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经典奠基之作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其著作取舍有着严肃的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著作的传播状况，于相当程度影响到《选集》的著作选择。基于国内外政治局势、编纂目的以及文献条件等多方面的变化，《选集》的编者对已经典化的毛泽东著作进行取舍，并增收大量此前未曾公开或传播范围有限的著作。塑造中共革命与执政正当性、彰显领袖魅力、弘扬中共革命精神品质，是编者取舍著作的中心考量。编者深谙经常与权变的辩证关系，故在理论著作之外兼取呼应现实政治和充实历史叙事的著作。经此取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版图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之步入“经典时代”。

关键词：《毛泽东选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典化/ 经典时代/

作者简介：黄江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25年第5期 第95-106页

诸多事件和时刻都以其标志性的意义写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经典的形成，尤应被视为其中的一个枢纽。盖因中共经典的形成，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论化体系化，思想的进一步阐释亦有了权威的文本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辑出版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选集》”)无疑是奠基之作。这部书的编辑与新中国的筹建同时进行，由毛泽东及其三位秘书共同完成编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发行当时即被赋予经典的定位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此书出版而步入“经典时代”。

经典的形成，往往经历一个著作披沙拣金的过程，背后蕴藏着编辑者对经典的特殊理解②。《选集》的著作取舍亦不例外，作者及编者对此均抱有审慎的态度③。经典著作的取舍，既体现着包括作者在内的编辑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经典的认知，也重塑着毛泽东著作的传播图景。然而，此一议题尚缺乏翔实的论述。前引《毛泽东传》《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基于部分编辑档案，以举例的方式提到少数著作曾被考虑收入《选集》而终被弃选的事实。陈志让较早从《选集》文章类型角度提及《选集》弃收著作的考量④。亦有论者比较过1949年前后不同版本的《选集》篇目，认为文献条件的改善、部分著作非毛泽东所写、一些著作的思想观念已经陈旧、毛泽东不同意收录等，均是新版《选集》增收或弃选著作的原因⑤。大体来说，前行著述尚未系统梳理《选集》的篇目选择及其取舍之道，进而未能揭出经《选集》的编辑造成毛泽东著作经典状态被重塑的现象。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选集》著作的取舍过程及其背后动因进行详细考述。首先追溯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的传播概况，重建一个相对完整的《选集》编撰之前的经典著作传播图景。以此为基础，讨论《选集》选篇时的取舍增删。这一取舍深受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外政治秩序的影响，并形成有别于此前的毛泽东著作的经典结构。

一、《选集》之前的经典传播图景

四卷本《选集》第一版共收录1925年12月1日至1949年9月16日间的毛泽东著作158篇(不计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份不完整的数据显示，该时段中各类毛泽东著作的总量超过5100篇⑥。《选集》收录的著作占同期全部毛泽东著作的比例不会高于3.1%，这意味着《选集》收文相当谨慎。

不过，编辑《选集》时，并非直接从如此之众的著作中进行取舍。《选集》的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就明确提及，当时能搜集到的毛泽东著作很不完整⑦。那些此前广为刊布、影响较大的著作，最有可能首先被编者留意到，也最容易被搜集起来。换言之，编者要面对既存的毛泽东著作传播状况。

1949年以前，相当一部分毛泽东著作仅有产生之初的一个版本或从未公开。这些著作能就一时一事发生影响，却未得到持续的阅读。基于不同时代背景、技术条件与政治生态，经由再版、翻印、转载、引述及阐释，部分著作被不断重整为各种形式，负载新的诉求，进而成为传播较广的准经典。这些准经典及其组成的“准经典版图”，逻辑上构成《选集》编者选篇时的重要参照。此前论者处理这一议题时，侧重版本数量统计，不唯统计范围有限，还忽视不同版本生成的动因⑧。准经典版图的概念则是在梳理准经典著作的同时，把握著作经典化的背景。换言之，并非一篇著作只要有新版本出现，就能被视为经典化的表现。基于此，本节尝试从不同时期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动因切入，初步勾勒一幅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的准经典版图。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要致力于中共武装力量的生存。创建根据地、调查农村、推动土地革命等，都服务于这一中心目标。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的主题亦契合于此。《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1927年都有了单行本，是最先出版单行本的毛泽东著作。数种油印本的单篇著作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江西、福建等根据地刊布⑨。少数毛泽东著作开始受到共产国际的注意。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的欣赏，其后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以精美装帧出版《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等毛泽东著作集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多篇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被一版再版，并出现将毛泽东姓名冠入书名的著作汇编本，如上海大众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等。当然，同期其他中共领袖、中共之外的党政军界要人的著作，都有类似的传播现象，如上海群力书店1938年出版的《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民族解放社1938年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等。这些著作的主题绝大多数都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相关。抗战背景下的民族主义与军事行动，是此时期毛泽东著作传播的主要动力。

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共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变化。伴随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其著作的经典化被自觉地认识到。通过重新发表此前时期的一些著作、编辑体现路线斗争的《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撰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与构想革命前途的著作，辅以整风运动和政治学习机制的建立，一批理论著作陆续得到广泛传播，毛泽东的理论家身份也得到认同。随后十余版《毛泽东选集》由各地中央局或出版机构编印问世。这些旧版《选集》没有统一的编排体例，但多按一定专题分类，呈现彼时党内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11)。《农村调查》《整风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专题著作集的大量翻印则与各版选集的分类形成互证。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新闻记者也从不同角度推动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一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和对毛泽东著作的解读，如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张如心对毛泽东著作和作风的论述、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修改党章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等(12)。一类即对毛泽东生平和事迹的宣传，如基于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谈话内容编辑的各版本《毛泽东自传》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两个出版高峰期。徐特立、谭政、萧三等人撰写的毛泽东往事回忆录和传记亦在解放区和根据地畅销(13)。前述关于毛泽东生平的部分作品以及一些重要的毛泽东著作更被选入根据地教材，得到更具广度和深度的传播(14)。

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共全面执政的到来，毛泽东著作的编印被中共中央纳入全国的出版战略中。毛泽东重要著作的单行本、著作集出版数量此时均急速增长。除对实际工作继续进行指导、学习领袖等动因外，在民众中铺开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成为毛泽东著作传播的又一重要诉求。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发行新版本的《选集》，也是要接续达成这一目标。

概括地说，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的传播存在如下趋势：编辑出版机构越来越权威，著作经典化愈来愈成为高层的自觉行为，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内容逐步形成一些稳定的认识。其中，延安时期编辑《六大以来》等党的历史文献、学习收录较多毛泽东著作的《整风文献》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是推动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关键环节。当然，不同时期的不同诉求为毛泽东著作经典化注入不同的动力，进而塑造出动态的经典版图。《选集》的编辑正是继此前毛泽东著作经典版图数次变化之后的又一次更大规模和更强力度的经典重塑。

进而言之，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塑造本土经典意识的觉醒。20世纪30至4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的一连串历史现象都可在经典意识形成的脉络中得到重新理解：当中共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强化马列主义教育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被明确提出；随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系列著作陆续诞生，并经由整风运动的制度化阅读行为而被广泛接纳；整风运动结束，毛泽东思想亦被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其实，针对《两条路线》和《整风文献》这两类整风中被重点阅读的文献，毛泽东就曾分别表达过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思想意涵，明确称前者为“党书”，称后者为“经书”(15)。此一经典意识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落实到《选集》的编辑出版中。

综合前述不同时期、著作类别、出版机构、发行诉求等多重因素，本文汇总1949年以前相对重要的毛泽东著作篇目，大致呈现前经典时期毛泽东著作中的准经典部分，约有174篇著作出版单行本或被重要文献集收录(16)。这些著作的再版频次存在差异，流行程度、传播方式、传播诉求皆不一样，故而每篇著作的重要性亦存在差异。这方面的极端表现是，部分著作比较容易被搜集起来，并直接作为编辑《选集》时参考的底本；而《反对本本主义》等部分创作时间靠前的著作却无法在编辑时找到，甚至一度被作者遗忘。此外的毛泽东著作，亦不乏被报刊转载或文献集收录者，但在1949年前的重要性和参与塑造经典的力度无法与这174篇中的大部分著作相提并论。

二、《选集》著作的底本及其取舍

前揭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著作准经典版图，为《选集》的选篇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的而非实然的参照。编者选目时究竟有无或者多大程度像研究者一样，注意到此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状态，需进一步考证。通过考察《选集》编者使用的著作底本，当有助于此一问题的解答。

中央档案馆尚未系统公开《选集》编辑的相关档案，还不能详悉编者从何处获得毛泽东著作底本资料及其取舍过程。查阅过《选集》四卷编辑过程稿的研究者，将此书收录著作的底本分为“毛泽东手稿或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件”“会议讲话记录稿、谈话记录稿，或有明确署名的抄件、油印件、铅印件等”“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以及“虽然没有明确署名，但有旁证是毛泽东撰写的抄件、油印件或公开发表件”四类，并说“以手稿或修改件为依据版本的文章占比，随着卷数的增加而增加，到第四卷已达到80%”(17)。其他一些文献亦提及少数著作的编辑底本。这些文献包括：《选集》公开发行本和编辑过程中的样本、零星披露的《选集》编辑档案、与《选集》编辑同时期的官方文献以及与编者相关的著述等。整合起来可确知的底本类别有：

1949年以前诸版《选集》，尤其是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版《选集》。《选集》第一卷书前《本书出版的说明》明确提及此前各地出版的数种《选集》(18)。《选集》核心编辑者之一田家英也曾提到，《选集》第一版标注的著作时间，“有些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的几种旧版本写的”(19)。1991年版《选集》的编者核查过部分著作的底本，直接或间接提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论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学习和时局》等数篇著作均以数种旧版《选集》为底本(20)。今堀诚二注意到，田家英在《选集》第一卷出版时撰写的宣传文章《〈毛泽东选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完全的典型》，引述的3篇还未在新版《选集》中公开的毛泽东著作均据东北书店版《选集》(21)。

1949年以前数种重要的毛泽东著作集，包括《农村调查》《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将革命进行到底》《驳斥艾奇逊》等。《选集》书前说明提及，“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22)。毛泽东也有过将《兴国调查》(曾收入《农村调查》一书)中的一部分编入《选集》的动议，最终放弃(23)。1960年编辑第四卷时，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补收解放社1949年7月出版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书中的数篇著作。新华书店结集出版的《驳斥艾奇逊》一书，有5篇著作被《选集》第四卷收录，作为全书最末数篇(24)。

报刊、著作单行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中国青年》为底本(25)。《矛盾论》以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底本(26)。

档案。其中部分依据毛泽东讲话稿整理而成，如《愚公移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27)。第四卷中几十篇著作，以毛泽东手稿为底本或参校本(28)。

相比整部《选集》的著作总数，前述底本数量尚不完整。不过，仍能从中窥见一些编者选择底本的信息。首先，《选集》编辑时参考的著作底本，不管最终取弃，种类多而权威性强。这些底本在前节提及的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的重要版本中占有相当比例，说明编者对既存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形态有相当认知。

其次，《选集》收录的部分著作，不止一个早期版本，编者没有悉数利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没有以最初刊发的《革命》半月刊为底本。《新民主主义论》不以首发的《中国文化》本或解放社单行本为底本。《矛盾论》不据1937年初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单篇本为底本。《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以旧版《选集》而非首发的《解放》周刊为底本。《改造我们的学习》以旧版《选集》为底本，而非更为权威的《两条路线》(29)。《将革命进行到底》《驳斥艾奇逊》中的十余篇著作，以后来的集结刊印版而不是手稿为底本(以上版本只是底本，不排除编者会以其为参校本)。这些选择究竟出于偶然还是基于特定目的，不能一概而论。可以确知，编者面临着早期版本搜集难度大或当时根本无法获得的困境；有时选择容易获得的旧版《选集》等为底本，而不是寻得同一著作的早期版本；有意选择同一著作中经过修改完善的版本为底本，而不过度依赖最早的版本。

通过梳理《选集》的底本信息，可见《选集》编者对此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状态确较熟悉。将《选集》篇目同此前毛泽东著作的准经典版图进行比较，其中的取舍新增可在相当程度呈现编者的取向。

(一)取。1949年以前174篇重要的毛泽东著作，有101篇被《选集》收录，入选率约58%。1949年以前单行本版本数最多的17种毛泽东著作，全部收入《选集》(30)。调换视角来看，《选集》共收158篇著作，接近2/3的篇目此前都有重要版本。

两种比例在前三卷与第四卷中呈现较大差异。此前174篇著作，有132篇在《选集》前三卷的收文时间内，有42篇属第四卷的收文范围。前者有70篇被收入前三卷，后者有31篇被选进第四卷，后者百分比明显高于前者。反过来看，前三卷共88篇著作，有70篇是此前的重要著作，第四卷共70篇著作，仅有31篇是此前重要的著作，后者比例又明显低于前者。

这两组数据显示，整个《选集》四卷均受到此前毛泽东著作经典状态的强力影响。前三卷绝大部分著作此前都有重要版本，而此前的同第四卷收文时间一致的重要著作大部分都被收入第四卷。两组数据的差异则说明，编辑前三卷时，弃选著作更多，编辑第四卷时，增收著作更多。毛泽东于1951年初为《选集》选稿时，曾批示数十篇著作“此件不用”，“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31)。推测这次编辑，即主要围绕前三卷进行。第四卷编辑时，则大量参考手稿，收录此前未曾公开亦即未能充分经典化的著作。

(二)舍。1949年以前重要的毛泽东著作，有73篇未被《选集》收录。这73篇著作分别对应前三卷、第四卷各62、11篇。当然，这只是研究者的比较视角，不等于编者实际弃收的著作。

目前能确知被编者舍弃的著作有：《农村调查》《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两书中的绝大部分著作(3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布告》《寻乌的土地斗争》《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讲演词》《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33)、《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34)《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35)《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36)《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反投降提纲》《在延安纪念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论合作社》《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与中外记者团谈话》《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等12篇著作，被收入确知作为底本的东北书店、晋冀鲁豫两版《选集》而未被新版《选集》收录，亦可视为被编者有意弃收。

前述著作被弃收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著作是作者另有出版打算，或与拟收入的其他更重要的著作重复，如《农村调查》。有的著作的作者或主要作者不是毛泽东，如《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37)。有的著作不符合《选集》编辑时中共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如《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表达被放弃理念的著作，或被实践证明有所不足的著作，也被弃收，如查田运动诸篇、《在延安纪念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等。

因缺乏直接材料，从更大的著作范围分析《选集》弃收著作的考量，须十分谨慎。但有一点能肯定，《选集》收录著作类型有明显偏重，收录论文、指示、评论、演讲、报告居多，基本不收书信，完全不收诗词、散文。陈志让即注意到，如下著作未被《选集》收录：全部诗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外的全部农村调查、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作的全部演讲和报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发表的关于日本侵华的声明、关于军事战略和哲学的早期著作以及暂时的或并非重要主题的信件与声明。他认为，“判断和预测不够准确”“粗糙和不成熟”是这些著作被弃收的原因。《选集》不收1925年以前的著作，则因“它们无法代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38)。这些舍弃表明，《选集》编者淘汰不合时宜的言论或主张，对著作思想的成熟度有严格要求。

(三)增。有57篇著作没有被1949年以前各类重要文献集收录，而被收入《选集》。其中(1)有27篇著作在收入《选集》以前几乎没有被公开出版过；(2)有20篇著作虽有公开出版的版本，但影响不大。57篇著作之外，另有9篇著作在1949年以前有重要版本，因流传时间短，在此前174篇重要著作中居次要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编辑个人著作与中共历史文献时，基于新的诉求“重新发现”不少过去未被重视的著作(39)。前述几类共计66种著作收入《选集》(已超《选集》著作总数三分之一)，恰是毛泽东著作又一次大规模地重现。

新增的57篇著作在四卷的分布比例有较大差异。具体到一至四卷，分别为1、5、12、39篇著作，各占四卷收文总数的百分比为5.9%、12.5%、38.7%、55.7%。增收的著作，无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都逐卷增加。这也说明两个相互关联的事实：(1)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关键时期。此时期毛泽东的重要创作多已被经典化，此前的部分著作则在此时期因重新发现亦被经典化。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进程相对放缓，此时期产生的毛泽东著作，尚未得到充分经典化。这使得编者较难于短期内选择足够篇幅的重要著作，进而导致第四卷没有紧接着前三卷出版。(2)毛泽东著作的手稿随着文献保存条件的改善而留存越来越多。20世纪40年代初期，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等文献集时，搜集早期文献相当不易(40)。此后，中共文献保存的条件得到改观。据称，“能大量见到毛泽东的手稿是1940年以后的事”(41)。前揭《选集》四卷以手稿或修改件为编辑底本的比例逐卷提高，即有赖于此。抗战结束以后的毛泽东著作，虽未得到充分的经典化，却有大量文稿供选择。《选集》的编者由此转而开掘此时期从未公开的著作。

三、经典著作的取舍之道

不同著作的取舍增收虽各有具体原因，却也基于编者淬炼经典的整体考量。目前所见直接呈现编者考量的史料虽不多，但也有迹可循。《选集》的题解注释就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史料。《选集》四卷发行之初，均有新华社播发的篇目介绍文章。四卷的介绍文章由田家英撰写或组织撰写，第一卷的介绍文章还经胡乔木修改过(42)。这些介绍文章，除推介《选集》中的重点篇目，概述各著作观点外，更说明其意义。此一做法的实质，正是编者将选目进行合理化，进而也表达着编者选目的初意。

回应现实政治秩序始终是《选集》四卷选目的基本诉求。新中国成立之时，全球冷战格局的大幕已拉开。冷战延及东亚，乃新生政权不得不面对的国际政治基本情势。一方面，新政权为谋求安定须在国际关系上作出明确选择，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诉求塑造冷战”(43)。《选集》中10余篇直接涉及美苏的著作，均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其中，《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等赞颂苏联乃至斯大林个人的著作，都是编辑《选集》时“增收”的(44)。这些著作曾汇集于同时期出版的题为《中苏友好文献》一书中。与此相反，涉及美国的著作均取批评的和负面的态度。如《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等，亦均属“增收”的著作。这些著作的收入，以经典的方式表达着编者对全球秩序的态度与塑造民众国际认知的诉求。

《选集》第四卷发行之时，国际秩序已较前三卷大为不同。以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为标志，美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而中苏关系则已生裂痕。因此，第四卷不再有明显亲近苏联的著作，但仍有数篇批判英美“帝国主义”的文章。除因50年代下半期毛泽东不断重提“纸老虎”论而被收入《选集》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外，他还从《驳斥艾奇逊》一书中选录关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信的5篇评论为第四卷收尾。编者称，这5篇著作“揭露了美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和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批评了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45)。此一解说，同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处理大国外交关系的态度若合符节。

就政治现实而言，在国内民众中塑造中共革命与执政的正当性较回应全球秩序更为重要。《选集》编纂的核心目标即是提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全书开篇，首先就回答谁来革命、革谁的命以及如何革命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编者称：“这篇文章已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46)。这篇文章之后的著作，紧扣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议题，接连呈现毛泽东和中共的正确抉择。第一卷的17篇著作(含《矛盾论》)，有9篇著作的题解都明确批判党内曾出现过的各种错误行动和思想。

第二卷同样有10余篇著作直接驳斥关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种种错误言行，不过，此时批驳的重点转至国民党。第二卷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起头。编者说，两文所揭示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路线”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围绕抗日战争问题的斗争，“贯穿于整整八年时间的抗日战争的过程中”。结尾与皖南事变相关的3篇著作及其余10数篇著作，都被置入“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和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政策进行极严重的反复斗争”的线索里(47)。

第三卷著作的取向复从外转内，由批判转建设。涉及整风与生产两大运动的著作被大量收入且被重点推介。编者从“新增”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摘录毛泽东对两大运动的评价，“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48)。这段话中的“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的作用、“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等语句，均由《选集》的编者增写(49)。田家英后来也提及，第三卷的内容，整风运动是一个主要问题，“作用最大，其他各个问题都与整风运动有联系”(50)。吴冷西也有类似回忆，认为田家英将第三卷归纳为整风运动、生产运动两大问题，“真是领会透彻，抓住要害”(51)。与其说是田家英领会透彻，倒不如说其作为编者本身就清楚《选集》正是以此线索来选择篇目的。

前三卷一则批判革命阵营内部的错误路线，一则刻画国民党的反革命本质，一则强调中共于艰难困苦中振作有为，多角度建构中共革命的正当性。第四卷的编辑虽延迟数年，同一选目原则却持续存在，且被选出的篇目对此有更明确地表达。田家英曾将第四卷的著作分为四组，划分依据正是“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力量最后决战”的四个不同阶段(52)。如第四卷开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到《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11篇著作，被划分为第一组。这组著作旨在“说明怎样认识帝国主义于反动派的本质以及怎样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问题”，实质即是论述其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正当性。这11篇著作均为“新增”著作，此前鲜有公开者。第四卷文稿审读结束后，毛泽东还指示补收10余篇痛斥国民党的评论。前述类型的著作，超过半数都属“新增”，形成论证中共革命和执政正当性的整体叙事。

树立革命与执政正当性的同时，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亦持续得到塑造(53)。1949年以前，中共已注意领袖形象与革命的关联。除前文提及的各类毛泽东传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持续热销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形象更已进入民间故事中(54)。

编辑《选集》而不是选择将党组织的重要文献经典化，本就体现塑造领袖威望的意识。这部书更收录相当数量彰显毛泽东个人魅力的著作，特别注重对毛泽东理论家身份的确认。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被视为列宁主义政党领袖的一个必备条件(55)。毛泽东于延安前期发愤阅读马列主义著作，随后探索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论，持续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郑重为毛泽东理论家身份正名。他称，毛泽东“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56)。编者为《选集》选篇时，相当注重收录理论性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农民军队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内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统一战线政策的策略、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党的建设诸方面，以及视野更加宏大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一卷选收的著作就基本涵盖了前述各个方面，体现毛泽东思想诞生的理论积淀。《实践论》《矛盾论》两篇经过数次修改的著作自不必说，其余著作也被编者提炼出有长期指导意义的理论或方法论。编者提醒读者，《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著作实质上不只是一本关于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而且是一本关于政治策略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对于第一卷著作的特点，田家英早有明确的表达：“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57)。后来也称第一卷已包括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法等“毛泽东同志的各方面理论学说的基本内容”(58)。

整个前三卷(部分第四卷)的选目都有类似原则，或者收入主要阐述理论的著作，或者从讨论具体事务的著作中提炼理论。总之，编者结合后期成熟的“毛泽东思想”重新组织毛泽东著作，通过赋予《选集》以严整的理论体系，确认毛泽东的理论家身份。

塑造毛泽东个人魅力的另一取向，是呈现其对中国革命进程所作的超凡预见。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科学预见”已成为毛泽东形象的一个重要元素。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张如心，曾于1946年在华北联合大学等处数次发表解读毛泽东思想的演讲，其中即有“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一讲。几乎同时，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亦强调这一点(59)。无论编者是否知晓这些论述，其于《选集》中收进大量预见性著作则是事实。编者明确提及《选集》中的数篇“预见”之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正确预见抗日战争是数个阶段的持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预见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学习和时局》，预见有可能由取得乡村的胜利进到取得城市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已于《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初步地刻画出来；共和国的阶级构成及其大政方针，已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很多重要的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文，则已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60)。

数十篇著作亦直接或间接呈现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形象。22篇著作保留“形势”“总结”“任务”“方针”“策略”等标题，表现毛泽东善于分析世势、谋划方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文的题解，《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等文的注释，《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等文的介绍，编者都注意向读者提示被后来事势证明的预见。

塑造民众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重建社会伦理是《选集》选篇的又一考量。这一考量比较不为编者和研究者充分意识到，却对经典的形成及其后的中国社会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前三卷中的10余篇著作都相当程度触及思想意识修养和社会伦理问题。整风运动期间指定阅读的20余个文件，约半数为毛泽东著作。这批著作几乎全数被收入《选集》(61)。田家英的表述可说明编者确高度重视这批著作，即《选集》第一卷中形成的毛泽东基本思想方法在整风运动中有重要进展(62)。在《选集》的各篇介绍文章中，这些著作的作用被表述为揭露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通过纯洁阶级性和党性，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

同在整风运动必读文献之列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亦分别于1949年、1962年两次经作者修改后广泛发行(63)。前一次为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版《毛泽东选集》正同步编辑中；后一次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及中苏论战前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不久而《刘少奇选集》开始被编辑。第二次修改更是着重增补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的论述(64)。这正是编辑出版《选集》以重塑民众思想意识的一个重要旁证。

这类著作成为经典还传递出更深层次的思想意涵：阶级超越血缘、宗法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纽带，被确定为社会交往的主要身份标识。纯净的无产阶级思想，则成为新的道德品质的衡量标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呈现的就是这种道德品质的精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利益不惧牺牲、锲而不舍无所畏惧。这些品质相当不同于以儒学为基础的传统中国伦理。萧延中就注意到，这3篇著作无一例外涉及毛泽东对生命与死亡的辩证思考，这种有着超验色彩的辩证法，把个体的生死诉诸道德，进而再被赋予强烈“革命意向”的意识形态属性(65)。由于其道德品质被不断渲染，加之篇幅不长，这3篇著作在60年代成为毛泽东著作中最为人熟知的“老三篇”。3篇著作在1949年以前均无甚影响，是《选集》选目时的“重新发现”。这也说明《选集》编者对这些著作的社会伦理意义有着相当自觉(66)。

编者或许还有其他考虑，不过，立正统、树威信、变伦常乃是其编辑《选集》时取舍著作的关键考量。经此选择的结果，《选集》不是单纯地取舍或增收某些著作，而是重塑毛泽东著作的经典版图。

首要者即毛泽东著作性质的变化。从论证中共革命的历史叙事，到塑造毛泽东个人的超凡魅力，再到提供全新的道德观念，这些诉求使得《选集》比同时期其他党的文献以及1949年以前任何毛泽东著作集形成更为完整的著作结构。结构的变动带来性质的变化。《选集》选收的著作超越狭义的政治领域，不以具体事务遮蔽其理论性质和伦理色彩，使其被阅读和解读的空间变大，进而具备比其他著作集更接近提供整全意义的经典身份。

其次是毛泽东重要著作的变化。鲜有人提及的是，《选集》提炼的重点著作较此前大为不同，而收入《选集》的著作也并非具备同样的重要性。编辑《选集》期间，编者就已计划从中精选若干篇目，先行登报发表，再印行单行本(67)。最终有56篇著作在《选集》发行当时就印行单行本(68)。这数十篇著作，正是编辑者认定的《选集》中更重要的部分(69)。56篇重点著作中，有14篇为编辑《选集》时“重新发现”，其余3/4的重点著作均是1949年以前就已经典化的著作。换个角度看，《选集》收录的1949年前就已经典化的92篇著作，只有42篇著作被再次视为重点著作。这意味着，编者为《选集》选篇时，虽受到此前毛泽东著作经典状态的强烈影响，却进行高度提炼。被编者重点推介和选印单行本的著作，或者思想理论厚重，或者关系历史叙事，或者规范政治行为，正是前述取舍之道的集中体现。《实践论》等哲学著作自然印行单行本，前揭选自《整风文献》的9篇著作亦全部印行单行本。被视为毛泽东思想发端的第一卷，仅少部分著作没有抽印单行本。

其余《选集》中相对次要的102篇著作，50篇为1949年以前的重要著作，42篇为编辑时重新发现的著作。这百余篇著作理论性弱、策略性强。虽然这102篇菱的重要性不及另外56篇著作，但于整部《选集》而言却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些著作能为《选集》建构的历史叙事提供更加完整的线索。《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之于抗战期间的国共斗争，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及数篇对国民党评论之于国共内战，均构成中共革命史叙事的关键环节。那些印行单行本的重要著作，亦只有回到《选集》的完整叙事中，才能得到符合经典预期的确切解读。其余少数非重点著作同《选集》的整体叙事关系不大，不过依然传递着编者认为有必要呈现的信息。前三卷中直接涉及苏联的著作，有向苏联和斯大林致意的目的，却没有一篇印行单行本。自《选集》的选目看，编者有相当明确的经常与权变的辩证意识(70)。

结语

经典的形成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经典著作及其诠释构成的经典版图也因此处于变化之中。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就已开启，且不同时期的诉求数次重塑其准经典版图。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逐步成为中共与毛泽东的自觉行为，毛泽东著作的准经典版图也趋于稳定。经典意识的萌生与经典版图的成熟，均影响到其后《选集》的篇目选择。

与此前的经典重塑不同，《选集》编辑造成的经典版图重塑的规模和力度都更大。基于文献条件的改善，《选集》的编者得以对已经典化的毛泽东著作进行取舍，并大量增收此前未曾公开或传播范围有限的著作。不过，毛泽东著作经典版图被重塑的根本动因则是作者及编者经典意识的增强。经典著作的取舍新增，体现《选集》编者借此塑造中共革命与执政正当性(立正统)、彰显领袖魅力(树威信)、弘扬中共革命精神品质(变伦常)的考量。

中共执政之初，新民主主义与全球冷战秩序下的中苏结盟是新政权确定的道路基础与外交基调。《选集》前三卷的选目对此有充分回应。与前三卷相比，《选集》第四卷编辑时的国内外政治现实都发生重要变化。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均使得第四卷的选目与前三卷之间出现微妙的变化。《选集》的选目，通过凸显国民党的负面形象，强化中共革命道路的必然性，组织起中共革命的完整历史脉络，进而提供中共革命与执政的正当性资源。此外，《选集》还大量收录有助于塑造领袖魅力、弘扬中共革命精神品质的著作。编者从《选集》中确定重点篇目，则进一步说明其为整部《选集》选篇时有经常与权变的辩证思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的经典意识及其对经典的编辑，并不仅仅体现于篇目取舍，还包括著作编排、正文修改与题注阐释等各个环节。《选集》的出版说明对旧版《选集》的评价就明确涵盖前述各个方面，“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并自道“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的”(71)。揆诸新版《选集》文本，可见编者在前述这些编辑环节都投注相当心力(72)。在“政治性质”和“技术性质”双重原则的规范下，《选集》的编辑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促成毛泽东思想的一次再创造。《选集》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步入“经典时代”，进而开启中共自身的也是当代中国本土的理论经典传统。

注释：

①四卷本《选集》编撰与宣传的基本史实梳理，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0～11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5卷，第2014～2016页；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33页。

②轴心期出现的各大文明经典，其初始文本被写出后，均历经长达数个世纪的汇集、编纂和删汰。王中江：《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英]康福特(Philip W.Comfort)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日]水野弘元：《经典成立史》，李立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③毛泽东本人和《选集》核心编辑者(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曾不止一次表示，1949年以前编辑出版的诸版《选集》有著作取舍方面的缺点，且“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电》(1949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3卷，第1101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本书出版的说明”，第1页。

④Jerome Chen,“Mao's Literary Style”,in Jerome Chen ed.,Mao Papers: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⑤魏玉山：《关于建国前版〈毛泽东选集〉的几个问题》，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229页；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5页。另有学者注意到，《选集》第四卷的发行同前三卷相隔7年，编者基于不同时代背景选收著作的考量有所变化。[日]小林立：「毛沢東の文章」，『中国語学』1967卷第172號，第14頁；[日]今堀诚二：《新民主主义与通行本〈毛泽东选集〉1～3卷》，张惠才译，《党的文献》1989年第2期。

⑥这个数字基于张迪杰主编的《毛泽东全集》(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即便从已公开的毛泽东著作来看，此书著录也并不完整。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书出版的说明”，第1页。中共中央从1950年就开始征集毛泽东文稿，但大规模地征集是在《选集》第四卷出版以后。参见费云东：《中共档案文献征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⑧雷亮、马静：《基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出版及馆藏情况分析》，《图书馆杂志》2020年第7期。

⑨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⑩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5～26页。

(11)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86页。

(12)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1页。

(13)丁晓平：《解谜〈毛泽东自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5页；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4)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70页；胡为雄：《毛泽东为何称〈整风文献〉为经书》，《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

(16)限于篇幅，本文提及的统计数据不附录于文中，读者可从永久网盘地址下载阅览。《若干时期的毛泽东著作重要篇目对照》，网盘地址见：http://gffggb393c52cc3fe42absnvbob5ofo6vo656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dINaK7o。

(17)唐洲雁、曹前发、单劲松：《关于〈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稿的考辨》，《党的文献》2013年第5期。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书出版的说明”，第1页。

(19)《田家英同志关于〈毛泽东选集〉增订工作的讲话摘记》(1962年8月6日)，打印件，第2页。

(20)冯蕙、汪裕尧、吴正裕、赵福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1、62～63、67、76、86～87、90、92页。

(21)[日]今堀誠二：「中国革命と『毛沢東選集』の役割」，『中国の本質をみつめる』，東京勁草書房1985年版，第98～99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书出版的说明”，第1页。陈伯达回忆，尤金曾建议将《农村调查》一书编入《选集》，毛泽东没有同意，“想另外单独出版”。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15～116页。

(23)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1951年4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24)《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究竟是“真相”还是捏造的谣言》，齐得平：《我管理毛泽东手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314页。

(25)冯蕙、汪裕尧、吴正裕、赵福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第59页。

(26)萧延中整理：《毛泽东著作是如何成为经典的？》，《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26日，第2版。

(27)艾恒武：《革命家、教育家、哲学家——记杨献珍》，刘海藩、朱满良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名师》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1989年7月)，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47页。

(28)《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究竟是“真相”还是捏造的谣言》，齐得平：《我管理毛泽东手稿》，第313～314页。

(29)冯蕙、汪裕尧、吴正裕、赵福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第88～89页。

(30)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31)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1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3卷，第1102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书出版的说明”，第1页。

(33)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19页。

(34)《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印1952年版，上册目录，第14页。

(35)该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参见《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究竟是“真相”还是捏造的谣言》，齐得平：《我管理毛泽东手稿》，第314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样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1437～1440页。

(37)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38)See Jerome Chen,“Mao's Literary Style,” in Jerome Chen ed.,Mao Papers: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p.xxix.

(39)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4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76～177页。

(41)《本世纪最珍贵的档案文献(答记者问)》，齐得平：《我管理毛泽东手稿》，第170页。

(42)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1989年7月)、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1996年4月4日)，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43、98～99页。

(43)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44)毛泽东曾于1956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道，《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其余两篇祝寿、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此语也可借用来说明《选集》收录这些著作时的考量。

(4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人民日报》1960年9月30日，第1版。

(4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2日，第1版。

(4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人民日报》1952年4月10日，第1版。

(4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人民日报》1953年4月10日，第1版。

(49)《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集：《毛泽东集(第2版)》第9册，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281页。

(50)田家英：《〈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内容介绍》，力平、何建东、梁进珍编：《田家英谈毛泽东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51)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1996年4月4日)，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99页。

(52)田家英：《〈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内容介绍》，力平、何建东、梁进珍编：《田家英谈毛泽东思想》，第56～58页。

(53)Helmut Martin,Cult and Canon: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Maoism,trans.by Michel Vale,Armonk:M.E.Sharpe,1982,pp.13～14.

(54)周一平：《毛泽东生平研究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6～72、139～146页。同时期，陈伯达先后于1946年、1948年创作出《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作品，在1949年前后的影响盛极一时，蒋介石等人与中共领袖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参见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133页。

(55)[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美]施拉姆：《毛泽东》，王应一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8页。

(56)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7页。

(57)转见叶圣陶日记(1951年10月12日)，叶至善整理：《叶圣陶日记》中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78页。

(58)田家英：《〈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内容介绍》，力平、何建东、梁进珍编：《田家英谈毛泽东思想》，第1～3页。

(59)张如心与斯特朗两人的著作均已收入前揭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一书。

(60)见前揭《人民日报》刊发的《选集》第二至四卷的3篇介绍文章。

(61)这批著作共9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62)田家英：《〈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内容介绍》，力平、何建东、梁进珍编：《田家英谈毛泽东思想》，第2～3页。

(63)任晓伟：《〈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两次修订及未刊部分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3期。

(64)邓力群：《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343页。

(65)萧延中：《论毛泽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利夫顿〈革命的永生〉一书解读及其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6)胡乔木晚年曾构想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一本《毛泽东思想概论》，拟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中的价值观。他提及，“还有许多题目，如生死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对张思德的评价，也是价值观的问题，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见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51页。

(67)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51年3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关于〈毛泽东选集〉出版工作的经过》(1951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页。

(68)《经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录》(1971年6月23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8～70页。56篇著作具体到四卷，各有11、16、11、18篇。

(69)此外，《选集》四卷正式发行之初，编者撰写的各卷介绍文章中重点提及的部分著作；田家英在辅导地方学习《选集》时重点提及的著作，也多少代表着编者理解的重点篇目。因其侧重于言说的一面，本文不予标注。

(70)经与权的关系，借自郭沫若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价。胡乔木曾提及，毛泽东很欣赏郭沫若的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62、270页。这一写作原则，同样也存在于《选集》的编辑中。

(71)《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书出版的说明”，第1页。

(72)黄江军、竹内实、王敏玉等已就《选集》的著作编排、文本修改、注释撰写等议题分别作了初步讨论，然各编辑环节的综合考察尚有空间。参见黄江军：《〈毛泽东选集〉著作编排与革命史叙事的经典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2期；[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东京苍苍社1983年第2版；[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补卷》，东京苍苍社1983至1986年版；王敏玉：《毛泽东撰写、修改〈毛泽东选集〉题解和注释的几个特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