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演进脉络与内在逻辑成为学界热点，其中1928—1937年间的探索尤其引发广泛关注。这十年当中，在经世济民的爱国氛围、学术机构的研究旨趣与地域特色，以及学者的多样化专业背景与共同的社会关怀等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民族学界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与理论体系。在积极引介西方理论并有选择地开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探索与创新的基础上，围绕“历史”“民族”“社区”等关键词，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等学术机构为主要依托，中国民族学研究者逐渐发展出“历史—民族”“社区—发展”两种研究范式。这些早期探索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民族学后续发展的基础，对于理解民族学理论在中国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学中国化　“历史—民族”范式　“社区—发展”范式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为学界共识，众多研究者致力于系统回溯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其中，民族学人类学在1928—1937年间的发展受到特别关注——随着当时的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建设成为亟待回应的议题，大量留学人员的学成归国亦带来中外学界的频繁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先行者尝试将西方理论范式与中国学术传统及现实社会情势结合并尝试提出各具特色的民族—国家建设方案，这十年因此成为民族学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

围绕这十年的学科发展及知识建构，既有文献从研究对象、依托机构以及流派传承等方面展开分析。不少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区域及依托机构将此一时期的研究归纳为南、北两派，前者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为中心，主要体现德法传统的影响；北派则以燕京大学为主，与英美学说颇具渊源。也有不少研究依据理论视角的侧重将南北之别进一步提炼为“历史学派”与“功能学派”。此外，不断有学者尝试结合历史语境分析不同流派的知识特质及历史沿革，并探究其所蕴含的多学科特质。延续上述讨论，本文进一步提出，有必要将这时期的知识探索置于20世纪上半叶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从整体视角出发，系统剖析不同研究机构及代表性学者从不同进路回应“旧邦新造”这一共同时代命题的尝试，以及在此过程中生发出的代表性理论探索。本文认为，这样的尝试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探究不同理论范式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机制，对民族学的理论探索提出更具语境化的理解，并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轫于“殖民主义、战争和社会革命的非西方环境”的独特脉络提供新的洞见。

在1928—1937年这相对稳定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陆续起步，“旧邦新造”的国家化叙述转化为学科建设的“国家化进程”。在积极译介西方理论范式的过程中，深具经世济民情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效剥离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理论基于殖民主义服务的问题意识，更要发展出具有现实解释力的专业知识，用以推进国家建设的实用目标。本文认为，根据研究内容与方法的不同侧重，此一时期“民族学中国化”的尝试可进一步提炼为“民族—历史”范式与“社区—发展”范式——前者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为研究集群，强调探寻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注重考察中国境内多民族共存的历史议题，方法上着重于历史文献与实证资料互证；后者则以北京的燕京大学为研究集群，强调解决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发展问题，注重考察城乡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议题，方法上专注于城乡各族社区的实地调查。虽则遵循不同路径，这两种理路实为蔡元培将民族学引介到中国之后第一代中坚力量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以回应“旧邦新造”议题的有意识探索，共同构成民族学知识体系建构早期阶段的重要尝试。

二、旧域维新：中研院史语所与“历史—民族”范式的形塑

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早期探索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有着密切的关系。1928年，中国民族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正式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随即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学组并兼主任一职，将民族学的主要工作目标明确界定为“标本采集”。同年7月，中研院史语所成立，后来民族学组又从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入史语所。短短数年间，史语所迅速发展为当时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发展的重要依托，其研究目标聚焦于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研究对象则侧重于华南、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

中研院史语所的民族学探索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虽然衍生自当时盛行的西方理论流派，但在译介及应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观照。蔡元培、傅斯年、凌纯声、杨成志、陶云逵等核心人物大多在德、法等国接受专业训练，倾向运用当时西方学界盛行的历史视角考察民族群体的文化特质，倡导对不同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经验资料相结合，开创了“以族构史”的理论进路。

（一）以族构史：“历史”与“民族”研究的结合

作为中国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蔡元培在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致力于推进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与方法探索，并且“对于民族学研究工作，倡之最力，而行之最笃”。在他的领导下，中研院下属各研究所机构陆续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田野调查与民族标本收集工作（参见表1），旨在了解不同民族的具体状况并探讨多民族共存的可能性。这些调查少则两月，长则年余，调查地点遍及滇川交界的大小凉山、川康交界、东北松花江流域、湘西、浙江、云南以及台湾等区域，涉及彝族、瑶族、羌族、赫哲族、苗族、畲族、高山族等不同群体。在此过程中，“民族”与“边疆”（尤其是前者）逐渐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议题则聚焦于通过考察不同民族文化类缘关系追踪探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傅斯年对历史视角的重视亦对史语所学人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他一贯主张史学研究的现代学科转型，强调历史语言之学不仅要“承固有之遗训”，还要“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使其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同伦”；达成此目的，必须“新其工具，益其观念”，“此虽旧域，其命维新”。傅斯年促成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大语史所”）成立后，继续游说蔡元培在中研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在史语所成立后出任所长一职。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提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在史语所建立初期，傅斯年先后在安阳、云南、泉州和四川等地组织开展实地调查，这些调查从不同层面实践了他所倡导的史学研究“搜集新材料，运用新方法”的旨趣。

史语所的机构设置可大致归纳为下设历史范畴和语言范畴，前者包括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等五组，后者则包括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以及语言学等四组。1929年，史语所从广州迁往北京后，考古、人类及民物共同归入第三组。1934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原民族学组划归史语所新增设的第四组人类学组。故此，史语所自成立伊始即以“旧域维新”为使命，旨在以历史方式探究中华民族的形成。

随着机构设置的逐步整合，以及蔡元培、傅斯年组织领导的全国范围内民族调查以及历史调查的逐渐推进，史语所逐渐出现“民族”与“历史”研究相融合的趋势——史学研究重视民族地区经验材料的搜集，而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亦发展出注重历史材料的倾向。经由语言、考古、体质与文化等不同面向与历史路径的融合，考察各民族的分类与构成及其历史渊源与变迁成为史语所学人治学之道的核心特色。

（二）辨物类族：研究理路与方法创新

对历史视角的重视是史语所学人开展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关键特质，并且具体表现为不同的方法实践。傅斯年倡导做学问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强调努力做调查、找材料，并且主张采用互证法——地上与地下的材料互证、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互证、语言与文本互证。这些主张在中研院的安阳考古调查与岛屿民族调查中得到了充分且丰富的实践。

1.安阳考古调查：考古与历史结合

1928年7月，傅斯年委托当时的通信员董作宾前往河南查看安阳甲骨情形并尝试小规模试挖掘，籍以判断是否存在大规模发掘的可能。虽然董作宾因试掘无法寻到大量甲骨而认为此项工作劳民伤财，不值得继续挖掘，傅斯年坚持安阳挖掘必将产生重大收获，认为这是“考古学家与古物学家立场不同之差异”，并聘请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具体负责推进安阳调查。1929—1937年间，史语所先后在安阳举行15次重大挖掘，获得了震惊全球的考古发现。

就方法而言，安阳殷墟的挖掘是通过考古学视角探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与李济本人的专业训练与主张密切相关。李济主张将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共同用作考察民族历史的方法工具，其博士论文即运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探索中国民族的形成过程。李济认为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却是回答以前历史家只是隐约感知到的、而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新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息息相关的类别，“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其形成，其二是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形成”。李济还提出运用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中华民族历史的前瞻性观点，主张“中华民族之总体，正如众多来访之人类学者所判识，实由诸多极不相同之种族成分和血统所构成；其间差异，即使对专业的人类学者而言亦常为难解之谜。此种种族之混合必对中国人之历史及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以中国疆域之广袤而见，若能在人类学方面展开系统、协力之研究，定能取得极有价值之成果”。这一研究取向与傅斯年不谋而合，据李济晚年回忆，“蕴藏在他（傅斯年）的内心最深密处为他最关切的学术问题，实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阶段及其形成的主动力量。这一问题所牵涉的，除了历史学语言学，还有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

2.岛屿民族调查：博物与考古结合

1929年，蔡元培委派中研院民族学组助理员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林惠祥于1926年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于1927年考入菲律宾大学，师从美国考古人类学家拜耶（H.O.Beyer）学习人类学，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林惠祥回国后经推荐赴京面见时任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之后被委任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助理员。林惠祥借归台为父亲奔丧之际，假托商人身份沿“台北—新店庄—桃园—花莲—台东—花莲—台北—日月潭—台北”的路线开展田野调查。林惠祥此行采集到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学文物标本，并在次年出版《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

在这本被后世学界誉为“中国科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的轫始”的著作中，林惠祥系统阐发了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价值，指出台湾少数民族相对封闭，与外界文化接触甚少，以其为切入点“可望知晓未开民族状况之一斑”，“可窥见人类文化史上之原始状态”；同时，台湾作为世界的一大岛屿，少数民族的住地面积占有大半，基于与大陆的历史关系，在史地方面研究非常有必要。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包括“番情概要”“标本图说”“游踪纪要”等三部分，综合了考古资料，日本“台湾总督府”与博物馆所藏文献材料，搜得古书所述之夷州（汉至三国）、流求（隋至元）的记录，再结合实地考察材料加以对照印证，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开创了考古与博物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路。

（三）边疆民族：东北与西南的田野范本

中研院学人开展的诸项调查涉及东北与西南等边疆区域的不同民族，其中尤以对西南民族的考察范围大，最有系统且持续较久，其影响也最为深远。这些调查从不同进路彰显了民族调查传统对历史视角的重视。

1.西南民族考察：体质与文化互证

1928年，杨成志受中央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共同指派，以专任助手的身份随史禄国（Sergei M.Shirokogoroff）夫妇前往云南开展少数民族调查并学习人类学技能。期间，一同出行的容肇祖因事先回校，史禄国亦出于安全方面的顾虑拒绝继续前行，杨成志无奈之下决定孤身前往“罗罗”地域调查，独闯大小凉山。圆满完成凉山调查的杨成志收获了大量原始材料，对于中国学者独立进行实地调查也愈发自信，认为自己是“西南民族的调查和能进凉山实地考察去的第一个中国人，在我们数千年来以本研究所为先锋”。

杨成志对民族研究的关注颇受史禄国的影响。史禄国的《华北人类学研究》与《华东与广东人类学研究》着重关注族群议题，主张运用体质人类学分析表象上同质的族群之形态成份并重建其族群史，其研究聚焦“不同体质类型如何融合成均质的‘民族’”。杨成志早期在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调查就是主要围绕相关议题展开，后续对瑶族的研究中则进一步补充了文化维度，强调从人种学的角度将瑶人视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部族（tribe）或一个‘集团’（group）”。1936年，已经是中山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的杨成志带领王兴瑞、江应樑等八人组成北江瑶人考察团，对粤北瑶族开展民族学调查，即是上述主张的具体实践。

2.边疆地区考察：田野与历史互证

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历史进路在凌纯声与芮逸夫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凌纯声与芮逸夫被后世称为“中国民族学的双子星座”，两人合作完成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和《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分别考察了东北边疆的赫哲族与西南边疆的苗族，被公认为20世纪前半期由中国学者完成的经典民族志调查。其中，《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更被认为是开创了中国民族学的科学田野工作方法，成为后世民族学研究的典范。

在前述调查的基础上，凌纯声从“什么叫做民族学”“实地考察的方法”“实地调查问题格”等三个方面论述如何在中国开展民族学实地调查。在凌纯声看来，现代民族学“以研究文化低的民族，或称为原始民族的文化为主”，应考察和记载某一民族的生活及其文化事实，强调“理论不应放在事实的前面”，考察者应该“尽力知道各种事物或可以说明文化特点的证据或传说的来源，并且应该把那些事详细记载在适当的位置”。凌纯声还反复强调，了解民族的生活须对当地民族有“真正的同情”，因此必须营造“同情的关系”“同情的空气”。

与凌纯声突出以文化为单位的不同人群的实证研究取向相比，芮逸夫则更重视历史文献的作用。芮逸夫明确提出，早前的历史研究往往忽视了边疆地区不断流动的各个民族，因为“他们大都是中国民族的共同组合者，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行成相关者”。就研究方法而言，他还主张将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史料分析，“以便充分利用历史上的资料与民族志资料交互参稽，由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彼此启发的认知潜能，探究各族的起源、播迁、繁衍、兴衰的因由，俾可阐明各族与历朝统治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与各种解决策略的得失，并可验证人类学上有关民族接触、文化涵化，与社会变迁的理论”。就此而言，凌、芮二人的合作清晰地呈现了田野调查与史料互为印证的研究取向。

三、格物致用：燕京大学与“社区—发展”范式的形塑

在中研院将历史视角有机融入民族调查的同时，以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社会学系为依托的研究者则致力于运用社区研究理论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燕大社会学系成立于1922年，首任系主任是美国人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之后许仕廉、杨开道、吴文藻等留美博士相继出任系主任一职。此一时期，社会学系蓬勃发展，先后聘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派克（Robert E.Park）和英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前来讲学，极大地促进了中外学界的交流。

燕大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深受英美理论传统影响，注重推进具有专业特色的研究议题。在系统比较当时西方盛行的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后，吴文藻最终选择了英国的功能论，认为功能论的研究进路对改造中国社会大有助益。在吴文藻的带领下，燕大师生尝试将盛行于西方社会学的功能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强调以微观的实证方法考察中国社区，在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的同时致力于建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基于这种实用的取向，燕大从一开始即注重中国城乡社会研究。1930年代，以吴文藻为首的燕大社会学系师生在山东、福建、北京、河北、山西、广西等地开展大范围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就对象而言涵盖村镇、宗族、民族等不同社区类型，内容往往侧重于不同民族的城乡社区在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背景下的变迁。

（一）化外为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实践

许仕廉在担任系主任期间，极力充实教学力量，招募了包括陈翰笙、杨开道、吴文藻、雷洁琼在内的大批年轻学者，同时积极搭建学术平台，创办刊物《社会学界》（1927）与学会中国社会学社（1930）。尤为重要的是，许仕廉倡导学以致用，致力于培养学生经世济民的情怀，鼓励师生到北京清河试验区、山东汶上县乡村建设实验区等实习基地开展社会调查，实地调查逐渐从为教会服务转向认识中国社会现实、改造中国社会。

许仕廉所倡导的“以创作的精神，科学的实验，研究学术真理对于改进中国平民生活之应用”宗旨在吴文藻任职期间进一步发扬光大。吴文藻1928年自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29年归国加入燕大社会学系并于1934年出任系主任一职。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吴文藻积极提倡“社区研究”，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在积极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大力推进学生实地调查的训练，致力于打造“中国自己的社会学”。虽然燕大社会学也提倡从区域与历史理解中国社会，但社区研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吴文藻还安排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社区调查，内容涉及农村社会组织、家庭与宗族、城乡地区的生活与风俗、经济、教育、犯罪以及女性群体等主题。在吴文藻任教燕京大学期间（1929—1938），以实地调查毕业的学士论文不少于27篇，硕士论文不少于6篇。其中，杨庆堃的山东邹平调查、林耀华的福建义序调查、黄迪的北京清河、费孝通与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蒋旨昂的河北昌平卢家村调查等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经过吴文藻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一批学生迅速接受了社区研究的思想，其中尤其以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李安宅等人最为杰出。这批年轻学人先后被推荐出国留学深造，日后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领域成就斐然。

概言之，吴文藻以及燕大师生充分运用社区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具有浓厚的应用色彩，研究主题也大多从实际问题出发，关注社会现实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已开始越出当时西方民族学的既有议题和学科边界。西方民族学通常是以非西方的“他者”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落后社会”。吴文藻及燕大的年轻学子则聚焦中国社会现实，关注国内城乡社区，事实上成为“二战”后西方民族学研究转向现代社会的先声。

（二）通家之好：学理渊源与方法创新

1932年，罗伯特·派克应邀到燕大社会学系讲学，先后开设“集合行为”和“社会学研究班”两个讲座系列。派克访华时间虽短，但在研究对象及方法等层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界。据当时社会学硕士生周叔昭（1909—1996）回忆，派克在课上一再强调，“宝贵的概念决不能用‘准确不准确’的标准去测量它的价值，它的价值乃是在于启发我们的思想，激动我们的想象力”，“研究任何人类问题，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就是人的态度。社会上一切制度，其重要构成因子，仍不外人的态度”，“用你自己观察去寻找些新鲜东西，才有真正贡献”。这些学术理念在燕大学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文藻将派克对美国社会学的贡献总结为“发挥人文区位学的观点及研究法”，并对之进行了精辟论述：

民族学家着手研究初民社会的第一步，即是划定某一地方区域，作为野外工作的领域。社会学家研究现代都市，必须划定自然区域，犹如民族学家考察初民部落，必须划定文化区域。自然区域与文化区域名虽异而实同。是以研究文化不同的各种社会，如部落社会、乡村社会以及都市社会，都需要地理或区位的观点与方法。如果各种实际社会的研究日渐增加，则将来真正的社会比较研究，可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了。

故此，吴文藻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区域”的重要性，并将派克的城市社区研究和民族学的初民社会研究进行类比。在他看来，区位学的中心思想“在地理的一方面，是‘空间区域’，是‘地理位置’；在社会一方面，是‘人口流动’，是‘经济分工’。换言之，乃是以围绕我们的或围绕文物制度的环境——地理的或社会的环境——为着眼点”。由此出发，吴文藻进一步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提炼为聚合了人民、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以及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等空间及人文因素的“社区”，并且基于文化水平将社区进一步划分为部落社区、乡村社区和都市社区三个类别。在划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他进而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主张“以一地方为社会调查的基础，乃实地考察社会最便利的方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提炼出“现代”“研究”“实地”三个关键概念——“现代”相对于“过去”，表明关注的是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社区，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进入历史研究的园地；“研究”相对于“调查”，前者侧重于对事物的解释，后者则强调对事实的叙述，学术上前者更为重要；“实地”相对于“书本”，强调注重实地考察和切身体验，而非局限于从书本上间接获得别人的知识。

在此期间，费孝通提出将community翻译成“社区”，这是中国学者试图用中国文字表现西方学术思想和概念，其背后是探索如何“建设一个中国的科学文字”，表明费孝通当时有意识地学习国外重要的理论思想，尝试将国际前沿理论与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积极探索中国化的实现路径。由此，以派克的人文区位学为肇始，关注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工等因素影响下的现代社区，方法上强调共时性的实地研究与理论提炼相结合的具有明确中国特质的“社区—发展”范式逐步形成起来。

1935年秋，吴文藻邀请英国功能主义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这是他引进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另一重要尝试。拉德克利夫—布朗是当时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来访给中国学界带来了更多新鲜理念并且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华期间主要讲授他最为得意的功能论方法，对“功能”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一）一个特殊社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系密切的相互关联着，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一种功能；而且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才可以了解它的意义。任何活动的功能，任何风俗或信仰的功能，就是把社区看作一个统一的体系，来定它在这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二）一个社区的社会生活基础便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亦即是将各个人联合为一个集体的一组社会关系。所以社会的绵续，社会生活的绵续，是依赖着结构的绵续的。

（三）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两个概念，可连合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概念，这概念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外界的适应adaptation，社会体系是某数量的人类在一个特殊自然环境中供给他们物质需要的一种机构。另一方面是完整Integration社会体系靠着个人利益的和谐，连合与调适而将人类联成一起。社会结构就是这个完整的产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这个完整。任何社会活动的功能，就是它对于适应或完整的贡献。

概言之，拉德克利夫—布朗将社区视作体系，尤其强调适应与内部整合这两个方面。在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吴文藻之所以如此看重来自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所倡导的功能论，很可能基于其一贯强调的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拉德克利夫—布朗所主张的功能视角主要依据涂尔干学派所倡导的强调“完整的原理”的纯正社会学解释，方法上强调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可能范围内尽可能精密地考察和比较不同形式的社会和文化，并且这种方法倡导科学研究的实用价值。相较而言，美国民族学人类学所盛行的历史文化学派，无论其理论视角还是研究对象均未直接指向社会现实议题。就此而言，吴文藻本人虽在美国接受专业训练，回国后转而青睐英国的功能论也就不足为奇。

由此，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在燕大实现了“通家之好”。正如费孝通所言：“派克是从社会学这方面攀近社会人类学，布朗是从人类学这方面去靠拢社会学，一推一拉就在中国实现了这两门学科的通家之好，名虽不同，实则无异。在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合而为一可以追源到这一段历史”。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民国年轻知识分子，早已脱离了清代“乾嘉学派”的禁锢，纷纷以“学以致用，强国富民”为治学宗旨。燕大学子受派克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影响很深，“开始走出书斋，到社会生活中去接触实际，去纷纷下乡做‘田野作业’”。对这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花俏的学问，而是对改造社会有用的知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其肇始之初，就浸润着救国救民的情怀。

（三）从实求知：中国各族社区的早期探索

“社区—发展”范式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早期实践尤以费孝通与林耀华为代表。费孝通在清华攻读硕士学位时前往广西瑶族社区开展调查，林耀华在燕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则回到家乡对福建汉人社区进行调查。

1.瑶族社区田野：费孝通的早期探索

费孝通与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是中国学者首次尝试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运用“社区—发展”范式的学术成果，对于中国民族学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正如吴文藻在该书“导言”所言：“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能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则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吴文藻还以这本书为基础，进一步阐发了他对社区研究范式的基本见解，提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不容加以认为的机械的分割”，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不能不成这个复杂整体中的某一局部，……来做一方面的研究，以观察其间的关系”。以社会组织研究为例，“一方面要顾到社会组织和物质条件，语文，以及宗教等观念界的纵横错综复杂的关系，一面亦须描述社会组织和人口与土地互相影响的实况”。需要强调的是，费孝通的花篮瑶研究聚焦于社区内在组织而非民族议题，主张瑶汉冲突并非源自文化的碰撞，而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争夺。故此，“社区—发展”范式所秉持的并非西方民族学以“他者”为中心的视野，而是专注于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发展议题。

对于人口流动及变迁背景传统社区的内在组织和发展的关注在费孝通的后续研究中体现得愈发明显。在燕大读书时，费孝通就已成为拥护“社区研究”的积极分子。费孝通日后提及，自己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以前就已经成为“功能主义者”，以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出来后成为社会人类学者。结束瑶山调查后，费孝通回到家乡养伤，期间陆续搜集姐姐费达生创办乡村工业的经验材料，这些资料成为其日后名满全球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主要素材。《江村经济》系统考察了江南地区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组成的乡村社会的整体，这是后来被费孝通提炼为“解剖麻雀”方法的初次系统尝试。

费孝通曾指出，单纯的社区研究只局限在较小范围内的个别社区，要对社会有一个普遍的了解，必须在不同的社区研究之间预先规定一个理论、主题或现象，在不同中比较参照归纳处普遍的东西，这就是type。在伦敦留学时，费孝通对他和同学们跟老师开创的“社区研究”颇为自得，“‘社区研究’这四个字开始成了我们的招牌”，“从抽象的‘社会’走到了具体的‘社区’……既捉住了人、地、文三角的结构，以前所用的区位学方法自然是不够了……接受了‘功能’的观点来对付整个社区的结构和活动。……社区研究不是空谈，须我们来实做的。这一年中耀华在福州的义序开始了一个实地研究。他是研究这个‘氏族村落’的家族结构”。由此可见，“社区—发展”范式实现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必须“达到真正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的水平”。

2.汉人社区调查：林耀华的早期探索

前文费孝通提及的“氏族村落”实地研究主要由林耀华完成。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在燕京大学讲学之际，费孝通已经赴大瑶山开展田野调查。在吴文藻的安排下，林耀华成为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学期间的助教，“日夕追随左右，得聆教授训诲，获益良多”。与费孝通调查大瑶山少数民族社区不同，林耀华关注的是福建沿海地区的汉人宗族乡村社区。在听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讲课后，林耀华完成《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社会》一文，以“中国最基本的结构”——家族与家族的制度——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的“宗族乡村”，强调“宗族乡村”的四字连用，就是“采取血缘地缘兼有的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由此突出社区研究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日后成为弗里德曼（Freedman Maurice）研究中国东南宗族的主要资料来源。

事实上，林耀华对宗族乡村的兴趣早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就已有端倪。他在本科阶段即写过《严复社会思想》、《拜祖》等国学考释性的研究论文，随后于1932年在河北郭县的村落进行礼俗调查，并于次年返回家乡福建调查汉人宗族乡村。1934年1月底到5月中旬，他在福建福州南台岛的义序村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期间，林耀华在其直接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组织》，这是20世纪中国学者以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汉人的家族、宗族而写成的第一部民族学专著。

义序宗族的研究是林耀华开始转向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功能论研究的标志。这项研究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从社区基础、社会结构、实际生活以及心理状态等四方面系统收集材料，进而分析宗族组织及其功能、家庭与宗族的结构、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这种从整体到局部、从结构到功能，从关系到生活的研究理路表明，林耀华的理论架构深受功能学派的影响，同时作品中对具体材料的分析与注释引用了大量的中文文献资料。林耀华的学术思想也就从传统历史考证转向以功能论为表、结合本土文化资源为里的“社区—发展”范式实践。

四、结语：1928—1937年民族学中国化的范式初创

1840年以降，内忧外患促发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知识界从不同进路尝试回应“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民族学也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国家、种族、民族等现代概念被译介到国内，“中华民族”的整体论述逐步成型。1926年蔡元培《说民族学》一文的刊载更标志着作为现代学科建制的民族学正式成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学成归国的年轻学人将盛行于西方的理论范式引入中国，并且结合中国现实创造性地打破学科藩篱，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迎来了学科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实践中，基于研究机构、国外学术流派、研究区域及对象的不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研究范式。随着盛行于西方学界的理论范式相继被引介到中文知识界，“历史”“社区”“功能”等成为此一时期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关键概念。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等机构为主要依托，“历史—民族”范式、“社区—发展”范式逐渐成型。“历史—民族”范式以中央研究院为主要依托，注重历史研究，强调历史文献与实证资料互证，重视梳理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脉络。“社区—发展”范式则主要由燕京大学所倡导，重视理论研究，强调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专注于城乡各族社区的实地调查，致力于“中国化”的本土学理实践。

尤其需要指出，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范式并非全盘照搬，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在研究理论、方法、对象等方面均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历史—民族”范式多采借进化论、传播论的理论观点，参考法国社会年鉴学派收集资料的方法，部分选用美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框架和调查步骤。就具体研究而言，秉持“历史—民族”范式的学者专注于考察谋求民族团结和边疆开发，这些学者大都有历史学研究的训练和兴趣，在实际研究中强调精细的史实铺陈，倡导发掘利用历史文献，采用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互相印证。他们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民族志著作，以周详的实地调查、全面的资料梳理、细致的历史描述，代表了早期中国历史民族志写作的最高水平。

“社区—发展”范式亦非简单挪用西方理论。该范式具有较强的社会学色彩，强调学术研究的应用取向，致力于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体现了一代学人学术救国的努力。这一范式打破了西方学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边界——在吴文藻的带领下，包括费孝通、林耀华在内的年轻学者尝试创立新生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既从社会学趋近人类学，又从人类学靠拢社会学。由此，“社区—发展”范式得以同时拥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共同特点，却又不拘泥于其中任何一方的理论，西方学界各自为政的两个学科在中国实现了交叉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后期，“历史—民族”与“社区—发展”两种范式逐渐呈现出融合之势，这一趋势尤其体现在杨成志的研究轨迹中。杨成志曾多次亲赴滇川交界大小凉山彝族地区、海南岛黎苗地区、粤北瑶山地区、广州与海丰等地区开展实地调查，被视为“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在国立中山大学期间，于历史研究之外，杨成志还与岭南大学的陈序经、伍锐麟展开合作，推动对华南地区民族与社会的研究。他对华南城市、南岭山区及海南岛的疍家人、黎、苗、瑶等开展实地调查，研究选题涵盖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质以及城乡社区的发展变迁。1937年，杨成志在《民俗》专号刊载主题论文，文章援引吴文藻关于社区研究的论述，指出“‘社区研究’为人类文化或社会现象当做动力的或功能的比较研究，推出其过程或趋势时”。文章进而提出，“若能够用多少精力与时间去发现一个未知而窄小的‘文化区域’（culture area），便可推出其他在历史进程上或地理限制上呈现出相似的一切族团的全面类型”，认为这是“一种省却许多繁杂而又最经济的方法”。杨成志在晚年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定位，强调其所使用的是“综合式的”理论和方法。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王兴瑞、江应樑、梁钊韬等年轻学者对城市的边缘群体、粤北山区与海南岛的民族群体开展团队田野工作，体现了将“社区—发展”范式运用于民族区域，同时推进与“历史—民族”范式实践的良好融合。这一互通趋向也为1937年以后民族学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进一步中国化打下了基础。

198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中国、日本及印度之人格观念讨论会”上，著名发展心理学者Jerome Kagan对中国台湾地区知名心理学家杨国枢提出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假若西方的心理学完全不存在，中国学者自行发展出的现代心理学会是何种样貌？以上关于对1928—1937年间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回溯表明，在系统学习译介西方理论体系的同时，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者围绕“旧邦新造”的时代议题，有意识地尝试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知识传统相结合，融汇了不同的方法进路，并且产生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作为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谱系发展初期的关键构成要件，“社区—发展”范式和“历史—民族”范式正是这种探索的典范性成果，是一代学人“认识中国，建设中国”情怀的智识成果，也是学习西方理论范式与解决中国现实议题的创造性融合。

区缵，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张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兼任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部分图表及参考文献没有列出，引用请务必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