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8日，业师裘锡圭先生不幸辞世，作为学生，理当去送他最后一程。但讣告上白纸黑字写着“遵从裘锡圭教授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私下联系了几位同门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原来的同事，也茫无头绪，甚至连哪天火化也打听不到消息。作为跟随裘老师几十年的学生，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确实“很裘老师”，我们也就只能尊重老师的意愿。抑郁之中，谨采撷几片心中的花瓣，默默地在远方为敬爱的老师送行吧。
一、进站记
1994年10月中旬，我完成了四川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办理好离校手续，就匆匆赶往下一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报到。
当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后制度才刚刚起步，作为试点单位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每年有一个博士后名额。1994年5月，经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项楚先生和张永言先生推荐，我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提交了进站申请，合作导师就是裘老师。僧多粥少，竞争自然十分激烈。当时博士后培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培养和使用高层次特别是创新型优秀人才”。据说我的申请除了裘老师所在的古典文献学学科外，还得到了郭锡良、蒋绍愚等先生所在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支持，郭先生、蒋先生等还希望我出站后留在他们学科任教，于是我侥幸胜出了。
那天我到了北大，稍事安顿，我的师兄沈培博士就陪我去畅春园裘老师家里去见裘老师和师母，正好我以前的硕士研究生同学、朱德熙先生的博士生袁毓林师兄也在。裘老师问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有关情况，以及我进博士后流动站后的研究课题的打算，我一一作了汇报。但问到我家属是否进站以及今后工作的打算时，我说女儿刚上小学，家属仍留在杭州。至于以后的工作安排，等博士后出站后再作决定。这时裘老师不高兴了，他严肃地说，博士后名额争取不容易，其他学科也有人想进站，但我因为得到了两个学科的推荐，而且出站后要留校，这样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这个名额，而我却三心两意，他无法向系里交代。如果这样，他建议我索性就别进站了。当时现场的气氛有点尴尬。第二天裘老师要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他让我自己把这个事情向系领导解释清楚。
第二天，我给系主任费振刚先生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费主任表示理解，他说“欢迎你进站，来去自由”。我把费主任的话告诉了裘老师，裘老师说，那就你自己决定吧。有了老师的这句话，我就赶紧办理了进站手续。
进博士后流动站的机会来之不易，值得我倍加珍惜。到北大后，在裘老师的指导下，我进修了“古文字学”“考古资料与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整理”等课程，弥补了自己以往这方面知识的欠缺，也大大拓宽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领域，从而为更深入的研究准备了条件。
根据进站时签订的协议，我在北大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主要研究课题是《汉语俗字丛考》。俗字研究是我国文字研究中的最为薄弱的环节，这种落后状况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现有的一些大型字典如《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在俗字的收录、辨析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九十年代初，我便写过《俗字研究与大型字典的编纂》的长文，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谬承裘老师赞赏，把它推荐给《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版）发表。到北大后，在裘老师的鼓励和直接指导下，我便把《丛考》作为自己的博士后课题，试图对《康熙字典》等大型字典在俗字方面的缺失进行一次总的清算。燕园丰富的图书资料，浓郁的学术气息，名家云集的师资队伍，为莘莘学子的成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好氛围，我的研究工作也如鱼得水，进行得相当顺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先后出版了三部学术专著，并在《文史》《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九篇，其中多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那真是我学术生涯中一段最具活力和创造激情的美好时光，令人无法忘怀。1996年岁末，我如期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汉语俗字丛考》书稿的写作，并举行了论文报告会。与会专家对我的报告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郭锡良先生说，“这一课题完成得相当出色”，“这部书稿不仅很有实用价值，而且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何九盈先生说，本书“规模之大，创获之多，可谓前所未有”。裘老师也说，作者“立论审慎，创获极多”，“其成绩大大超过了前人”。当然，我深知这些评价只是老师对自己学生的提携和鼓励，未必真实地反映了书稿所达到的水平，我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如果说我在这两年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也只能归功于裘老师和郭先生、蒋先生给我提供这一宝贵机会，归功于杭大、川大、北大三所母校的老师们的培养和教诲，归功于我国的博士后制度为我们创造的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两年的博士后经历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最靓丽的一个闪光点，也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博士后出站报告《汉语俗字丛考》经进一步修改完善，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先后评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出站后，我还曾在2001年、2005年先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优秀博士后奖”“全国优秀博士后称号”。这双份荣誉，我不敢说唯一，至少是个位数的幸运者之一。
二、特殊的关爱
严谨求实是裘老师为人的名片，也是他做学问的风格。凡是与裘老师接触交往过的领导、同事、朋友、学生，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裘老师对人、对事那种一丝不苟、嫉恶如仇的一贯作风。不管治学也好，处事也好，眼里掺不得沙子，这就是裘老师！在裘老师身边两年博士后流动站的学习经历，对他严谨求实的学风，我更是有切身的体会。对我行为处事的不妥之处，或书稿中的问题，哪怕是一个字写得不够规范，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够准确，裘老师都必定要一一当面向我严肃地指出。所以每次去见裘老师，我都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
不过，这只是裘老师为人的一个侧面或外表，其实我感受更多的是裘老师对后学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提携。裘老师和我硕士生指导老师郭在贻老师、博士生指导老师项楚老师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古代语言文献研究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生前惺惺相惜，切磋砥砺，学术上互引为知己。1989年初，郭老师英年早逝，裘老师和朱德熙、何九盈、蒋绍愚三位先生联名发来唁电，在致哀的同时，“望郭在贻教授的研究工作有人继续”。此后我们整理出版《敦煌变文校注》《郭在贻文集》等，都得到了裘老师等先生的关心和帮助。
1993年中，拙著《汉语俗字研究》撰写完成。这可以算是一部拓荒性的著作。但我以前接受较多的是训诂学、敦煌学方面的教育，而本书主要属于文字学领域，自感根基不够扎实，对书稿的质量也没有充分的把握。于是便通过我的师兄沈培博士，侧面询问裘老师能否赐序。没想到，裘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裘老师在序文中一开头就说“张涌泉君是亡友郭在贻先生的学生”，就是这样，裘老师一直关注着郭老师学术事业的传承，关注着我们这些郭门弟子的成长。后来我的博士后报告《汉语俗字丛考》又再次承蒙裘老师赐序。裘老师为人写序或评阅论文，并不是只看一下前言后记，草草说几句好话就敷衍塞责，而是会把全书通读一遍，写出他的真情实感。如裘老师评阅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逐页指出其中的疏失，原表格的两页纸写不下了，还“接另纸”，另外再加一纸，密密麻麻总共写了三页。裘老师为《汉语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两部书稿写序同样如此，他除在序中对拙稿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又另外用数纸列出原稿中的具体疏误，让我修改。裘老师平时惜时如命，这样写一篇序或评议意见该耗费多长时间呀。正因为太过认真，裘老师替人作序不多，据《裘锡圭学术文集》所收，总共也只有14篇，而我的著作就占了其中2篇，这是何等的恩遇呀！
1994年7月3日，裘老师为张涌泉博士论文所写的评阅意见
“思勉原创奖”是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奖项，该奖以“原创”为引领，提出“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填补空白、载入史册”的获奖标准，实行专家推荐制，全程实名评审。很荣幸，我的著作《汉语俗字研究》荣获第二届“思勉原创奖”。后来我从评奖办公室了解到，拙著是裘老师推荐参评的。2013年10月26日，我在思勉原创奖授奖仪式上的发言中说：
裘锡圭先生是我国最著名的文字学家之一，我和其他许许多多喜欢汉字的初学者一样，是在裘先生的著作《文字学概要》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本书初稿完成后，承蒙裘锡圭先生审读并赐序，裘先生在对拙稿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书中的许多疏误。书中同样也凝聚着裘先生的心血。这次裘先生又在我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拙著参评“思勉原创奖”，能得到裘先生这样的严师的肯定，是一个学生莫大的荣耀。古人说举贤不避亲，虽然我未必能当得上“贤”的称号，但前辈学者对晚辈后学的殷切期盼，同样弥足珍贵，我将永远铭记在心间。
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事。中国文字学会是直属于教育部（国家语委）的国家一级学会，首任会长为裘老师，副会长为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兼秘书长）、时任国家语委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伯熙。2003年5月，中国文字学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会长为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教授，副会长为时任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王铁琨（兼秘书长），我作为一个普通教授，也被推举为新一届理事会的两个副会长之一，当时我自己也感到很意外。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特意请教了一下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铁琨副司长，他明确告诉我，是裘老师推荐的。终于解开了多年来心中的谜团，不禁让我泪目。就是这样，裘老师对人对己都很严苛，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无比慈爱的长者，对晚辈后学，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总会想方设法给予提携和帮助，不拘一格爱人才，不拘一格荐人才，这也是裘老师！
前两年，裘老师和师母住进了养老院，我会在每年春节期间去看他们。今年2月9日上午，我们全家又去看老师、师母。中心办公室小杨事先打电话告诉了裘老师，裘老师说，怕让我们“太受累了”，又坚持预订了一桌菜请我们一起吃饭。那天看到裘老师和师母清健的神态，胃口也不错，心里很高兴，相信两位老人一定会康健百岁的。没想到，不到三个月，裘老师就猝然离开了我们，痛何可言！哀何可言！
三、一个纯粹干净的学者
裘老师是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同声赞誉。同时他又是一位嫉恶如仇、严以律己、敢讲真话的纯粹干净的学者。他早年主动辞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评审组专家等重要学术头衔，坚决不当挂名的主编，显示了一个纯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和学术良心。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决不同流合污。曾经有一所南方的大学聘请他当兼职教授，说每年会付给一笔可观的酬金。因有熟人牵线介绍，裘老师一开始勉强答应了。但过了两天，那所大学当初登门的教授给裘老师打电话，说他本人申报了某某项目，请裘老师予以关照云云。裘老师发现此人动机不纯，当即予以婉拒，并坚决拒绝再当什么兼职教授。我做博士后期间，节假日去看望裘老师和师母，有时会顺路买点水果，裘老师和师母也不让，师母甚至还下了最后通牒：“张涌泉：今天是中秋，家里有月饼，你自己吃罢晚饭就来。不过，你若想再带东西来，就不要来，我不客气！”老师、师母给我们定了规矩，那我们学生自然只有听话的份了。
2005年，裘老师离开工作了45年的北大中文系，调到复旦大学工作，震动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关于裘老师离开北大的原因，众说纷纭，作为当时裘老师团队的一员，我这里只想说，裘老师在意的是学科的发展，在意的是学校对人才的重视。正是在复旦大学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短短20年间，裘老师到复旦后组建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现已成为世界顶尖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作为这个中心的首任主任，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裘老师离开北大，作为北大中文系曾经的一员，我也为母校感到无比的惋惜。但即便如此，裘老师依然赢得了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学术界的广泛崇仰和爱戴。如北大中文系系友、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学科副主编的郭力学长在《北大中文系裘锡圭先生和他的出走复旦》一文中说：“先生不仅是古文字学的泰斗，而且是如今社会少见的极为纯粹干净的学者，现今泛滥于学界的种种功利世俗与先生完全无干，先生始终以自己的学术坚守和人格追求引领着学术界的一股清流。”在北大中文系2025年毕业典礼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教授代表教师发言，他强调学术的“执着”，他说：“5月8日，曾在我们系任教四十余年的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大家裘锡圭先生辞世，传统人文学界痛失泰斗，不胜其哀。裘先生崇高的学术声誉，是对他纯粹学者风骨与卓越学术成就的褒奖，而其学术成就的取得，正是来自毕生心无旁骛、专注于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的执着。”裘老师去世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发来唁电，称誉裘老师“高贵品格、道德与文章广为各界尊崇。先生是一代学术宗师，是我们的学术榜样和人生楷模”，说出了学界的共同心声。
裘老师辞世后，据说他的家人遵从裘老师的遗嘱没有留下骨灰，我们门生后学永远失去了去墓前瞻仰祭拜老师的机会。但正如北大中文系的唁电中所说，“哲人云逝，伟业不坠”！我们依然可以在老师不朽的著作中接受精神的洗礼，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敬爱的老师，您安息吧！！！
2025年7月12日于杭州
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25年第6期。
