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来了，这是人们追思故人的时节。前几天南大两古学科的同仁在胡小石故居聚会，追思逝世两周年的周勋初先生。我因病未能参加，在家翻阅周先生的著作，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许多往事浮现心头。

周先生长期领导我们这个学科，凡是与学科建设有关的日常工作，他是事必躬亲。有些不属于学术的细节，他也非常重视，耐心细致地来做。199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第一次承办这么高规格的学术讨论会。周先生作为筹委会的主席，花了大量的心血来做筹备工作。那次会议办得很成功，论文交流和学术讨论安排得周密妥善，众口皆碑。此外我们的会务也做得很好，得到中外嘉宾的高度赞扬。当时我当筹委会秘书长，张宏生当会务组长，会务组有10个成员，都是两古学科的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生，可以说藏龙卧虎。但事实上我们的会务工作做得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周先生，因为他对会务工作事无巨细亲自过问，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细节。

那天我们安排全体代表到扬州去进行文化考察。说实话，当时很多学校办的学术讨论会都有文化考察，有些事实上变成了游山玩水的自然考察。我们那次真是文化考察，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参观雕版印刷。与会代表都是读惯线装古籍的，但大多没见过雕版印刷的真实过程，大家对这项考察都有浓厚的兴趣。我们计划在扬州停留一天，必须要解决一顿中饭。当时我们的经费很紧张，所以我跟周先生商量，怎么才能让大家吃得好，又比较省钱。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去吃富春包子。我们事先去探路，发现富春包子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店堂设在一个小巷子里。我们相中了停车地点，就把那天的中饭定好了。可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久负盛名的富春包子的水平有所下降，馅料比较一般化。我想我们都已定好了，反正这些包子又不是南大中文系自己做的，味道差一点也不能怪我们。周先生说不，我们要精益求精。于是他亲自出马过问此事。他打听到为什么包子质量下降了，是因为负责调馅的老师傅地位提升了，她已经当了集团的总经理。总经理当然不再亲自下厨，而别人调馅就是调不出原来的味道。所以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请那位老师傅亲自为我们调一次馅。但她已经是总经理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办，就想知难而退。可是周先生矢志不渝，他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他打听到这位总经理叫徐永珍，是扬州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他还打听到扬州大学中文系也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就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曾华鹏教授。曾教授跟这位徐总经理，经常在一起开会，关系很近，说得上话。事情一涉及中文系，周先生就驾轻就熟了。他马上与南大中文系的叶子铭老师联系，叶子铭老师跟曾华鹏老师是好朋友，然后通过他去帮我们打点。过了几天，扬州方面的答复来了，说那天徐总经理亲自下厨，拿出她的看家本领来调馅。等到那天中午，我们把全体代表领到曲里拐弯的巷子里，走进富春酒家，周先生就非常笃定。坐定以后，我看到他胸有成竹地告诉同桌的几位境外代表：“富春包子，好吃！” 因为他心中已经有底了。果然后来一笼一笼的包子上来，大家都啧啧称赞。那顿中饭成为整个会务工作的一个亮点，我们还节省了不少经费。吃完以后，大家走出富春，台湾政治大学年逾八十的王梦鸥教授对他的老伴说：“就为这一顿点心，回大陆一次都值！”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周先生本来不必亲自过问的，但他为了会议的效果，为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声誉，他就亲自过问了，把本来很难办到的事情办成功了！

再说说周先生的学术。周先生一生成就那么大，有些不明底细的人以为他可能一直境遇不错，他从事研究工作的客观条件一定很优越，他得到了命运的青睐。其实恰恰相反，周先生一生在各个年龄段的工作条件都不是太好。他年轻时候刚考上南大中文系，就患了肺结核，病得很重，他是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病好后又休学一年，所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他的肺活量一直都很小，一走山路就会气喘。周先生南大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数年，好不容易回到母校，胡小石先生对他非常看重。但是在那个年代，对一个老师的评价，不是看你业务有多好，而是要看政治。周先生出身地主家庭，他当然不受重视。黄仲则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当时出身地主家庭的人肯定是这种处境，大家都可以对你翻白眼，都可以藐视你。加上周先生自己的表现也不够好：他总是努力钻研典籍，他太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太热爱古典学术。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学术，就难免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白专道路”是一个绝对负面的评价，你努力治学做出成果，不但无功，反而有罪。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先生研究学术是偷偷摸摸的，必须瞒着别人，不能大张旗鼓地说我在研究什么。他的《九歌新考》《高适年谱》等书写完以后都秘不示人，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到了七十年代，又碰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评法批儒”。当时很多高校的文科教师都被调去校注法家著作，周先生也奉命参加。“评法批儒”过程中出了不少校注法家著作和批判儒家的书，时过境迁，那些书大多成了印刷垃圾。我当知青时曾认真读过其中一本，书名是《论语批注》，它把《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解释成“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在那样的情况下，周先生被拉进《韩非子》校注组，他当然也跟大家一起完成了任务。但与此同时，他还私下写了一本《韩非子札记》。时至今日，这本书还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周先生利用参加“评法批儒”的机会，把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留下了学术思考的结晶。

改革开放以后，周先生是时来运转了，再也没人说他“白专道路”了。但是他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太忙。周先生本来不想做官，却身不由己地当了很多官，先是南大的研究生院副院长，后来是江苏省文史馆馆长，等等。很多学者身处这样的环境，学问就会荒疏。但周先生是忙里偷闲，见缝插针。有好几年我跟他一起担任省政协委员，两会期间都要在宾馆里住好几天。周先生总是带着书去参会，有时也带着校样，或是学生的论文。只要一有空，他就做他的学术工作。所以周先生的一生，其实始终是在跟不利的环境、不利的条件做斗争，尽量地把不利的条件变成有利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周先生就是这样走完了一生，他是一代学人中的楷模，至今令人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