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局势的动荡变革对周边形势发展产生复杂影响，未来五年中国周边环境将发生重要变化，这对中国周边外交提出新的挑战；同时，地区形势的演变也为中国经略和塑造周边提供了新的条件，挑战中亦孕育着新的机遇。

（一）“十五五”时期中国周边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

未来五年，中国周边环境既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也存在若干需要从中长期维度认真应对的挑战。

第一，周边环境近期面临的主要风险。首先，大国战略竞争引发周边环境恶化。中美战略竞争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最重要结构性因素。2018年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显著加剧，美国在中国周边采取系列针对性举措。在美国推动下，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一定程度的阵营化竞争态势，周边国家在大国间选边站队的压力持续增大。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可能进一步推动周边国家在产业链领域“去中国化”，在贸易领域施压周边国家出台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将地区经济合作问题泛安全化。另外，美国也会通过挑动中国周边安全关系恶化地区安全环境，强化盟友和伙伴国在安全领域对其的依赖，这将导致中国周边环境难以实现根本性改善，持续处于不稳定状态。

其次，周边安全形势持续动荡不安。当前，世界多个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激烈，相关影响持续外溢至中国周边。南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等诸多难以解决的热点问题在周边交织，牵涉众多周边国家。在国际形势高度不稳定的背景下，泰柬边境问题等此前长期受到相对有效管控的问题，也出现明显升温态势。这类热点问题多涉及领土主权争端，矛盾一旦爆发极易被符号化，对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除传统安全问题外，周边地区还面临跨国贩毒、人口贩卖、电信网络诈骗、水资源争端、极端气候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各类安全威胁长期并存、相互联动，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安全合作造成一定干扰。

第二，周边环境中长期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安全因素对经济合作的干扰。2018年以来，中国周边环境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经济与安全关系中，安全因素对经济合作的干扰持续加剧，经济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现象愈发普遍，经济手段在促进国家间合作、塑造地区环境中的作用受到制约，大范围区域合作陷入相对停滞状态。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经贸合作的持续深化是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重要动力，地区合作在此期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在大国竞争加剧及美国刻意推动下，贸易、金融、投资、产业链、高新科技等各领域问题被泛安全化，安全逻辑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显著上升，既恶化了国际合作氛围，也削弱了各国对国际经济合作网络的信任。安全思维一旦渗透到经济技术领域，便会在一定时期内自我强化，并产生某些制度化后果。在此背景下，即便相关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合作的共同利益，也不意味着其经济合作能够顺利推进。试图通过经济合作改善和提升国家间关系，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困难。相反，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业已取得的合作成果，还可能因安全因素的拖累而出现逆转。这种局面的持续挫伤了本地区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导致区域经济合作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次，周边国家内部政治变化对地区合作的干扰。在动荡变革的国际背景下，周边国家普遍面临多方面内外冲击，部分国家内部不稳定性加剧，直接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受国际金融市场汇率波动、大宗商品价格起伏、国际贸易环境剧烈变化等因素影响，部分周边国家内外经济环境出现一定程度恶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长失速、社会分配失衡，进而加剧社会矛盾；数字技术的普及进一步放大了社会不满情绪，助推部分国家政治动荡加剧。近年来，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泰国、尼泊尔、韩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周边国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或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政治局势的动荡，直接影响相关国家对外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部分国家还试图通过炒作外交议题转移国内民众视线，借助民族主义叙事疏导民众不满，这使得地区合作难以稳步推进。

最后，消极观念对地区合作的负面影响。大国竞争加剧、地缘冲突频发、国际体系动荡不安，导致国际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观念退化，不利于各类合作的观念在周边地区广泛传播，深刻改变了地区合作所处的观念环境。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加剧了各国对未来发展的迷茫；大国竞争持续升温与国家间战略关系的深刻调整，进一步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利益关系的波动。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使得很多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视野趋于短期化，不愿为实现长期共同利益而对自身行为进行必要克制。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理念，以及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的一系列强权政治举措，让世界各国在短时间内看到“丛林法则”的残酷，也让中小国家在强权压力下的无奈暴露无遗。美国行为方式的转变，对各国认知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冲击，进而影响了国际体系文化的演变方向。过去几年，民粹主义者在多个国家相继执政，极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等思潮在多国蔓延、扩散，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倾向在部分国家愈演愈烈。这些消极观念在国际社会的传播、蔓延，不断压缩合作性国际观念的生存与作用空间，也让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合作面临更复杂的观念制约。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未来几年，中国周边环境的演变方向难言乐观，但作为该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策略选择能够对周边环境的演变发挥重要塑造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周边环境向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

第一，应对周边环境风险，降低不确定性。首先，中国需加强对大国竞争的管控与引导，限制大国竞争压力在周边地区的传导。在中国、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复杂互动中，中国的应对举措对地区秩序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一个重要表现是，尽管美国全力推动对华战略竞争，但中美关系仍维持基本稳定，周边地区并未形成阵线分明的对立阵营，中国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及安全伙伴也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这一系列做法，有效减缓了本地区国家间关系的阵营化发展，降低了周边国家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拓展了周边国家的政策回旋空间，为周边环境的演变保留了更大灵活度。

其次，中国需加强对周边热点问题的长期管控，深化与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营造总体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应与周边国家协同发力，以更具针对性和技巧性的方式管控各类热点问题，防止热点问题升级导致与相关国家关系明显下滑，避免热点问题的影响扩散外溢对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客观上，一方面，领土主权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很难有妥协让步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相较于大部分周边国家拥有显著军事优势，他国一般不敢无端挑起武装冲突。这为中国坚定表明立场、主动释放善意，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协商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空间。同时，中国应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引，深化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通过联合执法打击跨国贩毒和偷渡团伙，切断毒品向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走私通道；对电信诈骗开展联合清剿行动，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与周边国家分享去极端化经验，从源头遏制极端主义的滋生与传播；建立水资源信息共享系统，为周边国家提供气象卫星数据支持，提升各国应对极端气候灾害的能力。中国需要通过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不断强化自身对周边安全秩序的塑造能力。

第二，应对周边环境挑战，推动周边环境持续改善。首先，中国需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展“去安全化”合作，推动地区合作“去地缘政治化”，引导周边国家妥善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经济合作回归互利共赢的本质，避免安全思维对经济合作的过度渗透和干扰。在大国竞争加剧、国际形势动荡变革的背景下，尽管周边安全环境有所恶化，但客观而言，大多数周边国家并未面临迫切的传统安全威胁，如何实现更好发展才是其面临的主要长期性课题。对发展问题的共同关注，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够开展长期深度合作的重要契合点。在此过程中，需坚持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通过共享发展成果强化国家间利益绑定，减少因资源争夺、发展差距引发的各类矛盾；通过利益共享凝聚区域“发展—安全共同体”共识，遏制泛安全化现象蔓延，确保地区合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需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合作及地区合作，营造相对良好的地区经济环境，提升周边经济环境的韧性。周边国家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滞后及发展不均衡，这种情况在动荡变革的国际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中国应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在贸易、投资、金融、产业、供应链等领域的协同合作，依托“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向周边地区提供公共产品，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周边各国人民，推动本地区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安全，降低周边国家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进而更好维护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最后，中国需通过周边合作取得的一系列显性成果，增强合作理念在周边地区的吸引力，遏制消极观念在该地区的传播。一方面，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行为方式的转变具有很强的国际效应；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周边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行为对周边环境有着很强的塑造力。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可通过保持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和行为方式的稳定性，提升国家间关系的确定性，为周边国家提供明确预期，这也为当前的地区合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确定性支撑。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功落地、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普遍深化，不断推动地区合作利益显性化。周边地区合作机制化水平的稳步提升，有助于强化和巩固本地区的合作性观念。在合作进程中，中国可通过科学有效的机制设计，实现短期利益、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有机结合，抑制部分周边国家的短期化行为，保持合作方向与进程的稳定性，消除消极观念对国家间合作的干扰，遏制零和博弈与对抗思维在本地区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