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政治心理学滥觞于20世纪早期的欧美国家。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滞后于西方。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已有学者出版系列著作，但真正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发展历程上的时序差异意味着，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深刻影响，而如何从对西方简单纯粹的“追随借鉴”到实现独具特色的“本土建构”，已然成为当前国内政治心理学界亟待关注的重点议题
一、为何要发展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涵盖了政治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研究议题，融合了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旨在通过透视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的双向互动，全面深入地剖析政治心理现象。国内政治心理学发展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通过系统梳理该领域既有的研究成果发现，无论是在研究主题、研究路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该领域目前都得到了极大拓展，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仍存有一些问题值得学界关注。
（一）步趋西方取向明显，中国本位意识亟待强化
现代政治心理学发轫于欧美国家，就其发展历程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50年代被称为“人格与文化”时代，基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展开的人格研究盛行，逐渐形成了以人物传记为依托对个体政治人格进行描画的研究范式，注重挖掘人格作为心理预测变量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形塑机制；20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态度与投票行为”时代，基于心理人和理性人假设展开的选民心理和选举行为研究成为主流，强调运用科学方法分析作为政治分析工具的主观心理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20世纪80—90年代被称为“意识形态与决策”时代，认知心理理论成为诸多政治心理学家青睐的分析框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基于“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的差异，提出了符合“社会人”假设的“满意性原则”来代替传统“经济人”假设下的“最优化原则”，用于解释实际政治活动中决策方案的选定过程，极大地拓展了理性选择理论在决策领域的适用边界。由此可见，当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者高度关注政治心理学时，该学科在西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出了诸多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研究成果，已然形成了较为成熟、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虽然这种发展时序上的领先性为政治心理学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这也意味着国内政治心理学在初始阶段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步趋西方的取向。
具体言之，国内政治心理学在起步阶段的工作更多聚焦于对西方的经典著作进行迻译。最典型的表现即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的政治心理学课程教学所使用的教材都是西方经典著作的译本，威廉·斯通（William Stone）、马莎·科塔姆（Martha Cottam）编写的同名书《政治心理学》均为该门课程的重要参考书籍。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内就已经有学者从事本土教材的编写工作，且在十余年内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紧跟国际政治心理学前沿理论与方法，并结合中国现实进行深度转化的本土化研究较少，教材总量依然十分有限。
进入21世纪，国内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学术产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水平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直接将政治心理作为一个整体，就个体、群体和国家等主体的政治心理现象和政治心理规律进行剖析的研究；又有将政治心理分解成多个板块，对其中包含的枝节内容展开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除却传统的学理性规范研究，近年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发展势头迅猛，不少学者在国内外高质量期刊上发表政治心理学类的实证文章，且频次愈来愈高。但从总体上看，该领域关注的议题，使用的概念、理论和分析范式，仍然无法摆脱西方政治心理学既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影响。毋庸置疑，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学科积淀是助推中国政治心理学在短期内疾速发展的强劲力量，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但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基因的追溯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往往会导致政治心理学研究脱离当代中国治理的基本场景，抑或当代中国治理场景的影响被过分淡化，使心理—行为研究被简化为一个纯粹的心理计量问题，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无法很好地给予中国治理场景下的政治现象以合理恰切的解释。而“一门学科是否有生命力，根本标准就是看现实社会有没有需要，而社会需要的具体表现就是看它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如若步趋西方而失却学术自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政治心理学学科生命力的延展。
（二）重视变量之间的关系，轻视结论与经验的契合
目前，国内政治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的局面，但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较之既往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思辨性研究，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展开的逻辑实证研究日趋强盛，精细化和碎片化程度日益提升，具体体现为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元、研究主题越来越广泛、研究技术越来越高端。
近年来，不少高校出于研究需要组织开展了大型社会调查。尤其是随着诸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等国际国内各大权威社会调查数据库的陆续开放，将统计分析技术运用于政治心理学相关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该学科领域的主流。
具体到操作层面，国内政治心理学主要是将政治心理类变量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探讨其与其他预设变量之间的关系。起初多采用双变量模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研究者初步探寻变量之间简易关系的研究目的。例如，王丽萍、方然通过构建涵盖政治效能感、满意度、信任感、权威主义人格在内的投票模型，探究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心理因素。胡荣、沈珊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的数据研究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对公众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孟天广、李锋运用“中国城市治理调查”（2015）的数据，从过程导向的政府质量角度挖掘政治信任生成的制度根源。郑振清、苏毓淞、张佑宗依托“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2015）的数据检验和分析文化、制度、社会结构作用于中国公众政治支持的程度及其变化向度。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在基础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抑或中介变量以挖掘潜在的发生机制，这在提升模型解释力和准确率的同时，还能够发展和修正现有的研究假设，亦有助于深化研究者对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理解。例如，唐云、王英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5）的数据，从总体上把握了主客观制度绩效、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刘伟、彭琪和肖舒婷运用“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2019）的数据分别考察了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之于政治参与、政治信任—主观绩效之于政治参与的作用路径。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倾向于开展与量化研究并驱的质性研究，例如，彭正德通过研究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诉苦现象，揭示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在其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吉兰则依据对中国城市地区公众听证会的调查，发现协商性参与对增进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具有重要意义。
由是观之，在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实证性研究方法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定量研究因其创造性的特点和优势而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在世界范围内，它亦是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学界对该方法的应用一直存有批评和争论。一般来说，通过运用适切性的方法、执行规范化的操作得出的结论通常具有很高的精确度和准确性，但对结构化访谈和自填问卷等调查工具的依赖，以及对不同个体在同一题项中就关键术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理解的忽视，又使这种测量过程产生的结果往往呈现出一种人为的、虚假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此外，旨在揭示变量之间关系的政治科学研究通常是就研究者所关注问题的局部进行分析，其研究发现具有“此时此地”性，但要充分理解变量关系则需要获知有关受访者社会经历的更全面的图景，这意味着变量分析难免忽略社会现象之于受访者的意义，而基于具体问题得出的数据结论往往在普遍性的推及方面受到质疑，无法很好地与经验事实相契合，亦无法实现与宏大政治的关联。因此，如何在强化量化技能的同时提高量化研究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缺乏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实践的把握，失却判断结论准确性的基准
作为一门以现实问题为驱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国内政治心理学应该被置于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的基本场景中进行研究，基于对当前重要的或迫切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准确判断，就人们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展开探究，从微观层面给予政治现象以合理的解释，从而为政治进程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预先指引，充分发挥政治心理学作为一种资源的现实功用。然而，国内部分政治心理学研究缺乏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的总体把握，或者缺乏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内在逻辑的基本判断，进而在将心理逻辑与政治逻辑进行关联时，造成一些判断上的偏差，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有些政治心理学的实证文章，其具体判断、研究结论看似成立，但与公众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感受明显相悖，或者说吻合度较差。这一问题在量化研究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于社会科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和自身性质，社会科学是现代美国文化的产物，其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具有强调自由主义价值、突出实用性偏好、漠视历史等显著特点。因此，数据驱动型研究往往会造成理论的普遍性与经验的特殊性的脱节。
以政权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决策过于集中的政体易于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而引致社会动荡和公民不满。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于2020年7月发布的《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从这一数字来看，高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公众对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工作表现予以认可，这可以作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稳固的经验证据。但是，这一研究依然无法很好地适配中国的政治现实，无法说明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是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由此可见，同样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就相同的经验结论却可以给出差异化甚至完全相悖的解释，或是停留于数字表面，或是透过数字进行深度洞察，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后一种做法亦无法得出十分切合实际的结论，但能够很好地提升判准的可能性，也更能体现量化研究之于观照社会现实的价值。这也表明，如果一个研究者仅仅只是掌握了统计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技能，就径直进入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结果只能是在罔顾现实的情况下，以刻板简化的变量语言来解释极具复杂性的中国社会。
二、何谓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就政治现实所生成的心理反映。因此，政治心理总是与个体参与政治生活所处的环境相伴而生，而环境变化会牵引个体的社会心态发生转变。中国的政治环境由刚性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和柔性的政治文化构成。在这三者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场景。此外，鉴于政治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在学科属性方面展现出的二元性特征为我们从政治学和心理学两个视角理解政治心理学提供了可能。正如斯通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心理学是一条双行道（A Two-Way Street），既可以被定义为“心理过程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也可以被定义为“特定的政治体系对社会成员思想、情感和动机的塑造”。因此，在开展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上述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并且都可以置于当代中国治理的基本场景中进行考察。
（一）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是嵌入中国独特政治结构的政治心理学
中国具有独特的纵横权力结构，既有独特的中央、地方的纵向结构，又有独特的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横向结构。正是在相应制度、体制和机制的规约之下，独特的治理过程得以展开，故而与之伴生的政治心理现象都应该内置于此种治理结构中进行研究。具体言之，自秦灭六国，华夏一统，为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从中央直至地方的郡县制，承袭至今，则演变为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统体制”，在这种特定的权力结构模式下，中央的统一决策部署阻断了地方和基层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刚性进行灵活调整的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而政治控制的强化更是压缩了公众的政治意向得到有效吸纳的空间，政治徒劳感的累积最终会转化为个体对政治系统的疏离甚至排斥，不利于政权合法性的持续生产，但权威体制在增进公众对现有的国家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方面仍然具有显著影响。
从政治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就政党和国家建立的位序而言，西方是先国后党，而中国是以党建国。在国家公权力构成方面异于自由民主制的党政体制，决定了中西方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存在差异，将政党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构建“国家—政党—社会”三元框架，更适合用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治理格局。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就如何更好地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一问题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实现多元行动主体的利益平衡是关键。有学者指出，应该重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互动式治理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绩效。而构建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四元主体合力共治的党领治理共同体亦是激活治理动能的有效进路。
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些旨在实现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中，普通人进入政治空间的机会增多。这会极大地提升公众在政治领域的心理卷入程度，进而在加深其政治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正向的政治情感，促进认同聚合，夯实执政基础。统而言之，中国独特的纵横权力结构决定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殊异的治理模式实际上是被赋予不同权重的各方力量相互组合的结果，而治理实践是否有效以及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大小，都会催生公众政治心理的转变和重塑。因此，要注重平衡中央的权威性与地方的自主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在释放社会活力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驱动下持续巩固政治合法性。
（二）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是植根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政治心理学
“我们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内，制度与治理之间相生相成的关系得以彰显。具体而言，一方面，制度是治理质量的保障。因为制度的架构直接决定了是否有高质量的政策产出，这不仅会影响社会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和总体效果，还关乎国家治理能否达至良政善治的目标，进而牵引公众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产生差异化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治理绩效是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尺。一般来说，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制度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而就发展绩效而言，无论是客观层面的制度绩效，抑或公众对制度绩效的主观感知，都是正向作用于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变量。这也意味着，唯有让公众真切地感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现实效用，中国之治才能行稳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的社会心态是中国民主制度体系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公众心态变化的具体趋势和向度会为制度体系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释放出重要信号。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建设中。“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但西方的选举民主无法扎根中国大地。因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民主形式上奋力开新，最终在立足国情、结合实际的基础上，走出了能够有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具体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安排上涵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信访制度。在民主环节上则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正是在这种制度程序完整、民主实践丰富的体系框架内，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在充分保障人民权利、充分表达和实现人民利益、维持社会和谐稳定、遏制腐败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也正是在这种彰显人民立场的制度设计下，多元群体得以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进行持续性的政治参与活动，切实保障了人民实质参与的广泛性。这些都会深刻地影响公众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心理，构成催化政治行为的微观基础。
（三）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是浸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心理学
“观今宜鉴古”，通过追溯文化基因可以更好地挖掘中国之治得以成功的历史文化资源。当今，中国共产党将“人民至上”作为治国方略的重要方面予以遵循，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在中国古代，明君贤臣、清官良吏为政重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代吕晦叔应诏疏》），“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论述都意在表明“民”之于“国”的重要性。而“重民”则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正确治理思路。
这种承载了古圣先贤政治智慧的文化遗产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突出体现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民心政治”，要求政治精英以德治国，以增进民生福祉、回应百姓关切为工作旨归。这种以“民本主义”思想为内核的政治传统为当代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持续生产注入了不竭动能，成为影响民众政治支持水平的限制性因素。而以“民本主义”为基础构建的政治文化框架对中国治理场景中的政治心理现象也展现出了更强的解释力。当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逻辑除了能够通过官方文件中高度凝练的执政理念得到彰显外，亦能在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人民公仆这类中国独特的政治心理学话语表达中有所体现。如今，公共权力的享有者不再是官僚本位下位高一等的“父母官”，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这种极具民主色彩的称谓是对人民本位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核心内涵的至真诠释，不仅意味着党政干部对自身角色进行了精准定位，还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需坚持的治理导向和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提供了方向指引。这种潜隐了人本底色的显性“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话语的嬗递，为中国治理场景下公众政治心理的转向提供了内在动源。
三、何以发展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
当代中国治理是基于独特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展开的。因此，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其问题意识必然要植根于当代中国的治理过程，以回应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中真实存在的基本问题、主要问题、重大问题、热点问题或前沿问题为目标，从心理的角度分析和解释当代中国的治理过程（即心理如何影响治理）。同时，还要注重从当代中国的治理过程中发现新的心理逻辑（即治理何以塑造心理）。具体可以从研究议题、研究对象、分析范式、研究方法、量表开发、材料运用、话语选择等方面进行思考。
（一）研究议题
目前，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但做出好的实证研究除却需要可靠的数据来源、精湛的分析技术之外，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面则是要有富于洞见的问题意识，即好的研究议题。鉴于中国的政治情境具有独特性，被纳入政治心理学研究范畴的相关议题可能极具价值，但由于政治敏感性和材料可及性等问题而不具备实际的可操作性。除了那些研究难度较大的议题外，仍有不少可实施性较强的重大议题可供选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公众内化度，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合法性再生产问题，新政治情境下党员干部及普通党员心态，新治理要求和规范下的公务员群体心态，国家发展、政治导向与学者群体的心态，阶级再形成过程中产业工人的政治心理，城乡边缘群体的政治心理，独特整合路径中的少数族群的国族认同，治理变革中的公众政治心理与行为逻辑，政治历程与公众心理的代际差异与冲突，青年人的政治价值观、效能感与参与度等。总体来说，这些议题在研究对象上既涉及社会主流群体，又包括边缘群体，并且不触及政治敏感性，具备展开深度研究的可行性。
（二）研究对象
作为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政治心理学擅长就个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参与、政治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研究。在早期西方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基于人物传记分析政治领袖的人格特质进而解释其执政风格和行为偏好的研究盛行，如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朱丽叶·乔治（Juliette George）关于威尔逊总统个性图像的勾画，以及詹姆斯·巴伯（James Barber，也有译詹姆士·戴维·巴伯）对十余位美国前总统政治人格进行的类型学划分，都是该领域十分经典且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反观中国，若要开展精英阶层的政治心理研究，能够预见的问题之一便是顶级政治精英档案材料的获取难度较大。因此，短期内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干部为研究主体可能是更具可操作性的尝试，可以研究这些群体由政治身份所带来的独特行为规范在其心理层面的投射，进而研究这种投射对其工作方法产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中国政治精英政治心理研究的空白。
此外，鉴于选举政治是体现西方民主政治的最重要方面，以选民为研究对象，研究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社会心理态度成为西方政治心理学特别关注的领域。有学者指出，选民会通过捕捉候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文所传递的信号来了解潜在领导人的社会态度，相较于将选票投给和自己立场相反的候选人，选民更有可能投票给那些和自己观点相近的候选人。较之于西方的公民政治，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始终如一地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原则，这条思想主线贯穿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中，而构筑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即人民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而要真正做到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就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这不仅是关系增进人民福祉的社会问题，还是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问题。因此，充分发挥政治心理学在剖析中国公众的心理动因方面所具备的显著优势，就成为瞄准靶向精准发力的有效路径。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这方面研究聚焦于社会主流群体，如农民、青少年、大学生等。高校青年教师、下岗职工、流动工人虽有涉及，但数量零星。从总体上看，群体覆盖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仍显不足。例如，尚未涉及对待业大学生、民营企业家、社区干部、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城乡边缘群体的政治心理研究。虽然各类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失衡，但各群体都有其独特性，应该予以重视。也正是职业和社会身份所导致的迥异生存境况，俾使各类群体催生出差异化的心理感受，进而在政治心理的作用下选择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由此构成影响中国治理过程的微观生态。这直接涉及治理绩效的稳步提升和政治合法性的持续生产。
（三）分析范式
在确定研究议题和研究对象后，研究者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标选取合适的分析范式。作为政治科学传统的开创者，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将政治文化界定为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从这一概念出发，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已然成为探寻政治现象内在因果机制时必须纳入其间予以考察的微观维度。对此，迈克尔·布林特（Michael Brint）指出，政治文化研究遵循三种发展路径，分别是法国的社会学传统、德国的文化哲学传统和美国的政治科学传统，并强调政治文化之复兴不应该倚重行为主义科学，而应该更多地运用社会学和解释性学派的方法。这意味着在路径取向上，政治心理学研究应该注重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对话和融合，并且应该更多地依据路径功能的独特性来进行选择。虽然量化研究在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若要增强其叙事性，则需要和经验事实关联起来。特别是对于中国治理场景中的政治心理学而言，法国的社会学传统和德国的文化哲学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具参考价值。
此外，尚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方法论层面，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典型特征体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是中国的很多政治心理现象背后是以制度和文化等为分析对象的整体主义、关系型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情境等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原子论式的分析可能无法完全还原事情的面貌。对此，应该如何平衡和协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关系主义、情境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二，以社会为中心去开展中国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固然可以发现诸多问题，但中国的政治与治理过程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非常注重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重构。即便如此，国家观照社会、国家观照个人的方向仍旧十分重要。而鉴于所有现象都内嵌于整个中国政治与治理的过程之中，国家中心论、政府中心论、政党中心论的分析范式不能忽视，心理学的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也不应该成为唯一选择。因此，需要对分析范式进行适当的反思和调整，尤其是在分析范式日渐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激活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拓展政治学在微观层面的解释力，已然成为政治心理学亟待探索的重点问题。
（四）研究方法
不同的分析范式对应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目前，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呈现出压倒性态势。其中，又尤以定量研究为重。具体言之，量化研究通常关注两个及以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通过人为操纵某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以得出因果知识的实验法深受国外政治心理学学者的青睐。这与国内政治心理学研究在量化方面倚重问卷调查法的倾向相异。虽然，从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实验室实验还是现场实验都存在无法规避的缺陷，以致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遭到质疑。但这可以通过将那些一次成功的实验置于其他时间、其他条件下进行复制和交叉验证的方式予以弥补，进而成为科学的既定部分。一言以蔽之，实验研究的价值体现在集合性上。当前，国内政治心理学定量研究中对实验法的应用不多。因此，该研究方法在应用上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另外，选取正确的统计方法用于大样本数据分析是量化研究的重要环节。目前，卡方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主成分与因子分析等方法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在一项研究中同时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时，根本目的应该是得出有效的统计推断，而不应该是出于顺应学科发展主流趋势的考虑，形成刻意量化的取向，使政治心理学研究沦为纯数据驱动式研究。如何提升量化研究的水准仍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旨在深入挖掘心理与行为之间潜在互动机制的应用型学科，研究者还应该强化对另一种实践策略，即嵌入式观察、非结构式访谈、案例研究、档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具体而言，对于普通民众政治心理的考察，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进入政治现场，记录研究对象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表现；或者围绕既定主题进行深度访谈，探察受访者对目标问题全面、深刻的见解。这有助于在收集期然性信息的同时，获取非期然性材料。另一方面，可以沿用社会学的过程—事件分析路径。该路径强调“叙事的动态性、流动性，以及事件过程中参与者的关系与互动”，通过完整地呈现特定事件的始末，来捕捉左右事态发展却被忽视的微小节点，进而提升从表层现象发掘的作用机制对于个体心理变化与行为取向的解释效力。国内已有学者运用此种方法剖析小区业主发起非理性维权行动的内外驱动力。而对于政治精英政治心理的考察，则可以依照心理史学的研究范式展开。国外遵循此路径的学术产出较多，诸如《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短期内，国内政治精英的政治心理研究可以从诸如退休干部等的政治心理传记开首，如《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中对于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深描，就极具政治心理学的价值。此外，以历史档案、回忆录、影像资料、新闻报道、口述史等为研究材料的文本解读法和话语分析法，亦可以在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中进行拓展运用。
概而言之，定量研究在揭示政治心理类变量之间客观的关系和规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定性研究则能够有效弥补数据材料在呈现复杂心理过程方面过于简化的缺陷，因而，对于理解中国治理场景中的公众政治心理可能更有效，也更具价值。但需要认识到的是，技术只是工具，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所运用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前沿性都并非得出可靠性结论的有力保障，都不足以成为衡量实证研究质量的指标。与此同时，在具体应用上，应该摒弃实证研究只能采用单一方法的思维定式，而要在正确认识各种研究方法优势与短板的基础上，实现多元方法的融合，以整合式研究更好地破解社会科学在因果推断方面存在的难题。
（五）量表开发
政治心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其不同于其他研究内容的特殊之处在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观测，因而往往需要辅以量表，才能将认知、情感、态度等衡量公众政治心理的指标具象化。目前，政治心理学界较为系统、成熟的测量工具主要是人格量表，经常被提及的有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量表（MPS）和右翼威权主义人格量表（RWA）。尽管这些量表拥有良好的信效度，但鉴于文化环境存在差异，题项在设计上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情境，在表述上亦可能不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再加上受到社会赞许心向（social desirability set）、默认心向（acquiescence set）、中庸心向（avoidance set）、避免反应（central tendency set）的影响，中国受访者常常会有意无意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在对量表进行迻译时，应当基于中国的治理现实和公众的反应习惯对题项的具体表述予以调整和优化，以形成适用于中国场景的本土量表。
鉴于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对政治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公众的政治心理，除了迻译国外较为系统、成熟的量表以外，还可以在量表的自主开发方面进行一些尝试。诸如中国公众的民主观、自由观、正义观、平等观、宽容观以及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等相关量表的编制工作，均可以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点突破方向，以求通过合理的概念操作化来解决概念悬浮、概念漂移、概念拉伸等问题，进而提升概念测量的科学性和学术对话的有效性。当然，对于那些较为规范、成熟的量表，如中国党政干部政治素质考察测评表，也可以作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参考。
（六）材料运用
纵观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趋势，实证性研究方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定量和定性的分野又决定了二者在材料运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定量研究方面，问卷调查法作为收集关涉研究对象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数据的重要方法，一直受到政治心理学家尤其是年轻学者的青睐。随着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权威数据库的开放，从事量化研究的小型团队或个人数据收集困难、数据质量欠佳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且相当一部分社会调查都涵盖了对主要政治心理类变量的测量，而横截面数据和纵贯数据更是为政治心理现象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比较提供了可能，能够满足研究的基本需要。但使用二手数据资料难免会出现在数据清洗过程中遗漏重要信息的现象，或者面临调查团队对敏感信息采取选择性公开以致数据的开放性不足等问题。而数据是否整全则直接关涉政治心理学量化研究的质量。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心理学研究中，数据的整全性问题是造成可信度危机（credibility crisis）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要尽可能选用整全度高的数据，对于残缺但又没有更好的数据库可供选择、替代的情况下，数据缺失值的处理应该秉持科学审慎的原则进行。
在定性研究方面，目前，政治心理学界既有的政治领袖研究更多是依照心理史学的分析范式展开。因此，对历史档案、回忆录、影像资料、口述史、深度报道等多元化质性资料的运用就显得既重要又必要。通过查阅、研读相关材料，可以形成关于政治精英个人经历和政治行为的完整图像，进而抽离出潜藏在其公共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具体而言，心理传记注重分析当事人的潜意识，潜意识即未被察觉、不愿承认但真切作用于个人言行的心理实在。而之所以要重视潜意识的作用，是因为那些浅层的、外显的影响因素往往无法很好地解释、说明当事人的行为表现。正如弗洛伊德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我们本身内在大部分真实的东西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而许多被意识到的却是不真实的。”因此，心理传记学凭借其在勾画人物心理镜像方面的独特优势，为揭示政治精英的行为根源提供了重要方法。此外，作为民众用于记录日常生活的信息载体，民谣、段子等发挥着承载民意的重要功能，对这类非官方材料的运用，亦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治理场景中政治心理现象的理解，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展质性研究就因果机制进行解释的空间。
（七）话语选择
从话语选择的角度说，现有的政治心理学话语以学术话语或科学话语为主，这对于不具备专业学科背景的外行人抑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民众来说，往往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在发展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时，有必要对专业话语进行转译，使其成为民众能够理解和接纳的传统话语、官方话语和日常话语，让非专业群体也能够萌生对政治心理学的兴趣。
以“民心”这一体现传统中国统治思维方式的概念为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曾多次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但相关学术研究在讨论“民心政治”时，并未将其视为纯粹的官方话语予以考察。而在“民”的意涵上，亦是古今殊异，因为今天的“民”并非封建君主专制下作为被统治者的臣民，而是人民民主专政下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由是观之，类似的本土性政治话语，其实可以通过注入适配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基因而被重新激活。
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媒介场域中的话语表达具有多元性，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往往存有沟通藩篱。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转化，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政治话语在凝聚人心方面的重要价值？就正式话语与非正式话语、公开话语与私密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外显话语与内隐话语、直白话语与曲折话语而言，如何在对照中将它们的内在元素抽象成可资运用的政治心理学概念，并与现有的政治心理学概念进行对话？如果对日常话语进行适当改造或提纯，又能否形成具有规范性、本土性的政治心理学概念？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皆是为今后构建本土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的有益尝试。
四、结语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心理学在起步阶段较多地借鉴了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但中西方殊异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使西方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无法完全适配中国的政治实践。这难免会导致在西方话语体系支配下任意裁剪中国社会现实的错误倾向，不仅会削弱植根西方土壤之概念理论的解释力，亦无法真正地理解宏大的中国政治与治理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政治心理学的现实功用，对于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大有裨益。因此，系统反思西方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治理场景中的适用性，并从研究议题、研究对象、分析范式、研究方法、量表开发、材料运用、话语选择等方面展开深度思考，发展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既符合中国政治心理学未来的学科发展走向，又满足服务于治理实践的现实政治需要。这要求政治心理学学者树立“中国本位”的学科发展意识，对西方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调适抑或重构，并通过对中国治理场景中政治心理现象的抽象和总结，从理论层面完成知识化转述和学术话语再生产，从而构建一套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相协调的本土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增强与西方学界开展有效对话能力的同时，为中国政治心理学的长足发展夯实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