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时代个体的自我评价看似多元，却失去了以往评价过程的动态性，在本质上显现为一种静态评价结果的获取，易陷入自我认同危机之中。这一危机与数字世界及数字实践活动的抽象化存在着内在关联，具体经验的抽离使个体的自我评价表现出形式化特征，即这一自我认识过程既没有遭遇他者，也未能构建起真实的自我，在此，人与他者、与世界的共在连接被割裂，数字世界成为没有“世界性”的世界。为消解自我认同危机，需重建数字世界之“世界性”，这就要求个体转变对待数字世界与数字实践活动的态度，在实际的行动中，勇于同否定性的他者照面，提高对抽象的自我概念的警惕，建立起既包含他者又包含自我的自我认同。
关键词：数字时代；数字世界；自我认同；世界性
自我认同，即个体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一回答源自个体对实践活动中所建立的自我形象的自我评价，鉴于人的存在具有社会性，因而这一自我评价还触及一种包含他人态度的想象性认知，人在与他人的联系中会透过他人评价来认识和把握自己。从现实经验来看，个体所得到的关于“我”的答案无法绝对化和固定化，而是伴随着现实生活境况的波动起伏，始终处于确认、修正与更新之中，如此方能应对不同人生阶段的过渡及人生境遇的变动。正如丹尼尔·丹尼特指出的那样：
每个人都有一个实实在在不可否认的核心经历，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其中的大部分会渐渐变得无效，形同虚设，与你现在是谁再无多大关系。在你的生命历程中，为了自我维护和自我改善，你可能还会主动放弃、否定、甚至“忘掉”自己的某些经历。
面对这种境况，如果个体能够将不同的自我评价纳入一种连续的自我叙事之中，就能够以历时的确定性应对变动的现实和变动的自我，而不引起混淆和疑惑。安东尼·吉登斯曾指出，自我认同“并非个体所拥有的一个特质(或特质集合).它是每个人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体现于一种‘能让特定的叙事模式持续下去’的能力”。正是由于具备这种能力，个体才能在面对人生不同阶段的自我评价时不至于对“我是谁”产生疑惑，反而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将各具特点的自我评价有机地整合起来，从而构建出连贯的、多维度的自我认知。由此来看，个体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是一种兼具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动态运动过程。
当数字世界成为人生存的重要场域，个体在其中凭借数字实践活动建立起了新的自我形象，相应地，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也延展至数字世界之中。但数字性的介入却使自我认知的整体性过程产生了诸多断裂，使个体的自我评价难以达成差异性与同一性的融合。譬如，当个体在数字世界中发布内容时，常会陷入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当“我”将拍摄的视图上传至抖音平台时，可能会担心自己的摄影水平与专业摄影师相差太远；当“我”将思想感悟发布到微信朋友圈时，可能会忧虑自己的思想不如他人发布的内容深刻；等等。这些情境既揭示了个体对他人之共同意见的趋同，又隐含着个体对自我之特殊性的否定。种种迹象表明，个体在数字时代正面临着自我认同危机。
一、危机显现：从动态过程转变为静态结果的自我认同
当个体试图在各类数字平台——社交平台、问答平台、游戏平台等建构起具有不同侧重的自我形象，便自然地融入数字化的平台逻辑结构中，遵从数字秩序是个体获得自我位置的前提条件。经由数字秩序的形塑，新的“数字化身”替代了个体生物性身体的实际在场，开拓了自我表达的新维度。正如约翰·杜翰姆·彼得斯所言，“我们的面孔、行动、声音、思想和互动，都已经全部迁移到媒介之中，它们无需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可以尽情撒播我们的个性”。建立“数字化身”时，个体原本所处的线性时间和单向空间被赋予了更大的灵活性，转变为一种弹性的媒介时间和复合的媒介空间。物理身体的离场以及时空背景的重构，使个体在开展数字实践活动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时间与空间所携带的束缚和限制，与实践的具体情境拉开距离，进而避免情境中可能发生的偶然与意外导致的实践失序及失控，这意味着个体能够通过有意识地操控数字实践活动，塑造出更加符合其理想认知的自我形象。比如在微信、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中，个体呈现自我、进行社交互动的行为都无需物理身体的真实在场，弱化了时间与空间对其行为的规范作用，这为其提供了调整和修饰这些行为的可能性空间，个体通过自主选择不同的话语、结构、修辞进行自我叙事，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与其理想认知相符合的差异化的数字自我形象。
在操控数字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个体的数字自我形象很有可能成为“被审视和观察的对象物”，这种审视和观察通常与“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即“先于具体的个体而存有的、具有普遍性的自我”相符合。在当今的数字世界中，由于人与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处于共生关系之中，因此个体在建立数字自我形象时，将不得不面对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影响。前面所列举的微信、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内嵌着这些技术的底层逻辑。在人们的频繁使用中，这些技术依照个体的数字足迹为之“勾勒”出愈发精致的数字画像，并且根据个体的偏好和习惯深化和丰富了这些数字画像，这些在不同平台中的数字画像聚合起来，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抽象的自我概念，而这构成了个体所秉持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认知的重要部分。在技术的规约下，数字世界中形成的一系列与自我相关的抽象概念，现形为“你应该成为……样子”的话语逻辑和叙事规范，并流行于社会群体之中，成为一种集体共识，形成了“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因此，尽管个体在不同数字平台中建构的自我形象具备一定的差异性，但那些难以与其理想认知保持一致的内容，或者说与抽象的自我概念不相符的内容，易被个体有意识地摒弃在数字世界之外，使这一差异性在总体上潜在地统一于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之中。
与此同时，个体对他人如何评价其自我形象的想象性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些抽象的自我概念限制。并且，他人在评价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时，也会将这种评价行为视为一种建立自我形象的活动，因此，他人的评价同样受到他人意识中抽象的自我概念的影响。这样一来，个体在数字实践活动中与他人的交互仿佛成为双方持有的自我概念之间的交流，由于二者都拒绝互动行为的进一步深入，使彼此之间的交互在很多情况下只停留在表层，就像两个并行放置的定型物，许多更能体现彼此差异性与独特性的内容被留存在数字世界的社交互动之外。在当下的数字实践活动中，这种现象呈现一定的普遍性，譬如那些经过个体精心修饰的视频、图像、文字等数字内容，在社交平台上往往容易收获来自他人的正面反馈，或得到某些意义宽泛的表情符号的回应，这样的交互方式也潜在规定了他人所能提供的评价意义的有限性，继而，个体从他人处获取的关于自我评价的想象性认知很有可能转向自身所遵循的抽象的自我概念。
基于上述情况，对于那些在不同的数字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自我评价，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再需要主动地将之串联起来，因为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可以统一这些自我评价。个体由此形成的对“我是谁”的回答，仿佛也存在一种固定的答案，这种答案与抽象的自我概念保持一致。但这也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很有可能丧失差异性。自我评价中的差异性表征的是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这体现出人在世界之中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个体对自我的评价缺少这一维度，也就难以在自我意识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与超越式的自我发展，从而容易对自己的现实生存状况感到迷茫。当前，个体在数字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社交孤独、社交焦虑等问题就与此相关。因为个体基于抽象的自我概念整合不同的自我评价时，会重点关注与自我概念相符合的内容，而容易忽视与之不相符的内容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这会使个体在未能将数字自我形象与抽象的自我概念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产生不如他人的焦虑情绪或社会孤立感”，而对数字自我形象的依赖和认同又使个体丧失了返回现实语境、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气和能力。
总体看来，在数字世界中，个体在数字实践活动中所进行的自我评价，在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的规范下，从包含否定与超越的动态进程转变为停滞的、固化的静态结果，从兼具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复合状态转换为同一性抑制差异性的单一状态，这使个体在数字世界中的自我认同陷入了危机。
二、危机之因：抽象化的数字世界及数字实践活动
在数字时代，个体之所以能够将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作为参照标准，并以此形构对自我的评价，是因为个体在数字世界中的实践活动同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的形成相类似，都经过了数字化认知逻辑的“加工”，其意义绝非实践活动的跨媒介转移这么简单，它同时也是将新的观念、意识、价值内在化的过程。比如，我们置身于壮美的自然景色之中时，会产生场景的、身体的、呼唤既有经验的丰富感受，而当我们用相机将之记录下来并意欲上传至社交媒体时，却仿佛倏然从所置身的情景中抽离出来，这些内在感受也转换为被我们支配的对象，此时，照片的构图、光影、色调等是否专业，文案对景色的情感表达是否深刻，内容能否展现自我的品位与个性等，成为我们首要关注的方面。可以看到，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在认识逻辑的中介作用下，将自身构建的数字解释框架融入自我经验之中，将数字媒介本身所携带的叙事模式和认知结构也辨认为实际经验的一部分，这容易造成真实经验的挪用，从而导致对自我的误读，实际上这一经验的获得在本质上始终无法离开与现实的共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对自我的评价与其说是建立在数字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数字实践活动形成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个体对数字实践活动形成的认识取代了数字实践活动本身具有的优先地位。
这种做法在约翰·杜威看来，会损害人们在数字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整全经验”具有的先行意义，因为“任何一切的理性的认知活动，最初都来自我们对有待克服之外在环境充满感受的整全经验”，这种“整全经验”被杜威视为“原始经验”，其对象即“粗糙的、宏观的和未加提炼的（内容）”，与“次生的反省经验的对象”即认识对象相比具有优先地位；更会忽视这种“整全经验”本身具有的重要价值，因为对实践活动的认识会突出“整全经验”中的部分内容，遗忘“整全经验”本身，而这“将会造成一种有害的假象，使我们误以为有一个单纯自存着的认知客体、或有某种叫做‘既与物’的存在”，这种“既与物”作为一种“预先清楚界定好的、固定不变的实体”，限制了人们对实践活动的认识。杜威对于原始经验的强调，在思想渊源上可以追溯到休谟的经验论。休谟根据知觉的“强力和活力”将人们内心产生的知觉分为“观念”和“印象”，印象“是指我们的较活跃的一切知觉，就是指我们有所听，有所见，有所触，有所爱，有所憎，有所欲，有所意时的知觉”，“观念就是在反省上述的那些感觉和运动时我们所意识到的一些较不活跃的知觉”。简单地说，“印象”即人们伴随着四季更迭、世事变迁感悟到的切身体验，这是与人们的实践活动一同产生的现实经验，“观念”即人们基于认识逻辑将这些千头万绪的切身体验和现实经验综合后形成的认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休谟所言，“最活跃的思想比最钝暗的感觉也是较为逊弱的”。杜威强调原始经验相较于反省经验的优先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所突显的即是印象相较于观念所具有的强力和活力。
由此看来，个体基于对数字实践活动形成的认识，在数字世界中塑造自我形象，建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采取的即是一种将感觉置于思想之下的方式，在此期间，数字实践活动中的原始经验在认识逻辑的综合作用下被抽象化为认识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原始经验所持有的重要价值，但是，这些原始经验相较于对经验形成的认识，更有可能体现出个体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正如杜威指出的那样：
真正在经验中的东西较之在任何时候被知的东西要广泛得多。从知识的角度上看，对象必是分明的，它们的特征必是明显的，但模糊的和未曾揭示出来的东西便超出了知识界限。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当这种把实在和认识的对象本身等同起来的习惯占优势时，晦暗和模糊的东西就通过某种解释而被抹杀掉。
换句话说，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中包含的内容，相较于对数字实践活动的认识要丰富和广阔得多，当个体依据后者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时，可能在其数字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更能彰显其个性与生命力的内容就被压制甚至抹杀掉了。在此过程中，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显现抽象化的特征。
由于数字世界与数字实践活动处于互构的关系链条中，因此个体在数字世界中开展的数字实践活动的抽象化同时也意味着数字世界本身的抽象化。一方面，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存在于数字世界的规定语境之中，受其内在秩序的约束。根据前述内容，正是数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自由性与他律性特征，使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可以摆脱时空和身体的限制，以数字世界中形成的本质主义自我规范对自我的评价。另一方面，数字世界的建立离不开人的数字实践活动。尽管数字技术为数字世界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即失去数字技术的支撑，数字世界便不可能建立和维系，但假如没有人的积极的数字实践活动，仅靠单纯的数字技术的聚合并不能促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世界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数字实践活动是数字世界得以形成及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且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不断扩展，个体的生活与工作也在更多方面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它推动了数字世界的深化与扩展。正是数字世界与数字实践活动的双重抽象化，个体的数字自我形象才可以被当作审视和观察的对象物。个体原本通过实践活动的经验形成自我评价的过程，增加了对实践活动的认识这一中间环节，这种认识受到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的规范和约束，它为个体反省原始经验与印象材料设置了标准，个体由此形成的自我评价亦不复其中携有的强力和活力。
三、危机之本：无“世界性”的数字世界
在抽象化的数字世界中，个体基于对数字实践活动的认识建构自我评价，在这一缺乏原始经验的强力和活力的评价过程中，个体可能既无法遭遇他者，也难以形成自我。在此，人与他者、与世界的共在连接被割裂，数字世界成为没有“世界性”的世界，个体在数字世界中所面临的自我认同危机的根源即在于此。
如前所述，个体将数字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原始经验抽象化为认识的对象，这意味着以抽象的自我概念取代了在原始经验中生成的自我，历史的、整体的、发展的纵深视野的缺乏使个体的自我评价显现出形式化的特征。这一形式化的自我评价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既不包含他者，也不包含自我。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性视角出发，人的自我评价在本质上无法脱离他者而单独形成，但在形式化的自我评价中，他者取消了自身所具有的异质性，反过来以“同者”的面目出现。韩炳哲曾批判数字时代存在的以“同者”取代他者的现象：
数字化的全联网(Totalvernetzung)和全交际(Totalkommunikation)并未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相反，它恰恰更便于人们从陌生者和他者身边经过，无视他们的存在，寻找到同者、志同道合者，从而导致我们的经验视野日渐狭窄。它使我们陷入无尽的自我循环之中，并最终导致我们“被自我想象洗脑”。
当前，在数字世界中流行的点赞文化、夸夸部落等，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体与“同者”、志同道合者共同建立，在此，“同者”给予的反馈通常不会脱离个体的控制和预期，个体据此形成的自我评价通常也不会超越既有的自我认知的范围。因此，在形式化的自我评价中，个体很难同与“我”意见不一致的陌生者和他者相遇。
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带来的影响在于，个体在自我评价中可能以非真实的自我取代真实的自我。需要说明的是，真实的自我并不属于本质主义自我的范畴，而是个体在其实践活动中出于自身意愿不断生成的自我，相应地，非真实的自我亦即并非出自个体的自主意志而形成的自我。根据前述内容，数字时代的本质主义自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当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被纳入算法排序、标签赋予、自动推送等系列技术流程中，就在一定程度上将自我建构的主权转移或让渡给了这些外部因素。正如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指出的那样：“如果大数据分析完全准确，那么我们的未来会被精准地预测，因此在未来，我们不仅会失去选择的权利，而且会按照预测去行动。如果精准的预测成为现实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转移与让渡预示着个体由此形成的自我评价并不一定出自其自由意志，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经由外力引导，因此，在形式化的自我评价过程中，非真实的自我便有可能取代真实自我的地位。
在数字世界中，形式化的自我评价显现的上述特征揭示出数字世界是无“世界性”的世界。世界之“世界性”，在于人与他者、与世界之间建立共在的关系。汉娜·阿伦特认为，他者是人们得以确证自我存在的关键环节，“他人的在场向我们保证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看见了我所见的、听见了我所听的”。这一确证自我存在的过程也是人与他者相区别的过程。基于置身的不同位置、秉持的不同观念，人与他者共同存在于世界之中。而这种共在的关系发生于人与他者就世界之中的共同事物展开交谈之际，在交谈中，尽管彼此持有的视角和观点各不相同，但是这种交谈却不会损害共同事物的同一性。“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在此意义上，人与他者的共在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双重特质。
此外，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并非可以被人们审视和端详的“现成存在者”，能够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
对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无论从存在者层次上加以描写也好，还是从存在论上对这种存在者的存在加以阐释也好，这样的做法中随便哪一种都不着“世界”现象的边际。这两种欲达到“客观存在”的入手方式都已经“预先设定“”世界”了，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
人与这种预先设定的现成世界之间形成的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人与世界之间的共在关系恰恰与之相反。就像我们在使用工具时与之融合在一起的状态，工具仿佛成为我们身体的某种延伸，人与世界的共在关系也是如此，是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此时，人与世界之间建立的并非相对的关系，而是相融的关系。
人与他者、与世界之间建立的共在关系，在RahelJaeggi看来，是一种本来存在着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出现了扭曲和变形，成为一种有缺陷的关系，即“无关系性的关系(relation of relationlessness)”。在既无他者也无自我的形式化的自我评价中，个体与他者、与世界之间建立的关系即可视为这种本来存有但出现缺陷的关系。事实上，作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被抛”的此在，我们很难摆脱与他者、与世界的关系单独存在，哪怕是在海上飘流的鲁滨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却在个体的实践活动中被建构为一种有机的整体，我们身处其中，既因其难以把捉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能够在难以把捉的微妙状态中体察关系本身的魅力。然而，在数字世界中，个体通过对数字实践活动的认识形成自我评价时，却将这种作为有机整体的关系样态抽象化，与他者、与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简单化和机械化的抽象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体与他人之间对话和交谈的维度被隐藏了起来，数字世界中似乎只留存着单一声音的回响，缺乏两种声音之间彼此呼应的共鸣；个体真实的自我也为非真实的自我所取代，后者作为一种“现成存在者”，与个体本身及其实践活动相分离。
四、危机消解：数字世界之“世界性”的复归
在数字时代，个体对自我的评价难以摆脱数字世界带来的影响，因此，为了消解自我认同危机，就需要个体在数字世界中主动调整自身的数字实践活动，这要求个体将内在顺序发生颠倒的数字实践活动重新倒转回来，将对数字实践活动形成的认识置于次要地位，还原数字实践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在此前提下，个体才有可能在数字实践活动中与自我、与他者相遇。
为了实现这种倒转，首先，个体需要转变对待数字世界的态度。数字世界虽然赋予个体更多的自由行动的权利，丰富了个体的自我认知维度，但数字世界本身并非先于人而存在的“现成存在者”，如前所述，正是每个个体的数字实践在叠加作用中持续扩充着数字世界，可以说，数字世界的展开与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在时序上是一同发生的。在明晰这一点后，个体才更有可能洞察到，数字世界中存在的抽象的自我概念作为一种外力引导下的结果，对于其数字实践活动带来的影响与限制。
其次，个体还需转变对待自身数字实践活动的态度。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活动相类似，都充满了具体的经验内容，也即是上文提到的原始经验和印象，其中闪耀着个体之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光辉，蕴藏着人何以成为自己的密钥。个体对数字实践活动的认识则不然，它作为对原始经验和印象的认识结果，缺少前者的生动性和历史性。因此，如果个体始终将对数字实践活动的认识置于首要地位，那么就很难对自我形成具有内在关联的完整性认识，更进一步来看，由个体的数字实践活动建立起来的数字世界，也可能因缺失真正的生命力显现出僵化与单一的特征。
最后，态度的转变还需内嵌于行动之中才能实现其效果。个体不仅要在意识上增强与他者对话、与世界连接的欲求，还需要将之落实于具体的数字实践活动中，在事实上与他者、与世界建立共在的关系。一方面，个体应当在数字实践活动中主动保留与他者对话的维度，这意味着个体不能沉溺于韩炳哲所言的“同者的肯定性”营造的舒适氛围，而是要勇于同“他者的否定性”照面，这种否定性并不意味着个体与他人在意见上发生分歧甚至互相敌对，而是要允许那些与人们所持有的意见不同甚至陌生的观点存在。这需要人们同这些与之意见和观点相异的他者展开对话，同样，对话也并非为了交换或者寻求一致的意见，而是为了丰富、延续和开拓既有的意见与观点。在接受这些差异性的前提下，个体不仅能够多维度地丰富自我认知，而且还能与他人建立更加深厚与绵长的关系。另一方面，个体还应当对数字世界中潜藏的本质主义自我提高警惕，这些抽象的自我概念仿佛天然地携带着一些固定的内容，这些内容尤其与人们的主观欲求和偏好相关联，它们在个体对数字实践活动形成认识时，刺激他们的想象与幻象，促使个体将建立数字自我形象的行动与之保持一致。对此，个体应主动将关切的目光从看似丰富具体实则单一抽象的本质主义自我那里，转移到数字实践活动以及与之一同浮现的具体且多元的原始经验中。与仅通过认识逻辑获取的内容相比，这一综合视角无疑为个体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自我认识维度，在此，个体更有可能发现或者说创造关于自我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价值的答案。
结语
德尔斐神庙门廊上镌刻的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道出了自我认同乃是关切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当下，自我认同问题既在发展中呼应着历史语境的质询，也于数字世界中继续敦促人们探寻自我认知的新路径。数字世界中发生的自我认同危机很可能使人在数字实践活动中不断产生自我怀疑，“我是谁”的基本问题难以得到清晰的确证。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转变对数字世界、对数字实践活动的态度，与他者、与世界建立共在的关系，进而消解作为认识结果的自我认同所带来的困境，但这条道路同样充满荆棘，考验我们能否对每一次数字实践活动保持自我反思，且这种自我反思应是去目的性、非功利性的反思，就像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沉思“根本没有赢得任何用益（Nutzen），因为它事实上使人看清了，一种东西，为了能够存在，是没有必要去‘起作用’和取得用益的，而这样一种东西是存在着的”。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