岗文化，表明和裴李岗文化一样，存在数卜祭祀、敬天法祖的“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可见，内蒙古中南部尤其是甘肃地区，也属于萌芽状态的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距今6500年，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和半坡类型人群同时向地广人稀的内蒙古中南部扩展，在偏东的岱海地区融合形成仰韶文化石虎山类型，在鄂尔多斯地区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同时半坡类型也扩展至陇东地区。约距今6200年，陇山附近地区兴起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或者史家类型，以花瓣纹、豆荚纹彩陶最具代表性，东向影响晋南豫西而产生东庄类型，东庄类型进一步发展为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东庄－庙底沟类型北向对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强烈影响，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仰韶文化白泥窑子类型；庙底沟类型也西向影响到甘青宁等地。可以说到距今6000年以后，现在内蒙古中南部绝大部分区域，包括比较干旱的阴山以北、锡林浩特地区，甚至蒙古国南部地区，都已经出现很多和晋陕豫交界地带类似的半地穴式房屋组成的村落，有着粟作农业和花瓣纹彩陶等。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向西则拓展至河西走廊东部和青海东部等地。内蒙古中南部和甘肃西北部地区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北疆”所在。
约距今5300年进入仰韶文化晚期，内蒙古中南部的白泥窑子类型发展为海生不浪类型，分布范围大体未变。甘肃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先是形成大地湾四期类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约距今5100年后在陇东地区形成南佐类型，出现区域性早期国家或“古国”；而在陇山以西的洮河流域等地，仰韶文化则异变发展为盛行彩陶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并向外大幅度扩展，向北扩展到武威和阿拉善左旗，向西北到达酒泉和阿拉善右旗。距今4000多年，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先后占据河西走廊，马厂类型末期或者所谓西城驿文化向西已经分布到敦煌地区。距今3800年后河西走廊的西城驿文化发展为四坝文化，仍流行彩陶，并延续至距今3500年前后。而且从约距今4000年开始，甘肃大部已属于夏朝雍州所辖。可见，从距今5000多年至夏商时期，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北疆”基本也就是现在中国的北疆，局部地区范围甚至更大。
四、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西南和南部“边疆”
西南和南部边疆主要指西藏、云南、广西等地。云南、广西从1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生存，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踏上西藏高原。约距今5300年进入仰韶文化晚期，特别是约距今5000年马家窑文化形成后，甘肃西南部的人群及其文化向四川西北地区拓展，其粟黍作农业、半地穴式房屋组成的村落、彩陶等遗存，见于茂县、汶川、马尔康、金川、丹巴等地。马家窑文化还向西南拓展至青海同德的共和盆地，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之后马家窑文化系统分西南和南方两个方向继续前进。
马家窑文化系统继续向西南，就到达西藏东南的昌都市，在那里和当地原本使用细石器的狩猎采集人群融合，形成粟黍作农业和狩猎采集生业兼有的卡若文化，其高领罐和敞口盆等陶器与共和盆地的宗日式陶器接近，如都有假圈足，都常见折线纹、网格纹、附加堆纹以及彩陶等，其他如有孔刀（有的凹背）和长体锛凿等磨制石器也彼此近似。距今4000年左右，西藏南部康马地区的罐、钵、碗等陶器，陶器上的附加堆纹、压印纹、刻划纹，以及磨制穿孔石刀、石斧等，都与卡若文化有相似之处，当与卡若文化人群西南向的拓展交流有关。而类似宗日式的彩陶甚至已经出现在海拔4700米的西藏阿里革吉县梅龙达普洞穴（第三期）。约距今3800年后拉萨地区的曲贡文化虽然特色鲜明，但陶器上刻划、压印的菱格纹、三角折线纹等，以及凹背穿孔石刀，都显示与卡若文化存在联系。
马家窑文化系统的影响继续向南，经四川西南的雅安、凉山，就到达云南西部地区。云南大理银梭岛、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永仁菜园子和磨盘地、永平新光等遗址的早期遗存，年代约距今5000—3500年，其罐、瓶、钵等器类，绳纹、花边特征，以及带孔石刀（最典型的是半月形凹背双孔石刀）、长体锛凿等，都与马家窑文化遥相传承，刻划、戳印、篦点几何纹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也存在联系。
广西在距今２万年前就出现陶器，其后连续发展，是华南“绳纹圜底釜－圜底钵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约距今7000多年文化上早期中国萌芽之际，圈足盘、白陶以及复杂的戳印刻划几何纹等因素，从长江中游的湖南扩散到广西北部桂林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文化上早期中国形成之时，水稻农业从长江中游传播至桂北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广西大部地区都有圈足陶器，偏东部并出现陶鼎，这些都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交流的结果。约距今3800年后，在广西西南出现骨牙璋，在越南北部出现于玉牙璋，和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早商二里岗文化玉牙璋形态近似，当为仿效夏商朝礼制的物证。
由上可见，距今5000多年以来，在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人群及其文化拓展交融的背景下，川西、西藏和云南成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西南和南部“边疆”；广西则有所不同，该地区早在距今7000多年就和长江中游发生交融，距今6000年后已成为文化上早期中国南部“边疆”的组成部分。
五、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西部“边疆”
西部边疆主要指新疆，古称西域。该区域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生活，距今5000年前后在阿勒泰、塔城和伊犁等地活跃着畜牧人群，距今4500年前后阿勒泰地区出现源自华北的农作物黍。距今4000年前后在哈密市出现包含彩陶、黍作农业的马厂类型末期或者西城驿文化遗存，随后发展为天山北路文化，其双耳罐及其彩陶来自河西走廊，更早的源头在黄河上中游地区。约距今3500年，东疆包含彩陶的天山北路文化开始向西大范围扩散并与当地文化交融，使得中天山南北地区首次出现彩陶，典型遗址有木垒四道沟、奇台半截沟、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和硕新塔拉等，并向西传播到中亚南部地区。彩陶本身是农业文化的产物，那些复杂的图案有着祭祀、审美等方面的深刻内涵。新疆天山南北彩陶文化的流行，是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和黄河流域形成某种共识的体现。可以说到夏商时期，新疆天山南北地区都已纳入早期中国文化圈，成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西部“边疆”。
结语
总体来看，早在距今8000多年文化上早期中国萌芽之时，涉及范围就已达辽宁、内蒙古、甘肃、广西等地。约距今6000年后，除上述地区外，吉林、西藏、云南地区也先后成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组成部分。距今4000年后，黑龙江、新疆大部地区纳入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畴。可以说到夏商时期，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陆疆”范围，已经和现在中国的陆疆大体吻合，局部甚至延伸更远。此外，约距今6000年以来，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一些岛屿包括台湾岛上，先后出现不少源自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这可以看作是现在的中国海疆从史前伊始就属于文化上早期中国的物证。
（本文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