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莫砺锋先生2025年7月24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166文学讲座”上的演讲实录。

今天我要介绍我的新书《师友记》，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学者回忆性散文集系列中的一种。

这个系列中，有四本书我是读过的，第一本是刘跃进的《从师记》，第二本是扬之水的《问学记》，第三本是王宁的《学林追远录》，还有一本是黄仕忠的《进学记》。读过以后，我发现我的这本《师友记》跟他们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这四本书中，除了王宁老师的一本比较偏重于记她生平碰到的那些师长辈的学者，其他几本比较侧重于他们本人跟师长的问学过程，对作者自己的学习过程叙述得更多一点。我这本书里重点没有放在我自己身上，而是放在我的师友身上。所以稍微有一点不同。

三十岁前的良师益友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另外一本回忆性的书是《浮生琐忆》。这本书是2003年出版的，我的写作时间是2002年，记的事情是我30周岁以前的，具体来说就是1979年以前。1979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考上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然后到南大来学习。这个事情对我本人来说有比较重大的意义，在那之前我没有专业，在那之后我有专业了，就是现在我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学。在那之前我的生活是一种散乱的状态，根本无所谓专业可言，虽然我已经进了大学读本科，但是我也没有把当时的专业即英语言文学当作安身立命的学问，主要的区别在这里。

我在这本书的《序》中也说清楚了，我一生碰到过的师友，我用柳宗元在《师友箴》里的解释，指的是良师益友。柳宗元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师友都是对自己有直接促进作用的，起到巨大提携作用的，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师友，实际上就是良师益友。1979年以前我就遇到过一些良师益友，比如我在中小学读书时遇到的一些老师，尤其是当年我在苏州高级中学读高中的时候，不管是理科的还是文科的，有很多师友都非常好。其中几位良师益友，已经在我的《浮生琐忆》里有所涉及。

我稍微扯开一点，特别是当我1968年下农村插队务农以后。当时我在乡下当知青，主要的事情是种地，我们用的农具是镰刀、锄头，那个技术非常简单，可以说是比较原始的体力劳动，后来我学习古代文学，看了很多古代文学的图像资料，宋代的、汉代的都有，我发现我用的农具跟一两千年以前的农民用的一样。那些技术我下乡一年以后都学会了。在村子里学习种地，村子里全体队员都是我的老师，是一个集体导师制，说不上哪个人是我的良师。队里面也没有任命，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良师益友。

那十年中间我还是遇到过少数的良师益友，这在我的《浮生琐忆》里曾有写到。其中一个就是我那十年中间碰到的唯一的良师，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标题叫作《我的舅舅》。“我的舅舅”不是我的亲舅舅，是我同学顾树柏的舅舅。顾树柏是我苏州高中的同班同学，是跟我一起在农村坚持自学长达十年的一个好朋友。他有一个舅舅叫徐学明。徐先生以前是中学教师，我第一次见到徐学明先生，就跟着顾树柏叫他舅舅，一直没改口，实际上我应该叫他徐老师或者徐先生。他是我的良师。这个良师的意义在于，当时我正在自学英语，因为好不容易搞到一套当时的大学英语教材，就是许国璋、俞大絪主编的大学英语。那套教材每一课后面都有习题，我自己读了这个教材，做了习题，但我不知道做得对不对。这时候徐学明老师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我们当时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做习题以后就写在一张纸上，用一封信寄给顾树柏，顾树柏再转交给徐老师，他就给我批改。这样前后长达两年，他一分钱都没有收过。他当时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读书，他觉得要鼓励我，所以充当了我的义务老师。这是我当知青以后碰到的唯一的、真正的良师。

益友也有，也同样在我的《浮生琐忆》里写到过一个，就是在安徽省泗县汴河公社卫生院的一个医生，他姓熊，我们都称他为熊医生。我漂泊到汴河去，户口还在生产队，但是人在汴河农具厂里做工。我刚去就听当地知青说，卫生院里有一个熊医生，他属于儒家学派。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医生，而是当地的群众包括那些知青看见这个熊医生比较温文尔雅，在他们的理解中儒家学派都应该是温文尔雅的，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外号，当然他也是那个卫生院里唯一的安徽医学院毕业生，有本科文凭的。我跟熊医生后来开始交往，他年龄比我稍微长一点。我为什么称他为益友？因为他也是在那个年代非常罕见的支持我读书的人。那时候我读书，听到的都是冷嘲热讽，因为整个社会盛行“读书无用论”。我是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我肯定上不了大学，读书能有啥用？

但是熊医生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怎么会认识的？我那时候也不大生病，从来不去找他看病，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走到一起了。那时我在农具厂做工上夜班，有一天晚上夜班上得很晚。当时我正在自学英语，要写作业。半夜下班以后我回到宿舍，照常就着开水吃了两个馒头，就开始做作业。大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檐下挂着的冰柱有一尺长，非常寒冷。我们农具厂跟熊医生所在的卫生院是邻居，中间有一道围墙，其中倒塌了一段，所以是相通的。熊医生那天晚上值夜班，但是到下半夜没有什么病人，他就待在值班室里。他从窗户里远远看到农具厂这边有一个窗户还亮着灯光。他很奇怪，这么冷的天，下半夜怎么还亮着灯光？他就从围墙缺口走过来看，当时我正在屋里埋头写作业，他就冒着大雪站在窗外，隔着窗户看了我好几分钟，也没打扰我。第二天他专门到我的宿舍来访，说昨天晚上我看到你在那里看书，在那里写字。他说这个年头居然还有人刻苦学习，他很感动，后来我们就相交了。他虽然是医学院的学生，但是他热爱文学，他有几十本文学的藏书。那时候我们没有书的来源，买不到、借不到。我自己那时候也有二十来本藏书，所以我们交换阅读。他曾借给我一本很好的书，就是《勃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我借来没几天，这本书就丢掉了，可能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后来没有办法，我赔了他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熊医生是那时候很少能遇到的鼓励我读书、支持我读书的益友。

经师：程千帆先生

我30岁以前也曾遇到过良师益友，但人数很少，跟我后来从事的专业也没关系。1979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1979年我以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的身份，提前报考研究生。本来想考南大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没学过第二外语。南大的考试科目中有一门是第二外语，规定在英语以外的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间任选一门，我都没学过，因为安徽大学的第二外语要到大二下学期才上，我还在大二上学期，还没开第二外语课，我没法报名，就临时改报中文系。中文系的研究生考试不考第二外语，只要第一外语就行了。我是临时改专业考到南大中文系的，考的就是现在我从事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指导教师就是程千帆教授。说来很不敬，我那时候都不知道程先生是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我在高中时候喜欢理工科，虽然我业余也读一些文学书，但是我知道的都是古代文学方面的老一辈学者，比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封面上写的五个主编我是知道的。我读过那本书，萧涤非先生、王起先生等，但程先生不在里面。程先生已经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程先生是谁，直到填志愿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以为他就是南京大学的一个老先生，一直住在金陵城里的，没想到他比我早一年才从武汉街道上被我们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请来的。这些情况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我盲目填了志愿报考，就考上了。1979年9月我离开安徽大学，离开合肥，到南京大学来求学，开始有了我自己的专业，就是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专业后来就是我一辈子安身立命之本了。但是凭良心说，当时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专业思想，我那时候提前考研究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想把在安徽大学每个月领到的18元助学金增加一倍。那时候研究生的助学金是35元，所以我想考上了助学金多一点，日子过得稍微宽松一点。18元一个月非常拮据，我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所以一开始我想考外语专业，临时又转了中文专业，考什么专业都行。

我到南大来报到时，专业思想还没有确定下来，那时候学位制还没有颁布，我们不分什么硕士、博士，就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可以有一个工作，那时候工作都是分配的。我原来在农村当知青，当了十年，很羡慕别人当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我想读了研究生出来可能会当上正式的中学教师，就会有一个工作。至于说什么专业，无所谓，命运派我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都可以的。到了南大以后没几天我就见到了导师程千帆先生，他就是我这本《师友记》中重点记述的第一个良师，也是我一生中间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良师。这本书一共收录50篇文章，其中有8篇是写程先生的。

为什么说他是我的第一个良师？我遇到程先生以后，受他教育、跟他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真正具有了非常明确的专业思想，就是我这辈子就学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学科了，这辈子坐在冷板凳上再也不离开了。以后不管有没有这方面好的工作，反正搞这个专业不变，这个思想是跟着程先生学习以后才有的。古人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古人把老师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师，一类是人师。经师是专门教你怎么读书，管业务的；人师是培育你怎么做人，管为人的。程千帆先生就是经师兼人师，他这两方面做得都非常好。这里我解释一下，这本书照理说应该收入我写程千帆先生最长的一篇文章，叫作《程千帆评传》。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是我早年写的，对程先生有一个全面的介绍，但是我编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那篇文章有点像论文的写法，而这本书都是散文随笔，所以我就没收。下面讲一下程先生这个人为什么是我的良师。

我们进了程先生的门下以后，程先生首先在业务上指导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是唐宋诗歌。我有两个同学，我的师兄徐有富、我的师弟张三夕，他们都是从湖北考来的，我是从安徽考来的。程先生在专业上对我们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那个时候学位制还没颁布，大学里的研究生教学制度还不够严谨，比如没有课程体系。程先生说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说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他亲自为我们三个人开了两门课，都是在教室里站在讲台上讲的，后来身体吃不消坐着讲，但一直在大教室里讲，因为旁听的人非常多。这两门课，一门是校雠学，程先生说这是教你们怎么收集材料、怎么整理材料的一门学问，是辨别材料的全缺真伪的学问；还有一门是杜诗研究，是进行作家研究或作品研究的典范示例性的课程。这两门课讲完以后，程先生说，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们了，接下来你们自己读书就行了。所以他老人家亲自给我们讲的课就是这两门，其他的就是叫我们读书。

应该说，跟着程先生学习，从经师这个角度，我自己觉得他的教学是非常严格的，我的学习也大致上算是合格的。两年过去以后我们就毕业了，那时候学位制已经颁布了，有了硕士、博士的说法，我们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我又跟着程先生读博。那时候国家刚刚开始招博士生，我们南大也是第一批被批准招博士生，学校里规定一个博导只能招一个学生。全校那时候应该有三十来个博士生导师，最后只选十个人，文理科加起来十个老先生，每人招一个学生，程先生就招了我，我就跟他读博士。读了将近三年，导师是程千帆先生一个人，博士生是我一个人，那三年中间南大中文系没有招第二个博士生，那时候全系也只有一个博士点。程先生指导我一个人读博士学位，他老人家觉得还不够，他觉得我基础太差。我基础差，没读过中文系本科，很多科目是陌生的，很多书也都没读过。程先生觉得我应该恶补，他一个人精力不够，他聘请了另外三位老师——周勋初教授、郭维森教授和吴新雷教授。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一起来指导我这一个学生。在这将近三年里，应该说他们对我的指导跟训练是非常严格的，我也是学得非常努力的，甚至是相当艰苦的。

我由于天分有限，最后学得不是太理想，但是我还是非常努力的。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作《江西诗派研究》，在论文答辩以前这篇论文的一个附录就是《黄庭坚“夺胎换骨”辨》，已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我1984年毕业，1983年这篇论文已经发表，说明这本博士论文中有一部分已经达到发表到顶级刊物上的水平。答辩以后过了两年，这本博士论文就作为一本专著出版了。这本书第二年就评上江苏省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后来还评上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本重要著作，所以它还是一本被学术界有一点认可的专著。这不是说它有多高的水平，而是说作为一个博士生毕业交的这样一份答卷，大概还算合格的。我博士答辩后的第二天，南大中文系的副主任许惟贤老师通知我备课。其实我在开始工作以前系里已经内定我毕业留校，南大中文系对我还是很厚爱的，从来没有让我当过辅导员、班主任，直接让我走上讲台。我毕业以后一直在南大教书，一直在上课，先教本科生，上世纪80年代还教过专科生，那时候招过一个专科班，后来教硕士生、博士生，一直在上课。后来程先生退休了，周勋初先生他们也退出教学第一线，我就成了我们教学团队的负责人。在我的领导下，我们团队被评为国家优秀教学团队，我们的课程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课程，应该说在教学方面大体上合格吧。

人师：程千帆先生

以上是程千帆先生作为一个经师对我的培养，下面重点说一说人师。

程先生说过，培养学生最主要的是教他们怎么做人，所以人师比经师更加重要。程先生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师。对我来说，程先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帮我确立了专业思想，帮我确立了人生的道路选择。虽然我们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学科，在社会上比较边缘，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热点，但是我一辈子就研究它了，就坐在这个冷板凳上绝不离开了，这种坚定的信念完全来源于程先生。

我认识程先生以后，后来才慢慢了解，原来他老人家有那么曲折的人生历程。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还是系主任，但是1957年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分子，离开了教学岗位，甚至离开了武大，到沙洋农场去放牛。程先生后来回忆说，“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时间都放牛去了，前后十八年”。我务农十年，他放牛十八年。经过这样一段坎坷历程的这批老专家，改革开放以后我也见过几位，当然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更多。这些老一辈学者，等到1978年以后，他们平反恢复名誉了，因为年纪都比较大，精力不济了，所以很多老先生就安度晚年了。但是程千帆先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外。他以武汉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大老校长匡亚明先生聘请回来当教授的时候已经65周岁了。他平生受到的折磨比较多，看上去跟我们现在65周岁的人不一样，现在寿命长了，65周岁的人有时候看上去还不是太衰老，但程先生到南大的时候满头白发，而且身体比较衰弱。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到晚年，好不容易平反，恢复了名誉，程先生不像有的老先生那样安度晚年，不是的，他的晚年焕发出了他的学术辉煌，可以说他最后的二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光芒四射的一个阶段。这一点，跟他对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学科、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衷心热爱有密切关系。这不是一个学问的选择，而是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程先生一共出过两套全集，第一套叫《程千帆全集》，500万字；第二套也叫《程千帆全集》，新编的，700万字，收了很多新的材料。这两套书都是我主编的，所以我比较熟悉。第二套《程千帆全集》在2023年出版以后，在江苏书展上举办了一个发布会，那个标题起得很好，叫作“一生求索，九死未悔”，我觉得这八个字是对程先生学术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的委屈，那么多的折磨，但他一旦恢复工作以后，原来对这个学科的热爱完全焕发出来，所以他最后的二十年是用整个生命扑在事业上面，扑在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上面，更重要的是扑在他的教学上面，培养了我们这批学生。所以完全是在程先生的身教、言教之下，我才有了自己的专业思想，我才会决心成为一个一辈子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我一生中碰到过的最好的良师就是程千帆先生，这本《师友记》里前后有8篇文章是专门写他的。

《师友记》的前二辑

这本书的结构是这样的，它一共分四辑。第一辑、第二辑都是写已经故去的师友，这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第三辑、第四辑写的人物现在还在世。第一、二两辑怎么分的？第一辑写的都是南京大学的老师，包括程千帆先生，到后面的郭维森老师、吴翠芬老师，都是南大的老师。第二辑都是过世的外单位的老师，包括我们同城的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其他学校的老师。除了程千帆先生以外，这本书的第一辑中同时还写了我的另外两个导师，一个是周勋初先生，一个是郭维森先生。他们对我这个研究生也是非常用心地指导，而且他们对我们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至于外校的老师我也稍微提两句，第二辑里面写的是已经过世的外校的老师。我与这几位老师相识，最主要的就是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博士毕业是在1984年，因为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次文学博士论文答辩，所以学校非常重视，程先生本人也非常重视，这是他一生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所以他要检验一下到底合格不合格。所以我的博士论文，程先生请了好多著名专家来评审，如北大的林庚先生、山东大学的萧涤非先生、中山大学的王起先生、复旦大学的朱东润先生等一批著名学者来做我的论文评阅人。这里面有两个先生，一个是萧涤非先生，一个是王起先生，他们就是游国恩那套《中国文学史》的五大主编之一。当年我在做中学生的时候读那套书，看到封面上五大主编的名字，觉得那是云端里的人物，没想到几十年以后我的论文请他们评审，他们都写了评语，这个评语现在还保留在我手里，当然是复印件。这么多著名学者来评审我的论文，给我写评语，他们也就成为我的老师。

还有曾经参加我论文答辩的老师，比如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先生、陕西师大的霍松林先生、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以及南师大的唐圭璋先生，等等，他们都是我论文答辩的委员。他们不但评审论文，还参加答辩，具体地对我进行指导，这些当然都是我的老师。在明清时代，在科举考试中，对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叫座师，我和这些老师的关系可以说是类似性质，他们是我的座师。

还有一些是我没有见过面的，比如程先生的老师刘永济先生。刘永济先生是当年武汉大学的一级教授，程先生平生非常敬重这个老师，为他专门写过文章。后来武汉大学开会纪念刘永济先生，我作为程先生的弟子也去参加。我觉得他是老师的老师，程先生的学术、为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刘永济老师的影响，这其实就是薪火相传，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过程，所以他也是我的老师。

还有一些不是南大的，也不是南师大的。比如江苏省有一个地方院校叫淮阴师范学院，这个学校有两个研究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一个是于北山先生，一个是周本淳先生，我对他们很佩服。周本淳先生我见过。于北山先生我从来没见过，但是他的三本南宋诗人年谱——《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和《杨万里年谱》写得非常好，学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在研究陆游、杨万里的时候经常把于先生的三本书拿来作为参考。所以我读他们的著作，从他们的著作中受到教益，我也把他们认作老师。

第一辑、第二辑介绍的内容主要是这样两批人，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已经过世的友人。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这本书的特点，“师友记”，“师”肯定是老师，“友”应该是朋友，一般来说是同辈人，但是这里我引用程千帆先生转述的黄季刚先生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学问既成，师弟即是朋友”。一对师生当然是一个教导、一个学习，但是学习结束以后，他们就成为朋友了，所以学生也是老师的朋友。我说的益友中也包括我的若干位学生，凡是毕业比较久的学有所成的学生也都是我的朋友，这本书里也写到过，有的读者觉得这是破例，其实不是。

比如我写到一个已经过世的学生，她是我的硕士生，刚过40岁就英年早逝了，我怀念她，也把她写进去。书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就是我的一个韩国留学生，叫崔南圭。他很特别，他本来已经在台湾读过一个中文学科的博士学位，后来又到南京大学来跟我再读一个博士学位，他真是喜欢中华文化。崔南圭到中国来求学的过程比较艰苦，他所在的韩国全北大学跟江苏的苏州大学是姊妹校，他到南大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时间是在苏州大学教韩语。他住在苏大，每周有两到三天到南大上课，每周都来往南京、苏州两地之间，那时候没有高铁，火车比较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在教室里上课，外面大雪纷飞。他冒着大雪，从火车站匆匆忙忙下车，奔进教室，头发眉毛都沾着雪花。我当场就举《送东阳马生序》来表扬他好学的精神。我以前不给学生的博士论文写序，但是崔南圭的博士论文我破例写了一篇序，我觉得这样一位异国青年，刻苦地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他跟我学习的具体情况，我不讲的话别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也收在这本书里面。

《师友记》的后二辑

《师友记》的下半部，第三辑、第四辑写目前还健在的师友，既有老师，也有朋友，朋友也包括我的学生。最年长的一位是云南大学的张文勋先生，今年刚满100岁，他是程千帆先生的好朋友。程先生1978年6月得到南大邀请，8月来到南大。1979年3月张文勋先生在云南大学举办全国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及教材编写会议”。学术界在那个时候十年都没开过会，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开这样的会。张文勋先生作为会议的组织者邀请程先生前去。程先生到昆明去开会，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的七个常务理事之一。这是程先生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学术亮相。所以张文勋先生真是程先生的好朋友，他虽然比程先生年轻好多岁，但是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张先生提携了程先生。我去年4月到云南出差，参加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专程到云南大学去拜访张先生。《师友记》里有一篇文章记录我见到张文勋先生的经历。

后面两辑也记了一些其他老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其中写得篇幅较长一点的是关于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王先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可以说是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术领袖。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二十多年前成立的时候，他就当选为会长，我也一直是搞宋代文学研究的，所以无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参加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中，我经常见到王水照先生，也在他的指导下受益匪浅，怎么治学、怎么组织学会等各方面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所以这本书里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是写王水照先生。

刚才说了良师，下面稍微重点说一下益友。我写的主要的益友是谁？或者在我心目中什么样的朋友是益友？我举两个人为例。这本书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两篇文章。他们是我心目中的益友。

第一个就是《文学遗产》的前主编陶文鹏先生。陶先生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在社科院工作。他一直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从编辑做到副主编、主编。《文学遗产》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一本学术刊物，它专门刊发古代文学论文，其他刊物只是部分刊发。所以它是我们学科里的学者最重视的一个刊物，陶文鹏先生可以说是执牛耳者。他做副主编、主编，有审稿权、发稿权，可以说所有的论文都经过他的审查甚至修改。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肯定要向《文学遗产》投稿，因此一定会和这样一个学界的执牛耳者发生联系。我也投稿，所以跟陶文鹏先生肯定会发生联系。我写陶先生的两篇文章，特别是第一篇文章，标题叫《一杯淡水变清茶》。我跟陶先生的交往，长达二十多年，可以用一句古语来说，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淡如水”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以文相交，不是以利相交，请客喝酒之类的事情，从来没有过。我文章里举了例子，陶先生有一次到我们南大来出差，为了我们集体的一个笔谈，后来这个稿子也在《文学遗产》发表了。当时我们学科经费比较紧张，只能按照规定来办，我为他预定了南大招待所一个两人合住的普通房间，电话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房间里没有电话，要到总台打电话，是条件比较差的房间。我也没有特殊招待他，只是给他买了饭票，让他一日三餐都在招待所食堂吃。我们就是这样很正常的平平淡淡的交往，但是陶先生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他照样也发了我的论文，也发我们南大老师的论文，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跟他交往平淡如水就歧视我们，从来没有，这一点我非常看重。为什么说后来“变清茶”了？前年他到武汉来参加我们宋代文学的年会，那时候他退休了，已经不当《文学遗产》的主编了，这时候我可以送他一小罐茶叶了，以前我从来不送的。那天我带了一小罐茶叶送给他，朋友之间有了一杯清茶的交往。我觉得这是学界良好的风度。陶先生当然学问也做得很好，他特别重视艺术鉴赏，艺术分析做得很好，这一点我非常赞赏，但是我更敬重他的为人。

还有一个朋友是已经退休的闽南师范大学的前校长林继中。我这本书里也有两篇文章写他，因为我跟他交往比较密切。我们都热爱杜甫，可能是这个原因，使我们成为好朋友。林继中的博士生导师是山东大学的萧涤非先生，萧先生是老一辈学者中最有名的研究杜甫专家之一，非常有成就，林继中是在他那里读博士的。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做《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的整理。《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亡佚了，散乱不全了，林继中花了很大工夫搜罗亡佚，最后集结成一个新的注本。他写了一个长达五万字的前言，对赵次公其人其书，整个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这本书是一本质量非常高的学术专著。萧涤非先生是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的好朋友，所以林继中的博士论文写好以后，萧涤非先生第一时间就请程先生做他的论文评阅人，萧先生也是我的博士论文评阅人。程先生跟萧先生是好朋友，他们双方的学生也请对方来做论文评阅人，所以我们按照传统的说法，可以说是通家子弟。

但真正使我们交际比较密切，不同于跟其他学界朋友的关系，可能是我们都热爱杜甫。林继中对杜甫研究非常下功夫，而且成就非常高，见解也非常好。我虽然成就、见解没有他那么好，但是我也是热爱杜甫的。我们热爱杜甫不仅仅是喜欢读杜诗、喜欢研究杜诗，而且我们热爱杜甫这个人。林继中曾经跟我说过，他后来在闽南师大教学，说到杜甫，有的同学说我们现在好像读杜甫没有像你们那样产生非常热爱的感情。林先生说得很好，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挨过饿，你们没有受过生活的苦，所以不了解杜甫的伟大、杜甫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也是，可能我们两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历练中间，慢慢地走近杜甫、了解杜甫、热爱杜甫，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默契。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研究其他诗人也许要强调客观，不能太主观，不能有感情渗入进去，但是研究杜甫是例外，热爱杜甫不会影响你研究杜甫的学术成果，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因为热爱杜甫是一个原初的冲动、原始的动力，热爱杜甫以后才有更大的动力把他搞清楚，把这个事情往深处挖。大家都知道“千家注杜”，杜甫研究的成果太多了，有一点点小的突破都非常难，为什么我们还愿意花力气在很难突破的地方下功夫？花很多力气，吃很多苦，最后可能得到一个小小的成果，为什么？就是完全出于热爱，不热爱的话完全可以选择其他阻力小一点的题目来做。所以我跟林继中成为好友，可能热爱杜甫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师友记》里我写朋友，一个人写两篇文章的就是陶文鹏和林继中，这是我心中的益友。

还有一个群体也要稍微解释一下，也许有的读者读完会有点疑惑。我的书里有一些我为南大的学生刊物写的序言，我说话的对象就是南大的学生，甚至是我们的本科生。他们为什么也是我的朋友呢？也是由于黄季刚先生的那句名言：“学业既成，师弟即是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古人说“教学相长”，我觉得老师在教学生的过程中，学生提出来的疑问，也会促进你的学术思考，这实际上是互相有益的，所以我非常看重学生。学生后来学成以后，他们就是我的朋友，这本书里也把他们写进去。

总的来说，《师友记》写了我1979年考进南京大学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以后，我接受命运恩赐给我的那些良师和益友。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年轻时候命运不好，我1966年夏天高中毕业，1977年冬天才参加高考，人生很坎坷。但是自从我30岁从事这个专业以后，苍天对我有所青睐、有所恩赐，这个恩赐就是赐给我这么多的良师益友，正是这些良师益友陪伴着我走上治学路，一直走到今天。下面我再说一说我自己在良师益友的引领和帮助下，自己在这条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走上治学路

我今年已经76岁，垂垂老矣。梁启超说得好，“老年常思继往”，我现在也经常回忆往事，一个是回忆我以前的老师、朋友，另一个是回忆我以前的经历。下面从我的经历方面说一说为什么程先生是良师，为什么周勋初先生、郭维森先生以及外校钱仲联先生他们都是我的良师，又为什么陶文鹏先生、林继中先生是我的益友，这些良师益友对我这个比较普通的学者起到什么样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我进了南大以后，在程千帆先生的身教言教之下，慢慢走上学术道路，开始有了自己的专业思想。这个专业思想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热爱，决心要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这个学科，奉献给这个事业。

程千帆先生热爱中国古代文学，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不仅仅是像有些学者那样埋头撰写学术著作或者学术论文，他除了个人的学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普及工作。他跟他的夫人沈祖棻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编纂一部重要的普及性著作《古诗今选》。沈祖棻先生善于鉴赏作品，她那本《宋词赏析》是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都非常喜欢的一本读物，很多老师也赞赏不已。她跟程先生合著的《古诗今选》，是一本通代诗选。时间段实际上是古人说的“八代”，从汉魏六朝一直到南宋。对长达七八百年内的五七言诗，选最好的作品进行注、讲、评点，这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工作。

这跟程千帆先生对古代文学学科性质、特点的认识有关系。程先生认为，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是我们的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份文化遗产，比如我们这个学科的处理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那些古代的诗词名篇传到今天，当然它的其中一个价值就是提供给学界进行研究，成为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我们所有同行都用很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些作品，从中产生无穷多的论文论著，这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以外，程先生还认为，假如仅仅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看作一种象牙塔里的艺术，把它的活动仅仅局限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深墙高院之内，不走向社会，不让社会广大读者有所了解，它的意义是完全不够的。他认为古代文学的一些最好的作品，传到今天更大的意义应该是全民阅读，供广大的读者来阅读，这才是真正地传承文化。传承文化不是少数学者的专利，而是整个民族的神圣事业。

所以作为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必须要在这方面承担起应该有的社会责任。他跟沈祖棻先生花那么大的力气，前后修订无数次，《古诗今选》到今天已经有八个不同的版本，当然我比较推荐的是第五个版本，这是我帮程先生整理过的。在编程先生第一套文集时，那时候我在他的指导下对《古诗今选》进行整理所形成的那个版本。程先生对普及工作非常看重，这个重要性完全不亚于他本人的学术专著。这个精神，从我跟着程先生学习以来，我自己觉得是心领神会的。

我毕业留校以后，最初的一二十年，我的主要工作可能都局限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面。我自己觉得我从来没有做过老师，一天也没有上过讲台，不像我的很多知青朋友都做中小学的民办教师，我是毕业以后直接走上大学讲台，教本科生、研究生，所以我战战兢兢，要把课上好，也花了很大力气，自己觉得做得也还对得起我的良心。后来在程先生精神的感召下，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有朝一日，等到我的水平再好一点，等到我自己的学养再深厚一点，我也要像老师一样，用一部分的时间跟精力做普及工作，把我自己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心得、一些想法介绍给社会大众，也把我所研究的对象——那些非常优美的古典诗词介绍进千家万户。只有让唐宋诗词走进千家万户，它们的光辉才能真正焕发出来。

后来机会来了，我就开始慢慢地走出南大校园，走上电视台，走进社会上的图书馆，走进兄弟院校，甚至走进社会。我的写作跟讲课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南大的校园，我开始做普及工作。应该说这一二十年来，大概从我60岁以后，我在普及工作上面投入的精力比较多。当然也是时代进步了，到了这个时代，要继承传统文化的呼声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不像程先生那个时代做这个工作也许还冒着一点风险。大家都觉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要继承好，一定要做好普及工作。

我后来做普及工作比较多一点，其实也完全归因于我生平结识的这些良师益友，首先当然是程先生，益友当中比如陶文鹏先生。陶先生有两本普及性质的书，叫作《点睛之笔》，写得非常好。他把唐诗宋词中的名句拿出来进行分析，非常浅近可读，容易理解，这对广大读者是非常有好处的。我近些年来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比较主要的，一个是做公众讲座，一个是写普及读物。做公众讲座，首先是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我去过三次“百家讲坛”，第一次讲诗歌唐朝，第二次讲白居易，第三次讲一个专题“杜甫草堂”。“杜甫草堂”专题是跟其他老师讲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的，内容不多，讲了四讲。诗歌唐朝和白居易分别讲了十四讲和十二讲，后来出成了两本书，一本是《莫砺锋说唐诗》，另一本是《莫砺锋评说白居易》。

还有一些是直接写的一些关于古代文学的随笔，比如我阅读古典诗词的一些理解的过程、我的感想、我的评论，跟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我试图讲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名句名篇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现代生活的什么场景下会特别感受到它们巨大的艺术魅力，我现身说法，根据我自己平生的经历，来说一说我读这些名篇的过程、感想，这个比较主要的是《莫砺锋诗话》。还有就是像《漫话东坡》等书，挑选了一些我热爱的古代作家来进行普及。

这些工作跟程先生的精神，跟程先生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性质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我确实是在他那种精神的引导下、感召下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有一些职业自豪感。从事这个学科的自豪感在哪里？这个学科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其中的普及工作非常重要，应该把它做好。

《师友记》的意义

最后说一说《师友记》这本书的意义。虽然书里没有说，但是我想如果它有一点点意义的话，就在于从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学者，从一个比较冷僻的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学科，来说一说我生平碰到的这些良师益友。良师和益友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实际上都是我们整个文化传承中间的一个环节，或者若干个环节。文化的生命就在于传承，假如没有传承、缺乏传承，任何文化都要毁灭的。中华文化之所以五千年不绝，关键就在于代代传承。古圣贤孔子也好，朱熹也好，他们一生中都用很大的力气在讲学，在收学生、教学生。这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传承文化。庄子说得好：“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闻一多先生解释“薪”，就是古人没有蜡烛，用一根木棍缠上一些动物的油脂，晚上点燃来照明，这就是类似于后来的蜡烛。庄子说一根薪的燃烧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快要烧成灰烬的时候，第二根薪又点燃，一根一根接下去，这个火种就能传下来，永远不灭。所以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我们手中代代相传就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体现。文化传承的精神、规律就在这里。

《师友记》里我自己碰到的良师益友，他们做的工作性质可能有点不一样，他们个人的贡献大小也不一样，但总体来说都是这个薪尽火传过程中具体的一个环节。无数的水滴、无数的小波浪形成长江大河，文化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都是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部分。这些微小的组成部分加起来，就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江大河。

我现在也垂垂老矣，《师友记》不是当作一本书来写的，是我这十几年来写的零星的散文随笔收集在一起而编成的。写的时候较有感触，纪念这个老师、纪念那个朋友，或者由于某件具体的事情，比如某人过生日，或者出一本新书的发布会，就写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合在一起，它的一个总的性质就是我生平中间遇到的良师益友。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遭遇，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它其实就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间，某个学者，跟他的老师辈，跟他的同辈，以及他的学生辈，这一代学者到下一代学者，代代相传过程的一个记录。所以如果说这本书有意义的话，它的意义可能就在这里。这就是我的《师友记》。

当然我相信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会出版更多的学者的散文随笔、学者的回忆录，也一定会涌现出更好的书。这些书多了，凑成一个比较巨大的存在，它的意义可能就凸显出来。这就是从我们古代文学这个角度，把我们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鲜活细节给记录下来。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一个个学者，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一生的历程、他们所做的贡献就是文化这条长河里面无数的浪花。我想这类学者回忆性散文的意义可能就在这里。当然我这本书写得不够好，里面的人物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依然是这条文化长河里的浪花，在这方面还是有一点意义的。

（作者系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本文系根据作者于2025年7月24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166文学讲座”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原载《博览群书》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