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先生首先是古文字学家，但在他的治学生涯中，古籍整理工作事实上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拿古书校读来说，从1978年发表《〈论衡〉札记》，到2017年发表《〈孙子·用间〉校读一则》及《追记》，几十年来不断有新的校读见解产出（有关文章已收入2012年出版的《裘锡圭学术文集》和即将出版的《裘锡圭学术文集续编》。下引裘文均出自此二书，为节省篇幅，不另注），可见先生一直对此热情不减。
裘先生平素读书，有随手更正校点排印之误、核查相关材料、手自笔录制作“卡片”的习惯，即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我们当年复印过裘先生自用的《殷虚卜辞综述》，可说是批得“朱黄满纸”（批校内容多已写入《评〈殷虚卜辞综述〉》一文）。裘先生所写的《评〈新语校注〉》，不但十分具体地讨论了这一整理本在校注、体例等方面的长处和不足，还指出此书标点的可商之处和一些错字。如果不是认真批读过全书，并对有些问题作过考察，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篇言之有物的书评的。此外，裘先生还有一些古籍点校意见未曾正式发表。如颜春峰、汪少华《〈周礼正义〉点校考订》的“前言”里提到“裘锡圭先生惠借其手批《周礼正义》中华本”，得以吸收裘先生改正的他们没有注意到的13处点校错误（2页，中华书局，2017年）。手批本想必还有其他内容。据汪祖康为裘先生口述《说“道”“德”》一文所作的记录，裘先生为了治《老子》，曾作过《老子指归》的札记，校正了《指归》上的误字。惜并未成文。2012年，裘先生在接受中华书局成立100年的采访中，谈及中华书局出版的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整理本有标点错误，但没有详细说明。颇疑裘先生应该也有相关的手批。
裘锡圭先生晚年提出“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重要学术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古典学”这个术语本是从西方学术界借入的“舶来品”，使用这一术语的人所指称的对象不尽一致，或有较大的出入；现在有些人甚至把跟中国古代有关的学问都包括在“中国古典学”之中，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裘锡圭先生在2013年发表的《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中国古典学”中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为“上古的典籍”：
中国古典学是对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还可加上与先秦典籍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汉代的书，如《史记》先秦部分、《淮南子》、《说苑》、《新序》【引者按：裘先生后来在《说“道”“德”》中指出至少还应加上《韩诗外传》】、《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问，具体说来，应包含对先秦典籍的搜集、复原（对在流传过程中有残缺的或本身已经亡佚、只在其他古书中有引文的书以及新发现的散乱的书尽可能加以复原）、著录、校勘、注释解读，以及对古书的真伪、年代、作者、编者、产生地域、资料来源和价值、体例和源流（包括单篇的流传、演变，成部的书的形成过程和流传、演变等情况）的研究。
这实际上就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国古典学”就是整理、研究中国上古典籍的学问。裘先生的这一界定，使得“中国古典学”真正具有可操作性而不至于沦为虚名或成为某些人牟利逐名的工具。
不过，裘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古典学重建”，跟过去的古籍整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说，“重建”之于从前的“建设”，具有新的内容和视野。由于“二十世纪是出土文献大发现的时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从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战国秦汉时代抄写的埋藏于地下的文献层出不穷”，“那些从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有传本的先秦典籍的抄本，其时代早于传世刻本千年以上，它们在校正文本、研究典籍的真伪、时代和源流等方面具有巨大价值”，“由于上古著作中内容相同或相似的篇章、段落或文句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古书里重复出现，那些佚书的抄本对传世典籍往往也能起到与它们本身的古抄本相类的作用，有时还能用来研究有关传世典籍的资料来源和形成过程”（《〈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丛书〉序》）。简而言之，我们现在有了可资“重建”的大量新材料。这些重要的新出文献，绝大多数是过去从事古典研究的学者从未见过的，价值极大，它们可以改变我们对上古典籍的认识，重新审视过去的“建设”成果。从新出文献发现、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来看，目前的确已经到了应该“重建”中国古典学的时候了。
以裘先生晚年致力的《老子》这部典籍为例，按新出文献的时代先后为序，现已发表的有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三组（战国中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甲本时代较乙本为早，西汉早期）、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老子》（西汉中期）等，可算是新出文献中出土最多的一种“古典”了，因而也是相关研究成果最多的一种，这当然为《老子》进行新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老子》也是历史上研究积累颇多的著作（上自皇帝，如唐玄宗有《御注道德真经》；下至道士、和尚，如鸠摩罗什、僧肇也注过《老子》，但据考可能是唐人托名之作），根据传世本的文句所能想到的各种解释，前人差不多都已想到过；关于《老子》的成书、流传情况，书的作者、编者等问题，根据传世本所能想到的各种设想，前人也差不多都已提到过。要在《老子》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就非利用新出文献不可。
裘锡圭先生“中国古典学重建”的学术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它是有一个逐渐清晰、发展的过程。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一份学术遗产，在此有必要对裘先生“中国古典学重建”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一番梳理。
裘先生有关“中国古典学重建”的思想的发展，历时四十余年，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可举若干篇重要文章作为代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
代表文献：
《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1980）——此文写成于1980年5月20日，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1981）——此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年第6期，具体写成时间不详，从文中已提到发表的《重要性》来看，应该写于1980年下半年至1981年上半年之间。
《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1986）——此文写成于1986年4月26日，原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
大家知道，裘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主持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秦汉文字资料的整理工作，这些出土资料里有不少是跟传世上古典籍（即“古典”）有密切关系的文献，利用这些秦汉时代墓葬出土的文献可以解决不少“古典”的真伪与时代、体例与源流、校勘与解读等问题，特别是20世纪产生过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古史辨派”对一些上古典籍真伪和时代的看法，在这些新出文献面前，遭到了动摇或否定。大概从那时候起，裘先生就有意关注新出文献对于研究传世典籍的重要作用。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就是1980年发表的那篇《重要性》。此文继承王国维等人所倡的“二重证据法”，通过大量实例，无可辩驳地宣告了新时代要在上古典籍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必须充分利用新出文献。后面1981、1986年那两篇文章可以看作对《重要性》的补充。
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与“古典”有关的新出文献大多为秦汉文字资料，战国墓葬里出土的典籍类文献数量极少（当时似乎只有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有关申徒狄的一种，且残损严重），所以这一阶段裘先生所使用的出土文献的范围还较为狭窄。但是，后来所总结的“古书的真伪与时代、古书的体例与源流、古书的校勘与解读”等古典学的几个重要方面，这一阶段的文章基本上都已涉及，只是这时还没有提出“古典学”和“古典学重建”，而是用“古籍校读”、“古籍整理”等说法指称后来所谓的“中国古典学”。不过，由于这一阶段尚未明确使用“古典”、“古典学”等概念，这些文章里所讨论的“古籍”的范围要比后来界定的“古典”更广一些，如《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1986）讨论了利用出土秦汉文字资料校读《盐铁论》的《散不足》篇里“尚韦”“綦下”以及《复古》篇里“扇水”为“肩水”之误。按后来对“古典”的定义，像《盐铁论》这样的书恐怕就不宜归于“古典”了，甚至连“与先秦典籍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汉代的书”也算不上。
裘先生这一阶段对古典学若干问题的论述，也有一个增扩的过程。如《重要性》（1980）主要篇幅是讨论“古书的校勘与解读”问题的，基本未涉“古书的真伪与时代、古书的体例与源流”；至后二文，才把“古书的真伪与时代、古书的体例与源流”也纳入其中，并放在“古书的校勘与解读”之前，以凸显其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要性》（1980）中，裘先生已经对《老子》的有关问题发表重要看法了。这就是今本《老子》第七十五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在马王堆帛书甲本中作“人之饥也，以其取食之多也，是以饥”，“
”字乙本作从“足”从“兑”，应该都是当道路、路径讲的“隧”或“遂”的异体，“‘取食
’的意思就是取得食物的途径。今本说人民饿肚子，是由于统治者剥削得太厉害，人民不把死当作一回事，是由于统治者过分追求好的生活。帛书本则说人们饿肚子，是由于他们获取食物的途径太多；人民不把死当作一回事，是由于他们自己过分追求好的生活。从《老子》的思想和文章风格来看，帛书本应该是可信的”。今本的“税”则是后来对统治者征收赋税、剥削民众不满的人有意误读、修改的。北大汉简本《老子》简104此句作“人之饥也，以其取食脱之多也，是以饥”，文句与帛书本相同，唯“
”作“脱”，显然也应该读为“隧”或“遂”。可见帛书本的表达不是偶然的，应该合乎《老子》原貌（北大汉简整理者从《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的“一说”读“脱”为“术”，其意与读为“隧”无别。但从《老子》全书的用字看，以读“隧”或“遂”为妥。裘先生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老子》甲本注释中有进一步说明）。这是裘先生第一次根据出土本对传世《老子》的文义作颠覆性的校读。我认为，这次校读不但对于理解《老子》原意十分重要，对于理解裘先生校读《老子》的思路和方法也很重要。后来裘先生根据出土简帛本指出《老子》的“绝仁弃义”本当作“绝为弃虑”、“宠辱若惊”本当作“宠辱若荣”等，今本文句都是后学有意的误读或篡改，其阐释思路正导源于此。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90年代
进入90年代，裘先生在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方面，写过一些解决具体问题的文章，如围绕他在《重要性》（1980）等文中已经提出的以“佴”为“耻”、以“埶”表“设”并或与“执”互讹等用字情况，进一步增广其例，进行个案研究。这一阶段综合性的文章可举以下几篇：
《四十年来发现的简帛古籍对传世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要）》（1996）——此文只是一个提要，写于1996年，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5卷第1期（1996年），全文没有写成。文题所谓“四十年来”，指从1957年长台关楚墓出土竹书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竹书、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收购回一批竹书。
《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1998）——此文原载《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对裘先生发现的以“佴”为“耻”、以“埶”表“设”及其与“执”互讹这两个重要的用字情况作系统的总结和介绍。
《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1999）——此文是裘先生1998年10月在日本的中国出土资料学会所作讲演的底稿，在国内刊物发表时稍有增补。
这一阶段的三篇文章，与80年代的文章相比，更具有总结性和纲领性：《提要》（1996）是对此前利用出土简帛文献整理传世古籍工作的总结。《用字方法》（1998）是对利用出土简帛文献所见新的用字方法校读传世古籍的呼吁与总结。《重要意义》（1999）注意者似不多，看起来与《提要》（1996）等文无多大差异，并且大多为综述性的内容，但窃以为此文实甚重要。这篇文章在介绍了各批重要的出土简帛古籍之后，主要论述的是出土简帛古籍三方面的重要意义：1. 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佚书；2. 提供了一些目前尚有传本的古书的最早本子；3. 使我们对古书的真伪、时代和源流等方面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还提到古书的流传、古书的体制等问题。对裘先生文章熟悉的读者，不难发现，其实这就是后来《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2013/2016）和《〈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丛书〉序》（2020）的前身。后面两篇文章不妨看作《重要意义》（1999）文的“重写”。前后数文比较阅读，可以看到裘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思考的不断深入和论述的一些变化。1998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郭店楚墓竹简》，掀起了简帛古书研究的热潮，这时需要有纲领性的文章来总结已有成果，引领未来的研究。《重要意义》（1999）写于这一时期，其意义不可谓不重要。
裘先生研究《老子》或与《老子》有关的《以郭店〈老子〉简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1998/2002）、《郭店〈老子〉简初探》（1998）、《纠正我在郭店〈老子〉简释读中的一个错误——关于“绝伪弃诈”》（1999）等文，都写于这一阶段的郭店简公布之后。
裘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考古资料与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整理》课程，现存有他最后一轮课的备课讲义。从讲义看，裘先生对如何使用出土简帛文献等考古资料研究传世古籍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已作了系统性很强的论述，并举出不少研究实例以为佐证。“中国古典学重建”的基本架构在这份讲义里已经搭建起来了。裘先生正式发表出来的这方面的文章，都可视为讲义的一部分。讲义虽是“前古典学重建”时代的产物，但现在看来，不但有其学术史意义，而且仍具很高的学术价值，期待能早日整理出版。
第三阶段：21世纪前10年
进入21世纪，就是裘先生正式提出“中国古典学重建”理念的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文献可举如下二文：
《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2000）——此文是2000年3月25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文明与古典”公开研讨会上发言的底稿。当时裘先生被指派或主动选择围绕“文明与古典”这个主题中的“古典”发言，于是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中国古典学重建”的概念，这也是他使用“古典学”这个术语的开始（参看戴燕采访《裘锡圭：古典学的重建》）。此文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古典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论述了“古史辨派”对古典学的影响和冲击，所谓“重建”，在这里应是针对“古史辨派”的古典学而言的，是跟他们进行“对话”；“重建”的资源当然是包括古史辨派在内的前人使用未广、所见不多的新出文献。当时提“中国古典学重建”，用裘先生自己的话来说，确有一定的偶然性（为了配合会议的主题），现在看来，却意义十分重大。这无异于把裘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利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古籍的工作从学术史意义上、从理论上作了一个大的提升。从此，“中国古典学重建”与李学勤先生鼓吹的“走出疑古时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等口号相埒，成为学术界的一面旗帜。此文所论述的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避免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不恰当的趋同与立异”，也成为此后学者持续关注的话题。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2007）——此文是2007年曹峰先生代表《文史哲》杂志跟裘先生所作的一次访谈，这次访谈里也谈到了“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问题，主要见于访谈的第二部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现阶段”，值得参考。
这一阶段所写有关《老子》的文章不多，主要就是《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2006）。这篇文章是对前一阶段几篇文章讨论郭店简“绝为弃虑”问题的延续和深化。
第四阶段：21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
这是“中国古典学重建”概念明朗化、理论化的阶段。代表文献可举二种：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2013/2016）——此文写于2013年，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简本”，完整版发表于《出土文献》第四辑；后收入本中心编的《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论集》（中西书局，2018年）时，增写了四条较长的按语，附于文末。上一阶段的《问题》（2000）文，虽已提出“中国古典学重建”，但当时并未说明什么是“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重建”具体应该做哪些工作等，此文则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的界定，更富于现实指导意义。此文对中国古典学发展的历史的表述，与《问题》（2000）侧重于不同阶段的“重建”的表述也有所不同。此文以各批次新出文献的时代先后为序，详细介绍了古典学重建可资利用的材料，并分“古书的真伪与时代、古书的体例与源流、古书的校勘与解读”三个方面举例说明新出文献的重要价值。通过这篇文章，裘先生把“中国古典学”的任务、目标、方法等真正建立了起来。前面说过，此文可视为对第一、二阶段，特别是第二阶段有关文章的“重写”。
《〈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丛书〉序》（2020）——此文见于裘锡圭《老子今研》书首，可视为对《重建》（2013/2016）文的“重写”。此文在架构上与《重建》大同小异，但对新出文献的介绍，是按与传世典籍的关系来分类的（分为“今有传本或与今传典籍在内容文字上有极密切的关系者”和“已经亡佚者”两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分出若干小类），与《重建》等文按资料本身的时代为序介绍不同。裘先生所以这样做，大概是为了更好地论述新出文献与传世典籍的关系，而不纯粹是简单地介绍资料。关于出土文献在研究古书的真伪与时代、形成与流传等方面的作用，此文也举出了新的例子。读者千万不要因为这是一篇“序”而轻易放过。裘先生对同类主题的不断“重写”，如细细加以比较，应可窥见其学术思想的一些变化过程，值得治学术史者留心。
《〈老子〉第一章解释》（2012）、《“宠辱若惊”是“宠辱若荣”的误读》（2013）、《说〈老子〉中的“无为”和“为”——兼论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2019）、《从古汉语中“善”的用法谈到〈老子〉中的“善”》（2022/2023）、《说“道”“德”》（未完稿）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老子》甲本释文注释的撰写和《老子》甲乙本释文注释的修订、重写，都完成于这一阶段。
通过上面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裘锡圭先生“中国古典学重建”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前后横跨四十余年；裘先生对《老子》的校读工作，如前所述，肇始于第一阶段之前（即70年代参加马王堆帛书整理工作），跟“中国古典学重建”学术思想的发展一道，也前后横跨了四十余年。裘先生之于“中国古典学重建”的工作， 既有纲领性的指导，也有大量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他的《老子》研究便是个案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对“中国古典学重建”的践行和示范。
当然，裘先生对于《老子》的研究兴趣，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第一阶段对“人之饥也，以其取食隧之多也”的解读，可能是上世纪70年代参加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时形成的意见。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裘先生似乎对《老子》并未产生太大兴趣，也没再写过有关《老子》的文章。这有裘先生自己的话为证。2013年2月22日，他在为郭永秉《关于〈老子〉第一章“道可道”、“名可名”两句的解释》所写的跋里，对没有注意到前人已就《老子》第一章“道可道”“名可名”两句发表过正确解读意见以致犯了“ ‘掠美’的严重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其中说到“周生春先生发表《帛书〈老子〉道论试探》后，曾送了我一份抽印本，我当时对《老子》还不是很感兴趣，收了文章却没有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五辑，6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按周生春先生的文章发表于《哲学研究》1992年第6期（当时为月刊），他送裘先生论文抽印本，至早在1992年6月底，这说明裘先生到1992年年中仍然“对《老子》还不是很感兴趣”。事实也是如此。裘先生发表的关于《老子》的文章，没有一篇是1992年以前写的。
那么，裘先生什么时候开始对《老子》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呢？1992年前后，裘先生虽然自称“对《老子》还不是很感兴趣”，但与此同时，他对《老子》的兴趣也正在加深。1992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裘先生发表了《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一文，在讨论《管子》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代表的“稷下道家”所说精气与“道”的关系时，自然要论及《老子》“道”的思想。裘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说：“从哲学思想发展的水平来看，《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是高于道即精气的思想的。我们怀疑前者的出现晚于后者，是在后者的影响下形成的。《老子》说‘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是否反映了道即精气的思想的影响呢？”又说：“我们认为《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比道即精气的思想出现得晚，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老子》成书的时代一定比《心术》等四篇晚。前面已经说过，稷下道家的精气说很可能是从前辈道家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的‘道’的观念当然也可能是这样的。即使《心术》等四篇的成书时代确实比《老子》晚，道即精气的思想也仍有可能比《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出现得早。”裘先生对《管子·心术》等四篇及其思想的研究兴趣，从上世纪70年代参与整理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时应该就已萌发，由对稷下道家思想的探讨，延伸到对《老子》思想的关注，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我推测，裘先生在上引跋文中说1992年前后自己对《老子》还不是很感兴趣，可能是跟后来（即本世纪一、二十年代）比较而言的，是一种“追认”，只能说明他说这话的时候对《老子》的兴趣很大，1992年前后对《老子》的兴趣不及现在大，不能说明他当时真的对《老子》没什么兴趣。如果没什么兴趣，就不会去考虑《老子》“道”与稷下道家“道即精气”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了。
而且，裘先生对《老子》“道”的兴趣在1992年之后还愈来愈浓。1995年，裘先生写了《〈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补正》一文（此文是提交给1995年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的论文。据查，此次研讨会的会期为1995年1月5～9日），改变了此前对《老子》“道”与稷下道家“道即精气”思想之间关系的看法，转而认为“《老子》的‘道’的观念，也有可能最初是直接受与‘马那’同类的比较原始的‘精’的观念的启发而形成的”，“我现在倾向于认为《老子》的‘道’的观念，最初是直接受比较原始的‘精’的观念的启发而形成的，而不是稷下道家以精气为‘道’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老子》的‘道’的观念所带有的某些神秘性，可能就是比较原始的‘精’的观念的一种残痕”，“《老子》一派道家很重视自然规律，即所谓‘天道’，他们把宇宙根源称为‘道’是可以理解的。稷下道家把精气称为‘道’，有可能反倒是受了《老子》一派道家的影响……”此文最初在《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发表时，题目叫《“道”“德”溯源（上）》，可见他是有意要系统考察“道”“德”观念的来源的，此文把“道”跟与“精气”类似的原始“马那”观念相联系，当即“道”的溯源（后来裘先生写《说“道”“德”》，对《补正》中已经说过的问题重新论述，并加以补充、纠正，这也是一种同题“重写”）。这时裘先生决不可能对《老子》还没有太大的兴趣。顺便提一下，裘先生在前面引的《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中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老子》成书的时代一定比《心术》等四篇晚”，这话很可玩味。在当时的裘先生看来，《老子》成书的时代不比《心术》等四篇早，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依《补正》的看法，这种有保留的“让步”就可以取消了。1993年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三组《老子》抄本，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正式出版，裘先生担任此书书稿的审读，贡献了不少“裘按”。不知裘先生1995年写《补正》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郭店简；至少很可能是知道有关情况，即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里出土了《老子》（1994年12月15日《湖北日报》一版发表《我国考古史上又一重大发现——最早的竹简〈老子〉等典籍在荆门出土》：“12月13日，荆门市博物馆馆长刘祖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披露新闻：‘荆门郭店一号古墓发掘整理已初步结束，其中最大收获是发现了竹简《老子》等战国时期的典籍。’”“有关专家考证，这些竹简为《老子》等五部古代典籍，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中期。”对有关情况已有报道）。所以《老子》关于“道”的观念晚于稷下道家精气说、甚至《老子》成书比《心术》等四篇晚的可能性，当然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裘先生真正对《老子》产生较大的兴趣，当始于《郭店楚墓竹简》的审读，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还可一提的是，上举第四阶段所写有关《老子》的文章数量最多，篇幅也多较长，这一时期正好裘先生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他负责重新整理《老子》，撰写了《老子》甲本的释文注释，后又完成甲乙本释文注释的修订，对有些注释作了篇幅颇大的改写，所以对《老子》有关问题考虑得较多，兴趣也更加浓厚。
大约从2016年（或许更早）开始，裘先生就想利用新出文献，并结合自己和学界已有的研究，为《老子》全书作一注释。此后所写《说〈老子〉中的“无为”和“为”——兼论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从古汉语中“善”的用法谈到〈老子〉中的“善”》、《说“道”“德”》等文，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中《老子》甲乙本一些较为翔实的注释，都是为将来撰写《老子注释》作准备。可惜《说“道”“德”》一文未及完稿（尚未写到论述《老子》“道”“德”的部分）便溘然长逝，原计划接下去投入《老子注释》的工作，现已不可能实现，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从上文的考察可以看出，裘锡圭先生关于《老子》的整理与研究，跟他所倡导的利用新出文献进行中国古典学重建合拍，都是得益于新出文献的刺激和推动，与新出文献的发现、整理、研究工作同步，彼此相互促进。如果我们体会不差，这正是裘先生有关古籍整理工作的最核心的理念。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6年第2期，第10—20页，发表时有所删节，此次刊出据作者原稿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