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先生学问渊博，成就卓著，是学术界公认的硕学大家。对于自己的学术道路、追求和思想方法，周先生在《无为集》《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等著作中，原有夫子自道，学界亦有很多很好的论述。然而，作为先生的及门弟子，自1987年考入南京大学，随程千帆和周勋初两位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留校后，复又在先生身边，时时请益，迄今已近四十年，亦不能不对先生的学术稍有领悟，因述其一二，以为对先生的纪念。
“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
先生所治何学？周勋初先生在自撰《学术小传》时，用了一个副标题：“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将自己的学术定位于“传统的文史之学”。另外，先生最重要的两部论文集《文史探微》《文史知新》，也都以“文史”标目。什么是先生心目中的“文史之学”呢？且看先生对“文史之学”的解释。他说：“所谓文史不分，从目下的情况来说，当然不能仅指文学、历史两门学科。 我国古时所说的‘文史’也不是这个意思。‘文史’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包括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哲学、宗教，等等，尤与历代文人的思想有关，研究文学，自不能不对此有所了解。” 这就不仅将“文史”扩大到了“文史哲”， 而且，事实上周先生所说的“文史”概念，其内涵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先生又曾对自己的研究作过一个简要的“自述”。他说：“古代文史研究牵涉面广，研究者应最大限度掌握相关知识，以文学为主体，进行理论上的综合研究。我的治学之道是：多方涉猎，独立思考；尽心尽责，坚韧不拔。” 因此，我们把先生的文史研究理解为是一种文化研究，或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传统思想文化为背景、为参照或视野的研究，或大致不差。我们今天纪念先生，谈先生的学术和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方法，似不应忽略这一点。
周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九歌新考》，这是先生常举以为研究之例的著作。在这部书中，先生“从战国时期的政治局势中得到启示，将东皇太一定为齐国的神”；“据礼制中的‘祭不越望’之说，畅论地祇问题，且由此判断，楚国的郊祀大典不可能祭祀河伯”；“从汉代宫廷中巫祝的身份，推断东君、云中君为晋地之神”，于是，“从天上的星象，到地上各国政治形势的演变，旁搜博考，做足文章” ，完成了这部《九歌》研究的“新考”。这些研究，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神话和民俗等多个领域，当然属于文化研究。
《诗仙李白之谜》是周先生特别看重的另一部学术著作。自现代以来，对李白的研究不可谓不多，然这些研究多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周先生涉足李白研究，如先生所自道，“即与早年从事《九歌》研究有关。研究《九歌》诸神时培养起来的兴趣，积累起来的知识，这时又活跃起来，发挥了作用” 。确实，先生对李白的研究也多是从文化的层面展开的。比如，先生研究李白，“联系他的家世进行探索，且与其友辈，诸如杜甫等人进行比较，扩及很多层面，诸如宗教信仰、仕宦出处，文艺爱好、民族观念等领域，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发掘李白的文化特征” ，指出其两次入赘相府，是受突厥文化中母系制社会遗痕的影响；李白尚白，诗中多用白字，是受羌族文化的影响；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不只是留连山水风景之美，还醉心于神仙的出没，这又是受道教影响；李白出生于西域，少年时期随父迁居四川，则又受到蜀地尚纵横、游侠的盆地文化的影响等等，都显示出鲜明的文化研究特色。
周先生在研究中特别重视论文的写作（这与程师千帆先生很相似），事实上他的许多著作也多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呈现的。综观这些论文，文化研究的特征也同样很鲜明。例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指出三国时期曹魏“三世立贱”的目的是避免政权旁落于外家，而这又导致了一些时代新风尚的形成，那就是“曹氏集团中人不再追求什么奇节异行的高名，而是重视那种世俗的享乐生活了；他们不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而是洒脱不拘行为放荡；他们不再重视那些烦琐无用的经学儒术，而是竞相写作抒写胸怀的文学作品了” 。由此来看建安文学和建安风骨，就很清楚了。邺下文人之所以大量书写征戍、游猎、公宴、艳情、哀伤题材的作品，感慨时世，哀乐过人，渴望建立功业，而又不废声色之乐，追求物质享受，正是由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和风气决定的。所谓建安风骨，也只有从当时文人的新风貌上去考察，才能够得到真正理解。由政治、社会、文化入手探索建安文学，研究路径清晰。
再如，《〈文赋〉写作年代新探》一文，从风行于魏晋时代的玄学命题“言意之辨”入手，推断陆机《文赋》的写作时间，必不可能是在承袭汉代旧习的江南，而是入洛后受到玄风浸染之时。《刘勰的两个梦》，也是从魏晋南北朝玄风大盛的背景，来解读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以述梦表达“敷赞圣旨”的著书旨趣，借以取信于人的原因的。此外，周先生还从儒家思想的传统和辨名析理的时代思潮出发，对刘勰《文心雕龙》著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折衷”说，作过深入细致的讨论。 他“根据《序志》篇中提到的大《易》之数，分析刘勰与《易》学的多种联系，说明《文心雕龙》中的文原之说与结构问题。根据刘勰对《春秋》学的推崇，研究刘勰何以又会遴选潘勖《九锡》为有骨之作的代表” 。这些研究无疑也是在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除了注重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讨论文学问题外，周先生还从科学技术与文学的关系，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作过探讨。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普遍倾向是注重思辨，他们注意观察科技方面的成就，并将此与自己从事的专业联系起来考察，得出了很多新的结论，产生了很多新的成果。” 比如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以宇宙天地、浑天仪、刻漏和诸多名物为题材的辞赋，以及就中所体现的实证精神、进化论意识，都能见出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让人不禁想到程千帆先生运用物理学知识解读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的文章，二者恰可构成前后的呼应。至于《王粲患麻风病说》《〈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等等，更是属于文化研究的范围了。
周先生的学术理念来自胡小石先生，同时也深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的影响。胡先生是清道人李瑞清的弟子，学问渊博，既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又能采择西方现代学术的新知，这对周先生的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周先生给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课程，其中曾挑选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五篇文章加以分析，说明这些文章的贡献、他们何以能取得成功、这些文章是怎样写成的、在写法上又有什么特点等等。这五篇文章，包括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汉魏博士考》、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论韩愈》《韦庄〈秦妇吟〉校笺》。王国维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用地下考古材料与书面记载结合起来考校古史，一排比相关文献考论汉代博士制度，贯穿经史，应属文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三篇文章，讨论的虽都是文学作家作品，却无不是从典章制度、民族宗教、家世姻亲和思想学术等多种角度和层面去认识和讨论的。所以，周先生总结道：“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经常发现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文学问题，由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来阐释，常是更为合适；有些历史问题，由哲学家或文学家来阐释，常是更为合适；有些哲学问题，由文学家或历史学家来阐释，常是更为合适。一个文人的思想和作为，本来可以从文、史、哲等不同方面进行解剖，而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在各方面的表现，又是融为一体而很难区分的。这就说明，研究一位伟大的作家，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只有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取得深入而透彻的了解。陈寅恪学问渊博，考察某一问题时，浮想联翩，触类旁通，新的见解层见叠出。在他的笔下，史学和文学的特点如水乳交融，而他有关名教与自然之争的阐释，又影响哲学史的研究至巨。他的这些成功经验，应该仔细地予以总结。” 赞誉之情，溢于言表，故周先生学术研究的志趣和追求也受其影响，在文学研究中始终不脱离其产生的具体思想文化背景，文史结合，综合探讨，从而真正进入了古人的心灵世界。
周先生学术的特征既是一种文化研究，其研究方法当然是综合的。对此，先生亦有夫子自道。先生说：“我主张综合硏究，为此我曾一再申述。《文史探微》的后记中说，我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往往连类而及，也相应地读一些史书或哲学著作，这样做是希望对古代学术能有更完整的认识。因为在历史上，无论是一种风尚、一个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是纷糅交错地呈现出来的，后人当然可以分别从文、史、哲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若能作综合的硏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扩大知识面后，在探讨问题时往往可以取得触类旁通的良好效应。” 即使是进行文献整理工作，也是如此。如整理《唐语林》，除“需要多种知识，除版本目录等专业知识外，还要对唐代社会的民情风俗、典章制度等等，都有所了解。因此要想做好文献整理工作，也不是容易的事” 。
在具体的表达形式上，先生也主张多样和综合。他说：“我在古典文学的各门行当中都做过些尝试，这样做，对于提高自己综合运用各种硏究手段的能力很有好处。读书偶有所得，就会想到利用哪一种方式表达最为合适。” “我所追求的，是辞章、考据、义理的结合。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比如，先生发现了柳珵《刘幽求传》的残文，反复思考，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首先作资料介绍，中间作文字笺释，最后作理论阐发” ，撰成《柳珵〈刘幽求传〉钩沉》。再如，在修订出版《韩非子校注》时，增加校勘、书影、人名索引、历史地图等内容，以便读者；整理《唐语林》时，先生“除了对每一条文字注明出处并加以校勘外，还增加了辑佚、援据原书提要、援据原书索引、人名索引等内容” ，并撰写了长达两万言的前言，对《唐语林》及唐宋笔记小说的来龙去脉和优缺点，进行介绍。堪称文献整理的典范。
“顺其自然地登攀”
古往今来，自孟子言“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废井也” ，后代遂以此告诫世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应认定目标，坚持不懈，不断探索，以取得成就。如曾国藩之友吴子序即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这也成为许多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经验之谈。然回望周先生学术成就的取得，却似乎并未像一些名人那样，少有大志，“老守一井”，而走了另外一条与他人不同的道路。
周先生读大学时曾从胡小石先生读《楚辞》，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与《汉字简化方案》的具体工作。1956年考回母校南京大学，师从胡先生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原拟做《山海经》研究，然未及毕业，便留校任助教，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等课程。“文革”中参加《辞海》的修订工作，后又接受注释《韩非子》的任务，其间因系里组织大家学习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疑郭先生对高适评价过低，复涉猎唐代文史资料。在自大学毕业至“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中，周先生的教学和研究，基本上是按照上级的工作需要进行的，工作任务不断改变，所涉领域也不断变化，并无确定的研究方向。
然最令人惊异和服膺的是，先生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取得突出的成绩，掘井虽多，而皆能及泉。先生研究《楚辞》，从上古神话、民俗和文化背景讨论《九歌》所涉神祗的性质，撰成《九歌新考》。先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基本文献做起，大量阅读有关批评史方面的著作，写出讲稿，撰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版再版。先生多次开设刘勰《文心雕龙》研读的选修课，编有《文心雕龙》选读的讲义，虽所选篇目不多，然题解、注释等，已很细致，后又不断扩展，晚年终成《文心雕龙解析》一书，凝结了先生多年来研究此书的心得，新见纷呈，最宜讽读。先生“文革”中奉命参加注释《韩非子》的工作，用力颇多，后来又网罗多种版本，详加校勘，修订注释，撰为《韩非子校注》，同时，细读《韩非子》文本的收获，也结集成学术著作《韩非子札记》，这些札记，被段熙仲先生称作是“篇篇有根据、有心得的学术论文” 。“文革”中学习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产生了疑窦，便进一步扩大搜集资料的范围，先生不但大量阅读唐代的各种基本的文史典籍和石刻文献，从《千唐志斋藏石》中发现了一方《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解决了高氏家世中许多悬疑的问题，撰成《高适年谱》，而且，为后来应中华书局之邀，撰写《唐语林校证》（后又撰成学术著作《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更由此出发，确立南京大学古籍所以唐代文史整理为工作重点，并一发不可收，主编《唐人轶事汇编》（后又主编其姊妹篇《宋人轶事汇编》）《唐诗大辞典》《全唐五代诗》，主持《册府元龟》校点，撰为《诗仙李白之谜》《李白评传》等等，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先生所以能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以上所举还未包括先生所撰写的很多论文，这些论文多收入《文史探微》《文史知新》等论文集中），当然有天资、师承等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其中一个十分简单然而却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先生做事的认真和细致，也就是凡事“尽心尽责，坚韧不拔”，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不管领导在工作上有什么安排，教学上有何要求，只要工作需要，先生总是服从安排，毫不计较，把它作为一种难得的机遇，专心投入其中，“抓住一切机会谋求发展”。“读书时有些新想法，应该立即记下”。“查资料时，要不嫌烦，尽可能地追个水落石出”。“写文章时，应该竭尽全力，不能马虎”。“做事认真，肯下功夫，讲求效率，追求完美，反复琢磨之后，有时也能想出一些新意来” 。先生把这些做法称作“顺其自然地登攀”，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足见其为人处世和学术研究的品格。
“顺其自然”，也就是先生所说的“无为”。所谓“无为”，先生自有解释。他说：“‘无为’一词，本有顺应自然而不着力之意。我这颠来倒去的一生，教过的课多，写的东西五花八门，实是不由自主。用新的词语来说，‘无为’者，无自主权，无个人计划，无奋斗目标之谓也。这是我的人生特点，也是我的治学特点。” 回望周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那段人生经历，先生的上述话语中包含了多少难言的无奈和忧愤呀！然而，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常常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状况下，却并没有与世沉浮，混同流俗，顺水漂流，而是“无为”无不为，“抓住一切机会谋求发展”，不断地登攀，从而“掘井”虽多，而皆能“及泉”，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就是先生在生活和学术上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吧。同门友曹虹教授解读先生的“顺其自然地登攀”，谓之“将‘身不由己’的外境，活成了‘游刃有馀’的超越人生的亲证，不仅蕴含深通儒道的哲理，而且如同长辈督喻，温暖可行” 。“顺其自然地登攀”，学术与生活融合为一，真可谓先生的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人生智慧和精神境界了。
“我对学生好”
周先生出身于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和伯父都是教师。先生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受教于胡小石先生和方光焘、汪辟疆、罗根泽等先生，这些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学问渊博，能诗擅书，谈吐风雅，风度翩翩，而他们接受的是清代以来的传统学术的教育，对学生的指导也多受旧时书院传统的影响。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学生有问题可随时请教老师。学生刻苦钻研，老师则随方开示，学生从中学习到的，往往有书本上学不到的更深层的东西，如人格的感染、治学的态度，研究的方法等等。由此形成的开放、自由的学风，不但给学生未来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可能，而且，师弟子之间既以学问道义相期，老师关心学生，学生爱戴老师，师生关系的建立和承传不坠，也就是学术和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周先生大学时期多从胡小石先生问学，后来又考取胡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追随胡先生最久，受影响也最大。胡先生的学问不离朴学家的规范，但又有新的一面。他在学生时代就通日语，平时经常阅读一些有关宗教、神话、民俗学方面的书籍。周先生亦深受影响，总是“尽可能地寻找有关原始宗教、民俗学、神话传说等方面的材料，努力提高这方面的学识” 。周先生“喜欢泛读，又有喜奇好异的习性” ，虽说是中文系的学生，却向来对历史感兴趣，当年随胡小石先生读书，就常到胡先生家去请教。每次去，“总是用一只大的书包装满了书，摊开向他求教，他则略加评判，并指点向哪一方面再找基本文献来读” ，给予适当的引导。后来，周先生在《楚辞》研究、《韩非子》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李白研究、高适研究等文史研究的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是与胡小石先生的指导和影响分不开的。而很显然，从老一辈身上接受的上述学术传统，在周先生身上，又发扬光大了。
周先生在南大读书时，胡小石先生和方光焘先生、罗根泽先生、汪辟疆等先生对他都很关心。当时方光焘先生做系主任，为了让周先生跟随胡先生学习，还与人事秘书发生过正面冲突。周先生临毕业时，胡先生、罗先生都希望他能留校任教，却未能如愿。当时，因周先生大学毕业未能留在南京大学工作，胡先生很生气。他说，自己从未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包括在自己女儿毕业分配的问题上，都未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胡先生女儿毕业于生物系，被分配到东北工作），现在提出让周勋初留校，纯粹是因为他好学，可以培养。老师对学生的那份关爱，感人至深。
老师所以对学生奖掖扶持，乃在于期待学术之发扬。师恩难忘。周先生很珍惜在人生最黯淡时得到的温暖。后来先生担任南大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带头人，对待学生和年轻教师，都特别关心。周先生说：“我对学生好，与我对师生关系的感悟有关。我的老师对我好，我才能走上治学之道。教书是在传承文化，同时也是传承一种感悟。老师要关怀学生，继承‘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 “人能弘道”，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正是通过这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递才得以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
周先生指导过很多学生，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凡哪一个人愿意学的，只要有能力，就一定教他。好好地教他。” 只要学生想学，他总是尽力指导，从不拒绝，且总能根据学生的性情和志趣，因材施教，予以指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晚年对关门弟子余历雄的指导。余历雄是马来西亚籍博士生，2001年来南京大学随周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培养博士生的方式，自程师千帆先生以来，即采取定期答问、讨论的方式，近于旧时书院的模式。每两周一次的见面，一般是由学生提出问题，导师解答，师生往复讨论。周先生指导余历雄便是如此。三年之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每次见面，余历雄就将自己读书过程中不解的问题提出来，请周先生指教。所提问题往往涉及面很广，并不限于文史研究领域，然周先生总能根据学生的所长和所短，有针对性地予以指导，随方开示，有问必答，厌理服心。余历雄则每次见面后，便将先生的解答记录整理出来，以备遗忘。最后结集成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师门问学录》，被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课程的一份教学实录”，由凤凰出版社一版再版，还出版了马来西亚版。其他如早已毕业留在南大工作或在其它学校任教的弟子，每每将文章和著作呈送周先生指教，而先生也总是一如既往地为他们作细致的批改，从不厌倦。
周先生是南大古代文学专业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继程千帆先生之后，带领古代文学团队，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绩。在团队的建设和合作上，周先生的指导思想是“兵不在多而在精”，要带好这支队伍，“首先得尽心尽力，为大家的发展创造空间，而不要形成重叠挤压。不论才力高下，都能各得其所，顺利成长，非但足以自立，而且各有好的发展前途” 。对于团队中的年轻教师，他总是多方激励，奖掖扶持，不遗余力。每当年轻教师做出了成绩，取得新的成果，他都会适时地在不同的场合，予以鼓励，或向学术界推荐。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某某应该推出去了。他还时常会在一位青年教师面前夸奖另一位年轻人，以激励他们彼此学习，互相竞争，共同前进。
周先生对学生好，决不是要以培养学生的方式建立什么派系。作为学科的带头人，即使是与先生没有师承关系的年轻人，他也总是一视同仁。比如，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原由张宏生担任，他要去哈佛大学访学，周先生就推荐许结接任。许结中学都没读过，但他自幼随侍其父许永璋先生，读书勤奋，才学和品格都很好。1979年他进入南京的一所中学做校工，已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84年他调入南大中文系资料室做资料员后，读书撰文，发表了多篇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受到学界好评。1989年要转到教学岗位上来，然因其没有学历，障碍很多。周先生就去找学校副校长，找人事处，反复说明情况，最终得以成功。后来事实证明，许结的工作能力和学术研究都很好，完全可以胜任。2003年8月25日的《南京晨报》上还刊登过一篇报道，题目为：《知名博导，小学文凭——南大不拘一格选人才，有力嘲讽学术腐败》，南京的其他报纸也多有转载，里面说道：“现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他，手下的‘兵’全部都有博士学位。”其后加入这一行列的博士，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大家相聚在一起，均无学历高低的想法，彼此亲密合作，自始至终打成一片。这种情况，在中国高校里，非但空前，恐将绝后。许结后来也没有辜负周先生的信任和期望，2012年，以其在辞赋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当选为中国辞赋学会的会长。周先生这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扶持年轻人的胸襟和做法，令人感佩。
2019年秋，90岁高龄的周先生住进了养老院。为学术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先生，本该安享幸福晚年了，然而，他仍旧密切关注着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并尽其所能地关心和指导着一些重大项目的进展和本学科的发展。2021年年底的一天，周先生忽然打来电话，询问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罗超华现在何处。我很意外，罗超华是我退休前指导的最后一届博士生，先生是怎么知道他的情况呢？于是我便告诉先生，罗超华现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联系导师是杜泽逊教授。周先生说，罗超华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考虑把他吸收到南大古代文学专业的队伍中来。次年，罗超华博士后出站时，曾应聘南大文学院，周先生听说后，还专门给时任文学院党委书记的刘重喜打了电话，予以推荐。虽然此事最后没有成功，但先生看到年轻人有一点成绩，就不遗馀力地奖掖扶持，还是让我十分感动，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自己能想到的，先生已先想到；我自己没有想到的事，先生也替我想到了（之后罗超华博后出站，留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
2024年春节前1月27日下午，我和王一涓去养老院看望周先生和师母（这是我与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多月以后，3月11日，先生去世）。先生躺在床上，虽身体瘦弱，精神却还好。我当时坐在先生身边，与先生聊了些什么，现在已淡忘了，然先生的一句问话，却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就是先生所问的，“你的学生中谁做得好？”我很诧异。先生2019年入住养老院后身体尚好，然2020年因感染“新冠”，在ICU住了近两个月，虽九死一生，回到了养老院，然身体却愈益衰弱，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却仍在一如继往地关心着年轻一辈的发展，至今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淚下！先生之所以如此关心年轻人，我想，个中主要原因，既有对学脉传承的期许，有对南大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希冀，更蕴含着一种对学术、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继承发展的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感！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不才门下的弟子并未辜负先生的期望，他们大都十分努力，其中很多人已成为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教授，还有的弟子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国家级人才，学术的前景正未可限量。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先生“对学生的好”，将永久地珍藏在弟子心中！
原载《名作欣赏》2025年12月号，此处略去了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