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主”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要命题的核心概念。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在国家发展现实困境与文明等级论强势介入的共同影响下，陷入了对西方知识体系移植和模仿的困境之中。自此，由于后发国家经验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惯性和西方国家知识霸权的持续影响，知识体系依附困境仍在不断弥散。在危机积淀和现实发展的需求之下，知识体系“自主”命题正式出场。从本质看，知识体系“自主”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因此，知识体系“自主”理应以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为指向构建平等发展的“自主”秩序、培育传承创新的“自觉”意识、提升主体作用的“自为”能力。在现实实践中，具体体现为：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前提、以革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关键，通过坚守发展根基、建构主体能力，最终实现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目标。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唐国平，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玉，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引言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巩固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有力依托。从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论断；到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确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地位；再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明确列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在党中央的系统部署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不断明晰、实践稳步推进。而“自主”作为核心概念则构成了准确理解这一重要命题、稳步推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目标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从词源本意看，自主意指“自己做主”。而将知识体系冠以“自主”之意，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所独有的民族特色、致思逻辑和价值取向所决定。作为原创性概念，学术界关于知识体系“自主”的意涵解析多蕴含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分析之中。一方面，现有研究从命题产生缘由对知识体系“自主”提出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如翟锦程指出该命题的提出缘于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覆盖式”冲击，韩喜平立足于时代发展背景从中国与世界发展两个维度指明了命题出场的现实因由。另一方面，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特征分析与建构对策研究中，知识体系“自主”的现实指向也蕴含其中。就特征分析而言相关观点集中指向于思想层面自觉意识的凸显以及实践层面原创性、独立性、本土性的体现。而在建构对策之中则呈现出具象化的方法论，如王学典指出知识体系“自主”要以原创为灵魂、与传统相对接、面向中国经验，郁建兴、黄飙指出实现知识体系“自主”要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推动概念、理论、方法创新，完善话语体系。
上述观点为知识体系“自主”命题的解析提供了坚实基础，但由于多将其置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研究中加以探讨，相关分析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历时性维度分析尚存不足。现有研究虽注意到了知识体系“自主”命题生成的历史缘由，但多聚焦于共时维度展开分析，未能从整体分析知识体系“自主”命题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本质性探讨尚有欠缺。受限于历时性分析的缺位，多数研究未能从命题产生根源出发，对“自主”进行本质透视，进而在此基础上聚焦政策发展历程总体把握“自主”的现实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知识体系“自主”作为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所形成的命题，唯有将其置于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中才能进行立体透视。因此，本文尝试引入“大历史观”作为分析工具，对“自主”概念进行解析。具体而言，本文将聚焦三重维度展开系统性研究：其一，在历史纵深中追溯知识体系“自主”命题的形成历程；其二，从命题产生根源出发透视“自主”的本质面向；其三，立足于本质剖析，回归现实场域解析“自主”的具体指向。
2知识体系“自主”命题的形成历程
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困境的当下，中国以创新性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全新图景。然而相较于实践领域的突破性进展，现代化理论范式却尚未完全摆脱依附状态。正是在这一理论发展与实践突破的错位背景下，知识体系“自主”命题正式出场，而其内在理路则需回归历史发展脉络中，追问知识体系“自主”危机何以形成。
（一）“自主”危机的根源：文明等级论打破知识体系平等地位
知识意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而知识体系则是“基于一定的逻辑基础、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具有民族性或地域性的知识总和，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后得到的知识系列”。不同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基于各自独特的发展实践、社会结构与精神追求，形成了多样的知识体系。如古希腊知识体系作为西方知识体系的根基，其建构逻辑内嵌于海洋文明的生存实践，偏重逻辑理性与客观认知，而古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演化轨迹则深植于大陆性农耕文明的内生需求，其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以实践经验与伦理秩序为重。这种知识体系的分野，本质上是不同地域社会实践的客观反映，并不存在地位高低的先验判定。
及至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文明现代转型，取得“先发优势”，但资本积累的全球扩张却随之将文明演进异化为权力支配关系。从文明视角来看，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也是“欧洲人自身文明的大发现。”欧洲人通过这种空间遭遇完成的不仅是地理认知的更新，更是对自身文明“优越性”的发现与确认，文明等级论由此萌芽。启蒙运动时期，实验科学的进步与理性主义的张扬，在推动现代文明概念成型的同时，也使文明具备了价值判断的含义，以“文明—野蛮”叙事为主要特征的文明等级论逐渐形成，所有与欧洲相异的文明都成为西方人口中的“野蛮”“蒙昧”抑或“半开化”地带。在此认知框架下，西方知识体系被神化为普遍真理的化身，其逻辑体系、价值预设与认知范式被建构为超越地域文化的“世界标准”。而非西方知识传统则遭遇系统性贬抑，如黑格尔就曾认为在东方哲学里“只看到枯燥的理智，像旧式的乌尔夫逻辑一样，单是范畴的罗列”，而古代东方诗歌也只能看作是“一种单纯幻想的游戏。”
西方知识体系向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转型，虽在现实中回应了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需求，但却通过建构具有排他性的等级秩序，使知识生产成为其推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外衣，将非西方知识传统逐出了知识生产的“合法”场域，知识体系“自主”危机也便由此生根。
（二）“自主”危机的肇始：近代中国知识体系陷入依附发展困境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这一漫长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中华民族立足于现实的人伦社会构建起了独具特质的传统知识体系。然而，当传统农耕文明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时，原有知识体系显露出明显的时代错位与结构裂痕。在外力冲击作用下，近代中国开启了知识体系转型的被动应变进程。
面对中西发展的巨大差距，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救亡意识的强烈驱使下，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客观来看，西方知识体系依靠先发优势率先开启的转型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合理经验，但文明等级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扩张，却影响了国人对自身传统的准确判定。如钱玄同指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陈序经认为：“我们要和西洋比较科学吗？交通吗？出版物吗？哲学吗？其实连了所谓的礼教之邦的中国道德，一和西洋道德比较起来，也只有愧色。”这一悖论的强势介入，将国人心中的救亡意识激化至“西化”倾向，致使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型呈现出以西方知识体系为蓝本的移植性特征。
一方面，学科体系被整体置换。西方学科分类将知识体系切割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板块，以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分类范式所蕴含的功能主义取向，从根本上解构了中国传统学科体系的整体性思维与有机分类传统。而科举制废除后，仿效欧美所建立起的现代教育体系通过课程设置、学术评价等制度性安排，使西方学科体系获得“合法性”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被西方主导。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热潮，不仅移植具体知识，更将西方整套学术制度嵌入本土语境。这种学术体系转型在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催生出了社会科学领域“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从基本概念到研究方法，从理论模型到分析框架，皆以西方学术标准为圭臬。传统学术体系逐渐退守至边缘境地，其阐释力与竞争力遭到系统性消解。当传统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被整体性置换，话语体系也自然由西方主导。
虽然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知识体系确与工业化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难以支撑近代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知识观完全丧失了现代转化潜力。然而，受限于国家发展的现实困境，近代中国在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陷入了对西方范式的移植和模仿之中，沦为了西方的“学徒”。
（三）“自主”命题的出场：依附困境弥散制约现代发展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既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合理经验，又必须立足本土实践探索自主发展路径。这种“追赶型”发展模式，致使中国虽在自主探索中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突破，但研究主体却在长期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了对西方范式的追随与依赖。
一方面，研究内容的过度追随遮蔽了本土发展议题。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现代化发展实践，形成了长期关注的核心内容，如政治学领域的权力约束问题，经济学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等。中国在借鉴吸收西方现代化经验的过程中，受制于后发知识体系的认知惯性，研究主体往往难以跳出西方所固有的内容框架。而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特征，又有着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独特发展境遇，知识生产的内容依附，往往导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诸多原创性议题被遮蔽。尽管近年来对本土发展问题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但相较于实践层面的创新突破，理论建构仍滞后于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研究范式的盲目依赖制约本土经验提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直接的领土殖民让位于文化殖民，西方国家通过认知主导与制度规训，将全球知识版图等级化重构为其维持全球支配地位的战略资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国家利用知识输出、学术评价体系的垄断、媒体舆论的议程设置以及学术出版的话语筛选，将自身理论范式塑造为“普世标准”，使非西方主体在知识接受过程中不自觉地内化殖民认知模式。在认知殖民与自身理论建构“缺位”的共同影响下，一种集体性的“文化无意识”状态在知识生产中悄然弥散，研究主体逐渐对西方范式产生了盲目依赖心理，习惯于沿用西方范式解读中国实践。而无论何种研究范式都必然与特定地域的发展实践相伴随，“削足适履”地沿用西方范式必定会导致中国经验无法得到有效提炼。
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推动知识体系摆脱依附困境、实现“自主”建构。只有如此，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治理智慧，方能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现代化进程贡献具有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知识体系“自主”命题经由历史积淀正式出场。
3知识体系“自主”的本质透视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渐趋失落，导致国人传承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决定文化未来发展的自主能力不断被削弱，也因此直接引发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进程中的“自主”危机。从本质看，知识体系“自主”的最终目的正在于通过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因此，知识体系“自主”本质上应以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为指向，构建平等发展的“自主”秩序、培育传承创新的“自觉”意识、提升主体作用的“自为”能力。
（一）构建平等发展的“自主”秩序：突破“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优势地位，不断强化知识霸权，使全球知识生产一直笼罩在东西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之下。非西方国家被迫在西方理论框架下验证自身经验，丧失了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前提。这一由文明等级论所引发的知识发展秩序失衡，已然成为桎梏知识体系“自主性”彰显的隐形牢笼。若不将其打破，“自觉”意识和“自为”能力便不具备发展前提。因此，知识体系“自主”首先便应打破文明等级论的悖论、推动形成知识发展新秩序。
文明等级论是在知识与权力共谋关系之下所形成的围绕“‘人心’的地缘政治”，其本质是通过带有特定意识形态目的的知识输出，推动世界按照其预设的“西方化”路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存在也不可能达到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真空”状态。这种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建构必然承载着价值判断与立场选择。但当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立场陷入自我中心的窠臼时，其内在的“优越性”就会演变为控制他国知识生产的权力工具，使其他国家的知识生产逐步丧失自主性。因此，只有将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立场由特定意识形态输出转向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知识体系才能逐步摆脱意识形态霸权的桎梏，具备走向“自主”的前提与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论断，为知识体系建构指明了价值方向。从价值内容本身来看，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地理边界、制度差异与社会形态的固有界限，“不专属于某一套固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没有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为知识发展提供了平等交流互鉴的基础。从价值实现形式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始终立足于开放包容理念之上，其并不否定价值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世界各国可以立足本国发展实际，通过多样化形式将自身发展融入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之中，并将区域性发展经验置于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检视，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中，同步建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知识增量。
知识体系建构价值指向由特定意识形态输出向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转变，将逐步消解地缘政治对知识本身的影响，推动知识生产逐步破除“中心—边缘”的思维定式，承认不同国家在知识生产中的主体资格；超越“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形成多元价值框架下的知识评价体系；摒弃“冲突—对抗”的叙事逻辑，形成多样知识交流互鉴的全新环境。
（二）培育传承创新的“自觉”意识：实现“传统-现代”有机连接的创新发展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知识本身作为“被特定社会群体接受并认为真实的思想和信息，它与文化紧密相连，是文化的一部分”，而知识体系也是在特定文化生态中所形成。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正是由于缺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准确认知，以至于未能继承发展内含于传统文化中合理的知识观，立足自身文化根基实现内生性建构，而在知识体系“西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又被极大压缩，其内含的知识观长期处于边缘化境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实现知识体系“自主”必须建立于对自身传统准确认知的基础之上。
当前，在各个具体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中，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发展资源已经引起关注，如将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融入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但就整体发展而言，现有的传统资源融入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究其根源则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知识观尚未得到系统凝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实现知识体系“自主”应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通过系统性阐发蕴含于其中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在深入理解其精髓、价值的基础之上，不断巩固传承创新的“自觉”意识。
“自觉”意识的形成与巩固并不是为了“复古”，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现代性转化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经由长期探索形成的“两个结合”作为“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则为其提供了根本遵循。实现知识体系“自主”，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积极挖掘传统知识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点，按照时代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对其表现形式加以改造，对其思想内涵进行补充、拓展。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知识体系建构跳出西方话语迷雾，立足自身文化根基开展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
（三）提升主体作用的“自为”能力：推动“工具-价值”理性融合的真正实现
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立足于“人的发现”，但在对超验世界祛魅的过程中，理性的回归“把人从中世纪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同时又给人戴上工具理性的枷锁。”这场始于启蒙运动的理性觉醒，在资本逻辑的渗透下逐渐将理性本身异化为统治人的新教条。在西方国家的知识生产中，以实用主义、功能主义为导向的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主体性被日益消解。这一知识生产的工具理性导向进入非西方国家后，虽在表象上契合了现代化发展需求，但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却给非西方国家摆脱知识体系“自主”危机带来了困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般知识生产与主体劳动表象化的分离，不仅使人的主体性作用被日益遮蔽，还为西方国家利用技术霸权开展认知殖民提供了“合法”外衣。因此，实现知识体系“自主”必然要突破工具理性的宰制，通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真正融合，不断提升主体作用的“自为”能力。
从康德强调“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到韦伯指出理性化把现代世界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西方哲学家们不断反思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背离的现代性困境。而从卢卡奇以物化理论为框架对形式理性展开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将工具理性批判推向高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及其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种理想化的新模式来突破工具理性束缚。但抽象化的哲学批判以及由此所衍生的以某种“新的社会合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的方案，能否从根源解决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唯物史观来看，对工具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只有“真正地进入到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具体分析之中”才能找到答案。知识的生产发展状态本质上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存在所决定，而其无法摆脱工具理性束缚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这一深层逻辑。资本对效率最大化的追逐客观上推动了知识生产的迅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只要资本主导逻辑没有发生变化，任何试图在知识生产中调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改良方案，都仅仅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唯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状态，在知识生产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知识生产场域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才能实现真正融合。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目的，人的主体性也将在知识生产中得到充分彰显，而知识体系建构便具备了充分发挥“自为”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4知识体系“自主”的现实指向
“自主”秩序的构建、“自觉”意识的培育、“自为”能力的提升从本质维度为实现知识体系“自主”提供了发展方向与实践指向。而其具体落实则内在地体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历程之中。在现实实践中，具体体现为：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前提，以革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关键，通过坚守发展根基、建构主体能力，最终实现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目标。（详见图1）
（一）“自主”之前提：以坚守发展根基为指向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实现知识体系“自主”首要前提在于立足自身发展根基。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其科学理论为根本遵循，在扎根中国实际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在这一基础之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战略目标于2002年被正式提出，并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纳入文化体制改革总体布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坚守发展根基的核心要义正在于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知识生产中得到充分彰显。
总体来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彰显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解构了资本逻辑对知识生产的异化，将价值立场从服务资本增殖转向回应人民实践需求，其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仅为中国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还为哲学社会科学坚守发展根基提供了根本前提。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的彰显指向在问题视野上立足本土实践、时代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否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在知识生产中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只有在知识生产的起始环节将问题视野聚焦于本土发展实践，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持续回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以生发于自身独特发展实践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彰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的彰显指向在资源利用上坚持固本开新、开放包容。从宏观视角来看，不同国家的知识体系在发展过程中虽因时代环境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由特定文化生态所孕育的独特风格却具有持久性与稳定性。只有在知识生产中回归于自身发展的文化根基，聚焦时代特点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文化基因的传承赓续中不断彰显中国风格。而从本土资源中汲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养分并不代表拒斥国外优秀发展成果，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形成了诸多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才能“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中国气派的彰显指向在目标导向上秉持全球视野、天下情怀。中华民族一直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推进知识生产。近代以来，即使是在中国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也仍然葆有“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的天下情怀。从现实发展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仍然是抽象化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其功能仍然是理解、解释甚至引领人类社会运行。”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必然要求以全人类共同发展为指向，力争为人类发展贡献独特东方智慧，使中国气派得到充分彰显。
（二）“自主”之关键：以建构主体能力为指向革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以“中国特色”为总体性标识进一步明确了坚守发展根基的指向，更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自主创新框架中蕴含着主体能力建构的跃升方向。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原创性论断的提出则意味着主体能力建构目标的正式确立。从实践维度来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成了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唯有通过革新“三大体系”，建构自身知识生产的主体能力，才能进一步彰显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学科体系的革新应聚焦时代发展需要，通过前瞻布局，坚守发展根基、占据创新高地。当下的学科体系分类源生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的实验科学与理性主义，力求通过高度专业化的学科分类实现知识生产的标准化与效率化。但自21世纪以来，传统工业经济驱动的现代化模式被数字经济与智能技术赋能的新型现代化发展路径逐步替代，时代发展变迁重构了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催生了学科体系交叉融合与范式重构的发展需求。因此，学科体系的革新应按照“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思路主动构建前瞻性战略框架。一方面，注重引领性、传承性学科体系构建。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战略引领作用，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注重冷门绝学的传承创新，守护好民族发展的文明基因。另一方面，构建契合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学科体系布局。汲取专业化分工的合理基础，夯实基础学科根基，锻造重点学科长板，为知识体系建构筑牢自主可控的学科基础；承继整体性思维的文明基因，突破学科壁垒的思维定式，培育新兴学科生长点，催生交叉学科创新集群，为知识体系建构探寻契合未来发展的学科高地。
学术体系的革新应聚焦原创能力提升，通过创新融合，实现理论自觉、方法自信。学术体系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构化呈现，其核心要素涵盖理论层面对规律的揭示，以及方法层面对路径的拓展。当前中国学术体系建构面临双重困境：在理论层面，西方范式仍主导问题设置与解释框架，中国经验常被简化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在方法层面，过度推崇西方工具与方法论，陷入“以西释中”的路径依赖。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则在于从被动诠释转向主动建构，形成具有理论自觉、方法自信的学术原创环境。其一，推动知识生产的本土化转向。通过系统梳理中华文明传统资源，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社会转型、文化创新等领域的实践逻辑，形成基于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增长点。其二，推动方法论体系多维融合。以马克思主义社科方法论为基础，一方面，创造性转化训诂考据、义理阐释等学术传统，激活传统方法论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在比较视野下合理借鉴计量分析、数字人文等现代技术工具，形成“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特色方法论体系。其三，推动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突出理论贡献、实践价值与社会影响的多元评价维度，完善代表作制度、同行评议机制与学术诚信体系，建立体现中国立场、学术规律与创新导向的新型评价体系。
话语体系的革新应聚焦标识性概念提炼，通过有效传播，实现立足中国、面向国外。话语体系作为知识表达与传播的关键载体，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承担着概念转换与意义建构双重使命。当下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诉求在于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创造出既扎根于中国实践又具备跨文化对话能力的理论话语。而标识性概念以其“‘标识’了某种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特质，在话语体系建构中发挥着核心功能。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与学理凝练，构建一系列既深植于中国实践沃土，又具备广泛国际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加快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形成；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话语传播的创新范式与多元路径，实现理论命题的世界语境适应性转化与创新性表达，通过理论话语的精准传播与深度阐释，推动中国道路的经验叙事突破地域与文化界限，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共鸣与学理认同。
（三）“自主”之旨归：以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为中心构建中国理论
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本质上是围绕现代化实践的逻辑解构和价值诠释所展开。审视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无不建构起了立足自身发展实际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被动回应现实挑战，而是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以前瞻性思维塑造着国家现代化的可能路径，并最终在知识生产与政治实践之间形成共生范式。但在“外源性依附”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我国的理论建构长期滞后于现代化实践变革，不仅使中国式现代化经验面临阐释困境，还导致知识生产无法有效反哺现代化实践。因此，实现“自主”的落脚点便在于“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那么，何为中国道理？从本质来看，能够总结好中国经验的中国道理，一定源于经验形成的根源——中国实践。而“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其发展脉络内嵌于“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中国道理实质上是指蕴藏于这一发展逻辑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系。立足当代实践场域，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的核心凝练，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六个必须坚持”原则。唯有以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根本遵循，才能实现对当代中国实践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与学理性升华。
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过程，本质上则需要通过“理论思维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而这一过程也正是知识体系“自主性”彰显的核心价值所在。一方面，“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唯有坚守自身发展根基，充分彰显知识生产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理论才具备形成前提。另一方面，理论的创新和创造依赖于主体能力的系统性建构，只有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整体性革新，建构自身开展理论创新、创造的自主能力，才能最终实现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