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革命时期的中央军事部，是中共在共产国际外部引导、自身革命军事化认知演进、广东区委军委先行实践的三重作用下所成立的军事领导机构。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军事部虽在名义上统筹全国军事，实则因中央重视不足、资源匮乏而处于边缘地位，地方军事机构承担了实质作战准备。北伐期间，军事部的组织网络扩张，开展政治工作和军运统战，准备敌后工作，助推北伐。随着国民党右翼排挤中共，军事部逐渐转向武装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指挥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事部紧急重组，分配军事干部，整合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试图以暴动挽救危局。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军事部不断完善组织建设，逐步建立起覆盖主要革命区的组织网络，通过特派员制度、干部垂直调配等措施强化中央集权，规定了地方党组织与军队党组织间的关系，试图建立垂直指挥系统。大革命时期的军事部为中共开展武装斗争储备了人才，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奠定了基础，其对党与军队之间关系的探索为日后“党指挥枪”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国民大革命；国民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共政策转变与大别山区红军的武装整合研究（1927—1939）”（23BDJ080）

中共中央军事部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机构，是人民军队组织体系演进的重要历史节点，对研究建军史具有特殊价值。现有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机构沿革考辨与人事更迭梳理，在组织运行机制、历史作用评估及与同期革命实践互动关系等方面仍存在研究深化的空间。本文重点考察1925—1927年间该机构的创设动因、机构演化及实践成效，试图解析早期军事领导体制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建军过程的认识。

一、制度缘起：共产国际的指令与中国本土革命实践的合流

列宁在1919年的俄共八大上提出：“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布尔什维克党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对红军的组织领导。国共合作后，“以党领军”的军事指挥模式输出到中国。1925年，五卅运动带来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不断加剧，右翼势力同共产党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国际的目光逐渐从政治运动转向武装斗争，建议中国共产党成立专门的军事机构。

1925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致信中共中央，认为尽管国民革命走向低潮，但也为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积蓄了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军事工作，探索建立工人武装、组织农民部队，保证党对新型武装力量和武力斗争的领导。瓦西里耶夫特别强调农民军事组织的作用，“中国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由中国农民决定，取决于中国农民在当前的武装搏斗中站在哪一边”。在此基础上，是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就中国共产党开展军事工作提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成立军事部，用以指导、管理军事工作。军事部是党的机构，必须遵从党的政治路线展开工作，受到党的完全监督。在机构设置上，军事部隶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担任主任，统筹全党的军事工作，采取“军事三人小组”模式，各有分工，集体领导；地方层面，在较大的地方委员会下设军事部，人事任免由上级党委机关决定。地方军事部要向地方同级党委和上级军事部汇报工作。这种双重管理模式既保证了军事部的垂直领导，又保留了地方的自主性，使得地方军事活动贴合实际斗争需求。军事部的工作主要包括：组织领导党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基层单位中建立党支部；通过策反、情报渗透和舆论宣传分化军阀阵营，瓦解敌对力量。苏共中央局认可这一草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军事工作”，“建立党的军事机构”。

不可否认，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共组建军事部、开展军事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开展军事工作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其战略设计也基于苏联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仅在致信中共中央两个月后，瓦西里耶夫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表示共产党应调整自身军事策略，“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而是“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共产国际也在草案中强调，开展军事工作需以避免国共摩擦为原则。具体而言，共产党军事工作人员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时，在形式上接受国民党的组织调动，以国民党的名义推进军队政治工作。在国民党基层部队中建立的共产党支部，也要以国民党的党团名义开展活动。这实质上要求中共将军事工作嵌入国民党的组织体系之中，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日常工作必须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下，以国民党为依托开展工作。此举虽有利于扩大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力，但“放弃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中共党员不能公开身份，军事决策也受到国民党掣肘。在共产国际看来，面对军队特别是张作霖部队的进攻，以及风起云涌的革命之势，中共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工农运动扩大和巩固党的队伍，“力争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而非发展军事力量。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共应“建立所有反奉系力量的联盟”，并将其团结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周围，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建立对联盟的主导权，从而促进建立一个能保证革命民主力量自由形成的中央政府。

1925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组建军事部，并非对苏俄集权的军事委员会的简单复制，而是嵌套于国共合作框架下的“寄生型”机构。这种战略设计的暧昧性，注定中共早期军事建设在“效法苏俄”与“服从国民党”间艰难求存。

中共组建军事部既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也是自身对于军事工作认知演进的结果。中共对军事工作的认知根植于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社会的两大元凶。“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军阀依赖于封建式的雇佣兵制度，雇佣土匪和无业游民，依仗其谋求个人利益，肆意发动战争，土匪游民以当兵为职业，成为军阀的私兵。通过对军阀现象以及军阀产生缘由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解除旧阶级的武装，解散或改组旧军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改用征兵制代替雇佣兵制度。征兵的核心在于人民，要充分汇集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号召被压迫阶级的觉悟者、不为私利私图之爱国者，组织起真正的国民军，“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用人民的权力代替军阀的权力。通过对革命军队的分析与构想，中共倡议开展宣传工作。针对旧武装群体，要以宣传的力量使兵士倒戈自散，从而使军阀兵员枯竭。对国民党则要注重培养其革命性，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在〔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面向人民，通过宣传培养其阶级意识，使其觉醒革命思想、提出革命要求，进而团结人民力量，如此“才谈得上武装民众，才能运用武力”。

在探索过程中，中共逐渐认识到工农在武装斗争中的重要性。解放农民、动员农民，不仅可以削减军阀兵源，而且有助于建设农民武装，用武装的平民打倒武装的军阀。中共首先尝试利用传统的乡团组织，倡议农村贫民出资建设大规模乡团，“武装农民以防匪祸”。但在实践过程中，乡团受限于地方宗族势力，容易被地主阶级渗透，中国共产党人及农民无法掌握乡团的领导权，建设能够真正由农民领导的农民武装迫在眉睫。彭湃在广宁等地的农民斗争实践证明农民自卫军这一组织的有效性，能够将松散的农民力量组织化，并直接由农民掌控。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建立农民自卫军组织，并强调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使农民斗争符合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要求。早在中共一大上，工人阶级与革命军队就紧密相连。工人运动萌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1925年，五卅风暴席卷全国，工人力量极为彰显。广东、香港为支援五卅运动，爆发省港大罢工。中共领导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负维持秩序,截留粮食,严拿走狗,防范工贼之全责”。工人纠察队的建立和组织编制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军事潜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工人武装组织。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军队的构想经由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组建，验证了“宣传+武装”结合的可能性。五卅运动后群众革命的呼声愈发高涨，“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瞿秋白宣称，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已然揭示出武装斗争迫在眉睫，“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准备实行革命战争”。为了更好地指导军事工作，必须建立党领导的军事机构。

中共对军事工作认知的不断深化，是中央军事部成立的深层思想动因。而广东区委军委的组织化实践，则为这一中央级军事领导机构的建立提供了地方经验模板。国共合作后，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领导广东、广西等地党的组织和革命工作。11月，中共广东区委建立军事工作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组织。军委代号“明星”，军委的第一任书记为周恩来，工作人员有聂荣臻、黄锦辉、麻植。

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在黄埔军校内吸收和培养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黄埔第一期生中党员有100余名，约占第一期学员总数的14.2%。1925年1月，中共在黄埔军校内成立了5个小组，每周开小组会及组长联席会议。中共黄埔军校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系统里建立的最早的基层党组织，由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通过党组织的活动，中共在军校中形成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开展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此外，广东区委军委还需管辖广东工团军、农团军、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各地农民自卫军等军事组织中的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

中共广东区委军委还开始组织、管理革命武装。1924年11月，经孙中山同意，广东区委军委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优秀党团员为基础，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负责保卫革命政府、广州飞机场及铁路线，协助各地开展农民运动。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于大元帅府，但其人员调动、军事决策、战斗行动均由广东区委军委决定。1925年11月，广东区委决定将铁甲车队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掌握其干部任命、兵员调配权。在国共合作的浪潮之下，中共广东区委率先成立军事领导机构。广东区委的军事实践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共称赞其“有了相当的成绩”，但亦批评党员“只是各自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协会、军队里工作”，缺乏统一协调，未能形成集中领导。

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建立，既是共产国际移植苏俄军事模式的制度输出，更是中共立足本土革命逻辑对共产国际指令的创造性转化。面对共产国际“发展军事机构但忌惮国民党”的矛盾指令，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革命军队”“人民武力”的认知实践，融合广东区委军委的先行经验，最终实现共产国际战略要求与中国革命实践需求的历史性合流。

二、政工主导与集权尝试：北伐期间中共军事部的组织网络及其实践

为支持中共中央筹建军事部，共产国际抽调在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的聂荣臻、熊雄、颜昌颐等骨干归国。根据中共中央分配，王一飞、颜昌颐留任中央，开展军事部筹建工作，由王一飞负责。但王一飞临时代理上海区委书记，直至1925年12月才专注军事部筹备工作。1926年1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正式建立并开展工作，张国焘兼任部长，王一飞任军事部秘书，颜昌颐负责技术工作，任弼时亦参加工作。共产国际还派赫梅廖夫参与军事部工作。在中央成立军事部的示范下，地方也开始建立军事指挥机构。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设北方区军事运动委员会，张兆丰为书记。1926年2月，蔡和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组织情况，指出军事部下设北京、广州、河南三个分会，主任分别为李大钊、谭平山、王若飞。

初创期的军事部组织建设较为薄弱，中央军事部仅有少数人工作，分工、职能较为模糊。主任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身兼多职，军事部工作由王一飞和赫梅廖夫主导。在资源分配上，共产国际援助主要流向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军事部初期仅获少量经费。军事部职能较为简单，只是“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中共中央缺乏人力物力，对于地方军事以了解工作动向为主，鲜有指导。组织建设的薄弱和中央集权的缺位难以满足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需求。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强调武装群众、开展军事工作在目前“占最重要的地位”，必须“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

为响应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央军事部加快组织建设，充实军事部人手，扩展职能。1926年5月，奚佐尧、钟汝梅来到上海，参加军事部工作。王一飞的爱人陆缀雯参与军事部的文书收发和交通工作。3月，中央军事部委派颜昌颐前往湖南组建中共湖南区委军事部，并负责军事工作。军事部联合上海区委，开展工人自卫武装建设。作为军事部的实质负责人，王一飞列席上海区委工作会议，商讨工人自卫团的性质、任务、发展方向，明确工人自卫团是纠察队性质的组织，不带军事作用，应与军委分开，由工会指挥。自卫团当前的任务是“保护自己”，循序渐进发展，先在基层建立群众性的自卫团，“每区有一百或一百五十人”，选拔和培养骨干组成自卫军，成为党直接掌握的核心武装力量。王一飞反对激进暴动，认为当务之急是切实开展训练工作，“一、二月后，必可有切实发展”。军事部协助其开展军事训练。奚佐尧以合光船厂和法电公司职员身份为掩护，参与组织和训练上海工人自卫团。钟汝梅秘密训练党和工会的基层负责人，讲解兵器的使用、种类及射击知识，结合上海的城市特点讲解如何开展巷战、市街战等战术内容。军事部还着手建立与外地的通讯联络，由颜昌颐、奚佐尧先后负责，购买电讯设备，开办电讯技术培训班。

尽管中共中央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军委”以推进武装斗争，但中央的实际工作重心集中于工人运动与政治宣传，对北伐态度犹疑。因此，中共中央军事部虽在名义上统筹全国军事，实则因中央重视不足、资源匮乏而处于边缘地位。地方军事机构承担了实质作战准备。周恩来主持的广东区委军委直接主导北伐先遣队组建、政工干部培训及后勤动员；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则通过统战国民军，尤其是冯玉祥部，在华北策应反军阀斗争，间接支援北伐战略。

“中山舰事变”后，周恩来提出要加强黄埔军校党组织的领导，决定成立以恽代英、熊雄、陈赓、聂荣臻、饶来杰为核心的“党团”。饶来杰作为军委特派员，负责将军校内的中共党员编为基层小组，建立与小组长的单线联系，沟通其与区委军委党的组织关系，开展革命活动。军委每周都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内召开黄埔军校党的小组长以上和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国内革命形势和军事运动，开展政治教育工作。

北伐前夕，广东区委军委选派中共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广东区委军委还注重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建立随军宣传队，进行组织宣传活动，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周恩来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目的在于使军队走向“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要求以军队组织的精神训练民众，以民众运动的力量影响军队。得益于广东区委军委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视，中共深刻改造了国民革命军的组织生态，扭转了近代以来军队私人化倾向，使其成为执行国民革命任务的政治武装。

早在国共合作之初，李大钊已在北方地区开展军事活动，争取冯玉祥倾向革命，创建党在国民军中的工作，打开了中共在北方军事活动的局面。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指出，“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1925年秋，中共中央调彭泽湘至豫陕区，担任军事特派员，直接受李大钊指导。李大钊表示国民二军、三军、五军缺少人手，安排彭泽湘不必再回河南，留在北方局开展军事工作。李大钊在先前军事工作的基础上，派宣侠父、钱清泉等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工作，通过办俱乐部、图书室等多种形式宣传新三民主义，解释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为国民军策应北伐奠定思想基础。中共北方区委还帮助冯玉祥创办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培养优秀基层军事干部，并选派有才干、有能力的青年赴苏联学习。李大钊还关注到红枪会组织，分析了红枪会的性质、特征、渊源、发展历程，表示红枪会势力值得争取，使其成为“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在中共北方区委的努力下，河南地区十余个县的红枪会改编成为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李大钊争取四川军阀杨森，派遣陈赓、彭泽湘赴四川与其谈判，使杨森脱离吴佩孚加入国民革命。

到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召开四届二次扩大全会时，中央和各地军事工作机关初步形成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在收集军事情报、组织工人自卫团、在进步的军队中进行政治宣传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远东局也肯定道：“党的军事工作开展起来了。各地都设立了由中央军事部统一领导的全权代表和委员会。”

1926年7月，北伐正式开始。面对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军事部的组织网络建设由点及面，自南向北火速扩张，与北伐进程同频共振，亦加强了对地方军事工作的指导，并探索处理地方党组织与军队党组织之间的关系。

随着北伐军的北上，革命重心转移至两湖地区，中共中央指示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均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军事工作，“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湖北、江西等地均建立军事委员会。1926年5月，中共武汉地委改组为中共湖北地委，董必武主管军事工作。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建立豫区军事委员会，胡伦任书记。地方军事部的工作服从于中央整体战略，结合地方革命环境，不同区域战略各有侧重。“北伐的困难在于军需食品和用品的供应”，湖北军委的工作便集中于此。军委书记董必武把汉阳兵工厂的工人组织成侦察队、向导队，使军委能及时掌握吴佩孚军队的部署、调动情况。董必武还派出迎接北伐军的宣传队和军事特派员，分赴工厂农村、铁路沿线，动员工农为北伐军提供粮食、运输、医疗支援。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攻势，中共豫区军委实行积极的敌后斗争策略，组织群众破坏敌军的行动，计划在必要时破坏陇海铁路，切断敌军兵员、物资的运输通道，打乱其军事部署。豫区军委抓住红枪会势力，在豫东、豫北、豫南开展活动，组织秘密游击队，联合红枪会袭扰吴佩孚后方，协助农民抢回马匹。湖南区委军委重点组织工农武装，收缴吴佩孚、赵恒惕溃军枪支，并在长沙建立工人保安队，助力攻城。北满地区军事部以张作霖部为活动对象，开展宣传工作，散发传单。

为了解地方革命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军事部“视地点或地区的重要性”，派出军事特派员，指导地方军事工作，视察地方党务。入赣的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部战事胶着。为了解双方作战情况，1926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派遣王一飞作为军事特派员前往江西，及时向中央提供一线战事情报，并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联系，商讨作战战略。王一飞肯定二、三、六军政治工作建设“现象很好”，但认为江西党组织工作不甚理想，局面复杂“决非江西现在的江西党部能力所能够应付”。当月，张国焘率领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干部班底赶赴前线，指导湖北区委工作，发展工农势力。广东区委军委也派遣聂荣臻作为军委特派员随军出发，承担联络工作，“向带兵的同志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

北伐为地方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东风，新的问题亦由此产生——如何处理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既利用北伐给地方党组织所创造的革命时机，又避免两者之间过多纠缠。中共中央先是尝试将军事工作集中于地方党部。1926年7月，中共四届二次会议表示，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向当地党的书记报告工作情形，与其商量工作。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间的政治工作人员、军官均要依照当地党部的指示行动。但随着北伐高歌猛进，攻克武昌，中共武装力量壮大，为避免地方党部掣肘军事行动，是年9月，中共中央重新明确了军事组织系统与党的关系，规定军队中的党组织按照军事系统进行管理，直接归地方军委和中央军部管辖，不由地方党组织管理。军事工作人选由党决定后移交军委管理并分配工作，同志的撤离则由军事负责人移交党部调遣。军事工作人员入党除十分秘密只能在中央登记外，需要向地方党部的组织部登记，受到组织部的组织管理。通过这份规定，中共中央试图构建起垂直军委管理系统，人事的最终决策权集中于党组织，避免军事系统自行其是。这不代表区委和军委是隔绝的系统，中共中央指示说明军委和区委不能分开，军委一切行动区委都应负责，不能完全推卸为军委的责任。据郑超麟回忆：“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人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允许普通同志知道。”中共的军事工作随国民党的北伐而延伸，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军队领袖接触不可避免。共产国际远东局强调，蒋介石向共产党发出的军事命令，必须事先经中央军事部审查，地方军事委员会没有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许可，不得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尽管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但北伐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央军事部远在上海，对地方工作难免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军事部如何维系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维持中央权威和地方自主性的平衡，江西地区党组织与进入江西境内的国民革命军党组织间的互动颇为典型。鉴于北伐军出兵江西使得“江西问题日益重要”，1926年9月，中央决议调刘峻山赴赣任书记，发展江西党组织。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于9月进入江西，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的进入使得江西党组织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共中央对此颇为警惕，致信广东区委询问是否存在军事党组织越权干预江西地方党组织建设情况。在中共中央看来，粤区在未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从入赣军队中抽出数人组成“党团”并“付以计划发展江西党的工作之责任”，这“在组织的原则上实属错误”。粤区决定后却不汇报“更不应该”，容易“形成两个指导”。面对中共中央的批评，广东区委承认成立了“军事的党团”，但并未“叫这个党团来干涉一切地方的事情”，并表示如果中央查处该党团存在干涉地方党务实情，应“立即执行党的纪律”，惩罚该党团。为彻底解决江西问题并强化党的领导，1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湘鄂赣三省党务，正式确定了江西党组织的领导架构：李富春为书记，原书记刘峻山负责组织工作，傅烈负责军事工作。1927年3月，第二军继续东征离开江西，李富春随军出发，江西区委调整为刘峻山担任书记，傅烈兼任军委和组织书记。在新区域不断被打开的局面下，快速、有序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成为紧迫任务。在此次交锋中，讨论的焦点在于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央权威安排与地方自主性。中共中央先进行初步的制度安排，经由地方革命实践检验，再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发布人事任命规定，使其符合组织程序的正当性，保证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达成中央权威和地方自主性之间的平衡。

北伐期间，军事部的组织网络伴随着北伐的推进不断扩大，地方军事部的工作人员均由中央进行调动派遣，中央军事部对地方军事工作的指挥明显加强，集权程度有所上升。中共中央也开始探索如何处理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中央规定、地方实践、制度创新，以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探索党对军队系统的领导。

三、危机中的转型：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武装斗争实践

中共中央军事部从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为主，在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挤压、工农运动发展的情况下，逐渐转向了武装暴动的初步实践。随着北伐军的北上，上海的战略地位提升，中共中央发动工人起义，以牵制孙传芳势力，响应北伐。

经由两次上海工人起义，军事部在组织上逐渐专业化，在职能分工上直指武装暴动的指挥工作。1926年11月，罗亦农表示中央军事部与上海区委军委的合并导致军事工作中分工不明，上海必须专门组织军事指挥机构，负责上海军事运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罗亦农兼管军事，李泊之、钟汝梅、赵世炎参与工作。军委和主席团分工，主席团会议聚焦核心决策，仅讨论重大议题，经区委最终批准后执行。军委的职能随之升级，“不讨〔论〕技术问题”，转向研究军事路线、武装力量调配、统战策略等重大军事问题。为强化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工人自卫队的领导权由上海总工会转移到上海区委。军事部的干部班底得到进一步充实，1926年11月，周恩来调往上海，从事组织工作，兼任军事部委员。颜昌颐自湖南返回上海。1927年1月，王一飞回到上海，并参加军事部工作会议。

1926年10月至1927年2月，上海区委两次发动工人起义均告失败。周恩来认为失败主因在于党将自己定位成辅助性工具，“军事工作也被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工作”，必须加强军事领导。随着国民党内反共声音日加高涨，中共试图利用民众力量牵制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开展军事斗争以争取革命的领导权。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扩大武装，以军事部为基础，组织特别军委，周恩来从组织工作“转做军事运动”，统筹协领特委军委工作，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参加军委工作。军事部以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一三幢楼房为办公地点。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在周恩来等领导下，起义最终取得胜利。起义胜利后，中央军委与上海区委军委合并为统一的机构，继续由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任弼时负责与苏联接洽，颜昌颐负责搜集外部消息，李富春负责程潜处军队工作。

在起义中构建起特委军委到部委军委的垂直指挥系统。为了便于指挥，中央特委将上海划分为闸北、南市、沪东、沪西、公共租界、法租界、浦东、吴淞八个部，每部均组织军事委员会，在特委军委的领导下开展军事工作。特委军委向杨树浦、引翔港、闸北、小沙渡、法租界、曹家渡等地派出军事专员。各部军委直接指挥各部大队长及别动队，大队长指挥中队长，中队长指挥小队长。3月，特委军委指导各部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作战计划，明确暴动的资源分配、主要目标、行进路线，并要求各部完成既定军事任务后及时报告特委军委。部委军委还要负责各部间的信息联络与传递。沪西部军委计划派出侦探员在闸北打探消息，并表示沪西与闸北战事密切相关，但路途遥远，应互派交通人员保证军事信息能及时传递。

特委军委建立起工人纠察队，按区对其进行统一编组，设立纠察队总指挥部，由特别军委统一指派总指挥，下属的大队、中队和小队骨干则由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担任。为进一步提高纠察队员的军事素质，特委军委还制定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特别注重培养纠察队员适宜战斗的品质，根据各地情况教授巷战战术及武器的使用。除了担任主要武装力量的纠察队，特委军委因地制宜，成立了负责准备铁路、电线破坏工具的破坏队，调配汽车、自行车的交通队，开展情报搜集工作的侦探队，设置铁路、公路障碍物的特务队。

特委军委重视后勤及暴动准备工作，购买武装装备，侦查地形。特委军委从兵工厂、警察、保工团等处购买武器，并要求各部军委做好武器的登记管理工作，即日检查盒子炮、手枪、弹药、刀斧等武器，修理损坏装备，分配至各队时要登记领取人姓名。特别军委一成立，周恩来就深入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公司、沪东工厂等中共力量较强的单位了解起义准备情况，到浦东、引翔港等地察看地形。部委制定的作战计划要求派人考察战区地形，对重要地点绘制详图呈报军委，利用地形决定指挥地点、埋伏地点等。

整合外部力量，动员、分化士兵，减少暴动阻力。周恩来分析了孙传芳、李宝章队伍的现状，指出目前上海驻军中北方士兵想要卖掉枪支，逃回家乡，南方士兵想要与广东军队联系。为此，周恩来派人与南北方士兵接洽，指示煽动北方士兵，帮助他们逃离军队，购买其武器装备，对南方士兵则鼓动其响应北伐军的行动，使其革命化。

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是“主导政工”向“领导武装”转型的关键实践。特别军委的成立不仅是为了应对起义，更是在非常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直接指挥武装行动的临时核心机构，它标志着军事部直接策划、组织、指挥城市武装暴动的实践开端。中央军事部核心成员亲身投入并领导了武装斗争，积累了直接经验。

在革命的中心地区，中共中央成立特委军委指挥暴动。在相对边缘的四川地区，四川省委也成立了军委直接指导军事工作。1926年，中共中央指导重庆地委要扩大政治宣传，培育民众运动，分裂军阀势力，“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杨闇公等人在四川军阀内的工作渐有起色，为应对国民党右翼的排共，1926年11月，四川省委成立由杨闇公、刘伯承、朱德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书记。军委决定利用川军内部矛盾，策动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党领导的武装。在四川省委和军委的指导下，泸顺起义成功发动，刘伯承担任总指挥，并在军委的领导下开展后续武装暴动工作。

从革命中心上海到边缘地带四川的暴动政策因地制宜，上海工人起义是通过设置工人纠察队、自卫团，开展城市暴动，泸顺起义则是通过兵运渗透，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和私人关系推动，反映出中共中央开展武装斗争战略的地方响应。尽管暴动模式各有不同，但通过军委这一标准化机构设置，在暴动中初步实现党对军事力量的领导。中共中央利用对地方工作的指示、军委层级机构的设置、军事干部的派遣，得以将边缘地区纳入中国共产党整体工作转向之中——从政治运动逐渐走向武装暴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等反革命势力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军事组织网络严重受损，共产党陷入全面危机。为应对危机，中共中央军事部转移至武汉，进行组织重建并开展暴动尝试。

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面临斗争形势复杂、工作负荷繁重的局面。为此，中共中央自1926年底陆续抽调大批干部赴汉，中央机关亦逐步迁驻武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局势急剧恶化。为处理善后工作并维持对沪联系，中共中央紧急委派李立三、聂荣臻与维经斯基返沪。李立三负责整顿上海党组织，聂荣臻主持工人纠察队的疏散与武装转移，维经斯基协调共产国际联络事宜。5月下旬，周恩来、聂荣臻完成任务后赶回武汉，中央军事部绝大部分工作人员亦于4月至5月间撤离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核心力量得以在武汉保存重组，继续领导全国军事斗争。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军队中支部直归军事部管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及教育训练工作由宣传部、组织部经过军事部执行，而非直接开展工作。军队中党员党费由所在地军部征收，转交党部会计科。这些规定明确了军队党组织的归属关系，建立了垂直军事指挥系统，区分了军事职能与党务职能，地方党组织管理分配军队党员党费，保证党对军事财政的控制权，尽量减少地方党组织对军队党组织的干预。

除了对军事部作出相关规定，中共五大还开启了对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联合的探索。1926年8月，中央中央要求各地成立农民委员会，领导地方农民运动，帮助建立农民协会，管理农民自卫军。农民运动在各地的蓬勃开展，但其军事训练薄弱、武装组织不正规的缺点也随之暴露。中共五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就提出中央军事部和各省军委均要重视农民自卫军工作，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军委应与农委召开联席会，以实现军事资源和农民运动的整合，并将农民武装的发展纳入党的统一军事部署中。中共五大进一步强调，农民运动要与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各省军委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打破缺乏统一指挥的碎片化状态，提高其“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促进农民武装走向正规化与机动化。各省军委也要号召农民加入军队，以“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促进军队的革命化。

为贯彻落实中共五大对军事部的工作部署，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湖北省军事委员会为基础，重建中共中央军人部（又称军事部），由周恩来任部长，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等人为助手。中共中央进一步充实军事部力量，5月30日，中央常委决定任命顾顺章为军事部委员，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卫和情报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张国焘参加军事部部务会议，贺昌参加军委工作。除此之外，唐泽英、虞一鸣、裘古怀、徐以新、陈养山、龚饮冰、蔡飞、王竹樵、陈莲生等参加军事部工作。鉴于中共中央军事部是在湖北省军委基础上组建的，部分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工作存在交叉，为此中共中央明确划分两者的权责。在组织关系上，省军委参加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其管理范围由中央制定。在管辖范围上，湖北省内的工农、公安、省防军由湖北省委管理，工人纠察队受湖北省军委管理，其余归中共中央军事部管理。军队中的党费由湖北省委收取，从而避免军委脱离党的领导。这些规定基本厘清了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军委之间的权责关系和管辖范围，避免了工作的交叉和混乱。中央军事部得以立足于宏观管理和全局性工作，湖北省委和军委各有分工，能够快速整合分散的工农武装，既尊重中央权威，又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

在这一紧急时期，军事部试图通过发动湖南暴动挽救革命。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1927年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作为军事部负责人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周恩来分析了目前湖南武装斗争形势，指出浏阳、平江一带农军还有8000支枪，中央军事部已派遣10名军事干部（含3名营长）前往。中共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农军主力，攻下守备薄弱的县城，在敌军势力较强的区域开展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临时委员会，建立临时革命政权。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湖南指挥暴动，后因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计划未能成功。周恩来和刘伯承、吴玉章、黄慕颜商讨中国革命方向时，指出黄慕颜的西退四川论背离了革命目标，湘鄂赣农民运动才是目前革命的支柱与中心。6月中旬，周恩来在会见惠、潮、梅农工救党军代表方临川，指出武汉形势将起变化，安排暴动队伍尽快返回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就地暴动。

军事部还整合党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马日事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革命必须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决议通过派遣党团员、工农参军的方式扩大叶挺和陈嘉佑领导的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他们的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将党领导的、全国农协主办的农政训练班学员以及湖北省委主办的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编入贺龙和叶挺部队，其中有陈赓、唐天际、段德昌、黄霖等300余名共产党员。军事部在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士兵之际，派遣党员士兵和干部打入第四军，争取张发奎保持中立态度并获得其帮助，恽代英做总指挥的总参谋长，高语罕做秘书长。

不仅如此，军事部还统计干部信息并经手分配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人工作。中央常委会要求中央军事部统计目前全国在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列出名单后报告中央。1927年1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利用朱德与朱培德曾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这层关系，派遣朱德前往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工作。在南昌期间，朱德先后担任公安局局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经过朱德的教育、引导，军官教育团每个连队都建立起秘密共产党小组，受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1927年夏，在颜昌颐的引荐下，从重庆来到武汉的陈毅被军事部分配至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公开身份为准尉文书，并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组成中共校党委，陈毅任书记。7月，邓小平赴中共中央军事部汇报工作，后分配至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负责管理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参与八七会议的筹备，负责会议记录工作。

在国民党清党的血雨腥风中，中共中央军事部经历了从“政治工作”向“武装斗争”的蜕变，军事部的组织建设、职能建设迅速推进。正是武汉时期的组织淬炼、整编部队，使中共在面对“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能够发动南昌起义、召开八七会议以迅速加以应对，军事行动从“服务政治的工具”升格为“重塑政治的主体”。

结语

大革命时期的中央军事部，是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构建专业化军事领导体系的首次制度尝试。军事部成立之初，将精力集中于开展政治工作和军运工作，试图用政治工作制衡军事力量，在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军队。随着国民党右派不断挤压生存空间，中央军事部开始将目光投注于武装暴动。上海三次城市武装起义，是中共用民众力量牵制军事力量的尝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各军阀的武力清党，中共转向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军事部不断得到锤炼，在组织上更为健全，它从广东区委军委的地方性实践出发，逐步建立起覆盖主要革命区的组织网络，并通过特派员制度、干部垂直调配等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初步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军事领导体制，探索了党如何领导军事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成效、组织建设需谨慎评估，不可盲目乐观、过分夸大。战略上，中共中央对于武装斗争的革命认知落后于现实斗争需求，中共从“政工主导”转向“武装暴动”的转型充满被动性与不彻底性。组织上，尽管军事部不断细化完善自身建设，但并未改变其作为“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并不是一级领导机构”。中共领导的基层武装主要由地方党组织分散领导，缺乏全国统一的编制、训练标准和指挥体系，中央军事部对其的掌控更多是“政策指导”而非“制度约束”，这种影响还会受到地方自主性的冲击。缺乏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人才也掣肘着军事部工作进展，军事干部或军事素养不高，或被调去从事党的其他事务性工作，身兼多职。开展工作时，军事干部多依靠个人威望或地方党组织的自觉性，党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能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同时，中共的军事活动均受制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也受制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自身可以活动的空间有限。虽然中共试图通过在军队中发展党员、设置支部、党代表，或以同乡、同学、同袍等私人情谊联系或以民众运动的力量牵制军事力量，但都是作用有限、脆弱且不稳定的，并且中共领导的基层武装处于“依附性”地位——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合法性需依托国民党政权承认，部分武装甚至直接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军事部缺乏掌控基层武装的制度化能力。

尽管军事部未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却为土地革命埋下了火种。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湖南暴动的农军整合构想虽未成功，却警醒中共必须掌握“枪杆子”，催生了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在危机中锤炼的军事干部，如周恩来、聂荣臻等，成为苏区红军建设的核心骨干，为土地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提供了人才储备。更为重要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军事部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摸索出“军队支部直归军事部管理”等垂直领导原则，并在中共五大上以党章的形式予以确认。大革命时期，尽管中共不直接掌握军队，中共党员也通过军事部的活动初步习得了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如何建立党对于军事活动的领导。

评估大革命时期军事部的价值，不能只看到其当下的成败，更要看到它以血与火的试错，为中共推开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大门——从“为他人作嫁衣”的政工者，蜕变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践行者。军事部既是共产国际指令与中国革命现实碰撞的产物，也体现了中共在“党”与“枪”、“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中寻找出路的艰难求索。

原文载《苏区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