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望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那清癯、和蔼的面容却在我心中刻下了永远的烙印。
记得是1979年秋季的一个下午，程千帆先生带着我和徐有富、张三夕两位同窗，步行到孙望先生家去拜访。当时我们刚考上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对学界的前辈大多是闻其名而未识其人，听程先生说要带我们去见孙望先生，很是兴奋。因为我们早已听说孙先生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名教授，况且又是程先生的老同学、老朋友，从他那里一定可以得到很多教益。
云淡风轻，阳光和煦，我们一路走一路谈笑，很是愉快。由于程先生在乡下放牛时曾被牛踩伤过脚，行走不太方便，本来只需要20分钟的路用了两倍的时间才走完。当我们走到天竺路孙先生的家时，他已经在院门口等候多时了。我们被让进孙先生的书房，两位先生相对而坐，我们也敬陪末座。
孙先生的书房在一楼，窗外有几株树，室内比较幽暗。但是几缕阳光从窗棂里斜射进来，恰巧照在他脸上，所以我对他的容貌看得很清楚，颇惊讶其清癯。但是他精神倒很好，和程先生谈得很热烈，内容则是海阔天空，一会回忆往事，一会又讨论学问，其中夹着许多的人名，我虽然听得半懂不懂的，但还是觉得长了不少见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们才告辞，孙先生一直送到大门口。我们走到街道拐角处，回头还看见孙先生倚门望着我们。
从那以后，我们曾多次随程先生到孙先生家去。渐渐地我们不太拘束了，对他们讨论学问的话也大多听得懂了，还偶尔插上几句嘴，并越来越觉得听这种谈话受益很大。可惜后来程先生身体日渐衰弱，走不动那么多路，而两地之间又没有公共汽车可坐，我们便去得少了。
岁月如流，当年的谈话内容大多已经遗忘，但有几个细节倒记得很真切：一次孙先生用常熟方言说了一个笑话，有如绕口令，大家都笑了，但事实上听众中只有我一个人听得懂常熟方言，所以我笑得格外开心，格外长久，以至于大家都诧异地看着我。还有一次我们去时适逢枇杷成熟的季节，孙先生便从院子里摘了一些枇杷来招待我们，我们边吃边谈，分外愉快，那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的枇杷。还有便是每次我们告辞后，孙先生一定送到大门外，而且一定目送我们走出视野之外。
孙望先生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他做事的认真。我至今保存着1984年他为我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所写评语的复印件。因为篇幅较长，在学校印制的“评阅意见表”中写不下，他便另外写在方格稿纸上，每格一字，用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写满了五张四百格的稿纸，最后签名，并钤上印章。说实话，我后来寓目的论文评语不在少数，但从未见过有这么详尽、细致、工整的。为了说明孙望先生对后辈的关爱，我把评语中指出论文不足之处的第五部分照录如下：
（五）几点建议:
一、“江西诗派”对南宋词坛也有影响，倘若以后作为一部专著刊出时，建议能补此一章，使内容更为完整。
二、同样的，如果来日作为专著出版时，希望书末能附一有关“江西诗派”诗人系年纪事的年表，以利阅者排比稽考。
三、关于黄庭坚的诗论一节里，似可补进他亦以“儒学致用”为重这一点意思，作为山谷并不忽视思想内容的助证。陈晔曾谓“黄庭坚教人学诗先读经，不识经者则不识是非，不知轻重，何以为诗！”施闺章亦谓“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经史，徒取助诗，故致远则泥。”皆可说明山谷重视经史致用，重视思想内容之意。即山谷本人，也曾在《与徐师川书》中说到有些人于诗的造诣所以“未至者”，是由于“探经术未深”之故的话。探经术，治经史，学习儒学精神和儒家修养，这是山谷重视“经世致用”的一个方面。论文只从山谷尊杜，以国风纯正，千古史笔为说，例证嫌少，似可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以加强说服力。
直到今天，我还觉得孙先生对我的论文的缺点说得十分中肯，而他的语气是多么温和、谦逊，就像是与我商议似的，这与我当面听他谈话的感觉完全一样。评语的其他部分也写得十分详实，很有指导意义，但因其中多有褒奖，不敢照录。由此可见孙先生对于后辈的指点是多么的细致深入，认真负责！他又是多么平易近人！
需要说明的是，孙先生绝不是只对我一个人的论文写了如此详细的评语。我毕业以后，曾多次担承师弟们的答辩秘书，所以曾多次看到孙先生为其他研究生论文所写的评语，没有一次不是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地写满几张纸的。每逢我看到这些评语时，都深为感动，并把这作为勉励自己认真对待学生的楷模。我常常想，如果南大或南师大要对新增补的研究生导师进行师德教育的话，这些评语就是绝好的材料。
1986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访问了一年，回国后工作越来越忙，与孙先生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几乎每次都是奉程先生之命才到孙先生家去，常常是送书籍或研究生论文，偶而也送一些小礼物。我去了也不敢久留，因为孙先生显然是越发衰老了，精神也越来越不济了。但是每当我告辞出门，他仍然坚持要送到大门口。因为怕他久站，我总是一出大门便跨上自行车飞驰而去。
我与孙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1990年春天，我受人之托，给孙先生送新出版的《江苏县邑风物丛书·张家港》的样书去，因为此书的序言是孙先生写的。此时孙先生已经病得很重，看到记述其家乡风物的新书，他显然很高兴，但没有力气多说话。他的书桌上仍然堆满了书本，还有一大堆《宋代文学史》的初稿，身为主编的孙先生正在抱病审稿。我稍稍坐了一会就告辞了，我清楚地记得孙先生没有送我到门口，因为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两个月后，孙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我永远怀念孙望先生，他那清癯、和蔼的面容永远存活在我心中。
原载郁贤皓、王锡九、孙原靖编《诗海扬帆——文学史家孙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莫砺锋著《师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