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粹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识形态现象，始终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保持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民粹主义逐步转型为“新民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应对结构性危机的意识形态工具。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新民粹主义展开批判性分析。研究表明，新民粹主义通过建构抽象的“人民”概念，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转移至文化、种族等其他场域。这一策略既遮蔽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又为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延续提供了合法性支撑，最终使其成为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驱动。

关键词：新民粹主义 美国政治 经济全球化 当代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2025年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所释放的一系列政策信号犹如一股强劲的逆流，好似向国际社会宣告4年前新民粹主义的风潮即将卷土重来。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民粹主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重危机的交织中呈现新的发展态势，逐渐演变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民粹主义。这一思潮以“美国优先”为核心诉求，不仅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也对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新民粹主义以民粹话语迎合了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未能触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等结构性矛盾。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关乎对美国政治走向的准确判断，也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对美国新民粹主义进行历史溯源、特征分析和本质批判，深化对这一重要政治现象的认识，将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一、历史溯源：美国民粹主义的缘起、特征及其政治意涵

尽管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但结合欧美民粹主义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对其进行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定。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主要关注“人民党”运动，认为民粹主义者（即农民领袖）是代表广大民众对抗传统政党的新兴政治力量。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研究聚焦于农民反抗运动，将其视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象。随后，研究逐渐从具体事件扩展到更广泛的政治范畴，开始关注人民意愿与其他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即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二元对立。他认为，权力、财富和教育资源长期被精英阶层垄断，导致大众不满情绪的滋生，这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希尔斯首次明确将大众与精英的对立关系作为民粹主义定义的核心，其观点迅速得到欧美学界的广泛认可和回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如埃内斯托·拉克劳和玛格丽特·卡诺万继续深化对民粹主义对立关系的研究，试图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揭示其复杂性。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研究进一步扩展，学者们将福利国家制度、移民问题和经济全球化等议题纳入分析框架，这些新元素不同程度地丰富了民粹主义中对立关系的内涵。

基于对欧美民粹主义研究路径的梳理，民粹主义更符合政治学家卡斯·穆德的定义，即民粹主义将社会划分为“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的群体，民粹运动的政治实践旨在实现“普通民众”的普遍愿望。这一界定既概括了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也为其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多样化表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民粹主义的起源可追溯至其政治制度中民众与精英之间的结构性对立，这种对立在历史上多次通过特定社会群体所遭遇的经济剥削与政治边缘化得以显现，并成为民粹主义动员的核心动力。早期政治领袖如杰斐逊和林肯在竞选或政策推行中，曾通过强调与民众利益的契合来构建对立关系。杰斐逊通过代表“我们人民”的叙事，成功凝聚了中部各州的南方农民和农村选民，反抗精英政治领导层；林肯则在废奴运动中利用民众对奴隶制的不满，将南方奴隶主及其北方同谋塑造为“联邦的敌人”。然而，这些策略虽构建了对立关系，却未转化为实质性的社会动员。

美国民粹主义的真正开端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农民与劳工阶层深陷被剥削的困境，社会矛盾持续激化。面对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与经济压迫的局面，19世纪90年代初，农民与劳工阶层在奥马哈集结成立了“人民党”，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运动参与者主要来自农村和城市底层，他们通过集会、游行和抗议等方式，表达对精英统治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满。他们呼吁政府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联邦铁路费率监管等措施，以限制权贵阶级的权力，保护农民与劳工的利益。

进入20世纪，民粹主义在两次经济危机后迎来高潮。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激发了广泛的民众不满，休伊·朗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人物。他提出“分享财富”计划，主张通过剥夺富豪财富实现社会公平，并通过政治手段在路易斯安那州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提高富豪税收、资助公共项目以及限制企业垄断，以保护农民和劳工利益。20世纪60年代，民粹主义再次兴起，但与种族、文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交织。乔治·华莱士和巴里·戈德华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华莱士通过种族隔离政策，将少数族裔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敌人”，试图维护“真正的人民”的利益；戈德华特则代表右翼民粹主义，抨击大企业、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勾结，主张剥夺其特权。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不仅反映了经济矛盾，也凸显了社会文化冲突的复杂性。

美国民粹主义在其历史演进中展现出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既体现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其与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互动。首先，美国民粹主义始终以明确的二元对立结构为核心叙事框架，通过构建“人民”与“敌人”的对立关系来界定其政治诉求的指向性。这种对立关系中的“敌人”通常被塑造为剥夺“人民”利益与权利的群体，其具体指向随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动态调整。例如，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将权贵阶级与垄断资本家视为对立面；20世纪30年代，休伊·朗将经济精英与政府官僚刻画为剥削者；而60年代的民粹主义则将少数族裔与知识分子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他者”。这种对立群体的多样性与历史动态性，体现了民粹主义对社会矛盾的高度情境化回应。其次，美国民粹主义的对抗策略呈现出显著的激进化趋势，其政策主张从早期的限制性措施逐步转向更具剥夺性的激进手段。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主要通过呼吁政府干预经济以限制权贵阶级的权力；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休伊·朗提出的“分享财富”计划则直接主张通过财富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60年代的乔治·华莱士则通过种族隔离政策间接剥夺了少数族裔的社会权利。这种策略的激进化不仅反映了民粹主义对社会矛盾的回应强度逐步升级，也揭示了其政治实践中的工具性转向。最后，美国民粹主义的组织形态经历了从独立政党向主流政党内部渗透的显著转变。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以独立政党的形式出现，具有鲜明的组织特征与群众基础；而进入20世纪以来，民粹主义逐渐以主流政党内部派系或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例如，休伊·朗的民粹主义主张深刻影响了民主党的政策取向；巴里·戈德华特的右翼民粹主义重塑了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基础；近年来，伯尼·桑德斯的进步民粹主义也在民主党内部引发了广泛共鸣。这种组织形态的淡化与向主流政党的渗透，不仅使民粹主义的影响力更加持久，也使其得以通过制度化渠道实现其政治诉求。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根植于资本主义土壤的意识形态，其根本目的在于应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复杂问题。通过强化宪法原则、构建情绪宣泄机制、巩固选票政治与两党制框架以及提出改革方案，民粹主义以其丰富的政治意涵深刻重塑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结构。

第一，民粹主义对“人民”身份与意志的强调，呼应美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强化了民粹主义的权威性与影响力。1776年发布的《独立宣言》以“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为核心原则，奠定美国独立建国的法理基础，也构成了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原始对抗基因。西方古典自由民主理论认为，“人民”实际上是由个人利益驱动下的个体行为者组成的政治组合，基于此，民粹主义者将“人民”作为一个有机实体，认为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动机，通过消除差异、构建同质性来完成动员，实现他们与某些特殊群体的对立。民粹主义把“人民”描绘成一个纯粹的和同质的并且具有共同意志的群体，“权力属于人民”不仅是民粹主义最根本的合法性，也是其最直接、最普遍、最有力的动员口号。民粹主义在其演进的各个阶段使用频次最多的话语就是美国宪法的第一句开头，“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通过呼吁政府回归宪法原则，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将宪法从抽象的法律文本转化为动员民众、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有力工具。“人民”作为政治权威的唯一合法来源，构成了民粹主义最有力的动员机制。

第二，民粹主义的兴起往往与社会动荡或经济危机相伴而生，成为民众情绪宣泄与矛盾转移的重要载体。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持续激发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与愤怒。19世纪中后期，美国在经历南北战争后实现了国内统一市场，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大量农民沦为无产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粹主义作为第一波浪潮登上历史舞台，通过将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对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批判，成功地将社会矛盾聚焦于特定群体，为民众提供了情绪宣泄的渠道。进入20世纪后，两次重大经济危机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复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休伊·朗通过重新定义“人民”的概念，将一无所有的普通穷人和中产阶级纳入“美国人民”的范畴，为民粹主义注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内涵。20世纪60年代后期，种族矛盾和政党左右翼冲突的激化，使得“人民”利益、“人民”地位和“人民”关系的同质性被进一步强调，为民粹主义的第二波浪潮提供了社会基础。

第三，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演进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深刻影响了选票政治与两党制度的稳固性，还显著促进了政治生态的多元化发展。尽管美国宪法并未限制第三党派或多党制的发展，但历史上鲜有政治力量能够实质性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导地位。民粹主义政党中的代表——“人民党”，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显著影响的第三党派，其兴衰历程生动诠释了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独特作用。尽管“人民党”未能赢得全国选举，但其开启的民粹主义历程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使选票成为左右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民粹主义通过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立，不仅增强了政党的凝聚力，还推动了政党策略的调整。在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下，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得不更加关注民众的实际利益与诉求，通过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政策议程来争取选民支持。这种调整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上，还反映在竞选策略的革新中。两党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与选民互动，精准捕捉民众需求，并在政策议程中体现多元利益，从而增强了自身的社会基础。此外，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政治体制的格局。尽管它加剧了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但也使两党的政治目标趋同。许多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以民主党或共和党身份参与政治，将民粹主义元素融入传统政党纲领，形成了独特的政治风格。这种融合不仅扩大了民众影响力，还强化了两党制的稳固地位。

历史上，美国民粹主义主要围绕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展开，其核心议题包括经济不平等、社会阶层固化以及金融体系风险等。这些问题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构成威胁，也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从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到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种族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始终以“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为叙事框架，通过批判既得利益集团和呼吁社会改革，回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然而，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加速、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新民粹主义应运而生，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与表现，标志着民粹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思潮流变：美国新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主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以全新的形态重新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欧洲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尤为显著，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性质存在不同解读。库尔特·韦兰德将其界定为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融合形态，而汉斯-格奥尔格·贝茨则强调其独特性，认为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制度内部孕育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型政治策略。随着新民粹主义现象的持续深化，其影响范围从欧洲逐步扩展至全球其他地区，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推动了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治学者保罗·塔格特对新民粹主义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将其主要表现形式归纳为社会动员、欧洲怀疑主义以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三个方面。作为现代民粹主义的重要发源地，历经了19世纪末以农民抗争为核心的第一波民粹主义“人民党”运动、20世纪中叶围绕阶级分化的第二波左翼劳工与右翼种族民粹的对峙后，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成为新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这一最新阶段虽与欧洲新民粹主义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形成共振，但由于美国独特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其民粹主义浪潮展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成为理解新民粹主义全球性与地方性互动的重要案例。

美国的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是21世纪复杂社会变迁的产物，其独特性体现在多个层面。这一浪潮深刻反映了民众对经济不平等加剧、政治精英疏离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失衡的普遍不满。与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相比，此次浪潮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经济体系重构和信息技术革命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兴起，充分利用了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突破了传统左右翼政治光谱的界限，融合了多元化的社会诉求与身份认同，形成了更为复杂且动态的政治生态。这一现象不仅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也为理解新民粹主义的全球性特征提供了重要案例。

美国新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在于其对“人民”概念的重新定义与扩展。传统民粹主义通常将“人民”界定为特定群体，尤其是那些在经济或社会层面利益受损的群体，如小生产者或低收入阶层。然而，新民粹主义打破了这一局限，将“人民”的外延扩展至所有具有选举权的美国人，试图通过强调如民族、文化或宗教等共同的身份认同来消解阶级差异，构建一个同质化的“真正的人民”概念。这种扩展表面上更具包容性，实则掩盖了社会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基于这一重新定义，“人民的敌人”的概念也随之扩大，从本土金融寡头扩展至跨国资本集团及其代理人，所有伤害“美国人民”利益的人都被视为“敌人”。

在“人民”概念被重新定义并扩展至更广泛群体的基础上，新民粹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演变，其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经济主张的排外性、政治表达的极端化以及媒介工具的技术化。这种转变不仅突破了传统民粹主义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模式，也深刻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重组、社会矛盾加剧以及技术革新对政治生态的深远影响。

新民粹主义在经济主张上呈现出显著的排外性与矛盾转移特征，其批判指向从传统的国内经济精英扩展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受益者，包括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包含移民、外国竞争者在内的外部群体。这一转变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矛盾的复杂化，同时也揭示了新民粹主义试图通过转移矛盾焦点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策略。传统民粹主义的经济主张主要集中在货币改革、反垄断和政府干预，旨在保护小生产者免受大资本的压迫。例如，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主张通过调节货币供应和反垄断政策来保护农民和小生产者的利益，反对银行家和铁路公司的垄断行为；休伊·朗提出“共享财富”计划，主张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从富人那里拿走并平均分享给普通人民。这种主张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抵抗，但其目标仅限于缓解国内资本对小生产者的压迫，并未触及经济全球化市场中的角色。相比之下，新民粹主义的经济主张更具排外性。它不仅关注国内资本对小生产者的压迫，还将矛头指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重经济不平等。例如，移民劳动力被视为威胁“真正的美国人民”就业的替罪羊。2016年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外来移民剥夺了“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工作机会和身份认同，并在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限制移民的政策。此外，新民粹主义还将经济全球化中的外部角色（如中国、墨西哥等国家）视为经济威胁，并通过关税政策保护国内产业。新民粹主义的主张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维持霸权地位的迫切愿望，通过强调“美国优先”和保护主义政策，试图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贸易、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支配地位，同时削弱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将外部群体和国际组织塑造为“人民的敌人”，新民粹主义不仅转移了国内矛盾，还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争夺主导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这种策略既是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回应，也是美国试图通过强化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的表现。

新民粹主义在政治参与中呈现出显著的直接化与对抗性升级特征。传统民粹主义主要通过第三党或社会运动间接表达其政治诉求，例如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其表达方式相对温和，主要以和平抗议和选举政治为主。这种模式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局限性，未能形成彻底的革命性力量。相比之下，新民粹主义通过社交媒体和街头运动等渠道直接表达政治不满，例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特朗普支持者的集会。这种去中介化的政治参与方式绕过了包括政党、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在内的传统政治中介机构，实现了民众与政治行动者的直接互动。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承诺“清除华盛顿官僚机构的沼泽”，并推崇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形式，以规避传统代议制程序的冗长与低效。同时，新民粹主义的政治表达方式呈现出显著的情绪化与极端化倾向。传统民粹主义注重通过理性叙事和政策诉求来争取支持，而新民粹主义则通过简单直接、情绪化的表达迅速吸引公众注意力。这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构建与当代受众的信息消费偏好密切相关。在信息爆炸和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公众更倾向于接受简单、直接且情绪化的“快餐式”信息，而非复杂、理性的政策分析。大众媒体日益增加的商业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粹主义信息的传播。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媒体的叙事风格，也深刻影响了政治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媒体可能更关注政治丑闻，因为他们认为腐败政客背叛了‘普通’勤奋的人的信息相比国家政策更加畅销。”这种极端化的政治表达不仅是新民粹主义对传统政治体系失效的回应，也揭示了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试图通过情绪动员来重塑政治生态的努力。

新民粹主义在媒介工具的使用上呈现出显著的技术化特征，其传播方式、动员策略及意识形态构建与传统民粹主义存在本质差异。传统民粹主义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集会进行政治表达，其传播方式相对理性和克制，注重政策诉求的传达。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通过报纸和集会宣传其反垄断和货币改革的主张，休伊·朗充分利用广播控诉财富拥有者如何剥夺了民众的权利；罗斯·佩罗依靠有线电视网络重复强调“普通人才是国家的主人”。这种传播方式虽然能够有效动员特定群体，但其影响范围有限，且依赖于传统媒体的中介作用。相比之下，新民粹主义广泛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和宣传，其表达方式更加情绪化、极端化，常通过煽动性语言和阴谋论吸引关注。技术变革的加速进一步加剧了文化焦虑与社会信任的崩塌，为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工具。社交媒体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被新民粹主义用作政治动员的工具，利用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广泛性，迅速构建起一种对抗性的叙事风格。特朗普在推特上频繁使用攻击性语言和阴谋论，不仅成功吸引了大量支持者，还加剧了社会的政治极化和对立。这种传播方式的转变反映了技术发展对政治动员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揭示了新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构建上的策略性。新民粹主义在动员策略上表现出显著的精准化和个性化特征。传统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较为粗放，主要依赖于广泛的社会运动和集会，例如19世纪末的农民联盟和21世纪初的茶党运动。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激发群体共鸣，但其动员效率和精准度较低。相比之下，新民粹主义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精准传播工具，显著提升了信息的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期间，剑桥分析公司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收集和分析选民数据，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并制定个性化的动员策略。这种精准化的动员方式不仅降低了政治组织和集体行动的成本，还使得民粹主义者能够更有效地传播其政治主张并筹集资金。这种个性化的动员策略不仅迎合了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还通过制造对立和冲突强化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力。

三、本质辨析：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审视与批判

新民粹主义在经济诉求、政治表达及媒介工具使用上的特征，深刻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矛盾的复杂化与政治生态的重构。新民粹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这些表象特征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代议制民主的制度缺陷以及阶级政治消弭与身份政治兴起的共同作用。

新民粹主义的新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结构性矛盾深化的必然结果。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演进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高度同步，二者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传统民粹主义主要聚焦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其核心矛盾是小生产者与国内垄断资本之间的对立。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资本主义的矛盾从民族国家内部扩展至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生产私有制带来的根本性问题日益凸显，新民粹主义的新特征正是这一转变的产物。它不再仅仅关注国内的经济不平等，而是将矛头指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受益者，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外部竞争者。新民粹主义将矛盾从国内资本转移到全球资本及其代理人，正是这种全球阶级分化的直接反映。与此同时，新民粹主义的兴起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全球化困局的修复尝试。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试图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这种经济全球化模式并未带来普遍的经济繁荣，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经济的脆弱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矛盾的集中体现，它揭示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传统产业空心化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底层民众的经济困境成为新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土壤。这种经济危机不仅削弱了民众对现有经济制度的信心，还引发了对金融精英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强烈不满，从而推动了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新民粹主义通过反对经济全球化以达到修复新自由主义困局的目的。例如，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经济压力，但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矛盾，而是通过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新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内在脆弱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集中体现。这种脆弱性不仅为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土壤，还使其得以借助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对当代政治制度构成了深刻的危机。代议制民主的核心在于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能够有效反映和实现选民的意愿，然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精英化倾向，使得政治代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这种精英化倾向为新民粹主义提供了攻击的靶点，使其得以将传统政治精英和主流政党描绘为脱离民众、服务于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他者”。例如，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多次攻击主流媒体制造“假新闻”，并将政治对手斥为“国家的叛徒”，这种话语不仅削弱了民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还直接动摇了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困境为新民粹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动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分化现象，促使传统政党在政策制定与纲领定位层面进行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往往表现为政策趋同与纲领模糊化倾向，进而导致选民难以通过政党渠道有效表达其利益诉求。例如，美国两党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政策趋同，导致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度显著下降，转而支持更具民粹主义色彩的候选人。这种趋势不仅削弱了政党的代表性，还使得政党政治逐渐沦为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而非民众利益的真实反映。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揭示了政党内部精英化的必然趋势，即政党在组织化和官僚化的过程中，逐渐脱离其群众基础，成为少数精英掌控的工具。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这些内在缺陷为新民粹主义提供了反建制的叙事基础，使其得以借助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不满情绪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规范和程序上的脆弱性为新民粹主义的破坏性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新民粹主义得以通过煽动性言论和对抗性策略进一步破坏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民主制度的良性运作依赖于参与者对规范和程序的尊重，然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对规范和程序的工具化倾向，使得民主制度在面对民粹主义挑战时显得尤为脆弱。例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呼吁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并攻击司法系统为“庇护坏人的堡垒”，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自由民主的基本规范，还加剧了社会的政治极化和对立。

阶级政治的消弭与身份政治的兴起为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与意识形态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但阶级政治的叙事却逐渐被身份政治的浪潮所取代。身份政治通过将社会矛盾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种族、性别等身份认同领域，重新定义了政治斗争的边界与主体。一旦身份被视为一种文化或种族属性，将社会不同类型的阶层归纳为具有同质身份的群体，以身份是否相同作为判断人民和敌人的标准，那么那些被视为文化或种族不同的人通常被视为威胁或敌人。模糊阶级差异、告别阶级差异，转向将身份认同作为新民粹主义价值认知和社会动员的方法。此外，身份政治的兴起还为新民粹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传统阶级政治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而身份政治则更多地关注文化认同与象征性权力。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不仅削弱了阶级政治的动员能力，还使得新民粹主义能够通过身份政治的叙事框架，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对某类身份群体的指责，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根源。

美国新民粹主义是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停留在社会现象层面，未能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因而难以构建基于科学理论、具有实操性和前瞻性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这一根本性缺陷使其在处理资本主义困境时暴露出极大的局限性。

第一，新民粹主义通过对“人民”概念的模糊化与误读，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实质上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操纵与统治维护。美国新民粹主义以“人民”的名义发声，但其阶级立场模糊且具有欺骗性，未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反而为资产阶级服务。美国新民粹主义所界定的“人民”大体有三层基本内涵：其一是指美国的纳税人；其二是指普通人或平民；其三是指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主权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在文化和种族上一致的人民。新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唤起了人民的同质身份的集体主义形象，人民是一体的”。他们把“人民”描绘成一个纯粹的、同质的且具有共同意志的群体，在对抗共同敌人的过程中，“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动机，通过构建消除差异的目标获得同质性的团结，这既强化了“我们”与其他人群的差异，也强化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平等与认同。

资产阶级通过模糊阶级界限，利用“人民”这一空洞的概念，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向，掩盖其统治的本质。新民粹主义对“人民”概念的混淆，实际上遮蔽了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真实的利益冲突与矛盾。通过身份政治的分化策略，新民粹主义阻碍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与团结，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新民粹主义通过构建“人民”与“人民的敌人”之间的对立，强化了一种基于身份标记的社会认同。这种认同建立在虚假的同质性之上：首先是利益的同质性，宣称“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从而将侵犯这些利益的群体视为敌人；其次是地位的同质性，强调“我们”在社会中的被动与不利地位，将不满归咎于外部因素；最后是主导的同质性，宣称“我们”应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这种同质化的叙事掩盖了“人民”内部的阶级分化，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一种虚假的统一体。美国新民粹主义通过垄断“人民”的代表性，宣称自己且只有自己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与利益。然而，这种自我定义的“人民”实际上排除了真正的广大人民群众。新民粹主义试图通过限制某些群体的权益来保护所谓的“人民”利益，但这一过程必然赋予少数人以特权，同时排斥、边缘化或威胁其他群体，其结果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人民主权也无法真正实现。这种基于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构建的“我们人民”并非真正的人民群众，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正如政治学家拉克劳所言：“民粹主义话语中的‘人民’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可以被任意填充的符号。”新民粹主义所动员的“人民”从未代表社会化的人，相反，他们在不断界定中使更多人被边缘化。所谓的“人民”并非真正的人民，因而他们也从未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真正力量。新民粹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虚假的同质性叙事，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阻碍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马克思对“人民”的定义则与此截然不同，“人民”并非一个同质化、空洞的概念，而是由具体的、历史的阶级构成的。马克思指出，“人民”的本质在于其阶级属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的阶级，构成了“人民”的主体。“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真正的“人民”并非抽象的、被意识形态操纵的符号，而是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压迫地位、具有革命潜力的阶级群体。新民粹主义对“人民”概念的滥用，意在掩盖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革命主体性，使其沦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新民粹主义通过虚假的“人民”叙事，不仅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阻碍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与革命实践。

第二，美国新民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其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经济危机对社会意识的深刻影响。然而，其理论主张与实践路径严重偏离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无法为社会的实质性进步提供积极且持久的动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使得社会经济秩序紊乱，民众生活受到冲击，这种社会存在的巨大变动必然在社会意识层面引发强烈反响，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兴起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深层次矛盾在社会意识领域的具象化体现。新民粹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对社会情绪的精准捕捉与利用能力，通过建构和夸大外在危机或威胁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就业机会的锐减、社会福利负担的加重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失调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然而，新民粹主义势力借助社交媒体、大众传媒等舆论传播工具，蓄意夸大移民对本国就业市场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冲击。他们选择性地忽视移民在劳动力补充、文化多元化等方面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将移民群体、经济全球化市场中的外部角色恶意污名化为抢夺本国就业岗位、消耗社会福利资源的负面形象。在美国部分地区的选举期间，新民粹主义者通过大规模投放经过精心策划的虚假宣传广告，巧妙地煽动民众对移民的不满情绪，进而获取政治支持。这一行为是其利用社会情绪进行政治操弄的典型例证，充分暴露了新民粹主义的政治投机本质。

从意识形态本质和阶级属性来看，美国新民粹主义通过操控舆论、制造社会恐慌等手段，利用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将虚假意识有目的地灌输于民众思想之中，以实现其特定的政治意图。这种虚假意识形态犹如一层“遮蔽之幕”，不仅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与对立，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从而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美国新民粹主义表面上打着为普通民众代言的旗号，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权力博弈的工具。那些宣扬排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具有浓厚民粹色彩的新民粹主义主张，本质上是部分资产阶级势力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转嫁社会矛盾的手段。他们巧妙地利用民众在经济危机时期所产生的焦虑与不满情绪，将阶级矛盾转化为群体间的对立，以此巩固自身统治基础，其本质上依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意识形态策略。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使得新民粹主义支持者成为另一类精英群体，他们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获取权力，最终目的是满足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需求，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世界市场。然而，新民粹主义却逆势而行，逆全球化潮流而动，严重破坏全球经济合作与秩序。通过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对本国某些产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短视行为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阻碍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剧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

第三，新民粹主义未实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矛盾的主观自觉，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停留在现象层面，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因而无法提出基于科学理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美国新民粹主义虽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公平缺失等问题，却始终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种剥削关系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其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逻辑，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反观新民粹主义面对社会问题时，常常将责任简单归结于个别精英的贪婪、移民群体涌入对社会秩序的扰乱，或是外部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全然忽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在看待贫富差距问题上，他们没能认识到这是资本积累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必然产物，反而片面指责部分群体道德败坏，或者将移民视作抢夺本国居民经济资源的罪魁祸首。这种认知局限，使得他们难以提出针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有效解决办法，只能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肤浅批判，无法真正解决社会矛盾。

美国新民粹主义的主张与行动仅仅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现象，始终未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本质上，它是一种被情绪所主导的社会思潮，其主张与行动深受片面性、短视性和盲目性的制约，严重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系统的解决方案。美国新民粹主义所推崇的贸易保护主义，试图通过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但实际上，这些措施根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矛盾。它们既无法改变国内资本积累的无序状态，也不能提升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更无法缓解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相反，贸易保护主义会严重破坏全球经济秩序，引发贸易战，进一步加剧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环境愈发恶劣。限制移民政策亦是如此，仅仅是将国内经济矛盾简单地转移到对移民群体的排斥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深层次矛盾毫无改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

新民粹主义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仅仅是依靠民众在特定时期的不满情绪，提出一些简单、粗糙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往往只关注眼前利益和局部问题，严重缺乏对社会整体发展的长远规划。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新民粹主义可能主张一些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或福利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可能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如财政赤字的持续增加、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角度审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唯有通过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才能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斗争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够达成真正的社会解放。这一历史必然性深刻揭示了美国新民粹主义无法破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深层原因：它既无法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矛盾，也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局限，因而注定只能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意识形态反映，无法为社会的实质性进步提供有效的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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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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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赵萌琪（1994-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2）。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