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黄斌，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研究员，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宿杨，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鲜明特点，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空间，又在文化传承、生态安全与边疆开放格局中发挥重要战略作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需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各民族地区要素禀赋、文化条件与独特发展潜能，以破解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难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指出各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依循其内生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路径，完善“有效市场”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改善基础设施和优化制度供给，共同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该路径不仅有助于实现效率与增长的统一，也能在初次分配中促进就业与公平，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结构性支撑，同时契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技术范式深度变革、生产体系与力量结构深度重组，世界经济格局呈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态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八国集团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治理结构让位于二十国集团，标志着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结构的制度性转折。现代化已不再是少数国家制度模板的扩散，而是在不同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20世纪初，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联军”所在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50.4%，经济力量的集中使其在军事、科技与制度领域形成压倒性优势。至2000年，“八国集团”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仍达到47%。然而，经历21世纪前20年的全球化发展，至2018年该比重已经降至34.7%，而其中80%的降幅源于中国占比的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购买力平价口径测算，中国自2014年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这一结构性变迁的决定性力量。一方面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随着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的进步，技术扩散成本下降，全球产业链加快重塑；另一方面是中国选择了一条符合自身禀赋结构的发展道路，在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技术追赶能力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快速崛起，并在数字经济、绿色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形成与西方并行甚至局部引领的新态势，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自主性、可持续性和整体性特征的现代化道路。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组织逻辑从效率优先的超全球化模式让位于更加注重安全性、韧性与区域再平衡的多目标模式，国家现代化路径的选择愈加依赖其自身的要素禀赋、产业基础与制度能力。全球现代化范式的加速分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也表明中国路径的生成具有内在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兴发展模式，它所体现的结构逻辑、制度组织能力与规模经济特征，为探索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我国民族地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近三分之二，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保障和向西开放的关键空间，也是统一大市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布局中的重要连接地带。然而，民族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和制度供给等方面长期存在阶段性约束，易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路径依赖、要素错配与结构性锁定。随着数字经济加速、绿色转型深化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此类约束若不及时化解，将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协调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如何通过理论创新来破解民族地区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难题，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工具。该理论强调，发展路径必须立足于各地在每个时间上给定、随着时间可经由积累而变化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由此内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可行的产业选择；而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所需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与外部性补偿往往难以由市场自发供给，需要政府因势利导予以完善。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现代化的关键并非超越禀赋条件强行推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于识别内生于禀赋结构的可行发展空间，通过完善交通、能源、数字等基础设施支撑，促使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战略要求，构建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识别与结构变迁机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民族地区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从潜在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跃升，并进一步为提升民族地区现代化能力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民族地区的战略地位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生成与理论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要素禀赋、生产结构与制度体系的长期实践成果提炼而成的理论总结。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中国已从“引进—消化—吸收”的模仿式工业化成功转入以结构变迁、制度适配和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这一伟大实践充分验证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的形成依托以下三大机制：第一，要素禀赋结构的持续资本深化与工业体系的不断升级与完善。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7%上升到2024年的17%左右，其优势不仅体现为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能力，也体现在新技术、大市场与产业配套、人力资本结构之间形成的协同效应。第二，制度体系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针对性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领先的交通、通信与能源网络，促使增长潜能持续转化成现实增长动力。适时调整的产业政策、科技攻关与对外开放等制度安排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产业结构变迁能够在稳定预期下推进。第三，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驱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并转化为长期增长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1992年到2022年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年均名义增速达13.2%。与此同时，出口依存度显著下降，其占GDP比重从2006年35.4%的高点下降至2024年的约18.9%；内需与服务业主导性不断增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于2012年达到46.4%，稳定超过第二产业，并于2024年提升至56.7%。中国经济正向以内需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演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企业成长提供了长期稳定的需求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生成与理论内涵突破了新自由主义“强市场、弱政府”的教条，也超越了旧结构主义忽视市场效率的路径，探索并形成了一套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范式。其中，“有效市场”通过价格发现机制揭示潜在比较优势，“有为政府”则通过基础设施、制度供给与外部性补偿降低转型成本，促使潜在比较优势能够顺利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从全球现代化理论演进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既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更有创新和突破，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制度演化机制与产业升级规律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要求
与“小型开放经济体”推动产业升级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广阔的国土面积上，以整体协同和系统推进为核心特征的全面现代化，其复杂性远超传统的西方式现代化路径。后者往往依托工业革命窗口期，通过外部扩张、殖民掠夺和制度输出获得发展空间；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内部实现持续增长动能、均衡的区域结构与稳定的制度体系三者的统一。
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五个显著特征和内在属性：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既构成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人力资源潜力，也会带来一系列难题和挑战。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导向，也是实现超大规模市场的必由之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先增长再“等待”市场扩散，而必须统筹就业和收入，着力在发展过程中同步实现分配结构优化，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和要求。
上述内在特征与整体性要求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发展路径，也决定其不能依赖外部市场扩张，而必须立足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等资源和环境约束，发挥好人力资本、超大市场和优秀传统文化等禀赋优势，在统一的市场体系、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中依靠自主创新、内生增长与制度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和要求，若区域发展差距固化，不仅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禀赋优势，还会扭曲统一大市场的价格信号，阻碍“有效市场”的形成，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这一发展的根本前提，最终削弱国家整体的结构韧性与长期增长基础。
（三）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战略地位
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并非仅仅是价值立场的简单表述，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要求。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战略地位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
其一，民族地区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民族地区的稳定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我国2.2万余公里陆地边境线中约1.9万公里分布在民族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广阔疆域是我国建设超大规模市场的地理基础，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状况也关系到我国的战略纵深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主动能力。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多元一体文化整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影响国家的文明形态和文化认同，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大局。
其二，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然禀赋基础。在能源方面，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化石能源储量和风、光等新能源蕴藏量均居全国前列，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在水资源方面，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西南多民族聚集区域是我国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战略性矿产方面，无论是铜、铁等矿藏还是近年来日趋重要的稀土、锂等资源均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在土地资源方面，随着气候变化和生态治理，未来我国主要可开垦耕地也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区。此外，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多样，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已经设立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主体区域均位于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聚居区域。
其三，民族地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支撑。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超1.25亿人，占总人口的近9%，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民族地区产业多元、文化灿烂，资源禀赋独特，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部分。民族地区还是我国内联外通的重要通道，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口岸数量超百个，其交通体系、产业链嵌入能力和开放平台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水平。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蒙俄通道、中老铁路、中吉乌铁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跨境通道与合作项目，构成了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
其四，民族地区是决定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影响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环节。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结构与历史发展路径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在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单元。民族地区能否实现更快速度、更高质量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全国区域差距的收敛速度，更从根本上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成色与发展韧性。
作为统一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业体系、市场体系与空间结构的协同重构，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必须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大局，而只有民族地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简单复制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自身要素禀赋结构，走符合比较优势的现代化路径。
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
新结构经济学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具有物质第一性特征并构成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最小投入元素的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作为理论体系构建的切入点，由此内生出随着经济体要素积累带来该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产业技术结构的动态变化。在其分析视野中，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与制度结构并非分离的政策维度，而是生产力发展带动下的互动体系：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潜在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决定可行技术与产业结构，而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主要作用则在于降低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与转型成本，推动潜在比较优势向现实竞争优势转化。这一结构逻辑使其得以突破基于发达国家既有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为隐含基准的传统经济学范式，为理解发展差异、结构转型机制和后发赶超策略提供具有普适性又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特征的理论框架，并为分析中国不同区域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结构约束与可行路径奠定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表达
区别于对既有发展模型的技术性扩展，新结构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方法论的现实深化与当代展开。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及其结构性特征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通过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新结构经济学进一步指出：决定一个经济体发展阶段和可行产业结构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力总量，而是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组合，以及该结构所能支持的技术和产业类型。
与此相比，以新自由主义和制度决定论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往往以发达国家现有制度为普遍参照，将制度视为可外生移植的万能变量，忽视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产业基础和技术能力上的阶段性差异，从而使制度移植在发展中国家频繁失败。在尚未形成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匹配的要素禀赋结构之前，强行照搬发达国家制度与产业政策往往会造成扭曲与资源浪费，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增长困境。
从经验事实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2.6%，大致相当于1946年的德国、1956年的日本和1985年的韩国，而这些国家在随后16年中均实现了超过9%的年均经济增长，其中人均GDP剔除人口因素后仍保持在8%以上。该事实一方面表明，在技术、产业处于追赶的后发阶段时，一个国家无需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即可实现高速增长，关键在于选择与自身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产业与技术路径，并通过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降低结构变迁成本、保障转型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在2035年前保持年均5%~6%的增长，到2049年实现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从而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完全可能的。
（二）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
要素禀赋是构成任何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组成元素，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一个经济体在特定发展阶段所面对的基本物质约束条件与可行机会集合。土地、劳动、资本的相对比例决定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并由此界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及可达到的生产力边界。由此，一个经济体的可行技术选择、产业结构乃至相适配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均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
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将比较优势理解为基于相对成本差异的静态分工格局，新结构经济学将其界定为生产力结构的内在反映。亦即，比较优势并非外部市场短期价格信号的结果，而是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适配性的集中表达。当产业结构与技术路径适配要素禀赋结构时，经济体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其生产要素，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推动资本有效积累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反之，则会引致结构性扭曲、资源错配与增长停滞。
比较优势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要素积累呈现动态演化特征。随着资本形成、劳动力素质提升、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技术扩散，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将发生系统性改变，比较优势也随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这一演化过程构成“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变迁”的内生互动链条：比较优势的变化决定产业升级方向，产业升级反过来又促进要素积累、技术提升与制度改进，从而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进一步演化，形成动态递进的增长机制。
沿比较优势方向推进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并通过三个机制实现增长与分配的同步改善：其一，在发展早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提高就业和劳动收入，优化初次分配；其二，伴随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来的生产率提升，推动劳动回报率上升并导致资本回报率趋于递减，最终促进收入结构自然趋于均衡；其三，企业盈利能力增强扩大税基，使政府具备更强的财政能力以改善公共服务并强化再分配体系。
由此可见，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约束下实现产业阶梯式跃升的内在机制，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具体展开。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构升级路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基础。
（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关系
比较优势并不会自然转化为竞争优势，产业结构升级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只有市场与政府协同作用，才能有效地实现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替代性制度安排，而是在要素禀赋结构约束下形成的相互依赖、功能互补的协同机制。随着经济体在要素积累、产业升级和制度调适中的不断演进，市场与政府分别承担方向识别与发展条件塑造的功能，共同推进潜在比较优势向现实竞争优势转化。
市场之所以“有效”，在于其能够通过价格体系真实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使企业据此识别与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与技术路径。在任一发展阶段，相对要素价格不仅反映稀缺性，更指向符合经济体当期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技术路径”。企业顺应价格信号进入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领域时，最易形成规模扩张、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升，推动产业结构沿禀赋升级方向演化。反之，缺乏有效的价格体系或忽视价格信号的结构性偏离往往产生结构扭曲、效率损失与增长停滞，导致经济体难以形成持续累积的自生能力。
然而，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克服结构升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高固定成本、外部性溢出、跨行业协同需求及基础设施和制度供给不足等约束。譬如，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规模经济与跨期性，技术创新存在知识外溢与高风险不可分性，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升级通常依赖统一的标准体系、制度安排及信息平台，若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协调，则常因激励分散、风险规避及协调成本高企而出现低均衡锁定，致使潜在比较优势难以显化。
这也是需要政府“有为”的主要原因。政府的功能并非替代市场，而是基于结构变迁规律的因势利导，通过改善硬件基础设施、优化制度供给、完善公共信息体系、补偿创新外溢、降低产业链协同成本等方式提升经济体的公共禀赋结构，引导市场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发挥效率。而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源于对瓶颈环节的精准应对，而非超越比较优势地盲目“升级”或无差别的大水漫灌式支持。
当实际产业结构偏离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应然结构时，不仅表现为效率损失与资源错配，也会影响产业链稳定性与增长可持续性。扭曲既可能来自政府超越比较优势的盲目干预，也可能源于市场条件不足、基础设施短板或制度供给滞后。因此，结构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笼统地“加强干预”或“全面放松管制”，而在于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准识别应然结构与实然结构之间的偏离，并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逐步纠偏，推动产业结构能够沿比较优势方向顺畅升级。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关系，本质是依循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律，在适度、适时和适配性的范围内形成的制度互补机制。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揭示比较优势与产业方向，政府通过提供适宜公共禀赋结构降低转型成本、提升整体效率，二者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共同支撑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四、民族地区比较优势识别与现代化路径构建
在既有发展叙事中，民族地区常被置于“落后—追赶”的线性框架中，发展任务被理解为缩小差距与补齐短板。然而在新结构经济学视域下，其发展状态更应被理解为由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生态功能、文化结构与制度供给能力等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构性差异。该差异不仅决定民族地区独特的发展路径，也构成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民族地区既是安全屏障，承载着关键的国防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功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和稳定前提；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拥有丰富人力资本、广阔产业升级前景和巨大消费潜力，是对外开放尤其是面向“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还是丰富中华文化、富裕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载体。因此，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在充分认识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符合其禀赋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将其内在潜能转化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支撑。
（一）民族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决定一个区域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可行技术路径、生产组织方式与制度需求。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自然资源和初级劳动力相对充裕的禀赋特征，但并不能基于此便简单认为民族地区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民族地区的要素禀赋是高度差异化的，其现代化也不是在同质化起点上展开的，而是在由自然条件、人口格局、生态功能、基础设施形态、社会结构与制度供给能力共同构成的结构性空间中演化，其差异性既体现约束，也蕴含潜在比较优势。
从人口上看，人均GDP较低并不意味着民族地区拥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民族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往往呈现出多族群共居、小族群聚居的特征，“熟人社会”特征明显。这一特征导致了其劳动力组织程度偏低，抬高了公共服务成本，影响了人力资本积累，但也孕育了多样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使其在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中更具差异化和特色性。
这一人口分布特征与自然地理禀赋相关。民族地区尽管也有平原、口岸、港口等适宜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禀赋条件，但大多广布高原山区、河谷盆地、荒漠草场，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这就导致了在民族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典型的高成本、低密度特征，不仅限制要素流动与市场规模扩张，也决定了产业组织的可行模式——更依赖点状、链式、季节性和生态嵌入式组织方式，而非沿海地区依托密集交通网络和规模经济形成的集聚式制造体系。
生态资源丰富而脆弱既构成民族地区发展的刚性约束，但也塑造其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战略地位，决定其应然的产业结构不可能沿着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路径扩展。但与此同时，生态产品服务具有强外部性和全国性属性，决定了民族地区在能源资源保障、生态产品供给以及相关的绿色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创新方面更具优势。
制度供给能力不均衡亦构成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约束。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也导致了其在产权保护、营商环境、金融服务、公共治理等方面存在阶段性不足。
以上述要素禀赋结构为给定的初始条件和分析元点，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长期呈现出资源型或初级产品主导的格局，产业链条短、组织化程度低、技术积累薄弱，其生产方式更多依赖自然禀赋而非资本和技术。这一禀赋结构差异既构成其应然生产结构的基本约束，也界定了比较优势的类型边界与结构升级的可能路径。
（二）民族地区比较优势的识别
在民族地区现代化推进中，比较优势的识别不应停留于对自然资源、生态条件或文化资产的静态罗列，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化特征也并非某种生产要素的绝对丰富或稀缺，而是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以及生态、 区位与文化等禀赋条件在特定空间格局与社会组织方式中的组合关系。应对这一组合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推演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并判断在何种产业方向上能够以最低成本、最少扭曲和最高效率实现生产组织。
譬如，土地广袤但资本稀缺的地区，其产业组织方式天然难以依赖高资本密集型路径，而更适宜采取资源加工、生态保护型生产、社区嵌入式产业等组织方式；高原、高山、荒漠等特殊自然条件使农牧活动、绿色能源、生态治理等生产方式具有天然可行性；沿边区位为跨境贸易、通道经济与区域合作提供了制度与市场潜能；多民族文化的积淀则为文化产品、旅游体验和手工艺等产业赋予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因此，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应当被理解为禀赋结构内生出的效率前沿，而非资源型经济学意义上的“拥有某种资源就能发展某种产业”。
基于此，民族地区比较优势的识别须从“禀赋结构—相对价格—比较优势—生产结构”的逻辑链条入手。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对稀缺性塑造生产成本结构，而成本结构决定哪些产业最具效率优势。鉴于民族地区普遍具有资本薄弱、人口分散、生态敏感、市场半径受限等特征，其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不是规模经济主导的产业，而是能够在生态约束下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在文化嵌入中形成高识别度、在区位条件下构建开放优势、在生态系统服务中生成新价值体系的产业。换言之，民族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与可行产业技术结构内生于其独特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的自生能力乃至区域的竞争优势均源于选择与这一内生结构相适应的产业与发展路径。
同时，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动态性。随着基础设施改善、教育与医疗条件提升、数字技术扩散、制度环境优化与市场链接能力增强，原有禀赋结构将发生阶段性调整。例如，资源型优势可通过产业链延伸转化为加工型或服务型优势；生态优势可借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转化为绿色经济与低碳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可通过通道经济建设与跨境治理机制创新转化为开放型竞争优势；文化优势可借助数字化、品牌化转化为文化创意与体验经济优势。
因此，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是一次性识别、一次性确定，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和转化的过程。比较优势的识别也应着眼其演进潜力，而非以静态资源禀赋作为产业选择的唯一依据，不仅仅是判断在当前发展阶段最具自生能力与效率优势的产业方向，也要预判其由此形成与禀赋结构相适配的新的比较优势体系，为下一阶段的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奠定基础。
（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
比较优势并不必然带来竞争优势，尤其在民族地区，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优势往往受制于基础设施薄弱、市场半径有限、要素配置受限以及制度供给不足，其结构变迁既难以依靠市场自发完成，也无法依赖政府单方面推动，而必须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中实现：有效市场通过相对价格体系揭示比较优势方向，促使资源沿最具效率优势的产业路径集聚；政府则通过提供与应然生产结构相适配的“最适宜公共安排结构”——涵盖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补偿外部性并改善发展条件，促使潜在优势释放并进一步转化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的转化过程实质上是禀赋结构不断逼近生产结构、应然结构逐步替代实然偏离的动态调整过程。
在这一转化机制中，硬的基础设施构成物质前提。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瓶颈不仅源于投资规模不足，更主要体现为结构性不适配。以规模扩张为导向的基础设施体系难以契合民族地区由自然地理、空间格局、要素禀赋和产业组织方式共同决定的应然生产结构，必须按照比较优势产业的需求进行精准配置。如特色农牧业的发展更依赖冷链节点、产地仓储与质量溯源体系；生态产品供给需要生态监测网络和生态资产核算体系；文化旅游和特色手工业等产业需要数字展示平台与智慧服务系统；沿边地区的发展则需以口岸基础设施、通道经济、跨境物流体系为重点。唯有当硬基础设施供给与比较优势方向形成结构性匹配，才能有效降低产业进入成本，使潜在比较优势具备现实转化的物质基础。
相适应的软的制度安排内生于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应然生产结构。除了完善产权制度、提升金融可得性、强化人才吸引机制、增强公共服务能力，以降低企业进入门槛，稳定投资预期外，更关键的是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跨区域流通体系完善、跨境贸易便利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电商与供应链体系构建等方式扩大有效市场半径，突破民族地区因人口分散而导致的生产和需求约束，推动比较优势产业能够嵌入更大范围的市场体系，进而得以引入创意设计、品牌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并形成规模经济、品牌效应与持续的盈利能力。
产业组织方式在比较优势的转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既不属于当前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不属于政府直接供给的公共安排结构，而是二者在技术路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条件共同作用下内生形成的生产组织结果。作为连接禀赋结构与公共安排结构的中介性结构，产业组织方式决定着潜在比较优势能否在价值链嵌入、规模经济形成和知识溢出扩散中获得放大效应。在民族地区产业链短、企业“小散弱”、组织化程度低的背景下，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多层级合作社体系建设、产业园区与产业集群培育、区域产业联盟协作机制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可显著提升组织化水平，增强知识溢出、技术扩散与价值链延伸能力，促使比较优势具备进入全国乃至全球竞争体系的组织基础。
总而言之，民族地区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是有效市场提供方向、有为政府塑造条件、产业组织方式形成放大效应的长期过程，其本质是在硬的基础设施与软的制度安排的共同改善下，促进比较优势从潜在能力转化为企业自身能力，进而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最终形成高质量、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四）在新的战略定位中因地制宜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引。民族地区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但民族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决定了其不能简单照搬国家要求和东部地区、发达地区的路径和举措，而必须依托于民族地区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和相关制度安排，因地制宜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找准新的战略定位。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创新并不仅限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也并不仅限于原始创新。民族地区往往不具备东部地区充沛的创新要素和发达的产业基础，但在生态承载力、自然和文化资源、空间容量等方面拥有独特禀赋优势，由此在能源资源保障、特色农牧产品供给、特色文化旅游和民族手工产品等领域具有潜在比较优势。民族地区必须也只有依托上述禀赋优势，选取适宜的创新路径，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和产品模式创新、制度创新和加强创新成果应用等低生态成本和低文化冲击的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实现现代化。
协调发展要求民族地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区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具有能源输出、农牧产品供应、生态保护与跨区域通道建设等关键功能，在区域分工体系中不可替代。通过优化横向财政关系、强化跨区域协作机制、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成本，民族地区可逐步嵌入更高级别的产业链体系并形成更强的产业承载能力，通过区域协同逐步实现从基础功能区向综合战略支撑区的跃升。
绿色发展进一步凸显了民族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民族地区的绿色发展不仅意味着生态保护，更在于依托其绿色能源、水资源、战略性矿产和生态资源等禀赋优势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发展绿色能源、生态产品、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生态修复及生态技术等逐步构建起新型产业体系，并借助制度创新，将生态优势有效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优势。该生态型产业体系既服务国家的全面绿色转型，也为民族地区提供了高质量、低冲击的增长路径。
开放发展进一步凸显沿边民族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点定位。伴随“一带一路”、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深化，沿边民族地区的跨境贸易便利性、口岸经济与通道经济潜力不断释放。这有助于推动沿边民族地区从传统边贸向供应链节点的功能转型，促使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承接出口、链接进口的重要枢纽，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在民族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
共享发展是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建立符合其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并提供相适宜的公共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唯其如此，发展成果才能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系统性、可持续地转化为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与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
概而言之，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受益者”“跟随者”甚至“受援者”，其本身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资源能源等关键禀赋的“支撑者”、文化多样性的“供给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保障者”、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链接者”，是构建和丰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力军”。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也并非单向追赶，而需在新发展理念引导下因地制宜地构建独具特色的“嵌入式”发展模式，既要立足要素禀赋结构，推动要素融入统一大市场、优势产业嵌入现代产业体系；也要发挥禀赋优势，形成发展特色，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文化、生态和社会形态；还要嵌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塑造新的开放型增长空间，成为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区域。
五、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与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战略前瞻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是党中央在深刻把握外部环境的复杂演变与国内发展的阶段性转型基础上形成的系统性战略。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在此时提出、为何能够在中国实现、为何必须覆盖所有民族地区”，不仅要从国家价值目标与制度理念层面理解其必要性，更需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环境、中国发展阶段跃迁的历史逻辑以及民族地区禀赋结构与制度条件出发，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性基础、历史性生成逻辑与内生性动力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量”的合理增长，更追求“质”的有效提升，强调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态结构、社会结构与制度结构的系统性升级。而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整体跃升、结构优化与体系稳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地区能否构建与国家总体战略相衔接、并支撑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综合能力。民族地区的发展须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逻辑起点，通过有效市场识别比较优势，依靠有为政府营造发展条件，在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下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现实竞争力，最终构建起支撑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区域功能体系。
面向2035年，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路径可以沿两个维度同步展开：其一是“收敛式提升”，即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市场体系、制度供给、数字治理等方面系统性缩小差距，为产业发展、要素流动和治理现代化夯实制度性与要素性基础，确保其深度嵌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保障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受益。其二是“优势型突破”，即推动其独特的生态、文化、资源与区位禀赋实现价值跃升，在国家生态安全、绿色能源体系、战略资源保障与文化传承创新等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全国意义的功能型增长极。
前瞻21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深化，民族地区的发展定位亦将迈向整体支撑和功能引领的新阶段，其主要贡献将体现为：在生态文明体系中承担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与高质量生态产品供给功能；在国家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体系中提供绿色能源、战略资源与清洁能源产业链的长期支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文化整合、空间联结与文明传承的关键作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成为通道型、枢纽型、平台型的开放节点。“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将不再仅是政治愿景，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内在必然，更将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中国范式。
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